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碩士學位授權立項建設高校政策性反應的審思

李俊義

(運城學院 教育與心理科學系,山西 運城 044000)

2022年7月邵陽學院以1800萬元引進23名菲律賓亞當森大學哲學博士的報道充斥網絡,隨后邢臺學院一次引進13名韓國博士信息被挖出,類似信息被不斷曝出,引發社會對此類高校發展的關注,而焦點指向更名大學、申請碩士點的發展訴求。在我國,學院更名為大學在碩士點數量上有硬性要求,是國家批準碩士學位授權單位的重要指標。邵陽學院式操作的緣由是碩士單位(點)建設。為保障研究生教育質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下文簡稱“省級”)教育主管部門根據《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等文件對所在省碩士立項建設單位進行遴選,凡經規定程序報請所在省學位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高校均被稱為碩士學位授權立項建設高校。此類高校對照碩士學位授予單位(點)申請基本條件的各項指標要求,彌補差距,取得了成就,部分高校已獲批擁有碩士學位研究生招生資格。但是,邵陽學院式高校層面政策執行的非理性行為為日后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顯性功能是提升高校辦學層次,關鍵是充實辦學資源。辦學資源支撐碩士單位(點)建設,申碩成功促使辦學層次提升構成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因果主線。其應然目的是通過改善辦學條件來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顯然,通過辦學資源的虛假、夸大性增值來獲批碩士學位授權單位的高校內部政策與國家碩單審核的政策精神相違背,因此有必要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辦學資源虛假、夸大性增值現象背后的政策文本及實施影響進行反思。本研究通過對相關高校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制度、做法和調查的實際影響結果進行政策性分析,并從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的專任教師博士化率、專任教師碩士化率、生師比、師均年科研經費、生均經費收入等五項指標對高校的不良政策性反應進行系統探析。

一、政策性反應表現

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政策性反應是指相關高校依據國家及主管部門關于碩士學位授權審核辦法等文件而作出的包括制定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方案、出臺建設制度、采取實際舉措等在內的各項活動和方式的總稱。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文本分為兩類:一類與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直接關聯,如關于聯合培養研究生工作的管理辦法、二級單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考核方案、橫向項目工作促進辦法、橫向項目工作年度考核激勵和督導辦法等,屬于因碩士學位立項建設而出臺的政策文本;另一類是間接關聯,如橫向項目管理細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實施辦法、教職工履行服務期管理規定、獎勵博士畢業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員來校工作實施辦法、重點學科建設與管理暫行辦法等,屬于參照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指標要求對學校內部原有政策文本的修訂。通過政策文本分析,結合新聞報道和曝出的關聯性信息及調查結果,歸納出其在以下四個方面的政策性反應。

(一)手段服從目的

申碩成功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既定預期目的。辦學現狀和預期目的之間的差距就是辦學現狀與碩士學位授予單位(點)申請基本條件各項指標間的差距。其中數量指標是衡量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水平的辦學現狀關鍵指標。為合乎量化指標要求,此類高校采取多樣化手段,從執行手段覆蓋面及影響力方面呈現出按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思想誘導手段、法律手段排序的現象,手段呈現多樣化。這有助于合力完成指標任務,但卻混淆了政策手段的調控對象和所能發揮的各種功能,人為模糊了政策在鼓勵性、規范性、限制性方面的屬性邊界,對可能帶來的負向功能及代價不做論證或傾向性論證,隱含著為謀申碩而不擇手段的價值導向。

以師均年科研經費為例,某省2019年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6所院校2018年的基本數據與4萬元要求分別相差1.27萬、1.31萬、1.9萬、2.2萬、2.83萬、3.3萬[1]。因獲批的縱向科研經費數額有限,以橫向科研項目經費彌補缺額是通行做法,且與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中“承擔若干產教結合的橫向科研項目”相符。學校制度文件表明,在完成該指標的舉措中,關鍵舉措是按院系專任教師人數分解經費任務并增列為二級單位年度工作考核指標,而強化產學研合作及加強成果轉化之類的主流路徑被置于末流舉措。同時對完成橫向科研經費的教師配以一定比例的獎勵,對項目真實性則不予理會,由教師自行簽訂項目責任承諾書來規避和化解學校不合理制度可能帶給領導及學校的風險。當手段服從目的時,采取不當措施以實現目的就可能成為某些高校管理層的決策。手段若與高等教育辦學規律背離、與地方發展狀況背離、與教育者的初心和使命背離,與高校整體的發展生態相背離,學校辦學環境勢必會隨制度的實施而逐漸惡化。

