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英語反身代詞歧義句的策略研究

唐萌萌 吳金超

引言

在句子理解過程中，讀者需要建構非毗鄰成分間的句法關系，如反身代詞與先行詞構成回指關系（anaphora）。在英語中，可以通過性、數和句法規則等線索來確定反身代詞的先行詞；然而，當同一性別的多個名詞都可做先行詞時（如：the son of Jack），反身代詞（himself）的性別線索無效，指代歧義由此產生。反身代詞歧義現象在自然語言中普遍存在，對其加工策略的研究卻未得出統一結論。在母語加工中，不同的加工模型預測了歧義加工的不同結果：基于制約的加工模型（constraint-based parsing model）認為歧義句加工時間更長、難度更大；而非限制競賽模型（unrestricted race model）、“足夠好”理論（goodenough theory）、識解模型（construal model）和不指定理論（underspecif ication account）則認為歧義句加工時間更短、難度更小。即使預測結果類似，不同理論對其加工策略的解釋也不盡相同。與母語歧義加工研究相比，在二語歧義加工領域鮮有研究者提出相關理論，對這一現象的探討多基于實證研究尋找影響二語學習者歧義消解的相關因素，切入點多為因代詞或名詞指代不明而引起的歧義。在反身代詞回指，特別是關系從句中的反身代詞回指中，照應語與先行詞線性距離較遠，句式相對復雜，且在不同語言類型中回指傾向不同，比一般代詞或名詞指代不明引起歧義更能說明二語解歧加工的特點，對于深入了解二語與目標語句法加工的異同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擬以關系從句中的反身代詞歧義加工為切入點，研究中國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母語者歧義加工策略的異同，并驗證二語中的非限制競賽模型、不指定加工理論、“足夠好”理論、識解模型以及基于制約的加工模型等歧義加工模型。

一、研究背景

1.歧義句加工模型

基于制約的加工模型認為，歧義句的加工時間更長、難度更大，因為在理解句子的過程中多種句子結構被同時激活，該句的所有可能分析互相競爭（如MacDonald et al.，1994；McRae et al.，1998；Spivey & Tanenhaus，1998；Tabor& Tanenhaus，1999）。換句話說，當句法或語境信息無法提供充足的制約條件時，人們需要在多種分析中選擇，進而造成加工難度的增加。

然而，該模型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歧義句不會引起加工時間的增長。非限制競賽模型（Traxler et al.，1998；van Gompel et al.，2001；van Gompel et al.，2005）認為，人們在閱讀句子時，句法歧義的各種分析平行建構，處于競賽中，且會根據句子結構實時建構一種優勢分析。若后續信息與起初建構的優勢分析一致，則繼續加工，反應時較短；若后續信息與起初建構的優勢分析不一致，則需要重新加工，反應時較長。閱讀歧義句時，無論已建構的是哪種分析，都不會被后續信息推翻，因此不需要重新加工，反應時也較短。例如，Traxler et al.（1998）采用眼動實驗比較了英語母語者在加工反身代詞指稱不明的歧義句（如例1a）和結構相似、指稱相對清晰的非歧義句（如例1b—c）時所使用的加工策略，發現實時加工歧義句（例1a）比非歧義句（如例1b—c）更容易。

例1

a.The maid of the princess who scratched herself in public was terribly humiliated.

b.The son of the princess who scratched himself in public was terribly humiliated.

c.The son of the princess who scratched herself in public was terribly humiliated.

