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動因與特征

楊 達,吳 績

(貴州大學 a. 東盟研究院;b. 公共管理學院;c. 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2020年新冠疫情來勢洶洶,當全球貿易通商受阻、人員交流往來受限、傳統實體經濟發展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創傷之際,數字經濟在一片頹勢中脫穎而出,成為全球經濟復蘇、各國競相謀劃國力提升的關鍵抓手,東南亞國家對其重視亦不甘落后。疫情前夕,在全球經濟整體下行、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東南亞經濟雖出現一定程度疲軟,但持續向前發展的總體趨勢未變,特別在數字經濟領域表現亮眼。谷歌、淡馬錫和貝恩聯合發布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顯示,2019年東南亞數字經濟總規模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預計在2025年將達到3000億美元。(1)Stephanie Davis, Samuele Saini, Rohit Sipahimalani, Florian Hoppe, Weisheng Lee, Iaki Moreno Girona, Crystal Choi and Well Smittinet, “E-Conomy SEA 2019”, Think with Google, October 2019,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_qs/documents/8600/e-Conomy_SEA_2019_Report.pdf.隨后在疫情內外交困的艱難處境下,東南亞各國乘勢推進數字領域創新以確保數字賦能市場后可帶來經濟發展新動能。疊加數字經濟領域的巨大潛力,東南亞成為域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博弈的“角斗場”,東南亞數字經濟也因此被蒙上各國關注的“安全化”色彩。

目前圍繞東南亞數字經濟相關主題展開的學術研究主要是聚焦東南亞數字經濟發展現狀或數字經濟某一具體領域的內容,以及就東盟整體及個別成員與域外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合作方面展開探討。學界已開始關注東南亞數字經濟領域,且相關研究或多或少涉及權力、安全等方面內容,而重點圍繞數字經濟安全化展開的系統分析還有待深入,這在世界各國越發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尤為必要。鑒于此,本文致力于運用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相關理論,圍繞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邏輯、動因、特征及其衍生影響等系列問題展開分析,嘗試解答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背后機理、具象表現和溢出效應,以期為數字、綠色“一帶一路”與東南亞的可持續深入對接提供風險防范參考。

一、數字經濟的安全化邏輯與權力屬性

1996年美國經濟學家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和危險》一書中,前瞻性地預見互聯網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并首次提出“數字經濟”概念,(2)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6, p. 13.其作為全新“名詞”問世后即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目前,“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仍未形成統一定論,但其中一項代表性的界定,是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形成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凝練表達,即數字經濟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ICT)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一系列經濟活動。(3)《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G20官網,2016年9月20日,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當然,數字經濟“席卷”所帶來的“地動山搖”遠比上述簡短文字描述得更為劇烈。當前,全球生產和消費方式正經歷一場以數字經濟為轉型方向的革命性巨變,從要素到產業再到市場的整個傳統世界經濟結構幾乎被完全顛覆,世界加速邁向數字經濟持續擴張時代。據世界銀行預計,到2025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將大幅躍升至25%。(4)《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2020年)——大變局下的可持續發展新動能》,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10月14日,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10/t20201014_359826.htm。數字經濟產業或將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結構性組成,并隨著全球經濟占比的持續提升,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而迅速膨脹的數字經濟承載對全球政治局勢、經濟治理體系所能產生撼動乃至變革的強大力量,已引起世界主要國家的高度關注和政治警覺。數字經濟也成為世界主要大國和地區接下來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關鍵選項,其正向政治領域延伸,并在國際社會掀起一場沒有硝煙的“同質競爭”。其中,“安全化”便是上述發展態勢下的特有表征。

建構主義哥本哈根學派認為,安全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政治,即安全保持著既不是主體又不是客體,而是存在于主體間的一種特質,這意味著個體或群體能夠針對某一事物、現象等表達其存在對外威脅屬性的安全關涉主張,而在這種主張獲得廣泛的他者接受時便意味著“安全化”的實現。上述過程不僅由安全化施動者決定,而且取決于安全化聽眾是否接受對一種共有價值造成“存在性威脅”的說法。(5)朱寧:《安全與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3—24頁。故“安全化”就是一種“威脅”被指定和接受的過程,也即“對威脅的話語建構”。同時,一旦某個問題被安全化施動者指認為“存在性威脅”且相關邏輯被聽眾接受,前者就有權請求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采取“緊急措施”,甚至證明這些措施固然超出常規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但仍不失為正當。(6)潘亞玲:《安全化、國際合作與國際規范的動態發展》,《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第51—52頁。對于政治家而言,這顯然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哥本哈根學派重要學者奧利·維夫對于“究竟是什么使一件事物轉化成安全問題”的思考,或許能為進一步探究“安全化”的內核提供參照。他指出,“將某種發展變化稱為安全問題,國家就可要求一種特殊的權力”。由此可知,國家為尋求某種特殊權力就存在主觀制造安全問題的可能,即打著精心編造的安全問題“幌子”來謀求權力,用維夫的話簡單概括便是:“這一事物被安全化了?！薄皩嶋H上,沒有什么既定的安全,當一個事物被視為安全問題時,它就是安全問題?！?7)朱寧:《安全與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2頁。

數字經濟的安全化運行邏輯便在于此。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三次工業革命浪潮在相對較短時期內為整個社會帶來滄海桑田式巨變,其呈現的顯著表征在于,每一次工業革命都不僅是新興國家實現趕超與崛起的有利契機,而且也是國際局勢劇烈震蕩、國家權力明顯轉移的重要節點。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關涉重要元素之一的數字經濟,可能帶來史無前例的全球巨變。所以,數字經濟在被西方發達國家視為借以持續操縱國際體系、維持國際領先地位的同時,也被發展中國家看作有望乘此東風實現“逆襲”的機遇。在此基礎上,數字經濟便會進一步被“消極”視為潛在威脅,主導世界運行規則的西方發達國家擔心優勢地位被憑借數字經濟而實現創新發展甚至趕超的后發國家削弱,處于弱勢的發展中國家同樣存有被發達國家借由數字經濟而影響自身獨立性與自主性的顧慮。由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將數字經濟視為“威脅”的認知傾向,從這個意義上看,兩大類別的國家便都是安全化施動者。特別是發達國家,更具有將“數字經濟”轉化為“數字安全”的訴求,憑著“安全”借口攫取“數字政治”的“特殊權力”,從這一分析視角出發,作為安全化施動者的發達國家也就具備了在作為安全化聽眾的發展中國家間進行話語塑造的前置環境。于是,數字經濟的安全化有了形成的“催化條件”,背后的邏輯便是權力的驅動。放眼今天世界局勢的變幻莫測,安全被“人為”泛化所導致的“戰爭狀態”,以輻射多領域的激烈競爭對抗形式任意橫行,掀開博弈、沖突的面紗。毋庸置疑,權力始終是國家安全難以繞開的核心,只是權力的解讀有了更具時代意義的“話語”,數字經濟與權力互構生成的數字權力正是精準把握時代特征的具象表達,而數字經濟蘊含的權力屬性無疑成為觸發威脅性、推波助瀾安全化的根本動因,故厘清數字經濟的權力屬性、解構數字權力的構成要素,對于詮釋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動因和特征具有重要意義。

