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育的價值外延與發展路向*

于興業，張 迪

（東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哈爾濱 150030）

一、引 言

數字經濟時代促進社會勞動的深刻變革，同時催生了新型勞動形式。數字勞動是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勞動者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生產資料并利用數字媒介技術，在網絡范圍內進行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它是人本身的勞動形式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表現，而勞動者運用數字化知識、信息、平臺、媒介解決勞動任務的能力稱為數字勞動能力。順應時代大潮，數字勞動方興未艾，如今，大力發展數字勞動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新課題。多種多樣的數字勞動形式催動各領域的經濟生產生活趨于高科技、高創新、高效能，而具有較高數字勞動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正被現實經濟社會所急需并可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提供新動力。新發展階段，促進多樣化數字勞動形式與農業領域融合是必然趨勢，以數字勞動賦能農業高質量發展并促進鄉村振興，首要是人才振興。鄉村人才振興的核心要素在于農民，而高素質農民作為廣大農民中的重要支撐性人才，在我國推動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目前，數字勞動形式正潛移默化地深入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之中，推動各種傳統勞動形式進行科技化革新，也推動著農村人力資源進行信息化改造。隨著鄉村振興邁上新的臺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越來越高，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高素質農民”這一概念，明確要求構建高素質農民教育培訓體系，這意味著社會未來將更加傾向在農村人才建設工作中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著重培養樂于促進新時期農業發展，同時投身于建設現代化農村的新型專業技能從業者?！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進一步指出當前社會需要加大創新力度，在此基礎上加強鄉村振興人才隊伍建設，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新華社，2022）。高素質農民以文化高、能力強、專業精為特點，未來將擔任“由點及面”吸引更多農村年輕人務農，培養更多職業化農業人才的重要責任。數字經濟時代，我國農業進入到轉型期，農民代際分化增強、土地市場發展與規?；洜I趨顯、農業經營主體多元、農業資源配置與流轉速度加快（董志勇等，2019），急需以數字勞動為發展契機，通過將其全面納入高素質農民培育建設視野來提高一批、吸引發展一批、培育儲備一批高素質農民隊伍，該舉措不僅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也可作為推動數字中國建設與數字鄉村持續發展的有生力量。我國鄉村振興促進法中明確說明高素質農民培育的要求，即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農業農村部，2021），而結合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來看，在數字勞動視角下進行高素質農民培育，就是要培養擁有數字勞動能力與數字化文化知識、掌握數字信息技術、善于開展數字勞動形式經營與管理活動的新型人才，同時，基于數字勞動視域進行高素質農民培育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關鍵時期實現農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和諧統一的有效舉措。

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同時強調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習近平，2022）?；诖?，本文立足數字勞動視域，探討“基礎+外延”雙維度價值，發掘高素質農民培育的數字化發展潛能，著眼高素質農民培育機制的長效收益，系統闡釋培育高素質農民的發展路向，以期加強高素質農民數字化與體系化培育，進而為人才振興助力鄉村振興提供思路借鑒，為數字中國建設與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貢獻有效方法。

二、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育的價值基礎

數字時代人類的生產生活不斷進行著新時期的變革，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形式開始向數字勞動形式演化，數字勞動不代表勞動形式的改變脫離了“人”本身，只不過更加適應現今社會中出現的數字技術新變化。在哲學思維里，“視域”一詞涵蓋意義甚廣，與物理意義上“視”的范疇有關聯，也與心理層面中“視”的領域有牽涉，人生理或精神意義上的目光所及、心靈所感都具有自己的“視域”。因此，數字勞動視域即人對數字勞動本身以及數字勞動相關范圍的概念進行認識或改造的理想構架與現實行為，數字勞動視域之下，“數字”與“勞動”兩個維度的延展話題均在探討范圍之內。數字勞動能力是當代高素質農民的勝任評價指標之一，在數字時代培育高素質農民活動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價值意蘊（見圖1）。

