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文化安全問題及其應對
——以東南沿海地區Y 大學為例

李 政 艾兵有 譚勁松

文化安全是指一國文化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 并具有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本構成要素， 在整個國家安全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與政治安全、 網絡安全等相互交織、 密切相關。 文化安全是確保社會主義政權不變色、 確保中華文化存續綿延的重要保障[1]。 ?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條對維護文化安全的任務作出了規定， 即國家應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 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蝕和影響， 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 增強文化軟實力和競爭力。

我國的高校既是傳播文化、 匯聚思想、 培養高層次人才的重要場所， 也是黨堅守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 作為新生事物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 因其以我國青年學生為主要培養對象且在我國境內辦學， 當然也不能例外。 在當前時代背景下， 探究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文化安全問題， 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20 世紀90 年代至今， 中外合作辦學經歷多年的發展， 辦學機制逐漸完善， 辦學模式趨于多樣化。 目前， 中外合作辦學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單獨成立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 即中國教育機構與外國教育機構合作辦學的高等學校， 文內出現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均是此類。 另一種是中國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該類項目又可分為學歷教育項目和非學歷教育項目。 因此，中外合作辦學雖然是一個新生事物， 但體系卻較為復雜、 龐大。

目前， 關于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文化安全問題的研究成果不多， 僅限于對校園治理安全(李學鋒等， 2008)、 語言安全(姜珊， 2015)與黨建工作(邵廣等， 2022)等議題的探討， 幾乎未對文化安全進行總體性梳理。 基于此， 本研究選取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高等院校Y大學為研究對象， 從教師配備、 教材使用、 課程設置、 校園文化等方面對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文化安全問題及其應對進行探討。

一、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 我國發展面臨的內外部風險空前上升。尤其是網絡和信息安全領域面臨嚴峻挑戰， 原本一些很容易解決的人民內部矛盾卻常常存在著被網絡輿情激化、 極化的可能性， 甚至被外部勢力所利用， 通過造謠詆毀、 煽動群眾等方式否定中國共產黨取得的發展成就并抨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目的是造成國內環境動蕩， 破壞目前團結穩定發展的大好局面。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因其特殊性常處于各類輿情與意識形態斗爭的“風眼”位置。 因此， 要重視并關注其辦學中的各個環節， 特別是要善于通過各種方式， 做好大學生群體的思想政治工作， 堅守主流意識形態陣地。 基于此， 明確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十分必要。

(一)有助于全面認識我國基本國情， 激發學生愛國情、 強國志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 盡管外方辦學機構暫時在教學內容制定和教材、 圖書的引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主導權和話語權， 但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決不能因為其辦學的國際化， 而放棄自身應有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的政治立場， 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辦學方向。 2022 年4 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調研時強調， “為誰培養人、 培養什么人、 怎樣培養人”始終是教育的根本問題。 要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 堅持為黨和人民事業服務， 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傳承紅色基因， 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 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2]。 在中國的土地上辦教育， 無論是什么形式， 目的都是培養愛黨愛國、 維護國家利益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目前在中外合作辦學高校， 教師的引進、 課程內容的設置等方面， 大多由外方主導， 中方在學校管理上的自主權相對較低， 而大學生的價值觀又正處于一個“開環”的建設期， 這勢必導致在學習生活中， 會潛移默化地接受西方價值觀， 甚至由內心認同轉變為主動維護。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是中西方優勢教育資源互補的重要成果， 而不是境外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占領區。

因此，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是我國維護文化安全、 爭奪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陣地， 之于我國總體安全茲事體大。 保障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總體文化安全， 有助于引導在校的中國學生全面認識和把握我國基本國情， 激發愛國情、 強國志， 自覺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

