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排名影響下高校高質量發展的認識誤區及其突圍之路

王瑜 周川

摘 要：在大學排名的影響下，我國高校出現了將高質量發展與排名位次提升相對應的認識誤區，并使高校陷入了類型趨同化、學科布局同質化、職能定位相近化、建設路徑雷同化、建設資源分散化、發展去特色化等現實困境之中。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應體現結構上的多樣性與內涵質量上的多元性，而大學排名卻助力形成了單一化、同質化的發展態勢，同質化競爭系統和組織趨同可以看作大學排名推動這一認識誤區及其發展困境形成的內生動力。在我國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當下，我們應當規范并發揮大學排名的正向引導功能，通過樹立“適度平衡”的多態化評價理念，引導高校分類與特色并行，不斷完善評價體系等舉措，助力我國高校真正走上高質量發展之路。

關鍵詞：大學排名；高質量發展；認識誤區；發展困境；突圍

最近哈佛、斯坦福、賓夕法尼亞、哥倫比亞等世界大學排名前十的大學醫學院，耶魯、哈佛、斯坦福等多所世界排名靠前的法學院官宣不再給USnews提供數據。我國的南京大學、蘭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陸續官宣退出大學排名，不再將排名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美國的里德學院（Read College）是世界上拒絕大學排名，卻獲得良好發展的典型，因為拒絕提供數據信息，而使得排名處于墊底位置，但因此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和入學申請，并發展成為美國最好的文理學院之一。[1]不禁引人深思，大學排名作為我國高校普遍接受且追捧的評價范式，對我國高校的發展影響巨大。我們不能否認其給予高校發展的引領作用和示范效應，賦予了高校競爭意識與發展活力，以及推動各類有關高校信息的公開化和透明，但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缺陷與問題。西方化的指標體系，科研導向的指標權重，以及背后的不當競爭等，都束縛了高校的發展 “手腳”。高質量發展在排名中被形象化，但個性化的成長元素卻未能充分體現，使得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都在追逐和努力提升大學排名的指標水平，看似通過排名提升推動了學校的高質量發展，實則陷入了高質量發展的認識誤區及其發展困境之中。大學排名是怎樣助推高校形成對于高質量發展的認識誤區，使高校陷入發展困境之中，我們又如何通過發揮大學排名的正向引導作用，來嘗試破解這一困境，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雖然大學排名這一視角可能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我國高等教育評價體系改革的背景卻為我們提供了嘗試的契機，在糾正大學排名亂象的同時，助力我國高校真正走上高質量發展之路。

一、大學排名影響下高校高質量發展的認識誤區

何謂高質量？在多數人的印象中，一流是等同于高質量的，但又沒有統一的概念可以描述一流和高質量的內涵，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大學排名的存在恰好用量化排序的方式為大家解釋了這一問題，清晰明了且有說服力。因此，如何評價一所高校是否步入一流行列，或者實現了高質量發展，重要的評價標準就會依托具有世界影響力和公信力的大學排名。不少學者都會將位列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作為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標準[2]，排行榜上位于前列的高校也自然是高質量發展的高校。大學排名被政府有形或無形地用來評定高校，還會作為政府進行資源投入與配置的重要依據。以“雙一流”建設計劃為例，雖然在著力探索面向不同學科門類和側重需求的學科綜合評價體系，[3]但是在認定辦法中仍然透露出重視第三方評價結果的信號，其遴選標準的依據、數據，依托有影響力的第三方評價。相應的，高校會將大學排名的入圍或提升作為學校高質量發展的規劃目標，學校領導也會將這些目標實現作為政績。

實際上，大學排名不僅包括各類社會組織開展的種類多樣的學校排行榜、學科排行榜、專業排行榜等，也包括重點建設計劃、學科評估等官方行為在內的對于大學實力水平的等級劃分或排序。從積極影響方面看，大學排名不僅提供給高校發展的有效信息，幫助高校制定規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傳高校的作用，甚至起到監督問責的作用。但不關注貢獻度和社會責任，過度關注精英大學和科研的問題也是其致命弱點。[4]大學排名在指標體系上多呈現趨同導向，借用教育評價的相關研究，大學排名這種評價方式是一種相對評價，而相對評價會產生排他性競爭，忽視個體縱向成長的重要性。[5]排他性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會形成同質化競爭，各個高校更為關注趨同化的指標體系，而忽略了差異化的個體發展。以大學排名為參照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競爭性”往往大于“功能性”，源于高等教育邊緣國家與中心國家的比較，體現了一種追趕的心態。[6]高校的發展也自然陷入圍繞資源、模仿、競爭的商業邏輯，對高質量發展產生錯誤認知。

