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90年來學界對張仲實的研究及其思考

張積玉

(陜西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西安 710119)

張仲實是1925年1月入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出版家,他為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真理奮斗了一生,為黨的理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其畢生從事對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的翻譯、研究和出版,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國際問題和抗日戰爭相關問題的研究及其后對黨的宣傳思想和理論教育、干部教育工作的推進,都有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關于張仲實的研究,涉及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中國現代文化史、中國翻譯史、中國出版史等諸多領域,是一個具有廣闊空間和重要意義的課題。然而,近年學術理論界對張仲實的研究,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已有研究成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均極其有限。為進一步深化和推進張仲實研究,有必要梳理既往成果,以總結經驗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鑒。本文擬就近90年來學界對張仲實的研究及思考,從以下三個方面作一述評。

一、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張仲實研究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學界就開始了對張仲實著譯作品的關注與研究。經對初步檢索到的相關文獻所作的統計,1934—1946年間先后有27篇相關評論文章見諸報刊。最早研究張仲實的文章出現在1934年,是一位署名杲杲的作者所寫的《我們也希望得到那末一封信》(上?！吨腥A日報》1934年10月21日)。其后,學者們陸續在上海、北平、重慶、新疆等地出版的報刊上撰文評介論述張仲實的譯作(1)1934年研究張仲實的第一篇文章:一位署名杲杲的作者所寫《我們也希望得到那末一封信》(上?！吨腥A日報》1934年10月21日)出現后,學者們陸續在報刊上撰文評介論述張仲實的譯作,已經查到的文章有:孤西《永生在人們心里的作品——〈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讀后感》(《申報·自由談》1934年12月11日);編者《讀過的書:〈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讀書生活》1935年第3卷第1期);黃靈圣《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的札記》(《中學生文藝季刊》1936年第2卷第1期);優生《讀物印象:〈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上?！蹲x書與出版》1935年第8期);張宣《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黃流》1936年第3卷第1期);伊素《介紹〈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婦女生活》1936年第2卷第5期);朱石《書報評介:〈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教育短波》1937年第102期);白瓔《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市師周刊》1937年第53期);丘鋒《中國制憲過程中的一個參考——介紹〈蘇聯新憲法研究〉》(《讀書》1937年第1卷第2期);吳夢殊《書報述評: 〈政治經濟學講話〉》(上?！蹲x書與出版》1937年第24期);魏子良《介紹兩本政治經濟學的書:(一)〈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二)〈政治經濟學講話〉》(《社會公論》1937年第1期);志今《介紹張譯重訂再版本〈政治經濟學講話〉》(北平《通俗知識》1937年第4期);《新書提要: 〈政治經濟學講話〉》(《圖書展望》1937年第5期);執之《書報介紹:〈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上?！蹲x書與出版》1937年第27期);向林冰:《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理論與現實》1939年第1卷第2期);唐突《書報評介:略論〈政治經濟學講話〉》(重慶《戰時文化》1939年第1期);張凡生《封建主義》(《新學識》1938年第3卷第1期);冬垠《書報介紹:“論民族問題”》(《雜志》1939年第4卷第5期);冬垠《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研究——介紹〈論民族問題〉》(《讀書月報》1939年第1卷第3期);蔡英華《介紹〈蘇聯歷史講話〉》(《文理月刊》1940年第4-5期);樹祥《介紹〈新哲學讀本〉一書》(迪化《新芒》月刊1940年第1卷第2期);伍辛《評〈辯證認識論〉》(《讀書月報》1941年第2卷第11期);S.著《科學的歷史理論:〈科學的歷史觀教程〉 (吳黎平、艾思奇著);〈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普列漢諾夫著,張仲實譯)》(《讀書與出版》1946年 復2)等,以及學人郭豫城在《介紹〈讀書月報〉》(《讀書月報》1939年第1卷第7期)一文中對張仲實的論文《資本主義底新危機及其特征》的評介,杜重遠在新疆《反帝戰線》1939年第2卷第9期發表《介紹沈雁冰張仲實兩先生》,先后計有27篇研究文章。。梳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相關文章,主要關注和評價了張仲實出版的9部譯著和一篇論文。被評譯著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民族問題、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法律、文學理論等諸多專業學科,均為當時具有很大影響的蘇聯最新理論研究成果;受評論文系研究探討20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果之一。因以上研究文章均以對張仲實單部譯著及單篇論文為評介對象,以下分別以被評介譯著或論文的學科類別次第展開評述。

關于被評張仲實所譯馬列主義理論的著作有兩部:一部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漢口 生活書店1939年初版),一部是普列漢諾夫《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原書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出版時為躲避國民黨政府查禁改為此名)。對于《論民族問題》,時人冬垠先后在《讀書月報》1939年第1卷第3期發表《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研究——介紹〈論民族問題〉》、在《雜志》第4卷第5期上發表《書報介紹:論民族問題》兩文。文章作者充分肯定了斯大林該著對于社會主義蘇聯的鞏固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尤其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具有“偉大意義”和“不可磨滅的實踐價值”。文章分五個方面對全書的重要觀點做了提示性描述,以為研究民族、殖民地問題的人們提供便利,尤其對我國民眾“在反對日寇的長期戰爭中遇見了團結中華各民族共同御敵的重大問題”:一方面,當時的“日本已經挑撥一部分蒙古同胞來反對我們,利用他們作戰爭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國的抗戰需要一個“鞏固的后方”,而當時我們的后方“是各民族雜居的地方,是民族間分歧與隔膜沒有完全泯除的地方”,因而“我們應該細心研究本國的民族問題……首先就是斯大林的這一著作”。