(二)有助于引導學生站穩我國政治立場回應誤解和偏見

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新常態。 2013 年以來，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推進， 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合作持續加深。 在教育領域， 中外合作辦學的規模越來越大， 這里既包括外國來華留學生規模擴大， 也包括中國教育不斷走出國門。例如以色列理工學院落戶汕頭， 開啟中以合作辦學的新篇章； 中國和伊朗之間相互派遣留學人員[3]66； 在教育合作協議下， 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互相派遣公費留學生等[4]146。 在國際教育領域， 除了孔子學院以外， 2022 年5 月1 日起施行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十三條明確提出“國家鼓勵職業教育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5]， 從國家法律層面給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以強有力的支撐。 顯然， 在我國包括職業技能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領域， 將會出現更多類型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國學生將有更多機會通過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走出國門， 接觸世界各地的文化， 與當地人民共同學習、 生活。

然而， 由于意識形態差異、 制度差異、 文化差異等等， 以及部分外籍師生對中國國情不了解，在現實的學習和生活中， 中國學生往往會遇到外籍老師或者同學詢問有關中國的具體國情， 甚至會遇到不懷好意的外籍師生， 借課堂討論的機會， 對中國問題發表帶有深刻誤解和偏見的言論。 例如，對于“如何定義‘一帶一路’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中方與西方媒體有著不同的闡述。 2017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的演講中鄭重表示: “中國將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將自身發展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 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盵6]對于中國作出的承諾與表態，不少西方人士卻不以為然。 “中國的崛起， 在歐洲引發了對一個心理問題的關注， 即是否愿意接受中國崛起這一事實。 歐洲人并沒有從中國的崛起以及英國脫歐和‘美國至上’中吸取經驗， 而是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去解釋， 目前的局勢并不是真實的?！盵7]3所以， 不少西方人士似乎仍然沒有認識到或不愿意承認自己的衰落， 難以正視中國的發展成就， 而將中國的崛起視作威脅， 看不到任何合作共贏的可能性。 這顯然是不夠客觀和理性的表現。 抱著這種態度， 不少西方人士自然就會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一帶一路”這一功在當代、 利在千秋的重要倡議。

因此， 保障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文化安全， 有助于引導在校學生站穩中國立場， 樹立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自信， 在西方社會占據媒體優勢、 炮制負面話題的情況下， 以從容自信的態度面對質疑，并有力回應西方人士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 努力維護國家利益和文化安全。

(三)與新時代思政課建設及創新發展相輔相成

思政課是我國教育體系落實立德樹人、 鑄魂育人的關鍵課程， 從孩童啟蒙即始， 貫穿國民教育的全過程， 對引導青少年樹立理想信念、 厚植愛國主義情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具有與國內其他高校迥異的辦學體制、 教育方案及校園文化， 思政課作為其非核心課程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

2019 年3 月18 日，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并作出重要指示:“民辦學校、 中外合作辦學也要把思政課建設擺在重要位置， 按照要求辦好思政課， 在這方面沒有例外?！盵8]這為中外合作辦學高校重視文化安全、 探索思政課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導。 一方面，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獨特的校園文化為新時代的思政課建設提供了新場景， 提出了新要求。 而風清氣正的校園文化氛圍能保證思政課程建設不偏航。 另一方面， 因地制宜的新思政課能幫助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學生系統地學習思政課程， 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上與其他高校學生同軌， 進而了解國內國際形勢， 厚植愛國主義情懷， 為維護校園文化安全貢獻力量。

二、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存在的文化安全問題

前文就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在文化安全方面的問題作了概述， 意在以底線意識指出今后提升中外合作辦學質量的方向， 這也是黨中央一直關注的新課題。 2019 年3 月， 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 提出要全面提升國際交流合作水平， 提升中外合作辦學質量[9]。 中外合作辦學作為我國高等教育形式的一種補充， 在引進外國優質教育資源、 培養國際化人才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后文擬以筆者調研的Y 大學為研究對象， 結合前述相關問題， 指出問題之成因并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教師思想政治認知水平參差不齊

