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的關系研究

莫 梓 曾曙靜

引言

翻譯能力這一概念已經從最初僅指涉語言能力發展為包含多重維度的廣泛概念，國內外多位學者曾嘗試對翻譯能力的構成進行拆解和描述。盡管翻譯能力的維度尚無定論，但已有研究普遍傾向于認為，翻譯能力包括一系列相關要素，是涉及轉換能力、語言知識、跨文化能力、專業或主題能力、技術能力等多項成分的知識和經驗體系（Nord，2006；EMT Expert Group，2009；PACTE Group，2005/2011）。近年來，翻譯能力構成要素的劃分趨向模塊化，有學者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出發，將翻譯能力劃分為雙語能力、分析綜合抉擇能力、語篇處理能力和職業能力四大組成部分（劉和平，2011）；也有部分翻譯能力研究逐漸由多元觀向極簡觀靠攏，如胡珍銘、王湘玲（2018）認為翻譯能力的本質就是在元認知監控的導向、調控和評估作用下使用雙語能力解決翻譯問題，因此翻譯能力包括導向、分析和評估能力。由此可見，翻譯能力可被視為一套復雜的認知網絡，它以雙語轉換為核心任務，包含各種知識、能力和策略。

元認知是對認知的認知，包括元認知知識、元認知體驗和元認知監控（董奇，1990）。其中，元認知監控是指個體對認知過程進行監督、評價和反饋的調節過程，是元認知的核心。在翻譯過程中，元認知監控可以促成譯者站在元認知層面觀察、反思和調控自身的翻譯實踐。已有相關實證研究發現，譯者的元認知監控可提升其翻譯能力（Fernández & Zabalbeascoa，2012；Fernández &Rabis，2014）。

思辨傾向是思辨者在進行思辨活動時的態度和習慣，是思辨者的人格傾向特征。近20 年來，部分國內學者對《加利福尼亞批判性思維傾向問卷》（CCTDI）等國外思辨傾向量表進行修訂并在中國學生中進行了大規模測試，確立了8 個維度，即尋找真相、開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統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認知成熟度和正義性，這些維度已基本得到了國內學界的認可（羅清旭、楊鑫輝，2002；彭美慈等，2004；文秋芳等，2009/2011）。近年來，有研究認為，譯者開放性等人格特質和翻譯績效具有正相關關系（徐潔、王建國，2016），而在翻譯教學中對思辨傾向參與的整體性評價能夠促進學生譯者翻譯能力的發展（賀鶯，2016）。

綜上，在譯者元認知監控對翻譯能力的影響和譯者思辨傾向對翻譯能力的影響兩個方面都出現了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鮮有研究將這3 個變量結合起來并探討三者之間的關系。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收集這3 個變量的相關數據，并構建三者之間可能的結構模型，以期為譯者翻譯能力發展研究提供借鑒。

一、相關文獻綜述

有3 個方面的文獻與本研究擬構建的模型相關：第一，譯者元認知監控和翻譯能力的關系；第二，譯者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的關系；第三，譯者元認知監控與思辨傾向的關系。下文將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

源于認知心理學的元認知監控概念主要應用于二語習得和外語教學領域（劉鶯，2009；Kassaian & Ghadiri，2011；于翠紅、張擁政，2014；董曉宇、戰菊，2019），將其應用于翻譯方向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學者認為，譯者元認知監控涉及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對自身翻譯行為的監督、反饋、調節、反思與評價，與選擇翻譯策略和解決翻譯問題緊密相關，因此翻譯研究應關注元認知監控對翻譯過程的影響（L?rscher，2005；Shreve，2006/2009）。國外相關實證研究表明，元認知監控可提高學生譯者的策略能力，幫助學生譯者監控學習過程（Fernández & Ribas，2014）、促進職業譯者翻譯能力向高階發展（Ghonsooly &Shirvan，2011）。國內研究則聚焦翻譯教學方面：王建華（2015）認為，元認知教學可改善學生口譯的準確性和邏輯性、提高口譯質量；王湘玲等（2016）采用因子分析法對翻譯元認知監控進行因子分析，提取出翻譯監控、自我評價、事先計劃、意圖評估和自我調節5 個因子，并發現元認知監控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譯者能力向職業譯者轉化?？梢?，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是影響翻譯能力的重要因素。

