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及中國國際輿論斗爭敘事體系探賾*

萬立良

一、美國對華敘事：國際輿論博弈的話語表征

在國際信息傳播的后真相時代，事實并非傳播效果產生的充要條件，(1)高金萍、朱一達：《中國共產黨國際認同的生成機制與建構路徑》，《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第21—29頁。利用修辭手法整飾的敘事話語成為擴大傳播效力、影響公眾認知的輔佐要素?；赜^既往的全球信息格局，美西方國家對華的負面敘事和不實敘事充斥于國際輿論場域之中，并且，真偽交織的新聞信息更是極力將國際對華輿論引向攻擊性與污名化方向，這也使得對于國際輿論的關注與引導成為中國應對當代國際競爭的必要通路。自后疫情時期以來，西方國家(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多元信息主體沿襲國際輿論博弈的既往范式，共同生產與傳播辱華損華信息，以此向中國施加外部壓力。敵我界分論指出，敵人是潛在的存在，但當敵人被具體而準確地辨認出來的時刻，就是政治狀態呈現的頂點狀態。(2)[法]讓-盧普·薩曼：《蘭德公司(1989—2009)：美國戰略知識的重構》，張倩格、陳榆睿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頁。就此著眼，美國近來對華主動挑起的國際敘事正是一種立足國際輿論博弈的話語表征。

中美關系作為目前國際體系中為人矚目的雙邊關系之一，無論未來呈現何種走向，都將是影響國際秩序動態變化的重要因素，這就呼喚著學界從多個維度進行系統的闡述與研究?；厮葸^往研究，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就美國對華敘事研究的成果產出已為數不少，大致可分為以下三方面。其一，學者從具體議題或案例視角出發，就美國對華敘事進行“挖井式”的個案探究。賀先青發現拜登政府通過構建南?！巴恕锇殛P系”的敘事網絡遏制中國發展；(3)賀先青：《拜登政府的南海敘事邏輯、政策意涵與行為選擇》，《南洋問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5—132頁。美國空軍戰爭學院學者伯吉斯·斯蒂芬(Burgess.SF)認為美國對于中國南海問題的敘事意在尋求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力量“軟平衡”。(4)Burgess，Stephen F，“Rising bipola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American rebalance to Asia and China’s expansion”，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37，Issue 1，2016，pp.111-143.其二，學者以實證主義為分析路徑，揭示敘事內容背后的意識形態呈現。山秀蕾等指出美國對華安全敘事所塑造的“自我”與“他者”對立模式伴隨著“恒定正義”的自我與“邪惡他者”的想象；(5)山秀蕾、劉昌明：《話語轉向、安全敘事與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太平洋學報》2023年第7期，第31—44頁。美國學者離·馬蘭迪奇(Ion Marandici)同樣認同美國對華敘事中的“美式中心化”觀點，他發現2020年美國對華民粹主義話語的情感訴求和風險夸大敘事達到歷史頂峰。(6)Marandici，Ion，“A Second Cold War？Explaining Changes in the American Discourse on China：Evidence from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1960-2020)”，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8，Issue 1，2023，pp.511-535.其三，學者從美國對華敘事的實踐框架入手，就此提出未來的應對策略側重。龔靜陽發現美西方對華污名化敘事框架主要指向統一戰線領域；(7)龔靜陽：《美西方對華污名化框架下統一戰線話語和敘事體系構建：梳理與應對》，《統一戰線學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9—146頁。岳圣淞認為不同美國決策者的價值觀外交差異通過政策敘事的不斷重構得以連貫呈現。(8)岳圣淞：《圖式演繹、敘事重構與冷戰后美國對華價值觀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年第4期，第26—61+157—158頁。

誠然，既往研究成果涵蓋了多元分析角度，對于認知與理解美國對華敘事的歷程、特征、影響等要素均具有重要啟示，但就美國對華輿論的敘事機制探討、各種敘事主體在美國對華輿論中發揮了何種作用等問題，卻著墨不多。事實上，在美國的對外戰略傳播體系中，已明確將戰略敘事列為關鍵的戰術策略，從而達到對外制敵的戰略目的。(9)相關官方內容可見“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U.S. Army. Counter insurgency：FM3-24”，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June 16，2006，http：//fas.org/irp/dodder/army/fm3-24fd.pdf；PARUCHABUTR G，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through narratives，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2012，p.13.因此，文章結合后疫情時期美國對華輿論議題，從戰略敘事視角切入，分析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框架，從而拓展國際對華輿論研究的知識視野。

從實踐意義視角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創新發展了“兩個務必”思想，對國家建設提出了“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10)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頁.的新時代要求。面對目前國際輿論局勢多變、輿論技術手段多樣、涉華輿論議程多元的外部信息環境，中國需要厘清美西方國家對華輿論的敘事規律，從而更好地通過立意明確、結構完整的國際敘事體系向外傳播國家話語，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國際輿論斗爭中向世界公眾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實現全球公眾對中國的客觀認知。

基于上述內容，本文旨在探索以下問題：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如何？中國國際輿論斗爭敘事體系可以嘗試從何建設？知彼知己，謀定后動。分析美國信息主體在對華輿論博弈中合塑的戰略敘事機制，能夠助益中國更好地制定國際輿論斗爭策略，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目標營造良性有序的外部輿論環境。