對于普列漢諾夫《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上海 生活書店1937年初版,之后多次再版),先后發表的評介文章有3篇:執之的《書報介紹:〈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上?！蹲x書與出版》1937年第27期),向林冰的《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理論與現實》1939年第1卷第2期),S.著《科學的歷史理論: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讀書與出版》1946年復2)。以上3篇文章有一個共同點:都充分肯定了該著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發現的“光芒萬丈的學說”——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做了“有系統的論述”、在蘇聯流傳很廣的“普列漢諾夫最佳著作之一”。文章特別強調了該書的價值,說到列寧“對于普氏此種著作非常重視”,并引用列寧的話說:如果不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一切哲學著作,那就不能成為真正的覺悟的××(共產——筆者注)主義者”,認為“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論文‘應當成為××(共產——筆者注)主義的必修教科書’”。但也有學者指出,對該著“應當用批判的精神‘研究’、‘采取’普列漢諾夫遺產里面那些有用的材料’”。文章特別贊賞張仲實這本譯著內容上的特點,說明它是由蘇聯馬恩列學院加了詳細的注釋,不但對書中“所涉及的專門術語和人名”做了“詳細而正確的注解”,而且“對于普氏錯誤的地方,也盡量地將它指摘出來”,以供讀者研究參考。

關于張仲實翻譯的李昂吉葉夫的政治經濟學名著《政治經濟學講話》(后改譯書名為《政治經濟學初學讀本》,改譯著者名為列昂節夫,上海 生活書店1935年初版),先后有吳夢殊《書報述評: 〈政治經濟學講話〉》(上?！蹲x書與出版》1937年第24期),魏子良《介紹兩本政治經濟學的書:(一)〈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二)〈政治經濟學講話〉》(《社會公論》1937年第1期),志今《介紹張譯重訂再版本〈政治經濟學講話〉》(北平《通俗知識》1937年第4期),《新書提要: 〈政治經濟學講話〉》(《圖書展望》1937年第5期)及張仲實《關于幾個名詞的譯法及其他——答魏子良先生》(《政治經濟學講話》附錄三,上海 生活書店1937年增訂三版)等5篇文章評介。吳夢殊在文中對《政治經濟學講話》的特點、價值及理論意義做了詳實的分析評價,認為在中國出版界“還不曾有過一本通俗、簡明,能把抽象的理論和具體的事實密切融合起來的政治經濟學讀物”的情況下,該書的出版填補了一個空白,是“一本切合于初學和自學者的要求的讀物,它的出現,對于一切饑渴似的求知者,可說是最豐盛而又清潔的糧食”。魏子良在文中對列昂節夫兩個不同譯本的同一部著作——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講話》與胡明譯《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作了評介,充分肯定了該書“對廣義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切問題,都有簡明正確的解答,……是探索理論和從事實踐的指南針,……實為了解目前世界大勢的鎖鑰”,且“是被國內認為最有價值的大眾政治經濟學讀物”。與此同時,魏文還對張仲實譯文中的某些“不足”提出了質疑,主要是認為不應刪掉原文幾個小節,用×的地方太多,為通俗化出現以詞害義現象,幾個名詞譯得不當。張仲實在《關于幾個名詞的譯法及其他——答魏子良先生》一文中,對魏文所提出的質疑一一作了回復。文中說明:刪節的原文,已經補譯,附在第二版;關于用×的地方,僅有一句話和幾個犯禁名詞,所言“太多”,不是事實;所謂以詞害義,亦非事實;重點對所謂幾個名詞譯得不當作了討論,認為關于“資本主義以前”“放款資本”“聚積”“封建莊園”等詞語的譯文不存在不妥。張仲實還對胡譯本譯文存在八個方面的問題一一作了分析,認為將“部落”譯為“種族”, 將“資本家的大騙子”譯為“大的資本‘鮫魚’”, 將封建農奴送給地主的“年貢”譯為“賦稅”等多處為錯譯;把“公歷紀元”譯成“我們世代的初年”等,與原文原意不符,尤其全書引有涅克拉索夫、海涅等人的詩19首,“內中胡譯本譯錯的竟有十二首,譯得不明白的有三首”。張仲實認為,魏文之所以用較多的篇幅針對其譯文,而對胡譯則只淡淡說是“有時雖帶歐化,但也沒有枯澀的毛病”,其原因是胡譯本經魏先生校閱過的,自然有向讀者做廣告推銷之嫌。對此,唐突在《略論政治經濟學講話》一文中也明確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志今的《介紹張譯重訂再版本〈政治經濟學講話〉》(北平《通俗知識》1937年第4期),在對《譯者序言》中講到的該著材料豐富、絕不空談、寫法新穎、生動有趣、注重現實問題、內容很有系統性等優點作了闡析后指出:與我國市場上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書籍“內容比較的艱深”“文字和敘述形式枯燥艱澀,致使一般有志研究此科的青年,往往望而生畏”不同,張仲實的譯著“譯文忠實而且通俗”,注重“對原意的不加更改”“把很多難懂的術語翻譯成淺顯的白話”,給初學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時,譯者為使讀者了解“‘危險的’1936年一年的世界經濟狀況”,特別在書末譯出附錄了當時世界權威的經濟學家瓦爾加的《1936年世界經濟狀況的鳥瞰》一文,體現了譯者“對于讀者用心的周到”。還有,重訂再版本補譯了初版本因種種原因幾處刪除的內容,使書的內容更加完整。所以,特別強調對于該書“不但根本未讀過本書的人需要精讀,即便讀過初版譯本的人也有重讀的必要”。

唐突的《略論政治經濟學講話》,在充分肯定該書通俗、有趣、易于初學等特點的同時,也對它可否作讀物中通俗的范本、標準提出了質疑;還對魏子良一篇文章對張仲實所譯該著譯文不談內容、僅作翻譯字眼的批評表示了不滿,說“魏先生的批評又確實不無廣告之嫌(為胡譯本)”。唐文還通過比較指出:《資本論》內容的艱澀難懂,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高島素之的《資本論大綱》、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等生硬古板,讓讀者望而卻步;而《通俗政治經濟學講話》(駱耕漠)、《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柳湜)等則因內容過于簡略,說不上作為政治經濟學的讀本。唐突認為,只有張仲實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講話》“很適合于作政治經濟學的入門讀物”,因“譯者文筆之通暢,更增加了它的通俗程度”,讀它“與中文寫的毫無二致”;還“由于譯者過去的譯述成績,我們對譯文的忠實是十分信任的”;因而“筆者十二分的贊美此書,它雖有若干缺點,但現時仍不失為初學者的良好讀物”。

