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的形成及其體系化

摘 要：“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的政治主張，不過，這一價值觀念的體系化是由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完成的，即從價值選擇、功能肯定與實現方式等方面，將其發展成為體系化的政治觀念，并形成全面維穩的制度與政策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遵循“秩序至上”原則，將“穩定”“秩序”作為壓倒一切價值的優先選項，極易放棄甚至犧牲其他重要價值，還可能將“穩定”概念泛化，致使“維穩”的范圍和對象無所不包，并強化“極限維穩”的思維與實踐。

關鍵詞：穩定壓倒一切；維穩理念；穩定觀；秩序至上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5381（2023）06 - 0034 - 08

收稿日期：2023 - 09 - 29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我國公民政治價值觀的實證研究”（項目批準號：16AZZ00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項目批準號：18VZL002）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肖唐鏢，男，江西泰和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與中國政治。

1980年代中后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主張。就學理角度而言，這一政治主張及其實踐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的維穩政治。實際上，30余年來，我國政府的維穩理念是以“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為基礎的。對于這一主張的提出及其后續的變化，學界多從社會政治環境角度進行解釋，認為它的產生與演變是國內外社會政治形勢變化的結果。實際上，除了社會環境的解釋路徑外，還值得探討和研究的是，“穩定壓倒一切”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特有觀念還是黨的原則性、一致性主張，其后續的體系化與進一步的變化又為何會發生？筆者以為，“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主張及其體系化轉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奮斗的核心價值與一貫主張。本文擬以這一觀念的形成及其變化為中心，論證這一核心觀點。首先，我們將從維穩實踐中常見的案例出發，析出研究主題，檢視既有研究，明晰分析策略；其次，以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回顧“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的提出過程，并比較他們在“穩定觀”上的異與同，分析其核心理念的一致性；再次，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考察“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的體系化及其深化拓展；最后，總結全文研究，進一步分析“穩定壓倒一切”提出、形成與變化的內在機理。

一、“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及其相關研究

2007年12月，互聯網出現了一則署名為中共響水縣委宣傳部的經驗總結。其內容簡要概括如下：2007年11月27日，該縣陳家港化工集中區某公司發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發生后，當地迅速啟動突發事件新聞宣傳工作應急預案，在事發后的十多天時間內，先后接待了包括新華社、中國青年報、中國新聞社和中央電視臺等21家各類新聞媒體的69名新聞記者。由于反應迅速、措施得當、協調到位，特別是在市內主要媒體的大力支持下，整個協調工作平穩有序，正面輿論引導有力，主流聲音突出，有效抑制了謠言傳播的空間，阻止和避免了不實報道和媒體炒作，維護了社會穩定，為妥善處理事故創造了寬松的外部環境。該報道以總結輿情“維穩”的成功經驗為主題，介紹了其操作的具體實踐。為了統一事件口徑、實現輿情維穩，當地政府將所有來訪的市外與若干中央媒體人員全部“安置”在賓館，不準他們進入事發現場，統一由政府供給一致化的資訊。

實際上，像上述以“維穩”為名而管控信息或人員、犧牲民眾知情權的案例，近20年來已屢見不鮮。有的案例甚至更為惡劣，“維穩”成為掩蓋一些失范行為的“遮丑布”。如以下案例：2010年7月2日，湖南省質檢局在長沙市東塘新東方大酒店，組織獲證生產加工企業技術負責人、檢驗人員，各市州局食品科科長及檢測人員、相關專家等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討論解決植物油產品苯并芘超標而致癌的問題。湖南省質監局一位高層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糧油問題關系國計民生，不公開問題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