(二)行政主導學術

碩士學位立項建設以學科建設來牽引。學科培育先行、學科平臺為基、學科方向凝練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基本路徑。以學術權力統領學科建設是應然思路。此類高校的學科建設形成以行政權力為主、學術權力為輔的建設模式。學術權力成為高校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制度的附庸,表現為不能決定所在高校的學科發展規劃、不能充分參與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自評和制度建設。行政權力主導著建設哪些碩士點、怎樣引進人才、如何配置資源等核心問題。

第一,碩士建設點確立的拍腦袋式決策。此類高校的碩士點多與學校主要領導從事的學科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抑或由行政領導按二級院系教師的學歷、職稱分布情況確定建設的碩士點。梳理公布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信息發現,碩士點設置同質化嚴重,校際差別不明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傳統化現象突出,即擬建設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下的發展方向和特色與已獲碩士學位授權單位的高校存在諸多重復。目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以20世紀和21世紀交替之際升本院校為主,建設應用型高校是時代所需和校情所致。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傳統化跡象表明與此類高校擔負的使命錯位。這反映出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論證不充分,整體決策不科學。

第二,人才引進的非理性化。此類高校難以引進高層次人才是客觀事實,但引進難度因學科而異。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其他類)規定專任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教師的比例不低于25%[2],生物、化學、數學、文學等易引進博士學位教師的學科就不受所在院系生師比限制而大量引進,造成易引進博士學位教師的院系出現教師無課可帶、而難引進的院系教師任務繁重,學科間師資配置嚴重失衡。因易引進高學歷教師院系開設專業較為傳統,與社會需求有差距,若以擴招來平衡生師比勢必造成就業困難和影響生師比指標,這成為人才引進的怪圈。此類高校的通行做法是通過行政干預來優先確保學校博士學位教師整體占比的提高,人才引進的馬太效應使此類高校人才引進陷入想招的招不來、招來的不緊要的兩難境地。

第三,重內部比較優勢輕外部比較優勢式的資源配置。非均衡資源配置策略適用于此類高校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問題在于傾斜的碩士建設點是按高校內部比較來篩選,這導致比較對象的錯誤,在國家范圍內易造成重復建設,不利于未來研究生教育形成比較優勢,而且對后續資源配置轉向更具前景的學科造成困難。

(三)形式凌駕實質

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采取多重舉措完成指標任務。舉措形似組合拳,直擊指標任務,實際操作中則注重外在指標,忽視內涵發展,造成形式上發展良好、實質上發展不良的結果。形式化的政策凸顯在碩士點遴選、教師學歷提升、橫向科研經費等方面。

第一,碩士點遴選。高校發展規劃是高校依據國家及地方社會需求和自身辦學優勢而制定的。高校發展規劃受外在需求的制約,更是碩士點遴選的前提。部分高校的碩士點是依據內部院系中與碩士點評價指標接近的先后順序確定,依托假想性的理論闡釋和虛無空洞的調研及生搬硬套式地與各級政策嫁接的方式賦予其遴選的合理性及碩士點之間關聯的整體性。

第二,教師學歷提升。專任教師中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要求是高難度指標。有些高校為達到指標要求,采取“造博”、虛假掛職等方式,甚至把校內教師通過留學中介機構送往容易在短期內獲得博士文憑的海外高校學習,獲取文憑后再以招聘等方式回流學校。媒體曝出的引進博士學位人員公示信息即屬此情況,且以合同制教師為主;問題暴露源于國家在教師引進程序中對公示環節的強制規定。而獲取類似海外博士學位的在編教師不在公示范圍內,因此媒體反映的“水博”“濫博充數”只是一個側面。虛假掛職是通過將已獲博士學位而在非高校系統任職人員以許諾一定的經濟報酬或成果出版報銷獎勵等方式填入學校教師數據信息庫來提高博士學位教師占比。此操作“造表不造血”,即表格中的有博士學位教師占比優化而師資隊伍無改觀的發展態勢。

