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比較和障礙度診斷分析

蘇美蕊

（長治學院 法律與經濟學系，山西 長治 046011）

1 引言

“三農”問題一直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隨著新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農村人口、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單方面向城市流動，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留守兒童、土地撂荒、村莊衰敗等問題日益突出［1，2］。黨中央切實關注“三農”工作，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5 個維度20 字方針。為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8 年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3］；2019 年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農”工作必須完成的硬任務；2020 年指出必須補上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的突出短板；2021 年指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2022 年認為從容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需穩住農業基本盤、做好“三農”工作，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實施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解決好“三農”問題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自十九大報告以來，眾多學者圍繞鄉村振興，基于不同的視角展開了廣泛的研究和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剖析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背景、發展脈絡、理論邏輯、主要內涵、實施原則、評價指標等，為進一步做好“三農”工作提供了行動指南［4-6］。二是，依托5 個維度20 字方針，搭建評價指標體系，實證分析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差異、趨勢等，如蘆風英和鄧光耀（2021）運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測度2014—2019 年我國30 個省份的鄉村振興動態發展水平，利用泰爾指數分析了東、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區域差異［2］；牛文浩等（2021）運用耦合協調模型、ArcGIS 空間分析和地理探測器等，定量測度中國各地鄉村振興耦合協調指數，展現各指數的空間分布格局，分析中國鄉村振興協調發展指數空間分異性的主要影響因素［7］；王青和劉亞男（2022）運用熵權法、Dagum 基尼系數法、Kernel 核密度估計，系統探究了2009—2019 年中國鄉村振興水平的地區差距及動態演進特征等［8］。三是，鄉村振興專項議題的深入研究，產業興旺下鄉村旅游的優化［9，10］、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11，12］、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提升［13］、生態宜居下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困境的解決［14］、鄉風文明下農村精神文明的建設［15］、農民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16］、鄉村教育振興的論述［17，18］、鄉村文明［19，20］的發現與重構等；治理有效下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工作論述［21-23］、鄉村社會治理的分析［24］等；生活富裕下脫貧攻堅的探討等［25，26］；此外，還有城鄉融合的發展［27］、城鎮化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研究［28，29］等。

綜上，學者們基于不同視角、采用不同方法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研究內容較為廣泛，共性研究較多，特殊性研究較少，鮮少有學者研究中部地區鄉村振興的發展情況，且尚未分析中部六省鄉村振興中的障礙因素。鑒于此，文章以20 字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界定鄉中部六省村振興發展水平，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探究鄉村振興的綜合發展狀況，障礙度模型診斷發展中的制約因素。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數據來源

2016 年《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到2021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的發布，都強調區域協調發展的理念，體現了中央對中部地區發展的重視。中部地區既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強勁的發展動力，又有巨大的發展潛能，完全能夠肩負起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重任。因此，確定研究區域為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研究時間為2016—2020 年。該文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等，數據存在缺失的，采用統計公報數據、各省統計年鑒數據進行補缺。

2.2 指標體系構建

按照系統性、科學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原則，參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20 字方針”，借鑒前人研究［2，7，30-32］的基礎上，構建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鄉村振興水平指標評價體系

2.3 研究方法

2.3.1 熵權法

熵權法通過各要素指標的變異程度來確定指標權重，避免了人為賦值的主觀影響，權重更加客觀，權重越大表示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越大。

第一步，極差標準化各要素指標，消除單位不同的影響。

其中，Xij是第i 年第j 項指標的標準值，xij是第i 年第j 項指標的原始值，i 介于0-m 之間，m表示年份，本文m=5。

第二步，為避免計算信息熵時出現計算錯誤，進行指標平移。

第三步，計算信息熵。

第四步，計算指標權重。

其中，n 為指標個數，1-ej是指信息熵冗余度。

2.3.2 耦合協調度模型

第一步，計算各維度發展水平。

其中，k表示鄉村振興的5 個維度，k=1、2、3、4、5，依次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p表示各維度的指標個數；i 表示年份；λkp表示第k維度第p個指標的權重；Uki表示k維度的發展水平。

第二步，計算耦合度，耦合是指兩個及兩個以上系統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情況。耦合度C介于0 與1 之間，C值越大，維度之間的耦合性越強，反之亦然。

第三步，計算協調度，協調體現5 個維度的協調程度。協調度D介于0 與1 之間，D 值越大，維度之間的協調性越高，反之亦然。

其中，T表示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由各維度發展水平等權加總計算得到。文章認為5 各維度對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是一致的，因此α=β=χ=δ=ε=1/5。

借鑒相關研究將協調度劃分為10 個區間，如表2 所示［33］：

表2 協調度D 分級

2.3.3 障礙度模型

計算因子貢獻度Fj，表示第j 個指標對總目標的影響；計算指標偏離度Iij；計算障礙度Dij，是指第i 年第j 個指標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34-35］。