二、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戰略敘事分析

(一)戰略敘事的理論緣起：軟實力理念的操作空間深化

21世紀以來，伴隨時代主題的轉變，傳統的軍備競賽于和平年代不再具有既往的威懾力與影響力，能夠影響公眾認知變化的話語敘事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陣地。就此，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信息時代處理國際事務的成敗取決于“誰講的故事更動聽”。(11)Nye J S，“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6，Issue 1，2008，pp.94-109.這一理念的提出為現代國家的綜合實力建設開辟了新領域，即軟實力建設。但后續研究者在對該理念的內涵深挖過程中發現，奈對軟實力理念的闡述雖然點明了國家敘事能力在國際傳播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但并未點明如何強化國家敘事能力。換言之，學界認為奈所創立的軟實力理念是一個“缺乏解釋力的混亂概念”。(12)Fan，Ying，“Soft power：Power of attraction or confusion？”，Place Branding &Public Diplomacy，Vol.4，Issue 2，2008，pp.147-158.

作為對軟實力理念的理論補充和實踐延展，戰略敘事理念的提出大大拓寬了其操作空間。有學者認為要使敘事具有戰略性，政治行為體需要選擇性地解釋過去、現在和未來(13)Yi Edward Yang，“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under Xi Jinping”，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0，Issue 128，2021，pp.299-313.，以構建國際輿論中的共同意義，從而塑造國內和國際行為者的觀念、信念和行為。(14)Miskimmon，A.，O’Loughlin，B. and Roselle，L， Forging the World：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8，pp.56-84.目前作為大國競爭的話語武器，戰略敘事已成為一種整合資源、塑造認知與爭取利益的“故事呈現”(storytelling)形式。(15)許晉銘、曹德軍：《國際關系中的戰略敘事及其影響機制探析》，《太平洋學報》2022年第8期，第26—34頁。通過戰略敘事，國家可以通過連貫的敘事模板向外投射歷史記憶、身份認同、爭論性共識與戰略利益，(16)曹德軍：《大國競爭中的戰略敘事——中美外交話語博弈及其敘事劇本》，《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5期，第51—79+157—158頁。從而服務于本國的國際政治目標。由是觀之，戰略敘事即是指國家政府基于本國的中長期政治目標或愿景，為實現政治目標而展示的故事性表達方式。(17)Miskimmon，A.，O’Loughlin，B. and Roselle，L，Strategic Narratives：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13，p.23.

按照戰略敘事關涉的議程維度區分，現有研究路徑可分為三類：一是微觀議題維度的戰略敘事。戰略敘事的議題敘事圍繞特定議程與具體事件進行錨定式敘述，通過對議題的故事描畫召喚國際公眾對敘事的利益認同，進而為本國的政治議題傳播營造輿論基礎，推動政治目標達成。二是中觀國家維度的戰略敘事。國家政府將戰略敘事作為故事講述的策略性手法，在融通一國的歷史、現在與未來的基礎上形成了全面立體的敘事格局。目前，“新冷戰”敘事正成為一種潛在的國家層面戰略敘事，這與部分發達國家意在壓制他國發展的國家霸權主義不無關系。三是宏觀國際維度的戰略敘事。全球化語境下，各國間進行國際輿論博弈的目標皆是要把辯證的分析掌握在手中。(18)[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戰略敘事作為國際輿論博弈中進行話語編織的有效機制，也是國家主體進行國際競爭的一種話語能動性體現。

基于戰略敘事的既往研究理路及本文研究主題特征，文章延續戰略敘事的宏觀國際敘事路徑，以后疫情時期美國對華輿論內容為研究對象，通過文本分析法分析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以避免對美國輿論博弈規律的認知誤差和戰略誤判。

(二)戰略敘事的理論解讀：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角

作為一種新的認識論和分析方法，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率先被運用到政治學、外交學等學科領域，有學者認為它對于分析國際信息傳播活動同樣具有研究適配性，如可以用作審視國際傳播實踐中媒介基礎設施所建構的行動者網絡與該網絡的變化背后隱藏的資本沖突、地緣政治、社會不平等。(19)陸國亮：《國際傳播的媒介基礎設施：行動者網絡理論視閾下的海底電纜》，《新聞記者》2022年第9期，第55—69頁。

溯源理論發展，行動者網絡理論由法國學者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等為代表的巴黎學派創立，主要包括三個核心要素：行動者(Agency)、轉譯(Mediator)和網絡(Network)。具體而言，在ANT理論中，行動者指任何通過制造差別而改變了事物狀態的東西，(20)吳瑩、盧雨霞、陳家建等：《跟隨行動者重組社會——讀拉圖爾的〈重組社會：行動者網絡理論〉》，《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8—234頁。行動者可以分為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也可以分為核心行動者和其他行動者。其中，核心行動者在行動者網絡構建中起主導作用。(21)[法]布魯諾·拉圖爾：《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著科學家和工程師》，劉文旋，鄭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頁。轉譯是行動者之間互動影響的關鍵環節，具體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即核心行動者用自己的語言把其他行動者的問題和興趣轉換出來的過程；二是利益相關化(interessement)，即核心行動者根據其他行動者的目標賦予其相應的利益；三是征召(enrollment)，即核心行動者盡可能把其他行動者納入到相關網絡中來；四是動員(mobilization)，即推動所有行動者在構建的網絡中發揮自身作用。(22)Latour，B，“Postmodern？No，simply amodern！Step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1，Issue 1，1990，pp.145-171.通過轉譯，行動者之間構建了“表達—認知—理解”的互動關系，最終形成利益網絡聯盟的狀態。(23)袁紅、李佳：《行動者網絡視角下突發公共事件的謠言協同治理機制研究》，《現代情報》2019年第12期，第109—120頁。