依據現有相關研究成果,結合數字經濟的具體場域,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的權力屬性即數字權力,重點附著于由數字資本權力統合的數據權力、技術權力兩大資源,這一觀點可借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資本價值增殖的批判就是對資本權力增殖的批判”來進行邏輯串聯。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形成過程就是其權力彰顯的過程,資本的價值增殖和權力增殖具有同步性,即資本借助購買勞動力獲得的價值增殖,也就是資本通過占有社會權力獲得的權力增殖?；跉v史范疇的推演,數字資本延續了資本的權力屬性并將之不斷深化發展,通過占有數據生產要素和壟斷數字核心技術,借助大型數字平臺在全球范圍內擴張數字權力、實施數字霸權。值得注意的是,數字資本權力的邏輯閉環最終仍落腳于價值增殖,(8)向東旭:《數字資本權力的運行邏輯——基于馬克思資本權力批判的視角》,《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2期,第115頁。其背后主體是以大型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資本力量。在此基礎上,本文論述的數字權力側重于以國家為主體、根本目的在于獲取綜合數字實力提升、國際數字地位攀升的權力,是涉及范圍更廣、包含內容更多的界定。當然,由大型互聯網企業集中掌握的數字資本權力統合的數據權力、技術權力兩大資源要素所生成的復合型權力,實質已是國家在數字領域權力地位的重要映射,這也是各方勢力、各個國家暗藏于資本權力之下圍繞兩大資源展開的斗爭方向。

基于以上論述,數字經濟安全化已形成如圖1所示的權力生成邏輯架構。就“數字經濟安全化”方框右上方的邏輯推演而言,安全化施動者借用制造數字經濟安全問題的編制安全化行動來謀求獲得“特殊權力”,依據國家實力、國際地位的相對差異,優勢國家的權力攫取傾向于表達成“為安全而‘干涉’”(強國以“安全”為名索取干涉弱國的權力),而劣勢國家的權力攫取傾向于表達成“為安全而‘拒絕’”(弱國以“安全”為名爭取拒絕被強國干涉的權力),但這種基于安全化施動者主觀營造的“特殊權力”更多是一種“觀念權力”,需要借助安全化施動者自身強大的權力地位以及構建合乎語境的安全化邏輯予以保障,其中,安全化施動者的權力地位是決定安全化邏輯能否成功和“特殊權力”能否攫取的重中之重。就“數字經濟安全化”方框右下方的邏輯推演而言,依托數字經濟的關鍵資源要素,安全化施動者可借由數據權力和技術權力聯合生成的資本權力來支撐“觀念權力”落地,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具有強制力或抵制力的“特殊權力”,進而保證“干涉”或“拒絕”行為的實現。其中,相較優勢國家,劣勢國家顯然更缺乏能夠助力其安全化邏輯落地的根本性物質權力支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能夠依仗自身既有權力積淀和數字資本權力加持,輕易推行安全化邏輯,進而實現干涉弱國、維持數字霸權的目的,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則更需要通過積累數字資本權力以增強自身權力地位,守衛安全化邏輯并提供拒絕被強國干涉的權力支撐。故優勢國家更青睞安全化邏輯下“干涉”權力的“正當”獲取,劣勢國家則更重視數字經濟能夠積攢“拒絕”干涉的權力。本文擬將上述邏輯推演投射于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動因分析和發展過程。

圖1 數字經濟安全化的權力生成邏輯架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二、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過程與動因

按照哥本哈根學派基于“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安全化理論分析,安全化包含四類必要主體:安全化主體或施動者——啟動和實施安全化操作的行為體;指涉對象(reference objective)——自身安全需要得到保護的行為體;威脅施動者(threat agent)——制造威脅的元兇或威脅的來源;聽眾——決定安全化邏輯被接受的程度和成功的可能。就安全化主體而言,著眼一個本身并非安全的問題,成功地將其安全化為對指涉對象的“存在性威脅”并讓聽眾接受,是一個重要課題。確保安全化得以成功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安全化主體需要從因果、時間、道德3個層面上合乎邏輯地將威脅施動者描述為“存在性威脅”;其二,需要借助聚焦事件和媒體宣傳以讓安全化聽眾接受這一安全化說辭。具體而言,因果邏輯是安全化邏輯生成的根本基礎,時間邏輯是因果邏輯得以成立的保證,道德邏輯是國際行為體基于道德判斷生成的“恰當性邏輯”,其也是界定特定行為正確或錯誤的背景。因果、時間和道德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安全化邏輯得以成功實現的關鍵元素體系,安全化主體通過強調安全化的威脅來源、威脅緊迫性和威脅必須被消除的道德要求,向聽眾輸出一個更為全面、更易接受的安全化敘事。此外,聚焦事件和媒體關注是聽眾接受安全化邏輯的必要條件?！熬劢故录笔乖静粸槿怂P注的議題得以突出,尤其是彰顯安全化邏輯中的某一方面,從而使得聽眾接受相應的安全化邏輯成為可能。與聚焦事件密切相關的是媒體關注,媒體報道高度影響安全化邏輯被聽眾接受的程度,它是引入新安全化邏輯、強化現有安全化邏輯、展現競爭性安全化邏輯等的媒介。(9)潘亞玲:《安全化、國際合作與國際規范的動態發展》,《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第52—53頁。東南亞數字經濟的安全化進程正是圍繞上述演進脈絡而逐漸生成。

(一)直接動因:大國掀起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序幕

無論是縱向梳理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歷程,還是橫向洞悉東南亞地區事務的多元維度,域外力量始終是對其產生重要影響的核心變量,尤其是大國因素緊密關聯于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確保、發展實現和穩定維系。當前,東南亞數字經濟的發展勢頭適才出現,但大國政治挑起的數字“戰火”便蔓延至此,東南亞已然成為透視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這一宏大主題的微觀鏡像。具體而言,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進程與域外發達資本主義大國掀起的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行為直接相關。

作為構建世界秩序的主要承擔者和參與者,大國擁有更強烈的安全欲望和更復雜的安全需求,現實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約翰·赫茲(John Herz)在《自由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中提出著名的“安全困境”概念,并在《原子時代的國際政治》進行了系統闡述,用于描述國家間因尋求安全卻得不到安全的兩難境地,即一國出于擔心自身國家安全受到侵害(受制于其他國家或被其他國家消滅),從而謀求權力以保持本國具有免受其他國家攻擊的實力;但是由于其他國家也抱有相同的想法和采取相同的行為,所有國家都被迫謀求更多的權力,于是國家間便永遠處于謀求安全卻事實上很難獲得安全或滿足自身安全感的兩難困境。(10)John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1.大國之間基于安全恐懼衍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得安全困境的“零和”狀態更為突顯,由此帶動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顯著變化,而當前由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向數字領域輻射所造就的大國博弈,便正是安全困境的真實寫照。

基于提前布局數字經濟戰略的多重“紅利”,美國已是目前當之無愧的世界頭號數字經濟大國,2020年其數字經濟規模達13.6萬億美元,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比重65%,占全球數字經濟比重41.7%。在全球排名前70位的數字經濟企業中,美國企業更是以高達68%的占比遙遙領先。(11)《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疫情沖擊下的復蘇新曙光》,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8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8/P020210913403798893557.pdf。蘋果、亞馬遜、微軟、谷歌、臉書等全球頭部數字企業奠定了美國數字經濟的雄厚基礎和大國地位。在美國數字經濟實力不斷攀升的同時,作為數字經濟后來者的中國以穩扎穩打的戰略定力持續推進數字貿易蓬勃發展、數字技術持續創新等,與美國保持數字經濟領域發展的齊頭并進之勢。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電子商務市場。2019年美國無線通信和互聯網協會發布的《全球5G競爭報告》顯示,中美以19分并列全球5G技術第一位,(12)“A National Spectrum Strategy to Lead in 5G”, April 2019, https://api.cti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A-National-Spectrum-Strategy-to-Lead-in-5G.pdf.無疑再次展現中國數字領域奮起直追的趕超勢頭。當然,真正引發美國政府對中國科技發展勢頭擔憂的導火索源于《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美國認為中國的最終目的是取代其作為全球先進技術引領者的位置。(13)USTR,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中美不斷縮小的科技實力差距似乎正“印證”上述猜想,這也進一步加劇美國的威脅恐懼和安全感知。

