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貴州橋梁與渡口的修建和管理初探

楊 云 羅 權

(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作為重要的交通基礎設施，中國古代橋梁與渡口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和卓越的成就。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出于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方面的考慮，對貴州橋梁與渡口建設十分重視，地方士紳、民眾捐修橋渡熱情高漲，橋梁與渡口在貴州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學術界主要集中在橋梁與渡口的經濟史、社會史、歷史交通地理研究，聚焦于兩湖、四川、陜西等地區①。而針對貴州地區，主要有《貴州省志·交通志》《貴州公路史》《貴州省志·橋梁志》等著作，其中對比較著名的橋梁與渡口有所提及，但對貴州橋梁與渡口的修建和管理尚未進行系統研究。故本文以明清時期貴州橋梁與渡口為研究對象，對其數量、年代、修建主體、經費來源和管理進行較為系統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清貴州橋梁與渡口的數量、年代分析

貴州戰略地位至關重要，正如顧祖禹所言：“雖偏隅逼窄，然驛道所經，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環達于西北，幾千六百余里?！盵1]5231明初，中央政府為加強西南地區的統治，“開一線以通云南”，促成了貴州建省，大量漢族移民進入貴州地區，參與到了道路、橋梁、渡口建設[2]，在湖廣通往云南的驛道干線上修建了許多橋梁與渡口，貴州各交通支線的橋梁與渡口建設也逐漸展開。清代通過改土歸流、改衛設縣、開辟苗疆等方式，使得貴州全域實現了流官治理；又將原屬四川、湖廣、廣西的不少地區劃入貴州，使得貴州轄域大幅增長，橋梁與渡口建設在更廣闊的地域空間得以展開。

(一)橋梁與渡口的數量分析

本文中明代指1368年明王朝正式建立至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北京的時段，清代指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北京至1912年清帝退位的時段。關于橋梁與渡口的統計，明代以崇禎末年的貴州政區為準，清代以宣統末年的貴州政區為準。根據兩個時期橋梁與渡口所在的地理范圍，在明末或清末分別屬于貴州何處，便將其統計在相應的府州縣衛，并且在統計不同時期同一府州縣衛的橋梁與渡口之時，經認真核對以及逐一排查，對其中的重復項進行了合并與調整。

筆者通過系統爬梳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貴州歷代方志集成》中各府州縣衛關于橋梁與渡口的記載，以實錄、奏議、文集、筆記、譜牒、地名錄、碑刻、調查報告等資料加以佐證、補充，統計出明代貴州橋梁305座，渡口88個；清代貴州橋梁2,060座，渡口558個。其中明代貴州橋梁最多的是思南府有34座，其次是貴州宣慰司有33座，貴陽軍民府有23座，最少的是偏橋衛，僅有1座。橋梁數超過15座的有貴州宣慰司、貴陽軍民府、思南府、銅仁府、安順軍民府，少于15座的有思州府、鎮遠府、石阡府、黎平府、都勻府、龍里衛、新添衛、清浪衛、偏橋衛、安南衛、畢節衛等。渡口最多的是貴陽軍民府，有17個，其次是銅仁府，有15個，思州府，有11個，最少的是平溪衛、清平衛、興隆衛、黃平所，均為1個。渡口數超過8個的有貴陽軍民府、銅仁府、思州府、石阡府，少于4個的有黎平府、都勻府、安順軍民府、平越衛、平溪衛、清平衛、興隆衛、黃平所。

在明代的基礎上，清代又新增修了許多的橋梁與渡口，數量大幅上漲。其中橋梁最多的是貴定縣，有128座，其次是遵義縣，有119座，最少的是青溪縣，有1座。橋梁數超過60座的有貴定縣、貴筑縣、鎮寧州、獨山州、黃平州、開泰縣、盤州廳、遵義縣、赤水廳，少于6座的有麻哈州、施秉縣、臺拱廳、龍泉縣、青溪縣、銅仁縣、下江廳、安南縣。渡口最多的是遵義縣，有43個，其次是赤水廳，有36個，正安州，有33個，最少的是修文縣、普定縣、龍泉縣、青溪縣、安南縣、盤州廳，均為1個。渡口數超過14個的有石阡府、正安州、開州、遵義縣、桐梓縣、仁懷縣、荔波縣、赤水廳、古州廳、水城廳，少于4個的有修文縣、普定縣、余慶縣、清平縣、鎮遠縣、青溪縣、永從縣、安化縣、印江縣、龍泉縣、安南縣、盤州廳等。