上述案例顯示，“維穩”模式蘊含著“穩定壓倒一切”的核心觀念。在此觀念驅動下，秩序、穩定成為壓倒一切價值的優先選項。不過，值得追問和審視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是如何形成和演變的？穩定、秩序是如何壓倒其他價值的？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把“維護社會穩定”單獨設節予以集中論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則將“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放在一起，“維穩”開始被明確為“社會建設”方面的工作。2011年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進一步強調社會治理創新語境下的“維穩”。實際上，“維穩”議題早已受到學界的關注。從中國知網系統檢索發現，“維穩”作為研究主題進入研究者的視角，最早公開發表的成果是1994年郭建民的《維護社會穩定任務中旅團政治機關“一線指揮部”的作用》（《政工導刊》1994年第7期），而在標題中首次出現“維穩”一詞的文章，是1997年張軍與惠作勝的《“維穩”中群眾工作的難點和基點》（《政工導刊》1997年第10期）。截至2020年4月24日，根據中國知網檢索結果，使用了“維穩”一詞的文獻數量共119251篇，如表1所示。自2000年始，發文數量日益上升，2005年與2008年是兩個上升的重要節點，至2014年至2017年間達到頂點，此后三年則呈遞減趨勢。

具體到“維穩”觀念的研究，學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識，如對鄧小平同志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過程與背景，學界爭議并不多。不過，既有研究對這一觀念的討論并不充分。首先，對我國的政治人物，如對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穩定觀念的研究多基于文本與話語資料，而對其話語與觀念之間的異同討論不足。其次，這些研究成果中很多缺乏必要而合適的分析框架，其常規思路乃是討論社會政治穩定的意義與功能、穩定的實現方式與政策主張等思想，未能討論政治人物所持的是何種價值層面的穩定秩序，以及穩定的性質與類型等問題，詮釋性過重，科學性不足。再次，對于政治人物之間觀念的異與同、變與不變討論不足，未能系統比較“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的形成與變遷過程。

筆者以為，對于“穩定壓倒一切”的分析，應當基于話語表達、價值理念、政策實踐與制度安排之四維框架的整合性討論，在交叉佐證中進行立體性系統分析。比如，作為價值理念的穩定觀念，乃是一種內隱的理念，政治人物一般不會直接表達出來，而應當從話語、文本制度與政策實踐的分析中，注重既有表達是策略性或情境性的表達，還是原則性表達，其內隱的一致性理念究竟指向哪里；注重對碎片化資訊的整合性分析，尤其是一致性分析。為此，有關穩定的價值理念本身，本文將從概念認知、價值選擇、功能評價與實現方式的分析框架展開。如對價值選擇的分析，特別注重在與相互沖突的價值取向之間，穩定處于什么位階，即在相關沖突的價值排序中穩定處于什么位置。

為了實現上述研究目標，筆者試圖通過《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文獻，并借助其他相關文獻和實地調查的佐證，期望走進歷史深處，深度理解研究對象的觀念世界，分析體制與政策實踐。具體說來，涉及的資料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一是黨的主要領導如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的作品，以及江澤民等同志的作品。顯然，對于像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這樣的領導人而言，其言論中的應然手段與實然手段應是一致的。二是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獻選編。三是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和負責人，如彭真、喬石、任建新、羅干等人的《文集》。四是多年來對政法工作的調查與地方干部的訪談，包括J省1988年—1998年間若干領導人的視察回憶。此外，一些學術作品所提供的相關資訊也是本研究的必要參考?？傊?，筆者希望能借助不同層面資料的整合分析，系統把握研究主題。

二、“穩定壓倒一切”觀念形成的歷史回溯

眾所周知，“穩定壓倒一切”強調的是社會政治穩定的極端重要性。構成社會政治穩定外延對象的，應當有日常性社會治安秩序（簡稱“治安秩序”）、社會穩定秩序（簡稱“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秩序（簡稱“政治穩定”）與國家安全穩定，四者之間盡管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但有著相對明晰的界限。就國內秩序管理而言，穩定主要體現為前三個領域的活動。因此，考察“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的提出與形成，就應當考察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治安秩序、社會穩定與政治穩定“三駕馬車”之間關系的認知與主張。

從上述視角來考察和比較毛澤東同志與鄧小平同志的相關論述與實踐，可以發現：“穩定壓倒一切”話語的明確提出者確實是鄧小平同志，但此觀念并非始自鄧小平同志，毛澤東同志等也持有同樣的觀念。按理，對于政治穩定尤其是政權穩定的追求與確保，乃是一切統治集團或執政者的普遍性選擇，也是以“奪取和鞏固政權，解放全人類”為使命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理念。不過，這一觀念所處的價值位階及其實踐方式、表述方式，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政治人物之間卻未必一致。