關于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講話》,毛澤東在194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到: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要精讀一些馬列著作,“如果要求大家都讀全部馬列選集,也不現實,可以挑選一些,……如果五本不夠,可以選十本,包括《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概論》在內。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也可以選一些。宣傳部可以研究一下”[1]。并指示中宣部負責挑選一些理論書。張仲實作為時任中宣部的編輯委員、黨內教育科科長負責與胡喬木商量,擬定了“干部必讀”十二種書目,其中就有他編譯的《社會發展簡史》,而該書就是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講話》第二、三章摘錄加蘇聯《新百科全書社會發展史》第四、五、六諸節的國內譯本。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該書的高度重視。作為“干部必讀”之一,它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黨的理論學習和干部教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于評價張仲實哲學譯著的文章,有伍辛的《評〈辯證認識論〉》(《讀書月報》1941年第2卷第11期)和樹祥的《介紹〈新哲學讀本〉一書》(迪化《新芒》月刊1940年第1卷第2期)兩篇。關于《辯證認識論》(羅森塔爾著,張仲實譯,生活書店1939年3月初版,之后數次再版),伍辛引用《譯者的幾句話》中的話,指出該著的特色“就是文字簡潔明瞭,內容精辟透徹;對于哲學的各種問題,都舉許多的實例加以闡發,深入淺出,通俗明白,很少公式主義的毛病”,并在一一分析該著優點之同時,也指出了其不足,即“這本書是沒有說到邏輯的問題上去”;而談認識論不談到邏輯方面,“當然是不大夠的”。盡管如此,文章還充分肯定該書對于初學哲學者把握辯證認識論“還真是很好的一本入門書”。

關于《新哲學讀本》(羅森達爾著,張仲實譯,文化書店1940年版),樹祥認為,該書“是新型的而且是最好的一本哲學讀物”,其全部內容最主要的是根據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所撰寫的《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所發揮的各論點,“而更加具體的充分給以闡述和說明”。與此同時,還對“唯物辯證法的列寧階段,也給以充分的闡述和發揮,打破了過去一般哲學書籍內容和形式的公式化、刻板化,以及老生常談的重復說教,用新的論點、新的特定的歷史階段上的斗爭經驗和新的敘述方法,以新的姿態出現在廣大的讀者面前。它絕不是人云亦云的舊調子的再敘,而是在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統一中,作為有系統的哲學理論體系而出現”。充分肯定該著內容重點突出、著重闡述了“哲學理論體系中的靈魂部分”,對論點的分析充滿著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踐的融合,“都用著各種生動的事實和新鮮的材料做著具體的活的分析……沒有空洞的枯燥的理論論說”,且全書“譯筆相當流暢,而且非常忠實。對于各個論點或范疇,都有明確的探討”。樹祥的評論相當深入中肯。

張凡生評介張仲實譯著《封建主義》(柯斯明斯基著,上海 生活書店1938年1月初版,此后多次再版)的文章(《新學識》1938年第3卷第1期)認為,該著雖然只是六十多頁的小冊子,但已經“把封建主義的諸特征,以及它的發生發展與死滅一切過程都講到了”。這本小冊子“在目下貧乏的中國出版界里頭”“可以說是唯一研究封建主義的正確理論書”。張凡生說他讀了兩三遍后,發現了該著“許多好處”。特別強調它突出的現實意義:一是針對20世紀30年代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及社會發展形式討論中我國部分學者的錯誤觀點,該著“完全打碎了”所謂中國社會與西歐各國“絕對不同”的謬說。二是認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封建主義還有強大勢力存在著,所以我們對于封建主義的研究,不僅是理論上的探討,還要在實踐當中,完成反封建這一偉大使命?！痹摃?938年1月初版2月再版,1939年2月3版,1949年華北韜奮書店重印,1949年東北書店重印,1949年西北新華書店鉛印,1949年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50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第2版。對于一部圖書,讀者永遠是最權威的評價者。從該書出版的版次之多、流傳時間之長,即可看出該書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及其影響力之大。

對于張仲實編譯的《蘇聯新憲法研究》(上海 生活書店1937年版),時人丘鋒在《中國制憲過程中的一個參考——介紹〈蘇聯新憲法研究〉》(《讀書》1937年第1卷第2期)一文中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有關蘇聯新憲法的材料分散不易搜集的情況下,張仲實編譯的該著收入了修改后蘇共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全文,斯大林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以及其他若干報紙雜志發表的評論多篇,雖“是一本161頁的小書,但它把蘇聯新憲法卻論述得一清二楚”。通過對該著內容——什么是憲法、蘇聯憲法發展的幾個階段、憲法是一個社會階層運用為斗爭的武器的分析,說明了蘇聯新憲法與眾不同的特點及其意義,認為“蘇聯的新憲法在今日,自然是勤勞大眾對法西斯蒂、對反革命間諜、社會主義的破壞者斗爭的武器……我國今日是處在強鄰的侵略之下,是在國難深重的當口……在民族團結準備抗敵的前夜,我們的憲法無疑應該是共赴國難、挽救民族,保障和平統一、武裝人民大眾以抗強敵的有力武器?！辈⑾Ｍ覈淖x者仔細地讀讀這本書,以作為研究我國憲法的參考。

對于1937年在蘇聯出版、1939年由張仲實翻譯為中文出版的《蘇聯歷史講話》(A·舍斯達柯夫著,生活書店1939年版),學人蔡英華在《介紹〈蘇聯歷史講話〉》(《文理月刊》1940年第4-5期)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其四個值得中國青年歷史學家學習的優點,并闡述了中文譯本出版的“相當重大的意義”,特別說明了在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正在繼續擴大、中國人民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英勇奮斗之際,“很好地了解這一個在中華民族為自由獨立之斗爭中,所給予的援助不是口惠而是實際的”“有著非常豐富的革命建國之寶貴經驗和艱苦卓越的奮斗精神的蘇聯”,將是一個非?！熬o要的課題”。該文肯定了該著體現出斯大林關于編寫蘇聯歷史的兩個原則,“是一部最新的和最完善的蘇聯史,……就它對歷史觀的正確把握和方法論的靈活運用這點來說,也達到了世界歷史科學的最高水平”。