當前，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 教師思想政治認知水平參差不齊， 在學生思想引導上與國內同層次其他高校相比存在明顯差距。 這一問題與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人員結構有很大關系。 此類高校的外籍教師比例普遍較高， 以Y 大學為例， 該校專任教師約190 名， 來自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 90%以上為外籍人士。 而學校的人文社科類專業中， 普遍設有哲學、 社會學、 心理學等西方典型思想類課程。 如果不加入符合我國實際的本土思政類課程， 學生可能在外籍教師授課的過程中， 對西方思想文明產生根本性認同， 而忽視中國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樹立。 同時，外籍教師由于其自身的西方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差異， 會在教學過程中把自身的價值觀、 生活習慣甚至宗教信仰等在不經意間傳達給學生， 學生會潛移默化地對西方價值體系產生認同感和親近感。雖然可以要求外籍教師更多地了解中國國情與政治文化， 把對中國社會的正面認識展現在教學過程中， 但對學校而言， 如何及時掌握外籍教師的思想動態， 是一個難題。

此外， 由于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中的中國教師比例較低， 整體人數較少， 很難像國內同層次其他大學一樣， 按照足夠的配比配置班級輔導員和思政教師。 而在國內其他大學中， 輔導員和思政教師承擔著引導學生樹立正確價值觀的重要作用。 就Y 大學而言， 能否落實思政教師配比， 目前還有待觀察。

而且， 就職于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中國教師， 大多數有出國留學背景； 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也并非都是中共黨員。 但國內其他高校的情況與之大不相同， 明確要求思政課教師和輔導員必須是中共黨員。 作為中共黨員， 有一項基本要求是定期開展支部黨員活動， 學習黨的最新的思想、 方針、政策。 非黨員教師進行黨的理論知識學習， 一般本著自愿原則[10]。 所以， 在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中， 如何提升非黨員教師的政治素養和覺悟， 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為響應國內學生管理和思想引導的客觀需求，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也做了諸多嘗試。 如Y 大學設置了“書院導師”和“成長顧問”等制度， 聘請中國的教職員工擔任“成長顧問”， 對學生進行學習和生活上的輔導。 而成長顧問如何加強自身政治素養， 在幫助學生適應新環境、 塑造健全人格的過程中給予正確的價值觀引導， 是值得關注的一點。

(二)中國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課堂教學有缺失的傾向

首先， 從課程設置上來說，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往往由國情課取代， 思政課開設的力度不夠。 2019 年3 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提到， “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 “要解決學生理想信念問題”[8]。 以Y 大學為例， 用國情課取代思政課， 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國情課課時量較少。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國內普通高等學校的學生必須接受的公共必修課， 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約48 學時)、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約64 學時)、 ?思想道德與法治?(約34 學時)、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約48 學時)等主干課程， 本科階段的學生需要修滿四個學期， 總共約200 課時。 相比之下， Y 大學的國情課主要有?辨與思??我與社會??古與今??文化傳承與國際化?等課程， 共計約130 個課時， 課時量偏少。 二是國情課沒有固定的教材。 在實際授課過程中， 課程按照不同的主題展開， 但是課程內容很少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共黨史以及對黨中央最新政策的解讀與分析。 大學期間， 學生本該系統學習黨史知識， 增加愛國情感， 但是在國情課中能接觸此類信息的機會太少。

其次，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在課程思政方面的建設比較薄弱。 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國教育形式中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因此， 明確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 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接班人， 對于中外合作辦學的高校來說責無旁貸。 而融入課程思政是比較好的方式。 2017 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 首次提出“課程思政”。 2019 年8 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再次印發?關于深化新時代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的若干意見?， 要求“深度挖掘高校各學科門類專業課程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11]， 為高校課程思政指明了方向。

