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質焦慮及測驗效應對大學生延時壓抑誘發遺忘的影響*

徐歆韻，于倩倩，羅躍嘉△

1.成都醫學院 心理學院（成都 610500）；2.深圳大學 腦疾病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深圳 518060）

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難以遺忘那些導致情緒波動的事件，如意外失去親人、經歷好友背叛等。如果這些引起強烈情緒體驗的記憶內容反復闖入個體的大腦中，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1-2]。Anderson等[3-4]通過想/不想任務（Think/No-think，TNT）范式分析了個體存在主動壓抑不想要記憶的能力，該范式主要包括學習、TNT、測試3 個階段，最終將這一能力帶來的遺忘稱為壓抑誘發遺忘（suppressioninduced forgetting，SIF）。

若想達到良好的遺忘效果，個體應充分調動注意資源[5-6]。研究[7-8]表明，焦慮個體可能更難主動壓抑不想要的記憶。這是因為短暫的遺忘可能是個體一種檢索受損的臨時狀態，受不想要記憶折磨的患者要想擺脫負性影響達到真正的遺忘，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9-10]。但焦慮個體通過壓抑達到的記憶遺忘效果，是否可維持尚不清楚?；谝酝芯縖10-12]結果，本研究使用TNT范式的變式以探究SIF在延時測驗中大學生的表現及特質焦慮和測驗效應對大學生延時SIF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1）在3 種測驗條件下均能觀察到SIF效應；2）焦慮得分越高的個體，其SIF效應越弱；3）延時測驗中的SIF效應會受到測驗效應的影響，延時復測優于延時初測。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21年5—8月，選取成都市某高校90名在校大學生進行調查。納入標準：1）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無色盲、色弱情況；2）認真完成特質焦慮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的測評。排除標準：測評后分析SIF效應指標（SIF-正確率/反應時）超出兩個標準差。最終，T-AI得分前50%和后50%的個體分別納入高特質焦慮組（n=31）和低特質焦慮組（n=37），高特質焦慮組T-AI得分明顯低于低特質焦慮組（P＜0.05）（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n（%），]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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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測量工具

T-AI量表于1993 年被譯成中文[13-14]，用于評定個體相對持久的焦慮水平，反映個體感到持續性擔心和不安的頻率或強度，可用來篩查大學生、軍人及其他職業人群的焦慮相關問題。該量表共20 個條目，其中有11個條目為負性情緒的描述，有9個條目為正性情緒的描述。每個條目進行1～4 級評分（1 級表示幾乎沒有，2級表示有些，3級表示經常，4級表示幾乎總是如此），總分為20～80分，要求個體根據一段時間內的體驗選出合適的選項。T-AI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特質焦慮程度越高。

1.3 試驗材料

本試驗的學習材料來自漢語情感詞系統[15]，共選出126 個兩字的中性詞，詞匯的平均效價為（5.42±0.70），平均喚醒度為（4.32±0.50）。

1.4 試驗程序

試驗流程采用E-prime 3.0 軟件編制，包括學習、反饋、TNT、即時測驗、延時測驗5 個階段：1）學習階段。被試記憶電腦屏幕上呈現的“詞-詞”對，即“線索詞-目標詞”，共60 對。2）反饋階段。被試觀看屏幕上呈現的線索詞并出聲報告與之對應的目標詞，當正確率＞50%進入下一階段，否則返回學習階段。3）TNT階段。這是本研究的核心階段，要求被試看到不同顏色的注視點做出不同的反應：紅色的“+”要求被試隨后不回憶目標詞，保持頭腦空白，項目類型為“抑制（Nothink）”；綠色的“+”要求被試隨后回憶且出聲報告目標詞，項目類型為“回想（Think）”。項目類型“Think”和“Nothink”在該階段重復12 次，共分為6 個區塊，每個區塊內有80 個試次，共480 個試次，每個區塊呈現的順序隨機。此外，還有一種項目類型的材料在該階段并不出現，作為“基線（Baseline）”。4）即時測驗階段。在TNT階段剛結束時實施，屏幕上僅呈現所學線索詞的一半，Think、Nothink、Baseline各10 個，共30 個詞，要求被試出聲報告目標詞。5）延時測驗階段。在TNT階段結束24 h后實施，呈現所有線索詞，Think、Nothink、Baseline各項目類型為20個，共60 個詞，要求被試出聲報告目標詞，其中一半材料是初次進行測驗，無測驗效應，稱這部分詞經歷了 “延時初測”；一半材料是再次進行測驗，稱這部分詞經歷了“延時復測”（圖1）。每兩個階段之間，被試休息2 min。