然而，在此實驗中僅有部分句子之后配有閱讀理解問題，并沒有記錄回答問題的準確率與反應時，對于解歧傾向也無相關論述。

Ferreira et al.（2002）、Sanford & Sturt（2002）等也認為歧義句加工時間不會增長，但將其解釋為句子加工中的“足夠好”原則。該理論認為，人們出于交際的需要，對于語言理解達到足夠好的程度即可，因此在理解句子時對語法和語義的解析往往并不完整。以關系從句加工為例，當沒有明確的語法、語義和語境信息來幫助消解歧義時，人們往往只進行淺層的語法加工。識解模型（Frazier & Clifton，1996）也給出了相似的解釋，即引起歧義的反身代詞雖不會立刻附著于其中某一個名詞上，但可能會與整個復合名詞短語的語義相聯系，隨后從各種聯系中尋求一種解釋。然而，當任務要求不需要消除歧義時，被試僅識別不恰當的解釋，但不足以完全消除兩種恰當解釋之間的歧義。在此基礎上，Swets et al.（2008）進一步提出了不指定加工理論，即加工歧義句時，我們先忽略對其具體的指定，進行淺層加工；必須進行具體指定時，才考慮歧義消解，并進行深層加工。Swets et al.（2008）采用類似于Traxler et al.（1998）的設計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在所有實驗句后增加了兩類問題：一類為淺層問題，與歧義消解無關；另一類為深層問題，與歧義消解有關。實驗結果表明，僅當被試回答淺層問題時，加工歧義句的反應時才會更短；而當被試被要求對歧義進行具體解釋并指定某一種意義時，反應時的優勢則會有所減弱。

簡言之，關于母語中反身代詞歧義的加工策略仍然存在爭議。而二語學習者采取何種加工策略，是否與母語者類似，這些問題對于了解二語句法加工機制十分重要，但目前尚缺乏清晰的解答。

2.二語學習者指代歧義的實證研究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探討了中國英語學習者的實時句法解歧。研究發現，影響中國英語學習者指代歧義消解的因素包括歧義激發點的位置（韓迎春、莫雷，2013）、語言類型及語言水平（王同順等，2016）、動詞的因果性傾向（吳明軍、吳迪，2019）、加工深度（吳明軍等，2018）等。從中國英語學習者歧義句的加工機制來看，吳明軍等（2018）發現，在淺層加工中（話語理解中不涉及代詞的具體所指），歧義代詞條件（如：Mrs.Li lent Mrs.Wu the CD a week before she left for the holidays.）與無歧義代詞條件下（如：Mr.Li lent Mrs.Wu the CD a week before she left for the holidays.）的閱讀時間、回答問題的準確率不存在顯著差異；而在深度加工中，兩種條件下的閱讀時間存在顯著差異，無歧義代詞指代主語和指代賓語存在顯著差異，歧義代詞更以壓倒性的優勢選擇主句主語為先行語。研究結果支持“足夠好”理論。唐慧君、文旭（2020）通過眼動實驗發現中國英語學習者早期加工中的代詞歧義可以加速閱讀進程，而歧義代詞的消解增加了閱讀晚期的加工難度。然而，這些研究大多針對歧義代詞、名詞，至于關系從句中的反身代詞回指是否也會出現這一特征、中國英語學者的加工策略是否與英語母語者一致、他們在加工歧義點時采取的實時策略如何等問題仍有待深入探討。

關于二語學習者的解歧傾向，也有一些學者作了相關研究，但結論并不一致。例如，關于關系從句的歧義先行詞（如“He likes the secretary of the professor who lives in America.”），Frenck-Mestre & Pynte（1997）發 現，以 法 語 為 母語的低水平英語二語學習者的掛靠傾向與母語一致（高掛靠，即指向中心詞NP1），高水平二語學習者則與目標語一致，證明了母語遷移對語言學習的影響。Papadopoulou & Clahsen（2003）、Felser et al.（2003）分別發現，以西班牙語、德語或俄語為母語的希臘語二語學習者，以德語、希臘語為母語的英語二語學習者無明顯的掛靠偏向。牛萌萌、吳一安（2007）和蔡莉、敖鋒（2014）等發現，中國英語學習者在加工英語關系從句中帶有屬格結構的代詞（of）的先行詞時無明顯的掛靠偏向。Felser & Cunnings（2012）通過兩個眼動實驗考察了母語為德語的英語二語者加工英語反身代詞的情況（如：Adam noticed that the grandfather had explained himself carefully.），發現二語學習者將英語反身代詞與主句主語關聯，而英語母語者則采取臨近原則與從句主語關聯。但研究者認為，二語者的表現不能簡單歸因為母語影響，還可能是二語者更傾向于依賴話語、語境而非句法結構來解釋反身代詞導致的。

