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中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與行動策略

吳新葉 李崇琦

“國家—政黨—社會”是解釋現代國家治理與運轉的跨學科視角，對理解中國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具有針對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建設與社會建設是同步進行的，黨對社會的改造形成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互動新格局。在歷史經驗的角度，黨與社會的百年互動折射出二者關系的特殊規律性，黨通過社會動員、社會整合與社會賦能等行動策略，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積累了自主性動力，促進了社會的轉型、發育與成長，并反過來強化了黨的領導。在未來相當長時間里，維系黨與社會互動的核心“變量”應圍繞人民本位價值觀展開，這是塑造社會治理共同體認同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治理共同體；互動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建設全面加強，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發展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續寫了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保?］回顧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不難發現，這個“奇跡”并非一蹴而就，更多是在黨與社會之間或契合或沖突的長期互動中創造的。在政黨林立的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時就顯示出“外生型政黨”的劣勢，但命途多舛的中國最終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民族獨立，造就了政黨構建現代國家的歷史事實。這同西方“先有國家，后有政黨”的“內生型政黨”［2］生成路徑完全不同，而對于中國“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的治理邏輯，則需要給出合理的解釋。

各國政治實踐表明，現代國家的運轉離不開政黨，沒有政黨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國家的經驗中，現代政黨大多演變成為“半國家機構”或“準國家機構”，在改造政治生活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甚至形塑著社會生活［3］。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發展歷程中，這一規律也有所體現，且有一條主線伴隨始終：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抑或是在黨領導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征程中，黨與社會如何互動都是一道“必答題”。社會為黨實現政治愿景提供了試驗場，而黨則為社會進步貢獻了政治智慧。換句話說，是歷史賦予了黨領導國家建構和社會建構的雙重使命，同時也是黨成就了最近一百年的中國歷史。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中國國家治理情境下，黨對社會的改造是以“政治領導”的話語宣示和行動姿態展開的。這一新時代的目標愿景顯示出黨的執政自信，同樣也源于過往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升華。這一具有原創特征的經驗事實始于黨的使命自覺，成于執政過程中的整體性探索。值得研究的問題是：這一目標定位顯示出什么樣的歷史積淀和歷史邏輯？過往黨史中的哪些政治領導“基因”對當下締造社會治理共同體仍然具有現實針對性？同時，還有哪些需要更新或創造性轉化？本文擬從政治互動的視角，通過對政黨與社會關系的歷史觀察來發現黨的組織功能與政治功能同政黨行動之間的關系，嘗試在這個連續狀態中尋找二者是如何又怎樣發生互動的。當然，本文的可能貢獻還著眼于當下和未來，嘗試為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本土化的研究樣本。

一、文獻回顧

（一）政黨與社會的規范研究

在主題上，此類研究側重于分析黨與社會的關系，尤其是涉及政治關系中那些具有重大影響的、全局性的、決定性的議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政黨是社會的產物，并將最終消亡于社會，社會決定政黨，只是政黨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使命目標存在差異而已。比如，在社會革命階段，“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4］。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將政黨與國家關系內在地廓清于政黨與社會關系的歷史范疇之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總結的那樣，“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5］。這一論斷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觀，辯證地解釋了政黨“從哪里來”和“到哪里去”等元問題，顯示出“高政治”領域研究的特征。

除此之外，研究二者關系的學者們還關注政黨與國家機器、政黨與民族、政黨與共同體等宏大議題，指涉范疇有黨政關系、黨際關系、政治制度生態［6］等相關領域。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觀是這種宏大敘事的典范，他認為黨與國家融匯一體，國家公共行政不過是黨務的具象化［7］。比較而言，西方學者大多崇拜政黨競爭，側重于研究政黨與政黨聯盟等重大問題，以解釋政黨是如何對公共權力、對國家與社會實行控制［8］。而中國學者則更傾向于討論政黨體制與制度融合等宏觀議題，如“以高質量的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和國家民主發展人民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政黨政治的生命源泉”［9］。隨著政治發展進程的不斷推進，“高政治”研究的宏大領域也必將進一步得到拓展。

（二）政黨與社會的中層理論研究

主要關注利益集團、社會團體與公民個體，以及政黨功能、行動策略等結構性議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現代國家的研究發現了兩個并行的上層建筑，一個是直接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官僚與司法系統，另一個是由政黨和社會團體（包括宗教性團體）組成的上層建筑，后者服務于統治階級霸權的需要，在向公民灌輸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實現特定政治目的［10］。葛蘭西從霸權論的角度論證政黨行使權力的政治功能和路徑，以工具理性的視角討論政黨策略的實施，認為政黨機制在資產階級發展階段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葛蘭西的政黨功能論游離于國家與社會兩端，也間接證明了中層理論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