我國的高等學校體系呈現出“金字塔”形，委部屬本科院校處于上部，地方本科院校處于中部，而高職?？圃盒t處于底部。高校之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場域，場域的特性決定了場域內充斥著競爭的氛圍，形成差異化的位置關系，以及與之相對的主導、從屬、強勢、弱勢等地位，強勢、主導的位置關系決定著合法化的身份地位，也占據著多數的發展資源。高校場域環境中最為活躍的是處于邊界邊緣的院校，包括層級之間的邊界，也包括整個場域的邊界[7]，對應的是“躍層”與“降級”等直接關系位置的變動，以及與外部關系的親疏。場域內的邊界決定著高校在場域內部的位置，也關系到高校自身的定位與發展走向，高?？梢酝ㄟ^加強與場域外各種形式的交流合作，獲取更多的辦學效益與資源，從而更好地助力其增強場域內的競爭力。而場域無邊界化的發展趨勢，讓更多的高校有機會和動力通過競爭獲取更多的發展資源，從而實現層級位置的提升。

高校場域內的競爭分為位次間的主動競爭和來自場域運行引力的被動競爭，以及場域外部的競爭助力。競爭推動著場域內高校位置的變動，引導高校向上運動的同時，也有不少高校產生發展錯位現象，或者說是“漂移”現象。而這種“漂移”包括了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漂移”，具體表現為“職能漂移”“院校漂移”和“行業漂移”[8]，指過度強調學術價值和科研的重要性，而呈現出的將高校內涵發展簡單等同于科研職能發展，將高校發展目標趨同地定位為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同時，高校的“漂移”現象也包括社會關系的“漂移”，為追求經濟效益和各種社會關系的維護，屈從于市場化的制度安排，放棄自身理性制度的堅守。這些“漂移”問題的出現與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是相違背的，大學排名作為競爭助力，使以排名提升為目的的向上“漂移”在高校的發展目標認知中根深蒂固。

從大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學術型高校最早且長期居于唯一且主導地位，而應用型、技能型高校則是在學術性基礎上衍生或分化出來的，學術型具有邏輯優先和地位優先，在場域中易形成一股“強磁效應”，產生“漂移”現象。[9]保羅·韋林斯（Paul Wellings）在分析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學科排名之后，發現排名前50位的高校大多數學科領域都表現出色，世界上也只有華威大學等少數高校因某些學科領域強而躋身世界一流。[10]可見，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是位于排行榜前列的一流大學的標配。目前，我國高校已深陷于各類大學排名引導、助力形成的“漂移”怪圈之中，將高質量發展與向上“漂移”，即排名提升對等起來。具體來看，學校的高質量發展與各大排名指標強調的科學研究的高質量發展畫上“等號”，高校的科研職能被無限放大，高水平科研甚至成為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且唯一抓手。高校不約而同地踐行著以學科發展推動排名提升的高質量發展思路，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重要職能也逐步被擠占。人才培養不再注重體系的完善性、連貫性和人才素養的全面性，而是片面注重人才的科研素養與創新能力。據調查，研究型大學教師在本科教學上投入的精力僅為26%，而科研及研究生工作占據了41%，[11]研究型大學教師每周教學時間比非研究型大學占比低15%。[12]科研工作只關注于高水平項目與論文，而不注重其對于行業產業和地方發展的服務支撐能力。場域內高校位置的提升，多數以各類大學排行榜，或者國家、地方的重點建設計劃名單作為依據，各類排名的指標權重，反為高校高質量發展的認識誤區提供了“佐證”。在大學排名的影響下，高校高質量發展實質是以外延擴張、提升為目的，披著高質量發展的“外衣”，目的直指規模擴展、經濟效益增加，最終達到排名地位提升的目標。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高校組織多元化的減弱、同質化的加強，會損害高等教育生態，影響其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會損害其應對未來不確定性變革的能力。[13]

