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瘟神”
——一名基層醫生的血防四十年

湯愛黨/口述 馮佳鈺/整理

結緣血防——童年隨父行醫

1962 年，我出生在湖南省岳陽市?！岸赐ヌ煜滤?，岳陽天下樓?！弊溆诙赐ズ系脑狸柟懦窍碛械锰飒毢竦淖匀慌c人文資源。然而回望20 世紀，這里卻因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湖區居民親水的生活生產方式、落后的醫療衛生事業等種種因素，成為江南地區血吸蟲病肆虐的一大中心。而君山又是岳陽血吸蟲病蔓延最嚴重的地區，所以我從小就習慣了有血吸蟲的生活環境，對于這種駭人的寄生蟲并沒有太多畏懼心理。

我的父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岳陽的第一批血吸蟲病防治（以下簡稱“血防”）工作者。他年輕時曾就讀于浙江的一所醫學院，畢業以后，先后在新疆、長沙當醫師。解放戰爭勝利后，他就回到了家鄉岳陽教書。20 世紀50 年代，國家號召醫學專業人才歸位。為響應國家“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父親隨即到湖南省血防所報到，在接受血防培訓后，被任命為血防小組組長，前往當時血吸蟲病疫情最嚴重的君山。君山最初沒有血防站點，父輩最初在這里建設血防站點的經歷可謂是篳路藍縷：沒有站點，拿起蘆葦搭個棚子就是住處；缺少人力，幾個人集結成一支治療隊伍，扎根到疫區去救治患病老百姓；沒有口糧，下地挖紅薯，上山采蕨菜，誓要把血防運動進行到底。

我至今還存有兩三歲時的記憶，那時君山的血防醫院就在我家住處的后方，中間隔著一條河，而我的父親則忙著到處奔走，治療病人。

我四歲時，父親被調到岳陽血防醫院工作，也就是現岳陽縣血防醫院的前身，我家也隨父親的工作調動搬到了桃花井（岳陽市一中附近）。一年后，父親又被調至黃沙街血防組，于是我們又跟著搬到了黃沙街。這里是我的老家，我六七歲時就在這里念書，初中畢業后也回到這里讀了高中?；仡櫿麄€童年時光，我都隨父親在各個疫區之間遷居，目睹了地方血防機構的創立與初步發展。包括我父親在內的第一代血防工作者建設地方血防站點的熱忱深刻影響了我，所以我對血防工作沒有絲毫恐懼和抵觸心理，這也促使我后來選擇走上和父親相同的職業道路，毅然投身基層血防醫療實踐。

踵事增華——成為第二代血防工作者

20 世紀80 年代，地方血防隊伍由于青黃不接，亟須更新換代，迫切需要吸收新鮮血液。繼初代血防醫生為血防事業傾注心血之后，一大批血防人員子女也紛紛追隨父輩的步伐，賡續前人未竟的事業，使得血吸蟲病防治成為了洞庭醫者代代相傳的擔當。作為一名血防“二代”，我的人生軌跡自然也不例外。在1979 年高中畢業后，我就進入黃沙街血防組擔任臨時衛生員，兩年后又通過頂職制度轉正，正式進入了基層血防醫生隊列。

然而在正式參與血防工作之前，我們這些新人需要接受針對血防技術人員的統一培訓。事實上，在整個血防工作生涯中，我一共接受了四次職業教育及培訓。第一次在1981 年，我參加岳陽地區血防所舉辦的學習班，進行了為期八個月的入職培訓。這一屆學習班一共招收了五十多個學員，基本上都是剛剛通過頂職或者招工途徑進入血防機構的血防人員子女。培訓的針對性非常強，就是血吸蟲病防治的五大基本措施——“查、治、滅、管、防”。目的是讓我們掌握基礎血防理論和技能，盡快著手基層血防工作。最初，我甚至看不懂血防專業名詞，而培訓結束后，我便能夠勝任諸如動員群眾、收集和化驗糞便、查螺滅螺（即釘螺，血吸蟲的中間宿主）之類的簡單工作。