Y 大學課程思政建設比較薄弱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是學生家庭條件富裕， 大多數學生來自于Y 大學所在城市或附近的東南沿海城市， 從小接受良好的文化、 藝術教育， 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上的需求較高， 不經意間容易形成相互攀比的氛圍。 優渥的家庭環境和學校內的攀比氛圍， 讓學生對于艱難拼搏的生活狀態很難感同身受， 對于民族發展歷程之艱辛很難有所體會， 自然也很難對類似的思政案例感興趣。 如何對這類學生進行行之有效的國情教育，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是關于課程中的思政素材如何用于教學實踐， 外籍教師很少主動地去挖掘， 導致課程思政無法有效地組織開展。 三是在開展課程思政這一問題上， 中方負責人與外方長期難以達成統一意見。 外方負責人難以理解課程思政的重要性， 甚至部分外籍教職人員對于課程思政天然有排斥心理。 “由于外方對強制學生修讀思政類課程的積極性不高， 在與外方談判和具體教學過程中， 中方在課程設置中具備實打實的思政課有難度?！盵12]筆者初步了解到， 上述問題在其他同類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最后，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大范圍使用西式教學模式， 易導致學生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 一方面， 在中外合作辦學初期， 大多數學校對教育資源， 例如教材等， 幾乎都是直接、 全部引進[13]， 例如Y 大學所有的專業課程設置均采用外方大學的現有模式， 教材亦采用外方大學通用教材或國際原版教材。 基于這些教育資源而制定的教學大綱、 教學計劃等， 會將西方的思維模式帶進課堂， 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理解并吸收。 發達國家借助其先進的科技、 眾多的文化輸出渠道， 以及領先的政治經濟地位， 將其社會價值觀、 思維和行為模式、 生活方式， 甚至政治模式等， 隨著知識和技術一同輸出傳播到發展中國家。 另一方面， 教學(或學習)資料多來源于英語世界， 質量參差不齊， 學生暫不足以有效識別其中暗藏的意識形態風險。 筆者調研發現， 以Y 大學為代表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其課堂多采用探討式(seminar)教學， 即學生在課前查閱相關資料， 教師在課堂上通過引導、 啟發，進而幫助學生完成圍繞某主題的合作討論的方式開展教學活動。 學生在學校圖書館能借閱的資源多數是外文出版物， 雖然可以借助互聯網獲取海量與課程相關的信息， 但考慮到全英文學習環境， 學生會下意識優先獲取英文資料或登錄外網查閱資料。 因此， 在組織課堂的過程中， 學生的資料和信息多來源于英語世界。 然而， 大多西方媒體和書籍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情客觀、 全面的認識，其中不乏不懷好意的詆毀與刻意而為之的議程設置， 如果學生使用的教學資源帶有意識形態的偏向性， 對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存在誤讀和偏見， 就會在無形中扭曲學生的世界觀、 人生觀和價值觀，長此以往， 不利于學生建立“四個自信”和民族認同感。

2023 年5 月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教育強國進行第五次集體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教材建設和管理， 牢牢把握正確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 用心打造培根鑄魂、 啟智增慧的精品教材?！盵14]如何在教學材料上嚴格把關， 打造一批由我所寫、 為我所用的高質量中外合作辦學教材， 是保障中外合作辦學文化安全應考慮的重要因素。

(三)現有校園文化活動不利于學生的“三觀”建設

高質量、 有價值的校園文化活動是高校立德樹人的重要渠道， 但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校園活動卻普遍存在著質量、 價值均不高的問題。 以Y 大學為例， 首先， 部分校園文化活動在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思想、 促進學生對中國國情的了解等方面的作用不強。 其實， 我國在宣傳黨的思想、 學習最新的相關政策與理論等方面， 已經有非常成熟完備的組織形式和活動形式。 在國內的其他高校中，各級黨委、 團委會以召開組織生活會、 民主生活會等形式， 組織開展主題學習教育， 貫徹落實上一級黨組織的方針政策。 Y 大學在黨建宣傳方面， 一是學生黨(團)支部開展的活動較少， 學生向黨組織靠攏的積極性不夠； 二是舉辦的國情與文化教育活動多偏向于宣傳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如中國漢字流傳演化史講座、 漢服制作工藝分享會等， 這儼然是把中國學生當外國留學生開展教育活動，學生積極性自然不高， 而且對于了解國情來說， 時效性也不強。