二、大學排名影響下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困境表征

評價標準同一化、重科研輕教學、商業氣息濃郁等是大學排名中較為突出的問題，因為其指標導向、標桿效應，以及高校依據其采取的經驗復制等行為，由此推動加劇的有關高質量發展的認識偏差，也使得高校陷入到“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困境之中。

（一）高校類型趨同化

高校的類型一般依據辦學層次、學科范圍、職能偏重、管理體制等來進行劃分。高校類型同質化一般體現在學科專業類型和職能偏重的劃分之中，在我國建國以來兩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中都有所顯現，一次是趨向于單科類的專門院校，一次是趨向于規?；木C合性高校。有學者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院校調整和重點大學的認定是我國現代高等學校分類和定位的開端。[14]2017年國家公布首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依據武書連2021年對于我國高校的分類數據來看，除國防科技大學不參與排名，剩余41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中，40所都為研究型高校，19所為綜合大學。各類排行榜的前列基本都是研究型、綜合性高校，因此，對于研究型、綜合性高校類型的追逐競爭成為高校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導向。教學型、應用型的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在此種發展語境之下，會失去堅守初心的定力，不利于我國高等教育體系多樣化基礎的構建與完善。

（二）學科布局同質化

除新建高校以外，我國高校多數都經歷了建國初期的院系調整。這次調整削弱了綜合性大學的實力和內涵，大力發展單科性的專門學院，不少專門學院是由原本的綜合性大學中的學科專業拆并而成。雖然綜合性大學在20世紀50年代被改造為文理性質大學，但在調整中，多數學校因為資源整合而獲得了較好的學科發展基礎。世界大學排行榜前列的一流大學通常為綜合性大學，在多個學科領域擁有多個世界一流學科。因此，學科建設是高校建設的基礎，也被視為龍頭。我國的世界一流學科在數量上有一定優勢，但學科領域的分布不均衡，世界一流學科主要集中在工學領域。[15]現有各類大學排名為主體的高校評價體系更趨向于具有一定歷史和規模、以理工和醫學為主的高校，且未考慮投入產出比，忽略了高校的基礎和資源。[16]一流學科建設、ESI等學科排名更是引導學校將精力聚焦于學科布局與發展，且更多地聚焦于學科點建設，追求規模效應。此外，大學排名綜合化的發展導向，也導致各級各類高校盲目追求齊全的學科門類，倉促發展不具備基礎及優勢的學科。資源整合、簡單堆砌式的學科發展模式，推動形成了高校之間學科布局的同質化傾向。

（三）職能定位相近化

對于高校的辦學目標而言，“大學既不是完全地融合為同構，也不只是簡單地分裂成更多的類型……大學的辦學目標混合很難用一種、兩種或一刀切的概念來理解”[17]。高校的使命趨于寬泛，常常會面對一大串的“目標清單”，卻不能放置在一個層面之上，必須區分主次及輕重緩急。此時，高校所處的環境、氛圍，及其高校自身的選擇就會左右目標的主次關系。大學排名阻礙了高校高質量發展的正確定位，不利于有序、多樣的高等教育基礎的建立，也不利于卓越高校的培育。高校從傳統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職能，又逐漸衍生出文化傳承、國際交流等職能。不同類型高校依據自身的基礎及特色，在職能發展方面理應有所偏重。當所有高校的職能活動都發生漂移時，其他同等重要的職能就缺乏吸引力，從而會被忽略。[18]各類大學排名中偏重科研職能發展的現象已經成為普遍共識。QS注重學術同行評議，占40%權重，論文引用數也占據了指標權重的20%。THE注重學校的科研實力，教學只占據指標權重的30%。USNews的指標是百分百學術指標，ARWU也是側重學術指標。各類高校的科學研究職能的發揮在大學排名中占據絕對重要的位置，決定了高校的排名位次，但各大排行在對高?？蒲羞M行評價時又被簡化為高被引論文、高級別課題、重大科研獎項，以及科研轉化金額等量化數據，或是學術同行評議、研究聲譽等定性評價?？蒲新毮艿闹匾匚晃阌怪靡?，但對于科研職能的過分強調和指標化，則使得高校的科研職能凌駕于其他職能之上，人才培養的根本職能逐漸被忽略，社會服務職能也被替代為科研轉化服務職能。