遺憾的是，第一次培訓的時間太短，我還是缺少治療血吸蟲病的臨床醫學理論，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培訓。1983 年，我進入常德衛校，在湖南省血防所組織的“血防基礎理論學習培訓班”系統學習了兩年醫學基礎，廣泛學習了包括藥物使用、人體結構、臨床診斷方法在內的專業知識。因為在實際下鄉治療的過程中，我們不單單治療血吸蟲病，還要妥善處理病人身上的一系列綜合征與并發癥，所以除了有關血吸蟲的相關專業知識以外，一名成熟的血防醫生還需要全面掌握其他可能涉及的醫學領域。這一次培訓就補足了第一次培訓的缺憾，意義重大。此外，這次培訓的對象涵蓋了整個岳陽地區在三年以內參加血防工作的新人，因為參與人數眾多、培訓效果較好，所以為地方血防單位輸送了一批專業技能扎實的血防人才。

1984 年，正值岳陽“縣市分家”，岳陽縣縣址搬遷，我被調往今天的岳陽縣第三人民醫院（岳陽縣血防醫院）工作。兩年后，我參加了國家組織的成人高考，又進入衛校學習公共衛生專業，這是我的第三次職業教育經歷。由于之前的培訓班無法提供國家認可的文憑，直到有了這段教育經歷，我的醫師執業資格才在真正意義上被認可。1989 年，我完成了三年的學習，從衛校畢業，又回到岳陽縣血防醫院住院部上班，此后便一直在臨床崗位上堅守。直到1998 年，我到岳陽市（第）一人民醫院進修了一年臨床專業，完成了最后一次職業再教育。進入千禧年代，我開始擔任住院部科室主任。到2012 年，我又被調至醫務科，同時也在門診坐診了兩年。以上便是我作為一名普通血防醫生四十載以來簡略的教育經歷與工作經歷。

和很多傳統行業一樣，血防工作也存在著“師傅帶徒弟”的現象。在我剛剛踏入血防行業的時候，老一輩血防人的言傳身教對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黃沙街血防組當衛生員的第一年，我天天跟著血防前輩下鄉檢測血吸蟲病，探查釘螺分布狀況，也就是做“查、治、滅、管、防”五大措施中“查”的工作。在70 年代，我們檢測血吸蟲病的主要手段是“糞便集卵法”，即收集人的糞便在容器中攪碎，用篩子過濾后靜置沉淀，取出沉渣后置于顯微鏡下觀測，最后將收集到的蟲卵放到孵化瓶中孵化，整套流程比較耗時且費力。而一個村莊的人口少則三四百，多則上千，要將全體居民組織起來收集化驗大便，是一項浩繁的工程，極度考驗耐心和體力。但老一輩的血防醫生總是兢兢業業，以高度認真的態度對待每一個環節，同時不忘細致入微地指導操作要領，以及血吸蟲蟲卵的樣子、蟲卵孵化成毛蚴的形態，等等。在查螺時，他們也總是不辭辛苦地搜索每一處田埂、水域，甚至扒開水草去尋找釘螺的蹤跡，不肯放過一處潛在的釘螺孳生環境。由于湖區水域面積過大，釘螺的分布很分散，查螺的范圍非常大，難度無異于在地上尋找一根針。而與此相對的卻是前輩們超乎想象的吃苦耐勞精神，故每一處有釘螺繁殖的場所都見證了血防醫生奮力滅螺的身影。于是，我深受初代血防人的感染，立志要傳承老一輩的血防激情與責任感。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血防工作的確是件苦差事。第一個難點在于工作量大。我們往往在天蒙蒙亮時便起床出發去查螺滅螺，忙活到下午一點都來不及吃上一口飯，也常常加班到半夜才回到家中休息；第二個難點在于交通不便、條件艱苦。與我同時參加工作的伙伴有的是拖拉機手，負責托運整個血防組的滅螺用具。手扶拖拉機是那個年代普遍的交通運輸工具，相當于現在的轎車，基本每個血防組都要配上一臺。不過在下鄉查螺滅螺的實際過程中，我們往往還是靠步行。因為血防組離較遠的鄉鎮有三四十里路程，所以基本上走到一個村莊就需要花費一上午時間。有些血防人員還用籮筐挑著未斷奶的孩子下鄉，非常辛苦。由于往返不便，我們常常直接在村里駐扎半個月甚至一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我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關系非常緊密。

