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翻譯實踐三維性初探：基于《我的父親鄧小平》翻譯的考察

任東升 李佳悅

引言

杰出國家領導人在位時不可取代的領袖角色和離任后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使得其傳記外語譯本成為國外讀者深入了解該國時代政治和國家歷史的重要文本來源。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帶領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自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后，關于鄧小平的各種著述開始出現，其中3種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一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官修”的《鄧小平傳（1904—1974）》，2014 年出版，目前暫無翻譯計劃；二是原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著作的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993 年出版，在西方學界深受好評。該書中文版《鄧小平傳》由武市紅等9 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譯者共同翻譯，1996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田山翻譯的新譯本《鄧小平傳》2012 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三是鄧榕著作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相較于官方版和伊文思版，鄧榕版帶領讀者首次走進鄧小平的生活，提供了關于鄧小平的“內部消息”。鄧榕將父親鄧小平置身于中國歷史之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的：“鄧小平同志的一生，同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和發展的歷史進程緊緊相連，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緊緊相連，同中華民族抗爭、獨立、振興的歷史進程緊緊相連”。鄧榕的兩卷本英譯工作均有國家機構譯者參與其中，經外文出版社出版或再版發行。2011 年1 月21 日，時任中國駐盧旺達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舒展向保羅·卡加梅總統遞交國書，并分別向總統和時任外交部長贈送了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戰爭年代》（《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下文簡稱《戰爭年代》）和《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我的父親鄧小平》下卷，下文簡稱《“文革”歲月》）英譯本。這兩部譯作是國家翻譯實踐的成果，享受國家文本層級待遇。國家翻譯實踐是將代表國家意志和立場的國家文本進行即時和及時國際文本轉換的必要途徑（任東升，2022b：56）。

一、外文社譯本的國家翻譯屬性

《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雖為個人名義的產物，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卻為國家所用，肩負歷史傳播之責。筆者認為，為察明鄧榕版鄧小平傳記英譯本的獨特之處，進一步了解此類國家翻譯實踐的表現形式，回顧該書的對外譯介歷程是必經之路。

1.《戰爭年代》英譯本：中方主導翻譯，美中兩版先后問世

《戰爭年代》英譯本最先由美國基 礎圖書出版社（BasicBooks）出版發行。1993 年，《戰爭年代》中文版面世，引起全國上下廣泛關注。該書由國家出版機構出版，鄧小平是在世的中國領導人，且作者與鄧小平關系特殊，因此一時間極具話題性和熱度?；A圖書出版社為打入中國市場，覷準時機，聯系鄧榕商討贊助出版《戰爭年代》英譯本事宜，并于1993 年年底正式簽訂合同。鄧榕隨即在國內委托盧敏、陳明明等10 位來 自外文局、外交部翻譯室等國家翻譯機關的資深譯者翻譯該書。1995 年，該書英譯本Deng Xiaoping:My Father在美出版。由于出版目的使然，加之受傳主身份和文本地位特殊性的影響，出版商和贊助人以作者的意志為先，不 對翻譯設限，譯者由作者選定，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翻譯，交給中方負責人，審讀潤色后由美方出版。因此，美國基礎圖書出版社出版的《戰爭年代》英譯本是以中方為主導的翻譯實踐。

2008 年，外文出版社取得《戰爭年代》英文版版權，修訂再版，以紀念鄧小平誕辰105 周年。美中兩版《戰爭年代》分別對應主動譯入和主動譯出兩種途徑，雖在翻譯目的、編輯團隊和出版發行模式上有所不同，但都使用中國國家機構譯者的翻譯講述中國歷史、中國故事和中國精神。與基礎圖書出版社的譯本相比，外文出版社譯本的書名配合中文版同步變更為My Father Deng Xiao ping—The War Years，刪除了描寫國家歷史背景的第6、7、8 章，使全文框架結構協調一致，緊密圍繞鄧小平的人生事跡展開；其余內容大體不變，僅對措辭、專有名詞、時間表述等細節部分進行修訂，將較為冗長的景物和心理活動等描寫予以刪減，精準聚焦人物和事件，提升了讀者閱讀體驗。外文出版社編輯團隊更理解鄧小平傳記在歷史書寫、國家形象塑造等方面的重要價值，對該書的傳播效果高度重視，結合以往經驗進行市場推廣，獻禮國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文革”歲月》英譯本：沙博理受托翻譯，外文出版社首發