總的來說，關于中國英語學習者如何進行歧義加工已有部分研究，然而，關于二語與母語者反身代詞歧義的加工策略是否相同，以及兩者對反身代詞解讀的傾向性如何，仍不清晰。本研究將通過自定步速閱讀實驗具體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①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英語反身代詞歧義句，是否采用與英語母語者類似的加工策略？

②中國英語學習者如何解讀反身代詞歧義？其解讀方式與英語母語者是否相同？

二、研究方法

本實驗采用2×3 混合實驗設計，組間變量為被試組別（母語組、二語組），組內變量為句子類型（NP1 指代句、NP2 指代句、歧義句）。實驗任務為移動窗口的自定步速閱讀，即按空格鍵呈現一個片段，新片段的出現會覆蓋先前呈現的片段。閱讀完成后回答問題。

1.被試

本研究被試共49 名，包括24 名中國英語學習者（年齡：18—22 周歲）與25 名英語母語者（年齡：18—22 周歲）。英語二語學習者均來自山東省某大學英語專業，英語母語者均為英國某大學的在讀學生。中國英語學習者二語水平測試的題目是選自Oxford Prof iciency Test（Test 1B）的50道語法選擇題（Allan，2004），最終成績為18—29 分為初級水平（elementary），30—39 分為中低水平（lower intermediate），40—47 分為中高水平（higher intermediate）。所有被試之前均未做過這一測試。經二語水平測試，所有中國英語學習者的二語者水平均為中高水平。

2.實驗材料

本研究共設計12 組（36 句）關系從句作為測試句，每個句子根據其語法功能劃分為7 個部分（R1—R7），其中第4 部分為第三人稱單數的反身代詞。每組測試句均包含一個歧義句，如例2a 所示，由于sister、heroine 兩詞在性上均與反身代詞herself 一致，反身代詞回指存在歧義。每個測試句后均配有關于本句理解的問題。例2b—c 分別列舉了一個NP1 指代句和一個NP2 指代句，前者由于反身代詞與中心名詞（brother）在性上保持一致，因此指向NP1；后者則指向NP2（heroine），照應語與先行詞距離較短。實驗控制了單詞難度、單詞數及字符數：實驗句單詞選自高中英語教學大綱，單詞數一致，字符數無顯著差異［F（2，33）=1.596，p=0.218，＞ 0.05］。

例2

測試句（36 句）均設置反身代詞理解問題（即如何解釋定語從句中反身代詞的指向），填充句（84 句）一半（42 句）設置簡單問題，一半（42 句）不設置問題。所有句子均以拉丁方形式隨機出現。問題的正誤大致控制在50%正確，50%錯誤。

3.實驗過程

測試在安靜的房間內進行，每次測試一個被試。被試首先閱讀實驗要求，然后進行自定步速閱讀、二語水平測試，并填寫個人語言背景表。最后，被試獲得相應報酬。本實驗由E-prime 2.0 軟件呈現。正式實驗前，被試先進行兩組句子練習。實驗開始后，被試按空格鍵出現一個片段，再按該片段消失，下一片段呈現，以此類推直到句子結束（R7）。閱讀完句子后，可能出現一個與句子內容相關的問題，要求被試作正誤判斷。正確按“F”鍵，錯誤按“J”鍵。

三、研究結果

實驗結束后，用SPSS 19.0 進行統計分析。NP1 與NP2 指代句中判斷錯誤的數據不計入統計分析，另剔除極值以及3 個標準差之外的數據，共去掉總數據的10.8%。

