大軍挺進抗日戰場之前
—— 讀史筆記

◇ 趙政民

一支威武雄壯的大軍出動了，跨過黃河，馳過平原，咚咚腳步聲震動山西大地，獵獵戰旗攪動太行呂梁山水。與此同時，遠在江蘇、浙江、安徽一帶的另一支強兵勁旅，也龍騰虎躍，在村落密布、水網縱橫的南方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殺敵的抗日大戲！

這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依據時代需要、由工農紅軍最新組編而成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歷史證明，這是一支理想遠大、豪情滿懷、特別能戰斗的隊伍，是一支抗擊侵略、消除戰爭災難的偉大軍隊，是一股奪取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其豐功偉績彪炳史冊，輝耀千古，其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仍鼓舞著我們今天向偉大的目標飛速前進。然而，這支大軍是如何組編和編制的？指揮者是如何確定的？其中經歷過哪些曲折、斗爭和故事？這些過去談論的不多，但卻是人們應該知道、不該遺忘的。

從工作崗位退下來之后，我沒有了繁雜事務的重負，得到了充裕的自由支配時間。于是，便沉入書報刊之海，從而獲得了不少知識，錘煉了記憶。晚霞夕照下的這種閱讀，是一種十分必要的補課，一種知識海洋中的深潛與捕撈，使我不少知識欠缺和記憶不準的問題得到消除，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奔赴戰場之前的有關知識，就是在這樣的閱讀中得到補充和掌握的。這方面的資料十分寶貴，特整理出來，與大家共享。

重大而緊迫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是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而由工農紅軍與游擊隊組編而成的。

入侵我國家，亡我民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狂妄野心。其入侵我國的罪惡活動，從清朝末年就開始了。到1931年，他們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我國東北。1932年3月9日又扶持清廢帝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之后又把魔爪伸向華北，使亡國亡族的危險驟然增大，民族矛盾急劇上升。于是，停止內戰、抗日救亡，成了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

面對這樣危急的形勢，蔣介石卻完全無視人民的呼聲，繼續圍剿共產黨、紅軍和赤色蘇區，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日妥協投降，放任日軍的一步步入侵。中國共產黨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掩護中央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于1934年7月從中央蘇區的瑞金，派出一支由中央七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轉戰于閩中、閩東、閩北、浙西、浙皖邊和皖贛邊。10月到達閩浙贛（即贛東北）蘇區之后，又和當地的紅軍第十軍合編為第十軍團，開始在浙皖邊、皖贛邊和皖南一帶轉戰，馳騁兩千八百多公里，作戰30余次，震動了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及蔣介石的反動中心南京。這支軍隊的征戰，策應了中央主力紅軍的轉移，更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推動了抗日運動的發展，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在紅軍即將結束長征之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依據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的方針，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于1935年8月1日擬定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0月1日在法國巴黎《救國報》上發表，不久傳回國內。這一被稱為《八一宣言》的告同胞書，明確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國民黨政府投降賣國的情況下，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各黨派、各界同胞和各軍隊，無論過去和現在有何政見與利害的不同，均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要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號召全體同胞總動員，集中人力、物力，為抗日神圣事業而奮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之后，更把抗日救亡擺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于10月22日和27日，先后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研究擴大、鞏固蘇區和抗擊日本入侵華北，將土地革命戰爭變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問題。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指出“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眾救國圖存的唯一出路”。共產國際派中國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國，于11月18日或19日到達陜北的瓦窯堡之后，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于改變以往對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不再把中間力量看作危險敵人，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等精神，以及《八一宣言》關于建立抗日聯軍、成立國防政府等重要內容。黨中央為此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統一戰線問題，發布了《抗日救國宣言》。到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瓦窯堡舉行，以“政治形勢與策略”和“軍事戰略”為議題，研究和決定了歷史轉折關頭關系著黨、紅軍與整個中國命運的大事，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和各項方針，形成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即《瓦窯堡會議決議》，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革命戰爭結合起來”“擴大紅軍”“準備直接對日作戰”。