大量政黨研究成果關注政黨及其利益相關者等層面。比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政治共同體思想將階級、身份和政黨的三維框架放在財富、聲望和權力的視角下加以討論。韋伯直言不諱地指出，政黨的“政治運作是有關利益者的運作”，政黨作為現代組織形態構成了“現代西方國家的根基”［11］。韋伯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一大批學者，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 G.Roskin）等人從政黨功能的角度區分了政黨的六種角色，即政府與公眾的聯結者、利益聚合者、政治體系整合者、政治社會化執行者、選民動員者、政府組織者等［12］。很多西方學者研究政黨票決體制下的行動策略，以中層理論探討黨對社會的動員、控制或整合等行動策略。唐斯（Anthony Downs）則結合迪維爾熱（Maurice Duverger）的心理說，從選民行動策略角度研究政黨與選民互動問題。他認為選民會意識到投票給沒有可能贏得選舉的第三黨是一種浪費，因此心理暗示會使選民投票給政策最接近自己主張且最可能贏得選舉的政黨，這就迫使這些政黨不斷采取合并策略以對抗經常獲勝的大黨，并最終形成兩黨制［13］。

一定程度上，結構功能主義和隨后興起的新制度主義等研究成果進一步將中層理論推到一個新高度。薩托利認為，政黨是社會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是宗派，國家與政黨是相互維持和相互強化的組織，二者彼此服務于對方的需要，但政黨的首要功能則是人民的表達工具、手段和代理機構［14］?？藙谒埂ゑT·貝耶姆（Klaus Von Beyme）也指出，政黨具有確立目標、利益整合、利益表達、政治動員、引導參與、招募精英、組閣政府等諸多功能［15］。在傳統結構主義視野中，政黨是政治體系不可或缺的結構，是利益綜合的主體和機制，“組織完善和領導有方的政黨能夠（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控制政治”［16］，以及控制社會和回應社會［17］。比較而言，新制度主義關注制度變遷中的因果邏輯，因而在變量選擇與學理推演上均是中層理論方法的展開。如上研究成果在國內學者中都比較有吸引力，比如關于黨與社會組織的研究中既有統合論的立場，也不乏資源依賴、政治吸納、合作生產等觀點，表現出學術跟蹤和理論關懷的特征。

二、本文的視角：政黨與社會互動論及其展開

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的歷史經驗是對流行于西方學術界“國家—社會二分法”范式的證偽，無論是“國家中心論”還是“社會中心論”，都放大了二者之間的對立性。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中的國家與社會則是對立統一關系，它是對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中單純突出對立性而無視統一性的糾偏。也就是說，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政黨既要保持同國家和社會的緊密聯系，又要體現出不同于其中任何一方的政治地位，在治理結構則同時扮演著“輸入”與“輸出”的角色，顯示出“國家—政黨—社會”的政治稟賦［18］。這一稟賦有兩大理論特征：一是，研究政黨在政治功能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中的地位與角色；二是，政黨在國家治理中的“中軸”或核心作用，“整個國家治理過程由政黨主導而展開”［19］。在中國，這兩種理論品質在黨領導社會的歷史實踐中都得到了驗證，黨通過組織與動員社會而有效推動了制度變遷，大量成功的歷史事實則進一步成就了黨的執政自信［20］。在方法論層面，既往研究對解釋政黨與社會關系都做出了有益貢獻，但必須承認，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斷面式”的，缺乏學術縱深。比如，針對百年大黨的發展歷程研究，需要通過深層結構化的歷史因果分析，以及相關結構性變遷的路徑研究，否則難以全面認知百年大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發展。同理，判斷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決定性因素和歷史經驗，不能離開政黨及其與之發生互動的其他主體間關系。