思辨傾向是思辨者在思辨過程中的人格傾向，它和思辨技能一起構成思辨能力的兩個方面。目前，思辨傾向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等學生群體（于文華、喻平，2011；張莎、文秋芳，2017；汪茂華，2018），涉及各學科教學，但對其在翻譯領域的應用關注甚少。譯者思辨傾向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表現出的思維態度和習慣。相關研究表明，培養成熟、求真等積極的思辨傾向能夠促進學生譯者高階翻譯思維能力的形成（賀鶯，2016），有利于職業譯者發展思辨技能和強化譯文審美（李家坤等，2016）?？梢?，譯者良好的思辨人格傾向能夠促進翻譯能力的提升。

元認知監控對思辨能力的影響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大都集中在思辨技能方面，鮮有涉及思辨傾向的研究，在翻譯領域的應用則更少。而翻譯作為外語學習領域復雜的思維活動，與元認知監控和思辨傾向聯系緊密。譯者元認知監控與思辨傾向是否顯著相關？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三者之間關系如何？本研究將探討這一問題。

二、研究設計

1.初始模型構建

基于上述已有的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之間關系的相關理論，本研究構建出三者之間的初始模型，如圖1 所示。在該模型中，翻譯能力為因變量，譯者元認知監控是翻譯能力的重要預測變量，元認知監控對翻譯能力的部分影響通過思辨傾向這一潛在變量實現。

圖1 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初始模型

該初始模型的構建基于以下假設：第一，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的高低對翻譯能力產生直接影響；第二，譯者思辨傾向體現譯者整體的思維特質，譯者元認知監控通過思辨傾向對翻譯能力產生間接影響；第三，譯者元認知監控意識的增強和元認知監控能力的提高能夠部分地改善譯者思辨傾向。這3 個假設能否成立，初始模型路徑系數能否支撐這一假設，需要收集樣本對數據進行分析，并驗證模型的擬合度。下文將對實驗過程進行說明。

2.受試

受試為來自多所院校的在讀和已畢業MTI 學生、有一定翻譯經驗的英語專業高年級學生、翻譯公司譯者、自由譯者和從事翻譯教學的教師，人數超過230 人。數據收集首選紙質調查問卷；對于無法參與紙質問卷調查的受試，研究者通過QQ 群和電子郵件發布騰訊付費在線調查問卷，以語言能力和翻譯實踐量為標準進行篩選，最終確定通過大學英語六級考試或英語專業八級考試、翻譯時長超過100 小時的受試185 人。設立語言能力和翻譯時長兩道“門檻”，是為了避免因受試外語水平未達到一定標準或翻譯實踐量太少而可能給問卷調查結果帶來干擾。

從人員構成來看，受試較多來自廣西（69%），其余來自湖南（2%）、四川（3%）、貴州（2%）、江蘇（4%）、云南（1%）、廣東（4%）、山東（2%）及河北（2%），另有11%的在線答題者來自其他地區。畢業于英語專業相關的受試占總人數的87%。

3.研究工具

研究者向185 名受試發放了譯者元認知監控調查問卷、譯者思辨傾向調查問卷和翻譯測試問卷三卷合一的1 套調查問卷，共回收問卷176 份。在剔除出現異常值的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163 份。下面分別對3 套問卷的來源、項目數量、信度和效度等進行說明。

（1）譯者元認知監控量具

王湘玲等（2016）設計的翻譯元認知監控調查問卷提取出翻譯監控、自我評價、事先計劃、意圖評估和自我調節5 個因子，各因子負荷值和累計方差均符合統計學要求。本研究編制的譯者元認知監控調查問卷參考了王湘玲等（2016）設計的問卷，以常用的李克特量表進行構建。由于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譯者邏輯思維的大量介入，量表增加了譯者元認知監控中的邏輯意識項目。新增加的項目描述語編寫完成后由擁有豐富翻譯經驗、并已通過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一級考試的資深譯者和從事翻譯研究的教授進行修訂。為避免出現數據過度偏態的現象，問卷所用李克特量表使用7 點量尺，每一陳述包括“完全同意”“同意”“比較同意”“不確定”“不太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7 級，以階梯形式計7—1 分。新編制的量表共有12 項，涉及一定數量的反向問題，分值范圍為12—84。

