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的年代: 我記憶中的社會主義建設

何 依

上世紀下半葉的中國， 可以形容為“火紅的年代， 沸騰的生活”， 國家意志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留下一系列歷史印跡， 我的童年、 少年、 青年三段人生經歷， 見證了中國現代社會集體記憶的一個個縮影。

一、 我的父親母親

那時候我們的家在北京， 位于和平里的化工部一帶， 一片五十年代建設的城市街坊， 由數幢紅磚樓房圍合成一個個大院， 并用一組組數字標出前后順序。 這片新區基本屬于化工部系統， 包括北京化工學院、 化工研究院等， 在北三環內按計劃經濟模式進行布局， 是典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那種辦公與住區混合的模式。 清晰地記得我們家的地址是: 和平街十二區十六樓二單元一樓。

我童年的生活圍繞著這種新型大院展開， 這種空間模式形成了我對生活環境的基本認知， 或許可稱為兒童的環境意象。 由于60 年代末局勢的動蕩， 我常常被關在家里， 那時候的記憶是窗外的世界: 東窗對著化工研究院的大門， 每天上下班的時間， 人們隨著高音喇叭涌進涌出， 到了夏天， 大門里的兩排合歡樹高高掛著粉色花朵， 一直沿路伸向大院的深處； 西窗外的大院經常有露天電影，1967 年第一顆氫彈爆破成功， 寒冬中院子里放映“新聞簡報”， 我們就在書桌上放個小板凳， 透過窗戶觀看那激動人心的時刻。

這里說的“大院”是相對的， 一是相對北京舊城區的傳統四合院， 這種鄰里單位導向的現代院落尺度要大很多； 二是相對不同的年齡階段， 童年記憶中所有東西都大的不夠真實， 以至于我成年后帶著自己的孩子再次來到這里， 感覺怎么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圖1)。 其中這有一個場所的概念， 這種五十年代的住宅布局， 是一個時代居住空間的“模式語言”， 大家都在一個大單位工作， 相互熟悉，彼此親切。 我母親是單位的醫生， 經常有人因急診在夜晚敲我家朝向院子的窗戶， 還有在那個糧食配給的時代， 孩子多的鄰居每月都用細糧票換我家的粗糧票， 以解決吃飽飯的問題。 記得大院子的沿邊有好多大槐樹， 每當夏天樹梢都長著沉甸甸的槐花， 我們一群小孩就拿一根綁著鉤子的桿子，去樓上的人家， 打開窗戶， 勾回一串串清香的槐花， 充當零食解饞。

圖1 北京單位大院中的家門口全家合影(何依提供， 攝于1964 年)

那個時期城市空間體系的建構， 可以用亞歷山大的“樹形結構”來形容， 就是“中心—副中心—鄰里中心”的層級關系， 和平里應該屬于鄰里中心， 我們住的和平街還在下一個層級。 童年的活動范圍有限， 所認識的城市空間就是和平街這個層級， 那是院子外的世界。 一條城市道路， 沿街有一個國營和平街照相館， 我們姐妹倆每年都有一張照片記錄成長； 還有一個國營和平街飯店， 大人們有時去買些米飯， 用一個布袋子裝回來， 是因為南方人吃不慣粗糧； 道路對面有一個大菜場， 奶奶每天都提個藍子去買菜。 和平里化工部是父親工作的地方， 記得父親每天騎自行車去上班， 傍晚下班回來時， 自行車后座上經常帶著各種水果， 是用一塊大手絹包著的， 那種夕陽中在家門口期盼父親的情景， 成為童年記憶中最溫暖的畫面。