圖1 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育的價值基礎

（一）理論價值：一般勞動價值與數字勞動價值相融合

馬克思指出：“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09）。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表述中，價值創造的過程需要作為勞動主體的勞動者通過一定勞動過程生產出勞動產品，傳統意義上一般性的勞動過程可創造價值毋庸置疑，因為其勞動產品是勞動者在一定的生產周期內的生產活動或生產資料轉移過程中產生，產品的價值屬性明顯?？梢?，勞動創造價值，而數字勞動本質上并未脫離勞動這一概念，從勞動主體來看，數字勞動的主體依然是人本身，只不過是由普通勞動者升級為具有數字勞動能力的勞動者，也有學者稱之為“數字勞動者”或“數字勞工”（沙垚，2022），數字經濟中產銷合一趨向明顯，數字勞動者在其中充當價值創造的重要主體；從勞動過程來看，數字勞動的出現豐富了勞動的內涵和外延，同時數字勞動也是傳統意義上一般勞動的成果之一，在勞動過程中為勞動主體與勞動產品賦予數字化內核；從勞動產品來看，數字勞動產品擁有無載體、多形態、高溢出的特點，無形的數字產品也不會產生無價值的情況，因為無形的數字產品由有形的數字技術與設備支撐，由切實存在的數字勞動者經由其勞動過程生產，在高科技的數字產品與平臺支持下，數字勞動者參與到創新性勞動過程中，由創新性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和原有數字化生產資料舊價值的轉移共同構成了數字商品的總價值（胡瑩，2021），同時賦予數字勞動價值。

目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般性的勞動價值和數字勞動價值逐漸交融統一，這與數字產業化及產業數字化趨勢日漸融合發展的背景關系密切。數字產業化指的是把大數據、通信、信息技術等數字產業規?；?、商業化發展，從中提煉出商業價值，這是數字產業發揮數字勞動價值的過程；產業數字化更多的是指將傳統產業通過數字技術或數字勞動形式進行二次轉型升級，加快數字信息化應用以適應現代社會變革的過程，其中除蘊含一般勞動價值外，也代表一般產業趨向數字化，與數字勞動價值交融。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背后蘊含的價值基礎都屬于勞動價值，二者將一般勞動價值與數字勞動價值的融合合理化，數字勞動價值只是勞動價值的特殊表達，一定程度上也是矛盾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目前，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融合數字勞動與農業傳統勞動這一矛盾凸顯，而高素質農民的積極培育就是破題之義，通過高素質農民的數字勞動行為，可將農村傳統的種植業、畜牧業以及其他方面的傳統化經營模式實現產業數字化，同時將新興數字化產業帶到鄉村沃土中，真正將人才帶來的勞動價值轉化為實際的經濟、社會效益。

（二）目標價值：人的全面發展與平臺經濟發展相促進

人的全面發展歸根結底是勞動能力的全面發展，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實現全面發展的人就是“適應于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員”（馬克思等，1982）。一方面，數字勞動能力作為經濟社會不斷變動之下產生的新型勞動技能需求之一，本質上體現了社會對人全面發展的強烈訴求；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論述中，人的發展方向是不斷追求自由且趨于全面發展的，數字勞動的個性化、靈活化、多樣化特點正不斷貼合人的自由發展與全面發展方向，高素質農民作為人不斷追求自由發展與全面發展而產生的新職業之一，必然需要選擇數字勞動這一新型勞動形式。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數字勞動的目標和歸宿均為人的全面發展，這是社會與人雙向選擇的結果，培養數字勞動能力是農民群體本身由被動接受到主動迎合農業現代化發展新形勢的良策之一。高素質農民在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利用其數字勞動能力便可精準融入當今生產生活，既滿足經濟層面的強需求，又可享受因實現自我全面發展而產生的心理層面的獲得感，達成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和諧共生之專業化目標（梁成艾，2022）。