（四）建設路徑雷同化

通過學科發展帶動學校發展的建設思路，是符合高校發展規律的。但如若學科建設的內涵只是簡單等同于科研建設，那就顯得單一而狹窄了。事實上以科研建設帶動學校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不少高校的選擇，具體表現為通過高質量的人才引進、高層次的科學研究以及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轉化等提升學科建設水平，其依據則是來源于各類排名指標。選擇排位較前的相近學校作為模仿和追趕的標桿，經過同類指標的比對、競爭和各種經驗做法的借鑒、模仿，達到超越目的。多數高校形成了以模仿—競爭—超越作為主要發展階段的建設路徑。建設路徑的趨同不僅體現于整體的建設路徑之上，也包括學科、專業，甚至于課程建設路徑，然而，“當學校之間在課程計劃方面逐步趨同的時候，學校文化之間的主要差別便逐漸縮小了”[19]。

（五）建設資源分散化

我國的重點高校建設計劃收效明顯，與其巨大的資源投入不無關系。例如 “985”“211”工程實施期間，我國對于這些大學的投入超過180億美元。2020年我國大陸地區71所高校進入“世界大學學術排名”500強，而對比2004年進入500強的高校僅為兩所。[20]“雙一流”計劃的實施，特別是其動態調整制度的制定，以及相應的“雙萬”計劃的推出，使得更多的高校通過競爭進入建設榜單，從而獲得相應的資源投入。當我國進入世界一流大學榜單的高校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從量的積累轉換到質的提升時，就進入了更高質量的排位競爭，建設時間的積淀和巨大且持久的資源注入，就成為必備要素。建設一所世界一流頂尖高校所需要的資源是難以想象和估計的。以紐約州羅切斯特大學的經驗，該校曾花費超過1億美元來提高教師工資和生均支出兩個USNews使用的指標，但其結果并沒有產生顯著差異。[21]大學排名進一步強化了各高校等級、層次差異等競爭的同時，高校的資源分配卻也由于競爭的存在而被逐步分化。從我國的重點大學建設計劃的名單數量中可以窺見一斑。從1954年首次確立全國重點高校6所，發展到2022年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147所，雖然國家的高等教育投入不斷增加，但資源的集聚效應則呈現下降趨勢。資源的分化不僅僅表現在政府的投入上，也表現在對于人才資源與社會資源的爭搶之上。從資源角度看，更多的高校想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步入一流行列的難度是與日俱增的。

（六）發展去特色化

特色發展已經成為多數高校在發展中尋求突破的重要舉措，其包含了學科特色、職能特色，抑或是培養特色、研究特色等。在當代大學排名的解讀中，特色多與優質、優秀、強勢等畫上等號，與某項指標掛鉤，特色就意味著是學校最拿得出手的東西，無論是學科也好，還是成果也好。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特色是指事物表現出來的獨特的色彩、風格等。與眾不同的地方就可被認為是特色之處。高校的發展則往往將特色作為“錯位超車”法寶，認為最具競爭力的地方才能稱之為特色，多聚焦于優勢學科領域，更為關注高水平科研成果、學生競賽成果等具有顯性培養成效的方面。而對于長遠目標定位、發展類型、人才培養、師資結構、文化建設等需要長期積累，且不具備短期形成顯著成果的特色，或者目前相對弱勢的學科、科研等特色則較多處于不太關心和推崇的境地。其癥結在于特色的選擇多與學校發展路徑相匹配，高校建設路徑的趨同化，也必然使得各個高校在凝練個性特色時，更多地考慮外界評價最為關注的和對學校近期發展有利的特色，最終導致的就是特色發展的“外表”下，卻只有與排名指標體系相匹配的發展聚焦點和著力點。此外，各級各類高校也面臨著本土特色喪失的困境與風險。QS、US News和THE是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三大排名，發布國家為英國和美國，其指標體系的基準也主要來自歐美國家，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成為主流，是我國各類排名和高校高質量建設發展的重要依據，國內各高校對其趨之若鶩，爭相研究其指標體系。通過大學排名，中國高校按照西方的所謂全球研究型大學來發展，會更加受到外國模式的影響。[22]想要進入世界大學排名的榜單，也必須要接納西方大學的發展規律和西方排名的話語體系，遵照國際認可的學術標準和排名指標。但是，我國想要建設成高等教育強國，就必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系，其評價規則與標準應該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發展共性規律的基礎上，又能凸顯中國特色的?，F有的大學排名在西方教育“價值觀”的統領下，我國高校接受著向西方趨同的“指揮棒”的指引，很難形成本土化的發展特色。

