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 年來我國國家政治話語翻譯實踐中態度語義的變化

黃昱綺 藍紅軍

引言

經過10 年的發展，國家翻譯實踐論已成為中國譯學的代表性理論之一，國家翻譯實踐研究的學科體系也在逐漸成形。學者們針對國家翻譯實踐的內涵、概念、屬性、主體、特征和類型等展開了諸多探討和論證（如任東升、高玉霞，2015；任東升，2022；藍紅軍，2020/2022 等），不斷完善國家翻譯實踐的理論話語體系。同時，國家翻譯實踐本身也是一個框架性研究對象（任東升、高玉霞，2015），其翻譯制度、翻譯文本、對外傳播接受和實踐史均具有研究價值。在理論研究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同時，加強對國家翻譯歷史和現實的描寫（尤其是歷時描寫）、分析和解釋，發現和解決國家翻譯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可以更好地凸顯國家翻譯實踐研究的現實關懷（周忠良、任東升，2021）。目前已有學者基于國家翻譯實踐個案展開研究，但國家翻譯實踐包羅萬象，涉及領域很廣，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其中，國家翻譯的對外政治話語實踐“是國家經由翻譯對外言說政治思想、制度、道路、成就的過程與結果，是國家對外政治敘事的重要戰略手段”（任東升，2022：35），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和探討。

在我國，以領導人著作、黨的文獻和政府文獻等為代表的政治話語主要由中國外文局、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①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編譯局的職責整合，組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以及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等部門及其下轄機構進行翻譯，是典型的輸出型國家翻譯實踐。近年來，我國學者已用多種理論框架對國家翻譯實踐展開了探索，使用了包括批評話語分析（胡開寶、田緒軍，2018；Li，2020；Pan & Li，2021）、評價理論（Li & Xu，2018；司炳月、高松，2019；李濤、胡開寶，2020；Li & Pan，2021；于麗，2021）、認知語言學（梁娜、陳大亮，2020）和生態翻譯學（袁鑫，2021）在內的諸多理論，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馬丁和洛斯的評價理論越來越受到國家翻譯實踐研究學者的重視。評價理論（Appraisal System）下分3 個系統：態度（Attitude）、級差（Graduation）和介入（Engagement）（Martin & Rose，2003）。目前，政治話語翻譯中最受學者關注的評價資源是級差（Li & Xu，2018；司炳月、高松，2019；李濤、胡開寶，2020），對態度資源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實際上，態度系統在評價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在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領導人報告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重要決議（以下統稱“黨代會文件”）為代表的國家政治話語及其譯文中，蘊含著大量態度資源，用于展示黨和國家的態度和立場。本文擬從黨代會文件原文與譯文中態度資源的對應情況、翻譯時對態度資源語義的不同處理方式和這些處理方式所呈現的歷時變化3 個方面入手，探討我國國家政治話語翻譯實踐在新時期的規律性特征及其成因。

一、研究設計

1.研究材料

本研究選取黨的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至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以下簡稱“XX 大報告”）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作為研究材料，“報告”和《決議》的中文原文和英文譯文均下載自官方網站。①“理論中國網”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官網，其中文官網（https://www.theorychina.org.cn/）收錄了自黨的一大起所有的黨代會文件，其英文官網（https://en.theorychina.org.cn/）收錄的文件目前可追溯到黨的十六大?！皥蟾妗焙汀稕Q議》的中文原文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重要文件，也是人民群眾了解我國階段性發展狀況的內宣材料：既充分肯定過去取得的成就，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為新的目標繼續奮斗，也深刻反思不足之處，接受人民的檢閱和監督。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國立場、中國政策和中國觀點。這類重大會議決議（決定）文件的英譯文正是“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新理念、發展新目標、改革新舉措的窗口”（黃友義等，2014：5）。