數字勞動的載體在于數字平臺，數字平臺基于技術優越性，在大數據中獲得大量資源，不斷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為廣大數字勞動者提供勞動“舞臺”，促進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蓬勃發展，平臺經濟也因此應運而生。在社會再生產的全過程中，數字勞動發揮產銷一體的優勢，加快生產要素的整合與流通，實現對人力資源的進一步分配，讓勞動者在不斷學習與獲得數字勞動能力的同時投身于平臺經濟熱潮，同時，平臺經濟帶來了就業新動能，在不同領域中促進職業形態與就業空間的不斷變化，激勵并促使勞動力跨專業、跨產業、跨平臺流通，催生勞動力市場化配置效率的不斷增長（胡放之，2021）。人的全面發展與平臺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割裂，相反，二者相輔相成，在平臺經濟高速發展的態勢下，市場對人全面發展的需求躍增，尤其是數字勞動能力的水平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人競爭能力的標準之一，高素質農民作為新經濟態勢下產生的新職業，也是促進平臺經濟在農業領域高速發展的關鍵因素，要求其不斷為自身增添科技“籌碼”，增加數字勞動能力，在人力資源的供給端實現勞動價值的增值與自我價值的升華。

（三）耦合價值：社會分工細化與農民職業分化相匯聚

馬克思認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和工廠的內部結構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社會也有它的分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09）。人類在生存發展中不斷從事社會性質的活動，并逐漸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意識到社會分工的重要性，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社會分工便需要愈加細化。數字經濟時代，數字信息技術充斥了人類的生存發展空間，人類通過數字勞動減少社會生產過程中的時間成本、空間成本、經濟成本，而數字勞動所創造的數字生產力推動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步入社會化的嶄新階段，細化了新階段的社會分工。新時代農業生產生活中，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橫向細化與縱深發展，越來越多的新型數字勞動形式出現，新型數字勞動形式之中又產生更為細化或多樣化的新流程，這代表農業勞動過程更加需要依靠新技術手段，更加依靠高效的生產經營方式。與此同時農業領域也會產生更多新職業以及新崗位，這些新職業需要能開展數字勞動的高素質農民牽頭進行經營管理。因此需要擴大數字勞動的應用場景，在其之下培育高素質農民，創造新的勞動價值，促進廣大鄉村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社會變遷及社會生產力的提升，不斷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生存與生活需要服務。

社會分工細化必然會導致各行各業職業化與現代化進程加快，在此過程中還會要求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勞動者素質能力技術的提高。在農業領域中，農民作為鄉村振興建設過程中的最主要生力軍，與其他領域的職業一樣需要實現職業或崗位的分類與細化，農民職業分化產生于社會分工的細化，又促進社會分工在農業方向進一步深化。高素質農民就是社會分工愈發細化、農民職業分化趨向明顯的背景下所催生的新職業，農村的產業化進程日新月異，普通的職業農民已不能滿足現今農村產業化發展的需要，現代農業呼喚更高素質的農民群體投身于農村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布局之中。培育高素質農民需要對農民職業水平進行更為專業的分級與區別，進行合理化農村內部分工，促進農業生產模式轉型升級與農村資源利用率與配置率的有效提升，也需要對廣大農民的技術能力水平進行標準化衡量，形成量化體系，用系統化、專業化的方式提升高素質農民綜合素質能力。同時應注意，為提升普通農民對未來信息社會高速發展的風險抵御能力，克服傳統小農群體的“科技恐懼癥”，尤其需要培養其數字勞動能力，以提升高素質農民的未來增量。

三、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育的價值外延

有數字勞動必定會產生“數字勞工”，高素質農民也可作為“數字勞工”群體的一部分。若說數字勞動視域下培育高素質農民這一活動本身具有一定價值基礎，那么相比一般意義上的高素質農民培育，在數字勞動視域下從事培育活動這一過程還可外延出“補短板”“助三農”及“穩定器”等現實價值。

（一）補短板：以數字勞動為手段培育高素質農民具有客觀性

培育高素質農民的過程中常常會面對培養什么、如何培養、培養到何種程度這三個問題，以數字勞動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解決以上問題，在攻破客觀問題的同時對補齊現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短板大有裨益。