三、大學排名阻礙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

精英邏輯和平等邏輯之間的矛盾導致了高等教育的分化[23]，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構建要在多元公平的基礎之上，實現少數卓越。伯頓·克拉克曾指出：“實施高等教育最差的辦法就是把所有的雞蛋都往一個籃子里裝——高等教育最忌諱單一的模式?！盵24]《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質量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是具有多樣化的。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實質是多樣化的內涵發展，關鍵包含結構、質量和制度。[25]結構是框架，包含整個場域，也包括單個高校內部學科專業、師資學生、管理體制等方面的結構組成；質量是內核，對應內涵建設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師資建設、文化建設、國際合作等諸多要素的高質量發展；制度則是根本，是保障與支撐。也就是說，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應表現為類型、層次等結構上的多樣化發展與內涵質量方面的多元化發展。

高校的多樣化差異可以區分為由質量層次、聲望、入學難度等表示的縱向差異和由內部組織建構、理論學派等表示的橫向差異。[26]縱向的知識系統將卓越與資源集中到少數部分高校，且促進了技術和科學的突破，而按專業領域和地域分布劃分的橫向知識系統的卓越化則更有利于實現公平。[27]在大學排名的影響下，高校的橫向多樣性被削弱，而縱向的多樣性則被強化，具體表現為增加了高校在層次、聲譽等方面多樣性的同時，卻也強化了目標范式、途徑方法、內涵建設等諸多方面的趨同化，橫向同質化趨勢遠遠掩蓋了橫向的多樣化發展。高校在高質量建設和發展過程中，辦學理念、發展目標、學校定位、辦學實踐、學科布局、人才培養、管理模式、組織設置，甚至高校文化等方面相互模仿、趨于同一。[28]大學排名還在某些層面推動加劇了高校發展同質化與多樣化之間的發展矛盾，使得該突顯多樣化的地方未得到突顯，該強化同質化的地方卻被弱化。長此以往，高校的多樣化發展基礎將逐漸薄弱，縱向的優勢也將因資源分流、同向競爭等原因逐漸弱化，甚至出現高校變得越來越相似，也越來越不同的悖論。[29]大學排名助推高校有關高質量發展認識誤區的形成，并將高校置于高質量發展的困境之中，隱藏在高質量發展背后的是單一化、同質化的發展實質，阻礙了高校多樣化的高質量發展。大學排名背后的同質化競爭系統和組織趨同現象，是導致高校高質量發展認識誤區及其發展困境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同質化競爭系統驅動

一個完整的競爭系統包括競爭參與者、競爭目標、競爭環境和競爭機制四個要素。[30]大學排名營造了一種激烈的競爭環境，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競爭系統，由于其參與者、目標設定、所處環境及相關機制的同質化，導致了一個同質化的競爭系統。

1.同質競爭參與者。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被視為現代高校的三大職能，從這一層面來看，各個高校在職能發揮上具有相似性，只是三者的偏重會有所不同。從組織的視角看，高等教育整個體系都圍繞知識展開，科研創造、提煉知識，學術工作保存、完善知識，教學和服務傳播知識，[31]高校包括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一切活動的開展都是圍繞學科展開，其實質均是建立在一定學科基礎上的。因此，大學排名之爭，歸根結底都是學科實力的競爭。作為排名競爭的參與者都是基于現行學科門類基礎之上的不同學科類型高校，其內核本質是相同的。

2.同質競爭目標。大學排名的概念不僅包含了狹義解釋中各類社會機構的大學排行榜，也包含了官方主導的學科評估、“雙一流”建設名單、“雙萬計劃”，以及各省級層面的建設計劃。如果說官方排名是不同階段的競爭目標的話，那么各類社會大學排行榜則可視為過程性目標和發展依據。這一目標背后蘊藏的是對于頭銜聲譽和發展資源的追逐。進入某項“一流”建設計劃，就意味著獲取相應的建設資源，建設資源的獲得又是實現一流發展的必要基礎。從1984年開始，我國的重點大學建設開始進行專項資金投入，教育部、國家計委《關于將10所高等學校列入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請示報告》決定國家“七五”期間專項投資5億元，作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北京醫科大學7所“重中之重”高校的專項建設經費。[32]對于資源獲取渠道較為單一的我國高校而言，建設專項資金投入的意義不言而喻。頭銜爭奪和資源獲取，成為所有高校參與大學排名競爭的共同目標。