1.反應時

從總反應時長來看，英語母語者加工3 類句子的反應時都快于中國英語學習者。在歧義區R4，兩組被試在加工3 種類型的句子時呈現差異：中國英語學習者平均反應時NP2 指代句＞ NP1 指代句＞歧義句；英語母語者則表現為NP1指代句＞歧義句＞ NP2 指代句。在歧義區后一片段R5，中國英語學習者反應時表現為NP1 指代句＞ NP2 指代句＞歧義句；英語母語者為NP1 指代句＞歧義句＞ NP2 指代句。表1 為兩組被試加工3 類句子時在各個片段的平均反應時。

表1 中國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母語者實驗句加工反應時

為清晰地展示關鍵片段（R4）及其他片段的反應時情況，我們用圖1 和圖2 分別加以展示。

圖1 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3 類句子的平均反應時

圖2 英語母語者加工3 類句子的平均反應時

為檢驗歧義區R4（himself/herself）的差異是否顯著，以被試組別（母語組、二語組）、句子類型（NP1 指代句、NP2 指代句、歧義句）作為自變量進行2×3 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被試主效應顯著［F（1，141）=13.834，p=0.000，＜ 0.01］，英語母語者的反應時顯著短于中國英語學習者；句子類型存在顯著差異［F（2，141）=3.763，p=0.023，＜ 0.05］；被試及句子類型的交互效應顯著［F（2，141）=8.935，p=0.000，＜ 0.01］。簡單效應分析發現，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歧義句和NP1 指代句的反應時無顯著差異（MDNP1-歧=31 ms，p=0.595，＞ 0.05），但加工NP2 指代句的反應時顯著長于歧義句（MDNP2-歧=305 ms，p=0.000，＜ 0.01）；而英語母語者加工歧義句和NP2 指代句的反應時無顯著差異（MDNP2-歧=-34 ms，p=0.639，＞ 0.05），加工NP1 指代句反應時顯著高于歧義句（MDNP1-歧=125 ms，p=0.007，＜ 0.01）。因此，在R4 片段，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NP2 指代句顯著慢于另兩種句型，而英語母語者加工NP1 指代句顯著慢于其他兩種句型。

考慮到實時加工中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 ect），研究者進一步檢驗了R5片段，發現被試組別和句子類型無交互效應［F（2，141）=1.736，p=0.177，＞ 0.05］。但被試組別主效應顯著，即英語母語者反應時顯著較短［F（1，141）=42.957，p=0.000，＜ 0.01］；句子類型主效應顯著［F（2，141）=3.763，p=0.023，＜ 0.05］。簡單效應分析顯示，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NP1 指代句顯著慢于其他兩種條件（MDNP1-歧=269 ms，p=0.000，＜ 0.01；MDNP1-NP2=240 ms，p=0.002，＜ 0.01）的句型；英語母語者也呈現NP1 指代句顯著較慢的情況（MDNP1-歧=413 ms，p=0.000，＜ 0.01；MDNP1-NP2=422 ms，p=0.000，＜ 0.01）。由此可見，在R5 片段，中國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母語者對3 類句子的加工模式類似。

為確認兩組被試在歧義區之前加工3 類句子是否存在差異，研究者分別在片段R1—R3 作了統計分析。結果表明，母語組、二語組在R1—R3 片段對3類實驗句的反應時差異均不顯著。

以上數據表明，兩組被試在3 類句子的R1—R3 片段反應時無顯著差異，直到出現R4 片段（歧義區）：雖然兩組被試加工歧義片段反應時均無顯著增加，但對NP1 和NP2 指代句型的加工模式顯著不同，即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NP2 指代句難度更大，而英語母語者加工NP1 指代句難度更大。在隨后的R5片段，兩組被試的加工模式趨同。

2.正確率、傾向率

NP1 和NP2 指代句反身代詞指稱明確，正確選項以性別線索指示為準。在歧義句中，被試以反身代詞指向NP2（反身代詞臨近詞）進行傾向性解讀，由此研究者考察被試如何解讀歧義句中反身代詞的指代問題。兩組被試的正確率與傾向率詳見表2。