其次， Y 大學的部分校園文化活動存在一定的文化安全隱患。 豐富的社團活動， 頻繁開展的中外教育學術交流， 往往讓學生應接不暇， 這些也成為了各種文化推銷的最佳場合[15]。 在這些交際場合中， 學生只能說英文； 尤其對于即將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 為了練習表達能力， 他們會抓住這種全英文交流的機會， 頻繁地參加此類活動。 在學術活動和交流中， 選取的主題和案例， 不少都帶著西方中心主義偏見。 學生在設定好的框架中討論， 往往會順著既定的思路， 通過案例分析， 對一些不健康的主題產生較強的價值認同感。 除此之外， 在西方的傳統節日組織學生集體觀看電影， 或者參與志愿者活動， 也是讓中國學生感受西方文化、 獲得價值觀認同的方式。 據學生反映， Y 大學舉辦的英文類文化沙龍曾直接借用西方民主議程開展話題討論， 如利用英國議會制形式， 開展對全球化問題的相關討論。 表面上把參與的學生分成了正反兩方， 實際上學生在借助議會模式辯論的過程中，會逐漸熟悉并習慣議會制的表達形式， 從而對西方政治制度產生價值認同。 該類文化沙龍還曾將討論的主題設置為偏重于西方價值觀的內容， 如要求參與者用即興演講的方式闡述“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指的是一種抵制行為， 是2021 年的流行熱詞。 討論取消文化， 目的是讓學生直觀感受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理念。 對比而言，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在推廣中國文化及其價值觀、 理念等方面的力度、 強度和質量上， 遠不及西方文化。

三、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提升文化安全的應對策略

(一)以合適的方式積極把握外籍教師的思想動態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我國的高等教育工作是黨領導下人民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無論教師本人是否為中共黨員， 都應及時學習黨中央相關文件和政策， 擁護黨的領導。 對在我國境內的外籍教師， 也要因勢利導， 比如說， 對于有益的教學方式， 要給予他們鼓勵和支持； 對于不健康的做法， 要勸阻； 對于個別外籍教師刻意而為之的不當行為， 要及時向保衛部門報告處理。 例如， 堅持中外合作辦學中的董事會制度， 每年應定期召開至少一次會議， 對于教學發展規劃、 教學年度計劃、教工管理等方面， 應在中外代表充分討論的情況下， 保證我國的教育方針、 教育目的得到貫徹， 從而保證中外合作辦學中的文化安全[13]。 除此之外， 要對外籍教師的學歷背景、 家庭背景、 宗教信仰等進行審查， 并通過黨員教師“一對一”對接外教的方式， 相互學習、 共同進步。 同時， 在外教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 若開展傳教等不當活動或發表不當言行， 要加以勸阻， 并在學生中及時澄清。

(二)按比例配齊中國籍的思政教師

長期以來， 我國高等教育當中的思政教育依托黨團干部教師、 學生輔導員等思政人員， 實現了全員育人和全過程育人， 維護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意識形態安全。 由于思政教師的思維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方式等， 都會對學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思政教師是思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筆者調研發現，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中， 中方思政教師人數確實較少。 因此， 在教師隊伍建設上， 學校應按照一定比例， 配齊相當數量的中國籍思政教師。 一方面， 中國籍思政教師與學生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溝通更順暢。 思政教師可以通過設立下午茶談心時間等方式， 幫助學生適應中外合作辦學模式， 讓學生主動分享自己的思想動態， 并幫助其解決問題、 疏導負面情緒； 還可以結合學校的規章管理制度，幫助學生解決思想認識上存在的問題， 增加自信， 明確成長的方向。 此外， 思政教師應當積極參與學生的社團活動， 主動掌握學生的心理狀況與意識形態動態。 另一方面， 在抓好中國籍專業教師的思想建設的基礎上， 由專業教師與思政教師聯合解答學生生活或者學習中的疑難問題， 更有利于學生自發形成文化認同， 從而自覺維護校園文化安全。