3.同質競爭環境。大學排名的競爭環境包含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外部環境是站在世界的角度來看，而內部則是立足于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本身。內部環境又可分為歷史淵源、制度環境、輿論環境等。從外部環境看，國家實力的發展必然伴隨著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世界一流大學之爭也是國力之爭的一部分，國際大學排名采用了這種較為機械的形式將歐美國家的大學發展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從內部環境看，我國的高等教育在建國初期師法前蘇聯，高校結構、學科類型、教學內容方式等都全面借鑒蘇聯的經驗。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逐步開始借鑒歐美的高等教育模式和經驗，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高教改革，可以看作從師法前蘇聯到師法歐美的一次調整轉向。我國的大學排名，受到國外大學排名的影響，也都較為關注高校的科研成就，而教學成就的關注相對較少。[33]無論是官方排名，還是民間排名，相同或相似的指標體系，營造出同質化的競爭環境。

4.同質競爭機制。教育系統內外的協調模式分為政治的、官僚的、專業的和市場的四種。[34]我國高等教育的政治協調尤為明顯，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半p一流”相關制度的出臺讓所有高校都加入一流大學建設的賽道之中，通過“雙一流”，不僅僅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更重要的是建設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半p一流”建設方案提出三個同等，即同等重視、同等建設、同等評價。其中，同等考核是指按照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標準評估考核，一把尺子一個標準。這也就意味著，目前在建設行列中的高校還是尚未進入其中的高校都會將這把統一的尺子，作為一流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唯一標準。此外，市場協調中的院校市場也在大學排名的競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院校市場中各高校之間基于各類排名指標，對于聲望的仿效、追逐和博弈，形成了同質化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也被稱為“零和博弈”。

（二）組織趨同驅動

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這樣定義組織場域，是指“那些由組織建構的，在總體上獲得認可的一種制度生活領域，這些組織包括關鍵的供應者、資源和產品消費者、規制機構以及提供類似服務或產品的其他組織”[35]。場域一旦形成之后會產生出強大的不可抗力，推動場域中的組織逐漸趨同化。迪馬吉奧和鮑威爾將導致這種趨同化的機制分為強制趨同化、模仿過程和規范壓力三種類型。[36]在各級各類大學排名的驅動下，國家政府、社會評價組織和高校間形成了一種新型場域。宏觀政策、模仿效應等觸發三種機制，推動場域中的高校逐漸趨同化，呈現出競爭性同形和制度性同形。[37]

1.競爭性同形。競爭性同形是指在競爭中形成的趨同傾向。大學排名中的競爭性同形，究其目的是爭奪地位、聲望、資源和生源等。資源和生源是有形的，而地位和聲望則是無形的，但無形與有形之間又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進入大學排名的前列意味著相應中心地位的獲取和一定聲望的樹立，也意味著建設資源的取得，更多更好的生源選擇。資源將有助于高校進一步實現排名晉升，進而獲取更穩定、更高的地位和聲望，生源的評價也有利于高校地位和聲望的獲得和維護。鑒于上述目的，大學排名之爭使得所有高校都向著相同的方向努力，因為相似性的競爭而引發了組織間的趨同發展。

2.制度性同形。制度性同形的作用力則是來自政府和相關政策層面的強制性、對于處在中心地位組織的模仿性和專業化形成的社會層面的普遍規范性。在大學排名助力的組織場域之中，高校與政府的關系密切，受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建設的主導；結構化程度較高，高校身份仍舊涇渭分明，場域之中處于中心與邊緣位置是區隔分明的，中心地位的高校數量占據少數，高校要通過競爭，實現地位秩序的升級；資源獲取渠道單一，高校的資源獲取除了生均撥款之外，大多依賴于政府各項建設經費的投入。資源來源單一、政府與組織交易程度高、重要組織模式數量少、結構化程度高等因素，都會導致組織同形的程度高。[38]