蘇聯文學顧問會編著的《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由張仲實于1934年翻譯為中文,同年9月25日起在《時事類編》(第2卷第22、23期)連載,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2)編者在《讀書生活》中評介張仲實譯《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時說:該著在《時事類編》發表時,“就曾風動一時”“常聽見有許多人以不能讀得張先生的譯文引為恨事”“自己那兩本《時事類編》(指張仲實譯《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分兩次在該雜志連載,故稱兩本——筆者注)也就因張先生的譯文而遭殃,至于輾轉被人借去,弄的連尸也找不回了”(編者《讀過的書: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載于《讀書生活》1935年第3卷第1 期)。伊素在《介紹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里亦講道:“記得這本書出來以前,無論到哪一個朋友那里去,談起這封信(因為這封信曾在《時事類編》中發表過),總是說‘不錯’?！眳⒁姟秼D女生活》1936年第2卷第5期。。次年8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產生了極大反響。據初步檢索,1934—1937年間學人即發表評介文章9篇。最早的文章是杲杲的《我們也希望得到那末一封信》(上?！吨腥A日報》1934年10月21日)。其后有孤西《永生在人們心里的作品——〈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讀后感》(《申報·自由談》1934年12月11日),編者《讀過的書:〈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讀書生活》1935年第3卷第1期),黃靈圣《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的札記》(《中學生文藝季刊》1936年第2卷第1期),優生《讀物印象:〈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上?！蹲x書與出版》1935年第8期),張宣《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黃流》1936年第3卷第1期),伊素《介紹〈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婦女生活》1936年第2卷第5期),朱石《書報評介:〈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教育短波》1937年第102期),白瓔《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市師周刊》1937年第53期)等。綜合分析各篇,一是大多都論說了譯者選譯該著的背景、內容及價值,指出國內雖曾有人編寫過“一本又一本的‘小說作法’‘詩歌作法’的大著,想拿來填塞初學寫作者的饑腸,結果呢,讀者依然是饑火中燒,無法滿足”。而張仲實翻譯的該書,“切中時弊”“有它偉大的價值”,是“值得介紹給初學寫作者的”“成千成萬的青年所需要的讀物”。二是該著應時勢的需要所寫,其“主旨在從各方面闡述一個作家應如何修養的問題”。全書十節,前五節是關于文學修養問題的一般論述,后五節則是關于“文學分野的個別論”。該書的最大優點在于以下四個方面:其一是簡明且新銳,論述問題“非常具象化、趣味化”“是一本最通俗的《新文學概論》和《新文學方法》”。其二是闡明了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原則的真諦,“凡是讀本書的人,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文學天地”,它是“極新鮮的極衛生的吃食”。其三是對該書的譯文,大多給予很高的評價,如優生的評論文章就認為:“本書展開了一種新銳的翻譯作風,罵直譯為‘硬譯’的南北文豪們,不妨請他們到這小小的花園暖室里參觀一下?！币了匾蔡貏e強調“張先生譯得很忠實”。其四是對張仲實在該著里附錄法捷耶夫《我的創作經驗》給予高度評價,正如《讀書生活》的編者在文章中說這“真是‘正遂人望’……正是‘功德無量’”,并期望“像張先生這樣有俄文素養的人還應當再翻譯一點給我們”。大多論者也都“希望我國文壇上,也能產生那么一本書來指導現代的青年作家們”。

關于張仲實撰著的《資本主義底新危機及其特征》(迪化《新芒》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的論文,學人郭豫城在《介紹〈讀書月報〉》(《讀書月報》1939年第1卷第7期)一文中花較大篇幅專門做了評介,認為張仲實的文章,清晰透徹地闡明了經濟危機的內涵、新危機的表現、特征及其影響,論定“資本主義世界的新危機,已把六分之五的地球上的人類放在第二次大屠殺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面前了”?？隙藦埼摹笆菍＜覀兘o我們寫出的……正確的讀書指導”“它教我們認識現時代變動中的本質”,很好地體現了《讀書月報》的特點。很明顯,該文以張仲實論著為例,評贊《讀書月報》,同時也對張仲實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研究給予了很高評價。

從以上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張仲實20世紀三四十年代翻譯(編譯)的書籍、撰著的論文,要么是馬列主義理論著作,要么是宣傳馬列主義理論思想的社會科學著作,或是介紹社會主義蘇聯建設成就的著作,每一類都是革命的進步的研究成果;它們都適應了那個時代中國革命斗爭的需要,滿足了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渴求知識的需求,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同時也得到了理論界學人們的肯定和好評。需要說明的是,從評介文章反映出的思想和政治觀點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評論張仲實譯著論著的學人,可以說都是進步的革命的學者。

對張仲實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著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些學者亦給予很高的評價。全國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紅旗》雜志總編熊復曾在《我的馬克思主義啟蒙導師》一文中回憶其30年代大學時代的生活時講道:當時課外因讀張仲實主編的《世界知識》、參編的《大眾生活》《永生》等進步刊物,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作為一個“活躍于當時革命的文化戰線和救亡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翻譯家和學者,就是自己“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導師”,并援引1937年為四川大學一位同學結婚特贈一套張仲實主編的《青年自學叢書》作為珍貴禮品的經歷說明,“而教育整個一代青年,指引他們由愛國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是,由鄒韜奮同志創辦而由仲實同志擔任總編輯的生活書店,它出版了一系列進步讀物,特別是‘青年自學叢書’‘世界學術名著譯叢’‘百科小譯叢’等等,我自己就是受到這種教育而走上這條道路的見證人。正是這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使我得以從中含英咀華,最終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盵2]158-159

