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層短視影響企業漂綠嗎?
——基于文本分析的經驗證據

錢 明,任 欽

(南京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4)

引 言

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盛行,世界各地對綠色環保的重視力度與日俱增?，F實中,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為自己貼上了環保的標簽,看趨勢似乎“天下大綠”。然而,依據中國生態環境部數據,2021年全國共下達了環境行政處罰決定書13.28萬份,涉事企業被罰金額累計116.87億元(1)生態環境部通報2021年1—12月環境行政處罰案件與《環境保護法》配套辦法執行情況(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4/content_5670106.htm)。由此可見,企業在環保方面存在嚴重的漂綠問題,導致各利益相關者愈發質疑企業環保努力的真實性。漂綠作為企業有意發起的環保虛假宣傳,如若無法得到有效治理將顯著提升社會成本[1]。因為漂綠會導致付出實質性環保努力的企業無法獲得公允回報,引發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最終損害生態文明建設成效。

對此,學者們試圖厘清引發企業漂綠的原因。Yu等[1]發現監管不力和缺少有效的制度規范是導致企業漂綠的重要原因,監管的松懈導致他們可以低成本地聲稱自己致力于環境保護[2]。此外,環境報告帶來的聲譽效應讓企業傾向于通過漂綠維持現有的形象和地位,盡管他們并沒有實際改善環境[3]。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意識到除了宏觀和中觀因素外,人作為決策者,其認知偏差可能是驅動企業漂綠的更微觀因素,其機理可由狹窄框架效應、雙曲貼現和樂觀偏見等解釋[4],但目前相關實證證據仍有不足。在各類人員中,管理層作為企業的“大腦”,其認知如何影響企業行為值得重點關注。如Sauerwald等[5]就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驅動管理者產生樂觀偏見,進而導致企業產生社會責任脫耦現象。

依據心理學觀點,管理者能否準確感知企業環保策略的后果將直接影響企業就社會環境問題所付諸的行動。是以本文從管理層的認知偏差出發,探究管理層短視是否為驅動企業漂綠的重要因素。管理層短視是管理層追求短期最佳但長期次優的傾向[6]。有研究指出,在400多名被訪問的美國企業高管中,有78%的受訪者有過一定程度的短視行為[7]。管理層短視不僅會降低管理者的長期價值導向,還會減少企業的創新投入,影響可持續發展[8]。而漂綠作為企業環保的機會主義行為,盡管未被曝光時具有一定的綠色聲譽效應[9],但長期而言卻會累積風險,最終損害企業的環境績效和長遠利益。那么,短視的管理層是否可能因短期利益導向而加大漂綠呢?若存在這種影響,又有哪些制約因素呢?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利用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樣本,實證研究了管理層短視與企業漂綠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以年報MD&A中的“短期視域”詞頻占總詞頻的比例度量管理層短視。而企業漂綠的識別和衡量在學術界仍缺乏共識,本文將漂綠聚焦于企業社會環境的象征性行為,從企業的年度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等捕捉全面的社會環境信息,將其分解為象征性披露項目和實質性披露項目,以此來權衡企業的漂綠行為。實證結果表明管理層短視程度越大,企業漂綠現象越嚴重。進一步探究發現,管理層短視增加企業漂綠的同時會導致環保投資的減少。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嚴格的政府監管、機構投資者參與和環保非政府組織能夠有效緩解管理層短視對企業漂綠的促進作用。

一、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1.文獻回顧

漂綠被視為企業環境問題的虛假宣傳,包括實行象征性環保主義而未付諸真正的環境改善行為[10],以及環境信息的象征性表述[11]。一方面,Clarkson等[12]基于GRI指南創造性地構建“硬”和“軟”披露項目評估企業環境披露水平,發現行業最高平均得分也僅為25.21分(滿分95分)。這意味著企業選擇性地披露環境信息,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另一方面,Walker等[13]以象征性行動和實質性行動的區別衡量漂綠,發現象征性行動與企業財務績效負相關。黃溶冰[14]則基于企業環境報告從選擇性披露和表述性操縱兩方面衡量企業漂綠?？梢?學術界對如何客觀地識別和衡量漂綠仍存在較大的差異。

