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創新價值

姜 長 云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北京 100038)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茖W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創新價值,有利于全面落實高質量發展這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一、 “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命題是對現代化理論的繼承和創新拓展

長期以來,國內外現代化研究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不同的學者或是結合自身的專業領域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或是結合所在國家、地區需求進行探討。這些研究往往或多或少地體現了其時代背景和發展要求,打下所處時代的深刻烙印。盡管這些研究在許多方面仍然是見仁見智,難以做到完美無缺,但秉持求同存異的包容心,學術共識和趨同點日益增多,理論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在總體上呈現出增強趨勢,且不同研究之間往往具有更強的互補性。

現代化往往具有兩重含義。作為動詞,現代化意味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動態復雜轉變和歷史進步過程,涉及從經濟到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人等多維度多層次的系統性變革,體現所在國家(地區)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發展前沿水平的努力和過程。作為名詞,現代化體現的是社會高度發達的目標狀態,通常在“現代化”之前增加“實現”二字,有別于傳統社會的“現代性”;實現現代化意味著建成現代社會,具備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有人將現代化的實現大致分為3個階段,即現代化實現起飛的階段、現代化走向成熟的階段、高質量的現代化建設階段[2-3]。

現代化還是個國際比較的概念。一個國家是否實現了現代化,還需與發達國家比較,看其是否具有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這不是可以主觀臆斷或憑空自封的。吳忠民認為,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生產能力的巨大飛躍、復雜健全社會的形成、以人為本程度的不斷加深、大量社會風險的出現和多樣化發展模式的形成,具有經濟發達、社會高度分化和整合、社會成員自由平等、世俗化和高度的城市化、開放化、知識化等基本特征[3]。因此,各國現代化往往有其共同特征,盡管不同的研究者對這種共同特征給予了各有側重的歸納,但這些歸納在內容上大同小異。舉例來說,關于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不管研究者有什么認識分歧,但現代化應該包括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應該體現在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上,這應該是個共識。盡管不同國家由于資源稟賦和發展的時代要求有別,推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具體路徑和推進重點有所差別,但通過科學技術現代化克服資源稟賦的局限,并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應該是共同的。國內外關于現代化評價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對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的認識,正如鄧智平等指出的,“一個國家現代化實現程度的評價,實際上是對處于世界何種位置的評價,也就是相對水平的定性和定量評價”[2]。

但是,現代化的發展也要重視國情(地區情況)、發展階段和時代要求,科學把握其所處的歷史方位,注意塑造所處國家(地區)現代化的具體特色。因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日益重視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多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作為后發型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的現代化需要把先發型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階段繼起的“串聯式”過程,轉化為現代化不同階段空間并存、交織疊加的“并聯式”甚至是“疊合式”過程。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工業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在加快演進”。此外,推進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也要重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差異懸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代化發展基礎,這往往是現代化模式和路徑差異或國家特色的重要解釋變量。正如吳忠民指出的,民族傳統“既不是‘過去化’了的東西,也不是‘未來化’的東西,而是一種通貫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東西”?！昂侠韰^分特定的時代內容和特定的民族傳統,是合理理解現代化模式的關鍵所在”,多樣化的現代化模式不僅使得現代化建設有了具體的載體,現代化建設也因此具有了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共同體支撐力量[3]。據此,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了。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1],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在我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不注意基于國情和時代要求的中國特色,只重視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趨勢,則容易出現對先行國家現代化道路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的問題,難免出現引進國外經驗和制度時“生搬硬套”“水土不服”的現象,影響我國現代化道路和推進模式的本土根植性,甚至在相關戰略、政策和對策選擇中難以規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問題。尤其是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動蕩變革期,盲目引進國外經驗和制度,不注意消化吸收再創新,容易加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過程面臨的風險挑戰。但如過度強調基于自身國情的中國特色,不注意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有可能導致我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與世界現代化的共同經驗、普遍趨勢南轅北轍,與處于世界發展前沿的先行國家缺乏推進現代化的可比性;甚至為短期工作的便利刻意避重就輕、躲堅避難,導致我國推進現代化的選擇難以體現戰略前瞻性,導致我國推進現代化的成效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國內民眾的廣泛認同;也容易導致我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難以拓寬視野,不利于創新現代化的推進思路、選擇方式和實施路徑,規避先行國家走過的彎路。在我國推進現代化的實踐中,有些地方以強調中國特色、區域特色為借口,不惜自降標準,甚至采取一些反市場化舉措,實際上也是不尊重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的體現。如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趨勢,都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有些地方在推進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過程中,用政府行為替代市場選擇的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有的甚至不惜采取畫地為牢、追求行政區自成體系的方式,企求借此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能力建設。