“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過去5 年（《決議》所涉時間更長）工作的總結反思以及對未來的展望布局，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交和黨建等多個維度展開詳細評述。其中，“報告”的第一章“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決議》的第四章“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對此前5 年間各領域發展情況的總體概述，有褒有貶，評價資源豐富，代表性強。因此，筆者選取了這兩個主題的內容作為研究材料。

2.理論框架

本研究以“國家翻譯實踐”為理論依據，以評價理論為分析工具，在考察不同時期政治話語翻譯中態度資源分布特征的基礎上分析翻譯策略產生變化的原因。

國家翻譯實踐是“主權國家以國家名義為實現自利的戰略目標而自發實施的自主性翻譯實踐”（任東升、高玉霞，2015）。作為理論框架來說，國家翻譯實踐與以往研究視角不同的是它要求我們從國家的高度來理解翻譯理念和實踐。在國家翻譯實踐縱向概念體系中，“國家翻譯實踐”的下位概念包括國家翻譯實踐的結構層面、功效層面、發展層面和類型層面。其中，國家翻譯實踐在功效層面主要服務于國家，涉及國家行為、國家戰略、國家規劃、國家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國家形象、國家能力和國家話語權等具體概念（任東升，2019）。國家翻譯實踐是一項高度自利性的活動，開展國家翻譯實踐的目的在于宣傳國家戰略、國家規劃和國家意識形態，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增強國家能力和國家話語權。如果想要解釋國家翻譯實踐過程中某一現象產生的原因，研究者便可以從這些目的維度出發展開探討。

進入21 世紀后，馬丁和洛斯在韓禮德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了一套詞匯分析框架——評價理論。該理論由3 個系統組成：態度系統（語篇中所協商的各種態度）、級差系統（所涉態度的強度）和介入系統（表明價值或聯盟讀者的各種方式）（Martin & Rose，2003）。其中，態度系統的研究內容為語篇中表達情感反應、評判人及其行為、評判客觀事物價值的語言資源，分別對應3 個子系統：情感（A§ ect）、判斷（Judgement）和鑒別（Appreciation）。張美芳（2002）指出，受不同價值觀念的影響，譯者對原文中評價意義的理解可能會產生偏差，翻譯時則會采用不同的處理方式去再現評價資源的語義。對黨代會文件中的態度語義進行研究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政治話語的意識形態，有助于揭示我國政治話語翻譯實踐與國家形象、國家利益和國家話語權等因素的互動。

3.研究步驟和方法

首先，在原文選段中標記出所有表示態度的形容詞，并判斷其含義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根據評價理論，人們對人或事物的情感和看法有積極和消極之分，如：“高興”是積極情感，“痛苦”是消極情感；“正直”是積極判斷，“腐敗”是消極判斷；“健全”是積極鑒別，“片面”是消極鑒別。由于形容詞具有表性質（屬性）的語法意義，可以作為修飾語表達講話者的主觀態度（胡壯麟等，2005），是態度資源的主要實現形式，因此本研究暫不考察其他詞性，僅標記表示態度的形容詞。了解原文中態度資源的分布情況有助于把握黨和國家對內宣傳的態度與立場，也是展開原文譯文對比分析的基礎。

其次，考察譯文如何傳達原文中的態度意義。筆者根據語義的對等或偏移將翻譯策略分為意義對等、意義增強和意義減弱。需要說明的是，有的學者將語義缺失（零翻譯）單獨列出，與語義對等和語義偏移并列考察。但筆者認為，零翻譯是意義偏移的實現形式之一。不翻譯與換一種表達翻譯的差別僅在于意義偏移程度的大小。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偉大”是表示肯定的鑒別資源，其對等翻譯應是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若是刪去great 不譯，變為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可以解讀為最大化地削弱了“偉大”這一積極鑒別資源的表達效果，從而弱化了原本對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高度贊揚。因此，筆者不對語義缺失進行單獨劃分，而是根據表達效果的變化將其歸入意義增強或意義減弱的策略之中。

