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自由”的沖擊與網絡精神家園的構建

摘 要：意識形態風險本質上是價值觀風險，意識形態安全本質上是價值觀安全，因為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中居于核心和靈魂的地位。隨著人類步入“比特之境”，“數字化生存”成為人類的普遍性存在樣態，價值觀安全的發生場域由現實空間伸展至網絡空間。以“互聯網自由”為由進行“普世價值”傳播是美國開展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手段，也是中國價值觀面臨的主要風險。因此，用中國價值觀占領網絡陣地，是保證中國價值觀安全的必然選擇。具體要求主要有：敢于“亮劍”，敢于比較，在比較中弘揚中國價值觀；在理論上講清中國價值觀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以及未來走向，講清楚中國價值觀的科學內涵及其之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將國家夢、民族夢同個人夢有機結合起來；通過網絡傳播，形成社會主義生活方式。

關鍵詞：“互聯網自由”；中國價值觀；文化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D64；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5381（2023）06 - 0042- 08

收稿日期：2023 - 10 - 18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唯物史觀視閾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邏輯研究”（項目批準號：22BKS069）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張三元，男，湖北紅安人，武漢工程大學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唯物史觀與當代中國文化基本問題、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式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盵1]意識形態風險本質上是價值觀風險，意識形態安全本質上是價值觀安全，價值觀安全意味著意識形態安全，因為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中居于核心和靈魂的地位。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價值觀安全是重中之重、關鍵之關鍵，因為它關乎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中國文化，關乎國家政治安全、長治久安，關乎黨的前途命運。隨著人類步入“比特之境”，日常生活的網絡化是大勢所趨、不可遏止，“數字化生存”成為人類的普遍性存在樣態，互聯網成為各種意識形態交流、交鋒的主要場域。于是，價值觀安全的發生場域由現實空間伸展至網絡空間。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安全風險，主要是由網絡空間延展至現實空間的價值觀安全風險所造成的。網絡是一把雙刃劍，既是中國價值觀走向世界的“高速公路”，也是中國價值觀面臨各種風險的主要源頭?；ヂ摼W是一塊自由的領地，它賦予人們以極大的想象力，但“互聯網自由”卻給人們的想象力、創造力帶上了枷鎖，使自由蒙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網絡先發優勢，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普世價值”的宣傳攻勢一浪高過一浪，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特別是核心價值觀造成嚴重沖擊，從而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因此，在重視網絡文化傳播的同時，要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化解風險，牢牢掌握網絡空間意識形態話語權，不斷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一、“互聯網自由”的真實幻象

有沒有網絡自由，即網絡自由的真實性究竟怎樣？或者說，網絡自由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自由？自20世紀末至今，這個問題經常被人提起，既有肯定，也有質疑。這是一個極為復雜而又極為重要的問題，它關系到網絡秩序的構建，關系到國家安全，并進而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狀態。對這一問題，不能絕對地說有，也不能絕對地說無，而必須將之置于對自由真義準確把握的基礎上，才能獲得確定性的理解。

作為一種基本的價值觀，自由與人類與生俱來而又始終構成人類追求的方向。孟德斯鳩認為，在各種名詞中，以各種方式打動人心而又各持己見、歧義叢生的，莫過于自由一詞?！安皇芡庠谑`”是人們對自由最初的理解，也是其貫穿始終的基本內涵。在現代社會，自由被賦予了厚重的意識形態色彩，或者說，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即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具體來講，在西方，自由沿著兩條相互交叉并最終重合的路徑展開：一是霍爾巴赫的路徑，人的自由是一種虛假的幻象?；魻柊秃照J為，由于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客觀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必然的，人的行為和活動也不例外，因而人的行動“絕不是自由的”[2]。他甚至絕望地斷言：“人從生到死，沒有哪一個瞬間是自由的?！盵3]二是霍布斯的路徑，人的自由呈現出一種真實的幻象?；舨妓箤ⅰ安皇芡庠谑`”當作自由的唯一內容并將之絕對化，主張“自由這個詞，按其確切的意義說來，就是外界障礙不存在的狀態”，必然導致“絕對自由觀”[4]。顯然，“絕對自由觀”是現代西方社會占統治地位并對整個世界造成重大影響的價值觀，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都是它的意識形態化。在“絕對自由觀”看來，“絕對自由”是以“絕對不自由”為條件的，即是說，只有“自我”是自由的——絕對自由，而一切“他者”都是不自由的——絕對不自由。