第三,橫向科研項目經費。最具真實意義上的橫向項目是通過競爭性投標方式而獲批。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橫向科研經費多采用分學科按人頭下撥任務輔之以獎懲方式來達到經費總要求,某些高校則直接參照師均年科研經費指標要求下達任務。橫向科研項目操作的流程多是教師憑借人情關系、自擬課題、自掏腰包、自決結題方式開展,形式上增加了師均年科研經費,實質是科研造假行為。更隱蔽的橫向項目是借用實習單位給予實習生的勞務報酬來巧立科研項目,再假借以實習生參與橫向項目名義發放報酬,使之在形式上符合橫向項目規定。此情形是高校社會服務功能虛假性擴大與合作深化的表現形式,與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中“無重大學術不端事件”完全背離,而對校方達成指標要求則有一定益處。

(四)評價主攻指標

評價可以衡量目標達成度,更可通過警示、督促、獎優罰劣等手段加速目標達成。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采取了以評價方式來主攻指標。針對評價指標體系而出臺的制度文件均有評價要求和辦法。其評價意圖是申碩成功,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指標的達成,方案是突出任務牽引、結果導向,評價重心是重表面化數據而輕數據背后的是非曲直,評價辦法實施是采取逐層施壓納入考核要求來進行。

調查發現,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在職稱評審中靠檔計量、可評盡評,最大化提高高職稱教師占比,同時將可量化到人的碩單基本指標要求移植在職稱評審辦法中。放松與提高評審要求的互斥性措施并存,折射出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工具性價值。同時,易引進的有博士學位的教師的院系面臨高級職稱指標數的限制,學校層面的傾向性調控使得其他院系指標被占用、擠壓。評價舉措的工具性價值凌駕于制度的公平及正義之上。在人才流動中采取保留人事檔案、能拖則拖的方式力保高學歷、高職稱教師信息能在數據統計時為己所用;這種人非所用、人檔分離現象在此類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對脫離關系的讀博教師采用簽訂保留一定待遇的內部協議來力爭以后回流高學歷人才,此操作與國家政策相違背。網絡反映的引進海歸人員公示信息多屬此狀況?？陀^上,此番操作不僅解決了非在編教師的編制問題,而且提高了博士學位教師占比。

二、不良政策性反應的發生機理、特點及潛在影響

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不良政策性反應揭示出校內政策方案的反規律性、非理性及執行的逆市場化、人治化等問題。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過程中的不良政策性反應有其特定的發生機理、特點和潛在危害。

(一)發生機理

不良政策性反應是在學校層面政策制定和實施程序中對照碩單評估指標明確差距、尋找解決差距的最佳捷徑及落實指標任務的過程中產生的。

1.邏輯起點:申碩需求。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轉型是目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發展的歷史機遇,其發生的邏輯起點是教育現代化需求。教育現代化實現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3]。學歷提升是人的現代化的一種途徑。由國家批準的碩士授予單位承擔高學歷人才培養是學歷教育的制度安排。世紀之交,為扭轉高等教育發展滯后的局面,一批?？圃盒Ｉ緮U大了高等教育規模,實現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普及化轉型。伴隨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教育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大眾對于接受高層次教育及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與研究生教育的規模和專業結構之間的矛盾凸顯。升本的高校在建設高水平應用型高?；A上就成為增設培養碩士研究生尤其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理想機構。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而言,應然的政策性反應發生機理的邏輯起點就是教育現代化需求,這與目前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轉型的邏輯起點是一致的。而在高?？磥?政策性反應發生機理的邏輯起點是申碩需求。邏輯起點認識的差異就必然產生政策分歧。申碩需求演變為學校提升辦學層次、謀求更名的跳板,甚至演變為領導的功績。