不同時期黨代會文件中3 種翻譯策略出現的頻次和所占比例將通過表格進行呈現，我們可以很清晰地觀察到翻譯策略的歷時變化特征。最后，筆者借助國家翻譯實踐的相關理論，對所得結果進行分析，從國家翻譯實踐的功效層面探究21 世紀以來國家政治話語外譯策略變化的原因。

二、結果與討論

1.原文中態度資源的特征

研究材料中標記出的態度資源共601 個。從表1 可以看出，在5 份文件中，積極態度資源均占大多數：《決議》中的積極資源占比高達91.7%；“十八大報告”中的積極資源占比最低，但也達到了77%。這說明黨代會文件傾向于表達正面的情感與評價。

首先，在黨代會的各個文件中情感資源所占比例最小，均不超過3.5%。情感資源是表達人的感情（people’s feelings）的語言資源，屬于心理學中的反應范疇，專指人對行為、文本/過程及現象的感情反應（Martin & Rose，2003；王振華，2001）。由于黨政文獻多由黨和國家官方機構起草撰寫，即便是領導人發言稿也代表著黨中央或國務院，所以其中的內容更多是集體意志的體現而非私人感受的表達?！皥蟾妗焙汀稕Q議》中的感情資源通常用于表達感謝（如“ ［衷心］的感謝”）和立場（如“ ［莊嚴］宣告”）。

其次，判斷資源和鑒別資源數量相當，鑒別資源的出現頻次總體上略高于判斷資源。判斷資源是根據倫理道德的標準來評價人的性格（people’s character）及行為的語言資源（Martin & Rose，2003；王振華，2001），在黨代會文件中用于對黨、黨員和人民群眾進行評價（如“黨［清醒］認識到”“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前行”）。評價理論指出，判斷資源具體可以表現為是否誠實、是否道德、是否符合常規、是否能干和是否可靠5 個維度。大量積極判斷資源的出現說明，在之前的5 年內，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勠力同心、砥礪前行，憑借非凡的智慧、高尚的品質、頑強的精神和強烈的歷史擔當，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貢獻出了寶貴的力量。少量消極判斷資源則用于評價部分黨員干部貪污腐敗、奢侈浪費和能力低下等問題。

鑒別資源屬于美學范疇，它針對的是文本、過程及現象等客觀事物（things）（Martin & Rose，2003；王振華，2001）。在黨代會文件中，當需要對思想（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政策（如“ ［積極］的財政政策”）、制度（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道路（如“黨的［基本］路線”）和環境（如“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等內容進行評價時，運用的就是鑒別資源。進一步講，鑒別資源涉及一個事物會產生何種影響、其質量好壞如何、是否完整、是否精致、是否有價值和是否有危害等維度。黨代會文件中的積極鑒別資源較多，說明黨和國家制定的制度、路線和政策是科學的，宣揚的思想和觀念是先進的，發展局面整體良好，社會風氣開放淳樸。當需要反思工作中的不足之處和指出前進道路上的阻礙時，消極鑒別資源就出現了。

黨代會文件是人民群眾了解我國階段性發展狀況的內宣材料，大量積極評價的使用有助于樹立黨和國家的正面形象，強化意識形態和文化，維護民族團結，從而實現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文件中存在的小部分消極評價表明，黨中央沒有安于現狀，而是選擇直面問題，進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尋求持續健康的發展道路。

2.有關態度資源翻譯策略的變化

在5 篇不同時期的黨代會文件的英譯本中，絕大多數的態度資源都保持了意義對等。而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可以觀察到顯著的歷時演變：非對等翻譯的案例增多，其中意義減弱比意義增強更為常見。具體數據如表2 所示。

表2 態度資源的意義變化情況

（1）意義對等：遵循新舊“忠實觀”

