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油氣資源城市轉型中經濟規模-結構-質量的耦合度評估*

王詠劍 楊曉光

內容提要：中國油氣資源城市為改變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等境況，紛紛選擇轉型發展的道路，但在轉型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產業規劃雷同、項目無序競爭等現象，造成經濟發展在規模-結構-質量三方面的耦合度不高，影響了油氣資源城市轉型的經濟可持續。文章從經濟發展規模、經濟發展結構和經濟發展質量三個維度構建耦合度評價指標體系，通過對各指標進行熵權重測定，建立了耦合度測度模型。利用2011—2020年國內16個油氣資源城市的相關數據進行耦合度評估，進而分析其轉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給出油氣資源城市經濟規模-結構-質量協調發展的建議。

一、引言

資源型城市受自身自然資源存量的限制，無一例外都要經歷轉型過程，需要將資源紅利轉化成發展紅利，從而保障資源型城市的持續健康發展。在資源型城市轉型之中，核心環節是如何保障經濟發展的規模-結構-質量的協同發展。依托油氣的開發，我國成長了一批油氣資源城市，其不僅是我國油氣產業的基地，也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鎮。長期以來，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油氣資源城市轉型取得了長足進展，但在轉型過程中也面臨現實艱巨性。這是因為，其一，從國內油氣資源城市油氣產業發展階段看，目前多數城市已經進入成熟期或衰退期，普遍面臨開發難度日益增大、后備資源接替不足等油氣開采產業本身的問題；(1)王詠劍、楊曉光：《基于產業關聯度和聚類分析的中國油氣資源城市分類研究》，《科技促進發展》2019年第2期。其二，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油氣資源城市普遍存在企業辦社會、“大而全、小而全”的現象，經濟發展質量偏低；其三，在轉型發展過程中，油氣資源城市往往過度關注做大接續產業，而忽略整體性經濟結構，進而影響轉型的效果。

鑒于以上原因，本文側重于從油氣資源城市轉型發展視角，分析研究轉型發展的協同性情況，從經濟發展規模、經濟發展結構和經濟發展質量三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對油氣資源城市轉型發展的經濟規模-結構-質量的耦合度進行評估，并針對不同的經濟規模-結構-質量耦合情況，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二、文獻綜述

(一)油氣資源城市轉型發展路徑及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中國，油氣資源城市作為資源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轉型發展具有特殊意義。李靜靜對后化石能源時代的油氣資源開發進行了系統研究，指出油氣資源城市應致力油氣資源結構更替、建立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長效機制。(2)李靜靜：《后化石能源時代油氣資源開發的系統思考》，《系統科學學報》2013年第1期。張在旭等從資源產業依賴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入手，構建經濟增長計量模型，分析“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3)張在旭、薛雅偉、郝增亮、馬穎：《中國油氣資源城市“資源詛咒”效應實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10期。王艷秋等以油氣城市生態企業之間構成的產業耦合共生網絡系統為研究對象，指出通過經濟、環境及物質減量循環和網絡結構關聯度分析可反映產業耦合共生網絡生態效率總體水平。(4)王艷秋、姜冰玉、趙天明、尹志紅：《油氣資源型城市生態工業園產業耦合共生網絡生態效率評價》，《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5期。

然而，經濟轉型并不等同于可持續發展。薛雅偉等的研究基于要素演化分類構建計量回歸模型，發現資源型城市用于發展新產業的要素投入抑制“資源詛咒”的效果存在明顯差異，其中導致資源詛咒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資本錯配，只有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優化產業結構，才能有效破解擠出效應。(5)薛雅偉、張劍：《基于雙標分類與要素演化的油氣資源城市“資源詛咒”情景模擬》，《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年第9期。

(二)城市經濟協同發展方面的研究

龔新蜀等的研究分析了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構建灰色關聯模型，對新疆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協同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6)龔新蜀、靳亞珍：《基于灰色關聯理論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協同發展的實證分析》，《統計與決策》2018年第2期。陳丹宇等以長三角地區為研究對象，建立協同剩余幾何模型，研究了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協同效應，提出化解信息障礙的途徑。(7)陳丹宇：《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協同效應理論與實證研究——以長三角為例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73頁。劉瑩等以2003—2017年285個地級市構成的“城市對”為樣本，運用效率增值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分析了區域經濟協同網絡的演變過程。(8)劉瑩、李琳、張喜艷：《中國區域經濟協同網絡演變及成因分析——以2003—2017年中國40470組兩兩城市對為樣本》，《地理研究》2020年第12期。湯長安等以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為例，分析產業協同集聚對創新能力、生產效率的促進作用，進而實現區域經濟增長。(9)湯長安、邱佳煒、張麗家、李紅燕：《要素流動、產業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空間計量分析——以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為例》，《經濟地理》2021年第7期。孟望生等研究了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要素層面的協同集聚，采用差分GMM方法分析其對綠色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尋求綠色高質量發展路徑。(10)孟望生、邵芳琴：《產業協同集聚對綠色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基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要素層面協同集聚的實證分析》，《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