面對日本的侵略，國共兩黨的態度和政策竟是如此不同，這就必然要我黨加大“反蔣”的力度，促使蔣介石轉變政策。這也預示著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黨將要發生異常激烈的碰撞和斗爭。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會址

對蔣介石政策的調整和演變

果然，一場揪人心魄的斗爭開始了。面對日本的侵略圖謀，蔣介石依然不抗外敵，專事包剿紅軍。當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后，他命令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和東北軍攻擊紅軍，于是中國共產黨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在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時，就把“反蔣抗日”確定為一項方針。

為擴大革命根據地和準備對日軍直接作戰，黨中央在1936年1月10日和17日先后召開的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紅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過黃河東征。這一影響巨大的東征，于2月20日發動，到4月底結束，不僅迫令閻錫山從陜北調回圍攻紅軍的全部晉軍，而且消滅了他的黃河沿岸守軍和獨二旅，占領了晉西南和晉西北的廣大地區，一直挺進到同蒲鐵路附近?？谷障蠕h軍的強大攻勢，也嚇壞了蔣介石，他急調10萬大軍趕來增援，企圖消滅紅軍，摧毀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為顧全抗日救國大局，保全抗日實力，履行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先鋒軍便在4月底回師陜北，5月5日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吁國共兩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在這次通電中沒有提反蔣的口號。

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政策，也激起了國民黨內部一些實力派的不滿。1936年6月1日，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發動了“兩廣事變”，要求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即行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6月21日，又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兩廣組織獨立的軍事委員會，將兩廣軍隊改稱為“國民革命軍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這次事變因蔣介石調集大軍控制、策劃重要將領倒戈，致使陳濟棠辭職，李宗仁、白崇禧妥協，而于9月平息。此次事變未能成功，卻使蔣介石的對日政策發生了一些松動。在7月中旬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就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p>

蔣介石的這一變化雖小，卻讓我黨注意到了，于是設法來促其有更大的變化。1936年8月10日，我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放棄“反蔣抗日”的方針，而改為“逼蔣抗日”，在發布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倡議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為何要有這種變化？在黨內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作了說明：“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也是不適當的?！钡?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中又說，為“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由此可見，這一方針的改變，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需要的，是逼蔣介石改變政策和團結各方面人士所應有的策略。事實上，這些措施及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在宣傳上是發揮了很大積極作用的。

“逼蔣抗日”方針的實施，意外地得到了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呼應。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因受蔣介石妥協投降政策的影響，在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他放棄抵抗，而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后來，他為打回東北，洗掉“不抵抗”的污垢，一再要求蔣介石放棄對日不抵抗的政策。但進諫一直無效，還受到嚴厲的訓斥。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和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將領楊虎城一道，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西安臨潼華清池抓住了蔣介石。他們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等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拔靼彩伦儭睙o疑是抗日的義舉，是革命的行動，是有利于推動“逼蔣抗日”方針的實施的。因而我黨在12月13日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確定了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會議批駁了反蔣、審蔣、除蔣的錯誤主張，決定逼蔣抗日，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完整方案。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就致電張學良，紅軍將領也在14日和15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12月17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應張學良、楊虎城倆將軍的邀請飛抵西安，轉達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深得張、楊的贊同。12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談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到達西安，他們又與之談判兩天，達成了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及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召開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等六條協議。12月24日，周恩來面見蔣介石，將這六條協議和中共抗日救國的政策告訴給他，蔣口頭表示同意。第二天，蔣介石被釋放，乘飛機飛回南京，這一轟動全國的“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中國共產黨為了救國救民，實行全面抗戰，用了多大的努力和超人的智慧??！其方針從“反蔣抗日”發展到“逼蔣抗日”，又借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良機，終于逼迫蔣介石答應了各方抗日的要求。而要“聯蔣抗日”，讓蔣介石兌現諾言，同意我黨派出強大抗日軍隊上戰場，會一帆風順、輕易做到嗎？經驗告訴我們，還需要拿出更多的智慧、耐心和時間去爭取。