當然，對自由真義的確切性理解，不能沒有唯物史觀的視域。只有唯物史觀，才可揭示出自由的真實面貌。因而，也只有唯物史觀，才能揭露西方“絕對自由”的本質。唯物史觀認為，人類歷史活動是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的辯證統一。在客觀規律面前，人既是受動者，也是主動者，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人可以認識并駕馭客觀事物的必然性，通過改變世界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即獲得自由。因此，自由是真實存在的，但真實存在的自由都是一定的自由、相對的自由。自由不是對規則的突破、對規律的踐踏，而恰恰相反，是對規則的遵守、對規律的尊重。只有在遵守規則、尊重規律的條件下，才有自由的實現。當然，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規則則是動態的，它是一個不斷被超越的過程。因而，在一定意義上，自由意味著對限制的超越。在未來理想社會，自由個性正是對依賴關系的超越，“人的依賴關系”和“對物的依賴性”是對自由的限制。所以，只有“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5]，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這無疑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對命令”。

按照唯物史觀的理解，互聯網確實是一個自由的領地。一旦進入“比特之境”，人的想象力、創新性就極其活躍，對于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比特之境”并非一個純粹的虛擬世界，而是現實世界的延伸，網絡自由仍然要受到現實的限制與制約，一旦被濫用，就會偏離社會主流價值觀，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文化問題。網絡輿論的“失真”“觸法”“越界”“不美”，即是“網絡輿論價值偏離的表現”[6]。更為嚴重的是，一旦網絡自由被“黑金政治”所綁架，演變為一種國家戰略——“互聯網自由”，真正的自由便被褻瀆、踐踏。需要指明的是，“互聯網自由”不是網絡自由，而是西方“絕對自由觀”在網絡世界的延伸，是美國基于自身利益和目的而構造的一個意識形態陷阱。

其一，“互聯網自由”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人們常常把“冷戰時期”定義為美蘇之間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冷戰”，實際上，它更是一場“文化冷戰”。美蘇冷戰的實質是文化冷戰。所謂文化冷戰，就是指在與非西方化國家的利益博弈中，美國以其強大的政治、經濟、技術優勢，以文化滲透、文化殖民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戰略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發動的冷戰沒有結束，也不可能結束，即使是它發動戰爭，也不會導致“文化冷戰”的終結。蘇聯解體后，美國將“文化冷戰”的對象擴展到一切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特別是對社會主義中國，更是變本加厲、花樣翻新地進行“文化冷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隨著“戰爭恫嚇”越來越失去效力，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國家實力的核心支撐。正如薩義德所言，文化儼然成為一種舞臺，甚至成為一個戰場，各種政治力量、意識形態紛紛登臺較量、拼殺，爭奪話語權。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這個舞臺或戰場被搬上了互聯網，互聯網成為世界文化交流、交鋒、交融、互鑒的主陣地。既然是“陣地”，那就意味著有“硝煙”，而且是看不見的“硝煙”——網絡話語權的爭奪。

其二，“互聯網自由”具有明確的政治操控圖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仗其網絡先發優勢，以“互聯網自由”之名，行向全世界推銷西方“普世價值”之實，從而試圖以自己的價值觀念來構造一個由資本主宰的“自由世界”?；ヂ摼W一經誕生，西方的“有識之士”就敏銳地看到了其之于“自由價值”和“民主社會”構建的重大價值。在尼葛洛龐蒂看來，網絡是一個平等、自由、公開的空間，其本身就體現出一種意識形態，即作為一致、共同的網絡信念——自由。而在伯斯坦、克萊恩等人眼中，網絡則“是一塊空白的石板”，而數字比特和字節這把鑿子可以在上面“雕刻一個嶄新的世界新秩序”，當人們都生活于其中的時候，政府將被“因特網民主”“取而代之” [7]。這些都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互聯網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治功能，是以西方“普世價值”“一統天下”最便捷、最有效的通道。對此，解構主義耶魯批評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說得更加露骨：“印刷機讓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這樣的民主革命成為可能。今天，互聯網在執行著類似的功能。對以前那些革命來說，印刷并傳播秘密報紙、宣言、解放性質的文學作品，是至關重要的，正如E-mail、互聯網、手機、‘掌上電腦’對我們今后要有的一切革命也是至關重要一樣?！盵8]