所以,美國有意制造并挑起針對中國的安全困境敘事,以“安全化”施動者身份開啟安全化第一步——識別存在性威脅。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政府發布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斷言美國面臨的主要戰略問題是大國地緣政治競爭,而中國則被定義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14)The White House,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隨后,美國徑直擎起貿易戰大旗,加速推進安全化進程第二步——采取緊急行動,從而導致中美經貿沖突持續不斷。從2018年3月到11月,中美圍繞關稅加征展開時間緊、頻次高的反復試探與博弈。為護持美國霸權地位、維護自身全球科技領域的核心壟斷優勢,美國罔顧國際社會既有數字經貿規則而對華實施多重打壓,通過構筑以技術脫鉤為核心、經濟制裁為輔助的戰略布局,遏制中國的數字技術發展,保持美中之間足夠的技術差距,在國際社會掀起牽動全局的數字經濟安全化進程。2019年5月,白宮以所謂華為“威脅了國家安全”為由,正式禁止美國公司使用華為電信設備,引起國際社會軒然大波,中美關系持續惡化。(15)“Huawei Has Been Cut Off from American Technology”, The Economist, May 25,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9/05/25/huawei has been-cut-off-from-american-technology.就此,美國完成安全化第三步——通過破壞和擺脫自由規則來影響國際行為主體間關系。美國率先發起的以中國為靶心的數字經濟安全化,不僅把新時期中美關系拖入惡性競爭的漩渦,也將一向奉行“大國平衡外交”的東南亞國家置于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的緊張局勢,使其不得不出于安全顧慮而制定數字經濟安全戰略并被迫參與到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進程中。

(二)內在動因:東南亞借勢尋求數字經濟發展契機

東南亞因自身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巨大、與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關系緊密、關聯美歐國家“印太戰略”和“數字次級團體”構建、作為歐盟展開數字稅布局的重要“試驗田”等多重因素,已成為大國數字競合的核心區域,美國等西方域外大國也尤為重視東南亞在數字領域的偏好與走向。但客觀來說,美國挑起的中美數字博弈雖進一步增加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的地緣戰略意蘊,但也為該地區提供數字經濟發展的契機。

安全化理論的主體間性表明,并非單方面依靠安全化施動者就能促成安全事務的形成,實現安全化的核心還在于向聽眾提供合理的解釋并讓其信服,聽眾在安全化進程中占據重要位置。從理論視角出發,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投射到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關鍵,是安全化施動者將威脅施動者(即所謂“存在性威脅”)所關聯的“指涉對象”,由全球地理空間尺度的眾多國家場域進一步縮小到東南亞地區,并依照安全化邏輯串聯起涉及的四大必要主體——施動者、指涉對象、威脅施動者、聽眾。具體而言,美國將中國依托數字經濟崛起可能帶來的潛在安全隱患所指涉的區域與國家,由寬泛的全球層面向中國周邊東南亞區域聚焦,借助“合乎邏輯”的解釋讓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相信或疑懼,其敘事核心在于:中國數字經濟“擴張”存在危及東南亞地區安全的風險,而東南亞地區或將成為“中國數字霸權”確立之時首先波及的“犧牲品”。為隱藏私心而令人信服,在操縱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向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轉移過程中,美國形成了一整套“素材完備”且“合理一致”的安全化邏輯,以便為自身獲取“干涉”東南亞數字經濟發展的“特殊權力”正名。

首先,構建系統性的三重邏輯。其一,因果邏輯。通過制造相應的因果邏輯,安全化主體可指定安全化中的責任人或加害者、犧牲品或受害者,建立一種代價與收益的聯系。美國在國際上積極構建“中國威脅論”話語體系、大肆散播“中國經濟侵略”論調,將中國和中國企業污名化、妖魔化,并把作為中國數字經濟騰飛的犧牲品矛頭直指中國周邊東南亞區域,借以引發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開展數字領域相關合作時的安全疑慮。其二,時間邏輯。時間邏輯的重要性在于能確立事件的緊迫性,成為呼吁立即行動的保證。為即刻引起東南亞國家對本國數字經濟安全及中國數字經濟威脅的重視,美國利用短期密集的“關稅戰”逼迫中國“反擊”,以此竭力捧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地位,渲染東南亞周邊地區的危險氛圍與不安局勢,觸發東南亞國家的焦慮心理。其三,道德邏輯。安全化主體往往將采取某種特定行為描述為道德必需,而同時聲稱采取與此相對的行為本身不符合道德規范,以此營造行為體理解各種問題的背景,根本性地影響國際體系中行為體的行為傾向。美國一貫以“世界警察”自居,標榜自己的正義化身且塑造中國意圖建立數字霸權的“惡人”形象,使其占據道德制高點,由此助力其“英雄主義”的發揮和采取合理化的“雙標”行動。

其次,聚焦事件?！懊贤碇凼录迸c“抖音事件”作為國際聚焦被廣泛關注,使中美數字博弈態勢持續發酵,盡管美國借“莫須有”托詞揮舞“大棒”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和數字產品,但仍使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一定程度開始重新審視與中國在數字領域的互動與合作。

最后,媒體宣傳。媒體成為安全化施動者向聽眾推廣其安全化邏輯的一種工具和資源。美國借助《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高頻發布“華為竊取知識產權、破壞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等非公正言論,在全球范圍內渲染、放大使用中國數字技術存在的潛在安全隱患,(16)粟鋒:《美國對中國5G事業的輿論建構及其應對——以〈華盛頓郵報〉涉華5G報道為例》,《領導科學》2020年第6期,第123—124頁。進一步加劇東南亞國家指向中國數字領域的安全疑懼,使其深陷本國數字安全的擔憂。

當然,長期周旋于大國之間、早已練就“平衡術”的東南亞區域國家,在識別美國行為邏輯的基礎上,也客觀看到國際層面、東南亞區域國別數字經濟安全化發展趨勢,便更多立足自身考量和利益計算。當前,東南亞有望繼中美歐之后成為全球第四大數字市場,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后疫情時代該地區經濟實現復蘇的必然選擇,無論中國或美國乃至其他域外大國,于東南亞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而言都極具經濟價值和戰略意義?？陀^事實是,東南亞國家整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尚處起步階段,需要借助大國力量獲取數字經濟發展資源、實現數字經濟效益最大化。數據顯示,2018年東盟數字經濟的生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7%,遠遠落后于美國(35%)和中國(16%)等國家和地區。(17)Florian Hoppe, Tony May and Jessie Lin, Advancing towards ASEAN Digital Integration: Empowering SMEs to Build ASEAN’s Digital Future, Boston: Bain &Company, September 2018, p. 2.特別以人工智能、云計算為代表的新興基礎設施仍有待完善,相關技術較發達國家領先水平差距顯著。因此,一方面,東南亞國家正憑借區域數字經濟領域的蓬勃發展勢頭和巨大潛力,通過最大化爭取助力東南亞數字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持續提升數字經濟實力,謀求掌握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主動權;另一方面,它們廣泛采取“對沖策略”,通過在大國之間借力平衡而不致得罪任何一方或丟失任何好處,維持東南亞地區相對安全與穩定的狀態,進而為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營造有利的內外部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被動卷入不如主動爭取”正成為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顯要特征。