如果說“政黨構建國家”的學術話語“為人們從事經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性選擇”［21］，那么政黨與社會之間是否存在這種“構建”的邏輯或事實呢？在實證的角度看，在中國治理場景催生了具有中國特征的政黨制度，這是內生于中國的革命與國家建設實踐的，因而顯示出很強的制度韌性［22］。從各國歷史實踐經驗看，政黨取代君主是現代政治進步的標志，政黨通常站在政治國家的幕后，操縱著政治資源和政府的杠桿，在影響和主宰著國家基本權力結構的同時，也在影響和改造著社會，顯示出巨大的能動性特質。有研究以中國共產黨解決農民問題為對象，發現黨的領導經驗是一個全方位的積累，不但要改造農村面貌，而且還需要塑造新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科學方法論樹立農民的主體地位［23］。這說明，黨的領導制度稟賦有效地對沖了外生型政黨的不利局面，作為服務社會、關懷社會、代表社會的政治力量，黨領導社會建設的正當性與有效性驗證了“建構社會”理論的應用價值。

必須指出的是，社會并非是“被動”地接受政黨改造，而是以自己的邏輯對政黨改造做出響應并反過來影響政黨行動。這就是政黨與社會的互動。本文要討論的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的互動，從而發現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關鍵變量和因果機制，解釋二者能夠持續互動的條件。為此，本文嘗試以歷時性的結構變遷為線索來認識黨領導社會治理的邏輯，揭示這個互動過程的路徑特征，以及在社會治理共同體愿景下又是如何推動了黨的領導制度變遷。針對這個時序范疇和政治命題，論文從三個方面進行謀篇布局：一是在價值觀上，百年大黨是如何影響了社會，又如何塑造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政治認同？二是在制度上，百年大黨是如何組織起本黨同志，并有效組織和改造了國家與社會，以何種行動策略推動了社會進步？三是在政治場景上，為了締造社會治理共同體，黨提供了哪些支撐性的歷史資源，并形成了怎樣的實踐價值？基于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有助于厘清黨與社會的關系史，有助于以歷史來回答現實，為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解決方案。

三、社會治理共同體目標確立：歷史積淀與當下觀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產物，同時也在百年發展過程中成就了中國社會發展史。1921年黨成立之初，其外生型政黨的未來并不被看好。但是，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政黨結構在事實上顛覆了公眾對官僚體系的固有認知，繼而又在行動上與中國社會最終實現了契合，因此贏得了社會認可［24］。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中呼喚構建以“庶民”為本的共同體［25］，今天的“以人民為中心”治理理念正是這種價值定位的政治宣示，同樣也可以認為是黨向全社會做出的政治承諾。今天是歷史的必然，那么歷史為今天又鋪墊了怎樣的路徑呢？

（一）社會革命與社會建設的歷史鋪墊

馬克思說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社會革命的連續性表現為在“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的同時，還有能力再“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揭示了革命作為社會進步的動力選項，為黨確立改造社會關系的行動方案時做出政治權衡。1950年6月6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召開，針對當時社會關系的緊張局面，黨清醒地制訂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為穩步推進社會革命、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社會基礎，繼而為順利解決誰是革命的領導者、誰是革命的核心主體以及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問題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得益于這些穩固的基礎，黨才得以在全國范圍內把一系列分散的社會因素有機統一起來，為黨與社會的互動鋪墊了必要的歷史條件。

在經驗上，“破”“立”失衡是黨領導社會建設的教訓及其總結。1956年至1966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被公認為是黨領導社會發展“艱辛探索”［26］的十年，黨在幾近空白的基礎上致力于“立”，目標是塑造社會。這一進程伴隨著失誤而曲折前進，但仍然被后來發生的“文革”所顛覆，黨群關系、社會關系被籠罩在政治不信任的陰影之下。在“立”而未穩的前提下，“破”字當頭在事實上解構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領導社會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對既定路線的乖違，所幸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黨、人民政權和整體社會的性質。

在策略上，“主次有別”是改革開放時期黨領導社會建設的主觀選擇，也是針對既往執政經驗的總結。1978年始于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是在黨的領導下漸進展開的，并有序拓展到社會領域。從黨的領導角度判斷，這一時期的社會建設有兩大特征：一是解決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社會建設為經濟建設（“一個中心”）服務，主次目標分明。以法治社會建設為例，隨著“自由選擇經濟活動為共同特征”［27］的新社會群體的出現，各類社會組織也鱗次櫛比地應運而生，因而需要對日益繁榮的社會組織活動做出規范。為此，1988年和1989年先后出臺了《基金會管理辦法》和《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并修訂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為經濟活動營造了積極的法治環境。二是區分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目標是在文化建設框架下解決社會問題。作為文化建設的一部分，那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建設主要任務是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共中央做出頂層設計：對于那些“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不相容的，必須繼續批評這種傾向”，建設目標是“努力改善全體公民素質”［28］。在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中，按照黨的意愿開展社會建設并不是隨心所欲的，不斷變化的時勢決定了特定決策的歷史合理性。換言之，黨領導社會建設的歷史鋪墊決定了當下行動策略的選擇，而不是相反。