開展高素質農民數字信息素質培育有助于補齊農村教育短板。在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固化等狀況影響下，城鄉教育資源與教育質量顯現出兩極分化的特點（周斌等，2021）。一直以來，農村地區在自然環境限制、教育觀念落后、教育資源匱乏、教育生源薄弱等人文條件局限的情況下，教育事業發展緩慢，盡管近年來中國農村教育事業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農村教育質量仍存在提升空間。根據農村教育發展現狀則不難回答“培養什么”的問題，數字經濟時代要培養能通過通信設備、互聯網等新數字媒介不斷學習新技術、適應新業態、服務新產業、發展建設新農村的高素質農民。教育是培養手段也是最終目的，高素質農民以電子商務等高科技的數字化手段開展數字勞動，在數字勞動過程中不斷進行自我革命式學習，在實踐中接受數字勞動的教育，進一步提升自我數字信息能力與第一產業中常見的自然風險消化能力，而其他農民也可以在高素質農民的引導下接受以數字勞動為目的的教育。另一方面，農民從事數字勞動需要通過多樣化形式提升數字信息素質，而數字化的多種教育方式無疑是數字信息素質培育的最優選擇。比起相對枯燥的傳統“大班授課”等線下教育方式，通過數字化方式開展的培訓教育更具有趣味性與靈活性。同時，數字勞動形式多樣，數字信息傳播迅速、數字產品更新換代快，數字化帶來的教育新鮮感與便捷性致使農民較之傳統的教育更易接受數字信息素質的培育，降低對職業技術教育的排斥，在個體自身素質的不斷提升中增強農民教育實效性。

不斷壯大高素質農民隊伍有助于補齊農村空心化短板。2022 年，我國城鎮化率為65.22%，而鄉村常住人口為49 104萬人，較上年減少731萬人（國家統計局，2023），足見當前農村空心化現象愈演愈烈，而農村空心化又會導致空間空心化、勞動力空心化、基礎設施空心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鄉村全面振興道路進程（李志紅，2022）。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首先要解決人才問題，打造高素質農民隊伍可擴大鄉村建設人才基礎，增加建設有生力量。通過城鄉雙向發力融合產業發展，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與第一產業的融合發展，在數字勞動的融入下一方面加強鄉村本地的高素質農民尤其是年輕高素質農民留鄉信心，另一方面以多元化發展的數字鄉村吸引外鄉人才與城鎮高素質人才，將其轉化為高素質農民，做到“引人”與“留人”“推”與“拉”綜合策略培養高素質農民，努力使高素質農民不再只是鄉村建設人力資源中“金字塔”尖的小部分人，而是逐漸增加基數，下沉到“金字塔”中部甚至是底部的理想狀態，從而破解農村空心化難題（見圖2）。

圖2 鄉村建設人力資源“金字塔”理想模型

培養高素質農民的勞動精神有助于補充農民勞動異化傾向的思想短板。伴隨數字經濟日益縱深發展，勞動力與資本的不平等逐漸產生。馬克思曾明確提出：“機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并從而在生活狀況上遭遇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性，成為正常的現象（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04）?！碑斍吧鐣咝录夹g不斷革新，資本累積的速度進程加快，隨之而來的是對勞動者的剝削方式更加趨于多極化，致使勞動者降低資本控制程度，保障勞動權利的難度逐步增加。數字勞動能力不足產生數字“鴻溝”，該現象在農村范圍內尤其明顯，農民之間的“鴻溝”越大，數字分配愈加不公平，難免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勞動異化現象，人與產品的異化、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在數字經濟的催生下也日趨凸顯。但數字勞動不是促使農民勞動異化的元兇，數字化的發展正逐漸替代人類簡單的機械化繁重體力勞動，能將部分具有異化勞動傾向的勞動者身心解放出來，減少勞動行為與勞動者的異化、人類本質與人的異化。在私有制占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部分資本家異化了數字勞動本身，以數字勞動創造的高效率生產加劇了對勞動者的剝削，但產生異化的是數字勞動的資本主義應用，而非數字勞動本身。通過加強農村數字化平臺建設，培養廣大農民的數字勞動能力，加大高素質農民的示范帶動作用，反而能降低農民對資本的依賴，改善部分小農群體信息滯塞、聽之任之的處境，提高對勞動權益的維權自主性，反對資本的“奴役”，從而有效緩解異化現象。重要的是，培養高素質農民要注意促進其勞動精神與勞動行為相一致、勞動目的與勞動價值相統一，這是以加強高素質農民的思想引領作用來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方式，當思想境界提升產生實效之后，勞動的本源內涵就可得到弘揚，其思想的異化短板才能被切實補足。

