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基礎教育減負政策的啟示、困境與紓困之策

張文浩,吳 敏

(1.中共亳州市委黨校 科研咨政處;2.亳州市第九中學,安徽 亳州 236800)

發展素質教育、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是黨和國家一貫堅持的教育方針,體現了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辦人民滿意教育的決心。2021年出臺的“雙減”意見圍繞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過重和校外培訓負擔(1)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DB/OL].(2021-07-24)[2022-03-07].http://www.moe.gov.cn.兩個重心,通過調整學業結構,加強課后延時服務等多種舉措,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建國以來最嚴的減負運動。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基礎教育減負仍將是教育界面對的一個重要的課題?；厮萁▏詠砀鱾€歷史時期的減負政策不難發現,教育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影響減負效果的根本癥結。因此,理清各方價值訴求,構建“家校社”多贏共育格局,才能跳出減負失靈的怪圈。

一、不同時期減負政策回顧

(一)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過多社團勞動、課業結構失衡及不當的教法引發的學業減負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對文化教育工作十分重視,不斷加強對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探索。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克服目前學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批評一些干部不重視教育,經常動員全體師生參加工作,極大地影響了教學計劃。(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DB/OL].(2022-07-13)[2022-12-01].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84.

1951年8月,政務院頒發了《關于改善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文件指出,“許多學校由于功課過重,社團活動過多,加以伙食管理不盡得法,衛生工作注意不夠,致影響了學生的身體健康?！?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DB/OL].(2022-07-13)[2022-12-01].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84.1954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強調:“當前中學教育的工作方針應是:按照國家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在整頓鞏固的基礎上,根據需要與可能,作有計劃有重點的發展,并積極地穩步地提高中學教育的質量?！?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第6冊)[DB/OL].(2022-07-13)[2022-12-09].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65、166.1955年7月1日,教育部發出《關于減輕中、小學校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提示“學生負擔過重的程度,各地及各學校不完全相同。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比小城市和農村的學校負擔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在提高教育質量的工作中指導思想有偏差的地方,負擔特別重”,并指出“目前學生負擔過重,主要是課業負擔過重?！?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第6冊)[DB/OL].(2022-07-13)[2022-12-09].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65、166.1964年2月13日,在談到“教育革命”時,毛澤東認為學校教育存在問題,“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提出“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DB/OL].(2022-07-20)[2022-12-10].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75.。同年5月4日,教育部發布《關于克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質量的報告》,提到“近來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現象有所發展,有些情況已經相當嚴重。一般地說,中學比小學重,畢業班比非畢業班重,特別是有些重點學校的學生負擔更重?！眻蟾嬷羞€談到“三多”現象,即課程門類多、課外作業多、測驗考試多。(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DB/OL].(2022-07-20)[2022-12-10].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75.

梳理1951年至1964年間的減負政策不難發現,這一時期的減負主要是圍繞學生身體健康而開展的。表面上看是過多的社團活動、繁多的課程門類、落后的教材教法及低水平的教學質量引起學生課業負擔過重,事實上,問題的根源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綜合因素造成的。一是教育革命。1956年,中宣部召開部長座談會,會議認為學習文化知識不能脫離實際、脫離勞動,于是伴隨著大躍進的開展,1958-1960年間全國范圍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教育大躍進,要求師生參加校內外勞動,更加重了學業負擔,加之三年自然災害,學生的身體健康受到很大影響。二是重點學校的劃分。為了提高高等教育發展質量,避免平均用力,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在高等學校中指定一批重點學校的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16所高校被列為全國重點大學。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增加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決定》,將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增加到64所。1962年12月21日,教育部發出《關于有重點地辦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學校的通知》,至此,我國基礎教育進入有差別培養時代,進入重點中小學意味著升入重點大學的機會增加,這無疑在社會上制造一種升學焦慮,使得升學競爭壓力再度增大。三是封建文化遺留的影響。建國初期,雖然消滅了封建制度,但是幾千年來的科舉思想在社會上依然存在,很多國人固執地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更受人尊敬,通過升學達到進階是最重要的途徑,很多青年出于對個人前途的打算,自身制造了學業負擔。如1964年《關于克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質量的報告》中申明,“中小學校的學生,在現在的條件下,除了極小部分能夠升入高等學校以外,一小部分將要在城市就業,而絕大部分將要在農村參加生產勞動”,同時批評一些青年一心向往升學,追名逐利,為所謂“個人幸?！鄙疃鴬^斗,不能升學就悲觀失望,不肯參加勞動,成為游民,甚至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不滿。(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DB/OL](2022-07-20)[2022-12-01].https://ebook.dswxyjy.org.cn/detail/177.