回憶起那時下鄉防治血吸蟲病的日子，雖然條件艱苦，但我卻感到由衷的幸福。改革開放初期，許多農戶還比較貧困，但每家每戶都很熱情地迎接我們，村與村之間甚至爭相派人請我們入村。進村后，村民積極性非常高，都非常配合我們的血防工作。雖然我們是醫生，但村民們都自發地稱我們為“血防干部”，以示敬重。在當時，一個血防醫生駐村，甚至可能比行政領導駐村都要受到更高規格的接待。由于物資匱乏，我們僅僅靠青菜、馬鈴薯、紅薯等食物果腹，晚上入睡時，可能還有雞在身上爬。但村民們總是把自己最好的吃食、被褥用來招待我們。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次是在黃沙街下鄉時，有一家人為了感謝我，很客氣地邀請我到他們家吃飯，打了兩個雞蛋做湯。他們家徒四壁，但還是盡可能地提供了最好的宴席；還有一次，我在濱湖村下鄉，正值凜冬，我和同事寄宿在一個村民家中，他們把家中最厚的被子讓給我們蓋，但那床被子扯到這頭便蓋不住那頭，在寒冬中，蔽體都成了難事。

即使是這樣，我也覺得從事血防工作是一件很充實、很幸福的事情，因為能夠為廣大民眾服務。血防運動初期使用的滅螺藥物五氯酚鈉有毒性，尤其在酷暑時節，我們長期接觸滅螺藥物，常常被刺激得流鼻血、嘔吐，但打心底不覺得苦。作為醫者，我們已經看遍了老百姓的疾苦，還怎么好意思宣揚自己的苦難呢？那時候沒有什么時間觀念，也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每天早出晚歸，只惦記著辦好血防這一件事，好回報村民的恩情。

與時偕行——改革開放以來的血防記憶

改革開放以來，血吸蟲病防治運動得到了長足發展，防治手段不斷更新進步。血吸蟲病疫情早已得到控制，在治愈率大大提高的同時，發病率也大大降低。在我看來，血防工作取得顯著成果的主要原因有三個：首先是國家對血防的大力支持與投入，國家針對血吸蟲病治療有長期的免費政策，也投入了大量資金扶持血防機構建設、組織血防人員培訓；其次是抗洪救災工作的成果，由于發生大型洪災時，釘螺容易隨著疫水四散，所以控制水位也與血防關系密切；最后是民眾對血防工作的認可與配合。

血防的各個環節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發展。從查病方式來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檢查血吸蟲病主要是靠血防專業人員下鄉，對居民進行糞便檢查或孵化。因為糞檢實施起來比較耗費人力物力，所以我們雖然有心進行動物檢查，但并沒有余力去開展。而80 年代后，血吸蟲病檢測技術不斷發展，主流查病方式已經演變為免疫學的抽血化驗，人畜全面查治也普遍開展。

從治療手段來看。在1979 年之前，血防醫生都使用銻劑治療血吸蟲病。我雖然沒有使用過銻劑，但聽過也見過老一輩血防醫生使用銻劑治療血吸蟲病的情況。這是一種毒副作用極大的藥物，會造成肝腎、心血管損傷，甚至有一小部分人使用銻劑治療后意外死亡。不僅如此，使用銻劑治療的療程一般超過20 天，加之基礎病和并發癥的存在（常見的有結核病、支氣管炎等），血吸蟲病人住院治療的時間就是一個月起步。這種困境直到吡喹酮（也叫8840）出現才得到解決。1979 年，吡喹酮被引入中國。這種藥物在治療急性血吸蟲病時療效顯著，而且療程較之銻劑也大大縮短，治愈慢性血吸蟲病只需要兩到三天。1982年，上海成立了吡喹酮生產線。此后，吡喹酮得以推廣普及，逐漸取代銻劑成為治療血吸蟲病的主要藥物，我們的血防可以說是得到了“解放”。除西藥以外，中醫藥也在治療血吸蟲病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吡喹酮得到大規模應用之前，中醫在血吸蟲病治療中尤其占有特殊地位。我父親那一代血防醫生基本上都懂中醫，有相當一些甚至是當地有名的中醫師，會炮制中藥材，各個血防醫院也都有煎藥房。80 年代以后，我們仍在推進中西醫辨證施治理論與實踐。