對于漂綠,已有研究發現漂綠不具有可持續性,長期上會損害消費者對環保聲明的“綠色信任”,增加企業聲譽維護成本和處罰風險,甚至還會破壞生態環境[14]。在漂綠的不良影響下,國內外學者也試圖尋找漂綠產生的原因,主要關注了外部監管、組織屬性和個體特征三個層次因素。首先,外部監管的松懈和不確定性為企業漂綠創設了空間,因為適度地選擇性披露并不會帶來過大的處罰風險[1,2]。其次,漂綠也可以被戰略性地用于主動影響利益相關者的看法,如建立綠色聲譽[9]、維持現有現象[3]等。這也導致大量企業相繼模仿漂綠策略來獲取消費者回報。最后,Delmas等[4]認為個體的認知傾向,如狹窄框架效應和樂觀偏見等,可能是導致企業漂綠的更微觀因素。目前研究驗證了外部監管和組織屬性對漂綠的驅動作用,但缺乏對個體微觀層面的驅動和遏制因素的深入理解。因此,將更細致入微的心理認知模型與組織行為相結合,對漂綠的研究將產生更多跨學科的見解。

管理層短視,是指管理者由于決策視域較短,傾向于追求符合個人利益而犧牲對公司最優的長期結果[15]。Narayanan等[15]就指出管理層為了個人職業生涯考慮,會投資一些能迅速獲得利益的項目以促使企業短期業績更靚麗。除了時間短視,管理者還普遍存在空間短視,即管理者在學習過程中僅關注現有知識和技術而忽視更廣泛的知識圖譜的傾向[16]。Shleifer等[17]研究發現,為了降低被替代的概率,管理者傾向過度投資于和自身專長相關的特定領域。除此之外,年齡和對自身聲譽的追求等先天因素,薪酬掛鉤于短期績效以及外部投資者需求等也都不可避免地促使企業管理層產生短視傾向[18]。

關于管理層短視,學術界更多地探討了其經濟后果,主要認為管理層短視盡管快速地獲取了投資收益,但不利于企業長期價值的實現。因為高管們經常優先考慮即時回報的最大化,缺少對未來預期需求的考慮[19]。這體現了管理者對未來的一種看法。例如,企業創新作為一項實現企業長期價值創造的投資,其有效前提需要管理層具有較長的決策視野。否則,管理層的短視傾向將會抑制企業創新投資[20]。除去時間跨度的考慮,管理者對技術的短視認知也會導致企業采取保留的創新投資方式[21]?？梢?短視認知導致管理者犧牲未來價值創造的投資(如研發投入),提高公司短期利潤,最終影響企業適應未來需求的能力[22]。管理層短視后果研究的成果較為豐富,但主要聚焦于企業研發投入不足,鮮有文獻關注其在環保決策上的影響?；诖?本文進一步延伸管理層短視引致的其他行為決策的邊界研究,將管理層短視的個體認知偏差與企業漂綠納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期從組織內部個體微觀認知層面探究企業漂綠現象產生的原因。

2.假設提出

依據高階梯隊理論,由于內外部環境的復雜性,管理者無法做到面面俱到,組織中會形成管理者個人特質影響管理者行為和決策判斷,進而影響組織行為的鏈條結構[23]。因此,管理者的個人特質是企業行為的重要起點。然而,人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所做出的決策并不總是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24]。短視的管理者因自我認知視野較窄,傾向于將大量資源放在短期業績提升而長期價值卻會減少的投資項目[25]。對于環保,企業需要持續的投入,但獲得收益卻需要時間,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只有到達轉折點后,環保投入增加才會提高企業價值[26]。由此,短視管理者可能因存在有限視域,在面對環保時容易選擇短期的利益如漂綠,而忽視長期的潛在效益。