(二)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一考定終身”的選拔機制下,高度競爭壓力帶來的學業負擔問題

1977年8月,國家恢復高考,“一考定終身”的升學壓力導致許多學校師生加班加點,逐漸形成了為升學而奮斗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9)謝利民.我國半個世紀“減負”問題的歷史回溯與思考[J].集美大學學報,2005(03):21.但是,教育界面對的主要是撥亂反正和教育質量的恢復和提高(10)項賢明.七十年來我國兩輪“減負”教育改革的歷史透視[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05):72.。1980年7月至8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重點中學工作會議,10月14日,教育部頒發《關于分批分期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這個決定可看做是1962年《關于有重點地辦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學校的通知》的延伸,重點學校引發的升學壓力再次出現。到80年代中后期,隨著人才資源緊張得到緩解,國家畢業生分配制度有所松動,在倡導“供需見面”“個人自主擇業”的環境下,就業層級開始顯現,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具有明顯擇業優勢。(11)趙曄琴.從畢業分配到自主擇業:就業關系中的個人與國家——以1951—1999《人民日報》對高校畢業分配的報道為例[J].社會科學,2016(04):73-84.為了片面追求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的升學率,許多學校開始搞題海戰術,開辦補習班,搞競賽,輔導資料堆積如山,考試頻次不斷增加。為糾正這種錯誤的教育導向,1983年12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全日制普通中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的十項規定》,但是效果并不明顯。1986年1月17日,國家教委、國家出版局和國家工商局聯名頒布《關于嚴禁擅自編寫、出版、銷售學生復習資料的規定》;同年3月6日,國家教委發出《關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辦法的通知》,要求小升初按照就近入學原則升學;1988年5月11日,國家教委頒發《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若干規定》;1994年11月10日,制定《關于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減輕中小學過重課業負擔的意見》;1995年2月9日,國家教委、中國科協發布《關于停辦各級各類奧林匹克學校緊急通知》。

1999年,教育部實施高校擴招計劃,高保障性的就業分配制度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國家就業分配政策的取消,未來職業出現不確定性,學生群體第一次出現了集體性的焦慮和擔憂,這種感染自上而下地滲透到教育的每一個階段。另一方面,優質師資力量短板、課業結構性問題、地方及學校政績觀、教師的績效考核評價等因素都導致學生學業負擔加重,龍寶新認為這是教學失調引起的學業負擔問題。(12)龍寶新.中小學學業負擔的增生機理與根治之道——兼論“雙減”政策的限度與增能[J].南京社會科學,2021(10):146-155.由于成才渠道有限,普惠制教育所具備的能夠改變個人前途的工具屬性優勢激發了教育的功利性,整個社會尤其是大眾認知里的封建科舉制度的遺毒因子影響和社會資本的涌入,使教育以一種“公共教育產品”被投放,這個時期的減負政策變得十分模糊和疲軟。盛冰認為,社會資本促進知識的新生產,對教育的現代化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同時這也是資本對教育綁架的開始。(13)盛冰.社會資本對當代教育的影響[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版),2003(06):128-134.

(三)21世紀以來:素質教育推進背景下,以家庭、學校及校外資本等綜合因素導致的學業負擔增大

1999年6月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表明,國家開始注重對受教育者,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培育。到二十一世紀初,素質教育已然成為廣泛共識。素質教育的價值取向更關注受教育者個體全面發展。國家通過推進“兩基”建設、實施課程體系改革、培育高素質教師隊伍、改變招生考試和評價制度等多種舉措保證素質教育順利實施。(14)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DB/OL].(2017-10-27)[2022-03-07].https://www.gmw.cn/01gmrb/1999-06/17/GB/18090%5EGM1-1706.HTM.在素質教育大背景下,2000年1月3日,教育部發出《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學生負擔過重現象仍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有效遏止。此后,各種減負政策,如“五堅持、五不準”“停止受理義務階段學生參加英語等級考試”“就近入學”等規定為素質教育的執行清障開渠。但是,讓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的是,與學校相關的校長辦學理念、家長期盼的成才觀念、教師的授課認知、學生學習動因及社會大眾錯誤的輿論導向讓矛盾變得更加混亂和不可調和,利益主體各方不斷博弈,學生負擔“越減越重”,甚至成為關系民生的重大問題。