2.內外治理:尋找捷徑。碩士學位立項建設與碩士點建設之間是面與點的關系。在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審核工作要求中,獲得碩士授予單位與獲批碩士點須同步完成。在評估指標達成過程中,針對碩士授予單位的整體性評價指標難于碩士點評價指標。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不可能依靠內部資源完成指標任務,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下高層次人才選擇余地更大,流動更頻繁。高校與所在城市間的互動影響更直接。高校層次對資源的吸納能力與科學技術的擴散程度和社會服務狀況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障礙首先是學校層次較低,其次是多以地方高校為主,最后是本科辦學時間短,文化積淀不深厚[4]。因此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須走出校門尋找發展資源,必須把學校發展規劃與地方發展規劃相結合,必須通過與外部組織合作使得科學技術發展需求融入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方案且獲得充足的辦學資源。這是政策性反應的源頭活水。調查發現,學校通過增加學術活動、走訪企業、服務咨詢、聯合辦學等途徑來獲取有價值信息并進行決策,同時擬定基本指標完成的最佳途徑。政策實施結果表明捷徑帶有投機性、虛假性、破壞性等特征。網絡對邵陽學院重金引進菲律賓亞當森大學畢業博士研究生的質疑和評論就是源于校方決策時向有關當事人推薦排名靠后的國外高校,學制短且無須發表證明其研究能力的論文這一迅速提升學歷以滿足校方博士學位教師占比達標的投機性捷徑的需求。事件處理結果表明捷徑未必是科學的、公正的。當不良政策性反應觸及公眾的社會認知底線時就會使公眾對高等教育、對此類高校舉辦研究生教育失去信心。

3.關鍵環節:任務包干。包干是我國改革開放背景的一個特定術語,指一個主體委托另一個主體按規定條件負責完成特定任務。包干制多使用于社會管理活動中,尤其適用于市場經濟規則支配的領域。在公共事業管理領域引入包干制,可以做到明晰責任、提高工作效率[5]。分析發現,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為完成碩單評估基本指標推行任務包干,特點是采納行政組織的科層制管理結構將碩單任務分解并層層施壓,形成了依靠行政權力、指標任務驅動、教師全員參與的建設策略。這使得《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等文件在高校層面轉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保障機制。碩士學位立項建設中的任務包干制套用了科層制管理框架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而忽視了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指標內涵。高等教育的科研及其成果轉化、高層次人才成長規律等有別于社會其他領域,因此簡單套用任務包干制必會產生不良政策性反應。

4.政策運行:反經行權。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在政策運行中存在行政權力、學術權力、市場力量相混雜[6]的情形。運行中充斥著相互間的沖突,還有辦學實況與市場經濟環境的差距。凡產生不良政策性反應的高校,其政策作為申碩的權宜之計,既違反常識也不符合教育規律。例如某些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為完成師均年科研經費和生均經費收入指標,委派合作交流處主管負責橫向科研項目事宜。合作交流處的應然職責是促進產學研、產教合作,作用更像是校企的牽線者、教師社會服務的指導者和教練,然而實際上成為教師橫向科研項目完成情況的督促者、裁判者。本末倒置的職能觀造成管理錯位,導致政策執行中呈現出極端短視性和反規律性。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政策運行需要依靠教師。在反經行權的政策執行下,教師作為政策運行的關鍵參與者,其學術共同體意識和科學精神對違背教育規律的行為具有自覺的心理抵制和排斥。政策實施結果是在達成指標任務時因違反教師專業發展規律和產學研間的聯系給教師施加不切實際的任務而加重教師負擔和帶給學校不良社會反響。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目標極易成為此類高校教師群體的眾怨之的。

(二)特點

1.應景性。應景性是指為了完成目前碩單指標要求而做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投合指標而使學校和教師投入無謂的資源進行應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活動常以作秀、走過場、相互站場等外在形式呈現。如不間斷的訪企拓崗及合作交流活動多是只見報道不見實效,兼職碩導往往只掛名不招生,橫向科研項目經費短期內井噴式異常暴增;項目科研含量低,項目完成周期短,項目立項周轉快,經費數額異常高。這對教師而言,花費了時間成本,投入了經濟成本,消費了發展潛力,磨蝕了發展動力;對學校而言,渲染了發展聲勢,加重了發展成本,改變了發展生態;對社會組織而言,刺激了做事底線,動搖了教育信心,淡化了合作意愿,沖擊了合作形式。

2.自反性。通俗地講,自反性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目標的過程中醞釀了另一事物能夠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強于追求目標,要么被它消解[7]。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過程中的政策實施就蘊含作用與反作用,其中師資隊伍與人力資本價值發揮、生師比指標等方面表現突出,呈現出與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目標相反的狀況。