具體而言,一方面,漂綠作為企業在環境責任上的“象征性”回應,具有回報周期短、低成本高效益的特點,這恰恰滿足了短視管理者的認知期望。漂綠允許企業僅將少量資源用于環境治理,甚至不投入資源而只是口頭闡述企業未來環保計劃或策略等滿足合法性要求。與此同時,外部利益相關者在有限信息下,對企業漂綠行為會產生非理性反饋。Philippe等[9]就發現,當企業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即使沒有實際改善環境,也會提高企業聲譽。因此,漂綠短期內低投入和高回報的特性導致短視管理者愿意進行漂綠。

另一方面,漂綠造成的長期損失易于被短視管理者所忽視。漂綠盡管能夠帶來短期的收益,但是長遠而言會導致企業環保風險累積,風險一旦曝光,企業將遭受巨額損失[13]。例如,2014年,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ICCT,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揭露了大眾汽車“柴油門”的漂綠丑聞,導致大眾汽車股價一天之內暴跌22%(2)2014年,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ICCT)在西弗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研究人員的支持下,對大眾柴油車進行污染物評估測試,發現一輛大眾捷達產生的氮氧化物含量比法定排放標準高出35倍。2015年9月,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發現大眾汽車安裝了一個“失效裝置”,該軟件讓大眾汽車在接受測試時能夠使排放的二氧化碳遠低于正常水平。2018年6月,大眾汽車集團被德國布倫瑞克檢方罰款10億歐元。丑聞發生后,文德恩辭去了大眾汽車首席執行官的職務,而“柴油門”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呈指數級增長,大眾汽車的股價一天之內暴跌22%。。然而,此前大眾汽車在2012—2014年的三份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正大力宣稱“將自己打造成環境可持續性公司的領導者,特別是關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此外,依據環保庫茲涅茨曲線,切實的環保投入最終會為企業帶來創新上的優勢[27]。而漂綠會導致企業失去這種競爭優勢的獲取,機會成本較高。但是,漂綠導致的風險及機會成本需要在較長的時間內才能體現出來,短視的管理者很有可能會忽視這一點。

綜上,本文認為短視管理者會利用權力改變企業資源配置規模,減少環保投入,轉而將這部分資源用于短期業績的提升,并采取漂綠策略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管理層短視程度越強,企業的漂綠行為越嚴重。

二、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5—2020年中國滬深兩市的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并對其進行如下處理:(1)刪除ST、*ST的公司樣本;(2)剔除金融保險類公司樣本;(3)剔除上市當年的觀測值;(4)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5)為避免極端異常值對研究結論造成偏差,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雙側1%的Winsorize縮尾處理。管理層短視數據來自胡楠等[25]研究的公開數據;漂綠數據來自公司年度報告、社會責任報告和環境報告等,經手工整理所得;地方監管數據來自《中國環境年鑒》;環保NGO數據來自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其他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數據處理均通過Stata15.0完成。

表1 樣本選擇

2.變量定義

(1)解釋變量

管理層短視(Myopia)。管理層的心理認知偏差會產生差異化的行為決策。而管理層短視是管理層時間認知的偏差,難以直接衡量。胡楠等[25]以年報的MD&A為對象,選取“短期視域”詞匯直接度量企業管理層的短視程度,并驗證了該指標對管理層短視特質的衡量有效性。參考胡楠等的研究,本文采用“短期視域”詞匯總詞頻占MD&A總詞頻的比例,乘以100后的值作為管理層短視的衡量指標,以詮釋管理層對時間認知的偏差。

(2)被解釋變量

漂綠(GWLE)。本文的漂綠指的是企業操縱綠色表述以誤導信息使用者的行為[13]。依此定義,具體測度過程如下:

第一步,構建企業綠色信息披露指標體系。將企業的綠色信息區分為象征性表述和實質性表述,并對不同類型表述進行打分。本文借鑒Clarkson等[12]的評分體系,同時考慮我國制度環境的特殊性,參考呂明晗等[28]、黃溶冰[14]的研究,結合《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2010)》構建了企業綠色信息披露指標體系。采用內容分析法確定象征性表述和實質性表述的評分,象征性披露項目包括環境治理結構、環境信息披露、環保溝通、環境理念和環保培訓;實質性披露項目包括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支出等實質性信息。為了保證評分的可靠性,由三名研究助理共同完成評分。首先進行預評分,兩名研究助理評分一致性達到90%后,再相互獨立地正式開始評分。而后,由第三名研究助理對分值差異較大的觀測值進行復核,確保所有項目分值誤差在5%以內。

第二步,以象征性披露得分除以企業披露總得分作為漂綠指標(GWLE_X)。為消除象征性和實質性披露項目總分不一致的影響,同時構建相對指標GWLE_X,象征性披露相對價值/(象征性披露相對價值+實質性披露相對價值)。象征性披露相對價值=象征性披露得分/象征性披露總分。數值越大,漂綠越嚴重。

(3)控制變量

此外,考慮多方面的因素[21,25],本文控制了將影響管理層特質和企業決策的變量。具體而言,企業層面,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和上市年限(Time)等企業特征;總資產收益率(ROA)、應收賬款占比(Der)、資產周轉率(Turn)和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等財務指標,從而充分控制企業規模和盈利能力等的差異,以減少企業本身經濟效益對管理者綠色決策的影響力;代理成本(Mcost)、股權集中度(Shrcr)和兩職合一(Daul)等治理指標。管理層方面,控制了高管規模(TMT)、高管薪酬激勵(Gpay)、高管持股(Gshares)、高管平均年齡(Gage)和高管平均任期(Gtenure)等高管特征指標。高管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將管理者視野與股東趨于一致,以此拓寬管理者的投資視野。同時本文還控制了公司和年份固定效應。具體變量定義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變量定義

3.模型構建

為檢驗H1,本文構建了如下的OLS模型:

GWLEit=α0+α1Myopiait+∑Controlsit+Stkcdi+Yeart+εit

(1)

其中,GWLEit為漂綠,Myopiait為管理層短視,Controls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Stkcdi為公司固定效應,yeart為年份固定效應。

三、實證分析

1.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3展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在樣本企業中,企業漂綠(GWLE)的最大值為1,說明部分企業報告社會環境信息時僅含有象征性陳述。從漂綠指標(GWLE)平均值為0.698可以看出樣本企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漂綠現象。管理層短視(Myopia)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331,說明樣本企業中管理層的短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刂谱兞恐?可以從總資產收益率(ROA)最小值(-0.193)和最大值(0.222),以及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最小值(-0.489)和最大值(2.292)看出,不同企業的盈利能力差距偏大。高管持股(Gshares)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572,不同的企業在采取管理層持股治理手段上有較大差異。高管平均年齡(Gage)的平均值為48.570,表明企業管理層普遍具有較高的年齡。

表3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4展示了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在樣本企業中,管理層短視(Myopia)與企業漂綠(GWLE)在單變量檢驗中為顯著正相關。但管理層短視和企業漂綠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具體關系需控制其他變量后進一步分析。

表4 主要變量相關性分析

2.主效應回歸分析

表5報告了假設1的檢驗結果。其中,第(2)(3)列結果表明,在控制了諸多企業和管理層層面的變量后,管理層短視與企業漂綠分別在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假設1得到了驗證。由此可見,在環保決策過程中,短視管理者期望獲得短期回報,如此期望認知往往導致他們認為漂綠能夠在短期上減少成本,同時滿足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環境的需求。即,短期低投入高收益的漂綠不僅滿足了短視管理者的期望,還有助于樹立企業綠色形象。同時,由于短視管理者對長期的有限感知,他們會回避漂綠可能對企業乃至社會環境造成的長遠危害。因此,對短視管理者而言,象征性社會環境表述的漂綠成為他們在環保決策過程中的“勝方”。