劉明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測度2007—2019年我國28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探索物流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11)劉明：《物流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283個地級以上城市的實證分析》，《中國流通經濟》2021年第9期。章潤蘭等從產業協同集聚、產業耦合協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作用機理出發，建立面板聯立方程模型，得出產業協同集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間存在倒“U”型關系。(12)章潤蘭、劉明慧：《產業協同集聚、產業耦合協調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實證分析》，《商業研究》2022年第6期。

通過梳理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學界在中國油氣資源城市的轉型發展與針對城市經濟中產業協同發展方面，均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前者涉及經濟轉型路徑選擇、生態效率、產業結構優化以及可持續發展等多個方面；后者涉及產業結構與高質量發展、經濟協同與創新能力、產業的協同集聚與產業耦合協調等之間的關系及作用機理等，但以油氣資源城市為研究對象，通過協同分析，專門探討其轉型發展結果耦合度評估的研究并不多見。

三、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一)指標權重確定

通過主觀和客觀權重綜合選取的方法來確定指標權重，一方面既可以減少主觀賦權的人為因素，同時也可以避免完全按指標數據信息熵值引起個別指標權重過大。(13)姚建建、門金來：《中國區域經濟-科技創新-科技人才耦合協調發展及時空演化研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0年第5期?；诖?，主觀上通過層次分析法(AHP)確定權重，客觀上通過熵值法確定權重，最終指標權重取以上二者的平均值。層次分析法是把較為復雜問題分解成單個構成因素，再將各因素按支配關系分組構成遞階層次結構。(14)謝曉芳：《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質量耦合協調度研究——以京津冀區域為例》，《工業技術經濟》2020年第2期。熵權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具體步驟是將實際指標按比重法轉換成評價指標，計算式為：

(1)

則第j項指標的熵值Ej為：

(2)

式中，K>0，K=1/ln(n)，0≤Ej<1，第j項指標的權重為：

(3)

式中，dj=1-Ej為指標xj的差異系數。

(二)耦合協調評價模型

結合所選取的指標及相關研究成果，先用極值法對原始指標數據予以無量綱化，再與熵權重結合，構建2011—2020年16個油氣資源城市的經濟發展規模、經濟發展結構、經濟發展質量評價函數模型：

(4)

式中，T、S、Q分別代表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子系統評價函數指數；αj、βj、δj分別代表各指標權重；tj、sj、qj分別表示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系統各評價指標的無量綱化值。

在數據標準無量綱化時，采用極值法，為避免某些年份變量極差標準化得分為0的數據結果(耦合無意義)，將標準化數值進行平移處理，見公式(5)。

(5)

耦合度，也稱耦合性，是量度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實體或體系的相互依賴性，反映其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的程度。(15)盧瑜、向平安：《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的協同耦合研究——以長株潭城市群為例》，《城市發展研究》2020年第1期。借鑒耦合度系數模型，可測算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系統的耦合程度，耦合度公式為：

(6)

耦合度僅反映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之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大小，但難以反映相互作用的協調程度。需引進耦合協調度模型，以更好評價各子系統交互耦合協調水平的高低，其公式為：

(7)

式中，Dθ為耦合協調度；Rθ為耦合度；Tθ為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系統綜合評價指數；a、b、c為各耦合系統的待定系數，在三個系統交互耦合協調時，結合油氣資源城市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具體情況，認為經濟發展結構是現階段首要的經濟體現特征，對經濟發展規模和經濟發展質量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取b=0.4，a=c=0.3。