舉例來說,各國現代化的進展,往往要通過較高水平或較快提高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來體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要注意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如果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未見明顯提高,要說我國在推進現代化方面取得較大進展,是缺乏說服力的。實際上,按照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全社會就業人員數(年底數)進行粗略計算,從2012年到2021年9年間,我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遞增6.8%(1)本文數據凡未注明出處者,均據《中國統計年鑒·2022》計算。。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推進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否認這個事實,僅從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上看,就是缺乏說服力的。但在設置2035年甚至2050年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時,也要考慮基于國情的中國特色,如農業勞動生產率受資源稟賦的影響很大。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等世界農業強國中,2020年按現價計算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勞均8.97萬美元、9.06萬美元、5.89萬美元和2.27萬美元,我國僅0.52萬美元;這些國家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顯著差異,與資源稟賦的差異有很大關系。同年,這些國家農業勞均耕地面積分別為72.34公頃、94.62公頃、22.25公頃、1.77公頃和0.59公頃[4]。如果不顧這種資源稟賦的差異,要求2035年或2050年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達到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的水平,實際上屬于苛求,也不可能達到。但如果注意我國與日本農業資源稟賦的相似性,設定接近日本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目標,則有較強的合理性,經過努力實現的可能性比較大。

進一步來看,如何科學把握“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與“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之間結合的“度”,也是一個難點。顧此失彼,或對二者結合的度把握失當,都可能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影響“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要注意結合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百年奮斗的偉大歷程,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要求,從我國推進現代化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結合中,從我國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互動中,科學把握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將“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與“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相結合的“最佳合理區間”,將增強戰略自信與保持決策選擇的敬畏心結合起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

基于上述分析,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注意: 第一,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各國現代化往往在目標上體現更多的相似性、在模式和路徑上體現更多的差異性。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后發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先發型現代化道路有明顯不同,不能對此亦步亦趨,更不能將歐美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奉為圭臬。但這不妨礙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和發展要求,對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進行批判性吸收借鑒。即便是在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由于資源稟賦、發展基礎和發展要求的不同,也應允許甚至鼓勵現代化模式的不同選擇。比如,我國東北地區與西南地區之間,由于資源稟賦的顯著差異,在推進現代化的模式和路徑上應該有很大不同。第二,向成功的發展經驗學習是重要的,從失敗的原因中學習同樣是有益的[5];而且這種學習應該更多結合相關背景條件,更多注意從形成機理和演變邏輯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和創新求解中國式現代化的鑰匙。由于“幸存者偏差”,僅向成功的發展經驗學習往往存在很大局限,甚至容易出現“伯克松悖論”(2)伯克松悖論即當不同個體被納入樣本的機會不同時,研究樣本中的兩個變量表現出統計關系,但在總體中二者不存在這種相關性。參見伯克松悖論,https:∥baike.baidu.com/item/伯克松悖論/19132222?fromModule=lemma_inlink。的問題。第三,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應將尊重現代化的多條道路與持續激發改革的動力作用結合起來。速水佑次郎、神門久善通過研究日本現代化的經驗發現,“能夠支持現代經濟發展的組織原則顯而易見地潛伏在前現代的文化中”,現代化的組織形式會因文化傳統和歷史上的路徑不同而不同?！斑M一步需要汲取的是,20世紀80年代躍居世界經濟前列的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發達國家最糟的經濟衰退過程”“無論一種經濟體系帶來怎樣的成功,如果體系保持不變就不能可持續發展。歷史上充斥著一朝繁盛,一朝落魄的經濟體系”[5]。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3)學習強國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克強李強作重要講話 趙樂際王滬寧韓正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會議”,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872681231058485629&item_id=12872681231058485629。,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二、 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精神實質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以此為基礎,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1]。因為這些方面是由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決定的,是由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決定的,也是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定的。要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精神實質,就要將這些詞句放在黨的二十大報告的完整體系中來理解,并結合黨的十八大報告、黨的十九大報告,結合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來綜合理解。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2021年,中國年中人口14.12億人,而在同年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除印度人口數接近我國外,其他8大經濟體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韓國的年中人口數合計為8.25億人,僅及我國年中人口數的58.4%?？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應該對其重要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保持清醒認識,強化戰略堅定性,培育戰略耐心,并更加重視推進現代化多重模式、多條道路競爭發展、融合互動。這也有利于降低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風險,并為優選現代化推進模式和道路創造條件。202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80 976元,2021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中間價為6.451 5元,據此計算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12 551.50美元。隨著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需求加快分化,日益呈現個性化、多樣化趨勢,導致小眾市場、長尾市場(4)小眾市場即針對社會特定人群的市場,如針對高血壓、心臟病、骨質疏松等特定人群。長尾市場是指那些消費需求不旺、銷量不佳的產品共同構成的市場;他們看似很小、微不足道,但能積少成多、集腋成裘。參見https:∥wiki.mbalib.com/wiki/小眾市場、https:∥wiki.mbalib.com/wiki/長尾市場。的重要性迅速凸顯。許多新型消費,即便人均規模很小,甚至只有少數人有需求,但乘以龐大的人口基數,也可以匯聚成龐大的市場需求,這是其他國家難以具備的優勢。近年來,數字經濟迅速發展,不僅為精準識別和發現潛在需求提供了便利,還為凝聚、引導、激發需求和實現供求對接創造了條件。因此,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可以轉化為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巨大潛力,有利于通過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更好地帶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而強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產業支撐。