“文革”十年是鄧小平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鄧榕經充分的“市場調研”后，找到了“理想譯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張經浩、陳可培，2005：321）。沙博理自1951 年起便是一位具有“譯者—公務員”雙重角色的“制度化譯者”（任東升、高玉霞，2019：143），還作為“非政府外交官”（Zhou，2011）為世界各地前來拜訪他的人介紹中國。他堅定支持中國政府，尤其反感那些“拿著大棒去中國”的外國記者（Gluckman，2001）。沙博理長期供職于國家翻譯機構，積極致力于外宣工作，政治立場鮮明，有著豐富的中國文學外譯經驗和雙語文化背景優勢，因而成為翻譯《“文革”歲月》的最佳人選。

1983 年，沙博理退休后成為獨立譯者；2002 年，他接受鄧榕委托，將《“文革”歲月》譯成英文。沙博理于1947 年來華，隨后定居中國，是“文革”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他在譯前查閱了大量資料，作了充足的翻譯準備，并在翻譯時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借助副文本，以中國立場、中國觀點解讀原作，引導讀者客觀、全面地認識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2002 年，沙博理譯本作為《“文革”歲月》的第一個外譯本出版，之后的泰文版（2003）、塞文版（2014）均以沙博理譯本為母本，分別由曼谷Higher Press 出版社和塞爾維亞教科書局出版。沙博理譯本成為鄧小平傳記外譯的優秀范本。

繼英譯本推出后，《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的其他語種版本也相繼問世，受到對象國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2003 年，《“文革”歲月》俄文版首發，普京總統會見鄧榕；2004 年，該書意大利文版發行儀式在羅馬眾議院大廈舉行，時任意大利眾議院議長卡西尼出席了發行儀式；2014 年，塞文版首發，時任塞爾維亞教科書局局長科伊契奇出席了新書首發式，并在推介致辭中強調：“這本書是塞爾維亞讀者了解近代中國史和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極好教材，同時也為塞爾維亞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改革發展提供了經驗和靈感”（趙芃，2014）。2016 年，《戰爭年代》尼泊爾文版發行，尼泊爾副總理出席首發式并表示該書對尼泊爾讀者了解鄧小平及其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非常重要。各國代表的真切發言透露出鄧榕版鄧小平傳記的外譯價值和受重視程度，其國家翻譯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鄧小平傳記翻譯之三維一體特征

《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翻譯過程涉及國家、機構和譯者三階主體，從翻譯選材、翻譯傳播和譯者行為3 個方面，以國家文本、國家名義和國家利益為標志，三維一體，呈現出國家翻譯實踐的三維性。厘清該書國家翻譯實踐的實現路徑，有助于拓展國家翻譯實踐概念內涵，為國家翻譯實踐理論提供實證。

1.國家文本

國家文本是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國家意義、代表國家意志和權威的各類文本的總稱（任東升，2022b：58）?！段业母赣H鄧小平》兩卷本是領袖傳記，按照馬克 思主義的觀點，領袖是國家、階級、政黨、社會集團的集中代表，是這些群體意識的集中體現（張東，1990：138）。因傳主的命運與民族發展、國家建設息息相關，領袖人生實錄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國家歷史實錄。鄧榕版鄧小平傳記圍繞鄧小平的生平經歷進行敘述，史傳結合，文本內容和文本的產出與國家高度關聯，符合國家翻譯實踐的文本條件，具體表現為：①文本內容與國家密切相關——傳記以鄧小平個人命運為切口，講述國家歷史“紀實”事件，以獨特視角解密官方文件和文本，展示中國革命史、建設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②文本生成過程得到國家助力——在鄧榕寫作過程中，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成員為其提供資料和指導并審定了全書（毛毛，1993：656）。

《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為讀者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發展進程帶來了新材料、新觀點、新史實。傳主鄧小平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特殊，其人其事與中國時代發展密切相關。對于鄧小平在重要事件中作出的抉擇、發揮的作用、所持的立場、觀點和看法，書中都提供了對歷史不同方面的解讀，填補了相關史料的空白，滿足了讀者對歷史細節和內情的渴求，具有繩愆糾謬、澄清真相、開拓讀者視野等作用。國家文本是國家話語、國家利益、國家立場等在文本上的表達（任東升，2022b：58）?！段业母赣H鄧小平》兩卷本的翻譯，對外傳遞了國家話語和國家立場，滿足了領導人形象對外傳播、國家形象對外塑造等國家利益訴求，譯本為國家所用，在文本類型維度上具有國家翻譯實踐的特征。