圖1 試驗流程圖

1.5 數據記錄

在測驗階段中，記錄各項目類型的正確率、反應時并計算代表SIF能力的相應指標（SIF-正確率/反應時）。1）各項目類型的正確率=正確報告的各項目類型個數/各項目類型總數；2）各項目類型的反應時=出聲報告的時間-線索詞呈現的時間（僅考慮正確報告的材料）；3）SIF-正確率=（Nothink正確率-Baseline正確率）/Baseline正確率；SIF-反應時=（Nothink反應時-Baseline反應時）/Baseline反應時（SIF-正確率＜0代表存在SIF，其值越小代表個體SIF能力越強；SIF-反應時＞0代表個體存在SIF，其值越大代表個體SIF能力越強。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定量資料采用（）描述，將項目類型（Think、Nothink、Baseline）、測驗條件（即時測驗、延時初測、延時復測）、特質焦慮（低特質焦慮、高特質焦慮）作為自變量，其中項目類型和測驗條件為被試內因素，特質焦慮為被試間因素，記憶測驗中的正確率、反應時為因變量。項目類型的正確率和反應時的組間比較采用3 項目類型（Think、Nothink、Baseline）×3 測驗條件（即時測驗、延時初測、延時復測）×2特質焦慮（低特質焦慮、高特質焦慮）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SIF的組間分析采取3 測驗條件（即時測驗、延時初測、延時復測）×2 特質焦慮（低特質焦慮、高特質焦慮）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最后對SIF再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對于不滿足球對稱假設的情況，采用Greenhouse-Geisser矯正，采用LSD方法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主效應進行事后檢驗。檢驗水準α除特別說明外均設定為0.05。

2 結果

2.1 不同測驗條件下兩組項目類型的正確率比較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測驗條件及項目類型間的交互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項目類型的主效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Think的正確率（0.84±0.01）明顯高于Nothink（0.58±0.01）和Baseline（0.67±0.01），Nothink的正確率明顯低于Baseline（0.58±0.01 vs 0.67±0.01，P＜0.001）。3 種測驗條件下均存在SIF效應。測驗條件主效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即時測驗的正確率（0.75±0.02）明顯高于延時初測（0.64±0.02）和延時復測（0.67±0.01），延時復測的正確率明顯高于延時初測（0.67±0.01 vs 0.64±0.02，P＜0.001）。而特質焦慮的主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不同特質焦慮大學生項目類型與測驗條件方差分析（正確率）

2.2 不同測驗條件下兩組項目類型的反應時比較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3 種測驗條件的反應時結果在項目類型上有不同的表現，項目類型和測驗條件的交互作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簡單主效應分析顯示，在項目類型Think上，延時復測和延時初測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 469±38）ms vs（1 448±37） ms，P＞0.05]；在Nothink和Baseline條件下，延時復測的反應時明顯低于延時初測（P＜0.05）?！疤刭|焦慮的主效應”“特質焦慮和測驗條件”“特質焦慮和項目類型”“特質焦慮、項目類型和測驗條件”之間的交互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3）。