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如果將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組,并以各年度占2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0,則2016年以來各年占20%的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占20%的中間收入組家庭、占20%的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占20%的高收入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分別見表1和表2?？梢?雖然近年來我國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收入縮小的步伐仍然不夠穩定,而且不同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在總體上仍然較大,特別是占20%的低收入家庭增收困難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如從表2可見,近兩年來占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呈現明顯的放緩趨勢,2021年甚至是各收入組中最低的。雖然一年的情況可能不具代表性,但考慮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很難像打贏脫貧攻堅戰階段那樣繼續依靠大規模、不斷強化的行政推動和補貼支撐來促進脫貧地區農民增收,那么對2021年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緩的問題,就應該引起重視了。雖然近年來中央已經明確對脫貧地區設立銜接過渡期,過渡期內主要幫扶政策保持總體穩定(5)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對擺脫貧困的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做到扶上馬送一程。過渡期內保持現有主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并逐項分類優化調整,合理把握節奏、力度和時限,逐步實現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推動“三農”工作重心歷史性轉移”。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為此采取完善監測幫扶機制、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加大對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和易地搬遷集中安置區支持力度、推動脫貧地區幫扶政策落地見效等支持政策。,但穩定不等于增加,在之前防返貧措施高度依賴行政動員和財政補貼支撐的背景下,這很容易導致當前以脫貧地區、脫貧戶為主要代表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乏力的問題凸顯起來。近年來,以下兩方面的因素,很可能強化這種趨勢。從促進共同富裕的角度看,這種現象值得高度警惕。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財政增收困難問題凸顯,特別是部分地區財政增支減收壓力加大;另一方面,許多脫貧地區隨著特色農業和鄉村產業發展規模的擴大,產能過剩和同質競爭加劇、流通或銷售瓶頸制約加重問題突出,對農民可持續增收的制約不斷加大。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一方面加強低保和社會救助等措施,另一方面通過加強農業勞動力培訓、幫助脫貧地區和城鄉低收入人口拓展“在干中學”的機會、幫助脫貧地區加強產業營銷和科技服務等公共平臺建設等方式,加強對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長的支持,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表1 全國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狀況