(三)將了解中國國情融入課堂教學

中外合作辦學的實質， 就是現階段中國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與高校管理經驗， 把教育資源進行整合， 最終實現我國教育國際化與高水平高等教育“中國化”的過程。 在中外合作辦學中， 教育國際化首先體現在師資隊伍的高度國際化。 這必然會使西方的思想文化廣泛滲透在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 在一所國際化氛圍濃厚的學校中， 價值觀教育是否也應該“國際化”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價值觀教育的過程， 必然要和所處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教化、 政治社會化以及主流文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盵16]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與普通高等學校一樣， 都是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 必須要解決好“培養什么人、 怎樣培養人、 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 如何把了解中國國情即培育中國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真正地融入課堂教學中， 是中外合作辦學的一個重要方向。

中外合作辦學本身是文明互鑒的產物， 強調文化安全并非意味著抵制一切外來文化， 而是應該在融合中西方辦學理念的基礎上， 探索出一種符合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實際的價值觀教育模式， 從而帶領學生在樹立世界觀、 人生觀、 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建立帶有深刻的中國烙印的意識形態， 在中外文明互鑒中構建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 打造每一個中國學生真正的精神家園。就筆者調研而言， 要把了解中國國情特別是培育中國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真正地融入課堂教學中， 還存在以下幾個難點:

第一， 課堂上所倡導的批判性思維， 極易讓學生陷入否定現行制度的“圈套”中。 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在論文寫作和課堂討論環節中， 特別注重訓練批判性思維。 據Y 大學的學生反映， 外籍教師在打分設置上帶有明顯的傾向性: 如果學生的作品有良好的批判思考意識與能力， 則打分為90~100分； 如果學生的作品里沒有包含批判性思維， 那么最多不會超過70 分。 學生為了獲得更高的分數，往往會花盡心思去找帶有批判性思維的元素， 甚至為了批判而批判， 逐漸形成常與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唱反調”的思維形態。 例如， 有學生反映， 在課堂上討論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重要意義， 有些學生為了尋求批判性思維， 居然忽視對“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意義的探究， 而是輕信一些西方媒體的偏見言論， 在論文中或者課堂討論環節， 模仿西方媒體的話風， 對“一帶一路”倡議大放厥詞， 間接成為西方國家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傳聲筒。 因此， 我們要充分引導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中的大學生對“批判”思維建立正確的認識， “批判”決不能只是針對國家現行政策的輕易否定， 或在一知半解的前提下人云亦云甚至大放厥詞， 而是應當朝著建設性的方向去提出積極的對策建議。

第二， 在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中， 思政課教學方式難以創新。 根據以往的經驗， 傳統的思政課往往容易讓價值觀教育成為一種刻板的、 僵化的意識形態說教。 思政課教師如何在總結教學經驗的過程中， 實現反思和超越， 最終讓學生真正學有所獲， 這是思政課教學領域公認的難點。 譬如在Y 大學中， 許多學生出身于外貿行業人士家庭， 物質條件優越， 有的學生在進大學之前就有在國外多次旅行或長期生活的經歷， 未來也計劃到國外留學， 整個家庭對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排斥。 如果我們在思政課上簡單地對西方進行批判， 往往會帶來學生的直接反感， 達不到教學的目的。 因此， 應當在思政課教學中引導學生“多一雙眼睛看世界”， 用錢學森、 鄧稼先、 楊振寧等不同時代“海歸”的事跡以勉勵， 鼓勵他們即使今后在國外求學、 工作， 也要給中國人爭口氣， 做新時代中國青年的國際代言人等等。