根據以上對明清貴州橋梁與渡口的統計及梳理，可知各地的橋梁和渡口數量與當地水文條件、版圖面積、官府的倡導力度以及府州縣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具有密切聯系，其中河流多寡、總長等水文條件是影響橋梁與渡口修建數量的重要因素。地方官府對橋梁與渡口建設的倡導力度也有重要影響，如遵義縣、鎮遠縣、開泰縣等處于該地區的行政中心，當地政府的倡導和監督會更加直接，橋梁與渡口的修建數量也會比較多。此外，山洪暴發、水旱災害等自然環境因素，戰爭期間毀壞橋梁等社會環境因素，都會對橋梁與渡口修建數量造成極大的影響。

(二)橋梁與渡口的年代分析

據統計，明清貴州橋梁有確切名稱可考的共計2,365座，渡口共計646個，還有更多沒有記載并且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橋梁與渡口。在橋梁與渡口中有明確修建年代的僅占少部分，大多只記載了大致方位，或簡略地點，或捐資修建者，這導致大多數橋梁與渡口并不能明晰其修筑時間，尤其以渡口比較明顯。目前，明代貴州修建的橋梁有修建年代或時代可考的有100座，渡口僅有7個，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明代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時代分布表

在明代，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最集中的時期是洪武、成化、弘治、萬歷、崇禎五朝，所建橋梁次數達到總數的72%。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平定云南，為保障入滇大道的暢通，建立貴州都指揮使司，沿驛路建立衛所城池，使用聯省控御、分段設防的手段，并通過城池、關隘、寨堡、哨卡、驛站構筑起連點成線、連線成面的戍防體系[3]。為了維系緊密的軍事戍防體系，保障驛道的通暢，就必須依賴可靠的水陸交通，為橋梁與渡口建設提供了契機。

至成化、弘治時期，貴州橋梁修建次數有了一定增加，與彼時貴州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明廷向來采取“移民就寬鄉”的政策，大量移民進入貴州后，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土地的開發利用有了明顯進步，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在手工業方面，貴州在紡織、蠟染、制作銀首飾等方面都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在商業方面，由于人口密集，貨物需求量較大，在驛道沿線的城市，形成了許多的商業活動中心，并影響了周圍的農村地區，于是“農村場市”逐漸出現，促進了市場網絡的形成[4]190。貴州農業、手工業、商業的不斷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進步，城市與農村之間、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更加密切，對水陸交通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此外，萬歷年間發生的“萬歷三大征”之一的平播戰爭，天啟、崇禎年間的“奢安之亂”，明廷調集數省兵力進入貴州平亂，為便于行軍修建了大量橋梁與渡口，故這兩個時期橋梁與渡口的修建數量也比較多。

清代以來，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次數逐漸增加，增幅較為明顯，橋梁與渡口建設蓬勃興起。清代貴州修建的橋梁有修建年代或時代可考的有913座，渡口有77個，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清代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時代分布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橋梁與渡口修建最集中的時期是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四朝，所建橋梁次數達到總數的75.6%，所設渡口次數達到了總數的79.2%，橋梁與渡口建設繼續發展。順治、康熙時期積極經營貴州，意在休養生息，恢復經濟，于是橋梁與渡口修建次數穩步增加。至雍正時期，雖然橋梁修建次數沒有康熙時期多，但從統治年數和相對比值看，也有一定增長。至乾隆、嘉慶、道光時期，橋梁建設迅速發展并且達到了頂峰，渡口建設也有極大的發展，這與清王朝在貴州地區日益穩固的統治密切相關。咸豐、同治時期，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次數相比于道光、光緒時期都比較低，這一時期，因“咸同兵燹”全省陷入戰亂之中，社會秩序遭到極大破壞，無暇顧及建設，故橋梁與渡口修建次數較少。到了光緒年間，由于戰亂平息，各行各業開始進入戰后重建工作中，渡口修建較為興盛，橋梁修建工作如火如荼開展，各式橋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二、明清貴州橋梁與渡口的修建主體分析