此外,與素質教育相關的文件還有很多,如2007年5月7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2011年1月27日由全國婦聯、教育部等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家長學校工作的指導意見》,2015年10月11日由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家長在家庭教育中的主體責任和加強中小學家庭教育工作的具體舉措。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同年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2019年6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分析以上文件不難發現,家長、校外輔導機構等主體已經參與到學生的教育過程中。事實上,在漫長的減負歷程中家庭、學校和培訓機構之間已經逐步形成復雜且穩定的利益關聯。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強調要著眼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堅決防止侵害群眾利益行為,構建教育良好生態,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梢?隨著校外資本的入侵,學校主體地位不斷被弱化,家長的焦慮和學生的負擔也日益增加。

二、減負政策的執行困境分析

時至今日,我國基礎教育減負的任務依然艱巨。學校、家庭、社會都在呼吁新的教育體系出現,希望重構教育生態。但是,我國教育減負之路似乎在經歷一個死循環。那么,我國減負政策的執行困境究竟在哪?林小英認為,在每種教育政策現象中,都會出現諸如政府、需求、沖突和價值幾個重要因素。(15)林小英.理解教育政策:現象、問題和價值[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7(4):42-52.事實上,無論是教育政策還是公共政策,都是社會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由政府主導的帶有一定政治色彩和價值導向的生產關系調和行為。在政策產生階段,政府處于絕對的權威地位,政策的內容往往用于調整某個行業或群體已經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當這種格局處于相對穩定而均衡狀態的時候,往往不是政策關注的重點,政策的發揮更傾向于對即將或已經偏離正常軌道,或對各方利益出現巨大沖突無法自我緩和的矛盾問題進行干預。建國以來,我國下發了眾多減負文件,但越減越重,越減越繁,減負事實上淪為一種空喊和口號,導致與教育相關的群體諸如學校、家庭、社會公眾對政府辦學能力產生質疑。學業負擔過重是教育領域的一個非典型性問題,要弄清減負的意義,關鍵是解釋教育本身所負載的中心價值以及不同時期教育政策導向的偏頗和立場。從我國教育政策流變歷程來看,筆者認為,教育政策的制定至少有四種價值考量:一是教育對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二是教育對公民自由的滿足;三是教育對人生價值的實現;四是教育對未來職業的支撐。

鑒于以上分析,我國減負政策的執行困境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策本身的歷史局限性。政策的制定前瞻性不夠,缺乏系統性、完備性,往往是針對某個時期某些方面的減負要求,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和后期均缺乏有效的監督,政策預警功能也不強。這也是有時候我們能夠看到一年內國家連續下發好幾個減負文件的原因。二是教育相關主體的利益博弈使然。教育背后的利益關聯是政策執行難以推進的關鍵,無論是政府層面、學校層面、還是學生和家長群體都在極力規避減負帶給自己的風險。尤其學校是政策的執行場所,又對政策具有天然的解釋權,會以非常隱秘的手段化解政策帶給自己的不利因素。與此同時,校外教育資本以教育內部矛盾為突破點,進而圍獵分利,獲得最大經濟利潤。三是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任何時期,優質教育資源總是十分稀缺。從國家層面看,培養一批重點學校有利于推動教育的快速發展,但從學校和學生層面看,優質資源反映出教育的非均等性,從國家劃定重點學校以來,圍繞重點學校的升學競爭就從未停止過。另外,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之間展開的優質資源爭奪也引發了復雜的教育關系,影響了減負工作的深入推進。四是儒家傳統文化對國人的影響。儒家思想在我國可謂根深蒂固,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會風俗等都影響至深。封建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士也即讀書人,位居首位,足見國家對讀書人的重視,讀書人也代表著上層社會?！皩W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思想一直深刻影響著很多人對教育的認知,這種教育的“功利性”極大影響了減負政策的實施。五是減負評價尺度難以把控。什么是學業負擔,負擔的輕重如何評判?對負擔的體會和理解因人而異。在教學實踐中,同樣的作業量,有些學生能夠輕松完成,而且有富余時間,有些學生卻要花費很長時間,甚至無法完成。因此,減負政策的制定需要一把科學的評判尺度。從以往減負政策頒布背景來看,負擔的誘因多與升學壓力、作業量、學習時長相關,如何判定超壓、超量、超時,如何做到科學準確限壓、限量、限時,這些都很難把控,這為減負政策落實賦予了彈性空間,也是這些年減負政策雷聲大雨點小的重要原因。