(三)深層動因:“他者”與“自我”的數字權力二元張力

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過程充斥著各方訴求碰撞與利益交織,但歸根結底是圍繞權力爭奪展開的博弈。其中,美國將數字經濟安全化主動引至東南亞地區離不開權力因素,即借助數字安全議題使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普遍存疑而“歸順”美國,推進自身于東南亞乃至全球范圍內建立數字霸權;而東南亞坦然接受數字經濟安全化亦受權力驅動,意在借力大國競爭謀求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契機,積攢掌握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自主與自控的權力與實力。因此,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也可說是權力博弈的產物,且呈現域外“他者”和域內“自我”的數字權力二元張力。

約翰·赫茲的安全困境所推演的“國家—追求安全—被動追求權力—造成不安全”邏輯,顯然難以詮釋現實境況,因為它將國家追求權力視為一種不得已的被動選擇。(18)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 4.而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對于“國家本性是追求權力”的刻畫更具說服力,以“國家—主動追求權力—造成不安全”的權力一元理念,隱含“國家在追求權力方面的主動性,是造成國家不安全的重要原因”。(19)員欣依:《從“安全困境”走向安全與生存——約翰·赫茲“安全困境”理論闡釋》,《國際政治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9頁。這一結論或能有力駁斥美國的安全自衛托詞,揭示今天美國打著“安全問題”的幌子所實施的一系列“出格”行徑,更能為洞悉美國掀起數字經濟安全化的意圖找到根本落腳點。

美國將數字經濟安全化從國際層面引向東南亞地區,意在防止東南亞這塊極具地緣戰略價值的寶地向中國傾斜,遏制中國數字“權力”向東南亞擴散,維持自身數字領域的絕對優勢和霸權地位。美國通過掀起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突顯安全化的“威脅施動者”,引導東南亞國家圍繞自身數字安全特別指向對中國的擔憂。具體而言,美國借助編制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邏輯,突顯安全化的“指涉對象”,強調東南亞的數字安全需要引起重視并得到保護,以期合理化本國謀求獲得“干涉”的特殊權力,由此借“安全”之名在數字經濟領域向東南亞國家施壓以影響其戰略選擇,干涉東南亞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自主偏好及當地與域外其他大國(尤其是中國)的數字經貿合作。在此基礎上,美國則能將上述邏輯如法炮制加以推廣,依仗特殊權力的獲取,進一步鞏固自身對于東南亞地區乃至世界數字經濟的話語權。應該看到,美國高舉“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旗幟背后,既有出于對東南亞地區地緣政治的考量,又有打擊中國數字經濟增長的意圖,更多則是出于維護甚而擴大自身數字霸權的訴求。因此,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過程很大程度是以美為首的西方大國勢力對東南亞地區數字權力的爭奪,更深一步則是其謀求由區域數字權力向全球數字權力延伸的野心,而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和勢力為加緊爭奪這一權力,被動或主動卷入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進程。

在“他者”競相圍繞東南亞數字權力展開爭奪之際,東南亞作為一個獨立且完整的區域從未放棄尋求對自身數字權力的掌控,即使美國“別有用心”推動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或將東南亞地區置于危險之中,但東南亞仍頂住壓力順勢謀求“拒絕”的“特殊權力”,努力為自身爭取運籌帷幄、保持平衡的空間。東南亞國家在應對數字經濟安全化過程中展現的靈活與韌性,與其長期致力于推進東盟一體化建設、始終保有對區域一體化理想的熱忱密不可分。2015年12月,東盟共同體宣布成立,象征東盟區域一體化建設取得標志性成果,其由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共同體的三大部分構成,進一步顯示未來東盟區域一體化建設所欲著力的方向和領域。盡管當前東盟內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數字治理模式差異明顯、數字一體化建設看似任重而道遠,但仍不容忽視東盟一致的努力與決心。2018年,東盟通過《東盟數字一體化框架》(ASEAN Digit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DIF),其作為指導該地區數字治理和數字一體化建設的綜合性文件,向外界展示了東盟建設數字一體化的意愿與方向?？梢?東南亞地區從未忘卻以堅持“東盟方式”和鞏固“東盟中心地位”而立足國際社會,平衡大國以求生存不過是“緩兵之計”,保持區域安全自主并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才是永恒戰略追求。因此,當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進程如火如荼展開之時,背后也有域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他者”與東南亞地區的“自我”爭奪數字權力所產生的張力“拉鋸”和數字權力攻守之戰的激烈上演。

以美國為首的域外西方發達國家主動掀起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序幕,受到波及的東南亞順勢尋求數字經濟發展契機,兩者圍繞數字權力攻守產生的二元張力,構成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直接、內在與深層三維驅動,并鋪就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發展進程。其中,既有美國的精心編排,也有東南亞國家的因勢利導,更多則是權力的長期較量,因此,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是多方因素合力的產物,其形成過程進一步揭示了安全問題的權力博弈內核?？梢钥吹?作為鼓吹“安全事務”的安全化施動者,美國在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過程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牽動整個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流變局勢,東南亞國家因缺乏抗衡之力而只能被動應對區域數字經濟安全化的發展走勢,籌謀下一步借助數字經濟積攢權力和實力。

三、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向度與特征

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過程與動因顯示,安全化并非一種自由進程,而是被強大的安全化施動者所推動的利用安全追尋自身目的、在恰當的社會政治語境中成就“主體間性”的進程。因此,無論對應指涉對象構建的“存在性威脅”是否真正客觀,美國利用托詞服務“安全化”進程、操縱安全議題牟取國家一己之利的行動仍能順利實施,究其根源,背后是美國以其自身雄厚的國家實力和權力地位為支撐、以數字經濟時代中國表現亮眼而具有威脅性的觀點為依據,成功形塑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邏輯。其中,作為安全化施動者美國的權力地位,是決定安全化取得成功的根本支撐。正是源于自身權力的權威性保障,安全化施動者意欲攫取的“特殊權力”得以從觀念到“變現”。值得指出的是,數字經濟借數據權力和技術權力提供的資本權力,構成數字權力的重要來源,其對增進安全化施動者的權力地位具有顯著作用,能夠進一步保證安全化邏輯的成功以及支撐“特殊權力”的獲取,這不僅體現在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占據權力地位優勢的錦上添花,還特別對以東南亞等為代表的本已處于劣勢的發展中國家獲取“拒絕”被域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干涉或支配的“特殊權力”而言意義重大。由此,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向度與特征緊緊圍繞資本權力統合的數據權力和技術權力展開。

(一)數據權力:數據治理規則之爭

2017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的一篇文章提及“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的觀點引發國際熱議。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成為類同資本、勞動等重要生產要素和基礎資源,形成科技創新研發和經濟提質升級的關鍵驅動?；厮輾v史進程可以發現,每一次工業革命都伴隨新型生產要素出現的慣性,而在當下第四次工業革命悄然拉開序幕的時代背景下,數據的脫穎而出并非偶然,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的聯姻使數據價值被最大化挖掘和釋放,并促成其化身為一種新型權力形式——數據權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數字資本家通過最大程度掌控數據生產要素所有權,將權力大量轉移至自己手中,實現對廣大數字勞動者的支配和控制,而投射至國家之間圍繞數據治理展開的競爭,一個較為典型的表現便是大國借助推行符合自身利益訴求的跨境數據流動規則,占有巨量數據生產要素,大肆攫取轉化數據權力的基礎資源,并借用數據權力的生成來實現對他國的干涉甚至操控。與此同時,處于數據權力劣勢、數據治理后發的國家則既需要守衛本國數據安全,又需要考量數據經濟效益,以期捍衛并增進自身數據權力,積淀支撐“拒絕”行為的實力與底氣。因此,數據生產要素的占有不僅奠定數據權力積累的基礎,也為國家按照自主意愿制定政策、采取行動提供權力保障。