（二）社會治理共同體目標的當下觀照

首先，人民本位是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價值定位［29］。作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價值目標的新認識和新表達，人民本位的官方術語是“以人民為中心”，這是黨的宗旨在社會建設領域的重申和鞏固，具體有三個層次的內容：其一，“人人有責”是生產性層面的命題，側重于在身份認同基礎上的“參與”和“共建”。一般認為，個體是共同體的初級層次，黨強調在共同體實踐中實現個人價值，讓人們從認知層面建立起身份意識，明晰自身在社會治理中的“身份”與位置，繼而指導公眾做出更加符合自己（共同體成員）身份的行為。其二，“人人盡責”是社會規范層次的命題。如果說“有責”更加突出制度的規范意義，那么“盡責”則凸顯了制度的引導和約束作用。隨著社會的快速轉型，不確定性程度空前加大，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意愿與結果也充滿變數，這對黨的領導提出了新課題，為營造社會治理生態增添了不確定性。在規范層面，人民本位的價值定位對沖了這種風險。其三，“人人享有”是分配性層面的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虛心向人民學習，傾聽人民呼聲，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30］。由此推理，人民本位價值若要實現“大立”，便不能無視“破”的成本，歷史經驗證明這種“破”與“立”必須保持適度平衡，否則將對社會治理共同體目標實現帶來更多變數。

其次，民生改善是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核心目標。作為黨領導社會建設的一項戰略部署，這是基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歷史判斷而做出的決策。這個部署和探索在《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中得到進一步確認，其中，社會管理術語在黨和政府文件中正式出現則標志著黨領導社會建設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隨著社會建設同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并列為“四位一體”戰略部署，社會管理遂成為此后政治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內容。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第一次把社會管理寫入黨的文件：“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必須“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這一立場和政策持續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民生”成為共識性的改革議題，而構建黨委領導下的社會管理體制則被視為黨的執政使命自覺的制度標志?？梢哉f，政黨與社會的互動關系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最后，黨的領導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目標達成的政治基礎?！吧鐣卫砉餐w”是一個本土化的中國命題。它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思想，即嶄新的未來“社會將生產出足夠的產品，可以組織分配以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31］。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黨是領導一切的”推動著社會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也表現出使命必達的政治宣示和政治自信。它有兩個背景：一方面，持續改革開放勢必將觸動既有社會格局，進一步的結構性變革也必然會帶來社會思潮、社會心理和社會利益的再分化與再整合；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生態的深刻變化無疑也會反映到國內社會中來，特別是美西方的戰略擠壓給黨領導社會帶來了新的干擾。對此，黨必須從戰略上做出應對，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社會治理體制創新被專列一章。這是黨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社會治理”概念，并從治理方式、社會組織、社會矛盾和公共安全體系共四個方面做出頂層設計?？傮w上，社會治理共同體目標的確立是對如上社會建設諸多領域的回應，而黨作為領導力量既始于使命自覺，又是歷史的選擇。

四、如何領導：歷史特質與時代命題的雙重檢視

透過諸多歷史事實能夠發現，組織與權力是解釋政黨領導社會建設的基本維度。經驗上，黨領導社會有兩條路徑：一是黨的組織網絡路徑，遵循“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邏輯［32］，其特征是增強黨的基層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二是“黨嵌入社會”的策略路徑，其路徑特征是黨以結構性和整體性的動力機制實現對社會建設的政治領導［33］。從一個連續而非斷裂、整體而非碎片的視角來看，這兩條路徑是互補的，有效體現在社會動員、社會整合、社會賦能等環節，彰顯了政治與社會雙重建構的應用性和針對性，形成了黨與社會互動的中國治理邏輯。