(一)明代橋梁與渡口修建主體分析

橋梁與渡口的修建主體按身份劃分，主要有官修、紳民修兩種。此處的官修，既包括奉官帑修建橋渡，又包括官員個人捐資修建橋渡，均是代表官方政府的一種行為，紳民修指地方士紳、民眾參與修建橋梁與渡口。目前，明代貴州修建的橋梁有修建主體可考的有94座，渡口僅有7個，分布如表3所示：

表3 明代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主體分布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明代貴州官修橋梁占到了絕對的比重，達到了橋梁總數的74.5%，而紳民修建的橋梁所占比重不大，達到了橋梁總數的23.4%；從渡口方面來看，由于數量有限，修建主體記載較為簡略，僅從表中看出紳民修建的渡口占比略高于官修渡口。由上可知，官修橋梁所占比重高于地方士紳、民眾修建的橋梁，明代官府發揮了主導作用，地方士紳、民眾做出了自身的貢獻。

在參與明代貴州橋梁與渡口建設的官員中，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其中以文官居多，官員級別多為巡撫、知府、知縣等。如銅仁縣城北二十里有龍田橋，為“巡撫郭子章、推官譚完等建”[5]54。思州府城東十里有天堂橋，“萬歷癸卯，予發銀百兩，檄知府馬千官、推官華三祝建”[6]255。但主要還是以縣級官員居多，作為地方政府官員，往往優先擔負橋梁與渡口建設的任務。如思南府婺川縣有甘艘水橋，“弘治六年，知縣蔡嵩建橋于上，行者利焉”[7]58。鎮遠府有沙灣渡，為“萬歷十一年，知縣劉叔龍設”，城東三十里有焦溪橋，為“萬歷二十四年，知縣趙儒建”[8]325-326。其中武官所占比例也不少。如永寧衛有飛虹橋、送江橋、高橋，均系“洪武二十四年，景川侯曹震建”；永寧州慕役司西北三十里白水河有白虹橋，“洪武二十五年，都督王成奉敕建”；貴州宣慰司城南有霽虹橋，在南明河上，“永樂二年，鎮遠侯顧成建”[9]303-309。安莊衛城南三十五里關索嶺下有通云橋，“永樂元年，都指揮陸秉建”[7]162。思州府有大石橋，“田堧坪前五里，總兵石邦憲建”[8]357。甕安縣城北二十里有豬場橋，水由洪頭堡來，極為險峻，“明嘉靖時，武略將軍宋喬始建木橋于上”[10]102。由此可知，明廷為維系緊密的軍事戍防體系，不斷加強貴州水陸交通建設，橋梁與渡口受到極大的重視，戍守貴州各地的武官擔負起橋梁與渡口建設的重要任務。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令水西土司奢香開“龍場九驛”，川黔滇驛道與四大驛道得以溝通，聯系更加緊密。在中央政府的倡導和支持下，土司參與了橋梁建設。如貴州宣慰司城西南二十五里花犵狫河上有濟番橋，“成化三年，宣慰使宋昂建”，城北洪邊巷內有宣澤橋，“弘治間，宣慰使安貴榮、宋然建”，城北三十里有麥駕橋，“水西之道所經，宣慰使安觀建”，城西北三十五里還有李五橋，為“宣慰使安貴榮建”[7]37-38。新添衛城西南二十里有惠政橋，在甕城河上，“弘治六年，都御史鄧廷瓚命貴州宣慰使安貴榮建”[7]127。思南府城南三里有憲溪橋，“羅價建，長官李鉉易以石”，西五里有金盞橋，“長官安繼爵建”，沿河司有五馬橋、麗利橋、通衢橋，均系“長官張玨建”[6]253。