面對美國對華輿論博弈的多元議題及敵意敘事，既往研究雖然對部分美國對外敘事單元的敘事內容展開了分析，但并沒有站在更宏觀的結構視角分析美國對華輿論中多元行動者之間的敘事互動關系，從而忽視了國際輿論斗爭的整體性、互嵌性與流動性。學者謝元等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可以更加注重多元主體的結構與互動，避免以往研究中只注重一對或幾對社會關系的不足。(24)謝元、張鴻雁：《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下的鄉村治理困境與路徑研究——轉譯與公共性的生成》，《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70—75頁?；诖?，本研究認為就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分析需要放寬研究視野，不僅要強調國際信息傳播過程中的多元行動者角色，同時需關注各戰略敘事主體之間如何相互協作，實現資源整合的過程。

綜上所述，行動者網絡理論之于本研究的適配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為主體的理論適配。美國對華輿論的敘事主體多元，ANT基于現實主義思路，主要關切互動網絡中的復合關系，并不明確區分行動中的主客體屬性，這種敞式景觀的理論特征極其契合美國對華輿論中戰略敘事主體的“復調化”特點；二是ANT側重對創新實踐的理論解釋。ANT強調應當觀察“正在形成的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而不是“已經形成的科學”(ready-made science)或者“既成科學”(all-made science)，(25)劉文旋：《從知識的建構到事實的建構——對布魯諾·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的一種考察》，《哲學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8—125+128頁。即其將創新視為轉譯過程(innovation as translation process)的出發點。(26)肖鱈桐、方潔：《內容與技術如何協作？——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下的新聞生產創新研究》，《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1期，第99—118頁。目前，美國對華輿論中的戰略敘事內容及主體尚處于持續迭代階段，立足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剖析各行動主體間復雜的互動關系，能夠就其動態過程中的本質規律進行發掘與歸納。概言之，研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為分析框架，嘗試將國際輿論博弈中的多元行動者充分納入到一個交互性的分析架構之中，從而檢視各主體間的敘事關系及敘事張力。

三、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解析

(一)戰略敘事目標：操控國際輿論干擾中國發展穩定性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了民族國家建構基礎，而隨著大眾媒介的勃興，國族意識、民族主義的興起，形成了國家間“想象的共同體”。(27)沈悅、金圣鈞：《從軟實力到“暖實力”：中國國際傳播理念創新的話語、維度與愿景》，《東岳論叢》2023年第2期，第62—75頁。中美雖同屬全球共同體，但美國歷來對中國表現出深刻的矛盾心理，(28)Charles，T，James A N，“The Polls-Trends：American Ambivalence Toward Chin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65，Issue 1，2001，pp.124-138.這在美國近兩屆政府執政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2021年2月4日，拜登上任14天便在講話中強調美國的領導地位必須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與美國競爭的野心，要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外交、人權、知識產權、海洋權益、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及國際領導權等各領域與中國進行“系統競爭”。(29)Joe Biden，“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The White House，February 0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公布了上任后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報告中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并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推進目標的競爭者”。(3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The White House，October 1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3年2月，美國政府將民用氣球定義為“間諜氣球”，借由“氣球事件”操縱國際輿論抹黑中國。2023年6月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美國空軍學院畢業典禮上演講時再次炒作涉華議題，聲稱“美國不尋求與中國沖突或對抗……但已經為激烈的競爭做好了準備。我們將捍衛我們的利益，捍衛我們的朋友，捍衛我們的價值觀”。美國政府的偏向性敘事從國家層面將中國界定為美國發展的最大障礙，持續分離中美關系，推動對華國際輿論的觀點極化。

究其本質邏輯，美國對華戰略敘事的目標在于通過負面敘事引導對華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進而干擾中國發展，達成美西方霸權的國別凌駕。事實上，美國對華戰略敘事的持續極端化與負面化走向都與其國家利益觀有著密切關系：尋找外在敵人“轉嫁危機”、促成內部團結是美國穩固國家利益的一貫做法。蘇聯作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頭號敵人”，也曾是美國對峙時期最長的外部敵人。二戰結束后不久，美國就開始利用各種媒介渠道在全球范圍內污名化蘇聯的敵人形象，給蘇聯貼上“邪惡帝國”的標簽。積年累月的戰略敘事使蘇聯成為美國民眾心中“最邪惡也最具威脅的敵人”，這種“敵人”塑造的歷史后果便是當今美國民眾對俄羅斯國家形象的負面評價。而早在世紀之交，與中國相關的負面敘事也曾短暫地被美國政府提及，但“9·11事件”和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事件的相繼發生，使得國際恐怖勢力成為美國公眾注意力的更大焦點。后疫情時期，“中國威脅論”等敘事被再次重提，這既順應了對華強硬派的國內意見，也意在獲得中間派和反戰派的群體支持，進而統合國內對華輿論，助力美國在對華輿論博弈中的權力利益攫取。

(二)戰略敘事主體：以美國政府為主、媒體與知識精英為重

依據行動者網絡理論，行動者可分為起主導作用的核心行動者和被主導的其他行動者。在美國對華輿論中，敘事行動者主要以精英機構與精英人群為主，呈現出核心行動者(美國政府)及受到政策影響的其他行動者(媒體組織、知識精英)交織互動的對華敘事圖景(見圖1)。