政治文獻翻譯專家程鎮球（2003）早在20 年前就強調了“忠實”的重要性。他指出，譯者對“忠實”尺度的把握與文體密切相關；其中，翻譯政治文章時，忠實的標準比詩歌和小說等體裁嚴格得多。以國家翻譯實踐的視角來看，這是“忠實于作者/讀者”的傳統倫理得到了突破和發展。由于“國家翻譯實踐具有高度自利性，要求其參與各方忠于其策動者、贊助人和主體——國家，翻譯活動要符合國家利益”（任東升、張玉凌，2016：106），譯者應首先忠于國家，其次忠于原文作者，最后是譯文讀者。黨政文獻的原文作者是國家機構，原文內容也是黨和國家發出的官方聲音，因此，采用意義對等策略做到了同時遵循新舊兩種“忠實觀”——既忠實于作為國家翻譯實踐法律主體的國家，也忠實于作為黨政文本原文作者的國家。

例1、例2 和例3 分別展示的是積極情感資源、積極判斷資源和積極鑒別資源，其譯文分別再現了黨中央誠摯的謝意、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強大的執政能力。前文提到，黨代會文件的原文含有大量積極評價資源，對內已經樹立起了黨和國家的正面形象。而對等翻譯忠實地再現了原文中“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團結、山河秀美”的大國形象和“篤信、初心、為民、務實、清廉、擔當、革新、有為、剛毅、遠見”（張書林，2021：3）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形象，對于維護國家的安全、經濟和文化等利益有很大幫助，達到了忠實于國家的要求。

例1

原文：在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向……表示衷心的感謝！

譯文：Here, on behalf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 wish to express ourheartfeltthanks to …

例2

原文：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和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益

譯文：We havestaunchlyprotected China’s interests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nationals and legal persons overseas.

例3

原文：……我們科學判斷、果斷決策，采取一系列重大舉措……

譯文：…we gaine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stage, set forth in a timely waymajorstrategic thinking including …

（2）意義減弱：滿足國家形象建構需求

筆者發現，選段中意義減弱的翻譯幾乎都是通過零翻譯實現的。鑒于積極情感資源和消極鑒別資源的意義減弱均為個例，不具有代表性，下文只針對積極判斷資源和積極鑒別資源翻譯的演變展開探討。

例4 中的“穩定”是指貧困人口已完全擺脫貧困，不會再有規模性返貧或新的致貧情況發生，是積極判斷資源。例5 中的“大”是指黨和國家5 年來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屬于積極鑒別資源。譯文隱去了這兩個評價，弱化了對脫貧成就的褒揚，減少了意識形態的宣傳意味。此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偉大”一詞的翻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能夠更清晰地向我們展示評價資源翻譯是如何隨著時間推進而變化的。筆者將檢索范圍擴大到“報告”和《決議》全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短語的翻譯情況如圖1 所示。

例4

原文：……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

譯文：...more than 6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例5

原文：……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譯文：… and accomplished many things that were wanted but never got done.

圖1 顯示，在十九大之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譯文中的再現幾乎都保留了great 這個積極鑒別資源，常見的譯法是the great rejuvenation/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而從十九大報告開始，在大多數情況下，great 被省去，僅譯為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或national rejuvenation，主觀的價值判斷就變成了客觀的事實陳述。

根據肖貴清、張鑒洲（2022）的梳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概念根植于中國本土話語資源，生發于改革開放實踐。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堅定信念，具有鮮明且獨特的意識形態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背景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概念得到豐富，與中國的內政外交緊密相連。特別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用“中國夢”凝練其表述和內涵之后，這一概念在國內外廣泛傳播，受到新聞媒體和專家學者的密切關注。楊明星（2016）聚焦“民族”“復興”兩個詞語的理解和譯法，考察了截至2015 年年底中美兩國政界、媒體和智庫等權威機構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英譯。在他整理的語料中，“偉大”一詞均被對等譯出，這與圖1 展示的情況基本相符。