3 中部六省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比較分析

3.1 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

圖1 顯示了我國中部六省在2016 年至2020年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變化。蛛網圖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發展，各省綜合發展水平呈現外擴狀態，表明綜合發展水平逐年不斷提升。其中，增長最明顯的是河南，由2016 年的0.119 發展為2020年的0.8408，位居六省第一。其余省份依次為湖南、安徽、江西、湖北和山西，可以看出山西的發展狀況是最差的。

圖1 中部六省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

3.2 鄉村振興各維度發展水平變化趨勢

圖2 可以看出，從2016 至2020 年，6 省鄉村振興各維度基本處于外擴狀態，各維度發展較好的是生態宜居，發展較差的是治理有效。2020年生態宜居發展水平指數依次為河南（0.3014）、江西（0.2654）、湖南（0.2523）、安徽（0.2472）、湖北（0.2104）、山西（0.1837）?？梢钥闯龊幽鲜≡卩l村建設、農村人居環境等方面的改善較為明顯。生活富裕發展水平指數依次為湖南（0.2144）、湖北（0.2009）、江西（0.1826）、安徽（0.1773）、河南（0.1703）、山西（0.1361），可以看出湖南省農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升。產業興旺發展水平指數依次為山西（0.1575）、湖北（0.1426）、河南（0.1147）、安徽（0.1031）、湖南（0.0990）、江西（0.0920），可以看出山西省產業興旺水平在6 個城市中具有相對優勢。鄉風文明發展水平指數依次為安徽（0.1680）、江西（0.1444）、河南（0.1427）、湖南（0.1424）、山西（0.1044）、湖北（0.0667），可以看出安徽省在注重農村、農民文化素養過程中取得了明顯優勢。治理有效發展水平指數依次為河南（0.1118）、湖北（0.0921）、安徽（0.0817）、湖南（0.0780）、山西（0.0660）、江西（0.0603），可以看出河南省在農村治理有效的提升發展中較好，但是總體來看治理有效在每個城市都較為薄弱。

圖2 中部六省2016—2020 年鄉村振興各維度發展水平變化趨勢

總之，各省份在鄉村振興5 維度的發展中具有相對優勢，河南省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維度較好，湖南省生活富裕維度較好，山西省產業興旺維度較好，安徽省鄉風文明維度較好。為促進各省份內部和省份之間經濟協調發展，可相互學習借鑒先進省份的經驗發展繼續提升綜合經濟發展實力。

4 鄉村振興發展五維度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為深入分析影響6 省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的因素，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旨在明晰5 個維度間耦合協調度，確定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耦合度和協調度。

表3 可知，2016—2020 年6 省的協調度基本呈現上升趨勢，都從2016 年的“失調”發展成為“協調”，說明各省在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實現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協調發展。經過5 年的發展，到2020 年，山西省成為了中級協調，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為良好協調，河南省為優質協調。

表3 協調度D

綜上，可以看出河南省不僅在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維度發展水平上領先其他省份，而且在5 個維度的協調發展中也實現優質協調發展。因此，其余省份可借鑒河南省的先進發展理念、方法、政策等，進一步促進各自省份綜合經濟協調穩定發展。

5 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提升的障礙度診斷

為了更好的明晰影響6 省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的障礙因子，引入因子貢獻度、指標偏離度和障礙度模型，診斷影響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的障礙因素［34，36］?；谡系K度診斷，計算出各要素層的障礙度，針對性提出提升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的建議。以各要素層障礙度≥10%和所在年份靠近的原則（障礙度大小反映障礙因子的重要性，年份反映障礙因子的緊迫性）確定障礙因子［24］，如表4 所示。

表4 中部六省鄉村振興各要素層的障礙度

表4 可知，鄉村振興發展中，不同省份的障礙因子存在差異。山西的障礙因子有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農業產出效率、人居環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基層治理水平，農民物質水平、城鄉協調發展。其中民主參與度在2016—2017 年障礙度大于10%，但2018—2020 均小于10%，因此認為其不再是障礙因子。安徽的障礙因子有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農業產出效率、自然環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農民消費水平、城鄉協調發展。其中農民文化素養在2018—2020 年和農民物質水平在2017—2020 年障礙度均小于10%，因此認為它們不再是障礙因子。農民消費水平在2020年障礙度為0，但是2018—2019 年其障礙度都大于10%，因此為鞏固農民消費水平較高的現狀，仍將其作為障礙因子，繼續加強對其的重視。江西的障礙因子有農業生產現代化、自然環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基層治理水平、基層治理效果、城鄉協調發展。其中農民文化素養在2018—2020年和農民物質水平在2017—2020 年障礙度均小于10%，因此認為它們不再是障礙因子。河南的障礙因子有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自然環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農民文化素養、基層治理水平、城鄉協調發展。其中人居環境宜居和社會環境宜居再2018—2020 年障礙度均小于10%，因此認為它們不再是障礙因子。湖北的障礙因子有自然環境宜居、公共文化水平、民主參與度、城鄉協調發展，其中人居環境宜居在2017—2020 年和農民物質水平在2018—2020 年、農業生產現代化在2019—2020 年障礙度均小于10%，因此認為它們不再是障礙因子。湖南的障礙因子有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工業生產現代化、公共文化水平、基層治理能力、城鄉協調發展。其中農業產出效率和農民文化素質在2017—2020 年、農民物質水平在2018—2020 年障礙度均小于10%，因此認為它們不再是障礙因子。