（一）社會動員：話語轉換與群眾路線的行動策略

比較歷史學家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大眾動員型政黨”，具有豐富而成熟的社會動員經驗，“新型的革命政權不同尋常地推動廣泛的民眾參與，令人驚訝地抵制科層化官員與職業專家式的常規型等級支配”［34］。當然，斯考切波這種建立在“官”與“社”二律背反的立場只能解釋偶發的個案現象，是無法對黨“領導社會”的現實觀照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的。這是因為政黨與社會之間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此消彼長、零和博弈的關系，更不是你進我退的策略問題，而是充滿著互動、互惠和共生的過程。因此，如果要理解社會動員是如何使“人們獲得了新的社會化模式和行動模式”［35］，就需要觀察公眾（社會）的響應程度，就要考察社會動員對于人們的心理、認識和價值觀的塑造程度，從而以社會激勵的方式接受和認同特定的政治倡導或思想［36］。

在黨的領導經驗中，社會動員的首要工作是進行話語構建，在話語轉換中奠定思想基礎?！巴粮摹睍r期的“翻身”話語，客觀上“喚醒了底層民眾的共同體驗與一致行動”［37］，正是由于動員了廣大農民參與其中，才使黨的土地政策獲得了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支持；“婦女能頂半邊天”在重塑社會結構的婦女運動時期流傳甚廣，越來越多的人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這些宣傳話語，并在實踐中改變了傳統婦女的社會角色，使她們能夠平等地參與到政治生活與公共領域中來，推動了廣大“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38］的進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黑貓白貓”話語建構在全社會不同階層都激發起敢闖敢試的創新氛圍，擴大了對改革的社會認同基礎；而“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則使黨的政策在社會上獲得了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進入新時代，社會動員話語轉換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哲學建構。這是吸收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同時有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學觀的產物。前者可資借鑒的有治國傳統思想中對于民意的關注、敬畏和回應，超越了把“民”僅僅視作為治理對象的局限性；后者則具體表現為馬克思關于“從人出發”又“回歸到人”的價值聚焦，張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與實踐性，繼續回答新時代社會治理為什么要將人的本質視為價值的核心問題。綜合起來，“以人民為中心”話語創新體現為“人”的主體地位，一方面是具有認識能力的、能動的人；另一方面是具有實踐能力的、主動的人。

群眾路線在黨史上成就了黨的政治抱負，因而被奉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進入新時代以來，群眾路線在社會動員中的政治期待是將黨的正確主張同群眾的自覺行動統一起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保?9］關于黨領導基層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保?0］在愿景層次上，群眾路線的動員作用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方面，發掘群眾首創潛力。黨領導社會建設必須依靠群眾，黨的組織功能和政治功能開發同群眾首創是一體兩面，共同服務于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激勵群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的出發點是人民，而歸宿點也是人民，因此動員群眾有序參與既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需要，也同樣是為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提供參照。再一方面，動員社會監督黨的領導，以群眾路線來解決黨執政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工作作風等問題。

（二）社會整合：結構塑造與政策托底的行動策略

社會整合的長期任務是重塑社會結構，而途徑則是整合社會關系，目標是避免社會分化。在黨領導社會的歷史實踐中，民生關懷、秩序優先、社會和諧、均衡發展、時空定序、溝通行動等有益探索，都產生過積極的社會效益?；跉v史經驗的反思，當前社會結構的塑造需要在四大領域展開：其一，協調和解決社會沖突，建設團結型社會。能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沖突，顯示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水準和質量。當前，中國形成了以政法委為框架的社會矛盾化解體制機制，同時也鼓勵市場和社會主體參與調解不同群體間的沖突。著名的“楓橋經驗”代表了不同時代的社會共識，是中國處理基層社會矛盾的范例。其二，降低社會對立風險，提升社會忠誠度［41］。在中國快速轉型的社會背景下，結構性問題一直困擾著改革開放走向深入，尤其是消極的社會形態問題所帶來的挑戰更為嚴峻［42］。在這個“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的轉型進程中，黨的在場是為了能夠整合對立性社會結構，從制度層面推動社會之間的互動，實現社會“和解”與和諧。其三，增加社會認同，減少社會排斥。當代的社會關系更加復雜，新時代的利益關系催生了新訴求，特別是新業態從業群體的社會關系呈現出新的結構特征，黨為此提出了構建共同體的社會整合方案，以激活社會活力，提升社會包容性。其四，營造親社會的適應性生態條件，消解反社會的不良因子及其影響。這種長期的社會整合努力正在產生積極效應，一個接納新社會關系的開放與包容的社會正在出現。

在黨整合社會的策略方案中，政策路徑因其作用對象是社會公共事務，且關乎公民公共生活，因而成為可預期的托底機制。一方面，黨以政策捍衛包括特定群體、社會組織等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黨還利用公共政策實現社會控制，在維系秩序、共同需要和集體行動等方面形成共生型社會生態。在經驗上，黨的政策突破領域重點集中于三大方面：