高質量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使學科建設必須依附于學術權力來實現,隨著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制度對學術權力的滲透,學術權力高度嵌入行政權力中,但行政權力主導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目標與學術權力認可的目標未必統一。同時,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指標需求在行政力量推動下也未充分走向市場化,其指標任務依舊需要高校內部處于基層的教師承擔。教師被政策施壓,成為被管理者而非高校事業發展的主體,激起對政策的消極應對。

目前本科層次高校的引進對象多為博士研究生。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在面對引進博士研究生難題時,長期有編不引,希冀把有限的教師指標留給具有博士學位的人。這造成生師比逐年擴大,反而與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生師比指標拉大距離。學校不得已重啟碩士學位教師招聘,反而拉低了博士學位教師占比。為了優化生師比,就壓縮招生規模;招生規模降低,財政性撥款減少,生均經費收入指標下滑。自反性特點表明政策制定欠缺系統性,政策執行對政策自身造成消解。

3.侵蝕性。國家改革發展的主線是制度建設和治理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8]。新時期推進碩士學位立項建設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當法制的規范性和穩定性被輕視時,政策執行就陷入人為性和動蕩性。同時,當行政手段被置于首端時,命令、指示方式就改變了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平衡,極易打擊教師積極性。以某?！安┦空衽d”工程實施辦法(暫行)為例,制定目的中指出鼓勵中青年教職工在職攻讀博士研究生;然而其他條款部分中規定2026年前未考取博士研究生的人員由學校對其采取調離工作崗位、降低崗位聘用等級等措施。該措施無視國家法規、踐踏契約精神,由此得出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不良政策性反應破壞了高校內部發展生態,行政管理理念主導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方略侵蝕了高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三)潛在影響

1.加重政策執行成本和代價。以政策科學理論審思為申碩成功出臺的系列性制度文本,得出自用規范性政策、濫用強制性政策、誤用獎勵性政策是不良政策性反應的三大緣由。自以為是地把權宜之計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視為規范性政策,導致政策與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和高校發展實際狀況脫節,政策本身就成為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障礙。濫用強制性政策強化了官本位意識,離散了學術共同體,付出了高層次教師離職或躺平等代價。誤用獎勵性政策誘導了教師的投機行為而助長了師德淪落不良風氣,加重了學校的經費負擔,經費發揮不出應有價值。通過增加橫向科研項目經費達成師均科研經費的政策性反應就最為典型且有普遍性。

2.造成人才隊伍的劣幣驅逐良幣。當所謂的“水博”數量逐年增加且達到一定比例時就會影響高校正常發展秩序,助長高學歷頭銜低研究能力的畸形學歷風氣,排斥和沖擊高校行穩致遠的辦學傳統。國內部分高校與國外低水平高校開展的聯合培養博士生計劃,在為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焖佥斔筒┦繉W位教師的同時,也把國內外高水平機構培養的具有博士學位的人員拒之于外?；趯W歷學位認證辦法,“水博”也是博士學歷、擁有博士學位。一方面,“水博”以博士身份參與高校發展事宜會沖擊教師專業成長觀,促成速成博士理念和畸形學歷觀,擾亂正常博士研究生教育。另一方面,“水博”的高額回報助長教師投機心態,削弱高校發展的精神文化。更為甚者,部分“水博”為證明與國內所培養博士基本標準相符的水平和能力而采取不當手段,這就加劇惡性競爭,將擁有真才實學的取得博士學位的人員排斥在項目申報、成果評選、評模晉級等活動之外,阻礙教師隊伍健康發展。

3.降低教師職業認同和歸屬感。當高校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制度迫使教師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放棄對真善美的追求來獲取擁有養家糊口的教師職業時,教師群體便喪失了職業尊嚴和理應獲得的人格尊重,同時也意味著對教師的批判思維和創新精神的剝奪與壓制。當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制度與教師職業道德相悖,教師群體開始離散,單位認同感和歸屬感便會降低,甚至有正直教師還會因教書育人職責與政策迫使的造假行動之間的認知沖突而引發人格分裂,無形之中推動高層次人才離職。這又會使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陷入人才危機之中,而且為了彌補教師的短缺再進行碩士學位教師專場招聘。當前此類高校招聘具有碩士學位的教師多限于緊缺專業,而非緊缺專業因長期留出編制卻引進博士學位教師困難及高層次人才離職等緣由不得不仍在大批量地招聘碩士學位教師,然后教師等待較為漫長的專業成長,而且在課題申報、科研產出、成果評審、職稱晉升等方面面臨諸多困難,拉低了教師群體的職業認同感,導致他們容易在與良性發展的同類高校師資水平的橫向對比中產生失落感,影響組織歸屬。