(三)耦合度、協調度評價標準

為更好地解析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之間耦合程度、耦合協調發展關系以及所處的階段，在借鑒現有研究成果(16)梁亞楠：《耕地數量變化與城市化水平的協調性研究——以蕪湖市為例》，《中國集體經濟》2020年第3期。并結合本研究測度結果的基礎上，將耦合、協調度評價等級劃成四等，(17)田澤、景曉棟、肖欽文：《長江經濟帶碳排放—產業結構—區域創新耦合度及時空演化》，《華東經濟管理》，https：//doi.org/10.19629/j.cnki.34—1014/f.190904013。其得分值域及評價結果見表1。

表1 耦合度、協調度評價等級標準

(四)評價指標體系

由于經濟發展規模、結構、質量系統之間有著相互作用和影響，單一指標難以真實反映其內在作用機理和時空變化。(18)趙永峰、鄭慧：《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時空耦合關系》，《江蘇農業科學》，https：//doi.org/10.15889/j.issn.1002—1302.2020.02.050。遵循可比性、科學性、數據可獲得性、獨立性諸原則，從經濟發展規模、發展結構、發展質量等3個層級的15個指標建構耦合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見表2)。

表2 評價指標體系

四、結果分析

選取2011—2020年16個油氣資源城市國民生產總值、三次產業增加值、財政收入、人民生活與就業等方面的數據，數據主要來自2012—2021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城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采用熵權法確定各系統的客觀權重值作為耦合權重，依據上文公式測算(結果見表3)。從權重結果整體上看，在經濟發展規模、結構和質量中，進出口貿易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旅游消費總量、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電力消費量、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所得熵權重較大，說明這些指標在反映所處指標層的信息和意義突出。

表3 16個油氣資源城市評價指標權重計算結果

(一)耦合度測算結果

從耦合度上看，2011—2020年16個城市中得分在(0，0.3]的是玉門市(2011—2014年)，屬于相排斥低水平階段；得分在(0.3，0.5]的是玉門(2015—2020年)、潛江(2012年)、大慶(2011—2012年)、松原(2012—2015年)、盤錦(2011—2012年)、南陽(2012—2013年、2015—2018年、2020年)、濮陽(2012—2015年)、任丘(2012年)，屬于頡頑階段；得分在(0.5，0.8]的是克拉瑪依市(2011年、2013—2015年、2018—2020年)、潛江(2013—2018年、2020年)、大慶(2013—2017年、2020年)、松原(2011年、2016—2020年)、東營(2011—2013年)、慶陽(2011—2013年)、盤錦(2013—2014年、2016年)、南陽(2011年、2014年、2019年)、濮陽(2011年、2016—2020年)、任丘(2011年、2013—2020年)、庫爾勒(2011—2014年、2020年)、鄯善(2011—2016年、2019—2020年)、延安(2012—2013年、2020年)、鄂爾多斯(2011—2012年)、榆林(2011年、2013年)，屬于磨合優化階段；其余年份得分均高于0.8，屬于融合高水平階段。16個城市中，2011—2020年僅有東營全部得分在0.8以上，表現突出。整體上，2011—2020年，16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規模、結構和質量的耦合度在向好發展，彼此之間的依賴性逐步增強，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日益緊密(見表4)。

(二)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

從耦合協調度上看，2011年16個城市中除東營外，其余15個城市得分均在(0，0.3]范圍，屬于失調衰退型；得分在(0.3，0.5]的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出現在兩個年度，分別是大慶、東營、慶陽、鄂爾多斯、榆林；第二種是出現在三個年度，分別是克拉瑪依、盤錦、任丘、庫爾勒、鄯善、延安；第三種是出現在三個以上年度，分別是玉門、潛江、松原、南陽、濮陽，屬于勉強協調型；得分在(0.5，0.8]的是克拉瑪依(2013年、2016—2018年、2020年)、潛江(2016—2017年、2020年)、大慶(2014年、2017—2018年、2020年)、松原(2016—2020年)、東營(2013—2015年)、慶陽(2014—2016年)、盤錦(2015—2016年、2020年)、南陽(2014年、2017—2020年)、濮陽(2015年、2017—2020年)、任丘(2014年、2016—2020年)、庫爾勒(2015年、2017—2018年、2020年)、鄯善(2015—2018年、2020年)、延安(2015—2018年)、鄂爾多斯(2014—2015年、2017年、2020年)、榆林(2014—2015年、2017年)，屬于中度協調型；其余均高于0.8，而且均出現在2015年及以后，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16個城市經濟發展規模、經濟結構和發展質量經過不斷調整優化，內部諸要素彼此間協調統一程度逐年增強，經濟系統從無序弱關聯向有序強關聯作用發展，產業間、要素間、系統間的發展協同性不斷提升(見表5)。