研究者對回收的163 份問卷所得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量表總分的峰值和偏度值分別為-0.140 和-0.189，介于-1 和+1 之間；M 估計量為55.1969，接近平均值55.4976，表明數據基本呈正態分布。然后對量表總分進行排序，選取總分在25%區間的高分組和25%區間的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兩組在12 個變量上的t值均呈顯著水平，說明量表中的12項均具有較好的區別力。KMO 檢驗值為0.781，說明量表適合進行因子分析。Cronbach α 系數為0.779，內在一致性尚可。

對量表進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直角旋轉法中的最大方差法為因子的旋轉方式，從旋轉成分矩陣結果中得到負荷量介于0.532 和0.805 之間的4 個因子，如表1 所示。

表1 譯者元認知監控調查問卷項目

第一個因子“翻譯監控”的方差貢獻率最大，為20.094%，其他3 項因子貢獻率逐步降低，分別為16.352%、13.138%、11.948%，4 個因子的累計解釋方差貢獻率為61.532%。另外，在王湘玲等（2016）的研究中，“自我調節”因子（第11、12 項）合并到了“翻譯監控”因子當中，這可能是因為在翻譯監控過程中譯者也在根據自我反饋對翻譯過程不斷進行反思并同步調節翻譯策略，因此“翻譯監控”和“自我調節”兩者之間并無明顯的界限。量表提取的4 個因子均符合統計學要求。

（2）譯者思辨傾向量具

本研究使用的譯者思辨傾向調查問卷參考了彭美慈等（2004）根據CCTDI修訂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測量表（CTDI-CV）。CCTDI 與CTDI-CV 兩個量表將思辨傾向分為尋找真相、開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統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認知成熟度等7 個維度。文秋芳等（2011）對量表進行了再次修訂，確定思辨傾向的維度與CCTDI 完全相同，并新增“正義性”這一維度，用以測量人們對不公正、觸及法律、違反道德等事件的態度。但由于目前尚無文獻表明譯者公正性和翻譯能力有關，因此本研究所構建的思辨傾向量表去除了公正性這一維度，保留了其他7 個維度。

新編制的量表共15 項，包括一定數量的反向問題。量表采用7 點量尺，每一陳述均包括“完全同意”“同意”“比較同意”“不確定”“不太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7 級，以階梯形式計7—1 分，分值范圍為15—105。新編制的量表結合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常見的思辨傾向特征對一些項目的描述語進行了重新編寫，并由資深譯者和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進行修訂，以使其更有針對性。

研究者對回收的163 份問卷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量表總分的峰值和偏度值分別為-0.039 和-0.653，介于-1 和+1 之間；M 估計量為67.7837，接近平均值66.8720，表明數據基本呈正態分布。然后對量表總分進行排序，選取總分在25%區間的高分組和25%區間的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兩組在15 個變量上的t值均呈顯著水平，說明量表中的15 項均具有較好的區別力。KMO 檢驗值為0.854，說明量表適合進行因子分析。Cronbach α 系數為0.859，表明量表內在一致性較好。

對量表進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直角旋轉法中的最大方差法為因子的旋轉方式，從旋轉成分矩陣結果得到負荷量介于0.595 和0.866 之間的5 個因子，如表2 所示。

表2 譯者思辨傾向調查問卷項目

第一個因子“邏輯思維”的方差貢獻率最大，為16.482%，其他4 項因子方差貢獻率逐步降低，分別為16.454%、13.109%、10.902%、9.763%，5 個因子的累計解釋方差貢獻率為66.710%。另外，量表項目數據的因子分析結果沒有提取出“尋找真相”（第6、7 項）和“系統化能力”（第9、11 項）這兩個因子。這可能是因為“尋找真相”和“求知欲”兩個維度在概念上有一定重疊；而譯者的系統化能力與分析能力在翻譯過程中都可視為邏輯思維能力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將“尋找真相”和“求知欲”合并為“求知欲”因子，將“分析能力”和“系統化能力”合并，重新命名為“邏輯思維”因子。量表提取的5 個因子均符合統計學要求。

（3）譯者翻譯能力量具

本研究采用翻譯測試問卷（見表3）對受試的翻譯能力進行評定。研究者參考CATTI 一級筆譯考試中的審校題模式，將測試內容設置為10 項譯文審校題，包括5 項漢譯英和5 項英譯漢；要求受試對譯文中出現的錯誤進行修改，每項1 分，修改正確得1 分，未找到錯誤或未修改正確得0 分。10 項譯文審校題不涉及語法錯誤及翻譯技巧，主要考察受試在翻譯審校過程中對主旨和細節的把握。