圖1 美國對華戰略敘事主體及關系圖

政府層面，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國家情報體系、國會等行政立法機構是政府對華輿論博弈的導向者。其中，又以負責外交事務的美國國務院為戰略體系核心。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克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公開將中國稱為美國第一次面對的“非白種人對手”。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政府沿襲了前任政府的對華政策理路，美國國務院于2022年12月16日專門成立了“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簡稱“中國組”)，旨在為落實美國對華競爭的目標服務。事實上，在美國國務院成立“中國組”前，美國眾議院(2020年5月)、國土安全部(2020年7月)、國防部(2021年2月)都已經相繼成立了針對中國的小組部門。美國政府成立諸多應對中國的工作小組和單位意在從多角度釋放政府偏向，渲染損華輿論，進而為從多方位遏制中國發展鋪墊前期話語敘事。

美國政府負責釋放對華輿論博弈的信息內容與價值偏向，美國媒體則擔綱了擴大政府聲浪、呼應美國乃至全球公眾關注與支持對華戰略敘事的關鍵角色。在報道國際新聞時，美西方媒體經常會以新聞敘事的客觀真實作為說辭，提出要捍衛全人類的民主和自由，然而本質上都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31)[美]愛德華·S.赫爾曼，[美]諾姆·喬姆斯基：《制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邵紅松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頁。美國社會雖然將媒體視為三權分立政體外的“第四權力”，對政府享有獨立的監督權，美國媒體也對外宣稱自身的相對獨立性，但美國媒體實質上也是美國政治目標的合謀者。正如美國學者沃斯伯恩(Wasburn，Philo C)指出，盡管美國新聞媒體上的國際新聞豐富多彩，它們其實都始終致力于“生產并不斷再生產一個相當一致的美國形象”。(32)Wasburn，Philo C，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News：We’re Talking About Them，They’re Talking About Us，State of Tennessee：Greenwood Pub Group，2002，p.19.目前，美國政府已加大對于媒體的戰略資助，強化其在對華輿論中的發聲本領。據美國全球媒體署(“美國之音”主辦機構)2024財年預算顯示，美國政府相較2023年增加撥款5930萬美元，用于資助其對華國際輿論工作。(33)“USAGM FY24 budget responds to growing threats to information”，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March 13，2023，https：//www.usagm.gov/2023/03/13/usagm-fy24-budget-responds-to-growing-threats-to-information/.

作為連接知識與權力的橋梁，美國知識機構及學者在美國決策、輿論等方面發揮重要影響。美國對華輿論中的知識機構具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民調型機構。民調機構通過數據分析等手段影響國際輿論，制造對立方的負面形象，往往借“科學之名”行“污名之實”。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將“抹黑”歸納為三步：第一步是挖掘目標的政治黑料；第二步是把黑料送給民調專家，由他們精確測算對于受眾最具破壞性的黑料；第三步是策劃團隊將民調專家通過調研測算的結果進行包裝，將最具破壞性的兩三件黑料投放給媒體，甚至定向傳遞給受眾個體。(34)Castell，M，Communication Power，2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97.另一類則是智庫型機構。近年來，“中國學”成為美國智庫“中國問題政策分析”的主流范式。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20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顯示，排名前十的美國智庫中，就包括蘭德公司、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研究所等涉華議題研究密集、報告成果與政府態度相似度高的美國智庫。以最負盛名的蘭德公司為例，其前身是美國冷戰時期的研究機構，創辦宗旨即是在冷戰中為美軍提供軍事服務，為政府“增權益能”的實踐屬性使其難以擺脫權力影響，也無法做到其標榜的發出“理性聲音”。在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體系中，美國知識機構和學者以“理性分析”的知識生產作為自身的戰略貢獻，為美國政府的政治話語提供理論支撐，作證美國對華攻勢的必要性。

(三)戰略敘事過程：多行動主體由分到合的轉譯合謀

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轉譯是行動者網絡得以形成并能夠動態保持穩固的根本原因，(35)王增鵬：《巴黎學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解析》，《科學與社會》2012第4期，第28—43頁。所有行動者都處于轉譯和被轉譯之中，不同的行動者通過彼此“轉譯”達成共識。通過戰略敘事，美國政治鼓噪者融通了“中國威脅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戰略意義，并將自身戰略目標編織進一個個獨特的故事中進行全球傳播，以此大范圍地影響民眾認知，使信息接受者從戰略敘事中看到輿論目標，進而形成相近的政治追求。本節選取美國對華輿論中的“TikTok出售門”為案例視角，呈現完整的戰略敘事過程。

首先，框定戰略話語，通過搶占敘事定義權圈定戰略敘事的目標范圍。斯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在《權力：一種激進的觀點》中提出的三維權力觀理論認為，擁有權力者能夠塑造人們的觀念、認知和喜好，使人們接受他們在既有秩序中的地位，把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合法化、自然化。(36)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Basingstoke：Macmillan，2005，pp.1-68.美國借由各類信息傳播渠道，以自上而下的信息權力關系與傳播關系向外擴散戰略敘事的框定功能，最終體現為對TikTok議題的敘事定義。2020年7月17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平臺Twitter(現名X)發文：“TikTok已被發現會監控用戶手機剪貼板上的內容。應當簽署禁止TikTok的請愿書?！边M一步，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于7月22日投票通過了“禁止在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的法案。7月31日，特朗普又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宣布將封禁TikTok。根據美國對于TikTok議題的戰略敘事內容，其重點突出TikTok的信息安全威脅，認為TikTok的數據收集方式會泄露美國用戶的個人和專有信息，號召美國司法及民眾共同抵制TikTok。美國對于TikTok議題的敘事框定，既突出了相關敘事者在話語關系中的主體地位，亦圈定了TikTok議題的矛盾焦點，使得敘事第三方對于TikTok安全問題的涵化式接受。