2.國家名義

新中國成立后設置了3 個國家級翻譯機構，各自承擔對內或對外翻譯任務，國家在財力支持、智力配備、出版發行等環節將翻譯納入國家行為計劃當中（任東升，2017：14）?！皣摇弊鳛樾袨榈牟邉澱?、贊助人和主體，為實現自利戰略目標而實施的翻譯活動可稱為“國家翻譯”（任東升，2022a：33）。此等以國家名義開展的翻譯活動，通常由國家或國家賦權的機構發起、組織翻譯和印刷，由國際書店負責海外發行，集翻譯、編輯、出版發行于一體，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即翻譯由國家贊助，譯本經國家翻譯機構出版，納入對外傳播范圍。由國家翻譯機構出版，是國家翻譯實踐成果的標志性特征之一?！段业母赣H鄧小平》兩卷本英譯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或再版發行，在編輯、封面設計、印刷和推廣發行方面使用了外文出版社的資源和渠道；在翻譯方面，《戰爭年代》再版時，外文出版社安排Foster Stockwell、許榮、郁苓3 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進行英文審定，而《“文革”歲月》的譯者沙博理曾供職于外文出版社，熟知其翻譯制度與翻譯規范，能保證譯文質量。凡是以國家名義具體實施翻譯行為或受國家機構委托的其他翻譯機構、組織或個人的翻譯行為，均可視為國家翻譯實踐（任東升，2019：69）。鄧榕版鄧小平傳記英譯本在編輯、出版發行環節遵循國家翻譯實踐規范，受到國家贊助，冠以外文出版社之名，這些變相賦予其翻譯行為國家的名義，因此等同于以國家名義實施的翻譯項目，即國家翻譯實踐。

3.國家利益

《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英譯本具有國家翻譯實踐的“自利”屬性，譯者以其雙語轉換專業能力，遵從國家翻譯實踐倫理，通過翻譯工作為國家利益服務，且譯文呈現出明顯的國家利益意識，具體表現在如下3 個方面。

（1）維護國家形象

國家形象是特定國家的歷史與現狀、國家行為與活動在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心目中形成的印象、認知和評價（陳金龍，2012：48），是最大的國家利益（呂友清，2022）。政黨形象是國家形象的關鍵組件，執政黨形象與國家形象緊密相連。維護執政黨形象，即維護國家形象。

例1 原文先說明了八路軍開展經濟生產、自給自足是為了減輕人民負擔，后指出這一行為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軍民“魚水一家親”的親密聯系。譯者在翻譯時調整了段落順序，采用總分結構，對中國軍民關系進行整體概述，明確段落中心，再從具體行為進行描繪說明。在語匯選擇方面，原文寫中國軍隊是世上沒有能“與之相同”的，并指出軍隊開展生產是其他“任何國家任何軍隊也沒有的特殊事物”?！跋嗤敝副舜藷o差異，“特殊事物”指中國軍隊一手生產、一手保家衛國的舉措；而譯文選用的similar to 與之類似，使被比較的范圍更廣，顯示對中國軍民關系舉世無雙的信心，并將“特殊事物”改為“special relations”，突出關系本身才是世間難尋的深層意涵，塑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良好形象。

例1

原文：

開展經濟生產，既改善了軍隊生活，又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就這樣，扛槍的八路軍，又扛起了鋤頭。

在這個世界上，你能找到任何一支與之相同的軍隊嗎？

要知道，紅軍、八路軍，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是中國農民的兒子。

……

保衛祖國，是中國軍人的神圣天職；開展生產，是減輕人民負擔的愛民傳統。這是中國人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保有親密無間的魚水關系的原因之一。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軍隊也沒有的特殊事物。

（毛毛，1993：469-470）

譯文：

The Red Army and Eighth Route Army men were originally the sons of Chinese peasants.When the gun-shouldering armymen shouldered hoes, the resulting increase in production improved the life of the army and lightened the burden on the people.Can you f ind any other army similar to this army in the world?

...

Defending the motherland is the sacred duty of Chinese armymen, and developing production is the traditional way to cherish the people by lightening their burden.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ve maintained very close relations, like f ish and water.No other army in any country of the world has had such special relations with those it defends.