從滅螺情況來看。消滅釘螺是阻斷血吸蟲傳播鏈的重要措施，所以滅螺工作是檢驗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一個重要標準。1983 年或者1984年，我當時工作的黃沙街血防站宣布了“基消除”，也就是說在它管理范圍內的釘螺已經基本被消滅，只剩下慢性血吸蟲病人需要治療。到1985 年，因為當地血吸蟲病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黃沙街血防站被撤。然而釘螺這個物種很難做到完全消滅，我們只能保證基本消滅垸內釘螺，同時降低垸外釘螺密度。90 年代，岳陽縣血防醫院和地方血防站職能分離，即“防治分開”，血防醫院負責治療工作，而血防站則負責預防工作。由于滅螺屬于血防站的職能范疇，我對后來基層的滅螺情況就不太清楚了。但從我在門診的工作經歷來看，急性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已經顯著下降，這也能側面反映出滅螺工作的成果。然而血吸蟲病人還是客觀存在的。我最近就面診了一位病人，他可能是偷偷從疫水中釣了魚，結果他的一個釣魚同伴在我們醫院檢查發現了血吸蟲病，所以他也嚇得來查病。鑒于有這種感染情況，預防宣傳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老一輩血防醫生傳給湯愛黨醫生的中醫血防書籍

從預防宣傳工作來看。湖區居民習慣因地制宜，到湖里打魚、割湖草漚肥、放牛到湖里吃草。但釘螺恰恰喜歡附著在湖草上，而且它繁殖的季節也恰恰是湖區人民打藜蒿的時節，所以我們血防人員宣傳工作的關鍵就在于防止湖區居民下河游泳、捕魚、割草、放牧。預防宣傳工作的開展離不開多方協作與集體行動。從80 年代起，我們所在的湖南省與多個鄰省積極開展聯合防治，“三禁聯防”（禁止打湖草、禁止捕散子魚、禁止敞放耕牛）工作穩步推進。然而湖區有相當一部分漁民以捕魚為營生，所以無法避免下水。于是，我們在漁民中組織了預防性服藥活動，到一條條漁船上去做宣傳和治療的工作。具體而言，我們按照離湖遠近將沿湖一帶分為一線區、二線區和三線區，建議三個分區的居民根據不同的用藥標準，服藥預防血吸蟲病。我們還以村為單位，將每個人吃藥的情況登記在冊，借村里的花名冊對照檢查。實踐證明，這個方法對于預防急性血吸蟲病非常有效。進入新世紀，血吸蟲病防治宣傳工作呈現出了新的氣象：新媒體的興起為血吸蟲病防治創造了線上宣傳與大眾科普的新渠道，地方血防站也定時舉辦線下宣傳活動，在小鎮時不時能看到科普血防的電子屏宣傳車。

90 年代以后，除血防運動本身的發展及成就以外，血防機構也迎來了改革。岳陽市血防辦并入衛生局，血防機構防治職能分離，隨之而來的是血防機構的人員變動。預防人員到衛生防疫站專門負責預防工作，而治療人員則到血防醫院從事治療工作，還有一些沒有經歷過血防培訓的人員，因為未接受系統醫療教育、未取得執業資格證而離開了血防機構。此外，血防經費政策也有所調整，而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血防的人員、醫療器械等開支都由國家全額撥款轉為差額撥款，醫院需自行承擔多方面的開支。我所工作的岳陽縣血防醫院后來也受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影響，從血吸蟲病?？漆t院轉型成為一所綜合醫院，更名為“岳陽縣第三人民醫院”。因為在當時，我們的血防醫院代表著當地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又在老百姓中奠定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時在治療血吸蟲病之余也有治療其他基礎疾病的經驗，所以在轉型之后就順利取得了病人們的信賴。然而在21 世紀初，面臨醫改大潮，我們醫院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挑戰。