就黨的主要領導人來說，他們對政治穩定的核心觀念是一致的，即對政權尤其是黨的領導地位的絕對維護。不過，毛澤東同志不僅堅決捍衛政治領域的社會主義標準，還將社會的經濟活動、日常生活與民眾的思想言論也全部納入捍衛的范圍，作為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標準。也就是說，不僅政治領域，而且經濟、社會與私人領域，均必須堅持嚴格的社會主義標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掛帥，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本特征。通過對經濟、政治、社會與私人生活諸領域的全面掌控，切實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是那個時代“維穩”理念及其實踐的基本格局。

與毛澤東同志不同，鄧小平同志等在反思“文革”災難的基礎上，實施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新政策。對于“維穩”主題而言，改革開放后，形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隨著新的經濟形式之興起，新的自主就業機會和社會階層重新興起，社會流動不僅在縱向領域而且在地域空間快速擴張，民眾的觀念日益多元且自主，私人生活日益“非政治化”……由此，原有的通過全面政治化管控實現維穩的實踐方式面臨重大挑戰。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164-165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涉及思想領域（即指導思想），但是指向的主要是黨和國家的基本道路、基本制度與領導體制等重大政治問題。在毛澤東那個特殊時代，為了遵循至上的政治原則、實現至高的政治目標，不僅相異的社會政治行為，而且任何相異的言論、思想，以及民眾的生產或經濟制度及其行為，甚至民眾的日常生活，包括私人生活領域，都被涵括到政治規范中，成為約束的對象。顯然，“四項基本原則”是對改革開放后新時期“政治”的重新界定，即不再持有“無所不包的政治觀”，而將其僅僅指向政治領域的核心要素，以往被高度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與私人領域重新歸位，大大縮減了“政治”的外延。無疑，這是“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理念的深刻變化。

當然，現已公開的文獻顯示，鄧小平同志對“政治”及其“最大的政治”的表述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反復強調，當前中國“最大的政治”是經濟問題。在1979年10月4日《關于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中，鄧小平同志表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盵1]194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變不了”“最近時期，我總跟外賓談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盵2]83-841985年3月28日，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我們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干下去”。[2]113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是最大的政治，絕不動搖。顯然，這是從黨和國家根本路線與重大戰略的高度，將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作為“最大的政治”“壓倒一切”的大事。不過，隨著國內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鄧小平同志逐漸將維護政權和黨的領導之絕對穩定作為最大的政治，同時將“和平”“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作為經濟建設不可缺少的根本性前提與條件。

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接待外賓時表示：“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環境，搞什么建設！”[2]116-1171985年5月—6月，針對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他強調，“自由化分子”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如果我們內部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那么什么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2]123-125因此，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對于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2]196，就要處理。1989年2月26日在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鄧小平同志首次明確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盵2]284-285此后，他多次反復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2]286、“中國的最高利益就是穩定”[2]313。

應當注意的是，筆者強調“政治”外延的重新界定只是“縮限”而非否定其核心要素，仍是表明這兩個時代的領導人之間在核心理念上的一致。正如鄧小平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所指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1]165，并認為其核心就在于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毛澤東在1957年公開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特別強調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6條標準，認為“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3]。也就是說，四項基本原則一直是黨所堅持的，只是由鄧小平將之作為高度概括化的原則明確提出。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必須抓四個堅持，這是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一九七九年在撥亂反正中，有一些干部和青年從反‘左’倒向右，認為社會主義不行了，人民民主專政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也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一無是處，社會上一度思想很混亂。在此種情況下，小平同志果斷地提出要抓四個堅持，決不能動搖。不多久，就把全國的政治局勢穩住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搞改革、開放，都是離不開四項基本原則的。否則，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能鞏固，也就無法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專心致志去搞經濟建設?！盵4] 這正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前期黨的領導人對“穩定”的理解高度一致之所在。