（Deng，1995：333）

例2 原文重在闡明雖受到“文革”的影響，但人民從未對黨和國家失去信念和信心。為使中心思想更加鮮明，作者在話語層面采用了一系列形容詞進行修飾，使論述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譯文用詞巧妙，將描述共產黨員的詞語“信仰堅定的”譯為“dedicated”（甘于奉獻的），關注點從精神追求轉向更為切實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將描述人民大眾的詞語“堅強的”譯為“staunch”（堅定的、不為外力所動搖的）；在描述信心的詞語方面，從原文帶有失去可能的“喪失”譯為“shake”（動搖）?？梢钥闯?，譯者用詞考究，張弛有度地塑造出了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正面形象。

例2

原文：

畢竟，我們的黨，是一個走過了五十多年的風雨歷程，有著光輝歷史和宏偉業績的政黨。畢竟，我們有著幾千萬信仰堅定、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畢竟，我們有著這么好的、這么堅強的、這么信任我們黨和愛我們國家的人民大眾。沒有理由為了一個歷史的曲折而喪失了對前途的信心。

（毛毛，2000：244）

譯文：

Our Party had weathered more than 50 years of storm and strife.It had a glorious history and a magnif icent record.It had tens of millions of tested dedicated members.The great masses of the people were good and staunch; they trusted our Party and loved our country.There was no reason why an arrant twist in history should shake our conf idence in our future.

（Deng，2002：217）

（2）強化國際傳播

國家利益常以國際傳播的形式呈現，作好國際傳播是拓寬國家利益表達渠道的必要條件?！段业母赣H鄧小平》兩卷本歷史文化內涵豐富，譯者在翻譯時積極發揮橋梁作用，根據不同情況適時作出調整，以忠實為前提，兼顧讀者需求，提升了譯本的國際傳播效能。

章炳麟、鄒容、陳天華和秋瑾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運動中的思想家和宣傳家。例3 原文引用了他們的慷慨陳詞渲染革命氣氛，但對此照直翻譯會過于冗長且不易于讀者理解，因此譯者刪繁就簡，保留核心內容，保證了譯文的流暢性和可讀性。

例3

原文：

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秋瑾率先擂起戰鼓，鼓吹革命，“破嗓裂喉”地謳歌革命。他們說：“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他們呼吁，要“殺盡敵人方罷手”。他們號召，要“磨吾劍，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馳騁于槍林彈雨之中”。

（毛毛，1993：43）

譯文：

Zhang Binglin, Zou Rong, Chen Tianhua, and Qiu Jin took the lead in advocating revolution, calling upon the people to sharpen the sword, raise the f lag, and exert all e§ orts, to march to the battlef ields.

（Deng，1995：31）

例4 原文是鄧小平在1992 年南方談話時提出的判斷改革開放工作的標準。其中，“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指通過不斷提高國家的經濟和生產能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從而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綜合國力”通常指國家的整體實力，因此“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可以理解為增強整體實力。沙博理在譯文中簡明扼要地將兩部分分別譯為“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和“enhanced her strength”（增強中國的實力），既明確傳達了原文所指內容，又便于目的語讀者理解和接受。

例4

原文：

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

（毛毛，2000：537）

譯文：

His sole criterion was whether a thing was good for 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 whether it enhanced her strength, whether it improved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Deng，2002：453-454）

（3）堅定政治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中涉及的歷史敘事不乏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場觀點的描寫，而對相關信息的正確傳遞需要譯者有堅定的政治立場。正確的政治立場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立場，是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立場（左定超，2020）。

翻譯敘事話語總會包含“第二”聲音，即譯者的聲音（Hermans，1996：27）。例5 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的理想信念。譯者增譯“the real benef it of”和“proud to devote their lives”，著重揭示了共產黨始終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及共產黨人的奉獻本色，塑造出了共產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謀利益以及共產黨人“不為高官厚祿”的崇高形象。

例5

原文：

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真正是為了受盡苦難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才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真正的人民革命……

他們加入革命隊伍，一沒有高官，二沒有厚祿……他們感到自豪，因為他們的生命，從此與中國的前途命運，與四萬萬中國人民緊密相聯。

（毛毛，1993：240）

譯文：

Only the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ould be carried out for the real benef i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ould be called a genuine people’s revolution….