湯愛黨醫生在給病人進行診療

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迅速發展，洞庭湖區血吸蟲病防治也創造了一定的歷史成績。然而隨著血吸蟲病人的減少，血防醫院也逐漸從歷史舞臺退出，一些血防醫院走向了消亡的邊緣，另一些醫院則謀求轉型發展。近幾年，湘陰縣、華容縣的血防醫院都與人民醫院合并，汨羅市的血防醫院則關停。我們岳陽縣的血防醫院雖然轉型成功，但也面臨著與當地其他醫院（人民醫院、中醫院、婦幼保健院、鎮醫院）競爭的巨大壓力。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迫切需要資金來更新設備，改進技術，以提升市場競爭力。所以轉型實際上給血防醫院過去的運轉模式帶來了一定的沖擊，我所在的醫院一度關門停業，我也受其影響，好幾個月沒有上班拿工資。面對轉型的沖擊，醫院在2012 年開始加大內部改革力度，完善醫院規章制度。我則被調去管理醫務工作，主要負責醫療安全問題與醫療技術人員培訓。經過五年，我們成功把醫院建成了一所二級醫院，醫院的技術力量得到了全方位提升，基本上能夠克服危機，繼續為社會提供醫療服務。這也是我引以為傲的一大成就。

2019 年末新冠疫情暴發后，我們又迎來了特殊的挑戰。在新冠肆虐期間，社會公眾到醫院就醫的次數減少，醫院的業務收入有所下降。一些血吸蟲病人也怠于來醫院檢查和治療，尤其是一些老人，他們可能會因為出行不方便而直接放棄就醫。就新冠治療與預防工作而言，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因為岳陽的地理位置毗鄰武漢，受到疫情蔓延的極大威脅，所以我們傾注了大量精力建設隔離點和救治點，接收了一大批疑似感染新冠的病人進行隔離觀察與治療。后來疫情形勢發生變化，我們又隨之設立了核酸檢測點和疫苗接種點，為社會公眾提供核酸檢測和疫苗接種服務。然而由于場地、設施和人力的限制，我們要大規模展開救治還是有一定的難度，主要承擔治療任務的還是岳陽縣人民醫院。不過作為血防醫院，我們有豐富的傳染病防控經驗，而控制傳染病的道理是相通的，也無非是“查、治、滅、管、防”五大措施，所以血吸蟲病防治的經驗也可以為新冠防控提供借鑒。

回顧作為基層血防工作者的人生，我感慨良多。行醫幾十年，我見證了國家的崛起，也看到了民眾的疾苦。黃沙街和榮家灣的每家每戶我幾乎都去過，每一家的經濟情況我都一清二楚。20 世紀70 年代，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還比較低，少數比較困難的甚至無法保障基本食宿。然而現在再下鄉，映入眼簾的都是樓房別墅，可以說民眾的生活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剛入行時，老一輩血防醫生身體力行，教導我要守醫德，我便一直秉持著這一原則。而下鄉防治血吸蟲病的經歷也影響了我整個職業生涯乃至人生，有的村民在我走后甚至還掛念著我，找到我工作的醫院來看我，我永遠記著村民對待我們血防工作者的真摯情感。所以我給病人看病時，一直本著醫者的初心。有時接待到生活困苦的病人，我和同事都不忍心看到他們為治療費發愁，就自己掏錢給他們住院治療。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過往四十年的從醫經歷，我的感悟是：一個人能夠在社會上生存立足，還是得益于國家和社會對他的培養，所以我們應當用學到的知識回報社會，為社會做一點貢獻。而我的一生，就是在做這樣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