表3 翻譯測試問卷部分項目

研究者對回收的163 份問卷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審校題得分峰值和偏度值分別為-0.430 和-0.495，介于-1 和+1 之間；M 估計量為5.9543，接近平均值5.8863，表明數據基本呈正態分布。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1.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與翻譯能力相關分析

研究者收集數據并進行統計分析，得到的結果表明，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3 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在0.45 以上，其中譯者元認知監控和思辨傾向都與翻譯能力高度正相關（r=0.712，p=0.000；r=0.685，p=0.000），元認知監控和思辨傾向兩者之間呈中度正相關（r=0.455，p=0.000），如表4 所示。

表4 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與翻譯能力相關分析

2.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的關系模型

研究者使用AMOS 軟件建模。首先，將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設為潛在變量。其次，將譯者元認知監控調查問卷中提取出的翻譯監控、自我評價、事先計劃和意圖評估等4 個因子設為元認知監控的觀測變量，將譯者思辨傾向調查問卷中提取出的邏輯思維、求知欲、認知成熟度、自信心和開放思想5 個因子設為思辨傾向的觀測變量，將翻譯測試問卷的英譯漢和漢譯英得分作為翻譯能力的觀測變量，并為以上所有變量分別設置誤差變量。

將通過3 份問卷收集的數據導入初始模型，以評鑒模型擬合度。在此之前先進行違犯估計檢查，檢測模型內統計所輸出的估計系數是否超出可接受的范圍，即模型是否獲得不適當的解。檢測主要包括兩項：第一，是否有負的誤差方差存在；第二，標準化回歸系數是否超過或太接近1（通常以0.95 為門檻）（榮泰生，2009：118）。本研究初始模型中誤差方差的測量誤差值（Standard Error）介于0.032 到1.001 之間，沒有負的誤差方差存在；同時，標準化回歸系數絕對值介于0.423 到0.814 之間，未超過0.95。因此本研究模型未發生違犯估計現象，可以進行擬合度檢驗。在經過反復嘗試后，最終確定以下因果模型（如圖2 所示）。選擇該模型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擬合度值達到要求；第二，模型能夠支持研究提出的假設。

圖2 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之間的因果模型

圖2 表明，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3 個潛在變量的因子載荷分布在0.42 到0.77 之間，這表明各個觀測變量能夠較好地表達潛在變量。從路徑分析可知，譯者元認知監控對思辨傾向的直接影響效應為0.67，思辨傾向對翻譯能力的直接影響效應為0.57。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通過兩條不同路徑直接或間接影響翻譯能力：元認知監控能力直接影響翻譯能力，直接效應為0.81；元認知監控通過思辨傾向間接影響翻譯能力，間接效應為0.38（0.67×0.57≈0.38）。由此可知，元認知監控對翻譯能力的影響總效應為1.19（0.81+0.38=1.19）。這說明在語言能力達到一定階段并積累了一定翻譯經驗后，譯者想要突破翻譯能力發展的瓶頸，需要提高元認知監控能力，并應重視自身良好思辨傾向的培養。表5 展示了3 個變量之間因果模型擬合度值。

表5 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之間的因果模型擬合結果

因果模型卡方值（χ2）p為0.10，高于0.05 的參考值，因而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但卡方統計量容易受到樣本大小的影響，因而研究者同時還參考了其他擬合度指標。GFI 為適配度指標，值越接近1 表示模型適合度越好（通常采用GFI ＞ 0.9），模型中的GFI=0.957，表示擬合度良好；RMSEA 為平均平方誤差平方根（通常采用RMSEA ＜ 0.1），模型的RMSEA=0.037，表示擬合度較好。另外，從表5 可看出，調整適配度指標AGFI、基準化適合度指標NFI、比較適合度指標CFI、增量適合度指標IFI 等其他增值擬合度指標大部分都在0.9 以上，表明模型與數據擬合適度，因果模型可以接受。

3.分析與討論

譯者元認知監控、思辨傾向和翻譯能力之間的因果模型表明，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直接影響翻譯能力，并通過思辨傾向作用于翻譯能力。對這一結果有如下解釋：