20世紀30年代,曾在生活書店總編輯部協助張仲實處理編輯業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的林默涵講道:張仲實的著譯和主編出版的書籍“在青年中影響很大”,許多青年是看了他這些書刊“走上革命道路的”[3]。其時擔任過生活書店經理的邵公文曾著文《仲實同志在生活書店的日子里》,講到張仲實擔任生活書店總編輯幾年時間,不僅主持編輯出版了“大量的進步革命書刊”,還撰寫了不少文章,翻譯、撰寫及與別人合寫書籍14種?！斑@些文章和書籍,向讀者介紹了新的理論和知識,影響很大。他翻譯的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講話》,更被廣大青年讀者熱烈歡迎?！盵4]20世紀40年代,在延安與張仲實一起在馬列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過的著名馬列著作翻譯家何錫麟曾評價張仲實翻譯的“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等等,是飲譽翻譯界和學術界的著名譯本”[5]。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張仲實進行全面評價的文獻,當屬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時任新疆學院院長的杜重遠先生1939年6月發表在《反帝戰線》第9期上的《介紹沈雁冰張仲實兩位先生》。這是一篇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的文章,該文采用比較的方法,以真摯的感情、生動樸實的文字,對張仲實的生平經歷做了簡要的介紹:“民國14年他領導陜西全省學生罷課,作過驅逐軍閥的運動,同年9月代表全陜學生出席過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駠?5年留學蘇聯,進東方大學專研經濟學。所以,他不但長于中文,而又長于俄文。民國19年冬卒業歸國,在唐山一帶作過工人運動?！拧ひ话恕伦兒?鑒于中國文化工作還做得不普及,遂來上海,專事文化工作,首編《世界知識》。后被生活書店聘為編輯主任。在生活書店前后七年中,編譯了許多有益于社會國家政治經濟的專書。其中最著名的如《政治經濟學教程》《政治經濟學講話》《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二十年的蘇聯》《論民族問題》《蘇聯歷史講話》《蘇聯新憲法研究》《費爾巴哈論》《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國際現勢讀本》等?！闭J為相較茅盾“具有一種活潑聰敏之氣,一望而知是一位江南的文人”,張先生身上“表現一種剛毅果敢之風,一望而知是北方的戰士”,與茅盾“忠實于人類,忠實于思想,嚴于律己,寬士待人之種種美德,則極相類似”。說到張、茅到新疆,是“他們看見新疆是抗戰的后方,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他們不遠萬里來疆參加建設工作,是十分有意義的一件事?！皟上壬^去有多年文化工作的經驗和良好的工作成績,今天拿來要用在我們這片未曾開墾的荒地上,我們相信在未來……一定有很美麗的鮮花要開在我們這塊樂園上?！倍盼氖堑谝黄_發表的對張仲實生平經歷、思想人格、著譯成就進行評介的文章,該文對人們全面地了解、認識張仲實起到了積極作用。

1940年5月26日,脫險新疆的張仲實與茅盾隨朱總司令的車隊來到延安,《新中華報》特訊即以《延安各界齊集南門外熱烈歡迎朱總司令及茅盾張仲實兩先生》為題做了詳盡報道,文中稱張仲實為“社會科學家”。會上,張仲實繼朱總司令、茅盾之后發表講話[6]。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兩位先生來到延安,次日毛主席出席了在中央大禮堂舉辦的歡迎朱總司令及茅盾張仲實先生的晚會,并先后兩次到南關招待所看望張仲實和茅盾,與之長談,還給他們贈送了其新作《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不久,張仲實就被安排擔任馬列學院編譯部主任及毛澤東任主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國際問題研究組組長等[7]?；赝?940年1月,毛澤東在其名著《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文中大段征引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中的論述,論證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并特別指明譯者張仲實的名字,這長時期以來被理論界、翻譯界解讀為是毛主席對張仲實“從事多年翻譯工作的高度評價”[8]。

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學界的張仲實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關張仲實的研究成果較少,僅見的有王若水的《關于張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人民日報》1950年5月31日)、馮漢驥著《評張仲實譯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工商導報》1951年1月21日)等文,均為有關張仲實譯著的評論文章。

1980年8月,重病初愈的張仲實委托侄孫張積玉幫忙搜集、整理其著譯成果,先對他本人初步編就的反映其延安時期理論研究成果的《延濱集》文稿做了整理、查核,同時亦開始了《張仲實著譯年譜》的編寫及《張仲實文集》文稿的搜集、整理及編輯工作。五萬字的《張仲實著譯年譜》初稿完成后,曾經張仲實本人審閱,并綜合有關專家及熟悉張仲實的老前輩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了修改、補充。1986—1987年,張仲實家鄉的學術期刊《寶雞師范學院學報》連載了該稿,爾后又被數種圖書或資料予以收錄;《著譯年譜》對幫助人們了解、研究張仲實一生的理論工作及其成就,提供了較為全面、準確、可靠的基礎性資料,受到讀者和有關方面的好評,產生了較大影響。

1984年,中共中央編譯局等四個單位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慶祝張仲實從事馬列著作翻譯、研究50周年座談會”,掀開了張仲實研究的大幕。這次會議有習仲勛、王震、楊尚昆、鄧力群、胡愈之、楊靜仁等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祝賀,首都思想理論界二百六十多位著名專家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國家副主席王震在會上作主旨發言時指出:張仲實“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幾十年來一直勤勤懇懇、忠心耿耿地為革命事業工作。革命戰爭年代,無論在環境十分險惡、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白區,還是在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解放區,張仲實同志都在孜孜不倦地宣傳革命思想,傳播馬列主義真理。我在張仲實同志到達延安后才同他認識。當時張仲實同志就在從事馬列著作的編譯、研究和出版工作。后來他一直在這條戰線上堅持戰斗。仲實同志為傳播馬列主義奮斗了一輩子。他的這種革命精神是很可貴的,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敝泄仓醒刖幾g局原副局長、顧問姜椿芳代表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馬列著作研究會、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四個主辦單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詞,稱張仲實“從學生時代起就投身革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了60年”“為黨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特別是在宣傳馬列主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倡導大家“要向仲實同志學習:學習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耿耿忠心;學習他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為宣傳馬列主義而埋頭苦干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對工作一絲不茍、十分負責的優良作風。我們要以仲實同志為榜樣,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做好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和研究工作,為宣傳、捍衛和發展馬列主義,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做出貢獻”。

1987年,張仲實因病逝世,黨中央高度評價他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馬列主義著作翻譯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為黨的理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度嗣袢請蟆返葓罂l表了新華社題為《我黨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仲實遺體告別儀式在京舉行》的電訊。由此,張仲實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尤其受到曾讀過他有關著譯的學人們的關注。