我的父母都是新中國前后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學生， 父親何季良是浙江省海寧人， 出生在鹽官鎮的一個大戶人家， 于1952 年入朝， 直至1958 年10 月和談結束后， 最后一批撤回祖國， 所屬23軍69 師， 師部偵察參謀， 小時候經常纏著他講在三八線“抓舌頭”的故事(圖2)。 父親是一個非常注意細節的人， 在朝七年之久， 留下五六本戰地日記， 還有和我母親的兩地書， 生活中有紀念價值的物件他都會保留， 包括我們姐妹出生那一天的日歷， 各種電報存根、 證書、 帳單等， 甚至每一張照片的背后都有注釋， 記錄拍攝時間、 地點和事由。 我有一個心愿， 就是退休后將父親的這些遺物評估一下， 或許有價值能整理后出版。 父親回國后即轉業到北京的化工部工作， 為了家庭團聚， 母親離開了位于南京中山陵的華東軍區某醫院， 轉業到化工研究院的衛生所， 他們在北京安了家(圖3)。

圖2 父親在朝鮮停戰線的鐵原外豐洄一帶的舊照(何依提供， 攝于1954 年4 月18 日)

圖3 我的父親母親(攝于1956 年， 南京)

我父親從今天的角度看就是一個“文藝青年”。 我家有一個裝滿文化作品的竹制書架， 印象深刻的是三本散文集，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分別在扉頁上寫著: 1957 年9 月24 日購于朝鮮伊川郡的志愿軍隨軍書店； 1958 年12 月5 日購于齊齊哈爾； 1963 年11 月24 日購于北京。 “朝鮮—東北—北京”三地的變遷， 記錄了當時志愿軍回國的一個歷程(圖4)。 就是這些書陪伴我度過了那些無所事事的童年， 也埋下了我的文學夢想， 要不是高考時正逢“哥德巴赫猜想”， 我應該會走文科路線。

圖4 父親的三本散文集， 扉頁記錄了購買的時間和地點(何依提供)

父親后來在地方長期做秘書工作， 工作之余喜歡做些木工活兒， 我們家的家具都是他用廢舊木料做的， 這種事讓他很有成就感， 離休前還經常寫點短文投給報社， 一經刊登就高興地手舞足蹈，他用攢下的稿費買了我們家第一臺洗衣機， 以此為樂。 后來我參編?中國園林詞典?， 因為字跡潦草，他就工工整整地幫我抄寫一遍， 那些點點滴滴的小事情想起來也是一股暖流。 父親就是時代洪流中一個平凡的小人物， 長達七年之久的朝鮮坑道生活， 使他患上了風濕性心臟病， 此后一直被病痛所困擾， 60 歲時便離開我們， 時隔多年， 因為我的自媒體才使許多老同事知道他的朝鮮經歷。

上世紀60 年代末， 隨著國際形勢的緊張， 空中似乎彌漫著陰云， 大家都處在惶惶不安的狀態中。熟悉的鄰里中陸續有離開北京遷居南方， 我們家最初則是父親響應號召去了遠在湖北襄樊(今襄陽市)的化工部“五七干?！雹?人民日報?“編者按”發表了毛澤東1966 年5 月7 日的指示: “廣大干部下放勞動， 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 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 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贝撕?， 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 高等院校、 科研文藝事業單位在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五七干校， 從事農副業生產和革命大批判。。 記得父親每周都有信來， 繪聲繪色地描述漢江邊的這座小城——上山采蘑菇， 下河摸螺絲， 還可以在漢江邊垂釣。 如果有人回北京， 就給我們捎來一袋油炸花生米，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 那香味真是誘人。

這段時間， 中國開始了以加強國防為中心的大后方建設， 稱為“三線建設”， 這是中國經濟史上一次極大規模的工業遷移過程， 當時的口號是“備戰備荒為人民， 好人好馬上三線”②1966 年3 月毛澤東提出“備戰、 備荒、 為人民”的思想: 第一是備戰， 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 才能打仗， 否則雖有槍炮， 無所用之； 第二是備荒， 遇了荒年， 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 仰賴外省接濟， 總不是長久之計； 第三是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 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 這一指示成為“三五”計劃較長時期內， 指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思想。。 在此背景下，父親被無期限地留在了襄陽建設湖北制藥廠。 為了照顧身體不好的父親， 帶著對小城安寧與美好的想象， 母親決定舉家南下， 決心之大連同戶口也一并遷走了(圖5)。 那個年代國家和個人命運緊密相聯， 一觸即發的世界大戰似乎就在眼前， 記得母親當時說: 無論將來怎樣，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