表3 不同特質焦慮大學生項目類型與測驗條件方差分析（反應時）

2.3 不同測驗條件下兩組SIF-正確率比較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3 種測驗條件的SIF-正確率結果在特質焦慮上有不同的表現（P＜0.05）。簡單主效應分析顯示，在延時初測中，兩組SIF-正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0.07±0.04 vs -0.22±0.04，P＜0.05）；高特質焦慮的個體中，即時測驗的SIF和延時初測的SIF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0.10±0.04 vs -0.22±0.04，P＜0.05）。測驗條件、特質焦慮的主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圖2、表4）。

圖2 兩組特質焦慮在不同測驗條件下的SIF效應比較

表4 測驗條件與特質焦慮的方差分析（SIF-正確率）

2.4 不同測驗條件下兩組SIF-反應時比較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特質焦慮、測驗條件的主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5）。

表5 測驗條件與特質焦慮的方差分析（SIF-反應時）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TNT變式探討高、低特質焦慮大學生在即時測驗和延時測驗條件下的SIF效應以及測驗效應的影響作用，發現3 種測驗條件的回憶表現有明顯差異，測驗效應影響了個體對材料的回憶表現；同時大學生延時復測的回憶表現明顯優于延時初測的回憶表現。這可能是由于延時初測中的學習材料是在學習完成24 h后才進行首次測驗，未得到及時鞏固[16-17]，而延時復測中的學習材料經歷了即時和延時兩次測試。但本研究結果發現，測驗效應并未影響SIF，3 種測驗條件中的SIF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與假設不一致。Davidson等[12]發現，在TNT階段結束后的第3.5 h對被試進行測驗，未觀察到被試誘發遺忘效應。MacLeod等[18]采用提取誘發遺忘范式時發現，若提取練習和測驗階段間隔24 h則被試無法觀察到遺忘效應；而Storm等[19]在相同測驗條件下發現，1 周后仍能觀察到被試誘發遺忘效應，測驗效應對SIF存在一定影響。但本研究通過TNT變式對比延時測驗中兩種條件下的SIF效應卻未發現差異，這可能是由于延時測驗延遲了24 h，被試經歷了睡眠狀態，經過與未經過即時測驗的材料在被試睡眠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不同加工機制的影響[16]。本研究中3 種測驗條件下SIF-反應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當在現實生活中接連經歷慘痛的事件后，可將注意力主動集中在遺忘痛苦程度較低的事件上，或許能緩解痛苦程度較高的事件對個體情緒的影響。

研究[20]發現，個體可以通過抑制的認知機制來控制記憶的各個方面，但隨著焦慮水平的增加，這些功能會發生失調，焦慮可對認知控制功能及SIF產生一定影響[21]。Marzi等[7]使用情緒性材料進行研究發現，低焦慮被試能抑制負性材料，而高焦慮被試則很難抑制。Noreen等[22]使用中性材料研究發現，與非焦慮癥患者相比，焦慮癥患者更容易出現抑制受損。但也有研究[23-24]認為，低認知控制能力的心理障礙個體仍具有SIF的能力，甚至說比健康個體壓抑不想要記憶的能力更強。Joormann等[25]證實，即使個體經歷了痛苦的記憶，只要給予適當的訓練，也能幫助受創個體抑制不想要的記憶。本研究在分析特質焦慮如何影響SIF效應的持續性方面，發現特質焦慮并未造成影響，提示訓練個體的執行控制能力和認知控制能力有助于幫助個體提升SIF能力。另外本研究還發現，高特質焦慮大學生的SIF能力比低特質焦慮大學生更強，其原因是本研究正值高?？荚嚻?，高特質焦慮大學生主觀能動性增強，從而呈現出更優的SIF表現。當分析測驗效應對不同焦慮個體SIF能力的影響時，本研究發現，在延時初測中高特質焦慮大學生的SIF能力更強，而延時復測中兩組大學生的SIF能力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高、低特質焦慮大學生在延遲24 h后仍能觀察到SIF；測驗效應影響高、低特質焦慮個體在延時測驗中的SIF效應，高特質焦慮大學生在延時初測表現出的SIF能力優于低特質焦慮大學生，而延時復測中二者無明顯差異。本研究納入的人群、試驗材料還不足，在未來的研究中將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