美國無疑是最早將互聯網作為推行自己全球戰略的國家，是以互聯網推動“一切革命”發生的始作俑者。這在1993年美國政府制定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中就能得到確鑿無疑的證明。該計劃稱“信息高速公路”以促進民主為原則，以“使世界具有更大意義上的共同性”為目標。這個“共同性”顯然是以“普世價值”為核心的。自此以后，美國歷屆總統及其政府，都高度重視“信息高速公路”的修建和維護，都將其作為推行西方民主的“高速公路”。的確，這條“信息高速公路”在為美國強力推行“普世價值”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三，“互聯網自由”有著明確的文化主體指向。在一般人看來，“互聯網自由”即是網絡自由，網絡自由即是“互聯網自由”，兩者沒有區別。的確，在2010年以前，作為漢語詞匯的“互聯網自由”和“網絡自由”是一個意思，可以相互替用。在2010年以后，兩者卻有著細微而嚴格的區別，開始指向不同的文化安全主體：“網絡自由”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概念，其主體是所有的網民；“互聯網自由”則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一個專有名詞，其矛頭直指中國，可謂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種不同緣于“谷歌事件”以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對中國“互聯網自由”的指責。

發生在2010年1月的“谷歌事件”，本來是一個正常的商業行為，但出于政治目的或與政治的深度勾連，谷歌公司選擇以“政治”的方式來解決自身存在的經營管理問題，以“政治”的姿態退出中國市場。這是耐人尋味的。顯然，谷歌公司要解決的并非商業問題，商業問題只是一個借口，而實質卻是充當政治的幫兇，或者說，它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的傀儡。谷歌以這種方式離開，正中美國政府下懷。從表面上看，美國政府并沒有直接參與其中，但在實質上它為美國政府遏制中國提供了借口，或者說，這本來就是出于美國政治的需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瘋狂表演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不同場合，希拉里多次發表以“Internet freedom”為主題的演講，公開地、露骨地將“互聯網自由”拉入美國國家政治版圖并將矛頭指向中國。在演講中，希拉里不厭其煩地對中國互聯網政策進行攻擊，并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并闡述了“互聯網自由”，將“互聯網自由”稱之“網絡連接的自由”，從而賦予“互聯網自由”以“普世價值”的內涵。雖然“Internet freedom”既可翻譯成“互聯網自由”，也可以翻譯成“網絡自由”，但由于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IIP）將其翻譯為前者并被主流學界所采納，“互聯網自由”便與“網絡自由”有了極其微妙而又本質的區別，成為美國以互聯網為手段實施國家戰略的專有名詞。

二、“互聯網自由”對中國價值觀的沖擊

在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一直有一個核心內容或核心目標，即“價值觀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也就是說，美國國家安全在根本上就是“價值觀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盡管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但兩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生活方式以價值觀為內核，是沒有脫離價值觀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以生活方式為具體呈現方式，不表現為生活方式的價值觀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價值觀決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體現價值觀。因而，“生活方式安全”實質上是“價值觀安全”。那么，美國如何實現自身的“價值觀安全”呢？除了武力，強行推銷“普世價值”、輸出西方生活方式便是其最基本的套路。一方面，它采取一切方式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輸出并強迫別的國家接受“普世價值”，使之成為人類“唯一的”“正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輸出并強迫別的國家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顯然，互聯網是傳播這種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徑。實際上，由于互聯網發端于美國，而美國又擁有無可匹敵的互聯網技術，一直把控或主宰著互聯網的命運，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價值觀的載體。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因而，所謂“互聯網自由”，其實質是美國利用網絡先發優勢在全球強行推銷“普世價值”的自由。

在互聯網時代，進行“普世價值”滲透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當然是網絡傳播。美國之所以提出“互聯網自由”，不僅在于其擁有網絡技術優勢，還在于其擁有超強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和文化影響力。因此，美國的“普世價值”滲透，除了利用網絡技術優勢以外，還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是全方位的滲透，其手段多種多樣，花樣不斷更新。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方式。