其次，凸顯戰略利益，強化對華戰略敘事的說服力與參與度。當下主權國家追求的國際承認是一種建構主義意義上的承認，即通過不斷地輸出信息，說服國際社會認可其國家或政府以及意識形態。(37)任孟山：《國際傳播與國家主權——傳播全球化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頁。付諸戰略敘事實踐，美國敘事主體的話語目標重點在于通過突出戰略的利益相關性吸引受眾參與，以此達成塑造公眾認知與影響輿論走向的說服效果。自特朗普政府宣布對TikTok進行抵制后，美國商務部又宣布將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等理由對TikTok進行極限施壓，并給出直接封禁平臺或將業務低價出售給美國公司兩條“出路”。美國政府部門的敘事背書為美國企業的利益爭奪鋪設了通路。8月1日，CNN等美媒報道稱微軟有意并入TikTok在美業務并已與字節跳動進行并購商談。微軟官方網站在隔日發布的通告《微軟將繼續討論購買TikTok在美業務》中表示：“微軟準備繼續談判在美收購TikTok事宜，感謝特朗普親自參與收購‘TikTok’！”作為對資本行為的回應，特朗普于8月3日再次恐嚇TikTok必須在9月15日前賣給美國企業，否則必須關門。概言之，美國對華戰略敘事借由強調共同利益達成主客體之間的敘事恰合，以此增強敘事內容的參與效果。

再次，征召戰略主體，擴大戰略敘事利益網絡范疇。征召盡可能多的各方行動者參與利益爭奪，形成行動者合力是完善戰略敘事網絡的動力源。作為美國對華戰略敘事的核心行動者，美國政府借由各種傳播手段整合了其他行動者的對華目標和話語態度。8月7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表示，任何在45天內仍與TikTok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都將受到制裁，迫使字節跳動從TikTok撤資。8月14日，特朗普再次簽署行政令延長了TikTok的業務出售時間，要求字節跳動在90天之內出售或剝離TikTok的在美業務。并且，《紐約時報》等美媒報道，特朗普明確表示不傾向允許一家美國公司收購TikTok在美業務并在美運營。這意在為其他利益爭奪主體的參與留出準備時間與談判空間，如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認為中國竊取了美國的核心技術，并積極推動TikTok封禁的一系列舉動。美國政府通過戰略敘事發起政治鼓動行為，拉攏其他行動主體的行動參與，以此擴大了戰略敘事的利益網絡。

最后，擴散戰略敘事，構建對華敘事同盟。后結構主義理論學者詹姆斯·鮑爾·吉(James Paul Gee)認為，話語帶有政治性，在使用中處處能夠透露出人們的社會身份、政治態度等，能夠“創造和建構了我們周圍的行為和世界”。(38)Paul G.J，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 London：Routledge，2000，pp.2-11.在“TikTok出售門”事件發酵后期，美國在國家外部通過戰略敘事形塑話語認同，影響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公眾想象，如印度政府于2020年7月封禁TikTok在印市場運營即是例證。在國家內部，美國對華戰略敘事既形成了話語強制，也通過敘事話語塑造了群體內部共識，形成對外的戰略合力。于此目標導向下，數字技術成為美國向外擴散對華戰略敘事的隱蔽途徑。據美國斯坦福大學網絡觀察室報告顯示，美國在社交媒體上搭建了針對中國的巨大宣傳網，通過設立虛假賬戶、傳播相似內容、制造話題熱度等手段，發動政治宣傳和造謠行動，其中不乏與中國科技公司相關的宣傳主題。綜合來看，美國借由共識性話語凸顯戰略敘事的主體姿態，進而構建對華敘事同盟，向中國施加外部輿論影響。

(四)戰略敘事后效：構建敘事同盟網絡，壓制中國話語空間

行動者網絡是由諸多行動者通過共同行動構成的利益一致性關系，進而形成合力推動目標實現。在美國對華的戰略敘事中，多元行動者經由戰略敘事轉譯搭建了敘事同盟網絡，以此推動其壓制中國國際話語空間的目標落地。文章認為，美國建構的對華戰略敘事同盟網絡具有固化西方公眾對華態度、壓制中國國際信息傳播空間、阻礙美國民眾客觀認知三重效應。