曲折艱難的談判

蔣介石果然多疑、多變而無信用！他回到南京之后，對陪同回來的張學良，先是“審張”，后是“赦張”，再是“管張”，最后是“囚張”長達五十多年！與此同時，他又調集三十七個師的兵力，分五路進逼西安，威嚇、調動、分化張、楊的部隊。對中國共產黨，他仍存有怕共、恨共、限共的心理，想方設法設置障礙，阻攔國內局勢的改變與抗日軍隊的組建。

“西安事變”后，我黨盡力“聯蔣抗日”，要求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內的親日分子分離，兌現自己的承諾，可他就是“恐聯”和“拒聯”。1937年1月8日，共產黨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對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進行了集中火力的批判，要求在奉化“休假”的蔣介石挺身而出，制止內戰危機。那時，國民黨為確定“西安事變”后的方針政策問題，正準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2月5日，蔣介石為此提出“對內避免內戰”“不說排日，而說抗戰”“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等五項，作為其三中全會的方針。我黨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2月10日發出《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后簡稱“全會電”），提出并要求國民黨全會在“和平統一團結御侮”方針下，將“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項要求，定為國策。若能定下這樣的“國策”，中共就愿作出四項“保證”，即“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我黨的這四項保證，是為解決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和一致反對日本侵略所作出的讓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雖然沒有檢討過去政策的錯誤，沒有定出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反共的立場，但所提的談判條件與我黨致其“全會電”所提條件非常接近，說明國民黨已開始接受兩黨合作的抗日政策，“逼蔣抗日”又有了一些成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跨入一個新階段。

兩黨就抗日救國具體問題的談判開始了。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是國民黨談判代表，他于1937年2月9日到達西安，周恩來當天就與之談判。11日國民黨又增加張沖來談判，周恩來將我方“全會電”的內容作為交涉的政治立場，提出軍事上要堅持或擴大紅軍的現有防地，對我西路軍要“停戰讓防”，就地改編各省的紅軍游擊隊，國民黨不得向紅軍派遣政訓聯絡員。我軍的編制應為12個師4個軍，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各軍軍長，組成一路軍后，任命朱德為司令，彭德懷為副司令，軍餉按中央軍待遇，或每月接濟80萬元或100萬元法幣，經費從2月領起。如成立國防委員會，紅軍應派代表參加。要求國民黨不逮捕共產黨員，不破壞共產黨組織，中共在紅軍中的組織領導不變。12日，雙方就共產黨在適當時刻公開、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擴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紅軍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等）、分期釋放政治犯等，達成初步協議。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后，談判恢復。以前談判的主要分歧是在紅軍的編制和人數上，故黨中央批準紅軍改編后人數可讓步為六七萬，編制可為4個師，每師3個旅、6個團，1.5萬人左右，其余為某路軍直屬隊。在這次談判中，我黨堅持上述數字，而對方堅持蔣介石的意見，紅軍編為3個師9個團，不可再加。經一再努力，他們同意紅軍為4個師16個團，另編2個徒手工兵師8個團，共6萬人。這個結果，黨中央復電同意，南京卻堅決不允。中央書記處復電周恩來：“編制仍以4師為宜?！薄暗缡Y堅持3個師時，亦只得照辦?！?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與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雙方意見大體一致，周恩來當晚將談判的情況作一總結，電告蔣介石由他決定。

當此之時，國民黨代表賀衷寒卻提出這樣一個修改案：紅軍改編后為3個師，每師只能1萬人，共3萬人，且須聽南京和蔣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給各師派政訓人員，各級副職由南京派遣充當，“陜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分屬各省，取消“民選制度”，改用“民選推薦”“地方推薦”，不提停止進攻西路軍?？傊?，就是要把紅軍和蘇區完全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當時，我西路軍正在河西走廊孤軍苦戰，不停止對西路軍的進攻，就是要用西路軍的安危來逼我就范。