因數據潛在的權力屬性,在某種程度上掌握數據就意味著掌握權力,故數據已成為國家之間重點爭奪的戰略要素,特別是一國的數據治理方式、治理規則的選取還密切關聯于本國與他國網絡數據共享的數量與程度,涉及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等重大關切。因此,在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過程中,聚焦數據治理規則的爭奪尤為激烈。當前,多方在東南亞地區“兜售”不同類型的跨境數據流動治理方式。第一類以美國為代表,強調安全規則下的全球數據“開放性流動”,背后則是美國憑借技術優勢意在推行網絡霸權和“長臂管轄”,實施對跨境數據的隱蔽控制。第二類以歐盟為代表,注重充分保護原則下的歐盟內部或符合歐盟認證標準國家之間的數據“條件式流動”,主張推進歐盟乃至全球的數字單一市場。第三類以中國為代表,著眼數字空間主權維護下有選擇性的“限制性流動”,強調數據本地化管理,重視數據自由流動與數據安全流動的平衡。(20)劉國柱、尹楠楠:《印太經濟框架下美國與東南亞的戰略互動:以數字經濟場域為聚焦》,《南洋問題研究》2023年第1期,第84—85頁。為搶占東南亞數據市場,美國聯合國際資本服務機構發布《數字經濟和數據的自由流動——推進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報告,極力渲染數據“自由流動”對東盟數字經濟發展和東盟經濟共同體的作用,試圖影響、干預東盟網絡主權和數字經濟。此外,各方亦在東南亞地區大肆“兜售”不同類型的跨境數據流動治理規則。第一種是美國主推的跨境隱私規則體系(CBPR),目前東盟成員國中已有新加坡和菲律賓正式加入。第二種是日本基于可信賴的數據自由流動(DFFT),于各類與東盟合作的場合積極推介并尋求拉攏。第三種是歐盟致力規范塑造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已影響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數據立法進程。其中,美國積極運作政治施壓與經濟誘導雙管齊下,推動東盟接受、支持并遵守美國主導的數據規則,確保自身在東南亞地區實施“干涉”行為的絕對話語權。日本則充分利用其在東盟的傳統影響力,發揮戰略橋梁作用,協助美國建立符合美西方標準的“數據流通圈”,鞏固美國在印太區域內的數字霸權。(21)蔣旭棟:《中國與東盟開展數據跨境規則合作的現狀與挑戰》,《中國信息安全》2021年第2期,第59—60頁。除了上述域外國家提供的跨境數據流動治理方式、規則的選擇,東盟自身也在積極探索更具系統性的跨境數據治理地區機制和規則,而兼顧成員國各自發展水平和具體國情、在執行中貫徹東盟方式和“東盟+X”方式的跨境數據流動治理,正是東盟的一大創新。東盟期望借助“數字一體化”治理機制,有效增加國際網絡治理和數字經濟往來中的地區合力,以便積攢數據權力來支撐其共同抵制或“拒絕”域外勢力的干預,保護區域數據安全,提升地區數據權力。

(二)技術權力:數字技術優勢之爭

物質資源的存在是權力的基礎要素,數字技術已化身當前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中塑造權力的最重要物質資源,成為影響大國博弈的關鍵變量。數字技術與權力之間內在的交互關系表明,數字技術的發展將改變全球社會經濟生產模式,推動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結構變革,特別投入應用于戰略決策和軍事領域的數字技術,將進一步放大各行為體間的力量差距,由此打破原本穩定的均勢結構,最終對國際體系產生重大系統性影響,甚而重塑國際秩序?？v觀世界歷史進程,每一次科技革命的興起都將成就新的強國,而每一次大國崛起和霸權易主或都能歸因于對最新科技成果的轉化與運用,數字技術作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底層技術和主導力量,勢必加速改變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成為新一輪大國興衰的轉折依托。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在科技革命中占有先機并居于主導地位的國家,將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的主導力量。(22)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How to Respond”, January 14, 201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當前,新興技術領域已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戰場,各國在東南亞地區乃至世界范圍內競相開啟搶占數字技術優勢的較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側重于占據數字技術霸權的絕對優勢,打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數字技術合作,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則更傾向于默默積累數字技術權力以換取斡旋或實施“拒絕”行為的時間和空間。

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簡稱5G或5G技術)作為數字技術的重要表征,深刻影響著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的長遠未來發展,東南亞國家對此也已形成清晰認知,紛紛將發展5G技術視為推動東南亞地區走向“工業化4.0”的重要選擇,并籌劃制定發展路線圖、有序推進5G逐步落地,致力于抓住5G有利契機,實現本地區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提質升級,以及特別意在“特殊權力”“拒絕”行為的數字技術權力積累。(23)劉暢:《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現狀與前景》,《南亞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3期,第61—64頁。但伴隨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突顯,平衡地緣政治、技術標準、成本收益等諸多要素正成為東南亞國家選購5G設備難以規避的戰略權衡標的。正是得益于無線通信技術的快速升級換代,中美數字經濟才能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此,以無線通信技術為抓手、圍繞數字技術權力展開的爭奪已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特別是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數字技術的日臻完善引起美國強烈不安,美國認定中國是其全球科技外交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認為,中國政府過度影響了5G技術標準的制定過程,而現在塑造的5G生態系統將為未來10年中美更廣泛的技術競爭奠定基礎,故中美在數字技術領域的競爭已不僅是對全球高端科技產業的爭奪,更是對未來全球更寬泛的技術權力資源的爭奪。圍繞自身技術霸權的護持戰略,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美國5G安全保障國家戰略》,大肆渲染5G技術關聯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等問題,并惡意抹黑中國企業研發的5G技術。而拜登政府則采取更為靈活務實的“彈性遏制戰略”,通過在高科技領域對華采取精準脫鉤的“小院高墻”戰略,(24)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October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without-catastrophe.并以西式民主價值觀為紐帶構建所謂對抗中國科技“威脅”的“技術聯盟”體系,意圖聯合盡可能多的盟伴共同抗衡中國。特別地,美國表示,未來東盟地區的技術將直接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其擔心中國借助與東盟國家開展5G合作的機會而在地區實現“技術獨裁”,并輸出“價值觀念”和“治理模式”。因此,美國向諸多欲與中國開展5G技術合作的東盟國家(如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施壓。(25)Robert Greene and Paul Triolo, “Will China Control the Global Internet via its Digital Silk Road?”, May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5/08/will-china-control-global-internet-via-its-digital-silk-road-pub-81857.事實上,美國已成為新一輪技術民族主義的重要推動者,正意圖基于“技術多邊主義”框架下構建新的技術霸權體系。在中美之間不斷加劇的數字技術爭奪中,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國際環境進一步惡化,選擇數字技術合作伙伴的自主權被肆意干涉,推進5G技術嚴重受阻。當然,東盟整體5G政策缺位且難以形成合力、缺乏5G技術發展前景共識、5G設備采購“各自為陣”、政治意愿和通信技術水平參差不齊等,都是導致東南亞地區在數字技術這一核心領域只能“跟跑”多于“領跑”的重要原因。(26)劉暢:《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現狀與前景》,《南亞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3期,第70頁。東南亞國家難以取得話語主動權,同時“拒絕”被域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支配的“特殊權力”訴求,也更缺乏客觀且必要的數字技術權力支撐。