與此同時，貴州地方士紳、民眾開始參與到橋梁與渡口建設中。如都勻縣有傅和渡，“嘉靖間，郡人沈、葉、陳三姓捐資造船作義渡”[11]297。思南府沿河司有黑水橋，為“商人燕朝安建”[12]162。清鎮縣城南七十余里有玉珍橋，為“明時玉冠山玉珍道人捐資創修”[13]516。桐梓縣城北二百四十里猶官壩有魁星橋，“明隆慶時，里紳猶氏弟兄所建”[14]96。平越衛城東南五里有葛公橋，系“明萬歷間，郡人葛鏡建，屢為水決，三建乃成，糜金巨萬，悉罄家資”[15]309。

(二)清代橋梁與渡口修建主體分析

在清代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中，全國主要的路、河、橋由政府投資建設，各地區的道、河、橋則基本上是民間捐資修建[16]。清代貴州修建的橋梁有修建主體可考的有756座，渡口有113個，分布如表4所示：

表4 清代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主體分布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清代修建了大量的橋梁與渡口，紳民修建的橋梁占到了絕對的比重，所建橋梁數達到了橋梁總數的77.9%，而官修橋梁比重有所減少，只達到總數的19.8%。從渡口方面來看，相較于明代，渡口修建數量明顯增加，紳民修建的渡口達到了渡口總數的57.5%，官修渡口達到總數的34.5%，紳民修建渡口所占比重高于官修渡口。由上可知，清代貴州地方士紳、民眾修建的橋梁與渡口所占比重已遠高于官修，民間社會成為主要的修建主體，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清代官府仍然發揮了重要的倡導和監督作用。

在參與清代貴州橋梁與渡口建設的官員中，與明代基本類似，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如永寧州募役司西南二十五里有花江橋，“光緒二十四年，貴州提督蔣宗漢捐廉修石橋”[17]464。遵義縣東門外有萬壽橋，“康熙六年，水漲傾圮，總兵吳之茂改修，高數尺”，城東四十里有清水橋，“康熙十年，總兵吳之茂始建今橋”[18]210-212。銅仁府城北十五里有廣嗣橋，“副將賀國賢重建，舊名廣濟橋，今更名廣嗣”[19]27。其中以文官居多，官員級別大多為總督、巡撫、布政使、知府、知縣等。如永寧州城西三十里有盤江橋，“順治十六年，經略洪承疇、總督趙廷臣、巡撫卞三元重修”[15]309。安順府郎岱廳有西林渡，“在府西一百八十里，即毛口渡，總督鄂爾泰題改新路，于此設渡”[20]181。貴陽府布政司前有太平橋、盤橋，“雍正三年，布政使劉思恕改建河道時建”[21]541。大定府有太平橋，“清光緒三十四年，知府陳廷梁建”[22]288。但大部分以縣級官員居多，以便更直接地管理該縣的基礎設施建設。橋梁與渡口事關各地的公文投遞、租稅輸納、商旅往來以及民眾日常出行。如印江縣城東有樂茂橋，“順治十七年，知縣劉學瀚重建，康熙十一年，知縣蔣元捷又重建”[15]311。畢節縣城西九十里有七星橋，“乾隆九年，知縣勞孝輿及典史金覲相度形勢，改建于舊橋之下流，立三石墩，架木為橋，歷三載乃成”[23]266。興義縣城東二十五里有納福橋，“道光中，知縣汪自修，率邑人捐建木橋。后木橋又圮，咸豐三年，知縣胡霖澍改建石橋”[24]204。

清代貴州地區還有一些地方行政單位，也參與了橋梁與渡口建設。如桐梓縣城北一百里有普善橋，北一百一十里松江上有積善橋，北一百一十五里清水溪有福善橋，北一百二十里立石灣有集善橋，北一百二十里通樹井有同善橋，均系“同治庚午黔北修路局修建”[14]95。