（二）助“三農”：以數字勞動為支點培育高素質農民具有現實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習近平，2019）。而數字鄉村建設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一環，打通數字化人才振興到鄉村振興的渠道，以數字勞動賦能高素質農民培育工作全過程可有效助推農業發展、農村穩定、農民增收，蘊含現實價值。

培育高素質農民助推農業高效發展。智慧農業建設為農業高效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智慧農業越來越成為農業現代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托數字經濟的智慧農業需要大批人才支撐，這就需要高素質農民在其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歷史上的農民是小農經濟為主導之下的家庭自給自足、依賴自然分工的純人力生產經營者，隨著時間推移，在科技的助推下，智慧農業應運而生，但傳統小農生產經營方式無法適應我國農業跨越式發展的時代需求。合理利用數字勞動稟賦能改善農民只求生產、不參與決策管理的故步自封思維，同時，培育多種多樣的智慧型、數字型高素質農民可匹配智慧農業發展需求。通過精確系統的培訓農民能在云計算技術、物聯網技術、3S技術、互聯網技術的加持下，為農業生產提供更具數字智慧的精準經營、高效管理、快速決策。

培育高素質農民助推農村持續穩定。農村建設取得實質性發展的關鍵是確保鄉村公共服務的效能性提升與公共資源的數字導向性優化，農村建設涉及到多個領域，其中包括政務服務、文化生活、社會治理、生產消費等，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建設是一片亟待開墾的“沃野”，當數字化信息作為一種核心生產要素參與到鄉村建設的籌劃、決策、組織、管理等各個環節時，就可有效整合并優化配置各類公共資源（常凌翀，2021）。廣大農村“沃野”里蘊含著巨大的人口紅利，但在高速發展的數字信息時代的促進下，我國人口紅利窗口期即將關閉，而能否抓住關鍵時機將人口紅利轉為質量紅利是農村戰略發展的當務之急，培育擅長數字信息技術的高素質農民是轉化農村人口紅利為質量紅利，激發良性循環的內生動力。在大批高質量的高素質農民建設之下，農村政務管理系統實現數字化轉型與效能提升，因技術落后或人才缺失而造成的治理能力不足問題與政務管理惰性問題將得到積極改善，同時鄉村文化娛樂環境得以豐富、生產消費形式趨于多樣化，促進公共資源快速流通與高效配置，實現農村持續穩定。

培育高素質農民助推農民全面發展。農民是我國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中的排頭兵和生產隊，毛澤東始終強調農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作用，提到：“中國這個國家，離開農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來（毛澤東，1989）?！编l村振興中農民無疑是最核心的主體性力量，只有充分發揮農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才能使農業發展保質保量、農村生產保增保收，只有最大化激發農民的潛在力量，才能讓鄉村振興戰略切實可行、行之有效。因此，培養一支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高素質農民隊伍勢在必行，而通過數字方式擴大高素質農民數量與不斷提升高素質農民的數字化水平與數字勞動能力質量是培育工作的必經之路，也是必然成果。亟須鼓勵農民創新實踐，加大對目標群體的數字化“普適性”教育教學，不斷推進成果轉化并激發集體性、持續性學習意愿，推動數字勞動賦能高素質農民培養全過程，促進其全面發展并保持家園建設主人翁心態，全心全力投入鄉村振興事業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