綜上，公共文水平和城鄉協調發展在6 省均是障礙因子，反映出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存在農村文化基礎設施覆蓋面不足、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等問題。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障礙度除湖北和江西外均呈現上升趨勢，可能受到自然災害、全球疫情等因素影響。農業產出效率障礙度在山西和安徽較大。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障礙度都為0，農業生產現代化也間斷性出現在江西和湖南，說明鄉村振興下農村農業生產設施基本完善，但是效果存在波動性變化，因此未來應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的穩定性自然環境宜居障礙因子的高頻出現，要求未來要注重自然生態環境?；鶎又卫硭降姆从沉四壳稗r村基層黨組織的引領能力不夠強，未來需注重基層黨組織的高水平高質量的構建。

6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基于鄉村振興“20 字方針”構建綜合發展指標體系，選擇2016—2020年的數據，測算了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中部6省的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評估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個維度的耦合協調度；診斷了影響6 省鄉村振興發展的障礙因子。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2016—2020 年，6 省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逐年提升，呈增長趨勢。到2020 年綜合發展水平指數從大到小依次為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和山西，河南是發展最好的，山西是發展最差的。5 個維度發展指數，可以看出各省份在鄉村振興發展中具有相對優勢，河南省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維度較好；湖南省生活富裕維度較好；山西省產業興旺維度較好；安徽省鄉風文明維度較好。

（2）2016—2020 年，6 省鄉村振興5 維度發展的協調度基本呈現上升趨勢，均從2016 年的“失調”發展成為“協調”。到2020 年山西省成為了中級協調；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為良好協調；河南省為優質協調。綜上可知，河南省既在鄉村振興綜合發展水平、各維度發展水平上領先其他省份，也在5 個維度的協調發展中實現了優質協調發展。

（3）不同省份的障礙因子存在差異，但基本集中在以下個要素層。6 省都表現出“公共文水平”和“城鄉協調發展”為障礙因子；“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障礙度在4個省份中呈現上升趨勢；“自然環境宜居”障礙因子也在4 個省份出現，且到2020 年其障礙度都較高；“基層治理水平”障礙因子也在4 個省份出現，反映了目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引領能力不足；其余障礙因子都只在1 個省份出現，需針對性的進行改善，降低制約程度。

6.2 建議

為全力提升鄉村振興5 維度的發展水平，推動5 維度耦合協調度向優質協調發展，消除各省鄉村振興發展中的制約因素，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障礙度模型的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有針對性的補齊五維度的短板。一是借助各省自然、文化、旅游資源稟賦等，做強做優現有特色優勢農業產業［11-13］；建立現代農業理念，采用現代化農業機械等，完善農業灌溉等基礎設施，增強農業防災減災能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培育新農民，提倡專業化、規?；a經營，實現區域規模經濟，進而促進產業興旺［16］。二是轉變生產生活發展理念，融入“碳達峰”“碳中和”重大發展戰略，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發展綠色農業，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等；完善當地生態系統，加強山、水、林、田等的修復與保護；提高供水、電、燃氣等的普及率，增強垃圾、污水等的處理能力等，進而提高農村生態宜居性［14］。三是擴大農村教育資源的供給量，增強農村中小學生的師資力量，配備基完善的教育設施，降低城鄉教育差距［18］；因地制宜建立農村文化機構，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注重數量和質量的雙重提升；完善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設施，進而推動鄉風文明的進步［15］。四是建立多元的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完善醫療、救助等制度；注重基層黨組織成員的架構和能力，提高農村治理水平［23-24］；五是密切關注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進程，因地制宜的實施城鎮化建設，切勿“一刀切”以犧牲鄉村發展為代價，進而實現城鄉融合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居民生活富裕［28-29］。

（2）制定區域內、區域間的協同發展戰略，加快區域間的協調發展。一是各省要發揮比較優勢，進行產業相互合作，經驗相互分享。如，中部六省共同研討或學習農村公共文化水平的提升的對策，互相學習鄉村振興發展中的特色，消除薄弱環節，促進維度間耦合協調度向優質協調的轉變，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促進中部六省的高質量協調發展。二是發揮統一戰線的政治、智力、經濟和社會優勢，帶動社會各階層，發揮其專業優勢，搭建各種綜合平臺，為鄉村振興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