表5 2011—2020年16個城市轉型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結果

(三)油氣資源城市轉型發展耦合度變化評述

為直觀反映各油氣資源城市轉型過程中經濟規模-結構-質量的耦合情況，通過對比16個城市10年來轉型發展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兩項指標的提升幅度(考慮到可能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2020年各城市耦合度、耦合協調度指標均比2019年有明顯下降，不具有代表性，故取用2019年數據與基準年度2011年進行對比分析)，將兩項指標提升幅度得分劃分為3個區間，其中前25%為優，中間50%為中，后25%為差，按各城市每項指標得分高低依次置于對應區間，并據此對各城市轉型協同情況進行評估(見表6)。

表6 16個油氣資源城市2011—2019年轉型發展耦合度、耦合協調度指標位置

表6反映出，從轉型發展耦合度指標增幅來看，大慶、盤錦、延安、東營等城市得分居于前列。其中，大慶在依托既有資源優勢的同時，加快發展資源關聯產業，城市新興產業得以快速增長。東營、盤錦作為我國北部區域少有的擁有出?？诘某鞘?，圍繞港口建設等基礎設施項目加強投入，城市承載能力和美譽度顯著提升。延安的油氣資源仍處于成長期，當地政府在財力快速增長階段著力加強非油氣產業的發展，較好地實現了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移。而松原、濮陽、南陽、玉門等地，均已處于資源開發的衰退期或再生期，其轉型發展錯過了最佳時機，加之新興產業發展定位不明晰、比較優勢欠突出，與固有優勢產業關聯度低，得分位次相對靠后。其余城市轉型中經濟規模-結構-質量的耦合程度一般。

從轉型發展耦合協調度來看，東營、鄂爾多斯、榆林、慶陽等城市得分位于第一梯隊。東營作為傳統油氣資源強市，及早布局轉型戰略，以構建現代工業體系為目標，圍繞資源優勢，重點培育石油化工及鹽化工、橡膠、石油裝備、有色金屬四大產業集群；服務業方面以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為主，推動重點產業由生產制造業向生產服務業轉型；在發展定位上，以承接京津冀產業轉移為重點，積極融入京津冀經濟圈，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發展相互協作、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生態環境共建共享。鄂爾多斯依托資源開發積累的強大經濟實力，轉型能力在快速攀升。榆林作為全國唯一的國家級能源化工基地的核心區，呈現出后來居上的良好勢頭，工業增加值已經趕超省會城市西安。在省域范圍內，榆林、鄂爾多斯兩市均呈現出與省會城市共同構成經濟增長“雙極結構”之勢。慶陽同樣在資源產業上升期就確立多元化發展戰略，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呈現協調發展的良好勢頭。而松原、濮陽、南陽、玉門等城市，由于早期用于轉型發展的投入嚴重不足，導致產業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給城市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其他城市轉型發展協同程度一般。

綜合以上結果表明，油氣資源城市轉型過程中的經濟規模、結構、質量三者互為依托、相輔相成，在轉型過程中必須同時關注、同步發力、協調推進。上述轉型協同情況較好的城市，其轉型策略呈現出許多共通之處，主要表現在：一是城市管理者懷有遠見、責任感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善于從戰略層面整體謀劃轉型道路；二是善于因“城”制宜，通過恰當的機制設計，保障對資源接續產業的投入力度，實現對城市的優勢重塑；三是善于創造促進產業融合與協同發展的平臺與制度環境，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和支持城市轉型發展；四是高度重視產業生態建設，為新興產業發展營造良好外部條件，為產業協調發展和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打牢基礎。

五、油氣資源城市經濟協同發展對策建議

當前各油氣資源城市在推進轉型過程中，產業規劃雷同、項目無序競爭等現象屢見不鮮。推動油氣資源城市經濟協同發展的思路和方式，與過去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明顯不同，更需要強調經濟的一體化布局和整體最優化，政策制定的基點要從促進單一產業的發展轉向基于產業系統性優化的一體化發展，統籌推進產業重建、環境重塑、社會重構，實現經濟規模、結構、質量協同發展，最終實現城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建議如下：