（三）穩定器：以數字勞動為契機培育高素質農民具有及時性

當新冠病毒肆虐時，在所有會產生物理性接觸的勞動形式受到不可避免的限制情況下，數字勞動成為促進經濟社會有序恢復的“穩定器”。特別是要素流動障礙的突發狀況與社會經濟深層流動的必然要求產生矛盾對立時，數字勞動依靠大數據、互聯網等“無接觸式數字媒介”可開辟跨時空交流、跨時空辦公、跨時空學習的新型技術之路，以較低的成本和多樣化的方式建立起新的連接（何宗樾等，2020），在2019年末～2022年末我國多地疫情防控過程中，數字經濟有效保障了物質、資金及信息流動的正常運轉。另外，就數字勞動高靈活性、高技術性的特點而言，青年群體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更容易抓住數字經濟的機遇，從容選擇適合自己的數字勞動形式，及時減緩自己因不可抗力導致的經濟與生活壓力。但在農民之中，這一類最易享受數字紅利的年輕人與高教育程度群體卻大量選擇棄農從工、從商，甚至產生背井離鄉的心理，這表明數字紅利不能僅存于城鎮中，更要活躍在鄉村振興道路上，成為農民留鄉發展的機遇，可見，培育具有數字勞動能力且擁有知農愛農情懷的高素質農民已成為迫切要求。

“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指出：“從容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推動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必須著眼國家重大戰略需要，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工作，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華社，2022）?！笨梢?，即使在疫情防控關鍵時期，國家也從未放松對農業問題的重視，因為這關系到糧食安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諸如此類特殊情況表明，如何抓重點、穩關鍵，合理配置多方公共資源、協調各方人力尤為重要，而高素質農民的培養問題就愈加被擺到關鍵位置上來。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與日俱增，只有培育能力更高、適應力更強的高素質農民才能及時攻關克難，滿足農業生產發展向更高質量、更深層次和更優供給方向發展的需求，始終積極并動態化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崔寧波等，2020）。在培養過程中，抓住數字勞動契機，提升普通農民轉化為高素質農民的數量與不斷提升高素質農民的質量是培養工作的重點任務；促進農業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是培養工作的目標導向；以點帶面、示范帶動是培養工作的思路手段，要以扎實的培養工作協助解決好“三農”問題，努力填補普通農民群體的“數字鴻溝”，切實了解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養的現實需求，努力使廣大高素質農民群體成為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過程中的不可輕易撼動的基石。

四、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育的發展路向

基于數字時代背景及鄉村振興戰略現實需要，我國急需大量技能全面、技術過硬的高素質農民，但培育時間短、培育實效差、培育實踐不足等因素，影響高素質農民培育工作、培訓效果與開發能力。發掘培育高素質農民的未來發展路向，關鍵要立足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實際，從高素質農民的質量與數量入手，完善培訓開發與培育體系建設、并從高素質農民培育后的繼續管理與持續化發展等方面注入強大推動力（見圖3）。

圖3 數字勞動視域下高素質農民培育的發展路向

（一）提質：以數字技術完善培訓開發的規劃、內容與渠道，提升高素質農民質量

高素質農民是我國新時代鄉村振興道路的生力軍，其總體質量與合理有效的培訓開發分不開，以現代化數字技術參與培訓流程，豐富數字化鄉村治理形式，提升國內社會已有的高素質農民數字信息素養與數字勞動能力，更易達到全面提升高素質農民質量的目標。

從培訓開發規劃來看，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必然是數字化與智能化一體、專業化與規?；⑦M，為保證高素質農民的培育真正實現自上而下全員聯動與持續協同有效發展，國家需將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任務精準落實，借助數字信息技術調整現有的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中不平衡不適應的部分結構。各地方可建立周期性卓有成效的培育計劃，如職業能力提升專項培訓行動、重點區域產業帶頭人培育行動（農業農村部辦公廳，2022）等。同時，可在當地現實情況的需求之下合理預測并規劃當地對于高素質農民的供需情況，分區域、分部門、分技術行業精準精細制定分配計劃，在政策的指導下靈活運用數字手段，用科技增強培育實效。因材制用、因人而異、因地制宜，通過大數據與數字平臺將高素質農民一對一、點對點落實到崗位，通過算法技術對現有職業農民狀況進行系統化分析，了解農民整體情況，有效評估培育過程風險性，結合人員變動的不可預測性制定應對預案。