表2 中國英語學習者和英語母語者3 種句子類型條件下測試句正確率情況

以句型與組別為變量進行2×3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母語組與二語組差異不顯著［F（1，141）=2.194，p=0.141，＞ 0.05］，句子類型差異顯著［F（2，141）=16.581，p=0.000，＜ 0.01］，被試與句子類型未產生顯著的交互效應［F（2，141）=2.300，p=0.104，＞ 0.05］。簡單效應檢驗發現，英語母語者在歧義句中反身代詞指向NP2 的傾向性顯著高于中國英語學習者（MD英-中=14.4%，p=0.012，＜ 0.05）；當有明顯性別線索指向時，兩組被試在正確率上無顯著差異（NP1 指代句：MD英-中=-2%，p=0.712，＞ 0.05；NP2 指代句：MD英-中=2.1%，p=0.702，＞ 0.05）；兩組被試加工NP1、NP2 指代句時正確率均無顯著差異（中國英語學習者：MDNP1-NP2=6.6%，p中=0.672，＞ 0.05；英語母語者：MDNP1-NP2=2.5%，p英=0.234，＞ 0.05）。

四、討論

本研究以英語母語者作為對照，探討中國英語學習者反身代詞歧義句的加工策略及解歧傾向。自定步速閱讀實驗表明：中國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母語者在歧義區反應時均無明顯減慢，但對NP1 和NP2 指代句的加工模式不同。此外，英語母語者傾向于將無性別線索提示的歧義反身代詞指向臨近詞，而中國英語學習者傾向于指向中心詞。

1.反身代詞歧義的加工策略

中國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母語者在實時加工反身代詞歧義的策略上有相同之處，兩組被試在加工帶有歧義的反身代詞（R4）時，反應時沒有顯著增長，而是快于NP1 指代句或NP2 指代句。這說明，中國英語學習者同英語母語者一樣，在加工歧義句時，沒有因為制約條件的缺失而在多種語義解釋中進行選擇，并沒有造成加工難度的增加，因此不支持基于制約的加工模型（MacDonald et al.，1994；McRae et al.，1998；Spivey & Tanenhaus，1998；Tabor & Tanenhaus，1999）。這一結果與以往關于中國英語學習者歧義加工的發現有一致之處，即當無明確解歧信息時，歧義消解過程不會啟動（韓迎春、莫雷，2013），歧義區的閱讀速度無明顯減慢（吳明軍等，2018），早期加工中代詞歧義可以加速閱讀進程（唐慧君、文旭，2020）。

中國英語學習者和英語母語者加工歧義反身代詞的反應時都無顯著增加，這一結果與非限制競賽模型、不指定加工理論、“足夠好”理論以及識解模型的預測一致。按照非限制競賽模型（Traxler et al.，1998；van Gompel et al.，2001；van Gompel et al.，2005），句法歧義的各種分析平行建構處于競賽中，當一種分析處于優勢時，這種分析就被采用（于秒等，2016）。二語學習者對歧義反身代詞最初的解讀一直沒有被推翻，因此在歧義區及后續片段的反應時間無顯著增長。如果這一理論解釋成立，則二語學習者在加工帶有性別線索的非歧義反身代詞時有偏向性的解讀，與優勢解讀相同時加工時間較短，與優勢解讀不同時加工器需要重新分析，加工時間較長。從非歧義句加工結果來看，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反身代詞指代中心詞時反應更快，指代臨近詞時反應時明顯較長。這可能是因為中國英語學習者在加工反身代詞時優勢解讀反身代詞指代屬格結構的中心詞，當優勢解讀與后面信息不一致時，會造成加工時間增長。而英語母語者加工指代臨近詞反應更快，因為其在加工中優勢解讀反身代詞指代臨近詞。從以往關于不同語言關系從句高低位掛靠的研究中可知，英語對屬格結構（NP1 of NP2）的先行詞具有低掛靠NP2 偏好（臨近原則）（Carreiras & Clifton，1999），而漢語則是高掛靠NP1 偏好語言（中心詞原則）（何文廣等，2017）。因此，掛靠偏好使得英語母語者和中國英語學習者對非歧義反身代詞呈現不同的加工模式，但對于未重新分析的歧義反身代詞，兩組被試加工策略趨同，反應時均與優勢解讀的非歧義反身代詞無顯著差異。從兩組被試對3 類句子的反應時間上看，本研究結果支持非限制競賽模型。