199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主任吳殿堯撰寫的《中共黨史人物傳——張仲實》出版。該文以扎實的史料全面評價了張仲實一生的革命活動、理論成就及對黨的理論建設的重大貢獻。199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前夕,張積玉、王鉅春編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一書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作為建黨70周年獻禮圖書出版。該書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中共陜西省委顧問委員會主任章澤作序,選收了有關文章61篇。全書共分四輯:第一輯“評贊篇”,輯入了王震、鄧力群等領導人的講話、紀念文章以及《張仲實同志生平》等文8篇;第二輯“自述篇”,輯入了張仲實《我的經歷》以及其他自述回憶文章共13篇;第三輯“憶念篇”,輯入了帥孟奇、楊獻珍、王炳南、高克林、莫文驊、沈茲九、茅盾、杜重遠、熊復、林默涵、何錫麟、顧錦屏、石鋒、邵公文等老同事的回憶、懷念文章,以及從有關書刊中節錄的涉及張仲實生平重要史實的文章共24篇;第四輯“研究篇”,輯入了1991年之前報刊上有關研究、評介張仲實生平思想和著譯成就的文章、資料15篇。書中還選收了有關張仲實各個歷史時期的珍貴照片、書信、題辭、手稿等二十余件。從內容看,該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張仲實六十多年來翻譯、研究和出版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奮斗不息的足跡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從各個不同側面較為具體地展示了他作為老一代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世界和高尚品徳。

1991年,陜西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著、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陜西近現代名人錄》,評介了張仲實的生平經歷及革命貢獻;同年,韋建培主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可愛的陜西》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為題主要評介了張仲實的理論貢獻。1993年,由郭琦、張石秋主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陜西一百個著名人物》以《五十春秋播真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為題較全面地述評了張仲實一生的理論成就及重大貢獻。

1993年4月,在紀念張仲實九十周年誕辰之際,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國家主席楊尚昆題寫書名的兩卷本《張仲實文集》。精選了他一生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及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八十余萬字,這兩卷本《張仲實文集》的出版意義非凡,正如該書后記中所言:“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張仲實同志的學術成就,以及他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貢獻”,的確“是社會科學工作者進行學術研究的寶貴資料”[9]。同年9月,為紀念張仲實誕辰90周年,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在西安人民大廈舉辦了張仲實學術思想研討會,中共陜西省委副書記劉榮惠、中共中央編譯局有關負責人李宗禹出席并講話,陜西省有關黨政領導及黨史界、翻譯界、出版界、高校和宣傳思想部門專家和領導80多人出席,中共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所長殷敘彝、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秀潭等20多位專家學者、有關老領導在會上發言。

2003年,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在西安舉辦了張仲實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發表書面致辭,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宋書聲發表書面講話,中共中央編譯局常務副局長顧錦屏、中共陜西省委書記李建國委托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高宜新在會上講話,陜西省有關黨政領導及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專家學者六十多人參會,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尚勤、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趙炳章等十多位專家、領導在會上發言,高度評價了張仲實在翻譯馬列著作、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推動黨的理論建設方面所做出的貢獻。與會者的發言及會議收到的有關論文,顯示了對張仲實研究的新進展、新水平。

2014年5月,張復主編的《仲實:張仲實畫傳、憶念與研究》一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該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張仲實畫傳,選收了張仲實各個歷史時期珍貴圖片二百九十余幅,形象生動地反映了他為中國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不懈奮斗的一生。這些圖片包括:張仲實20世紀20年代在蘇聯留學的檔案資料圖片——張仲實手書的俄文自傳、學生履歷表、致共產國際東方部的書信;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武漢、重慶、新疆等地參加革命工作的圖片及40年代在延安工作、活動的圖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仲實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老同事、老戰友的合影;張仲實一生重要著作、譯作、理論文章以及主編、參編的重要期刊的相關圖片;張仲實和歷史文化名人往來部分信函手稿的照片;還有一些歷史背景和歷史人物的配圖等。下編是紀念文集,收錄了有關張仲實的各類文章四十多篇,其中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老戰友、老同事撰寫的回憶、紀念文章,也有由專家學者撰寫的專題研究論文,內容涵蓋了張仲實從青年時代到晚年的人生歲月。

2016年,中央編譯局文庫之一、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國家廣電出版總局年度重大出版選題《張仲實文集》(12卷本),經過幾年艱苦細致的工作,終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從而為研究張仲實提供了全面系統且十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該書計12卷14冊,第1卷為理論研究,第2卷為時政評論(分上、下兩冊),第3卷為歷史及雜記,第4卷為譯文,第5—12卷為譯著。因為時間緊迫,張仲實撰寫的《斯大林傳略》《怎樣研究世界經濟》《中國與蘇聯》,譯著羅森塔爾的《新哲學讀本》(上、下冊),以及散見于一些報刊或圖書的張仲實著、譯文章因未搜集到原文本而未能收入。

近年來,由楊金海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叢書之《〈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張仲實譯本考》(田毅松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張仲實譯本考》(劉曙輝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兩部專著,對張仲實20世紀30年代所譯恩格斯兩部重要經典著作的翻譯做了較為深入、專業性的考辯、探討,全面、科學地評價了譯文的質量、水平、貢獻及不足,不僅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今后學理化的張仲實研究提供了樣本。