表5 管理層短視與漂綠

3.穩健性檢驗

(1)兩階段殘差介入法

依據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兩階段殘差介入法來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25]。第一階段,本文估計管理層短視(Myopia)的影響因素回歸模型(2),并同時控制其他短視代理變量,包括分析師盈利預測(AEF)、短期投資(Short_Invest)和股票換手率(Turnover)等驅動管理層短視的因素。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回歸的殘差值作為增量的管理層短視(residual),帶入模型(1)重新進行回歸估計。由第二階段結果可知,增量管理層短視與企業漂綠顯著正相關,研究結論不變。

Myopiait=γ0+γ1AEFit+γ2Short_Investit+γ3Turnoverit+∑Controlsit+Stkcdi+Yeart+εit

(2)

(2)改變變量衡量方式

Reilly等[29]探究管理層短視的形成動機,發現當高管年齡越大或任期越短時,產生短視主義行為的動機越強?；诖?本文選取經行業調整的管理層平均年齡與平均既有任期作為管理層短視的代理變量(Myopia_at),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管理層短視與企業漂綠顯著為正,與前文研究結果一致。

進一步地,為克服漂綠指標計算過程中因行業差異帶來的計量噪音,本文同時采用經行業調整的漂綠再次回歸檢驗。結果顯示,管理層短視與企業漂綠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研究結論不變。

(3)行業環境風險

由于不同行業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存在顯著差異,污染程度高的行業中企業發生環境事故的概率較大,受到的環境監管壓力更大,管理層在社會環境的關注度可能會更高。為了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進一步加入行業環境風險控制變量,在控制了行業污染性質因素后,試圖研究管理層短視還會不會對企業漂綠產生影響。行業環境風險(IRAT)采用分行業企業受到環保處罰的平均次數,即當年該行業環境違規次數之和除以違規家數之和。同時采用行業中被環境處罰的企業數目衡量,即行業內被環境規制的企業數目+1的對數[30]。結果顯示,管理層短視與企業漂綠仍顯著為正,研究結論不變。

4.異質性分析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形成了復雜的關系網絡,彼此相互影響以實現共贏。在社會環境問題上,企業管理層可以利用可持續發展報告,主動管理利益相關者的認知和期望,以減少不良社會環境績效對企業的負面影響[31]。然而,隨著投資者、公眾、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提高其可持續性活動的透明度和問責制提出更高要求,來自利益相關者的壓力感知可能會影響管理者對他們期望的響應。尤其當強大的利益相關者試圖積極干預公司的行為時,他們的參與度將會影響公司管理層對可持續活動的決策。Manning等[31]研究就指出,利益相關者參與會在短期內積極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質量和標準,并在長期內促進可持續發展報告質量的提升。而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在促進企業環保決策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不同壓力來源會內化為企業的差異化實踐。

(1)政府監管

更嚴格的監管審查和制度規范被認為是阻止企業進行漂綠的重要因素[1]。生態環境領域的制度規范,中國從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到2023年現行有效的30余部生態環保類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規以及1000余件地方性法規等,逐漸構建嚴格的監管環境(3)中國人大網.現行有效法律目錄(294件).(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303/6695905f16fa4f2ab0d24008 db1410fc.shtml);中國人大網.我國生態環保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9/7c56188 fe499403088cb1108337009c7.shtml)。Sun等[32]發現,政府懲罰機制能很好地抑制企業漂綠,但稅收補貼機制卻沒有起到良好的監管效果。而中國地大物博,既存在中央環境監管,如國家重點監控、中央環保督察等,又存在地方環境監管,如地方環境法規、行政處罰等。僅從政府的處罰、補貼或稅收等監管性質出發,將忽視中國環境規制的區域差異[33]。對此,本文關注關鍵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監管效應,并將其劃分為中央垂直監管和地方監管。