表2 全國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 單位:%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還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一方面要求我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向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方向邁進,因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盵6];另一方面為我們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優勢。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向著“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向邁進,可以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良好的運行環境,有利于降低我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成本和風險,并借此促進國內大循環。在當前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人群收入差距較大的背景下,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收入者群體,促進居民收入差距合理化,有利于在擴大消費需求,進而擴大內需方面,形成不同收入群體消費需求差距合理、層次遞進的發展格局,減緩因收入差距較大導致的消費斷層問題,延長許多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發展的生命周期。這在我國這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特別具有重要意義。2021年我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4 980.3元、29 650.0元、27 798.4元和30 517.7元,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僅及東部地區的65.9%、61.8%和67.8%。同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 931.0元,按五等份分組在城鎮居民中各占20%的低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6 747.5元、30 132.6元和102 595.8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比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13.0%,分別僅及城鎮居民中中間偏下收入組、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8%和18.5%。既然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把促進農民共同致富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并更加重視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居民增收致富的支持。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就應該進一步明確鼓勵、支持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舉措,約束和限制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甚至很可能擴大收入差距的行為。比如,近年來農村電商的發展,有效促進了農產品、鄉村企業產品的產銷銜接,帶動了農民增收致富,為許多地方特色農業和鄉村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但某些電商平臺對農產品或鄉村特色產品競相壓級壓價,甚至鼓勵實行“全網最低價”等,容易形成對農業或鄉村產業經營主體的利益“壓榨”,導致農產品或鄉村產業的產品價格難以覆蓋成本,不利于實現優質優價,也不利于大多數農業和鄉村產業經營主體取得合理利潤。近年來,明星帶貨、名人帶貨迅速發展,導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步伐明顯加快,擠壓了中低收入群體的增收空間,在總體上也容易形成對市場秩序、誠信環境和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長期負面影響。有的明星、名人帶貨,借助其影響力,可能確實幫助區域特色產業突破了營銷渠道等限制,暢通了對接高端市場、特色市場的渠道,帶動了當地相關居民增收,在發展初期尤其如此。但更多的明星、名人帶貨,通過夸張、渲染性宣傳,損害了社會誠信環境,最終會對區域特色產業標準化、品牌化發展形成負面影響。因為品牌的背后是誠信,標準化、品牌化等高質量發展方式,往往要以較多的成本和優質要素投入作為支撐。尤其是許多明星帶貨、名人帶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利欲膨脹,為所欲為,假貨盛行,甚至不惜偷稅漏稅,隨時存在著“翻車”風險。一旦帶貨的明星、名人“翻車”,很容易導致依賴其“帶貨”宣傳的區域特色產業市場聲譽跌入谷底,損害其品牌形象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也容易導致原先依托其就業增收的居民收入銳減?？梢?中國式現代化既然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要注意結合誠信環境和市場秩序建設,加強對明星帶貨、名人帶貨的規范約束,強化對電商平臺壓級壓價行為的制衡機制,促進其更好地做到興利去弊,鼓勵其發揮對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約束、規范其拉動收入差距擴大化的行為傾向。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和民生福祉的重要性迅速凸顯。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帶動其對美好生態環境的期望值迅速上升。當前,在我國許多地方,生態環境問題迅速凸顯,成為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突出問題。因此,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客觀要求。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應該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6)中國政府網,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http:∥www.gov.cn/test/2008-08/13/content_1071062.htm。就明確要求,“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要求,“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的14條內容之一[7]。但是,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是優化生態環境的事,實際上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1]。當前,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已經成為國際潮流,發達國家針對產業發展和產品進口設定的環境標準不斷提高,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有利于搶占全球產業競爭制高點,也有利于更好地參與國際大循環,并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在此過程中重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也是我國在全球發展中履行大國擔當、大國責任的體現。

三、 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要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精神實質,關鍵還是要堅持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用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強調“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必須堅持心懷天下”[1],據此就很容易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精神實質了。實際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一個體系,其各組成部分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有機結合的。如堅持問題導向,要求我們聚焦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包括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提出有高度、接地氣的解決辦法,而這也是堅持人民至上的基本要求。