三、減負政策各方利益訴求分析

減負政策調整范圍在建國初期僅涉及到學校和學生,如今這種調整對象擴大到學校、家庭和校外資本等。宏觀上看是圍繞教育逐利的兩大群體,即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的學校教育主體和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教育資本。在學校教育主體內部又細分為以教育部門為主導的官方權威,以學校為核心的教育供給單元,家長和受教育者。其中,學校教育主體內部的價值沖突和矛盾激化是造成外部資本入侵教育本體的直接原因。弄清各方利益訴求,找到博弈平衡點,才能從根本上找到減負失靈的癥結所在。

(一)學校及其利益訴求

首先是校長辦學層面,缺乏對我國教育根本任務的深刻理解。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6)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鄧小平同志強調,“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四有’新人?！?17)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9.在我國,“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是一以貫之的,但是辦學實踐中,“智育”仍然是絕大部分學校所看重的?！吧龑W率”“名?！薄懊麕煛薄皹I績”等都是每個校長辦學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智育”主導的背景下,任何一個倡導全面發展的辦學行為都被視為危險的,因為教育的即時性收益很難被預測,甚至會遭到學生和家長的投訴。陳苗認為校長對減負政策的實施意愿和領導力會直接影響學校的減負效果,同時指出上級對校長辦學能力的肯定、辦學經濟利益和區域內的良好口碑都會影響校長決策。(18)陳苗.中小學教育“減負”政策實施中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分析[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21:36-37.其次,就老師而言,“全面發展”更趨于理想化,在辦學條件(政策和資源)無法匹配的情況下,教學業績很難得到保障,現存的教學評價體系使這種教學嘗試變得得不償失。從建國以來的減負文件來看,減負并不意味著減效,相反,每次減負政策都要求教學質量進一步提升,這就要求老師在減負的同時還要保證學生成績的穩定,因此高質量的備課和科學合理的授課規劃必不可少,同時還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授課水平,這意味著工作時間成本的增加。如果從普通“經濟人”的視角觀察,教師的授課業績又與評先評優、職稱晉升、經濟利益相關聯,更不用說由此而獲得的教師威信、職業成就感和幸福感。最后,目前,很多地區學校提升教育質量所需的資源安排、制度保障和外部條件都十分匱乏,一些欠發達地區“副課”師資力量薄弱,老師理論素養偏低,學生的“副課”獲得感較低。綜合來看,優質生源的產出率和輸入重點學校的學生總量是校長、老師和家長對教育期望的最大公約數。

(二)學生、家長及其利益訴求

從學生群體來看,不同的生長生活環境會讓他們對受教育有不同的認知,但總體上而言,學生對教育的期望都驚人的一致,即上學應該是主動的,快樂的。因此輕松的課堂氛圍、較高的課堂收益、更少的家庭作業、充足的戶外時間、取得優異的成績都是他們關心的。學生是受教育主體的核心,這種核心會影響并調動與之相關的資源,一般來說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學生的學業負擔來源分為主動和被動,主動的學業負擔是求知過程中的正常學業壓力,是主動為學業突破而自我施壓,這種壓力是積極正面的,也是應該倡導的。有一些負面壓力是與本人無關的外部壓力,如家長的過度“關懷”、錯誤成才思想的引導、家長看重的教育投入回報率等。成人的視角和關注點往往與自身的社會經驗和周邊人群的評價相關,家長會把知識價值與未來生計質量進行高度關聯,當這種錯誤認知與國家教育的目的相沖突時,雙方博弈在所難免。因此,即便學校主動進行減負,來自家庭的學業負擔依舊沒有消失,而且這種壓力更加隱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家長對教育的利益訴求顯得十分卑微和單純:讓孩子在復雜的社會中獲得教育的公平,享受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提升孩子的競爭能力。也許他們僅僅想通過升學來改變子女的命運,讓孩子在未來的社會有立足之力,獲得更加輕松、快樂、幸福的生活。