對于這樣的修改案，我黨十分反對。3月12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并通告紅軍各軍事首長，指出：賀衷寒之修改案“太不成話，其企圖在于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之附屬品”，對此“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電報要求：“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黨之政治立場”，“絕對不能遷就”，要“向之進攻”，堅持3個國防師，每師1.5萬人，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堅持蘇區完整等最后限度的條件。并“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因有中央的這一進攻姿態，就促成了周恩來和蔣介石的直接會晤。3月下旬，周恩來到上海，由潘漢年陪同到杭州與蔣介石談判。談判中，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國共分家十年招致軍閥割據、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局面，但不檢討自己的責任。他要求不必說中共和國民黨合作，而說和他合作，并要求有個永久合作的辦法。周說，最好的辦法是制定共同綱領。蔣介石當即要周速回延安，商量合作與綱領的問題。他認為談判的具體問題是小節，容易解決。當場允諾邊區完整，改編后的紅軍3個師人數不少于4.5萬人，上設總司令部，中共可派人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其談話的重心，是要擁護他做領袖。

4月初，周恩來回到延安，向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匯報。會議決定，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基礎上，起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對于具體問題，堅持在不妨礙蘇區實行民主制度及共產黨在紅軍中獨立領導的原則之下，進行一切談判。5月24日，黨中央電告在西安準備談判的周恩來說：“須談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方面，關于綱領及蘇區、紅軍、共犯、黨報、經費和防地等問題；第二方面，關于對日、對英、對蘇外交，國防軍事、國防經濟及國民大會，人民自由、政治犯等問題?！?月25日，黨中央再次致電周恩來，談判時還應提出并詢問蔣介石的外交方針、國防軍事、財政準備等問題。力爭辦到：確定特區政府委員為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等9人；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但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4個師，一師長林彪，二師長賀龍，三師長徐向前，四師長劉伯承；政治部制度照舊（但準備讓步設政訓處）；取締破壞民主運動、破壞兩黨合作、破壞紅軍蘇區之行為；增加紅軍防區等。

6月4日周恩來到了廬山，8日至15日和蔣介石進行談判。這次蔣介石全然不顧在杭州先制定合作綱領的提議，把周帶來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撇在一邊，卻主張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企圖溶化共產黨；只同意紅軍改編為3個師，4.5萬人，經費按一般規定發給；召開國防會議時，共產黨干部可以參加。他還不同意在3個師上設總司令部，而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更過分的是要朱德、毛澤東出洋（或出來做事），各邊區武裝編遣后，其領導也須離開。不同意增加防地，強調紅軍改編后可移防。由南京政府給陜甘寧邊區政府派正副長官（可由共方推擇中央方面的人）。國民大會可指定共產黨代表，但不以共產黨名義出席，就是不讓共產黨公開，失去獨立性。對此，周恩來與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又經宋子文、宋美齡、張沖的反復磋商，也無一點效果，周恩來只好返回延安。

《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周恩來于6月18日回到延安之后，中央書記處立即商量對策，計劃作出讓步，以顧全團結抗日大局。在兩黨合作上，擬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使之成為兩黨合作的最高黨團，但須先確定共同綱領；同意國共雙方各推出同等數量的干部組成同盟會最高會議，推蔣介石為主席，并給予依據共同綱領所擁有的最后決定之權。在具體問題上，中共準備在7月發表宣言，如蔣介石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待其名義確定再進行改編，否則8月1日紅軍將自行宣布改編；7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將進行民主選舉，在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人為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為副長官；力爭朱德為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官，毛澤東不拒絕外出做事，但不到適當時機不去。據此，由周恩來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7月4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離延安到西安，前去廬山與蔣介石進行第三次談判。他們7月7日到達上海，當天夜里發生了“七七事變”。第二天，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月14日，中共中央又表示，“愿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戰，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

形勢如此嚴峻，中共抗日的心情如此迫切，而蔣介石的態度卻十分冷淡。他見到我黨談判代表后，扣住我黨起草的國共合作宣言不發，仍不愿讓共產黨公開合法，不同意將紅軍改編為4個師，不同意3個師上設總司令部，說3師以上的政治機關可以代行指揮權。他還要求紅軍改編后，各師直屬行營，盡力要削掉我黨獨立的指揮權。如此惡劣的態度，黨中央仍要作一些妥協，致電周恩來等：“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钡Y介石仍然不允許。在這樣的情況下，黨中央決定對蔣介石強硬，指示周恩來等人：“我們決定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請你們回來面商之?！庇谑?，周、博、林便回到了上海，觀察局勢的變化。