(三)資本權力:數字企業市場之爭

繼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之后,數字資本是資本與數字技術融合衍生出的一種新資本形式。按照馬克思所說,“資本”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的拜物教性質使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被隱藏在生產、交換、分配以及消費過程中,以形式上“自由”“平等”的買賣關系,掩蓋實質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的雇傭勞動關系,而與其一起被藏匿的,還有逐漸轉移到交換價值中的資本家對工人支配、控制的權力。特別地,當資本家因原始積累掌握著大量貨幣和生產資料從而形成不對等力量,他們就擁有了更多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消費能力,而生產要素的占有率直接決定了權力的強弱,亦即馬克思所說的“每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27)向東旭:《數字資本權力的運行邏輯——基于馬克思資本權力批判的視角》,《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2期,第116頁。以此類推,數字經濟時代下的數字資本便是一種“數字”社會關系,表現為數字技術通過數據中介將一切人和物囊括到數字空間,塑造出人與人、人與物在數字空間中的虛擬交往關系。(28)張以哲:《數據資本權力:數字現代性批判的重要維度》,《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45頁。數字資本天然延續了資本的權力屬性,催生數字資本權力的問世。當前,掌握著巨量數據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借助大數據技術、云計算等方式把數據轉化為可以獲利和增殖的資本,并依托數字核心技術的壟斷地位持續擴張數字資本權力,化身數字資本權力的主要擁有者。由此,匯集數據權力與技術權力的資本權力以大型互聯網企業的形式實現完美統合,最終服務于國家的數字權力和數字地位。放眼當前國際社會,幾乎所有重要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性成果都是在互聯網時代的超級企業推動下誕生,谷歌、微軟、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臉書、百度、騰訊、阿里巴巴七大互聯網超級商業巨頭實際掌控了現有人工智能領域的絕大部分話語權,以這些商業巨頭為后盾而建立的研究機構則擁有海量數據資源和巨額研究經費,且聚集大量人工智能領域的頂尖人才,持續產出科技成果,故大型互聯網企業對于數據資源、人工智能技術和技術階層的控制,正在造就這些企業實際的壟斷狀態,使人工智能領域被深深刻上互聯網資本烙印,而令人難以忽視也最為重要的,是隱藏在這些企業表面之下的國家力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域外發達國家借力大型互聯網企業在東南亞數字市場搶占數字資本權力、推進自身數字權力擴張,而域內國家平衡運用中西兩股資本力量發展數字經濟以支撐“拒絕”干涉的“特殊權力”落地,正成為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一大顯著現象。

基于東南亞數字經濟市場的巨大潛力和廣闊前景,中國企業尋利而來促使美日等國借力各大互聯網巨頭在東南亞地區加緊布局以拓展商業版圖和政治勢力,一方面,催生大量互聯網“獨角獸”企業誕生,冬海(Sea Limited)、格步(Grab)、來贊達(Lazada)、旅行世界(Traveloka)、越南網絡游戲公司(VinaGame/VNG)等企業在東南亞地區表現亮眼,被視為區域內當之無愧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促使互聯網創業企業群體性崛起,短短數年東南亞地區涌現7000余家互聯網企業,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其中,中國通過積極對接合作戰略及機制,攜手東南亞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以及數字技術等領域不斷深化合作。目前,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東南亞地區投資眾多,亞洲43%的“獨角獸”企業由阿里系投資,其中對來贊達(Lazada)投資更超過400億美元,騰訊系企業投資的格步(Grab)公司甚至一舉打敗強勢進入東南亞市場的美國優步(Uber)公司,在東南亞地區實現快速崛起。此外,支付寶在東南亞逐漸鋪開,京東、順豐、中國郵政速遞物流(EMS)、申通等領軍物流公司也在東南亞地區展開業務。中國在東南亞數字市場的厚積薄發被外界曲意解讀為數字資本權力的擴張,美國加緊推進地緣政治沖突,將資本權力有意識地向東南亞地區聚集以鞏固區域霸權地位,硅谷六大巨頭(臉書、蘋果、奈飛、谷歌、亞馬遜、微軟)在東南亞地區深耕多年優勢明顯,臉書旗下的瓦茨普(Whatsapp)和照片墻(Instagram)兩款社交軟件在東南亞極受歡迎,其借助兩大平臺建立起可直接訪問的綜合在線商店,在向用戶提供方便快捷的同時進一步刺激消費。(29)“Rolling into Southeast Asia: A Battleground for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Social Apps”, January 16, 2015,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rolling-southeast-asia-battleground-global-regional-localso-cial-apps/.與此同時,2020年6月,谷歌教室、微軟、蘋果還與馬來西亞教育部合作啟動數字學習平臺馬來西亞數字教育學習倡議(DELIMA),為萬千學校、教師和學生提供便利教育服務。(30)“Singapore 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 January 2022,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in-sg/student-learning-space.日本也加大在東南亞數字經濟領域的投入力度,2021年5月,日本啟動“全球數字互聯互通伙伴計劃”,以提高印太國家通信網絡的“安全性”為由,鼓勵采購美日制造商生產的5G基站、海底纜線等基礎設施,以此推介本國數字企業及產品。(31)《定規控鏈,美日欲主導全球半導體》,中國商務新聞網,2021年6月15日,http://www.sjsc.org.cn/2021/0615/xinwenzhongxin/10394.html。同時,為從東南亞數字經濟市場獲利,日本企業在東南亞地區大量投資初創科技企業,如軟銀公司(SoftBank)投資的格步科技(Grab)、摩卡(Moka)、紅瑪特(Redmart)等在東南亞已收獲一大批用戶群。(32)Komal Nathani, “SoftBank Puts its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With its First SEA Office”, Entrepreneur, January 4, 2019,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325748.上述域外發達國家依托大型互聯網企業,在東南亞地區針對中國展開數字資本權力競奪的同時,客觀上也為東南亞國家發展數字經濟帶去所需的必要資源,助推東南亞地區積攢數字資本與獲取數字權力,進而有望蓄積安全化邏輯的“拒絕”行為。當前,各大互聯網企業圍繞東南亞地區的數字市場之爭仍在持續上演,而隱于企業身后的國家間數字資本之爭與數字權力之爭愈演愈烈,東南亞國家能否維持平衡并借力發力仍有待觀察。

為積攢獲取“特殊權力”的物質支撐,形成具有絕對優勢或議價籌碼的數字權力,各方勢力圍繞數據、技術和資本三大方位的權力爭奪構筑了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向度與特征,并分別聚焦于治理規則、技術優勢和企業市場的不同場域,借助數據權力、技術權力及其聯合生成的資本權力,各自謀劃安全“外衣”下的“干涉”或“拒絕”行為。受域外發達國家的影響,在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過程中,東南亞國家自身的數字權力積攢并非一帆風順,表現為數據權力尚在積極爭取、技術權力仍十分薄弱、資本權力剛有起色等方面,因此,未來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欲實現自主自立、具備抗衡說“不”的數字權力與數字地位,仍道阻且長。

四、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影響

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向度與特征表明,數字經濟時代各方勢力在東南亞地區數字領域正展開一場權力爭奪,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打著“安全問題”的口號,以數據權力和數字技術權力為抓手,以兩者匯聚生成的數字資本權力為支撐,借助大型互聯網企業之手實現國家對于“特殊權力”的攫取,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則借用“安全問題”的旗號按圖索驥獲取權力支撐。而對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所有行為主體而言,“干涉”或“拒絕”的行為背后,是確立國家數字權力歸屬、推動國家數字權力擴張的終極目的。在上述背景下,交織各方利益訴求與權力之爭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正以全方位、系統性的廣度和深度傳遞著從國家到區域再到全球層面的影響。

(一)國家層面:5G設備選購偏好成為政治站隊“信號”