在穩定與秩序觀念上，鄧小平同志與毛澤東同志之間的異同不僅表現在上述面向，還表現在維穩方式與手段的選擇上。對社會群體，他們均傾向于進行分層式的觀察和判斷，即進行絕大多數“好”與極小部分“壞”的類型學比較與定性。對于絕大多數的群眾，主張采取相對寬容的政策，認為發生于他們的沖突，主要是因個人利益、一般認識問題而引發的沖突，或者說只是提出物質性要求與一般訴求，應被當作人民內部矛盾，采取教育的和平方式來解決。而對于極小部分、越界的“壞分子”，他們都主張采取限制，甚至嚴厲打擊的政策。比如，對待威脅到全社會思想統一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則主張代之以遵守黨紀的知識分子[5]。這是他們較為一致的方面。不同的是，按有些研究者的說法，毛澤東同志更傾向于通過發動群眾和地方組織的自力更生來發展經濟，而鄧小平同志等則提倡專家治國和組織上的合理化。[6]另外，“維穩”路線與方式的差異，還表現在管控面及其程度的不同主張上。在毛澤東那個特殊時代，傾向于實行全面而嚴厲的管控政策，如力圖消滅民眾的趨利取向或“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對民眾進行思想改造和凈化等等。到鄧小平時期，與“政治”外延的緊縮相一致，社會與政治管理的方式也漸歸常態，生活歸生活，政治歸政治。

總之，盡管“穩定壓倒一切”由鄧小平同志率先明確提出，盡管他與毛澤東同志在謀求穩定的路線與方式上有差異，但是他們有關社會政治穩定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均全力維護人民政權與黨的領導地位的絕對穩定。

三、“穩定壓倒一切”觀念的體系化及其變異

有研究者認為，1992年后，隨著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因素大量增多，政府日益強化“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觀念和工作原則?！熬S穩”一詞逐漸躍入人們的眼簾，成為黨政領導普遍予以高度關注并且經常掛在嘴邊、寫在紙上、使用頻率極高的重要話語。[7]實際上，自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理念后，這一政治觀念就已快速成為黨內共識。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有著重大貢獻。作為體系化的觀念形態，“穩定壓倒一切”是由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建構工作的。在江澤民時期，“穩定壓倒一切”觀念日益成熟，成為體系化的政治理念，并形成全面維穩的制度與政策體系，應用于實踐。有關其制度與政策的實踐狀況，筆者在另一篇論文中已有專論。[8]在此，我們簡要描述這一觀念的建構狀況。

總體而言，對于“穩定”的觀念體系，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既有的基本原則，即對“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對黨的領導與人民政權的絕對維護。不過，不斷擴大的“維穩”事項與范圍卻顯示，“穩定”的外延已被極大擴展。有學者曾指出，當下納入社會管理及其范疇的“維穩”中的“穩定”，是一個外延極寬泛的概念，包括治安管理、外來人口管理、社會矛盾化解、信訪總量控制、社會輿情引導、突發事件處置、易肇事肇禍人員的服務管理、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的服務管理等一系列工作，這些工作涉及公安、信訪、民政、司法等若干不同部門。[9]與此同時，從價值選擇、功能評價及其實現方式等方面，進一步將“穩定壓倒一切”觀念體系化，這主要表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從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關系的戰略高度，系統闡述“穩定壓倒一切”的極端重要性。這既是從價值選擇角度將穩定置于其他價值之上，又是從功能評價角度高度肯定穩定的功能。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明確將“穩定壓倒一切”作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并全面闡述這一理論原則的基本內核。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必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10]，把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將“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作為十條基本經驗之一。認為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第二，明確“維穩”的總體思路，尤其是從政治高度謀劃社會政治穩定。中央領導在J省視察的講話中，全面分析了維護國家穩定的大勢，提出了總體性思路，認為我國應抓好五個方面的重要工作。其一，要保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其二，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其三，要發揚民主，讓人民群眾的意見，通過人大系統、政協系統、工會等群眾組織系統、學生會系統反映上來；其四，要有足夠的警察力量，加強政法隊伍的建設；其五，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建設，不斷做好思想工作。后四個方面的工作盡管各有其定位與目標，但顯然均是圍繞首要工作而展開。安定團結和社會政治穩定，既是首要工作，也是全部工作的目標。事實上，這些年來黨和政府的維穩實踐一直遵循著這一總體性理念與戰略布局。