(三)校外教育資本及其利益訴求

從市場經濟角度看,逐利是資本的天性。校外教育資本一般重點關注兩個方面,即國家出臺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產品的購買人群,他們時刻和教育產品潛在購買客戶保持價值取向的高度一致,以期利益最大化。同時,他們也對政策深入研究,找出政策漏洞。本質上,資本家無法消除教育政策對自己的限制,也無法緩和自己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只能通過變型來躲避政策的查處,伺機找到變通的突破口。長期以來,校外資本和家長形成了穩定的利益交換關系,即家長通過經濟貨幣形式來購買分數,即便雙方都知道這種交換具有不確定性。由于分數的提升具有長期性,家長們往往會暫時擱置這種“不等價”,使這種交易變得自愿和公正。周序認為社會轉型導致的階層縱向流動刺激了受教育者及家長,教育的商業化行為更加符合市場的“供需”關系特征,商業資本的涌入加速了其發展,且符合了家長試圖以“教育”手段讓子女成才和良好就業的價值訴求。(19)周序.家庭資本與學業焦慮——試論“雙減”政策引發的家長焦慮問題[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21,57(06):96-106.這種價值訴求正是依托“大學”“名?！睘閷崿F途徑,產生“自上而下”的聯動效應。因此,校外教育資本和社會其它資本一樣,他們的利益訴求是獲取豐厚的利潤,不斷擴大企業規模,提升行業競爭力,打造品牌,樹立形象。

四、教育減負的紓困之策

減負失靈歸根結底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要解決社會資本對教育的侵蝕,首先要解決教育內部的矛盾。毛澤東在分析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時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20)李佑新,陳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精學導讀[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99.教育部門、學校、家長之間的根本利益都是將孩子培養成為社會主義接班人,只是在培養方式和培訓重點上出現了暫時的意見分歧,即教育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和家長急功近利的成才觀之間的分歧。要扭轉這種局面,需做好攻堅克難的長遠打算,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實施。

(一)因校制宜,穩步推進減負政策落地實施

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在推進國家減負政策時要堅持“穩推進慢改革多協調”的原則,“穩推進”是前提,“慢改革”是措施,“多協調”是統一。應深刻認識到學業負擔問題的復雜性、積久性。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學業負擔和學業相伴而生,過重的學業會降低學習效率,然而過輕的學業任務也不利于學業的增進。一要堅持“穩”字當頭,避免“本本主義”思想對教師、學生和家長造成的軟性傷害。依據學校功能定位,制定符合多方利益的減負措施,深刻理解減負不是降低課程標準和學習效果,也不是盲目壓縮作業量和考試頻次,更不是犧牲教師課余時間將校外補課帶回校內,損害任何一方利益的行為都是違背教育原則的,這不僅會激化內部矛盾,還會阻礙政策順利實施。二要“慢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關系到群體切身利益,“慢改革”就是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基于大量教育實踐和理論依據,分步驟、分階段制定符合本地本校的改革措施。改革是減負的長期命題,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改革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以群眾利益為本,不斷完善創新各項減負措施。三要“多協調”,協調是減負成功的潤滑劑,要善于協調學校、家庭、學生、社會關注的重點教育問題,協調各方主體關切的利益,同時也要協調學校之間、部門之間、教師之間因減負產生的新問題,對問題分類區別對待,將矛盾消化統一到減負的使命和目標中去。

(二)滿足各方利益訴求,重構新型“家校社”共育格局

基于“供需”平衡關系模型分析,首要解決學校和學生之間的知識供需矛盾,規范資本市場的“附屬性教育產品”輸出,突出學?；A教育階段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進一步緩解學生和家長的焦慮情緒。要構建以學校為中心、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相伴的“家校社”共育格局。學校應分級分類分科把握好知識“供給量”,創新教學服務模式,以服務學生為中心,提供個性化定制的教學服務,改進教學評判標準,創新考試評價機制。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應加強優質教育資源建設,試點云課堂點播服務,增設教與學互評系統服務,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真實訴求。建立家校社協作模式,探索減負實施效果、產出結果、創新成果在各項評價指標中的量化運用。深刻理解減負不僅僅是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也要減輕老師過重的教學負擔。不僅要減輕家庭負擔,也要減輕社會負擔。為此,要提升教師教學水平,提高課堂效率,創新作業形式。本著教、學、測適量原則,根據不同層次學生對課業知識的耐受度和負載值,制定有效的輔導計劃,杜絕超綱學、超前學、超量做、重復做。