(四)黨團干部教師要在學生中認真組織、 積極開展活動

黨建工作， 是從黨組織的工作出發， 對學生進行價值觀引導的重要方式。 完善黨組織架構， 首先要保證各級黨委組織架構是完善的。 黨委工作的根基在支部， 在從學校黨委到各院系黨委實現全覆蓋的過程中， 要著重打造一支高素質、 高水平的學生工作隊伍。 就中外合作辦學高校而言， 一方面， 可以通過設立團委、 團支部的方式， 讓學生實現自我管理、 民主管理， 自覺在黨組織的指揮下組織并開展活動； 另一方面， 黨的組織務必做好宣傳、 組織工作， 可以通過創新黨校教育的形式，將黨的政策、 理念通過主題學習的形式真正落實到學生個人當中。 做好入黨入團的動員， 讓那些具有出國留學或者交換生經歷的同學， 尤其是回國后已經成為預備黨員或者中共黨員的同學， 談談自己“一出國便愛國”的感受。

具體而言， 在活動的組織方面有如下三點建議。 一是可以開展黨團教育活動， 把思政教育搬出課堂， 鼓勵學生走入社區、 走向需要志愿者服務的地方。 例如Y 大學結合地方優勢， 聯合當地街道黨工委開展以“我的中國夢——奮斗的青春最美麗”為主題的國情實踐課， 400 多人參加此次活動， 取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 所以， 深入基層一線了解民情民意， 增強學生對我國國情的基本了解， 是培養正確價值觀的基礎。 同時， 傳播黨的最強聲音， 講好黨的歷史故事， 通過多維度的教育與宣傳活動， 讓黨的思想內化于心、 外化于行， 在潤物細無聲中維護思想意識形態安全。 例如， 為了迎接建黨100 周年， Y 大學制作了雙語黨史課短片， 用中英雙語講述發生在抗戰時期， 一座學校和一群紅色青年的“青春”故事。 這是中外合作辦學高校講黨史的一種有益探索與實踐。 此外， 還可以通過走訪當地知名企業， 學習企業黨代表的優秀事跡， 感受勞模精神、 工匠精神、 職業精神等。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 要“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 同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8]。 在活動中， 學生能夠清晰地認識到黨和國家發展的成就， 將祖國的前途命運和個人的人生價值結合起來， 有助于其完成人生的自我定位。 二是設置主題沙龍活動。 通過開展中英文雙語的話題討論， 介紹國內外近期發生的重大事件。 通過介紹與討論， 了解并分析我國經濟、 社會發展的形勢和政策， 及時掌握中國的基本國情。 有較好英語水平的教師， 可以參與其中進行引導， 如針對不少學生家庭是從事外貿行業的這一現狀， 可邀請學生就“上海進博會”這一標志性活動采訪自己父母或周邊人士， 然后集中分享、 探討近年來我國外貿領域的成就等等。 三是充分利用各種傳統節日和我國重要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日，策劃和開展傳播、 傳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活動， 如在孔子誕辰紀念日與外籍同學一起紀念孔子等， 通過對歷史知識和相關英雄人物、 愛國志士的了解， 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自信心。

四、 結語

當前， 世界秩序正經歷深刻變革。 因此， 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維護國家利益， 是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中心任務。 在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中，文化安全隱患存在于師資隊伍、 教學管理、 校園文化活動等多個方面， 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中外合作辦學的教學和管理工作上堅持黨的領導， 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 在比較視野中形成正確的世界觀、 人生觀和價值觀， 堅定“四個自信”， 維護文化安全。 此外， 還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培養合格的國際化人才。 而這并非是一蹴而就或一人獨當之事， 既需要社會各界給予足夠的關注與支持， 也需要包括外籍教師、 學生家長在內的相關人士給予更多的配合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