清代貴州土司亦參與其中。如鎮寧州石頭寨有水康橋，“康熙三十二年，土司沙趙龍倡修”[25]213。貴定縣有卜明橋，“乾隆中，大平伐土司宋之符建”[21]544。龍里縣大谷龍有蔭龍橋，距城七十里，為入省大道，“乾隆五十年，土官宋文龍倡建”[11]282。普安州黃草壩城東關有東門花橋，城東十五里有楊橋，均系土舍黃啟元祖建，普安州北三十里有善德橋，土千總龍德正建[26]28-29。思南府朗溪司西北有永濟橋，為“長官田興邦建”[12]161。

士紳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有一定地位，發揮一定功能的一個階層[27]17。清代以來，貴州地方士紳廣泛地參與了橋梁與渡口建設，以求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如貴筑縣有普渡橋，“耆民金子龍、紳士王德盛、王德華、王紫儒四人倡建”[21]543。思南府永勝關外有兩路口新橋，為“郡舉人安峸、監生鄔德隆、林朝仕同建”[12]162。荔波縣城東門外有李家渡，即樟江渡，為赴粵之孔道，“邑人李國瑾捐田所置，每年所收之谷，除養船戶外，其余并歸董士經管船議，三年一換新船”[28]245。赤水廳河西里有孔灘橋，“同治十一年，邑紳蔡振聲、喻元楨募眾修建”[29]480。都勻縣城東五十里有洋卡渡，“光緒二十二年，貢生李德才募置”[30]88。正安州城北百里有七星橋，“清末武舉韓登瀛、韓碧周、奚宗文等募建石橋”[31]257。

參與橋梁與渡口建設的民眾包含了各個階層，根據各類地方志資料中記載有明確身份的包括：鄉民、鄉人、里人參與修建橋梁88座，渡口22個；民婦參與修建橋梁8座，渡口1個；孀婦、節婦參與修建橋梁4座；僧人參與修建橋梁12座；商人參與修建橋梁7座，渡口1個；客民參與修建橋梁2座；傭人參與修建橋梁1座。其中遵義縣城南一百一十里有茶山渡，舊為私渡，“乾隆十八年，鄉民張藩、董仁等捐改義渡”[18]209。黃平州城西四里有馬港渡，“乾隆五十九年，里人陳天倫等八人募建”[32]89。思南府有雙龍橋，建于官渡河上流，“光緒間鄉人張時昌等創建”[33]335。仁懷縣有百歲橋，“民婦趙羅氏百歲時捐建，故名，氏壽百有五歲”[18]224。修文縣東六十里底寨有黎家橋，為“清初黎氏孀婦獨建”[34]510。清江廳有延壽橋，“清乾隆五十年，節婦劉王氏捐建”，黃平州有濟美橋，“光緒二十年，孀婦李王氏等捐建”[35]100-102。思南府有安印橋，“清光緒乙酉年，節婦周楊氏捐資紳耆，助資補修”[36]280。玉屏縣城東三十里鲇魚堡有長生橋，“乾隆四年，廣福庵僧濟淳，同里人徐名標、徐名成、楊光隆等募建石橋，往來稱便”，城東二十里南寧鋪有長寧橋，“乾隆十六年，僧自茂同楊君玉、陳壽章等募建”[37]41-42。桐梓縣北二百八十里有金剛橋，“光緒三十年，僧宗益募化主修，計三載而功始成”[14]96。清鎮縣城西二十五里有康濟橋，為入蜀孔道，“道光十七年，貴筑商顏正用捐募三千余金，修拱橋十五洞，伊宮保里布題曰康濟橋”[20]187。黃平州城西十五里有坡動橋，為通往貴陽之捷徑，“乾隆初年，福建客人陳姓先捐銀三百兩募化修建”[32]87。正安州兩河口有苦工橋，為“傭人劉廷爵建”[31]257。以上事例表明了清代貴州社會各階層人士廣泛地參與到了橋梁與渡口建設事業之中。

三、明清貴州橋梁與渡口的經費來源

橋梁與渡口的經費包括修建經費和維護經費，修建經費指新建或重建橋梁與渡口所花費的金錢，維護經費指對橋梁與渡口進行日常維護，以延長其使用年限所花費的金錢。明清時期貴州地區橋梁與渡口的經費來源根據官修、紳民修的不同可分為兩類，現分別對其進行論述：