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合影

抗日大軍的組建和出征

1937年7月下旬，日軍又向北平、天津發動了進攻。驟變的局勢，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捎話給中共，讓改編紅軍。周恩來等人于7月28日回到延安后，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紅軍改編為3個師，共4.5萬人，設總指揮部，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

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威逼南京。受邀參加國防會議于8月10日到達南京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又同蔣介石談判。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蔣介石開始在紅軍改編后的指揮人事及作戰問題上作出了讓步。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正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8月22日正式發表）；八路軍充任戰略游擊支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并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同意南方的各路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同意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設立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南京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后因南京淪陷，該報于1938年1月11日在漢口創刊），并達成了釋放獄中的共產黨員和政治犯的協議。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播發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至此，歷時一年半的談判結束，開始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于建立起來了。

1937 年 9 月 23 日《申報》發表的蔣介石談話

與蔣介石談判的成功，消除了紅軍改編和大軍出征的諸多障礙，振奮了抗日將士和全國人民的革命精神。對于紅軍作戰，我黨早在7月底和8月1日就作了研究，其作戰的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其出動的方法是：“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兵力為宜”“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改編后3個師的組成是：

一一五師，由紅一方面軍之第一、第十五軍團及陜南紅軍第七十四師編成，林彪為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

一二〇師，由紅二方面軍之第二、第六軍團和陜北紅軍第二十七、第二十八軍及獨立第一、第二師，赤水警衛營、總部特務團各一部編成，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

一二九師，由紅四方面軍之第四、第三十一軍及陜北紅軍第二十九、第三十軍，陜甘寧獨立第一至第四團和第十五軍團騎兵團編成，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

八路軍總部3000人，八路軍共為4.55萬人。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番號及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于8月22日正式宣布的（9月11日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指揮改稱為正副總司令）。中共中央軍委于是在8月25日發布命令，在任命朱德、彭德懷為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的同時，任命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當日，朱德、彭德懷通電就職。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組成和名稱，是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10月12日才正式宣布，它由南方各省游擊隊改編而成。據《葉劍英傳》第146頁記載，葉劍英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就南方游擊隊改編問題，同國民黨進行了多次談判。1937年9月下旬，他和秦邦憲與國民黨代表經過談判，商定將南方8省區中共游擊隊的主力編為一個軍。9月底，蔣介石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鼻匕顟?、葉劍英將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中央電示：葉挺須來延安會談后，可去閩粵邊或閩浙邊指揮當地游擊隊，并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10月2日，毛澤東還回電說：“南方游擊隊萬不宜集中?！毙滤能娍偛坑?937年12月25日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移駐南昌，4月4日又轉移到皖南南巖寺。其軍長是葉挺，副軍長是項英，參謀長是張云逸，政治部主任是袁國平。

新四軍是由南方8省13地區（不包括瓊崖）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的，最初下轄4個支隊，共一萬零三百余人。而后，粟裕、陳毅先后率抗日勁旅從皖南進入蘇南，創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其余各部在華中敵后的10個地區，組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

在陜西省涇陽縣云陽鎮隆重召開的紅軍出征誓師大會

就這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的緊迫形勢下，為承擔歷史重任，不怕勞苦，忍辱負重，以超人的遠見和智慧，由反蔣、逼蔣，發展到聯蔣，最終把威武雄壯的抗日大軍組建起來，并摩拳擦掌就要出征了！

1937年9月2日，八路軍在陜西涇陽縣云陽鎮舉行了出征誓師大會。

9月6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左權、鄧小平，率領八路軍總部從云陽鎮出發，15日跨過黃河，前往太原。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等虎狼之師，分別于8月22日、9月3日、9月30日，從陜西開到晉東北、晉西北和晉東南地區，在那里英勇拼殺，忘我戰斗，演出了抗擊日軍的驚天動地的大戲！

遠在南方的那支強兵勁旅新四軍，也虎虎生威，愈戰愈強，把抗日的沖天大火燃遍了長江兩岸和淮海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