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公共事件下用戶信息源選擇多樣性影響因素研究

明均仁, 周莉媛, 朱君妍

(武漢工程大學管理學院, 湖北 武漢 430205)

0 引言

突發公共事件下, 社會信息環境在短期內突變, 大量帶有情感的信息交織更替, 使信息傳遞效應倍增[1], 處于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用戶面臨的是一個多樣、 異質的可選信息源集合。 信息源多樣性選擇行為, 不僅與個人安全、 風險化減、 社會穩定密切相關, 還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用戶應對突發事件的態度和行動。

當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 用戶基于接收到的風險信息, 結合自身經驗或理解感知風險事件給自身帶來的影響, 進而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 進一步對風險事件產生實際的反饋行為[2]。 如何引導用戶科學、 理性地選擇正確的信息源, 是政府和研究人員當下應重點關注的問題。 因此, 有必要理清用戶對信息源多樣性選擇行為的機制, 把握多樣性選擇行為規律, 以有效應對突發公共事件, 提升在公共危機中的治理水平和風險管理能力。

1 文獻回顧

信息源選擇是指用戶在面臨不確定環境或特定信息需求時, 面對多類型的信息源, 基于個人知識結構并經由一定的心理歷程作出采納一種或幾種信息源的決策[3]。 信息源選擇問題一直都是情報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課題和研究任務之一[4],從早期致力于解決文獻收藏和利用之間的矛盾,到當代關注如何解決海量信息涌現與信息低效利用之間的矛盾, 盡管處于不同的社會情境, 圍繞信息源選擇、 利用、 管理和控制的研究始終是本學科關注的重點領域。 現階段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1)突發公共事件中的信息行為。 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下, 社會信息環境在短期內發生巨大變化,用戶在信息需求上存在差異[5], 并在事件的不同階段關注不同的主題, 由此產生不同的信息尋求取向及決策行為[4]。 用戶會采取信息搜尋、 信息回避等方式應對風險環境, 表現出多樣性、 主動性、 主觀性等信息行為特征, 受到內外等諸多因素影響。 李月琳等[6]認為人口學特征、 主觀因素與網絡因素是用戶信息搜尋行為差異產生的主要動因。 李晶等[2]實證研究結果顯示, 信息搜尋行為受負面情緒、 信息充分性、 信息主觀規范、 信息關注度以及信息獲取渠道5 個方面的影響。

(2)信息源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信息源選擇是信息搜尋行為的初始環節, 呈現明顯的用戶偏好特征[7]。 信息源特征、 用戶個人特征、 任務特征都可能對用戶的信息源選擇及使用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8]。 在健康信息領域, 信息源選擇造成的影響更為顯著, 不同信息來源的信息質量和完整性差異很大。 已有研究多從信息需求、 搜尋動機等視角分析信息源選擇影響因素, 涉及用戶特征、 信息源特性、 任務情境3 類。 Griffin等[9]、 Yang 等[10]基于風險溝通理論, 研究了在重大突發事件(洪水、 颶風等)環境下用戶信息搜尋的影響因素及行為模式。 Lee[11]提出, 信息源是否準確可信、 是否容易獲取也會影響用戶對信息源的選擇和利用。 Agarwal[12]指出任務的復雜性、 重要性和緊急性導致信息需求產生變化, 并影響用戶對信息源的價值判斷和選擇策略。

通過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和發展動態可以看出,圍繞信息源選擇行為的研究已形成一批重要成果,主要從可獲得性和質量上對信息源開展測度, 且將用戶的信息源看作單一整體, 而非多元、 異構的集合。 但是在突發公共事件中, 處于非常規環境下的信息源實質是一個多樣、 異質的可選集合,因此, 測度與揭示多樣性變化對信息行為影響的作用就顯得尤為必要。