They joined the revolutionary ranks neither for high positions nor for handsome pay….They were proud to devote their lives to the future destiny of China and the 40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Deng，1995：168-169）

例6 描述了鄧小平無論身居何處，始終惦念著國家、人民和黨。這與其共產黨員的身份有著天然關聯性，對于熟知共產黨員本色的中國讀者而言，這是十分自然的。為使英語讀者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有所了解，沙博理在翻譯時特意調整語序，以插入語的形式突出鄧小平的黨員身份，并增譯了“f irst and foremost”，以強調黨員時刻將國家、人民和黨擺在首位，將鄧小平的個人形象投射到黨員群體之中，形成中共黨員的“集體像”。從個體聚焦到群像剪影的翻譯方式，說明譯者是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自覺傳播者、政治立場的堅定捍衛者、國家利益的忠誠守護者。

例6

原文：

對于父親這樣一個老共產黨員來說，不論在職也罷，不在職也罷，他都會時時刻刻地惦念著國家，惦念著人民，惦念著黨。

（毛毛，2000：205）

譯文：

Whether in or out of o№ ce, as a veteran Communist, Papa was concerned f irst and foremost with the country, the people, the Party.

（Deng，2002：181）

綜上，《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從寫作、出版到對外譯介都與國家密不可分，具備成為國家翻譯實踐的基礎條件：首先，傳主身份特殊，文本內容與中國歷史進程高度關聯，具有國家文本特征，符合國家翻譯實踐工程最基礎、最底層的施工對象的條件（任東升，2022b：58）；其次，兩卷本的翻譯均有國家機構譯者參與其中，譯本的國家利益意識強烈；最后，譯本由國家翻譯機構出版，受國家監管、贊助，成為以國家名義發行的國家文本。因而，《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譯本是集“國家文本 - 選材”“國家利益 - 翻譯”和“國家名義 - 傳播”3 個維度的國家翻譯實踐表征于一體、為國家所用的國家翻譯實踐成果，其背后所指向的翻譯選材、譯者行為和翻譯傳播對應國家、譯者和機構三階主體，揭示了國家翻譯實踐的三維性。

三、國家翻譯實踐三維性解讀

通過解讀《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三維一體的國家翻譯實踐模式，可知國家文本、國家名義和國家利益的共通點在于“國家性”。圍繞“國家性”這一本質屬性，將“三維”進一步拆分、重組，可生成多種國家翻譯實踐模式。

1.國家翻譯實踐之“國家性”

國家層面的翻譯實踐是人類翻譯行為在國家產生并具有主體地位后的集中體現，與維護國家利益的國家行為密切相關（任東升，2017：12）。國家翻譯實踐的理論來源為“主體+行為”模式，把翻譯行為上升為一種國家行為。主權國家是國家翻譯實踐的法律主體或名義主體，國家翻譯行為的實際執行者是個體翻譯主體和機構翻譯主體，服務國家戰略發展。翻譯途徑包括：①由上至下——獲得主權國家賦權的機構或譯者實施國家翻譯實踐；②由下而上——由機構或譯者為國家而翻譯，翻譯成果為國家所用，被視為國家翻譯實踐。無論國家是翻譯行為的發起者，還是國家把翻譯上升為國家行為，國家都是贊助者，贊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翻譯資金和出版發行途徑等，目的是使翻譯成果可控、功能最大化，并歸國家所有。國家在實施翻譯行為時所考量的利益和所追求的目標與個體譯者不同（高玉霞等，2021：84）。以國家名義問世的翻譯實踐成果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價值取向是實現國家利益、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由此可見，國家翻譯實踐的本質屬性是自利性。不論翻譯的具體實施主體是什么，不考慮國家利益如何實現的翻譯不是國家翻譯，不關心如何通過翻譯來實現國家利益的翻譯也難以納入國家翻譯實踐的范圍（藍紅軍，2022：63）。因此，若想建立翻譯行為主體（包括個體主體、機構主體、國家主體）與國家翻譯實踐之間的聯系，翻譯成果需具有國家層面的意義，翻譯要表現出受制于國家并作用于國家的“國家性”（任東升、高玉霞，2023：78）。

2.國家翻譯實踐“三維”動態組合

從國家角度來考察翻譯問題是國家翻譯實踐研究的必要條件。如前文所述，判定某一翻譯活動是否為國家翻譯實踐的根本在于“國家性”。筆者圍繞“國家性”這一國家翻譯實踐的重要標志，依據國家翻譯實踐行為主體、成果特征和行為方式，推導出國家翻譯實踐“三維”動態組合（如表1 所示），借以管窺國家翻譯實踐的實現方式和操作模式。