固化對華態度，強化西方公眾的刻板印象。自特朗普政府時期起，美國便將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認為中國崛起正在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以此獲得更優的國家發展空間。美國自封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借此開始主動關涉中國的內部發展問題與外部國際關系，企圖破壞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友好合作，收縮中國在全球話語場中的國家空間，例如，美國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合作計劃都進行了負向評價，呼吁他國遠離相關議題。并且，美國媒體也借由各種觸發性事件大做文章，進一步污名化中國的合法行為，如美國三大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對涉華新冠病毒疫苗的報道都缺乏客觀公正，將中國對外提供疫苗與“政治野心”相聯系。(39)高金萍、劉媛媛：《講好中國疫苗故事的策略研究——基于美國三大報涉華新冠肺炎疫苗報道的分析》，《國際傳播》2021年第4期，第17—33頁。拜登政府上臺后，其在前任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展“有罪推定”的基礎上，將中美競爭的國際博弈落地為一種既成事實。政府層面的戰略指向很快受到美國輿論信息主體的呼應，美國文字媒體(報紙、通訊社、學術刊物等)、電視媒體(CNN、Fox、ABC等)、智庫機構等競相參與其中。美國對華戰略敘事使得中美競爭格局中的輿論議題復雜化，其使用的“威脅國家”“信息竊取”等污名化敘事也進一步固化了西方公眾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強定敘事角色，壓制中國國際信息傳播空間。美國在對華戰略敘事中進行了分類別的國家定位，這旨在借由界定敘事角色凸出美國在全球信息傳播中的支配性地位。具體而言，美國將中國界定為改造全球秩序、干擾他國發展的“破壞者”；將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及地區界定為中國“威權主義”的“受害者”；將自身則塑造為維護現有全球秩序、倡導公平正義價值的“英雄”國家。立基于此，美國在中國內政與外交兩個維度上進行了敘事角色“落地化”。在中國內政維度上，“國際規則”“負責任國家”等概念是美國干擾中國內部政策的常見敘事主題。如拜登曾在國會發言中提出，美國要聯合西方盟友，“讓中國負責地遵守規則，不管是涉及南?；蚴顷P于臺灣的協議，或者其他一系列問題，都遵守規則”。(40)Joe Biden，“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The White House，March 25，2021，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在中國外交維度上，后疫情時期，俄烏兩國的地緣沖突成為美國大做中國文章的新議題。如由美國國會出資建立的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認為中國提出的“對話解決沖突”等和平倡議純粹是一種站邊行為。(41)“Blinken Assails China’s ‘Alignment with Russia’ over Ukraine Invasion”，Radio Free Europe，November 15，2023，https：//www.rferl.org/a/blinken-china-russia-talks-wang/31936167.html.美國的敘事角色認定是一種“雙標式”的戰略敘事實踐，這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國的外部信息場，從而壓制中國的國際傳播信息空間。

催生涉華陰謀論，阻礙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客觀認知。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社會中，人們受認知能力的局限、信息的不充分等諸種因素的影響，很容易產生錯誤知覺。(42)[美]羅伯特·杰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71頁。正因為美國政府、媒體等機構組織對于中國相關信息的間斷性與碎裂性呈現，美國公眾對于中國的認知往往存在邏輯接洽和事實認知上的不足，這直接催生了涉華信息的“灰色地帶”，這為涉華陰謀論提供了生發土壤。例如，后疫情時期，美國政府提出的“新冠溯源論”等涉華陰謀論盛行，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涉華智庫報告也為“新冠溯源論”的壯大提供了“科學依據”，部分美國公眾將新冠病毒識別為中國克制美國的“病毒武器”。陰謀論盛行的輿論環境最終導致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認知持續負向化，對比美國蓋洛普調查(Gallup poll)近五年的數據，易見美國民眾對中國持積極評價的比例持續下降并已至歷史最低點(從2018年的53%到2020年的33%，再到2023年的15%)，視中國為敵人甚至是“頭號敵人”的美國民眾大幅增加。不可否認，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認知與美國政府對華戰略敘事中的陰謀論內容有著緊密聯系。

綜上，文章就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進行了整體性解析(見圖2)，為理解負面敘事縱深化的國際輿論博弈格局提供了新的認知框架。

圖2 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

四、構建中國國際輿論斗爭的敘事體系

全球傳播時代以來，諸多國際事件業已證明，國際輿論場中話語權的不平衡分配與持續性博弈往往正是國家間的現實利益沖突的顯像表征。正因如此，國際輿論斗爭也存在著不進則退的一般規律。(43)林斯嫻：《新時代大周邊輿論環境研究：結構、特征及啟示》，《太平洋學報》2022年第11期，第82—91頁?；诖?，結合上文對于美國戰略敘事機制的分析及過往中美輿論斗爭實例，研究認為未來中國國際輿論斗爭的敘事體系建設可從敘事主體、敘事技巧、敘事渠道、敘事對象和敘事目標五個維度具體展開，從而在國際輿論斗爭中向世界公眾展示中國形象，傳播中國聲音。

(一)敘事主體：以復調化形式聯動國際輿論斗爭力量

國際競爭背景下，進行國際輿論斗爭是應對國際對華敵意敘事的正向舉措，而聯動各類敘事主體則是推動國際輿論斗爭敘事體系構建的內生力量。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認為：“戰爭中的斗爭不是個人之間的斗爭，而是由多個部分組成的整體間的斗爭?！?44)[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李傳訓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因此，面對美國現已形成的以政府為主導、多主體共同參與的“全方位”對華戰略敘事機制，中國尤須在國際輿論斗爭中敞開溝通交流的渠道與平臺，征召更多國際敘事主體的積極參與。具體而言，中國國際輿論斗爭應建立以維護本國政治形態為核心、官方機構與民間組織共同參與的合作敘事關系。目前，在黨和政府層面的官方力量外，媒體組織、智庫機構、民間交流組織等主體均已成為國際輿論斗爭的中堅支柱。并且，隨著全球傳播主體的衍化，民間個體也逐漸成為國際輿論斗爭的重要力量。2020年3月下旬，歐美部分機構和企業借口人權問題抵制中國新疆棉花，制造對華輿論議題，中國插畫師團隊烏合麒麟創作了漫畫《血棉行動》(Blood Cotton Initiative)予以回應，漫畫將大量西方企業的品牌符號和媒體符號置于黑奴采摘棉花的血腥場景之中，以此隱喻美國的血腥發展史。這幅隱喻嘲諷漫畫引發國際輿論高度關注，并被路透社等國際主流媒體大量轉發，成為中國國際輿論斗爭的典型案例。