其一，黨的政策與政府政策聯動，為社會建設規劃發展方向。憑借公共權力的優勢地位，黨和政府具備配置社會資源的權威，能夠賦予政策以整合社會的權威，實現政策效用最大化。以民政部的救災救助政策為例，此類“工作完全由政府包攬是不可能的，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社會化的道路，把單純的政府行為擴大為社會行為，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為”［43］。為此，中央創新政策工具以激勵社會組織參與，客觀上拓展了社會組織的功能范圍。在文教衛生、科技、民政福利、公共安全、民族事務等領域也是如此，政策規劃為社會建設做出規劃的同時又擬定了實施細則，為社會整合提供了制度支撐。

其二，以政策試探黨與社會的邊界，以黨內法規為社會建設“保駕護航”，推動了社會發育和社會成長的進程。為了塑造有序的社會公共生活，就需要完善制度體系，黨內法規的“破冰”成本盡管不菲，但黨以責任擔當的政治姿態和制度創新的勇氣，營造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制度環境。社會整合多以兩種方式展開，即外在動力和社會的自我整合，但無論是哪種方式，制度的保障作用須臾不可缺席，否則就會走彎路。比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初期，黨對社會建設如何為經濟建設服務并無經驗，經過不斷地“試錯”，才確立起以政策供給推動社會整合，繼而依法確立行動框架和約束機制，最終“實行依法執政，更好地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44］。

其三，豐富社會政策工具箱，以政策開放的姿態拓展新興領域的社會空間。社會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單一政策工具或簡單移植都無法應對復雜的社會治理需求。理論上，政策工具箱的優化遵循可及性程度高、成本適宜和盡量降低對原有社會關系的破壞程度等原則展開。對于領導超大型社會建設的執政黨而言，公共事務管理的難點在于如何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以政策工具可及性為例，2013年實施的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制度，為其承接政府購買的非基本公共服務以及諸如“教育、就業、社保、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文化體育及殘疾人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奠定了基礎。在社會整合的其他領域，政策工具箱的應用價值也是如此，其擊發（triggering）機制效應反過來拓展了政策創新的力度與持續性。

（三）社會賦能：黨建引領的介入與拓展策略

社會賦能的方式和途徑很多，黨的組織功能和政治功能的成功傳遞經驗是黨建引領。應用于社會治理領域，黨建引領系指通過黨的組織網絡構建和政治引導來激活社會內部活力，從而提升多元主體有序參與和協同合作的能力。黨建引領下的社會賦能既可能是一種社會權力的獲取，也表現為政黨權威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拓展，因而也被稱為黨建賦能［45］。黨建引領的目標是通過政黨與社會的互動來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現，集中體現在社會個體賦能與組織賦能兩大層面：前者側重于個體面對社會環境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學習能力的改善，以實現個人價值為歸宿；后者則側重于組織權力與責任的政治調適，從而達到協同合作與有效治理的目標。

隨著黨建引領實踐的不斷深入，社會賦能正在從社會個體、家庭、團體組織、社區拓展到心理、政治權利和行動等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黨建引領頗具代表性的成功經驗是塑造身份認同。歷史上，作為“革命法寶”的黨建經驗是漸進積累起來的，其屬性特征表現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定位、精干的黨組織、嚴格的黨紀和具有強烈使命感的黨員隊伍等方面，這些關鍵品質在不同歷史時期造就了多樣化的身份特質。比如，“翻身做主人”“咱們工人有力量”“雷鋒榜樣”“改革的弄潮兒”“新上海人”“民營企業家入黨”等具有不同時代特征的身份標簽，都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凝聚了特定群體，成為社會的建構性主體而非解構性力量，大大拓展了黨與社會成員的互動渠道。在黨執政以來的社會治理實踐中，較為突出的是對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社會賦權：為了配合《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行，在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的不同領域，從個體與家庭的幫扶到整體性扶貧攻堅、從社會民生改善到基層自治，黨建嵌入到公共生活的各個領域，為形成平等、互助、團結的民族關系提供了穩定的制度支撐。