圖5 父親(中)在化工部襄陽五七干校與同事在漢江邊合影(何依提供， 攝于1969 年春)

二、 我的三線建設記憶

初到襄陽是一個夜晚， 一輛大卡車載著我們一家六口和簡單的隨身行李， 朦朧中只記得進山了，因為有一段道路過于狹窄， 汽車是擦著樹枝勉強通過的。 第二天醒來， 知道這是大山里的一個護林站， 稱扁山林場， 僅有兩排平房和一個伙房錯落分布在一個山溝里。 我們一家人就住在其中一個不到20 平方米的小房間里， 沒水沒電， 上廁所還要爬一個小山坡， 比起北京有暖氣、 煤氣和衛生間的家， 落差實在是太大了。

當時的三線建設本著“先生產， 后生活”的原則， 來自全國各地的家屬全部借住在當地的農戶。記得一個深更半夜， 狼在門外發出一陣陣嗥叫， 護林人就在伙房里用鐵鍬用力鏟著鐵鍋， 用巨大的聲音把狼嚇走。 為了補貼生活， 我們家在屋外面搭了一個雞窩， 養了一只公雞和三只下蛋的母雞，但是不久雞窩就遭遇了黃鼠狼的襲擊， 場面血腥。 就是在這個家禽都無法生存的原生態環境中， 我們過起了自給自足的生活。 那段時間我奶奶擔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 在井邊開荒種菜， 做煤球拾柴燒火， 下河洗衣服洗菜。 還經常在午飯后去水里摸蚌殼， 當地人從不吃這種河鮮， 于是就成了我家獨享的美味。 春天到了， 奶奶就去田間地頭挖野菜， 那種叫“馬蘭頭”的小草成了我們的家常菜， 幾十年后， 當我在酒店的餐桌上見到了這道菜時， 無限感慨。

今天用專業的視角回顧， 人生的每個階段或每次遷徒， 都會有一個特定的場所相伴， 成為那種叫“鄉愁”的記憶， 童年的場所以“家”為中心， 由各種邊界意象構成的一個領域范圍。 記得阿爾托說過這么一句話: 我們的情感是因為有了記憶才能被激動。 場所不同于空間是因為與特定的事件關聯，承載了記憶和情感而獲得意義， 如果是集體記憶， 那就是一個時代的意義。

初到襄陽時， 住在大山下面， 每天傍晚看著太陽落到高高的扁山后面， 那個時候總想: 山后一定有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太陽應該住在那里吧? 直到有一天全家人登上山頂， 看到是一個部隊駐地，有很多戰士在操練， 這條邊界才被現實弱化。

去年(2022 年3 月)我帶學生做襄陽硯山三線建設的課題， 特地去了五十年來留在記憶深處的扁山林場， 只見灌木叢生， 小時候走過的芝麻地、 麥田和水庫難覓蹤跡。 那兩排房子也很難確認， 因為我是用房子后面一條小河定位的， 但是五十年的滄海桑田， 小河早就干枯了， 河床中長滿了雜樹。再一次見到那個我童年記憶中的邊界符號——扁山時， 山尖也不再高大聳立， 或許是山下的樹長高了吧。 有意思的是， 我在山里無意中遇到一位生活在此的老太太， 向她打聽那個扁山林場， 聊起來才知道竟然是五十年前同住那兩排房子的鄰居， 我們說起了共同的熟人， 林場的“眼鏡陳”、 宋大爺、化工部的高家和李家……， 原來是兩排房子中有一排倒塌了， 一組房子因剩下一棟， 沒有了相互關系就難以確認(圖6)。

圖6 今年春天去扁山林場調研時， 巧遇的50 年多前鄰居(何依提供)