那么，為什么自十九大報告起，譯者在處理以“偉大”為代表的部分積極評價資源時，會越來越傾向于使用零翻譯的策略來減弱其語義呢？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對等再現原文中的評價資源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進而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經濟和文化利益的目的。然而，一旦字對字的忠實危及了國家形象建構，削弱了對外話語的傳播效果，國家就應當適當改變翻譯策略。

20 世紀90 年代起，美國政治界、經濟界、知識界及國際新聞界開始頻繁鼓吹所謂“中國威脅論”，認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發展勢頭迅猛，在不久的將來會對美國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隨后，這一言論蔓延至其他許多國家，上至官方媒體，下至民間輿論，都對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文化和軍事實力深感憂慮。諸如“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特征的“民族共同體口號”是“追求民族獨立、人民幸福、重建國家身份”的重要途徑（孫寶國、沈悅，2019：142）。這些話語呼吁性強，在對內宣傳時有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作用；而對外傳播要求客觀、真實地反映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經濟文化和建設成就，爭取世界人民的了解、信任和支持（黃澤存，1992：3）。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但在一些國家看來這并非偉大成就，而是巨大威脅。若是過多地使用褒揚的評價資源來強調我國取得的成就和制度的優越性，勢必會導致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沖突，給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以可乘之機。所以，減弱積極評價資源的語義可以規避政治話語被過度解讀和國家形象被抹黑的風險，是順應時代發展和國際形勢變化而采取的翻譯策略，是國家翻譯實踐“忠實于國家”倫理觀的典型體現。

需要強調的是，意義減弱策略只是特定語境下的特殊選擇。在不損害國家形象的前提下，對等翻譯仍是首選（如例6、例7 所示）。

例6

原文：……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譯文：… uphold Comrade Xi Jinping’s core position o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in the Party as a whole, and uphold the Central Committee’s authority and its centralized, unif ied leadership.

例7

原文：……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勢力……

譯 文：…resolutelyopposed and deterred separatist elements advoca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

例6 和例7 的原文都有“堅決”一詞，是用積極的判斷資源修飾“維護”和“反對”兩個動作，以強調做某件事的決心，但僅例7 的譯文保留了這個評價資源。不難看出，例6 中“堅決維護”的對象是黨的領導人和黨中央的地位，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例7 中“堅決反對”的對象是企圖分裂國家的勢力，與國家的安全利益密切相關。東西方價值觀脫胎于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盡管中國急需打破西方對國際話語權的壟斷，但也要尊重價值取向的多樣性。所以，翻譯時進行適當的刪減，能有效地避免價值沖突，有利于提高讀者的接受度，進而推動相互交流，形成共識。而一旦遇到例7 這樣涉及生存安全、領土完整和主權不被侵犯等國家安全利益問題時，譯文就必須堅定地表明立場，向外界準確傳達我國強硬的態度。

（3）意義增強：提高對外傳播效能

研究材料中僅有4 例意義增強翻譯，其數量雖然較少，不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但我們仍然可以窺見國家形象建構的訴求對譯文的影響。國家在刻意弱化自我褒揚話語的情況下，幾乎不會在譯文中增強積極評價資源的語義。而增強消極評價資源——也就是自我批評話語的語義——有時可以塑造出一個謙虛自省的形象（如例8 所示）。

例8

原文：……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

譯文：The quality and e§ ect of development arenot what they should be.China’s ability to innovateneeds to be stronger.

例8 選自十九大報告，包含消極鑒別資源，指出我國發展質量、發展效益和創新能力尚有不足之處。如果遵循意義對等原則，“不高”應譯成not high，“不夠強”則是not strong enough。譯文沒有使用與“高”和“強”對應的形容詞，而是加入情態動詞should 和need 來表達言外之意（introduce additional voices into a text via modality）（Martin & Rose，2003：53），在評價理論中屬于介入系統的范疇。靈活運用情態動詞可以幫助我們協商做某事的必要性，從“可以做某事”（could do）、“做某事”（do）到“需要做某事”（need do）、“應該做某事”（should do）和“必須做某事”（must do），迫切程度逐漸增加。在例8 的譯文中，not what they should be 表達了一種對發展質量和效益未達到預期的不滿，needs to be stronger 則展現了對加強創新能力有著迫切的期望。同樣是評價客觀事物，原文的平鋪直敘顯得客觀，譯文則通過情態動詞傳遞了更為強烈的弦外之音。