四、大學排名助力高校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對策

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高等教育的改革勢在必行，并且需要的不是改良派的改革，或是臨時性、“拼裝性”的形式調整，而是結構性改革。[39]結構性改革不可能由高校自身來完成，而是需要國家、社會、行業、高校等多方力量的參與助力。大學排名作為阻礙高校高質量發展進程的因素之一，也需要在改革中發揮一定的正向引導作用，幫助高校在高質量發展困境中盡早突圍。

（一）樹立“適度平衡”的多態化評價理念，發揮排名的正向引導作用

高校同質化發展是好是壞？我們不能作單一向度的簡單評判。從國家層面來看，高校同質化的發展有利于標準化的評價和管理，也有可能破壞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基礎與格局；從個體層面來看，趨同化發展則會削弱學校特色、造就同質化的人才培養體系和規格等，但有利于引導和指導高校的高質量發展。高校的高質量發展要遵循高等教育和高校發展的基本規律，圍繞學科的成長規律。由于市場、資源、效益等誘惑，加上大學排名的推波助瀾，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力，高校不免對于高質量發展產生認識誤區，并且陷入急功近利的同質化發展困境之中。理想的高質量高校體系和環境是多態性的，是同質化與多樣化并存的，但卻是建立在“適度平衡”基礎上的多態性。需要適度的多態性的注入，是由趨同與分化相互關聯形成。趨同和分化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交織在一起，多態性意味著趨同與分化的結合，[40]是高校發展同質化與多樣化的適度結合，也是高校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多態化發展的適度平衡性不僅來自高校正確的發展定位及發展自主權，也來自外部的正確引導和監控，外部評價就是發揮引導與監控作用的主力。大學排名“適度平衡”的多態性評價理念應該建立在對于高校多態化發展理念內涵的把握之上。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高校的縱向同質化與橫向多樣化應該是交織并存的，橫向的多樣化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構建了厚實且多元的基礎，而縱向的同質化則幫助形成了“高峰林立”的高校發展格局。簡言之，高校的多態化發展是橫向多樣化、豐富化與縱向卓越化的同步發展。多樣化對應國家戰略、行業區域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不同需求，表現在高校個體發展的類型定位、層次水平、學科專業、地域分布、特色發展、辦學規模、人才培養、師資建設、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及文化傳播等各個方面。而高校同質化發展則應更多地對應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和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以及通過同質化的同向發力為更多不同類型不同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指明方向。此外，還有同質化的教學與科研環境，以及對于辦學基本要素的統一標準，例如公平的入學考核、平等的社會認可度等，[41]這些也為高等教育的基礎建設和公平發展奠定基礎。多態化的內核是兼容并平衡多樣化和同質化的，大學排名也應該兼容及平衡兩者，樹立合理多態化的評價方向，正確處理高校發展中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關系、“過度管理”與“學術自由”之間的關系，以及國際化與本土特色化之間的關系。其評價方向在于立足內涵建設，將高校的辦學方向和根本任務放在評價的首要位置，針對基本要素設立合理可行的統一評價標準，通過指標分類優化，指引不同類型高校在各自領域找準定位，幫助更多高校在不同領域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健全評價與激勵機制，引導高校分類與特色并行

依據不同學科、不同重點的高校分類發展與特色發展也應該是并行的，分類是“形”，而特色是“核”。朱九思先生曾提出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八鼈兌几饔虚L處和短處”[42]。分類發展就是要解決高校盲目追求辦學規模、盲目提升辦學層次、盲目追求綜合全面、盲目趨向學術性和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與模式等趨同。[43]尤其是在“雙一流”建設的背景之下，一流建設是區分不同類別、不同層次、不同賽道的。在適度強化縱向同質化的同時，要通過大學排名的力量，引導橫向的多元化分類發展，如加強除綜合性、研究型、學術性之外其他類型高校的多樣性、特色發展?？死恕た藸栐岢?，趨同是規范學校的辦學標準，但過度趨同則會造成千校一面、教育資源的浪費等一系列問題，應該要引導高校進行特色化的內涵教育。[44]引導好高校分類發展與特色發展并行問題，是大學排名助力高校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高校特色發展，從層次上看包括特色高校、特色院系、特色學科、特色專業，從功能上看包括人才培養特色、科研特色、服務特色和文化傳承創新特色。[45]特色是高校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但如果高校不安于本位，就會喪失辦學特色，失去競爭力。特色競爭力的發力點多在大學排名的影響助力下呈現單一狀態。一所高校的特色應該體現于學校定位、人才培養、學科研究、社會服務、學科建設、師資建設以及文化建設各個方面，而不僅僅聚焦于少數幾個近期建設重點，而忽視了特色發展的整體性和協同性。而高校的分類發展一定是建立在其特色發展基礎上的。究其根源，我國高校的分類定位和特色發展的“形”與“核”沒有實現并行狀態。我國政府政策機制的主導地位、辦學層次和學科發展水平上的重點建設與競爭、院校之間的“同軌競爭”和不區分高校類型和辦學層次的評估制度等，影響了高校對于高質量發展的正確認知，導致陷入單一化、同質化的發展困境，從而阻礙了高校的特色發展和卓越發展。[46]如何實現特色發展與分類發展并行？前提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分層和各高校在分層基礎上合理定位。[47]政策支持之外，相關主管部門以及社會專業評價機構大學排名的引導，可以阻滯橫向趨同化發展趨勢，讓高校準確定位，甘心放下“身段”、沉下心性，找準并堅持特色發展方向。此時，大學排名中的分類評價與特色評估就顯得尤為重要，建立基于分類與特色并行基礎上的激勵與評價機制，以及相應的資源投入機制，能正確引導各級各類高校走上高質量發展之路，助力我國形成層次梯隊化、類型多樣化、特色多元化的，基礎扎實、高峰迭起的高等教育體系。