我當時對三線建設時期最直接的印象應該是焦枝鐵路①焦枝鐵路于1969 年11 月動工興建， 1970 年7 月鋪通。 北起河南焦作市， 南至湖北枝城， 縱貫豫、 鄂兩省， 全長753.3 公里。 這條鐵路北接太(原)焦(作)線， 南連枝(城)柳(州)線， 在洛陽與隴海鐵路交叉， 是聯結山西、 豫西、 鄂西的南北重要鐵路干線。的建設。 那時候我和妹妹去農村小學念書， 從山里走出來， 要過一道山梁， 走一片稻田， 翻一座小山， 經一段公路， 再上一個坡， 到那個簡陋的連窗戶都沒有的“無彊大隊”小學。 因為山前有一座深不見底的水庫， 奶奶怕我們貪玩而溺水，就站在山梁上遠遠望著我們消失在山后才回家。

山后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工地， 路旁樹立著“深挖洞、 廣積糧、 不稱霸”巨大標語， 只見一眼望不到頭的人山人海， 肩挑背扛， 其中幾人一組喊著號子， 用數根繩子吊著一塊大石頭上下摔動， 夯土壓實， 這是我直接見證的三線建設。 焦枝鐵路又稱焦柳鐵路， 作為貫穿中國華北、 華中和華南地區的大動脈， 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秘密修建的一條備戰鐵路， 動員了80 萬人， 僅用了7 個月時間就建成了的近800 公里長的鐵路(圖7)。 這條鐵路現在仍然在漢水東岸， 雖然當下交通運輸作用不顯著了， 但在當時是華中地區乃至全國的一條重要的運輸路線。

圖7 焦枝鐵路工地影像(網絡圖片)

后來我們幾經搬家， 在湖北制藥廠投產后才正式安居， 那是在多快好省原則下建設的四層住宅，當時是完工一幢就分配一幢， 在沒有通水、 通電的情況下直接就住了進去。 我們家住的是最早建成的兩棟樓房， 可以說是三線1.0 版本的住宅， 每層六戶， 統一開間， 外走廊貫通， 樓梯間居中， 配有廚房但廁所是樓層公用。 外走廊的最大好處就是提供了一個交往空間， 我記得當時住在端頭那戶的人家跟我奶奶關系特別好， 他們在門口洗菜、 做家務的時候， 我們幾個小孩就過去跟她聊天， 同樓的住戶上下班從樓梯間經過時， 見到我奶奶都會親切地打個招呼。

這段鄰里守望的熟人社會模式， 源于三線建設時期的規劃布局， 遵循“靠山、 分散、 隱蔽”的選址原則， 作為與城市有一定距離的飛地， 一般分成兩大塊， 即生產區和生活區。 生產區為了隱蔽沿著山溝一線展開， 湖北制藥廠的生產區順著一條名為“周家沖”的山溝， 依次布局一車間—二車間—三車間—四車間—機修車間—動力車間……。 生活區大多在山溝的外面， 靠近公路， 形成一個應有盡有的小城鎮。 湖北制藥廠的生活區臨近漢江， 與廠區隔著一條焦枝鐵路， 陸續建起了單身宿舍、家屬宿舍、 職工醫院、 子弟中小學、 招待所、 職工大學等， 可以說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圖8)。

三線工廠的生活區很有特點， 基本是圍繞著一個公共中心進行布局， 這個中心大多位于生產區和生活區之間的交通集散點， 以燈光球場為核心， 由大禮堂、 食堂、 服務社、 單身宿舍等形成一個圍合空間， 是那種具有物質功能和精神屬性的場所。

工作之余， 車間之間的各種球賽、 春節游園會及職工文藝匯演都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集體記憶。尤其周末， 大家從上午就開始期盼燈光球場的露天電影， 有些新電影如?杜鵑山?和?奇襲白虎團?，因為跑片子要到半夜才能放映， 大家就穿著棉大衣裹著頭巾在寒冬中等待， 一旦聽到摩托車的聲響，就知道是片子到了， 黑暗中一陣歡呼， 孩子們也睡意全無。 那個時候， 人們就是這樣迎來了新電影……(圖9)。