首先，元認知監控是較分析、推理和判斷等思維能力更高層次上的一種元認知能力（文秋芳等，2009），譯者的元認知監控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根據需要調動并進行整合分析、推理和判斷的必要途徑，可視為翻譯能力的核心要素。因此，譯者元認知監控可視為譯者對翻譯過程中思維方式的反思和調節。譯者的元認知監控與調控、評價和決策等高階思維能力密切相關。譯者不斷審視自己在解決翻譯問題時使用分析、推理和判斷的習慣模式，進而判斷自身思維方式的痼疾及對翻譯過程的影響，并有意識地進行調整和糾正。元認知監控能力較弱的譯者雖然也能夠在翻譯過程中進行分析、推理和判斷等思維活動，但由于不能更有效地監測這些思維活動并進行反思，因此易落入慣性思維的窠臼和機械性的陷阱。若盲目地進行翻譯實踐，不但無法提高翻譯水平，而且可能助長壞習慣的滋生（蔡力堅，2016）。已有研究表明，相較于新手譯者，成熟譯者具有更好的元認知監控能力，他們的監控意識更強，并能夠對翻譯過程給予更為及時有效的反饋（Hansen，2003；Alves & Gon?alves，2007）。

其次，譯者的思辨傾向是譯者在思辨過程中表現出的態度、習慣、方法、模式等多種思維特征。成熟譯者較新手譯者具有更為積極的思辨傾向（劉艷春，2014）。在本研究討論的邏輯思維、求知欲、認知成熟度、自信心和開放思想等5 個思辨傾向維度中，邏輯思維因子負荷量最大。通過譯者思辨傾向調查問卷提取到的邏輯思維因子由分析能力和系統化能力兩部分組成。譯者分析能力體現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原文和譯文進行判斷、推理和論證，翻譯的過程就是邏輯分析的過程。而譯者的系統化能力指譯者運用邏輯思維進行判斷和推理、找出原文特定的連貫脈絡、并以讀者所能理解和欣賞的方式重新實現這一連貫模式的能力（王東風，2009：30）。由于譯者缺乏系統化能力，譯文可能每一句話單獨讀起來沒有錯誤，但整體讀來卻邏輯混亂，缺乏連貫性，這種情況在一些譯文中是常有的事情（盧敏，2005：11）?？梢?，翻譯過程中縝密的邏輯思維是保證翻譯質量的前提。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已有學者對翻譯中邏輯介入的重要性進行了闡釋（閻德勝，1992；方夢之，1998）。近年來，多位活躍在實踐一線的翻譯家提出，翻譯教學應著重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李長栓，2017；歐陽利鋒等，2018）；而譯者旺盛的好奇心、對翻譯的成熟認知、開放包容等傾向特征均會對翻譯能力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梢?，富有邏輯性、求真求實、充滿自信等積極的思辨傾向能夠促使譯者逐漸形成穩定成熟的翻譯風格。

再次，在元認知監控能力提升的過程中，譯者從單純關注語言轉換到關注信息思想的傳遞及整體的邏輯連貫性。在這一過程中，譯者會逐漸認識到自身邏輯思維等思辨傾向的不足。對自身翻譯過程的不斷總結、反饋和調節能夠促使譯者以更為成熟的思維習慣、更為理性的態度和更為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和解決翻譯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同時，隨著元認知監控能力的不斷提高，其本身所包含的反思和調控意識也應視為良好思辨傾向的體現。因而，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的不斷改善對譯者思辨傾向也能夠產生積極的影響，可視為譯者思辨傾向的提升途徑之一。

最后，譯者對自身在翻譯過程中使用分析、推理、判斷的思維習慣進行監控，反思這些思維方式對翻譯質量的影響。譯者進而通過元認知監控對自身思辨傾向進行審慎思考，對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可能影響譯文質量的消極思辨傾向，如“不想深入鉆研原文細節，而是僅滿足于譯出大意”（求知欲）、“不喜歡他人指出自己譯文的問題”（開放思想）、“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系統化能力）、“輕視翻譯理論”（認知成熟度）等有意識地進行調整?？梢?，元認知監控在促使譯者形成評價和決策等高階思維、對翻譯能力產生直接影響的同時，也能夠通過影響思辨傾向這一途徑改善翻譯質量，提升翻譯能力。

結語

從上述實驗可知，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及思辨傾向是影響翻譯能力的重要變量，同時元認知監控能力與思辨傾向之間也呈中度正相關。因此，在翻譯教學中應關注學生譯者元認知監控能力的培養，訓練學生譯者對翻譯過程進行有效監督、積極反饋并合理調整翻譯策略；在此過程中促使學生譯者形成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意識，提高認知成熟度，并養成求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以助力翻譯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