(一)官修橋梁與渡口經費

貴州地區官修橋梁與渡口的修建和維護經費，一般動用官帑、藩庫等。尤其是關乎官方公文投遞，或是民間商業貿易往來的地方性橋梁與渡口，均由政府出資修建和維護。如明代都勻府麻哈州南五里有惠民橋，萬歷乙未年(1595年)，黃君璉因新添衛學教授代理職事于此，請求修建石橋，率先捐其俸祿作為倡導，“又請之方伯楊公，守巡詹公、梁公得公帑若干金益之”[8]529。永寧州有盤江橋，明崇禎年間參政朱家民創建，按照舊例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自雍正六年改新路，俱問渡毛口，由盤江橋者少，凡六年修一次，借領藩庫養廉銀九百五十兩”[20]185。清代遵義縣城南一百里有烏江義渡，光緒五年，丁文誠總督四川，創辦鹽務官運，每年為國家增加帑款數百萬，于贏余項下以四萬金酬其勞，文誠不受，乃撥作黔中修理路道橋梁經費，又以七萬金交黔商，專作烏江義渡制田收谷[31]241。

還有許多官修的橋梁與渡口，一般為地方官員捐資修建。如明代畢節衛城南五里有阜安橋，為“僉事胡宥捐資修建”[8]203。清代以來，地方官員大多捐俸祿或者捐養廉銀。如桐梓縣城北九十里有蒙渡橋，“康熙五十七年，知府趙光榮捐俸建石橋”[15]314。開泰縣城西十里有大坡腳橋，通往古州道、黎平所，“光緒十七年，知府俞渭、知縣趙一鶴同捐廉重建”[38]236。有的直接捐銀兩，如鎮遠府城東有祝圣橋，系“清康熙二十七年夏五月，水溢橋圮，總督范承勛、巡撫田雯、提督馬三奇及司道府公捐銀兩千七百兩有奇重修”[35]97。思南府安化縣有馬蹄溪橋，道光九年，橋被水沖毀，居人梅育奇勸募重修，由于經費不足，“請于官署思南府知府鄧應臺捐銀五十兩，知縣甘雨施捐銀一百兩，橋成，往來稱便”[12]162。有的地方官員捐資造船置田，以其產業所收的租金，作為橋梁渡口修建和維護以及渡夫工食的經費。如余慶縣西七十里烏江下流有巖門渡，為楚蜀要津，“康熙中，其渡久為土棍私踞，知縣蔣深通詳各上，捐資造船置田給渡夫，不許土豪占踞”，巖門渡上流二十里有構皮灘渡，“向亦為土豪私踞，知縣蔣深通詳立案，捐資造船置田，禁私渡”[39]68。

(二)紳民修橋梁與渡口經費

貴州民間地區橋梁與渡口的修建和維護經費，一般由地方士紳、民眾捐資修建，或是眾人捐資修建。當然也有個人獨資修建，如安南所城東五十里巴林河上有化龍橋，為“明嘉靖中，僧金圓獨資修建”[40]422。由于修建和維護橋梁花費金錢過多，個人獨立捐資修建橋梁的情況并不多見，而修造渡船較為便宜，關于捐造渡船的事例也比較常見。紳民修建的橋梁與渡口和支付渡夫工食的經費，主要有以下幾種籌措方式：

第一，地方士紳、民眾捐資置產，或者直接捐出自己的一份產業，一般為田土、山林，然后以田土、山林所得收入作為經費。如明代修文縣城北五十五里有平寨大橋，跨平寨小河上，為“龍井寨、平寨等處之人集資創修”[34]511。清代貴筑縣喇平里石倉寨有龍犀渡，“生員王德盛、王德華，耆民吳德化、吳德健募資置田以給渡夫，構宅于岸以居之”[21]541。余慶縣城東門外有牛場河橋，“清道光十三年，曾、何、李三姓共捐田六畝以作船夫工費”[41]398，其后又捐置田地數畝，趙家溝之田出谷二十挑，林坪之田約出谷十八九挑，草坪之田約出谷三十挑。八寨廳城東一百七十余里有羅家橋，最初由羅承先創修，久而朽壞，至清道光末年，王有禹繼修，由“何名超等十八家集資買附近杉山一大幅，專作修橋之資，材以備日后修補之需”[42]353。正安州城東五十里有螺螄塘義渡，系“嘉慶年間，思五甲民鄧錫相捐田四十三丘并山林，全股以作渡業，招葉姓耕食”[31]255。