4.惡化相關利益者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支持。碩士學位立項建設與高校自身利益最為緊密,也關乎地方、校友、學生家長等相關利益者。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反規律性政策的執行,最先波及教師利益,在觸及教師職業道德底線、職業責任、專業成長、待遇報酬等核心問題時必然遭到教師的抵制和消極應對。為完成橫向科研經費達標而假托產學研合作、利用各種社會關系立假項目的做法令社會失去了對高校的信任,惡化了學校的外部辦學環境。當教師自掏腰包以完成橫向科研的做法大行其道時,社會就產生高校教師應該為社會無償提供智力支持的誤解,高校教師被神圣化。這不僅違背市場經濟原則,而且與科技成果轉化制度背道而馳,不利于知識產權保護,結果不是加強了校企合作,而是加重了學校與外部協調、合作、交流的難度。

三、政策重構

(一)確立維護國家教育利益的高校發展愿景

維護國家教育利益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選擇的出發點和歸宿。國家層面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要著眼于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長遠利益,維護研究生教育的辦學秩序和培養質量。高校層面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著眼于學校利益,而學校利益屬于隸屬國家教育利益的次要利益或局部利益。追求辦學層次提升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發展愿景,但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若以速成為指導思想,就會為選擇非常規性捷徑提供空間,造成指標的應然性政策向反規律性政策轉移。不良政策性反應折射出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具有通過行政力量獲取國家教育利益而謀求不當政績或組織私利的動機。因此,高校層面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要基于教育現代化價值追求和基本辦學事實之上,獲得利益群體認同,防范陷入超前爭取碩單授予權的“大躍進”陷阱。省級學位委員會遴選新增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時,必須要將申請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基本條件的五項量化指標中達成三項及教師比例達標作為必備指標。若無符合條件的高校,可擇優確定辦學力量較強的個別高校進行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并延長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周期。

(二)引導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辦學轉型

高校應將達成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目標的壓力,變成實現辦學理念轉型、轉變辦學方式、科學行使行政權力的動力。辦學理念上要在建立高水平應用型高校目標下實現由辦學層次提升的外顯性發展愿景向培養高質量人才的內涵式發展愿景的轉型。辦學方式上要實現依托政府供給性資源為主向科學利用校內校外兩種資源轉變,構建產學研、產教融合的合作共贏新機制。行使行政權力要遵循教育為本、依法行政、符合市場經濟法則的原則。

針對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不良政策性反應,需要重構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共識,規避相關利益者的觀念沖突,形成符合國家需求、遵循學科建設規律的辦學意識。第一,碩士學位立項建設中的“大躍進”式的反教育規律行為亟須矯正。社會、國家、高校、教師不應也不允許背離政策倫理的制度而危害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第二,確保學術權力充分引領學科建設。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是高校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協同互促、長期積淀的結果。以教師群體自發及有組織地形成的以學術為業、以服務為志的學術共同體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基石。高校要樹立教師是教育事業發展的第一生產力的理念,把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科建設相融合,以教師發展推動學科發展。第三,碩士學位立項建設以實事求是為基本原則。研究生教育是以科學精神引領的高層次教育?？茖W精神的本質要求是實事求是。背離辦學實際、違背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活動給未來發展研究生教育埋下了隱患。如不能實事求是,國家碩士學位點動態評估辦法會驅使申碩成功高校依賴建設期的反規律性政策路徑繼續偏離教育正常發展路徑,將高校拖入惡性循環發展之中。促進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辦學轉型就是防范陷入惡性發展怪圈和循環鏈條中。第四,遵循市場經濟法則,確保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與高層次人才市場和地方政策良性互動。