第三，對不穩定因素保持高壓態勢，既“殺雞要用牛刀”，又“見微知著”，抓早抓小抓苗頭。1998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講話中也指出，要把一切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在同年12月23日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再次強調，任何破壞穩定的因素，只要一露頭，就要堅決把它消除在萌芽狀態，并認為這是我們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必須加以堅持。實際上，這已成為各級政府維穩工作實踐的根本性指針。1999年11月15日，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做好穩定工作，要著重解決好改革中群眾關心的突出問題，防止局部問題擴大為全局問題，防止矛盾激化；要經常分析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形勢，善于發現苗頭和傾向性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制定工作預案，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11]顯然，這一極高且極嚴的標準，乃是要求對不穩定因素時刻保持高壓態勢，既“殺雞要用牛刀”，又“見微知著”，做到抓早抓小抓苗頭！

第四，切實強化各級黨政主要領導的“維穩”意識尤其是責任意識，完善以黨政主要領導為中心的多樣化責任制。在現行權力體制下，維穩目標的實現，主要取決于各級領導的重視程度。為此，黨中央一直反復強調并要求，各級黨政領導特別是黨政一把手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這個重要原則，必須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更好地擔起維護穩定的政治責任。在2001年8月25日全國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總結了十年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主要特點，其中首要的便是，各級黨政領導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責任感和自覺性明顯增強，高度重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通過不斷推動并完善目標管理責任制、一票否決權制和領導責任制，形成了比較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和監督查究機制，尤其是領導責任。由此，各地逐步形成了黨政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有關領導共同抓的領導格局，帶動和促進了綜合治理各項措施的全面落實。

第五，在調適群眾工作與專業化路線的關系中，日益偏重以嚴密組織化與技術化為中心的綜合治理政策框架。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起到“文革”前的17年，社會治安管理工作的重點始終放在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上，始終堅持公安、司法機關的專門工作與群眾工作相結合、打擊犯罪與預防犯罪相結、懲辦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和政策。[12]以此為基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思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得以逐漸形成。1991年初，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作出了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黨的十四大又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寫入黨章。2001年羅干指出，十年來各級綜治委、各有關部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社會各方面和廣大群眾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積極性不斷提高，初步形成了全社會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不過，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群眾自主參與不足的變化，綜合治理理念也發生顯著變化，日益轉向自上而下的、嚴密組織化與技術化的路線，走向以政法部門為主導、各有關部門齊抓共管的格局。自1990年代以來，綜合治理的轉型包括從非正式公眾參與向更加專業化控制轉型，從集體領導向個人負責制轉型，從無償志愿向經濟激勵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業已公開的政府文件曾提出政府所期待的“穩定觀”。2006年11月27日，羅干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必須用“正確的穩定觀”謀劃政法工作。正確的穩定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以和諧理念為指導，以和諧狀態為目標，實現全面、動態、可持續的和諧穩定。沒有全面、動態、可持續的和諧穩定，就沒有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13]據筆者不完全的查閱，這似乎是政府文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開界定“穩定觀”。不過，近40年來維穩體制及其政策實踐的階段性變遷卻展示出不一樣的“穩定觀”，換言之，“維穩”理念與該“穩定觀”有著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觀念在自我體系化的同時，實際上蘊含著變異的動力。

其一，“穩定”概念的泛化。與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中的“穩定”指的是“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權的穩定不同，“維穩”實踐所涉及的對象與范圍已日益泛化。正如文內第一節所舉的2個案例所示，涉事單位或地方的形象、相關的輿情也能成為“維穩”的對象，成為“不穩定因素”?！胺€定”概念被如此詮釋，就極易流為地方政府不當行為的“遮丑布”?！赌巷L窗》曾就此評論道：不少地方政府為了維穩，就賭上了一切。如：“信訪專班”把上訪者打怕了，再不敢到政府門口“擾亂秩序”；為了穩定，上市公司長時間隱瞞污染事故；以穩定的名義，政府部門可以對法院的獨立判決施壓；為了維穩需要，可以把當地所謂不安分的民眾分門別類，實施不同的監控手段。