(一)加快建立激勵與約束機制

油氣資源城市經濟規模、結構、質量協調發展離不開政府的高位推動與政策引導，同時也離不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油氣資源城市政府應視油氣資源產業發展階段、發展狀況以及新興產業的發育程度，通過政府指導與市場主導相互作用，逐步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水平，形成油氣資源城市經濟協調發展的良性局面。

具體而言，一是應從戰略層面制定油氣資源城市發展規劃，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特征、油氣產業發展階段、環境承載能力等確定發展目標及產業布局，從制度設計、人才培養等方面涵養推動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逐步擺脫對單一資源的依賴，為城市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二是應制定有效的激勵機制，將促進經濟協同的工作績效納入對職能部門的考核體系之中，以確保政府制定的協同發展規劃不走樣變形。三是應完善運行與協調機制。各油氣資源城市應確定約束性指標，優化經濟協同發展手段，以保證協同發展目標的實現。

(二)探索建立保障與補償機制

一是在稅收征管方面，針對不同產業，嘗試實行梯度優惠政策，變稅收地區優惠為主為稅收產業優惠為主，對特定扶持發展的產業和領域實行稅收優惠。二是科學合理選擇財政支出重點，優化經濟結構。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引導社會資本投向第二產業中的非資源產業。以財政獎勵、補助等方式，加大對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大數據、現代物流、生態環境等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 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升資源地農副產業自給率，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入，推動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 三是建立油氣資源開發的生態補償機制，通過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落實資源輸出地與輸入地之間利益補償，通過共建園區、產業合作等形式，對能夠帶來環境正外部性的企業給予政策優惠及專項資金補助，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三)加強平臺搭建與制度建設

油氣資源城市產業良性發展離不開制度保障。在平臺搭建方面，一是建立面向服務邊遠地區、油氣資源富集的西部及東北地區的云計算中心，尤其是服務于資源型地區的大數據服務平臺，推動油氣資源城市在構筑開放經濟合作平臺、拓展發展空間上實現新進展。鼓勵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產能合作。二是構建統計數據共享平臺。通過公布油氣資源城市資源稟賦、人文風俗、社會服務保障、轄區內企業進駐信息，為國內國際資源雙循環提供對口渠道。在企業層面，通過及時公布經營狀況、未來發展規劃等，以便于政府協調產業發展、優化產業布局與精準扶持。

在制度建設層面，一是構建新型區域內交易制度。以責權利相統一為原則，培育發展各類產權交易平臺。大力推行新型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與交易制度，條件較好的油氣資源城市可建設區域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推進能源與資源市場化交易。二是落實優化市場準入制度。結合油氣資源城市實際，嚴格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大力推進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清除區域市場壁壘，破除行政性壟斷。三是完善區域利益補償制度。資源地政府可圍繞區域一體化、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等領域，完善發展評估與風險預警長效監控制度，切實解決發展失衡問題。

(四)高度重視產業生態環境的培育

如果說制度環境是經濟協同發展的土壤，那么企業就是從中收獲的果實。對于油氣資源城市，尤其對于尚未完全脫離對油氣開采業依賴的城市而言，更應基于產業成長基礎的培育以及產業持續協調發展的視角展開。城市轉型應發揮政府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第一推動力”的關鍵作用，加強對經濟發展的規劃、引導和調控，提升產業調控以及推動新興產業發育和促使老產業分化的能力，不斷提高產業績效。當前，最為基礎的工作是改善產業生態環境，構建新興產業正常發育和壯大的機制，夯實產業持續成長的根基，逐步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群落、一個有序的產業要素流動機制和一個各環節相互協調的產業生態鏈，從而形成具有連續穩定發展能力的產業結構。只有如此，才能不斷強化油氣資源城市的綜合價值，推動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

需要注意的是，小企業能否健康成長，往往是產業生態環境優劣的試金石。受石油大開發的思維慣性影響，油氣資源城市往往傾向于沿用“大”的思維模式來發展新興產業，盲目上規模，一味追求大產業、大企業，而忽視其結構和質量。實際上，任何產業和企業都是從“小”開始成長起來的，只要是健康和高收益的，就是好的產業，而無關其大小。因此，政府在引導企業進入新興產業領域的過程中，要摒除“大生產運動”的快速推進模式，而應謹慎使用有限的財力和寶貴的資源，善于從小處著手進行產業培育和結構調整，盡量把財力和資源配置到產業生態環境的改良上，想方設法提高小企業的“存活率”。只要這些小企業生存并發展起來，油氣資源城市就能繼續維持較強的發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