梳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張仲實研究可見,1949—1979年間的研究成果很少,即或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表的為數不多的成果,也以回憶文章及研究資料整理為主,僅有少量研究論文具有較高質量,如姜椿芳《張仲實的翻譯道路》(《中國翻譯》1984年第6期)、吳殿堯《中共黨史人物傳·張仲實》(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張積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傳略》(《寶雞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林理明《張仲實在革命出版事業中的歷史性的貢獻》(《編輯學刊》1996年第1期)等。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出現在新世紀,如楊金海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杰出代表——張仲實》(《傳記文學》2015年第12期),秦榛《張仲實在文化抗戰中》(《傳記文學》2015年第12期),許發宏的《中共陜西歷史人物傳·張仲實》(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張積玉的《張仲實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性貢獻》(《西安歐亞學院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張仲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及其特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22年第5期)、《張仲實與出版》(《傳記文學》2015年第12期)、《張仲實〈伊犁行記〉之價值》(《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一個經濟學家的西部書寫——抗戰時期張仲實〈伊犁行記〉初探(上、下)》(《大西北文學與文化》第2、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茅盾與張仲實的友誼——從茅盾致張仲實的一封信談起》(《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4期)、《張仲實與茅盾交往若干史實考略》(《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張仲實與毛澤東交往若干史實考略》(《寶雞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張仲實與周恩來交往若干史實考略》(《唐都學刊》2022年第6期)、《張仲實留蘇期間的翻譯活動及其一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考論》(《西部學刊》2023年第11期),吳軼群等《張仲實在疆著譯的當代啟示》(《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張埔華等《張仲實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貢獻》(《福建論壇》2021年第5期)等文,都具較大價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央編譯局文庫之一、十二卷本《張仲實文集》的出版,為張仲實研究提供了完備、可靠且具學術價值的文本資料;張復主編的《仲實:張仲實畫傳、憶念與研究》亦為研究的開展貢獻了珍貴的資料;而近年出版的《〈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張仲實譯本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張仲實譯本考》,則是從理論著作翻譯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史角度對張仲實譯著所作專門研究的學術性專著。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關于對張仲實的研究,近年來也引起部分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碩士生以及本科生的關注,他們或發表研究文章,或以張仲實為題寫作學位論文。福建師范大學張埔華的博士學位論文《張仲實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崔林剛的碩士學位論文《張仲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丁曉強的碩士學位論文《張仲實推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1924—1956)》等均從各自的研究角度以較扎實的資料,對張仲實翻譯、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做了較為詳盡的分析。

關于張仲實研究,還有不少相關著作、論文等文獻值得關注。主要有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央編譯局50年(1953—2003)》(中共中央編譯局編印)、生活書店史稿編輯委員會編《生活書店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北京印刷學院與韜奮紀念館編生活書店《店務通訊》(排印本,上、中、下,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生活書店會議記錄(影印本)》(1933-1937;1938-1939,中華書局2018年版)、茅盾著《我走過的道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鄒嘉驪編著《鄒韜奮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這些著作雖不專論張仲實,但卻為張仲實研究提供了重要觀點、史實以及背景資料,亦具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值得研究者關注。

三、對張仲實研究的一點思考

回顧近90年來的張仲實研究,學界先后發表相關文章百余篇,出版專著、編著四部。從內容上梳理已有文章及著作,大體可分為四類:一為有關負責人的講話;二為與張仲實有過工作交往的同事、戰友的回憶文章;三為學者們的理論研究性文章;四為研究資料?？傮w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研究主要偏重對張仲實單部著譯成果的評介,大多從學科角度進行理論分析,體現了較高的專業水平,但尚未見綜合研究的論作。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基本依據兩卷本《張仲實文集》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兩書,尤其是以張仲實《我的經歷》《張仲實著譯年譜》等為主要材料,大多從縱向對張仲實一生的理論翻譯、理論研究及編輯出版成就與貢獻,做了線性的述評,缺乏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理性分析。進入21世紀尤其是近年以來,研究的領域有所擴展,研究成果的質量逐漸提升,有關報刊發表了一定數量有獨到見解和理論價值的專題性研究論作,對張仲實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對張仲實與茅盾、毛澤東、周恩來等歷史人物交往史實的考察等等,都顯示了一定的水平。特別是關于張仲實兩部譯著譯本考證的專著,顯示了有關張仲實研究的學術性、科學性正在逐步加強。

盡管如此,檢閱近90年來的張仲實研究,仍不盡如人意,尚存在諸多不足。宏觀地看,已有研究尚缺乏全面性,存在某些盲區,同時缺乏以問題為導向從理論層次進行的研究,尤其是少有專題性深入、系統的研究成果。從選題方向看,一方面已有成果主要關注了作為理論家、翻譯家、出版家的張仲實,而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張仲實的革命活動少有研究。其實,在張仲實不平凡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革命斗爭活動,譬如1923—1926年在陜西三原投身大革命運動,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各項革命活動,參與組織渭北黨團特支及渭北學聯、省學聯的建立,擔任黨的渭北特支首任書記,渭北學聯、陜西省學聯主席,與魏野疇等負責人領導開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以及驅逐反動軍閥的斗爭等。關于這一時期張仲實的革命活動雖有不少回憶文章涉及,但尚未見一篇專門研究的成果;20世紀30年代留蘇回國后,在唐山開展工人運動,所做具體工作至今也未有人探討;20世紀30年代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上海從事進步文化工作,作為生活書店總編輯、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及全國各界救國會執委、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成員,是如何進行抗戰的,如何與國民黨文化圍剿作斗爭,如何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翻譯、出版和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也未見成果面世。在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作為中央宣傳部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做過哪些工作,特別是具體負責延安解放社有關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都做出了什么樣的成績等等,也都還沒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對于張仲實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共產主義忠誠戰士所具有的高尚思想品德和人格風范,也少有研究。關于這一點,諸多與張仲實在艱苦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起工作過的老一輩革命家多有很高的評價。如鄒韜奮曾在其《讀書偶譯》后記中寫道:“張仲實先生的學識湛深,尤其對于政治經濟學的造詣,是我所非常欽佩的”[10];在其遺囑“關于政治及事業意見”之三中寫道:“至于事業領導人,愈之思慮周密,長于計劃,盡可能邀其坐鎮書店,主持領導;仲實做事切實,亦應邀其協同努力”[11];杜重遠評價張仲實身上“表現一種剛毅果敢之風,一望而知是北方的戰士”,具有“忠實于人類,忠實于思想,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之種種美德”[12];鄧力群亦在《紀念仲實同志》一文中寫道:“仲實同志的樸素和謙虛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悄欠N還沒有做事就宣揚自己,或者做了一點工作就唯恐別人不知道的人,他是那種寡言少語、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做出了成績也不聲張的人。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肚腸狹窄、一心爭名奪利的人。他是那種胸懷坦蕩、忠心耿耿為無產階級和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彼爸攪雷灾?、服從組織、遵守紀律、按原則辦事,待人寬、責己嚴……和仲實同志相處,一切都可坦然,身心愉快,無阻無礙?！盵13]馬文瑞曾說道:“仲實同志一生為黨工作了60余年。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真是數十年如一日?！麖牟伙@露自己,待人樸實誠懇,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黨綱黨紀身體力行?！盵14]熊復在《我的馬克思主義啟蒙導師》一文中寫道:“仲實同志使人十分感動的是,他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品質和修養,他的精神面貌,他的道德風度?！薄爸賹嵧景阉囊簧挤瞰I給了我們偉大的黨,我們偉大的國家,我們偉大的人民,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我們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他無愧是中國人民的忠實的兒子,無愧是我們黨的真正的共產黨員?！盵2]158-164顧錦屏曾在紀念文章中寫道:“張仲實同志作為革命老前輩,始終保持了共產主義者的革命情懷和高尚品德?！盵15]石鋒在紀念文章中寫道:“他那淳厚、樸實、堅毅、果敢的革命精神,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使我終身難忘?！盵16]