圖9 燈光球場的露天電影(網絡圖片)

當時三線工廠的職工和家屬大多數是從全國同類行業抽調來支援的， 也有隨整個工廠遷來的，六零三印刷廠就是從上海搬到襄陽。 湖北制藥廠分為兩大塊， 襄陽區的總廠是一個全新社會組織，位于樊城區的制劑分廠則是由武漢制藥廠支援的。 當時， 人們滿懷著建設者的激情， 從五湖四海紛至沓來: 包括五七干校留下的干部、 全國各地支援三線的工程技術人員、 畢業分配來的大中專學生，還有大量通過招工進廠的知青和征地農民。 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的家庭從東北、 華北、 西北、山東等地遷入， 來到這個特定的“移民社會”中， 我們也會不斷結識新朋友， 其中我最好的朋友李嘉良， 父親畢業于上海交大， 于1976 年從華北制藥廠調來任總工程師， 他們一家跟隨父親從石家莊遷來， 她現在定居在芬蘭的圖爾庫市， 每次回國， 我都會陪她去看當年的小伙伴。

我上中學時還沒有子弟學校， 就在古城內的襄樊四中②襄樊四中現為湖北省襄陽市第四中學， 創建于1954 年9 月。住讀， 每周回家一次。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 集體主義和社會身份也有著時代烙印， 投射在家屬和學生群體。

襄樊四中在短時間內轉入了大量的“外地”學生， 除了三線工廠和各種保密單位， 還有空軍、 裝甲兵、 鐵道兵等各兵種五七干校的子弟， 都以寄宿的方式就讀于四中。 印象深刻的是每到星期六的傍晚， 各單位的大卡車開進學校， 浩浩蕩蕩地載著各自的子弟返家， 星期天的夜晚又照例送回。 多年后， 隨著社會局勢的變化， 部隊的干?；径汲纷吡?， 但三線工廠卻留在了當地， 我常?；叵肫疬@段中學時光， 時代的洪流把我們匯聚在一起， 共同度過了那個世事紛擾的年代， 也留下少年懵懂的青春記憶。

三、 我的知青生活點滴

我于1976 年從襄樊四中高中畢業， 那個時候學校廣播臺反復播放一首配樂詩?理想之歌?: “紅日、 白雪、 藍天……乘東風， 飛來報春的群雁”①?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七二級創作班于1974 年集體創作的長篇詩歌， 當年通過配樂詩朗誦， 在學校廣播臺反復播放，曾激勵一代中學畢業生去農村這一廣闊天地。， 回蕩在校園上空， 激勵著應屆畢業生。 我別無選擇地上山下鄉， 來到位于襄北地區的薛集公社三星大隊“知青點”。 那是上山下鄉運動后期的組織形式， 由各企事業單位負責將中學畢業的子女集體安置在城市周邊的農村， 并派出干部和貧下中農代表進行共同管理。 我們那個湖北制藥廠知青點， 有男女“帶隊干部”各一位， 當地派了小隊長、 會計、菜農、 瓜農、 放牛人等教我們做農活， 大約由50 余人組成一個臨時社會(圖10)。

圖10 襄北知青點的合影(何依提供， 攝于1977 年冬季)

那段時間， 我和另外兩個小伙伴跟著一位瓜農種西瓜， 炎炎烈日下， 每天蹲在望不到頭的地里給那些瓜秧子培土和固根， 還經常擔糞、 除草、 施肥等， 終于收獲了滿園的西瓜， 但送到市場卻賣不出去， 最后全部爛在地里， 僅收獲了一袋西瓜子。 此外， 我還有個特殊身份， 因為高中“開門辦學”①開門辦學是上世紀70 年代出現的辦學舉措， 即大中小學師生走出校門， 到工廠、 農村、 部隊等“大課堂”去學習， 并請工農兵走上講臺。時在一所部隊醫院學醫半年， 就被安排為知青點的衛生員。 出工之余還給小伙伴們扎銀針， 發一些非處方藥， 如酵母片和黃蓮素之類的， 以致于我以為這輩子會成為一名醫生， 高考報名武漢醫學院時， 大隊還給開了張“赤腳醫生”②赤腳醫生是上世紀70 年代出現的名詞， 指沒有固定編制， 經鄉村或基層政府指派的有一定醫療知識的農村醫護人員， 特點是亦農亦醫， 送醫送藥上門。的證明。