第二，地方士紳、民眾直接捐錢或者捐物以作經費。有的直接捐錢，或捐金、捐銀，作為橋梁渡口修建和維護以及渡夫工食的經費。如仁懷縣有麻磏義渡，“光緒二十年，陳榮山捐錢置田作造船費，廖炳坤捐錢殖利作渡夫費，永為義渡”[31]266。黃平州城東北有羅浪橋，“清康熙三十五年，進士王橒捐金重建”[35]102。清鎮縣雞昌河上有鐵索橋，“嘉慶九年，邑人楊周極與黔西張文伯捐銀三千兩并募捐倡修”[13]517。有的鹽商支付橋梁渡口修建和維護以及渡船的經費，如仁懷縣西南七十里吳馬口有萬壽橋，“光緒六年，經鹽商以丁文誠存款費數千兩改造，越三年乃成，通水西大道”，赤四甲有普通橋，“光緒三十二年，仁岸鹽商以丁文誠存款息金修造”[31]266-268。甕安縣有船頭瀾，“道光二十三年，眾鹽號暨首事公議，每年養船之費由各號出，至今遵守”[10]103。有的直接捐谷，以支付渡夫工食經費。如石阡府城北十二里有洋溪渡，“其渡夫口糧由附近居人秋收后，每戶捐谷四五合不等，俗云打河糧”[43]305。仁懷縣城北四百七十里赤四甲有長沙場上下義渡，本為私渡，“光緒六年，王瑞卿捐谷三石作上義渡；光緒三十一年，孫全泰籌款買水旁田土一股，年收谷七石，為養渡夫與造船之費，永作義渡”[31]266。

第三，直接向過往行人索取錢財以作經費。這大多為私人設置的渡口，沒有田資修繕，經費來源不穩定。如水城廳有悅來義渡，即高家渡，通普安大道，渡夫往往索取過多錢財，“水平時每渡一人必索錢三四十文不等，若遇水漲則多至二百文，外行者苦之”[44]365。甕安縣有僧家渡，“向來為猶、劉兩姓私渡，需索過甚，行李苦之”[10]103。

由于橋梁與渡口容易被損壞，每年需要對橋梁與渡口進行維修，還需及時支付渡夫工食費用，有時候單一的捐資方式無法滿足所需經費，況且社會各階層人士在捐修同一橋梁或渡口時，捐資方式往往會有所差異。因此，許多橋梁與渡口在經費籌措方面會兼具多種方式。

根據以上對貴州橋梁與渡口修建和維護的經費來源進行分析，可知經費來源與橋梁與渡口的修建主體具有聯系。明代官府在橋梁與渡口建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因此，橋梁與渡口的經費主要來自官方政府，即動用官帑。清代以來，民間社會成為橋梁與渡口主要的修建主體，地方士紳、民眾主要使用捐資置產、捐錢、捐物等籌措方式，以作橋梁與渡口和支付渡夫工食的經費。

四、明清貴州橋梁與渡口的管理

在獲得經費保障之后，橋梁與渡口建設迅速發展。為了延長其使用年限，使其長久地發揮作用，加強橋梁與渡口的管理至關重要。管理包括對橋梁與渡口進行修建和維護、招募渡夫、修理渡船、經營田地、收取租金、管理經費等。