此外，筆者還在研究材料中發現了6 處與例8 相似的非必要的翻譯策略調整，均出現在十九大報告中。它們的譯文有實現語義對等的，也有語義發生偏移的，但共同之處在于這些例子都沒有完全拘泥于形式和意義上的對等（即字對字的直譯），而是嘗試采用更符合目的語習慣的表達來展現話語的含義，如例9。

例9

原文：……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扎實開展。

譯文：Initiatives to improve public etiquette and ethical standards have provedsuccessful.

例9 中的“扎實”是積極鑒別資源，強調活動開展的過程十分充實，英文中對應的詞是solid。譯文將對活動過程的評價改譯成了對活動結果的評價，直接指出活動開展得很成功（have proved successful）。事實上，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也有類似的短語（“扎實推進”“扎實展開”），當中的“扎實”也都相應地譯成了solid（solid steps、solid results）。根據筆者的檢索，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中分別收錄了10 條使用solid steps 和34 條使用solid results 的句子，而使用proved successful 的句子達到了150 條。這說明字對字直譯雖然忠實于原文，但卻可能不是目的語最常用的表達。

外交部外語專家陳明明認為，政治文獻外譯須兼顧準確性和接受度，在“最大限度的忠實（be as faithful as possible）的前提下，英文表述可適當靈活（be as free as necessary）”（周忠良，2020：95）。為了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和接受度，我國一直都有邀請外籍專家參與中央文獻翻譯的傳統。十八大以來，在中央編譯局與其他相關單位的積極協調下，外籍專家參與工作的范圍不斷擴大。相關工作人員介紹道：“十九大開創了改革開放以來外籍專家參加黨的大會文件封閉式翻譯工作的先例，在譯文潤色、改進重要概念譯法、提升譯文受眾影響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保钛┒?，2018：3）例如，英國籍專家 Holly Snape 在定稿階段重點解決選詞、語氣和表述等語言方面的問題，中國專家則著力處理中國特色概念的翻譯，雙方各取其長，形成合力（周忠良，2020）。研究材料中評價資源意譯的情況雖少，卻是我國在保證最大限度忠實的基礎上將目的語讀者及其語言習慣納入考慮的重要嘗試，有利于提高我國對外政治話語的傳播效能。

結語

本研究基于2002 至2021 年間具有代表性的5 份黨代會文件，對我國政治話語翻譯中的態度資源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意義對等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政治話語翻譯中首選的翻譯策略，能夠同時滿足“忠實于國家”和“忠實于原作”的新舊兩種“忠實觀”。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態度資源的英譯呈現出明顯的歷時變化特征。具體來說，越來越多涉及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積極態度資源被弱化甚至隱去，極個別消極態度資源的語義得到增強，意譯造成的語義偏移零星出現了幾處。這些變化在十九大報告及之后的黨代會文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是在國家翻譯實踐高度自利性指導下，為了塑造良好國家形象、增強對外話語傳播效能、進而維護國家利益而采取的必然舉措。

國家翻譯實踐研究始于對翻譯現象的描寫與歸納，經過凝練問題和尋找答案，最終仍需回到實踐，為指導實踐提供有效思路（藍紅軍，2020）。對21 世紀以來對外政治話語翻譯進行歷時梳理、把握其動態演變特征并從國家層面的維度解析其背后的成因，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以政治話語翻譯為代表的國家翻譯實踐的屬性與功效，推動中國對外政治話語體系的建設與完善，對提升國際話語權、對外傳播能力和對外形象建構能力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