下鄉期間， 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歷史事件， 粉碎四人幫， 結束上山下鄉運動， 恢復高考制度。這時我也不再是少年了， 對于這個時代也不是旁觀者， 高考意味著自己能夠掌握命運。 從此， 每日收工后， 我就把床鋪當桌子， 點著煤油燈， 坐在小板凳上， 幾乎是從零開始， 一步步實現我的大學夢想。

四、 我經歷的時代記憶場所

作為一名從事城市規劃理論研究的學者， 從專業視角對個人經歷的一處處生活環境進行拼貼，以期發現時代賦予的場所精神。

北京那個家的場所記憶已經非常遙遠， 應該是紅房圍合的大院， 孩童的世界以家門口為原點，所有事件都參照這個點逐一展開。 出了這個院子是一條城市道路， 父親就是沿著這條道路去上班，更遠的土城則是奶奶領著才能去玩的地方， 有高梁地和毛毛草。 但是， 伴隨著特定的事件， 某些場所也會超越個體的私人領域， 如土城外的北三環， 因為見證了毛澤東主席乘敞篷車接見紅衛兵， 成為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能夠被共同回憶。

襄陽的家幾經搬遷的過程。 扁山腳下的那個家， 封閉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范圍內， 天天與大山為伴， 久而久之便積淀為一種“家鄉”的場所精神。 這座扁山， 讓我想到法國后印象派畫家保羅?塞尚與圣維克多山， 除了對繪畫藝術的探索， 也有情感寄托和靈魂安放的意義。 搬到漢江邊上的樓房后，少年的我常常站在門外的走廊向東眺望漢江， 枯水時可見江中的沙洲島嶼和點點船帆， 對江的那一邊總是懷有無限遐想。 其中， 所有記憶都與邊界相關， 一條邊界之外總是存在另一條更大的邊界，在有界與無界中限定出人生的不同場域。

再后來離家去襄樊四中上中學那段時光， 記憶中總有一個畫面浮現， 就是四中大禮堂。 這座建筑掩映在樹叢中， 學校大門對著大禮堂的山墻， 其間有一條大路， 彼此關聯形成了一個入口空間。每當夏日， 夾竹桃的花開一路， 同學們上學時走向大禮堂， 自然會有一種儀式感。 那個年代的集體意識很強， 許多活動都在大禮堂里舉行， 例如學校宣傳隊的演出、 詩歌朗誦比賽、 年級大會等。 大禮堂應該是襄樊四中那個時代畢業生的集體記憶， 遺憾的是這座承載一屆又一屆畢業生的標識建筑早已拆除， 圍繞大禮堂的那個場所也隨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刻著“襄陽四中”的大石頭。

三線建設作為新中國重要的歷史事件， 遺產價值毋庸置疑， 但是三線工廠不僅只有遺產， 還有生存與發展問題。 以湖北制藥廠為例， 前幾年去過一次， 生活區一副凋零的景象， 似乎被遺忘在上個世紀了， 聽我母親說， 一些老同事回去看了都傷感地流淚。 近日， 隨兒時的發小再去湖北制藥廠時， 發現經過改造的生活區人居環境大大提升。 正值下午四點左右， 只見孩子們在彩色的球場上玩耍， 老年人在門前和路旁團團坐著下棋、 打牌和聊天， 一路上發小都在與出門散步的熟人打著招呼，一切都很從容， 似乎有一種新的生機從衰敗的機體中生長出來， 或許這也是一種活態保護吧(圖11)。

圖11 經過環境改造提升后的湖北制藥廠生活區(何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