2 研究假設與模型構建

2.1 研究假設

2.1.1 風險感知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影響

風險感知是用戶對存在于外界的各種客觀風險的認知、 態度及判斷, 是一種復雜的心理和生理反應過程, 受用戶特征、 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影響[13]。 風險感知在計劃行為理論模型中通常作為前置變量, 是用戶行為決策的直接決定因素,與行為態度、 主觀規范等因素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14]。 風險感知注重主觀的感受和認識, 不同程度風險感知的用戶可能會放大或低估信息的潛在風險, 進而尋求更多的信息源[15]。 用戶針對風險信息的可知度、 嚴重度及擔憂度的感知程度是影響其風險信息搜尋行為的主導因素。 用戶對風險的知識性和情感性認知, 會直接影響到用戶主觀上感受到焦慮、 恐懼、 擔憂等情緒。 不同來源的信息其敘述方式和傳播效果不同, 能滿足不同群體的信息需求, 也會對用戶產生不同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 用戶會自發地積極進行風險信息搜尋,以滿足自身的風險信息需求。 突發公共事件期間,相較于低風險地區用戶, 高風險地區用戶的風險感知和獲取信息的動機都更為強烈, 進行風險信息搜尋的頻率更高, 因此, 通常會尋求更加多樣化的信息源來滿足自身信息需要。 在突發公共事件下, 用戶的風險感知會對用戶信息源選擇的行為產生直接影響, 故提出如下假設:

H1: 風險感知對用戶信息源選擇多樣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1.2 感知信息質量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影響

目前, 學者如楊峰等[16]、 莫祖英[17]將信息質量劃分為信息內容質量、 信息來源質量和信息利用質量3 個范疇。 信息質量可理解為滿足用戶的需求和偏好以及符合或超過用戶的期望[18]。 高質量信息能促進用戶產生心理認同和信任, 反之, 來源不明、 可靠性低、 完整性差的信息會使用戶產生抵觸情緒和心理抵抗, 并使用戶自發尋求更加多樣化的信息源[19]。 虛假、 夸張的信息往往會掩蓋重要信息, 導致用戶在整合歸納這些信息時投入大量精力, 難以滿足其信息需求[20]。 突發公共事件下, 用戶往往會主動搜尋信息來了解事件全貌, 高質量的信息源有利于用戶增強對事件的基本判別能力, 而低質量信息等外因會導致用戶產生焦慮、 緊張、 不安等負面情緒, 并出現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行為[21]。 當前, 各類信息源的信息質量參差不齊、 魚龍混雜, 且用戶對信息源的選擇總體存在數量較少且類型單一的現象, 因此,用戶信息源選擇的組合是認識事件全貌的關鍵[22]。突發公共事件中, 用戶對風險相關知識、 風險預警、 應對與防護等信息有著急切的需求, 信息質量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用戶應對突發事件的態度和行動, 信息源選擇處于整個信息決策過程的重要階段。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 感知信息質量對用戶信息源選擇多樣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1.3 信息獲取意愿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影響

信息獲取意愿指當用戶面對不同的信息需求時, 為解決當前問題而產生不同的信息獲取意愿與信息搜尋行為, 而信息獲取意愿一定程度上也會對用戶信息搜尋行為產生影響。 當用戶自身面臨缺乏明確解決方案的問題時, 會參與信息獲取并求助于外部信息來源。 當用戶信息獲取意愿較高時, 通常會發起對信息的搜索,有計劃地尋求信息; 而獲取意愿較低時, 會保持被動和消極, 更多的是參與信息, 滿足于各類不需付出認知努力的信息。 因此, 用戶信息獲取意愿較高時, 對信息源選擇的多樣性要求也較高; 當用戶信息獲取意愿較低時, 通常更傾向于選擇種類較少的信息源以減少認知努力?；诖? 提出以下假設:

H3: 信息獲取意愿正向影響信息源選擇多樣性。

2.1.4 先前經驗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影響

先前經驗是指在特定情況下, 能對用戶解決問題方式產生影響的先前持有的知識或主觀判斷系統。 該變量的提出來自溝通理論中的問題解決情境理論, 解釋了用戶在生活中遇到問題時為什么以及如何獲取信息, 即用戶在遇到問題情境時如何產生有動機的交際行為。 突發公共事件下,當用戶面臨問題且沒有適用的解決方案時, 會轉向外部來源獲取信息并參與交際行為, 這種交際行為即信息獲取。 如果給定的問題是常規的, 或與用戶以前處理過的問題相同或類似, 那么用戶解決問題并不需要太多的認知努力。 在這種情況下, 用戶需要利用過去的經驗或知識, 為解決當前問題作鋪墊。 當用戶基于自身知識與經驗, 對問題有較為明確的認知, 那么在進行信息搜尋時通常能依據確切的搜尋策略, 選擇較為多樣的信息源獲取信息。 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設:

H4: 先前經驗正向影響信息源選擇多樣性。

2.2 模型構建

根據研究假設, 構建信息源選擇多樣性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見圖1)。

圖1 信息源選擇多樣性影響因素模型

3 問卷設計與數據收集

3.1 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分為3 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導言, 敘述了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內涵, 通過舉例說明的方式引導被調查者回想過去進行信息搜尋的情況并依據實情填寫問卷; 第二部分為人口統計學變量, 包括性別、 年齡、 受教育程度與職業; 第三部分為對8 個變量的測量。 其中, 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測量通過設置多選題實現, 問卷中列舉了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13 項信息源, 被調查者依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 將沒有列舉的信息源渠道填在“其他”選項中。 在后續分析處理中,按信息源分類標準將13 項信息源劃分為4 類。 對風險感知、 感知信息質量、 信息獲取意愿與先前經驗的測量采取李克特五點量表法, 其中1 代表“非常不同意”, 5 代表“非常同意”。 所采用的均為現有成熟量表。

3.2 問卷預調研

問卷前測主要采用線上隨機抽樣調查的方式,共收集問卷105 份, 其中有效問卷93 份。 使用SPSS 22.0 軟件對預調研數據進行信度、 效度分析,結果表明, 問卷量表的總體及各變量Cronbach'sα值均大于0.7, 量表設計較為合理。 進一步分析發現, 部分被調查者對信息搜尋的理解較為片面, 可能導致問卷數據失真, 因此, 進一步完善調查問卷,在問卷說明處對信息搜尋及信息源的概念進行詳細說明并提供多個案例供被調查者參考, 同時修改部分題項的言語表達, 以保證被調查者能快速準確地理解研究對象及調查背景。

3.3 數據收集

正式問卷采用在線與紙質問卷相結合的方式發放, 線上借助問卷星平臺隨機抽樣進行發放,調查時間為2021 年10 月17 日—11 月10 日, 共回收397 份問卷, 其中線上問卷107 份, 線下問卷290 份。 除去漏答過多和作答明顯不合格等無效問卷后, 有效問卷371 份, 回收有效率達93.45%。

4 數據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本文將性別、 年齡、 受教育程度、 職業作為人口學統計變量加入問卷中。 樣本基本信息見表1, 可見男女比例較為平均, 職業多為學生, 年齡集中于19 ～45 歲之間, 該人群在面對信息需求時通常更傾向于主動搜集信息從而完善自身知識體系, 大多數為本科學歷或碩士研究生學歷, 其他學歷分布較為均勻, 可知樣本基本的特征信息與研究目標對象群體的預期趨勢一致, 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1 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