總之,學生是減負的核心,學生學的足、學到位、學的好,學校和家長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學校的主體地位得到穩固,家長不再焦慮恐慌,學生身心才可能得到全面發展,社會資本就無法侵蝕教育肌體,教育資本市場的定位和投資方向也會隨之改變,向著有利于教育發展的方向流動,最終形成家校社和諧共育的局面。

(三)引“資”助教,借“技”強校,提升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

堅持“引資”助教,提升教育質量,增強辦學能力。這包括引入優秀的校外教育資源、社會資本和相關學科資質人才。學校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和課程計劃,合理利用好社會教育資源,通過資源共享、資源購買、資源搜集和整理等形式,建設本校教育資源庫,把校外資源與校內資源融合統一,形成具有校區特色的資源池,以此支撐教學過程的開展。應加強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和規劃,營造良好的教育投資環境。2021年“雙減”政策實施以來,企業對教育市場投資不斷減少,很多教育企業面臨轉型或破產,大批資本流向不明,因此,探索以學校為主導的校企合作共育模式具有重大意義。如,學科資質是當前推廣素質教育的門檻,反映出學科類教師的執業水平。在一些欠發達地區,音樂老師不識五線譜、美術老師不會素描的現象仍然存在,執教水平與學科素養低下,無法滿足學生需求,導致校外藝體類培訓市場火熱。引入一批有資質有水平的藝體人才團隊是對學?！案闭n”教學的補充,也是提升學校非“智育”學科建設的關鍵。

“借技”強校是對“引資”入校的補充,是多元化辦學的手段之一。辦學實踐中,“引資”入校最大的障礙是教育體制機制不健全和支持性政策缺乏,“引資”入校的理念還有很多不成熟性,具體操作上還有很多困難,加之社會資本的逐利性和優質人才的稀缺,各地各校的“引資”能力不一,出現很多條件差的學校引不進來,引進來留不住的現象。因此以“借”代“引”具有現實上的可操作性。一是向學校借?！敖杓肌币詤^域內校際為主,例如現在的“縣管校聘”政策,加強校長和教師的流動,均衡地區教學資源,實現學校的“去中心化”,依托入學、升學屬地原則,屏蔽名校效應,達到優質生源分配均等化的目的。二是向社會借。針對非學科類培訓,整合社會有資質培訓團體,構建聯培校管模式,借助企業豐富的管理經驗和培訓理念,豐富課后服務內容,提升延時班質量。三是向網絡借。依托5G、大數據等技術,借助教育云、公益課、在線課堂等形式,拓展學生的線下學習空間,豐富學校的教育內容。

(四)探索新型育人成才模式,拓寬就業渠道

半個多世紀的“減負”歷史經驗顯示,高考選拔的競爭性是影響減負效果的重要原因,考大學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成才之路,重點高校的劃分又加劇了這種競爭,增加了學生和家長的焦慮,人們在呼喚一種新的育人成才模式的出現。因此應該改革高考招生體制,打破唯分數論的升學機制,探索能夠綜合評價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升學評價模式,從而引導中小學教育道路的多樣化發展。如可通過開辟特色專業,設定重點專業,弱化重點大學的概念,打通職業高中通往重點高校的通路。要進一步淡化普職差別,消除人們對職業高中的刻板印象,加大對職業高中教育的資金、人才投入力度,改善辦學條件。探索綜合高中的建設模式,將職業高中優勢和普通高中相結合,既能培養科學家,也能培養大國工匠。大力改革職業院校辦學模式,把職業院校和普通高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強職業院校的學科建設,改革不利于市場就業的培養模式,走好校企共育、合作共管的道路。職業院校既要有能力培養技術人才,培養出的技術人才也要有能力。最后,要拓寬畢業生就業渠道,提升就業率,讓不同學校的畢業生都能享受到改革的紅利,逐步縮小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穩步提升產業技術人才的社會政治待遇,打破階層固化思維,促進人才的縱向流動。

結語

從1951年第一個減負令到2021年“雙減”意見實施,我國基礎教育減負經歷了漫長的七十年。七十年既是我國基礎教育的成長史,也是教育利益各方之間的利益博弈史。減負是我國基礎教育全面邁向素質教育的必然選擇,只有扭轉錯誤的教育理念,糾正學校和家長心中錯誤的人才觀,清除附著在教育本體上的功利化毒瘤,讓教育回歸教書育人的初衷,我國教育才能輕裝上陣,才能夠培育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和建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