（三）不斷完善評價體系，助力高校實現高質量發展

評價不能簡單等同于排名，但排名更為形象，接受度更高。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要求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茖W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有效發揮大學排名的評價功能和引導作用，針對不同類型規模和發展基礎的高校開展分類式、動態式、診斷式的排名評價，將大學排名作為高校評價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完善我國的高校評價體系成為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必然趨勢。評價體系的完善也有利于進一步規范大學排名的發展，提升大學排名的正向引導功能。首先，完善的高校評價體系具備體系的完整性，既有包含“雙一流”、學科評估、教學評估、大學排行榜等在內的，以政府和社會專業團體作為評價主體的各類外部評價，也包含績效考核、教學監控等高校自主開展的內部評價。第二，完善的評價體系具有多元性，不僅僅要求多元評價主體、評價對象和評價方式，更要求能夠反映出各級各類高校的發展質量和單一高校的成長性，引導不同層次類型高校合理定位和規劃、辦出特色和水平，營造出高校之間健康、積極的競爭環境。第三，完善的評價體系具有積極性，能夠準確理解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精準發現我國高校高質量發展中面臨的困境與問題，做到“對癥下藥”，有效引導高校積極、有序競爭。高校之間的有序競爭才有利于知識的增長，對人民健康、社會福祉和經濟福利才是有益的。[48]第四，完善的評價體系凸顯本土化特色，能夠有效結合我國經濟社會、高等教育發展現狀，結合中國文化、教育發展的語境，構建符合中國高校發展土壤和特色的評價體系。此外，完善的評價體系一定也是具有自我修復功能的，能及時發現評價中存在的偏差和誤導，有效運用自身的修復、引導作用來助力我國高校早日實現高質量發展。

大學排名引導和幫助高?？焖侔l展的同時，也成為阻礙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助力因素。但從另一個視角看，大學排名為助推學校高質量發展提供另一種思路和可能性。講求“適度平衡”的大學排名，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完善的高校評價體系，能夠有效地發揮排名和評價的“指揮棒”作用，引導各級各類高校早日突破發展困境，實現分類與特色并重的多態化發展。當然，完善的評價體系也離不開高校的理性運用。澳大利亞的格里菲斯大學是合理運用大學排名、實現進入ARWU排名的成功案例。究其成功秘訣，就是在堅守高校使命定位的前提下，將大學排名作為務實的發展工具。[49]這樣的做法，有效發揮了大學排名的正向積極作用，同時也將其負面的消極影響降到最低。高校突破高質量發展的認識誤區與發展困境，需要國家高等教育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大學排名視角的探討，只是提供了一種嘗試性的探索，只有國家、社會、高校等多方協同、同向發力，才能真正使我國高校走上高質量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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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志萍）

收稿日期：2023-02-17

作者簡介：王瑜，江蘇科技大學高教所副研究員；周川，蘇州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鎮江/212100）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3JYB015），江蘇省教育科學“十四五”專項課題重點項目（C-b/2021/01/42）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