需要明晰的是，各敘事主體在合作敘事過程中應注重輿論斗爭內容的自洽與續洽。所謂自洽，是指敘事主體的發布內容及風格應當與主體特性相適配，續洽則是指敘事主體的發布內容應當與官方話語保持邏輯一貫和上下一致。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指出：“講究輿論斗爭的策略和藝術，提升重大問題對外發聲能力?！?45)《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人民日報》2021年6月2日，第1版。發揮各類敘事主體的共同力量，是推動國際輿論斗爭敘事體系構建的出發點，更是提升對外發聲能力的著力點。

(二)敘事技巧：在拆解對華輿論議題中傳播中國話語

從19世紀的“三社四邊協定”(Ring Combination)到20世紀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The McBride Report)，再到如今的“賽博空間霸權”(Cyberspace hegemony)，世界新聞信息場一直以來都按照西方國家的利益訴求被切割分配，其中，美國又成為最大的利益搶占者。依靠國際信息傳播體系建設的先發優勢，美國將“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定型為自身在國際信息場中施行霸權主義的固定模式。沿循既成模式，美國對華輿論博弈往往是將“黑色宣傳”與“灰色宣傳”進行雜糅，借由“議題搭車”的信息議程設置手段向中國拋諸復雜多變的“輿論包”。

面對此種情況，中國對外輿論斗爭主體不能存有“畢其功于一役”的速戰想法，而要充分考量輿論議題的雜合性及其次生危害性，抓住關鍵痛點，一事一議，逐個擊破。2021年11月5日，新華社發布了題為《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對中國的惡意誹謗與事實真相》的通訊文章，(46)《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對中國的惡意誹謗與事實真相》，新華網百家號，2021年11月6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715609251562350230&wfr=spider&for=pc.對“美方聲稱新冠肺炎聚集性病例最早在武漢出現”“美方誣稱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泄漏新冠病毒”“美方誣稱中方在疫情暴發初期掩蓋真相”等22條惡意誹謗及14項美國治疫不當做法(如“美國放任游客向他國輸出病毒導致當地疫情暴發”)進行了詳細陳述與對比梳理，文章采用擺事實、講邏輯、附論據的闡述方式將對華輿論議題一一拆分，直觀比較謬誤與真相，將中國話語內嵌于國際輿論斗爭的議題拆解之中，借美國對華的輿論關注度進行中國話語的海外傳播。

(三)敘事渠道：聚焦社交媒體與平臺媒體的信息觸達

立足信息技術更迭的數字傳播語境，具有更強數據交互性和受眾交際性的社交媒體和平臺媒體已然超越了報紙、電視等媒介工具，成為國際輿論斗爭的主渠道，而對于社交媒體和平臺媒體的主權把持也成為西方國家維持信息霸權、擴大對華輿論影響力的新領域。目前，美國已強化了對于中國出海平臺的鉗制與打壓，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壓縮中國社交媒體和平臺媒體的海外落地空間，意在逼迫其從美國市場退場。上文引證的TikTok即為美國重點限制對象。自2020年8月的“TikTok出售門”到2023年5月17日美國蒙大拿州成為首個頒布“禁止使用TikTok”正式法案的地方州，TikTok始終深陷美國政府的權力裹挾。二是嘗試削弱中國對外傳播主體在國際媒體平臺中的信息可信度和傳播力。2023年9月，美國社交媒體平臺臉書的母公司Meta宣布已刪除7704個臉書賬戶、954個頁面和15個群組，原由是它們可能在傳播親華信息。

美國對于新興媒體的持續關注正說明了數字媒體在國際輿論斗爭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這與西方國家民眾信息消費習慣的變化密不可分，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大約有33%的30歲以下美國成年人定期從短視頻社交媒體TikTok獲取新聞信息。(47)“More Americans are getting news on TikTok，bucking the trend seen on most other social media sites”，Pew Reach Center，November 15，2023，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1/15/more-americans-are-getting-news-on-tiktok-bucking-the-trend-seen-on-most-other-social-media-sites/.因此，建立多維完整的國際傳播矩陣和海外平臺體系，是對西方公眾實現直接影響，從內部打破美國政府營造的對華“信息繭房”的可行路徑。目前，CGTN等國家媒體已完成在海外媒體平臺的賬號入駐，但也需要加強更多非官方信息傳播主體加入，進而以社交媒體和平臺媒體為數字基點進行輿論斗爭，向西方國家受眾傳播立體真實的中國聲音。