4.2 信度效度分析

借助SPSS 軟件對問卷數據進行信效度分析(見表2), 量表總體的Cronbach'sα值為0.825,大于0.8, 表明研究數據信度質量較高; 各變量信度均大于0.7, 說明各變量的信度較好, 可用于進一步分析。 通過對各變量數據進行Bartlett’s 球形檢驗可知, 總體KMO 值為0.925, 各變量KMO值均大于0.65 且均顯著, 說明該測量模型適合做因子分析。 所有變量的AVE 值均大于0.5, 各因子的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 說明量表具有較高的模型收斂效度及組合信度。 由數據分析結果可知, 本文使用的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關系模型及研究假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可進一步分析各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

表2 潛在變量信效度分析結果

表3 研究模型路徑檢驗和標準化路徑系數

4.3 結構方程模型驗證

本文借助Amos 22.0 軟件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結果見3, 4 個研究假設均通過數據檢驗, 假設路徑系數達到顯著性水平。

研究發現風險感知、 感知信息質量、 信息獲取意愿以及先前經驗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具體而言, 風險感知對信息源選擇的影響表現為在危機時更加傾向于尋求多元化的信息來源, 以更全面地了解潛在的威脅和風險。感知信息質量的正向影響反映了用戶更傾向于信任和選擇那些被視為信息質量較高的來源。 此外,信息獲取意愿的正向影響表明在緊急情況下, 用戶更愿意主動尋求信息, 從而擴大信息源的多樣性。 此外, 先前經驗在信息源選擇多樣性中的顯著正向影響反映了用戶對先前相似情境的學習和適應, 使其更傾向于通過多樣化的信息源來獲取更全面、 準確的信息。 這些發現為優化信息選擇策略提供了深入的理論洞察, 強調了在危機管理和信息服務中考慮這些因素的實際重要性。 因此,未來研究和應用應更加深入地關注這些影響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 以更全面地理解在公共緊急情況下用戶的信息選擇行為。

5 總結

本文為理清突發公共事件下信息源選擇多樣的影響因素, 依據相關理論進行問卷設計, 向用戶發放并回收問卷371 份, 對模型進行定量分析的同時驗證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模型, 結果表明,在突發公共事件情境下, 用戶信息源選擇具有多樣性, 表現為用戶會從兩個及以上的信息源來獲取信息; 風險感知、 感知信息質量、 信息獲取意愿和先前經驗均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時, 用戶的風險感知程度指用戶對周圍環境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的敏感程度。 當具有較高的風險感知程度時, 用戶傾向于尋找來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 以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各個方面。 其次, 感知信息質量程度越高, 表明用戶更愿選擇那些提供高質量、 可靠信息的信息源, 以確保獲得準確、 可信的信息, 從而更好地應對突發事件。 信息獲取意愿的強度指用戶在突發事件中表現出的主動性, 與用戶在危機時期的自我保護和適應需求相關。 同時, 當用戶面對海量且冗雜的信息時, 通常會對信息搜尋的途徑與目的產生迷?；蚪箲]的情緒。 因此, 當用戶先前經驗較為豐富時, 傾向于選擇多種信息源, 全面了解目標風險相關信息, 如病毒傳播途徑、 預防措施、 政府舉措等, 以進一步增強自身信心,以及通過豐富新的知識儲備來增強應對風險的信心。 總體而言, 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時, 用戶傾向于尋求更為多樣化的信息源, 這一趨勢反映了用戶在應對不確定性和風險時的自我調節機制。在危機管理和傳播策略中, 應當考慮并利用這些趨勢, 以更好地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 提高用戶對突發事件的適應和理解能力。

本文雖對信息源選擇多樣性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究, 但仍有不足之處值得改進。 在后續的研究中, 將進一步細分信息源維度、 結構化測度,量化信息源多樣性, 進一步深化信息源選擇行為相關理論研究并在現有基礎上構建信息源選擇行為影響因素研究模型, 從雙路徑視角驗證不同因素對用戶信息源選擇行為的影響并刻畫多樣性特征, 建立多樣性視角下用戶信息源選擇行為研究體系, 優化信息源選擇行為引導策略, 為政府部門制定突發公共事件風險信息管理和溝通政策提供更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