其一，赤裸裸的“普世價值”擴張。自從中國與互聯網接軌的那一天起，美國主張的“普世價值”就隨著強大的信息流開始輸入中國，且隨著中國道路的不斷開拓和網民數量超越美國居世界首位，這種價值觀的滲透更加直接而劇烈。人們常常用“滲透”二字，其實，與其說是滲透，不如說是擴張，正如資本的全球性擴張一樣。與資本擴張相一致，利用網絡進行的“普世價值”擴張具有侵略性質，是美國全球霸權在網絡世界的延伸。具體來說，美國的“普世價值”擴張主要有三條進路：一是利用網絡公開傳播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近些年來，特別是中國進入新時代以來，美國利用網絡先發優勢，以先入為主的心態和方式傳播西方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重點鼓吹新自由主義及其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人權”。之所以以新自由主義和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人權”為“普世價值”擴張的重點，不僅是因為這幾個因素是“普世價值”的核心內容，而且是因為它與中國價值觀取向大相徑庭。在中國道路上，自由、民主、人權展現出強烈的時代特色和鮮明的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取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之所在。中美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價值觀差異，而價值觀的不同是一切沖突的根源。正因為如此，對于美國而言，互聯網存在的價值，不是促進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發展，而是進行“普世價值”擴張；二是設置議題，攻擊中國價值觀。以“打”促擴張，是美國的慣用伎倆。資本的全球擴張，往往以戰爭為終極手段。同樣，“普世價值”擴張也是以“打”為開路先鋒的。這個“打”，就是打壓中國價值觀。只要有機會、有需要，美國就會制造一些議題，譬如涉藏問題、涉疆問題、涉港問題、涉臺問題等，歪曲、詆毀、抹黑、打壓中國在社會制度以及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上取得的奇跡，試圖遏制中國道路、中國價值觀的創新發展，從而實現“普世價值”一統天下之目的；三是假借學術之名，行“普世價值”擴張之實?？傊?，上述所及的各種社會思潮，往往披上學術的外衣，通過所謂的“學術探討”，試圖在中國學術界扎下“根”來?！皩W術引領”具有極大的迷惑性，有利于一種思想和觀點滲透到社會生活層面。這一招也確實有些“管用”，他們通過巨量信息流，往往使這些社會思潮成為學術爭論的“焦點”，從而不知不覺地達到擴張“普世價值”的目的。

其二，培植代言人，“現身說法”。這種形式，看似間接，實則是直接的，就像一種商品的形象代言人一樣。應該說，美國的“普世價值”在中國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形象代言人”確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種形式也有兩種主要表現：一是培植“普世價值”的堅定“踐行者”，然后通過網絡進行傳播，影響極大。譬如，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中的“亂港四人幫”。其“急先鋒”黃之鋒在美國接受過全面而系統的“普世價值”教育，在美國一些基金會和政要的支持下返回香港，用“現身說法”的方式惡毒攻擊“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進而掀起了這場讓香港蒙羞并可能葬送香港前途的風波。攻擊并試圖葬送“一國兩制”，實際上就是攻擊、詆毀、抹黑中國價值觀，從而達到使美國的“普世價值”占領香港并進而攻占全中國的罪惡圖謀。這場風波，通過網絡的“暈輪效應”急劇擴大，波及全球。盡管這種圖謀終歸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也使“普世價值”的邪惡本性昭然于天下，但它確實起到了為“普世價值”張目的效果。二是通過秘密利誘、收買等方式，把一些所謂的“大V”“公知”等培植為“普世價值”的代言人。這些“大V”“公知”，本來就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再加之在網絡上擁有龐大的受眾群，因而往往成為所謂的“意見領袖”，其言論、設置的議題或轉載的信息極易成為網絡輿論的中心節點，從而造成較大的影響力。美國一些“逢中必反”的人士深知，利用他們傳播美國的“普世價值”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確，在一段時間內，這些賣國求榮的“大V”“公知”，可謂是婦孺皆知的“風云人物”。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我國政府對網絡安全的重視和廣大網民對其真實面目的清醒認識，他們的表演從頻頻演砸到最終戛然而止，美國“普世價值”的名聲在中國也一落千丈，最終變得聲名狼藉。