張仲實的治學與他做人一樣樸實無華,科學求實、認真嚴謹、一絲不茍。帥孟奇、楊獻珍、王炳南等在《六十春秋風和雨——懷念張仲實同志》中寫道:“仲實同志嚴謹認真,極其負責的工作態度也是有口皆碑的……在他負責三大全集經典著作的部分譯稿時,為了準確無誤地表達經典作家的原意,他常常反復對照俄文、英文、德文版著作審閱。他審閱過的譯稿圈點勾畫,縱橫交錯,人們看了無不驚嘆他工作、治學的嚴謹、認真……他是黨培養出來的優秀知識分子?！盵17]

總之,對于張仲實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薄弱之處,至今尚未見到全面、系統對張仲實一生革命生涯、人格精神以及治學態度等進行專題研究的成果。造成如此狀況,原因大體有三:

一是資料的原因。任何學術問題特別是歷史人物的研究,都必須以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對于張仲實研究來說,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莫過于他的文集。而《張仲實文集》12卷本是在他逝世三十年后的2016年才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同樣,對研究他20世紀30年代生活書店編譯、研究、出版活動十分重要的《生活書店會議記錄》(影印本)(1933—1937;1938—1939),也是2018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如此等等。由于第一手資料的遲到,影響了有關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關于張仲實大革命時期在陜西三原主持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的特支及陜西省和渭北學聯工作等進行的革命活動,已有資料僅有同時代人的回憶及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查到的他本人同時期所寫的自傳等檔案材料。生活書店期間的著譯工作、編輯出版及社會活動情況,除近年出版的生活書店《店務通訊》《生活書店會議記錄》等一些原始文獻外,有關張仲實個人的檔案資料一直無法查到。如在新疆時期,發表在《反帝戰線》《新疆日報》上的部分重要文章,至今尚有一些仍未查到;譯著羅森塔爾的《新哲學讀本》(上、下冊,新疆叢書第二輯之一,文化書店1940年版),僅查到了《新芒》月刊上的書評,至今未找到原著(3)近期,《張仲實》電視片攝制組赴新疆拍片,通過新疆大學見到了該書的下冊,但不讓翻看及復制,僅拍了一張書影。該書的上冊,雖托了多人多渠道查找,現仍未能找到。。在延安時期,負責譯校的《列寧選集》(20卷本),至今仍未見到完整的原書;在中宣部負責經典著作編譯及解放社工作,所做工作的情況,亦無法說具體,等等?？傊?資料尤其是檔案資料的缺乏,是制約張仲實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入開展的重要原因。

二是張仲實研究本身的難度。中共中央編譯局《張仲實文集》編委會在文集《出版說明》中指出:作為畢生從事理論工作60年、理論工作的內容橫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國際問題、文化教育、外語、文學、歷史、民族學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專家,對于張仲實之研究,無論理論作品翻譯、還是理論研究工作或編輯出版,無疑都具有相當的難度。熟悉理論者可能缺乏外文功底,有外文基礎者可能缺乏理論知識,懂經濟的學者可能不熟悉哲學,懂哲學者可能不熟悉歷史,等等。研究對象的多樣化、復雜性,對研究者的理論、知識學養具有較大的挑戰,進而影響到參與研究的人員極其有限。

三是張仲實一生埋頭理論翻譯和研究,加之其謙恭、低調的性格使其社會知名度不高。除了馬列主義理論界、翻譯界和出版界的部分老學者外,學界中青年一代對張仲實本人的了解不夠,造成了人們對張仲實研究關注度較低。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陳揮曾談及如何深入研究張仲實在生活書店工作期間的思想和革命實踐,以及他對于鄒韜奮思想發展的影響時講道:“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作為中共黨員的張仲實在主持(書店)臨時委員會的工作時,是如何同徐伯昕合作的呢?是如何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呢?當時正值中日民族矛盾不斷上升,中共中央已決定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轉到聯蔣抗日的過程,張仲實是如何把生活書店的工作,引領到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服務的呢?對于研究生活書店的發展歷史和鄒韜奮思想轉變的歷史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以往學術界對張仲實的研究不多,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的公開出版,可以說是為我們深入研究張仲實在生活書店工作期間的思想和革命實踐,以及他對于鄒韜奮思想發展的影響是有重要意義的?！盵18]

要推進張仲實研究,必須正視并切實解決以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從開拓研究論域、放寬資料獲取渠道、提高研究成果水平、組織好研究隊伍等諸多方面發力,以開創研究的新局面。

綜上所述,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杰出代表,張仲實一生的成果豐碩、理論貢獻巨大,對他的研究是一個具有價值且有著廣闊空間的領域。隨著目前正在全黨全國開展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深入開展,以及國家廣電總局批準立項的歷史文獻片《張仲實》的拍攝完成和播放,相信會有更多的人逐漸知道和了解這位理論大家,也會有更多的學者關注并參與張仲實的研究。展望未來,張仲實的研究一定會不斷產出更多高水平成果,以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