當前,百年變局,外部環境動蕩不安,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仍不穩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從中長期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后,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仍然面臨不少困難、問題甚至嚴峻挑戰。盡管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已經明確,即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或者說,“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是,我們所要建成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現代化強國,作為一個國際比較概念,本身有個“水漲船高”的問題;到21世紀中葉我們所要建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底什么樣,這還有個“打鐵沒樣,邊打邊像”和“在干中學”的問題。況且,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新挑戰很多,甚至許多因素的變化超出預期。因此,只有堅持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才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

堅持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實際上為我們全面、系統、準確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義和精神實質提供了指南。如堅持系統思維,要求我們“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要求“善于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1]。據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因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人與自然、國內與國外都是一個矛盾的有機體,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要在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具體工作中有所體現。如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1],這要求我們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將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同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有機結合起來,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要求我們用好用足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注意發揮超大規模市場提供的內需潛能。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我們結合加強創新能力建設,推進供給結構轉型升級,增強創新供給并借此激活、凝聚、引導潛在需求的能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要求我們利用龐大國內市場的優勢,結合優化營商環境、產業生態和創新創業生態,穩定企業家預期,注意發揮企業在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同時,注意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增強企業等市場主體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能力;并注意借鑒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成果,帶動我國強化產業鏈供應鏈素質和競爭力。為此,要注意立足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注意培育產業發展的本土根植性,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要注意結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著力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創新能力,完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機制,解決好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要在鼓勵行業領軍企業增強創新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同時,鼓勵行業領軍企業和行業協會、產業聯盟通過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創新競合關系等方式,帶動形成產業鏈供應鏈戰略伙伴關系,增強聯合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的能力;要鼓勵通過供應鏈適度本土化、多元化和加強國際合作等方式,分散投資風險,增強抗風險能力。

堅持系統觀念,要求我們不斷強化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近年來,許多地方將實行產業鏈供應鏈“鏈長制”作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重要舉措,地方行政主要領導擔任產業鏈供應鏈“鏈長”。這在動員公共資源支持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方面確實有其積極意義,尤其是在產業鏈供應鏈發育成長的初期;但從中長期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的角度來看,如何科學處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如何防止推進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問題,如何防止短期促進產業鏈供應鏈成長的因素成為妨礙持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的隱患,是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否則,鏈長決策失誤甚至鏈長仕途出現差池,就可能成為破壞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的重要推動因素。況且,當今世界,許多產業鏈供應鏈運行的邊界已經超出行政區界限,企圖在一個行政區范圍內推進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有可能禁錮市場機制的選擇空間,不利于發揮區域分工對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效率的積極作用?？梢?在實施產業鏈供應鏈“鏈長制”的過程中,如果多些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也有利于其揚長避短、興利去弊,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力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安全水平有機結合起來。

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還要重視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并更加重視發揮產業融合的帶動作用。如既然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也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那么堅持系統觀念就要求正視不同類型群體發展能力和利益訴求高度分化的實際,在尊重部分高收入群體與國際先進消費水平接軌的同時,注意防止部分低收入群體與國內發展主流脫軌,注意發揮先行地區、先行企業對一般地區、一般企業的帶動作用,這實際上也是帶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是堅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要求。而發揮先行地區、先行企業對一般地區、一般企業的帶動作用,要求更加重視推進產業融合發展,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1]。這些方面都涉及產業融合發展的問題。國內外經驗證明,推進產業融合發展,往往帶動產業價值鏈的分解和重構,是加快產業發展方式轉變、提升產業競爭力和附加值的重要途徑。推進產業融合還有利于發揮行業領軍企業對中小微企業的引領、輻射和帶動作用,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產業融合主要是通過產業邊界的模糊化和產業發展的一體化,實現產業結合部的創新。這與灰度創新理論有許多相似甚至相近之處(7)林雪萍提出的灰度創新理論,將灰度創新界定為企業結合部的創新,認為灰度創新屬于產業鏈上的聯合創新,它發生在企業之間、組織之間,甚至擴展到整個產業鏈的相互協同與組合,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結合部。制造業與上游設計的結合,或與下游用戶的結合,都是灰度創新。它通過合作雙方的知識分享機制,容易在雙方之間形成交叉喚醒效應,具有加固節點結合部位的屬性,可在完善產業鏈供應鏈方面發揮獨特作用。見林雪萍《灰度創新》,電子工業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