其三，將“普世價值”與技術、經貿捆綁銷售。這是美國利用“互聯網自由”對中國進行“普世價值”擴張的又一重要形式。美國長期居于全球技術和經濟的霸主地位，而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兩者之間的技術交流、經貿合作既有利于互利共贏，也對人類文明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但美國利用其自身的技術、經貿優勢，在技術合作、經貿來往中夾帶“普世價值”私貨，或者說，美國將“普世價值”擴張作為與中國進行技術、經貿合作的前提條件。比如，由特朗普政府發起的中美貿易摩擦，起因是美國認為中興通訊和華為兩家中國公司涉嫌“盜竊”美國技術、“威脅”美國安全，而后演變成為美國主張“中美脫鉤”的重要依據?？梢?，技術合作與經貿合作從來是不分家的。實際上，“盜竊”美國先進技術、“威脅”美國安全純屬子虛烏有，只不過是美國因“普世價值”沒能在中國落地生根而發起新的“遏制”行動的借口而已。冷戰結束后，美國將“和平演變”的主要對象鎖定為中國。美國企圖借中國改革開放之機，以“互聯網自由”為旗號，通過“普世價值”的輸入來改變中國價值觀。但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在其他國家屢試不爽的一招卻在中國一敗涂地。軍事威脅也不再有效，美國政府就只有祭起“貿易戰”這一招。網絡是美國進行“貿易戰”的重要陣地與手段。

其四，移植和培育西方生活方式。這是美國進行“普世價值”擴張的基本路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生活方式對于社會價值觀而言具有基礎性。在很大程度上，生活方式即是價值觀，一定的價值觀塑造一定的生活方式。美國生活方式體現的是美國的價值觀，是美國價值觀的日常生活化。美國生活方式就是西方生活方式，是西方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那么，什么是西方生活方式呢？或者說，西方生活方式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關于這個問題，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理查德·羅賓斯說得十分清楚：西方生活方式的主導性信念是“貿易與消費是人類福祉的最終來源”，并以此創造了一個所謂的“世界體系”[9]1，“核心要素則是金錢”[9]5，是一種“從強調節儉、適度消費的價值體系，轉向鼓勵支出和炫耀消費的價值體系”[9]31。也就是說，西方生活方式即美國生活方式，亦即貝爾所揭示的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個人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個人的感受與體驗被視為“經驗之審美價值的衡量尺度”[10]，因而這種生活方式是非理性的、反智性的。顯然，這種生活方式與中國價值觀迥然相異。于是，美國以“互聯網自由”為名，向中國輸出享樂主義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便成為美國對中國進行“普世價值”擴張的必然選擇。不可否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享樂主義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仍有一定的市場，而它一旦與網絡資本刻意營造出的奢侈并“快樂”的消費氛圍相勾連，便極易快速地演變為一種“潮流”或“時尚”，并進而促使這種“潮流”或“時尚”成為一種實現所謂個人價值的現實取向。在羅賓斯看來，在這種“時尚”或“潮流”中，連商店里商品的陳列和擺放方式都體現了資產階級文化，或是將資產階級價值觀以商品的方式呈現出來，并進而塑造和轉變為資產階級本身。[9]37雖然這是對現實世界的指認，但在網絡虛擬世界中，這種現象以不可想象的夸張與怪誕制造了不少的擁躉者，并進而在現實生活中蔓延開來?！霸诂F實生活中，這種‘潮流’在涌動、‘時尚’在流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人的價值和意義。將自我實現等同于個人欲望的滿足，以享樂作為人生的奮斗目標，將人生的意義賦予吃喝玩樂之中，精神世界的物質化便不可避免了?！盵11]這是我們亟須改變的現實。

三、弘揚中國價值觀，構筑網絡精神家園

習近平說：“很多網民稱自己為‘草根’，那網絡就是現在的一個‘草野’?！盵12]這個“草野”絕不是找不到任何方向和目標的“荒野”，而是一個長著“風景樹”或“消息樹”的“原野”。這個“風景樹”或“消息樹”即是價值取向。網民需要用價值觀來引導，網上傳播的東西對網民的價值觀乃至人生觀、世界觀具有重要的塑造功能。誰占領了這個陣地，誰就擁有了主動權。美國鼓吹和推崇“互聯網自由”，就是看到了互聯網的這個巨大價值，其目的就是用“普世價值”去占領這個陣地、去“塑造”這部分人。因此，在不同意識形態博弈和價值觀的交鋒中，互聯網已然成為一個主陣地。當然，用中國價值觀去占領這個陣地、去影響和塑造這部分人，便是我們面對美國“普世價值”網絡侵襲的必然選擇。