從培訓開發內容上看，培育高素質農民要培訓農務知識與技術，加強農民對平臺經濟的敏銳度、遠程網絡教育的掌握度、電子商務創新創業及金融工具與融資知識應用訓練等，構建趨于完全的知識譜系，形成“數字化文化知識及數字勞動能力+職業技術+經營管理水平”三向提升的內容性培訓體系。并需要在培訓后選出一批成績優異、潛力巨大的高素質農民人才作為隊伍領袖，以網格或區域為單位培養其形成專業化小分隊代表，通過新聞媒體的廣泛宣傳加以激勵表彰，形成以點帶面、以一帶十的比、學、趕、幫、超氛圍。

從培訓開發渠道上看，可建立高等農業教育資源數據庫，推進數據資源共享，邀請涉農高校專家、農業科技研究所高級技術人員或管理人員、電商或物流信息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大型農戶代表等人才擔任教育者，促使高素質農民在培育過程中得到更加務實的體驗感，增強培訓學習信心，另外，還可借由互聯網開發小程序、建立微信公眾號、設立主管人“信箱”網站專欄等方式廣開意見渠道，鼓勵高素質農民積極表達培訓開發訴求，使高素質農民真正“培”有所成。

（二）增量：以數字共鳴增強普通農民數字勞動能力與發展潛力，提升高素質農民增量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鄉村建設的基石力量仍是農民主體。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中指出，目前我國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 979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36.11%（國家統計局，2021），據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我國高素質農民數量達1 700萬人（農業農村部發展規劃司，2021），顯而易見，我國仍有大批普通農民擁有成為高素質農民的上升空間。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之際，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龐大農民群體在數字勞動能力加持下不斷適應知識密集型社會轉型升級的高技術要求，是成為高素質農民的必由之路。同時，數字勞動者用于數字勞動、數字生活或數字娛樂的數字平臺，唯有更新式、周期式地確保數字共鳴，才可實現數字幸福生活（溫旭，2022），數字勞動者要想產生強烈的數字共鳴需要鄉村中多樣化數字平臺與基礎設施，這些基本環境要素是農民產生數字共鳴的基石，也是數字鄉村建設的成果體現?？梢?，高素質農民的培育需要豐厚地能促使農民群體產生數字共鳴的數字鄉村底蘊，要在培育過程中促進農民獲得高效、愉悅的數字體驗，從而在數字共鳴獲得感中提升自身的數字勞動能力與專業素養，實現從普通農民到高素質農民的躍升。在此過程中，一要，加快數字鄉村建設，打造共鳴場域；二要，提高普通農民的數字基本素養，消弭“數字鴻溝”。

加快數字鄉村建設，首先，建立統一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網絡，構建一個城鄉一體、協同一致的數字基礎設施環境，為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加強鄉村基礎設施的規?；晟?，積極進行服務終端的數字化改造，促進5G 網絡全面覆蓋鄉村，讓廣大農民群眾享受到最新科技的便利條件；其次，建立一站式農民培育服務公開網站門戶，完善網格化管理云平臺，讓農民在“一朵云”上即可深度參與到農民培育的服務，通過數字信息共享潛移默化提高農民學習熱情，提升農民培育工程實施的效率；此外，提高數字鄉村建設中“硬件”與“軟件”的適配度，在基礎網絡平臺搭建后注意強化應用場景建設，以高科技、低門檻的農民培育軟件來降低普通農民與高科技場景的“隔閡感”，要在日常農產品加工與勞動過程中搭建完善的感、聯、知、控物聯網平臺，在科技實操中升級數字勞動能力，進一步加強數字勞動素質，促進農民自身向高素質農民看齊。

加強普通農民的數字基本素養是提升高素質農民質量的重要一環，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理念的進程中，具有數字勞動能力是成為一名符合時代發展的高素質農民“硬杠桿”。不斷融合數字經濟作為鄉村建設現代化增長點，要求農民培育過程必須契合發展趨勢，切實提升農民數字素養，通過激勵普通農民對創新與科技的追求緩解“鄉村滯后”現象。在培育普通農民時加強數字思維與數字安全培養，促使其轉變思維方式，從傳統務農理念轉為數字化務農理念，抓住數字鄉村建設發展關鍵時機，促進農村生產方式向數字勞動生產方式轉變；另外，加強對數字技能的培養，建立體系化培育流程，由易到難，從基本的信息檢索能力培育和數字農業的勞動工具操作能力培育，到數字化合作組織能力培育，均需注意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郭翔宇，2017），實現階梯式培育，真正為促進普通農民向高素質農民轉變貢獻實效。