當前主要源于美方蓄意推動下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早已遠超安全問題范疇,深陷其中的東南亞國家所做出的相關數字經濟選擇,尤其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解讀為政治站隊“信號”,導致東南亞區域國家理應優先考慮經濟效益和社會成本的5G商業決策,不得不更多兼顧地緣政治因素。早在4G時代,中國企業就已在東南亞地區精耕細作,中方出售的設備技術先進且價格合理,對東南亞國家頗具吸引力,同時,基于中國4G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基礎和突出表現,東南亞國家大多較為信賴中國技術和能力,故希望在5G落地過程中延續與中方的良好合作關系。但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加緊炒作5G議題,于各大場合使用各種手段極力抹黑、圍堵和封鎖華為、中興通訊等中國企業,削弱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長期積攢的良好口碑和市場基礎,并不斷脅迫東南亞國家減少或放棄使用中國公司的設備,使東南亞國家在采購5G設備時面臨艱難選擇。美國政府更是揚言,“自由世界要團結反對華為公司”,并在實踐中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東南亞國家雖均未公開表態在5G問題上追隨美國、支持美方5G政策,也未效仿部分西方國家明確將中國企業排除在5G建設之外,且始終盡量保持相對“中立”,但東南亞各國圍繞5G決策的自主性已大打折扣。

基于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持續推進5G問題政治化、“圍剿”華為等對華施壓態勢難以發生根本性轉變,權衡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背后的中美博弈,成為東南亞國家在采購5G設備時的重要考量。當然,在推進5G建設、特別是采購5G設備的路徑選擇方面,東南亞各國傾向不一。第一類以菲律賓、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為主,傾向于使用中國企業的設備。菲律賓和泰國的電信運營商都較青睞使用中國公司的5G設備,菲律賓并不認為華為公司的技術會威脅其國家安全,而泰國此前則接受華為在其國內建立5G測試基地及相關實驗室;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則因長期使用中國企業的設備,在5G時代將可能延續這一趨勢。第二類以越南、新加坡等國為主,傾向于使用非中國企業的設備。越南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有志于自主開發5G技術的國家,雖然西方媒體極力渲染越南對使用中國技術的安全疑慮,但越南的考量可能更多基于實現5G國產化的戰略目標。新加坡轉向使用非中國企業設備,但又保留一定彈性空間,實則是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拒絕“選邊站隊”。第三類以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等國為主,傾向于謹慎表態,試圖淡化5G設備選用可能產生的外溢影響。馬來西亞在推動5G落地過程中搖擺不定,與中國的華為、歐洲的愛立信均有合作;印尼推進5G落地速度緩慢,其國內主要電信運營商仍處于觀望狀態,未決定5G主供應商;文萊政府雖然積極研究5G部署,但對外表態始終保持謹慎。

東盟國家多次聲明不打算與中美任何一方對峙、不希望被迫選擇中美任何一方,在2019年香格里拉對話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主旨演講提到,任何包容并且加深地區整合的“印太合作”建議都值得歡迎,但這不應該損害東盟的地區安排或“制造相互競爭的集團、加深分裂或強迫國家‘選邊站’”。(33)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Singapore, “PM Lee Hsien Loong Gave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Opening Dinner on 31 May 2019 at the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May 31, 2019, http://www.pmo.gov.sg/Newsroom/PM-Lee-Hsien-Loong-at-the-IISS-Shangri-La-Dialogue-2019.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2021年9月訪問華盛頓時,再次提醒美國應就東盟本身進行考慮,而不是將其視為美中競爭的延伸。(34)Merle A. Hinrich and Amb. Kurt Tong,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hould Tell the US What They Want on the Digital Economy”,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 hinrichfoundation.com/research/article/digital/south-east-asian-nations-digital-economy/.但中美競爭長期持續的發展態勢,將使東南亞國家“大國平衡”的戰略空間進一步遭到擠壓,盡管現在絕大多數東盟國家表明仍會按照本國安全標準選擇5G伙伴,但美國施壓的增強將使其態度與立場備受考驗。屆時,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邏輯下衍生的“干涉”行為一方大概率會占據上風,5G設備選購偏好將成為東南亞國家政治態度和立場的“風向標”。

(二)區域層面:數據跨境流動籠罩在安全疑懼陰霾之下

由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共同體三大支柱構成的東盟共同體,在數字經濟時代,無論就促進區域內單個國家間的數字經濟合作,還是強調在數字領域提升區域層面的整體實力,均更需要東盟內部國家之間以及與域外國家的跨境數據流動的質與量的提升。首先,各種經濟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動是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的必要條件。(35)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07, p. 1.東盟意欲實現“高度一體化且富有凝聚力”,旨在讓本地區的貨物、服務、人才、資本、投資和技術等諸多要素在東盟內部實現“無縫流動”(seamless movement),以提升東盟地區生產和貿易的網絡化水平,形成“統一的”東盟經濟共同體。而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洪流下,各類經濟要素的跨境流動必然同步伴隨著海量數據的生成,實現東盟經濟共同體于現實意義而言更多倚靠通暢、便捷的數據跨境流動。(36)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p. 21.其次,以維持地區和平的戰略高度促進各國數據共享是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的重要內容。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離不開多種信息共享的數據庫建設,尤其關涉國家和地區安全的重要信息數據共享更具有特殊意義,如“通過現有數據庫增加跨國犯罪信息交流”,(37)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2025: Forging Ahead Together,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p. 34.推動犯罪特別是網絡跨國犯罪的數據交流共享,為建設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提供關鍵支撐。最后,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對于信息共享和數據庫建設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則更多更廣。如為應對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危機等風險挑戰,東盟需要建立共同的災害評估信息系統,確保災后救援、重建行動的統一性,并增強應變能力。(38)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2025: Forging Ahead Together,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pp. 113-114.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挑起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不僅使東盟共同體內部各個維度的數據跨境流動停滯不前,還導致東盟國家與域外國家的數據跨境流動舉步維艱,以致整體上數據跨境流動籠罩在安全疑懼陰霾之下。

據國際數據公司(IDC)2019年預測,2025年全球數據市場將會形成三大板塊:一是中國市場,占有率約為28%;二是美國市場,占有率約為17.5%;三是歐洲、中東與非洲地區市場(EMEA),占有率約為27.6%。三足鼎立之勢、中美歐各占一極加劇了數據市場的激烈爭奪。美國作為全球數字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其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推動全球數字鴻溝治理體系的完善與發展,而是大舉推行“清潔網絡”計劃,打著“國家安全”“數據安全”的幌子,對他國尤其是中國的數字領先企業進行大肆圍獵與清洗,借“清潔網絡”之名行“清除異己”之實。不僅如此,美國還企圖在數字領域筑起排擠、防范中國的數字多邊聯盟。2022年1月,美國相關官員發言表示,若要給數據時代設立全球規則并與中國展開競爭,對中美數據流動進行合理的國家安全限制(并鼓勵同盟效仿)也是可行的方式。也就是說,鼓勵在民主盟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的數據流動且限制與中國之間的數據流動,已成為美國進階的戰略選擇。(39)David Feith,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a U.S.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January 19, 2022,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ngressional-testimony/the-strategic-importance-of-a-u-s-digital-trade-agreement-in-the-indo-pacific.“數據安全”的顯要地位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得到彰顯,受此影響,從全球到區域,數據保護主義、數據民族主義強勢抬頭,各國相繼推出數據封閉、限制以及監管政策,“信任”問題成為擺在東盟域內及與域外數據治理進程中的關鍵問題?！案鶕|盟研究中心在2020年發布的《東盟國家調查報告》的民調結果來看,東盟受訪者認為日本(38.2%)、歐盟(31.7%)和澳大利亞(8.8%)是該地區最受歡迎和最值得信賴的戰略伙伴,中美都在其后?！?40)蔣旭棟:《中國與東盟開展數據跨境規則合作的現狀與挑戰》,《中國信息安全》2021年第2期,第60頁?？梢?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已然深刻影響到東盟國家的民眾心理,并且正加劇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趨勢。目前,東南亞國家中只有新加坡對于數據自由流動持開放態度,但其市場空間仍十分有限。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出于安全考量,對本國數據流動制定了嚴格規則。越南2019年《網絡安全法》要求全球科技公司只能在越南國內存儲本地用戶的重要個人數據,并在越南開設辦事處;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要求在其境內經營的外國公司必須保留所有數據的本地副本。(41)Susan Lund and James Manyika, “Defending Digital Globalization: Let the Data Flow”, Foreign Affairs, Snapshot, April 20, 2017,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7-04-20/defending-digital-globalization.泰國等其他東南亞擁有數字市場潛力的國家,亦紛紛規定互聯網企業只能將其數據存儲在本國境內?；\罩在安全疑懼陰霾之下的數據跨境流動,導致“干涉”與“拒絕”的安全沖突急劇升溫,東南亞地區數據“碎片化”和市場“分割化”正在成為區域新常態。