表1 國家翻譯實踐主體“三維”動態組合

首先是單一維度，翻譯文本滿足國家文本、國家名義或國家利益條件之一：①國家文本，又可分為兩類：A.國家定性，此類文本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翻譯活動由國家主動發起，源文本屬于國家文本的翻譯實踐，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翻譯；B.關于國家，源文本不屬于國家文本，由非國家贊助、賦權的機構發起并實施的翻譯活動，但翻譯成果為國家所用，成為國家文本，以地方化的國家翻譯實踐為主要代表。②國家名義，帶有國家機構印記的“國家的翻譯”，表現為國家賦權的機構以國家名義實施翻譯活動，活動由國家贊助、監管、策劃等。以國家級翻譯文學期刊Pathlight為例，其由官方與民間合作辦刊，采用“外國譯者+外國編輯+中國編輯”的形式，推動了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外國團隊出于對中國文學的熱愛，翻譯并推廣中國文學，選材不是國家文本，譯者也不帶有為國家而譯的使命感，但譯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文本選擇、譯文的敲定以中國編輯為主，受國家贊助、監管。③國家利益，指由國家授權或以國家利益為先、服務于國家的譯者進行翻譯，所譯文本于國有利。以英國筆會翻譯獎為例，英國政府為豐富本國的翻譯作品，組織評選符合國家需求的作品，資助翻譯并出版，原作和譯作都不屬于國家文本，譯者也非受聘于國家，但是為國家而譯。

其次是兩兩組合，可得出“國家+機構”“國家+譯者”和“機構+譯者”3種模式?！皣?機構”模式屬于滿足“國家文本”與“國家名義”兩種條件但譯者并非為國家而譯的情況，如古代來華的傳教士，為實現傳教目的翻譯西方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人文思想，譯本恰巧受到統治者的重視，經國家機構匯編全國發行?！皣?譯者”模式是譯者為國家譯、原作屬于國家文本或譯本被視為國家文本但并非國家機構組織策劃的情況，如美版《戰爭年代》?！皺C構+譯者”模式最為常見，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的經典化翻譯項目即是如此，原文本不屬于國家文本，通過“機構+譯者”模式，譯作上升為國家文本。

最后是本文所探討的國家、機構與譯者的三維一體模式。單一維度已經可以用于解釋特定的國家翻譯實踐現象，而兩兩組合甚至三維一體則更為充分。

對上述國家翻譯實踐“三維”動態組合模式的解讀是基于譯作生成過程、深入各階主體的三維性闡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聚焦“國家”這一國家翻譯實踐命題的充分必要條件，從國家翻譯實踐行為三要素——主體、對象和目的出發，進行國家翻譯實踐三維標志的進一步凝練。具體為：由國家或以國家名義發起的翻譯實踐，國家是主體，翻譯行為的性質屬于“國家譯”；翻譯國家文本或與國家密切相關文本的行為，是將國家作為翻譯對象的“譯國家”；把國家當作翻譯目的，為實現國家利益的翻譯行為則是“為國譯”。通過以國家為視點的多種組合解讀不同文本的產出過程，有助于充實國家翻譯實踐內容，加深對國家翻譯實踐的了解。凡是在策劃階段、實施過程中或譯作生成后以國家名義或經國家機構主導或統籌、具有國家符號標記的翻譯事件均可適用。

結語

國家翻譯實踐既是一個框架性研究對象，也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理論框架?！段业母赣H鄧小平》兩卷本的翻譯過程涉及國家、機構和譯者三階主體，以國家文本（譯國家）、國家名義（國家譯）和國家利益（為國譯）為標志，呈現國家翻譯實踐特征。據此，本文認為，判定某一文本對象是否為國家翻譯實踐，關鍵在于其翻譯選材、譯者行為、翻譯傳播3 個維度是否具有“國家性”，以及翻譯成果是否具有國家層面的意義。本研究以《我的父親鄧小平》兩卷本翻譯模式為線索，從國家視角出發審視國家翻譯實踐的三階主體，推導出“三維”動態組合，單一、組二、合三均可用于國家翻譯實踐類型特征的判斷。本文旨在拓寬國家翻譯實踐研究范圍，深化相關研究，為進一步認識國家翻譯實踐提供參考，也為充實其理論框架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