其二，秩序至上，將秩序作為壓倒一切價值，甚至犧牲其他重要價值的優先選項。黨中央盡管多次強調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維權是維穩的基礎，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實踐中卻踐行“秩序至上”尤其是“政治秩序至上”的邏輯，形成政治秩序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對抗。對不同時空背景的社會或成員而言，權利、自由、平等、尊嚴與秩序等基本價值往往會有不同的位階安排，進而形成不同類型的價值體系。所謂“秩序至上”，即在這些基本價值的排序與衡平中，秩序被置于首位，成為壓倒一切價值的選擇。

其三，走向極限維穩的思維慣習。如上所述，在社會與公民參與不足的條件下，維穩實踐主要依靠政府體制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控。然而，由于要求“把一切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導致在維穩實踐中日益強化“極限維穩”，這種狀況已為一些學者從不同的面向所指正。所謂“極限維穩”思維，即指面對各類不穩定因素，要求時刻保持高壓態勢，“見微知著”，做到抓早抓小抓苗頭，甚至不計成本、“殺雞用牛刀”！

四、結論

“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是如何形成和變化的，為何會有變化？人們往往將其形成與變化歸結于社會政治形勢尤其是民眾維權狀況的形勢變化。如認為1989年2月鄧小平首次把穩定提到“壓倒一切”的高度，這與1978年至1980年代末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抗議浪潮有關，這樣的抗議刷新了國家的自我意識，使之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效能面臨挑戰。[14]這一論斷有其合理性，揭示了社會環境變化對領導人認知及其政策表述的直接影響。不過，還應當注意的是，觀念變化背后的理念基礎即“價值理念基因”的決定性影響。

本文的考察表明，“穩定壓倒一切”雖然率先由鄧小平明確提出，正像“四項基本原則”也是由鄧小平首次提出一樣，但其核心的理念卻是以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共有的價值觀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黨的領導與人民政權的絕對穩固，乃是黨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共同的最高目標。不過，與毛澤東同志的全面政治化主張不同，鄧小平同志則縮減了“政治”的外延，保留著政治領域的核心要素， 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與“穩定壓倒一切”。這一核心理念乃是中國共產黨實現自身奮斗目標的根本前提與基石所在?！胺€定壓倒一切”觀念的體系化則是由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完成，即從價值選擇、功能評價及其實現方式等方面，將其發展成為體系化的政治理念，繼而形成全面維穩的制度與政策體系并應用于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穩定壓倒一切”觀念本身卻也內含變異的因素。作為一定時空條件下的選擇，“穩定壓倒一切”或許是應當的，也是能得到人們理解、認同與支持的。然而，在現當代社會應當注重的基本價值眾多，正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由12類基本價值所組成的體系一樣，既包括含“穩定”在內的“和諧”價值，也包括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價值。諸價值之間雖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沖突，因此，謀求價值體系內部的適度衡平極為關鍵。[15]為此，將“穩定”“秩序”作為壓倒一切價值的優先選項，遵循“秩序至上”邏輯，就極易放棄甚至犧牲其他重要價值。由此，就可能將“穩定”概念泛化，致使“維穩”的范圍和對象無所不包，強化“極限維穩”的思維與實踐。實際上，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論及的，這一理念的“物化”（體制化）及其政策實踐既有成功之處，更面臨著嚴重的困境。[8]這正是“穩定壓倒一切”觀念變異的重要表現，也是導致一些地方維穩實踐飽受詬病的理念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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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idea of

“Stability is of top Priority”

Xiao Tangbiao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Abstract：Although it was Deng Xiaoping who articulated that “stability is of top priority”，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is value concept was completed by the CPC with Comrade Jiang Zemin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selection， functional affi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develop it into a systematic political concept， and form a comprehensive and stabl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system. Noticeably，it will definitely cost other essential values whe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order first”and prioritizing“stability”and“order”as the overriding values. In addition，it would lead to the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stability”，resulting in an all-inclusive“stability safeguarding”in terms of its scope and objects，as well as propelling too much for the idea and the practice of“extreme stability safeguarding”.

Key words：stability is of top priority；the philosophy of safeguarding stability；the idea of stability；order is of supremacy

責任編輯：劉有祥 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