中央垂直監管作為國家立體式監管機制對企業環境行為具有約束和激勵作用。對于國家重點監控的企業,一方面,生態環境部有權對污染超標的重點排污單位做出限產、減產、停產整頓等處罰決定。這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并嚴重損害聲譽。因此重點排污單位為降低處罰風險,會增加實質性的環保投資滿足監管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會對“國家重點監控企業”的污染排放、環境治理和環保設施等進行重點監管和評估,并以此為依據對重點排污單位進行環保項目審批和資金補助政策的實施等。因此,重點排污單位為獲取這部分政府資源,會加大環保投入,減少漂綠行為。

在分權治理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將環保目標分解到地方。地方監管擁有地理和效率優勢,如果合理使用,它將會成為環境監測的有力抓手。本文主要分析了地方直接性規制工具的效力,包括立法監管和地方執法監管。環境行政監管指地方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部門制定法規、規章等正式制度來引導企業的環保決策[30]。在越發嚴格的法律規范下,企業管理者不得不遵守制度規定的環保標準和技術規范,將環保落實到企業生產技術環節,以此遏制管理者因短視而試圖通過漂綠來規避環保支出的行為。地方執法監管則是針對政府行政監管實施過程中的監控,通過處罰違規排放來約束企業的環境行為[30]。企業一旦被處罰,不僅預期收益將減少,企業用漂綠維系的環保形象也將受到極大的質疑?？梢?處罰制度能夠迫使短視管理者將視野放長,增加環保設施技術的投資以實現合規生產。

根據已有研究[30,34],中央垂直監管以是否為重點污染監控單位衡量,如果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屬于環境保護部門公布的重點排污單位則為1,否則為0。地方立法監管采用各地區頒布的關于環境治理的地方性法規件數的累計值衡量;地方執法監管則采用各地區當年受理環境行政處罰案件數衡量。表6展示了具體的檢驗結果。第一,中央垂直監管。結果顯示在中央垂直監管高組中,管理層短視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但在中央垂直監管低組中,管理層短視的回歸系數均在10% 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本文上述推論。第二,地方立法監管。僅在地方立法監管低組中,管理層短視對漂綠的回歸系數在10% 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地方政府關于環境治理的地方性法規能夠約束短視管理者對漂綠的傾向。第三,地方執法監管。在地方執法監管高組中,管理層短視的回歸系數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在地方執法監管低組中,管理層短視對漂綠的回歸系數均在 1% 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在地方政府實施環境行政處罰的監管下,企業管理層短視對漂綠的促進作用將受到抑制。

表6 政府的監管作用

(2)機構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擁有并管理著大量股票,被視為最重要的市場參與者之一。投資者期望從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中獲取額外信息幫助決策。然而,企業的信息并不總是準確地傳達他們在社會環境上的真實表現。報告質量和內容的差異迫使機構投資者主動影響企業的社會環境行為。一方面,機構投資者通過退出威脅間接約束管理層。機構投資者影響力強,抱團退出會向市場傳遞不利信號。因此,機構投資者的持續存在促使他們傾向于采用“用腳投票”的退出威脅監督管理者以較長的投資視野進行決策[35]。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通過其在公司的所有權積極干預直接影響管理層。機構投資者對信息的需求迫使他們積極審查企業在社會環境上的真實表現,減少管理者作為信息優勢方為掩蓋企業的不良環境表現而進行的漂綠行為。同時機構投資者往往投資于多家企業,擁有多元的治理知識,能有效地參與到公司治理與監督中,及時發現企業的環境問題并提出改進意見。