(四)敘事對象：重視與中國邊海相鄰近的地區及國家

使用挑撥離間的方式擾亂地區形勢、破壞國家間的有序關系是美國對華輿論戰的常用手段，如南海爭端(涉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釣魚島爭端(涉及中日關系)、黃巖島沖突(涉及中菲關系)等邊海問題中均可見美國在幕后的敘事助推。其中，釣魚島爭端是印證美國參與挑撥中國與邊界相近國家關系的重要例證之一。美國政府和媒體在涉及釣魚島爭端的表態和報道中，明確表達美國對日本的支持立場并聲稱《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島，又關注中日在釣魚島周邊的軍事活動，渲染日本對中國在釣魚島周邊行動所表示的擔憂。面對美國在釣魚島爭端事件中的“推波助瀾”，中國外交部通過歷史梳理明確了地區歸屬問題，并借由每日例行記者會向中外媒體表達了中國立場，進行輿論反制。(48)《外交部就美國防長涉南海言論、釣魚島問題等答問》，中國新聞網，2015年4月8日，https：//www.chinanews. com.cn/m/gn/2015/04-08/7193048.shtml？from=androidqq.

實際上，全球信息的聯動互嵌使得國際輿論具有明顯的“介導效應”。順此思路，對于信息強權國家的國際輿論斗爭能夠間接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效果。大道不孤，德必有鄰。中國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際輿論斗爭過程中，側重回應與中國邊海鄰近國家及地區相關的涉華輿論，這一方面能夠強調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維護國家完整統一的執政理念，另一方面能夠鮮明表達中國對于涉及本國領土爭議問題的堅定態度，從而在國際輿論斗爭中實現維穩周邊發展環境、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敘事成效。

(五)敘事目標：立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達成敘事共意

走進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各類地緣政治沖突事件的全球危害性不斷擴大，如果美西方國家依舊只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而壓制他國正當話語的自由表達空間，最終任何國家都將無法獨善其身，國際輿論場也必將永遠亂象不止。恩格斯曾言：“因為我們對手說黑的，我就說白的——這純粹是服從對手的規則，這是一種幼稚的政策?！?4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37頁。著眼可能深化的國際輿論亂局，雖然美國以零和博弈思維編織對華敘事，但中國在進行國際輿論斗爭中除了指出美國對華敘事謬誤外，不能“應美而動”采用敵意性態度與敵對手段進行敘事實踐，而應以人類共同價值為主旨進行共情式敘事，進而達成國際合作的共意溝通。

中國在應對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過程中，要轉換國際輿論斗爭的話語思維，立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西方國家的霸權話語框架，向世界公眾傳播中國的和合話語框架。具體而言，一是突出和平發展的價值觀內核，增進中國理念與國際議題的銜接。目前，國際輿論場中的現實焦點之一便是地區沖突，但戰爭對于地區人民的傷害后果卻囿于信息強權國家的意識形態偏見而難以得到世界各國的及時關注。由是如此，中國在進行國際輿論斗爭的過程中，應當以現實行動傳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表達自我立場，為受困國家的民眾發聲，展現對于世界人民的關切與友好。二是強調全球發展的共通性問題，呼吁應對“共同敵人”。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Ulrich Beck)認為，在風險社會中，未知的和意外的后果將成為歷史和社會演進的主導性力量。(50)[德]烏爾里?！へ惪?、[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0頁。目前，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復雜議題都是涉及世界各國的普遍性風險，中國需要在國際敘事中強調相關議題，推動關涉各國的共同問題成為國際輿論討論的未來焦點，進而在對問題的攜手治理中推動人類共同家園的向善建設。

五、結語

2023年1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舊金山中美元首會晤中提出了“舊金山愿景”，并指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愿景所內涵的“五個共同”提議為中美兩國的雙邊關系建設指明了新的航向，也意在呼吁美國能夠與中國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安全和繁榮。卻顧所來徑，面向新愿景。在未來的中美關系建設中，中國同樣不能松懈斗爭思想，繼續為中國合理關切發聲，為中國人民利益發聲。正如毛澤東所言：“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5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因此，開展未來的中美合作要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式方法，必須斗爭的就作斗爭，可以團結的就講團結。

著眼具體行動實踐，美國政治科學協會主席約翰·奧爾德里奇(John Aldrich)研究發現，在美國政體內部，無論是民主黨抑或共和黨，美國政客都傾向于在競選中“打中國牌”來應對選民的焦慮情緒。(52)John Aldrich，Jie Lu，and Liu Kang，“How Do Americans View the Rising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4，Issue 92，2015，pp.203-221.隨著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日益臨至，美國對華的不實敘事及污名化敘事可能呈現又一高峰，屆時中美輿論斗爭勢必繼續存在。在國際對華輿論博弈局勢愈發嚴峻的信息環境下，中國若要進一步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向世界公眾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國家形象與執政黨形象，便不能消極坐等國際輿論平衡，奢望既有掌握話語權的國家“拱手讓權”，必須把握機會主動發出本國的聲音。(53)新華通訊社課題組：《學習習近平關于新聞輿論的重要論述》，北京：新華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頁。因此，在中美雙邊關系發展與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的長短期議程交織背景下，中國需繼續關注美國對華輿論的戰略敘事機制，構建中國國際輿論斗爭敘事體系，及時正本清源，避免落入美國內部沖突的“墊背陷阱”。(54)趙鼎新：《“創造性破壞”與“墊背陷阱”——美國的性質與中國的應對》，《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第30—42+158頁。如此，方能助益中國在國際輿論斗爭中的應勢而動與順勢而為，為中國發展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的同時，推動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