(三)轉換高校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邏輯

依據《2020年學位授權審核工作總體要求》,先通過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授權審核,再通過新增碩士學位授權點審核,全部審核通過才能成為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9],即遵循由面到點的先后邏輯。由面到點的邏輯根植于學校系統化育人辦學觀念,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是這條邏輯主線發展的結果。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發展規劃中,指導思想是圍繞評價的基本指標和重點學科建設來獲得碩士學位授權單位和授權點資格,遵循的是由點到面及由點到點的邏輯。由點到面及由點到點的邏輯是盲人摸象式的思維,摸的指標點不同,得出的政策方案也不同;不同政策方案相斥,執行結果出現偏差就難以避免。專任教師博士化率、專任教師碩士化率、生師比、師均年科研經費、生均經費收入等基本指標整體關聯和制約;相互之間此長彼消、共生共長、相融相長、耦合共生;比率之間相互牽制,其內在的制衡機制須在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方案中給予科學回應;生均、師均并非絕對平均,學科專業差異須在政策內容中合乎規律且有所體現。高校方以點帶面的做法助長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影響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整體推進。思維認知邏輯的差異決定了國家與學校層面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的分化。此類高校要轉變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思路,回歸學校系統化育人的基本常識,呼應新時期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教育現代化邏輯起點,打破固有的行政化、投機性認知思路,踐行系統推進、差異發展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路徑。

(四)完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機制

與具有不良政策反應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相比,科學制定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并有效執行的高校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提前納入學科、人才隊伍、學校文化、經費等高校戰略規劃中、贏得發展主動權;二是校內外形成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共識、獲得利益群體資源支持;三是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方案符合辦學規律、科學選擇政策工具、方案績效實現多贏。方案實施結果是高校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取得成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相關利益群體獲得技術、人才等回饋。

高校必須要完善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的決策、執行、評估機制,提高政策的科學性。第一,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目標要在與國家及地方社會發展互動中制定,而不是由行政干預而設置。如果在遵循高等教育內外部規律及厘清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應然路徑中提前做好學校發展規劃,就可以將碩士學位立項建設的成本分解并降低非理性政策產生的各種負效應。第二,政策執行手段亟待轉變,要以導向型政策工具為主,兼具高度的市場適應性,與高層次人才和社會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第三,碩士學位立項建設政策的實施盡可能法治化、去官僚化和市場化,要做好人才、學科、財務預案以應對人才隊伍、學科建設、發展資金方面可能出現的不利局面。

(五)細化全方位的指標內涵評估辦法

不良政策性反應產生的內部環境就是行政權力主導碩士學位立項建設,外部環境是高等教育辦學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和社會化手段的政策工具所隱含的虛假合作行為的客觀存在。因此,必須要細化指標考核辦法,確保指標考核結果的真實性。

《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基本條件》規定了基本的指標要求,這是靜態的反映;還需從動態、系統角度認識指標實況并客觀評估指標達成度。動態視角,即不限于審核表格中的各類數據,還通過高校信息數據庫查詢高校申碩前后相關數據的異常變化狀況及與類似高校做橫向比較,在縱向與橫向比較中確認指標數據的真實性,對于異常數據進行重點審核。系統視角,即測算各類量化性數據之間的關系,對指標達成狀況背后的校內外支撐條件進行核對,依此間接評價高校的學科建設和辦學生態等定性指標。例如作為最易達成的專任教師碩士化率不低于80%的指標要求,該指標背后的碩士學位師資質量優勢程度關乎后續學歷提升、影響產學研,對未來專任教師博士化率及師均年科研經費等產生直接制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是教育事業的追求。細化指標內涵評估辦法的關鍵是對質量的評價。任何質量的評價都要以真為基礎,再形成可行的鑒定辦法,如博士學位的評價要以突出能力為重;橫向科研經費指標的評價突出效益。細化指標內涵評估辦法,就是堵住高校利用潛規則運作指標的空間,堵死市場侵蝕高等教育的制度漏洞。從權限看,國家學位委員會是細化指標內涵評估辦法的制定主體,省級學位委員會和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是實施主體。

綜上所述,碩士學位立項建設高校的不良政策性反應映射著學校政策目標的短視性,蘊含著政策手段的反規律性,隱藏著指標數據的虛假性,而阻止不良性政策反應不僅需要超越短視性的政策邏輯、選擇科學的政策工具,更需要細化指向內涵式發展的指標評估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