首先，要敢于“亮劍”，敢于比較，在比較中弘揚中國價值觀。在網絡治理過程中，我們要“敢于斗爭亮劍” [13]。面對美國“普世價值”咄咄逼人之勢，我們沒有任何退讓的余地，只有迎頭痛擊。通過比較，揭露美國“普世價值”的真相，展示中國價值觀的本質和獨特優勢，這是遏制“普世價值”侵襲的有效手段?！罢_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盵14]中國價值觀是真、善、美的凝結，而“普世價值”是假、惡、丑的彰顯。這不是自說自話，而是通過比較彰顯出來的。堅持文化自信，就是要敢于比較?！爸袊孥E”的不斷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境界的不斷開拓，就是我們最大的底氣。只有通過比較，我們才會發現并珍惜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價值觀的獨特優勢，才會認清并拋棄美國的“普世價值”。當然，這種比較，既要在理論上講清楚，更要通過實踐加以證明。列寧指出：“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具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盵15] “中國奇跡”的不斷創造和人民美好生活的不斷實現，都是實踐的結果。實踐證明，中國價值觀是最有活力、最貼近人民、最能引領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價值觀，而“普世價值”一旦扎根，整個社會就會陷入無休無止的爭亂之中，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香港由反修例而引發的暴亂、美國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各種亂象，都是“普世價值”的“現身說法”。

其次，在理論上，要講清楚中國價值觀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以及未來走向，講清楚中國價值觀的科學內涵及其之于網絡空間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習近平多次強調要“講清楚”，就是要講清道理。這是一個以理服人的過程，和美國的“普世價值”根本不同?！捌帐纼r值”是通過欺騙、強制甚至武力的方式強迫他人接受，而中國價值觀是通過講清道理，使人們感受到真理的力量而自覺地接受真理。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講清楚什么？二是如何講清楚？其中，重要而主要的講清楚是：“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盵16]這個問題必須講清楚，否則，網民不可能心悅誠服。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很簡單：網絡畢竟是“草根”賴以生存的“草野”，而“草野”以及生長其中的“草根”，往往是指與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階層相對應的弱勢階層，平民文化、大眾文化是其生存的基礎。因此，實現中國價值觀的大眾化，用一種通俗而大眾的語言或方式講清楚中國價值觀，是通過網絡傳播中國價值觀的關鍵。

再次，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將國家夢、民族夢同個人夢有機結合起來。當然，國家夢、民族夢和個人夢本不存在結合的問題，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傳播中國價值觀時，這個結合又是必需的。只有結合，才能使“草根”感受到自身在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中“一個都不能少”的重要地位，從而增強主人翁意識，并使自己積極融匯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洪流之中。愛國主義是中國價值觀的底色，是中華民族亙古不變的基因，是中華民族堅強不屈、團結一致、勇往直前的強大精神力量，是對祖國最深厚、最真摯的感情。但是，在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網絡世界中，愛國主義宣傳教育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網絡被美國等西方國家界定為不存在國家界限的“公共領域”，主張“普世價值”，視愛國主義為“極權政治”；二是當前互聯網是一個復雜的“輿論場”，這不僅是因為在互聯網上，各種觀點、意見、思想，甚至思潮都可粉墨登場，還因為我國網絡空間的“輿論場”并不只有一種話語體系，而是存在著不同的“輿論場”和“話語體系”，各種聲音、不同意見同時呈現，代表著不同的意志和利益。需要強調的是，在網絡空間，不同的“輿論場”和“話語體系”的存在是正常的，千萬不要指望一個“輿論場”或“話語體系”一統天下，那是不現實的。這是由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平等性和超越性等特點決定的。但是，這種復雜的“輿論場”使各種力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此消彼長，從而消減愛國主義教育的效能。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即網絡上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脫離了“草根”的實際，說教化嚴重。這就很容易使“草根們”產生一種錯覺：愛國主義與草根文化沒有關系。因此，在網絡上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把國家前途同每一個人的美好生活結合起來，把國家夢、民族夢同個人夢結合起來，讓大家明白國家好、民族好，每個人才能好的道理，從而做到不傳謠、不信謠，不跟風、不盲從，語言文明、行動自律，自覺踐行中國價值觀，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