明清時期貴州地區橋梁與渡口及橋渡田地的管理主體一般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由地方官府直接進行管理。此類橋梁或渡口一般處于重要交通要道，事關軍事交通運輸、官方公文投遞、商業貿易往來，地方官府一般撥軍駐守或直接管理。如明代鎮遠府城東九十里有下坪渡，“鎮遠長官司額造船一只，看船渡夫，清浪衛撥軍二名”[9]305。平越衛麻哈江上有浮橋，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修建，令平越同知楊可陶、守備薛紹瑄、指揮奚國柱、把總馬武卿、經歷陳江定督麻哈橋，“移武勝營四十兵，同十渡夫守兩岸”[6]196。清代黔西州城西北五十里西溪渡，“通大定府路，千總駐防”，東六十里有六廣渡，“通修文縣路，把總防守”[15]312。永寧州有盤江橋，“康熙二十三年重建，乃益堅密，橋之東歸永寧管理，西由普安廳、安南縣分管”[45]66。第二，由地方里甲進行管理。如畢節縣有赤水河渡，“設濟船一只，委渡夫三名，其打造船只及撐手工資，俱派地方里甲供給”[46]117。第三，地方官府交由渡夫管理。如綏陽縣城北三十五里有渡頭河渡，為綏陽通往正安之要津，“渡夫工食及建橋之經費，各有田土，共田十畝，坡地七十畝，經本縣查勘、造印冊存案，并給渡夫收執耕管”[18]221。第四，地方官府交由附近寺廟僧人管理。正安州有官渡河渡，石橋沖毀后，州牧趙宜霦告誡士民汪大觀等募銀一百兩，由黃文衡承領，每年繳租谷十石，“交水口寺僧本安雇夫撐渡”[47]27。第五，由地方士紳、民眾進行管理。如松桃直隸廳有東門橋，道光十四年，廳主徐鋐重新修建，“經理者，為首士國學生黃榮”[48]287。遵義縣城北一百三十里有馬路河義渡，“道光二十年，楊天產、楊天燦置渡夫，兩家專司其事”[31]244。都勻縣有陽安渡，平福臨捐置，并有田資修繕，“由何、平二姓經理”[30]88。第六，由地方商人進行管理。遵義縣城南一百里有烏江義渡，“事經仁岸商人永隆裕經管，初制大船二只、小船四只，三年一更”[31]241。

根據以上對貴州橋梁與渡口的管理主體進行分析，可知對橋梁與渡口的管理主要來自兩種力量，即官方政府和民間社會。明代官府在橋梁與渡口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重要的橋梁與渡口多為地方官府直接管理。而清代以來，貴州地方士紳、民眾廣泛參與其中，民間社會在橋梁與渡口的管理中成為主要力量。

結 論

明清時期，隨著貴州驛道交通的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需要，貴州橋梁與渡口建設迅速發展。橋梁與渡口作為重要的交通基礎設施，其修建數量、修建年代均與貴州的政治形勢、經濟實力、水文條件等具有密切的聯系。明初，中央政府為了加強西南地區的統治，不斷加強貴州水陸交通建設，貴州開始修建了許多橋梁與渡口。在明代的基礎上，清代貴州橋梁與渡口建設蓬勃興起，并且在清中期達到了頂峰，這離不開清王朝在貴州地區日益穩固的統治。作為重要的地方公共事業，明代官修橋梁與渡口占有絕對的比重，官府發揮了主導作用，擔負起出資興修、管理維護的任務。清代以降，民間社會修建的橋梁與渡口所占比重已遠高于官修，在經費籌措和管理方面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此外，官府雖然在貴州橋梁與渡口建設中不再占據主導地位，但也起到了重要的倡導、監督和管理作用，地方土司亦有貢獻。官方政府和民間社會在貴州地方公共事業建設中都體現了相應的價值，在不同時期發揮了各自的重要作用，兩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橋梁與渡口的修建管理體系。

注 釋：

①相關成果主要有：張俊《從橋梁、渡口看清代湖北的公共事業建設》，《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張俊《清代湖北橋梁、渡口的修建與管理研究》，《理論月刊》，2004年第3期；孔祥生《橋梁與環境》，碩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2007年；吳琦《清代湖北津渡及其運營管理》，《江漢論壇》，2008年第1期；史紅帥《清代灞橋建修工程考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年第2期；楊文華《清代四川津渡地理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2013年；姜建國《跨越自然的阻隔：清代金沙江中下游津渡與川滇交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