（三）高效：以數字平臺實現分層分類全程培育與持續管理，提升高素質農民培育體系效益

培育高素質農民不是單向性的任務，而是循環性的系統過程，需要完整高效的培育體系與持續化的后續管理協同發力，促進高素質農民培育得到持續發展與長效收益。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數字化高效治理的訴求與日俱增，不斷激增的信息共享、業務協同、政策公開、管理服務等多種數字平臺將是未來我國各個領域的關鍵力量。

在高素質農民的培育過程中，合理利用數字平臺進行分層分類全程治理是重點任務。為滿足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與數字鄉村建設的需要，亟須牢固樹立“選育用”一體化培育理念（農業農村部，2022），推動高素質農民遴選、培育、使用各環節在數字平臺的系統連接下與國家“三農”政策有機融合。這就需要自上而下實現由國家到地方、由線上到線下形成“一張網”，通過數字平臺實現高效與模塊管理，根據不同層次的高素質農民設置有針對性培育課程，對培育的效益制定預期，還需注意對培育工作人員考評制度的制定，防止培育工作出現“偷工減料”，培育計劃方案切忌“唯效率”“唯利益”，要做到“分門別類”，著眼于培育計劃的針對性、持續性與示范性。不斷以新型數字技術更新各類數字平臺，促進數字平臺賦能培育全過程，培育德才兼備，數字勞動能力突出，愿為鄉村振興與農業現代化發展做出自身貢獻的高素質農民。

同時，數字勞動為高素質農民的持續化培育增添了創新內核，在培育后提供多樣的評估檢驗方式。在培育績效方面，可建立多維度、全層次的評估機制，除本批次高素質農民的培育工作者需參與評估，政府、培訓教師、其他農民等主體也是績效檢驗人，在月度、季度抽查之后需要及時利用交互數字平臺建立電子信息培育工作檔案，對所檢驗的高素質農民精準“畫像”，進行價值評價。改進績效考核方式，利用數字平臺提升考核效率，將“大幫”考核改為“一對一”考核，根據不同高素質農民的學習內容與不同階段設定考試方案，促進線上線下考核互補進行。在培育福利方面，只懲罰不獎勵會導致高素質農民喪失參與培育熱情，培育工作者可根據數字平臺的算法驅動與預測分析能力在經驗曲線上進行波動性評估，設立彈性福利保障平臺，也可建立激勵場景數據模型，在不同的激勵場景下賦予不同的福利待遇。需加強高素質農民的價值認可，運用數字算法在全國內建立人才供需鏈，讓人才持續發熱以反哺平臺，促進數字勞動與鄉村振興的雙向賦能。最后，要對培育成果大力宣傳，總結全國各地數字平臺賦能高素質農民培育的典型經驗和創新做法，運用主流媒體和新聞網站加以推廣學習，營造數字驅動引領鄉村建設發展的良好氛圍，在全社會激活數字勞動價值創造潛力，推動高素質農民培育形成可循環體系，持續向好發展。

五、結 論

鄉村振興中，人才隊伍是基石保障，數字技術是動力引擎，二者缺一不可。實現人才與科技的同頻共振，需要尋找共同的交互媒介。研究充分表明，在數字勞動視域下培育高素質農民具有理論價值、目標價值與耦合價值，同時二者交互可有效補足農村教育、農村空心化、農民勞動異化短板，有助于解決我國“三農”重要問題、并在復雜環境中發揮獨特的穩定性與及時性，具有重要的價值外延，能夠充分提升人才支撐力與數字技術驅動力，助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因此，要深刻把握數字勞動與高素質農民培育的契合點，著眼數字勞動賦能高素質農民培育的體系效益，實現高素質農民的“質量+數量”雙突破，為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奮力開創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局面提供堅實人才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