最后，通過網絡傳播，形成社會主義生活方式。這是讓中國價值觀占領網絡陣地最重要而又最基礎的工作。中國價值觀傳播得好不好，“草根們”對中國價值觀的認同度高不高、實踐性強不強，最后都要落實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通過人們的生活方式體現出來。因此，通過網絡宣傳，將中國價值觀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推動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既是踐行中國價值觀的體現，也是弘揚中國價值觀的基本路徑。

社會主義生活方式與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其根本分野在于兩者的根本價值取向不同：前者是以人為本，后者則是以資為本或以物為本。以資為本或以物為本的生活方式，最終結果必然是形成盧卡奇所指認的物化意識，從而使人成為物的奴隸。而以人為本的生活方式，則使人擺脫對物的依賴關系，實現人的主體性的復歸，從而為人的全面發展開辟道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是一種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社會主義生活方式。所以，習近平在談到美好生活時，總是將其與人的全面發展聯系起來。這種生活方式有兩個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甚至一體化的基本點：

一是豐富的物質生活和健康的精神生活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人民有多方面的需求，其中物質需要居于首要地位，吃喝住穿是最基本的，是生存之所必需，但這并不等于說物質需求是需要的唯一內容或全部內容。除了物質需要以外，人還有精神需求。精神需要和物質需要一道構成了人的基本需要。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人有精神需求，而且，這一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不可或缺。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神生活水平的高低所決定的。只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才可能有人的精神境界的不斷提升，才有可能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才可能不斷趨近終極意義上的人的全面發展。

二是健康文明的綠色生活方式。綠色生活方式是以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方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顯然，這是以資為本生活方式和以人為本生活方式的重大分野。在資本邏輯中，自然只是人類任意索取、揮霍的對象，享樂主義或消費主義撕裂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造成了兩者的嚴重對立。在以人為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是人類生存之基、發展之本，順應、尊重和保護自然是人類的責任。綠色生活方式就是以人為本生活方式的具體呈現，其要義在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消除享樂主義或消費主義造成的自然界和人的雙重“貧困積累”，實現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顯然，這種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以豐富而健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為前提的，是豐富而健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集中體現或證明。

作為一種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綠色生活方式是當代中國實踐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既是中國價值觀的具體呈現，也是中國價值觀的具體實踐。因而，綠色生活方式形成的過程實則是價值觀重塑的過程，具有廣泛性和艱巨性。這就需要傳播社會核心價值觀。一方面，既然價值觀是生活方式的內核，決定并引領生活方式，那么，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便顯得至關重要。中國價值觀的根本特點是生活化、實踐性。中國價值觀的日常生活化就是其實踐性的生動體現。實際上，只有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中國價值觀的價值和意義才能得以充分彰顯。另一方面，網絡是傳播并促進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形成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當然，網民首先要做到的是不傳播享樂主義或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對腐朽落后的東西，不傳播，這就是一種態度，最基本的態度。同時，每一個中國網民不僅是“草野”中向隅而生的“草根”，更是共和國的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傳播國家倡導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是其基本責任和義務。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網絡人都應該身體力行，踐行中國價值觀，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網絡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延伸，網絡生活構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因而，健康文明的網絡生活方式應該成為每一個網絡人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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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Internet Freedo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piritual Home

Zhang Sanyua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Hubei，China）

Abstract：Ideological risk is essentially the risk of values，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essentially the security of values， because values occupy the core and soul status in ideology. As humans enter “the realm of bits”，“ digital survival” has become a universal form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occurrence field of values security has extended from real space to cyber space. The spread of“ universal values” on the grounds of“ internet freedom” is the main meth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arry out consciousness penetration，which is also the main risk faced by Chinese value. Therefore，using Chinese value to occupy the network battlefield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value. Specific requirements mainly include：Dare to“ shine the sword ”，dare to compare， and promote Chinese value in comparison; In theory， we should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realistic logic and future trend of Chinese value，and clarif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Chinese valu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vigorously promote patriotism spirit and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country dreams，national dreams and personal dreams and forming a socialist way of life through network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freedom ”；Chinese value；cultural soft power

責任編輯：劉有祥 邱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