從不指定加工、“足夠好”理論以及識解模型的解釋來看，在加工歧義句時，我們先忽略對其具體指定，對于語言理解達到足夠好的程度即可；引起歧義的反身代詞雖不會立刻附著于其中心名詞，但可能會與整個復合名詞短語的語義相聯系（Ferreira et al.，2002；Swets et al.，2008）。如果這些理論解釋成立，那么被試在加工指代NP1 或NP2 的非歧義句時有明確的性別線索提示，他們會據此進行識解，NP1 與NP2 指代句中的反身代詞加工時間均應慢于歧義代詞，且非歧義反身代詞之間無顯著差異。但實驗結果顯示，在兩組被試中，指代NP1 與NP2 的反身代詞加工均有顯著差異，而未具體指定（或未識解）的歧義代詞加工時間與其中一類非歧義反身代詞加工時間無顯著差異。因此，實驗結果雖然與不指定加工、“足夠好”理論和識解模型的預測部分類似，但不支持對于歧義加工模式的解釋。這一解釋與吳明軍等（2018）關于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代詞指代歧義的“足夠好”理論解釋不同。

2.反身代詞歧義的理解

歧義句之后的問題涉及無性別線索的反身代詞回指，統計結果發現，英語母語者更傾向于采用臨近原則（指代NP2）解歧，而中國英語學習者則采取中心詞原則（指代NP1）。這進一步呼應了在實時加工中，中國英語學習者對指代NP1 的反身代詞加工更快，而英語母語者對指代NP2 的反身代詞加工更快的結論。這一結果不同于以往關系從句先行詞歧義研究中關于中高水平二語者與目標語母語者掛靠傾向類似的論述（如Frenck-Mestre & Pynte，1997），也不同于二語加工無掛靠傾向的結論（如Papadopoulou & Clahsen，2003；Felser et al.，2003；牛萌萌、吳一安，2007）。本研究結果與Felser & Cunnings（2012）的結論一致，但Felser & Cunnings（2012）著重強調二語學習者普遍將英語反身代詞與主句主語關聯，因為二語學習者更傾向于依賴話語和語境，而非句法結構。結合實時加工證據，我們認為：中國英語學習者可以利用句法線索進行NP1（高）、NP2（低）指代的關系從句加工，而不僅僅依賴語境和語義等因素。對歧義反身代詞的解歧傾向體現了高掛靠母語的跨語言影響，在這一問題上還需要更多來自低掛靠母語的證據。

結語

本研究以關系從句中的反身代詞回指為例，通過反應時與句子理解問題分別測試了中國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母語者的歧義加工策略及解歧傾向。實驗結果表明，兩者加工歧義反身代詞時反應時均無明顯增長，加工策略類似；但與英語母語者相反，中國英語學習者加工指代NP1 的反身代詞顯著快于NP2，對歧義反身代詞的解釋也更傾向NP1，說明其更傾向于采用中心詞原則預測以及解歧。實驗結果支持非限制競賽模型，不支持不指定加工理論、“足夠好”理論、識解模型對結果的解釋，同時否定了基于制約的加工模型。這一發現為歧義加工理論增加了新的證據，揭示了跨語言影響在二語句法解歧中的作用，并說明二語者可利用語義和語境之外的句法線索進行句子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