(三)全球層面: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走勢難有轉圜空間

除了爭奪權力的根本訴求,數字經濟安全化邏輯得以成功和“存在性威脅”能夠被建構的重要原因,亦在于國際社會對網絡技術可能衍生的未知影響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而感知這種威脅與恐懼的“神經細胞”顯然不僅活躍于大國之間,還深刻烙進東南亞國家的“肌肉記憶”。因大國掀起的數字經濟安全化而受到波及的東南亞地區,存在對數字技術的潛在擔憂和對大國競爭的敏感“應激”。加上區域內存在的地緣政治要素和數字經濟發展特征,以及東南亞整體推進數字經濟安全發展的區域意志和權力訴求,背后的權力博弈正被進一步刺激,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從區域層面向國際層面外溢,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趨勢日益加深。

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放大效應,也間接導致域外各國圍繞數字經濟領域設置更為嚴苛的“安全壁壘”,展開更為激烈的權力競奪,并形成以輸出國家意志和加強政府干預為代表的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的顯著標志。一方面,各大主要互聯網國家開始追求對數據的排他性獨占,并借助推行各類監管機制和數據保護法律法規,以提升自身的數據隱私與數據自主,從而確保在全球數字貿易中占據優勢。2008年以來,二十國集團各成員國已先后推行超6600項數據保護措施。(42)Susan Lund and Laura Tyson, “Globalization in not in Retrea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3, pp. 130-140.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顯示,截至2021年年初,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已有128個出臺了各類旨在強化數據主權的立法,占比高達66%。(43)UNCTAD,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Legislation Worldwide”, February 4, 2020, https://unctad.org/page/date-protection-and-privacy-legis-lation-worldwide.這些法律所編織而成的“保護主義網絡”,最終將發展為數字領域中的主要壁壘,導致數據充分且自由地跨境流動嚴重受阻,進而無法完全釋放其作為新一代生產要素的重要價值。據中國信息通信院統計,2019年全球跨洲數據流動僅占全部數據流動量的34.1%。(44)《全球數字治理白皮書(2020年)》,中國信息通信院,2020年12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12/P020201215465405492157.pdf。全球性數據保護主義浪潮將嚴重制約全球數字貿易和經濟的良好運行,若未來這種趨勢難以得到有效管控或治理,跨境數字貿易的成本會居高不下,國家之間在數字領域的合作意愿或進一步降低,全球數字經貿秩序也將遭受更為嚴重的沖擊。另一方面,各個主要互聯網國家利用設置各類數據政策形成的“人為屏障”,有意識地延緩或關閉其他國家接觸并利用全球最新技術和研究成果的大門,進而壓制其他國家在數字技術領域的科研水平和創新能力,維持自身數字技術領域的領先乃至霸權地位。同時,為盡可能消除潛在的安全疑慮并確保安全需要的實現,大國之間不僅開始減少在數字技術方面的相互依賴程度,一些西方大國還將聯手阻止其他國家獲得先進數字技術,借以減少對西方世界之外的數字依賴,為自身預留充足的戰略運作空間。其中,增強對先進技術的出口管制便是技術脫鉤政策的重要實施部分。技術保護主義趨于常態化正在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進程中顯現,多邊主義向單邊主義倒退成為一種新的國際規范。此外,在數字經濟領域人為制造的溝壑所產生的負面效應,致使國際社會的數字經濟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本應秉持公正、平等、包容等價值要義的數字經濟市場被政治裹挾,西方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拉幫結派”、劃分陣營,聯手構筑針對中國的“數字經濟包圍圈”即是最佳印證。在美國刻意打壓華為的政策出臺后,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紛紛仿效,中斷與華為的合作,英國不僅決定停止在5G通信建設中使用華為設備,而且宣稱要在2027年前逐步將5G建設中已經使用的華為設備全部移除。事實再次證明,數字經濟安全化不過是一場以“安全”為噱頭,實則以私挾國家意圖、暗藏權力爭奪為終極目標的競技比拼。

由于域外發達國家的“安全化”敘事及其后續衍生的干涉和施壓,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在區域自身地緣特色、權力桎梏和發展訴求的共同作用下,一系列負面影響從國家層面向區域延伸再向全球蔓延。具體呈現為5G決策自主性大受干擾,單個國家的5G設備選購偏好成為政治站隊“信號”;區域數據跨境流動籠罩在安全疑懼陰霾之中,域內和域外相關合作困難重重;在國家與區域的雙重影響下,從全球層面聚焦到東南亞的數字經濟安全化走勢又反過來向國際社會“回彈”式外溢。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局面短期內難以發生重大改觀,而摻雜各方利益訴求、權力之爭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也將進一步刺激國際數字經濟安全化,致使其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難有轉圜空間。

五、結語

致力于安全化理論研究的哥本哈根學派大概沒有預見到,安全泛化正在事實上造就一種不亞于領土擴張所帶來的危機——“觀念上的安全困境”,即國家之間爭相拓寬安全外延的做法,會造成對“認知空間”的爭奪,擠壓原本存在的彈性空間,相互升級則必然造成“觀念上的安全困境”,而最終“觀念”作用到“物質”,便引發真正的“安全困境”。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正是安全泛化的時代產物,今天美國能夠打著“安全”的旗幟對東南亞地區肆意攫取“干涉”的特殊權力,那明天會是誰?下一個無辜殃及的地區或國家又在哪兒?這樣的顧慮顯然是合乎情理且需要被重視的。哥本哈根學派也許早已預知這一潛在危機,所以“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作為孿生概念亦被同時提出,只是受制于“安全化”理論的固有缺陷,即正是因為安全被視為一種主體間建構的言語行為,不愿失去掌控資源與權力的安全化施動者才有機會延滯甚至阻止“去安全化”進程,而缺乏權力與利益聚合的聽眾常常對此無能為力,致使“去安全化”束之高閣,變成一種理想目標。今天的國際社會事實上受困于安全泛化的大趨勢,似乎離“去安全化”這一理想目標已相去甚遠。同樣地,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無疑正在加速背離“去安全化”的目標,安全化內容涉及數字領域從數據到技術的延展,安全化范圍輻射數字空間從區域到全球的蔓延,“去安全化”出路何在?東南亞數字經濟安全化的權力底色,或許能為下一步答疑解困提供些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