因此,本文認為機構投資者持股能發揮監督效應,緩解管理層短視對漂綠行為的正向影響?；诖?本文采用公司年末機構投資者持股占總股數比值度量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35]。表7展示了機構投資者監督的分組檢驗結果。在機構投資者持股高組中,管理層短視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但在機構投資者持股低組中,管理層短視對漂綠的回歸系數在 5% 水平上正向顯著。幾組系數的組間差異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該結果表明,持股較高的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的環境行為存在明顯的監督效應,能夠有效緩解管理層短視對漂綠行為的正向影響。

表7 機構投資者的監督作用

(3)公眾監督

在隨機選擇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中,Mason等[36]發現以“承諾”一詞描述企業參與的實際流程的比例高達91%。而一般公眾不了解企業可持續性的真正組成部分,缺乏識別企業報告中漂綠成分的能力。因此,他們需要代表公眾的權威機構來審查。環保非政府組織作為政府—公眾、企業—公眾之間重要的中間層,依靠的是由“道義、規范、知識和信息而產生的權威”,是一種“軟權力”。一些環保非政府組織在調查涉嫌漂綠的公司時充當著市場監督者的角色?！赌戏街苣窂?009年開始連續9年頒布“中國漂綠榜”,從社會監督角度促進企業環保自律,讓公眾參與到企業的環境行為當中?？梢?環保非政府組織正在強力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的高標準和高要求。

環保非政府組織是由公民經營的面向基層的民間組織,被描述為“非直接”的環境監督者。一方面,環保非政府組織作為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扮演著獨立監督者的角色[37]。它們積極監督企業的環境行為,公開表達其對企業可持續性的看法。一旦發現企業有不良的環境行為,環保非政府組織就會采取媒體曝光、介入調查以及懇求執法部門處罰不法行為者等措施。另一方面,環保非政府組織可以與企業達成“綠色聯盟”[37]。他們利用其在環保方面的專業知識、人力、物力等資源,參與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當中,推動企業實現良好的環境績效。Marquis等[2]發現,當公司總部位于環保非政府組織成員密度較高的國家時,公司會更頻繁地發布社會責任和環境報告。因此,本文認為環保非政府組織作為公眾監管的關鍵代表,能夠影響企業短視管理者對環境行為的短期偏向,迫使他們審慎考慮漂綠曝光帶來的處罰成本和聲譽維護成本等,以此減少企業漂綠現象。

本文采用截至當年末企業注冊所在省(市)環保NGO的個數衡量公眾監管[38]。表8展示了具體的檢驗結果。在環境公眾監管低組中,管理層短視的回歸系數均在5% 水平上顯著為正,但在環境公眾監管高組中不顯著。驗證了本文前述理論,環保非政府組織能夠緩解管理層短視對企業漂綠的正向作用。這表明當公眾監督弱時,企業漂綠不易被發現。而當公眾監督強時,環保非政府組織能夠有效監督短視管理者的不道德行為,抑制企業漂綠。

表8 公眾的監督作用

四、進一步分析

在環保決策過程中,漂綠滿足了短視管理者的期望認知。然而,良好的社會環境生態要求企業付諸實質性的環保投入。但是對短視管理者來說,一方面,實質性努力的環保投資意味著企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用于節能減排、環保技術研發和設施改造等項目,以達到適用于長期的環境治理成果,而不僅僅是短期的污染防護。所以它的回報周期長,短期還會產生額外成本。而這恰恰與管理層短視傾向下的期望策略背道而馳。另一方面,盡管環保投資長期上能夠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增加環境績效,滿足生態環境的要求[26],但是當企業管理層短視程度較大時,往往無法快速識別出環保投資的長遠經濟效益。因此,普遍存在于企業的管理層短視導致管理者將漂綠作為滿足期望的可接受策略,同時改變企業資源配置規模,減少環保投入,將資源用于短期業績的提升。

本文認為管理層短視在導致企業產生漂綠的同時,會減少環保投資。區分企業在環保項目上的資本性投入和費用性投入,本文以企業進行相關環保項目開發和設施改造等的資本性環保投資作為長期的環境治理,以此權衡企業的社會環境的實質性行為。環保投資(EPI)具體采用環保資本性支出除以年末總資產再乘以100衡量[34]。同時為檢驗上述推論,本文構建了如下OLS模型:

EPIit=β0+β1Myopiait+∑Controlsit+Stkodi+Yeart+εit

(3)

表9報告了具體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在加入控制變量后,管理層短視對環保投資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這表明短視管理者因對短期業績的追求,會轉移資本用于變現快的項目,而減少實質性的環保投入,同時進行漂綠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環保需求。

表9 管理層短視與環保投資

結論與啟示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企業的綠色承諾也備受矚目。但是,現實中卻有為數眾多的企業試圖通過漂綠來應對外部的環保壓力。漂綠作為一種象征性的合規而非實際的行動,歸根結底不利于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進步。本文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數據,檢驗了管理層短視對企業漂綠的影響。研究發現:管理層短視程度越高,企業的漂綠現象越嚴重。進一步分析發現管理層短視加劇企業漂綠的同時會抑制環保投資。在環保決策過程中,短視管理者由于對短期利益的期望認知,更傾向于選擇低成本的象征性環境行為,導致企業表現出更高的漂綠現象和更低的環保投資。異質性研究表明,政府監管、機構投資者和環保非政府組織能夠有效緩解管理層短視對企業漂綠的正向影響。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能得出以下重要啟示。第一,管理層秉持長遠發展理念是在微觀企業層面上推動綠色發展的關鍵。企業在培養和聘任高管時,需要額外關注管理者的時間認知傾向。此外,企業股東可以考慮構建長期價值導向的企業文化,將長期發展理念掛鉤于管理層的晉升、薪酬等,以此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第二,外部監督的作用。在政府監管方面,中央可以發揮其權威性,執行更嚴格的企業環保實踐的問責制。在重點監控企業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管理、全程控制的監管體制,嚴格把控從源頭到終端的每一環節。而地方政府應當利用其地理優勢,應當充分審查環保法規的執行度,加大對漂綠行為的監管處罰力度,同時制定科學的綠色標準,用規范的標準將綠色生產落到實處。在機構投資者方面,機構投資者可以利用其持股來表達看法,并與管理層互動以影響企業的社會環境策略。而企業為吸引更多的股東,也將積極選擇更具環境效益的實質性環保策略。在公眾監督方面,有組織的公眾聲音在促進企業實質性環保實踐方面的能力應當得到充分實施。環保非政府組織在企業環保實踐中可以提高公眾話語權,以審查企業的環境活動,增強企業面臨的公眾壓力。

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在于:第一,區別于已有文獻側重探討外部和組織層面因素對企業漂綠的影響[1,2,4]。本文聚焦于個體層面,從“心理認知—行為決策—企業表現”的影響鏈條出發,考察了管理層短視如何影響企業漂綠,有效彌補了漂綠微觀驅動因素實證研究缺乏的不足。第二,本文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區分為象征性表述和實質性表述,并通過對比二者來詮釋漂綠,以評估披露模式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的程度。在這一思路下,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基于多源信息載體,包括企業的年度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等構建了漂綠指標體系,為識別和測度企業漂綠提供了見解性意見。第三,本文探究了外部主要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監督效應。在分別闡釋機構投資者、政府和公眾在企業環保交流中承擔的角色后,提供了它們各自抑制企業漂綠的經驗證據。這對了解組織、個體以及制度壓力如何相互作用以遏制企業漂綠具有啟示意義。

盡管有所貢獻,但本文也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漂綠指標評分的主觀性難以完全消除。盡管本文采用雙人獨立評分,并由第三人復核的方式盡可能降低評分偏差,但因人的認知具有局限性,結果難免存有不完善之處。其二,本文僅探討了外部監管的抑制作用,對企業內部治理結構還缺乏深入的分析。從企業內部探究驅動企業管理層進行環保實踐的因素,將有助于改善企業的內部治理體系,提高企業的綠色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