賦能社會組織也是如此。很多成功經驗是黨在不斷試錯過程中積累的，并最終形成了政黨統合［46］、協商合作［47］、共生互利［48］等不同的“黨社關系”模式。為了達到改善社會組織能力建設的目標，黨建引領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賦能路徑：一是圍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行賦能，重點是激勵同政府具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社會組織活力，讓它們有能力承接政府轉移出去的職能［49］；二是圍繞經濟發展進行賦能，重點是激勵各種具有市場或準市場特征的社會組織的成長與發育，形成了“黨建也是生產力”的中國經驗；三是直接面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組織賦能，在參與社會治理中實現公益價值。概而言之，當前在社會治理良性互動格局的構建中，社會賦能在居民自治、社會調解、社會組織協同合作等領域都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創新探索，為進一步升華為地方性知識和普遍性知識提供了經驗支撐。

五、結論與討論：人民本位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及其未來

長時段的歷史考察，能夠在總結歷史特質的基礎上回答黨領導社會的內在機理或普遍規律。百年中共經歷了國家形態的變遷和社會形態的塑造過程，人們有萬千種歷史敘事方式來張揚不同的社會價值和集體記憶，但總能夠找到“不變”的歷史規律。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不足500萬，而截至2022年底已經超過9804萬，黨的基層組織則已達506萬余個［50］。如果為這個龐大而系統的組織網絡尋找歷史答案，就不能無視黨領導社會建設這一歷史事實。本文探討了那些“不變”的歷史事實是如何成為一百年來中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動力。本文認為，這個“不變”的愿景是解釋黨與社會相互強化的變量，同時還是對所有唱衰中國、唱衰中共論的歷史證偽。黨與社會關系命題的核心是人民本位，在政治話語表達為“以人民為中心”，這是諸多“不變”中的核心變量。這一歷史機理體現出黨領導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歷史特質。

從歷史來認知和理解人民本位下的黨的領導與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有兩層意涵：一是“人”是社會進步的主體，既具有能動認識能力，又具有主動實踐能力；二是“人”是社會發展的歸宿，既是起點，又是終點。在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利民”呼吁、“惠民”理想中，無不是為了使人們的思想認識“令有所屬”，但鮮有從實踐層面提供系統性的、建設性的政治智慧。比較分析起來，馬克思主義人學觀為人民本位的共同體建設提供了知識基礎和方法論依據。立足于唯物史觀，黨領導社會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歷史進程不能“先驗”地等待救世主，而需要領導人民去主動地在實踐中創造，“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51］。換句話說，價值塑造是一個能動過程，黨的領導提供了人民本位價值觀實現的政治選項。

人民本位的政治價值觀并非寫在紙上的政黨理念，而是黨在領導國家建設和領導社會建設中逐步得出的實踐結論?？v觀黨與社會互動的歷史實踐，能夠發現黨領導社會的一百年絕對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還伴隨著失誤乃至失敗。長達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表明，黨對社會的改造帶來了政治生態與社會生態的變化，社會為黨的政治愿景實現提供了試驗場，而政黨則為社會進步貢獻了政治智慧。黨領導社會的歷史軌跡顯示，二者是一個相互強化的過程，并由此形成了日益明晰的制度路線：一方面，以人民共和國對國體進行制度確立，為人民及其政治地位做出政治上的權威定性；另一方面，以服務人民進行制度鞏固，完善維系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制度體系。

不理解“國家—政黨—社會”的邏輯關系，就無法全面理解中國的治理場景與政治生態。歷史經驗表明，黨領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形成了一種黨與社會的共生型路徑：一方面，政黨有效嵌入國家與社會，使國家建構與社會建構同時并進成為可能，并包容了不同個性特征；另一方面，黨建引領創造了共同體建設的生態條件，提升了政治資源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治理可及性，為不同主體的動力激發提供了可達的界面；再一方面，黨以領導者的政治身份宣示了共同體建構的方向，并輔之以策略性的制度安排：對于相似的同質性社會，匹配以政治互動的必要資源；而對于差別化的異質性社會，則匹配以穩定的政治溝通機制。就當下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任務而言，未來的戰略部署是從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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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mpirical History and Governing Strategies

Wu Xinye / Li Chongqi

The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state-party-society’ is interpretable to both state oper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ed synchronously，and resulted i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society.On one hand，CPC put forward strategies which has ignited the social autonomous dynamics to development;on the other hand，social mobilization，social integration，social empowerment strengthened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PC and society solidified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and the CPC’s political ideology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has embedded into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The conclusion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 how CPC’s leadership extended from political sphere into social sp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eadership;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Interaction

方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