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價值認知與展示過程中對社區主體的關注
—基于福州鼓嶺的案例研究

商晨雯

（1.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北京 100871；3.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1 鼓嶺的遺產化過程

1.1 由鄉野成為國際社區

鼓嶺歷史建筑群位于福州市晉安區的閩江北岸，距離市區約12 km，是鼓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史料記載來看，應是先有“古嶺”之名，再有“鼓嶺”之稱。鼓嶺佛舍嶺現存一段宋代大觀戊子年（1108年）的摩崖石刻，記錄了鋪砌石磴路的經過，當時稱其為“古嶺”。根據民國時人記載，鼓嶺原為山野農村，清朝始有農民遷來，以務農為本業，“本荒山窮僻之地，初無人煙，二百余年前農人或由長樂，或由閩縣鄉村，遷來建草樓，開荒莽種番薯，后漸蕃殖，迄于今約計一千五百余人。居民之散處各鄉，約如下，螃蟹嶺五十九戶，下歪鄉八戶，雙髻頂鄉六戶……南洋鄉十四戶。居民系雜姓，若王、梁、郭、劉皆是。而以郭、劉為最多”[1]15-16。

“鼓嶺” 之名首見于1895年出版的美國傳教士畢腓力（P. W. Pitcher）所作《鼓嶺及其四周概況》[2]，以 福州話 讀音“Kuliang”解 釋為“drum pass”，直譯為“鼓嶺”。而后，畢腓力繪于1895年、修訂于1907年的《鼓嶺手繪圖》亦以“鼓嶺”稱呼。鼓嶺如何成為外國僑民喜愛的避暑勝地？目前最被認可的說法同樣來自畢腓力所作《鼓嶺及其四周概況》，他提出傳教士伍?。⊿.F.Woodin）是最早在鼓嶺擁有房屋的外國人，在1885年租下了幾間當地人的房子，1年后幫助時任美國駐福州領事榮日德（Wingate）在距鼓嶺2英里（1英里≈1 609.34 m）之外的嘉湖租下一片土地，租約為12年，這位領事同樣居住在中國人的民居中，并未自行修建建筑。1886年，英國領事館的館醫任尼（Thomas Rennie）在鼓嶺上蓋起第一座外國人的房子。早期，鼓嶺當地村民亦有排外思想，謠傳外人建筑炮臺于山巔，之后政府“令鄉民不得以土地賣與外人，幾經商議，姑準外人租地建屋，注明期限”[3]22，外國僑民在鼓嶺修建避暑社區才具備合法性。

逐漸地，鼓嶺的避暑美譽傳至福州當地甚至附近城市，外國僑民紛紛來此修建避暑別墅，根據1933—1934年版《鼓嶺手冊》，當時鼓嶺避暑別墅及各類公共建筑約有120座，別墅主人有醫生、教師、商人、傳教士等，許多人士在醫療、教育、商業等方面為福州的近代化作出過突出貢獻；公共機構則有商行、郵局、教會機構等。他們在鼓嶺修建的避暑別墅具有強烈的文化交融色彩，就地取材利用本地山石，并在臺風方向修建高墻，以抵御劇烈的襲擊，而別墅空間上則設置有壁爐、百葉窗、弧形墻、外廊等西式元素（表1）。

表1 鼓嶺避暑別墅建筑特征

表1（續）

外國居民在鼓嶺不僅追求生理上的清涼，還有機會通過社交接觸新的思想以振奮心情[4]119，鼓嶺成為他們遠渡重洋后的精神家園。他們引入較為先進的社區治理理念，修建各類公共設施，成立社區組織機構，舉辦各類文化、休閑活動，并與當地本土居民友好往來，互利互惠，建設出井然有序的避暑地。

1.2 鼓嶺的官方遺產化

自20世紀30年代末抗日戰爭以來，福州戰火不斷。1938年2月24日，福州首次遭轟炸，鼓嶺也遭遇敵機掃射，因此當年避暑人數突降[5]。由于接連不斷的戰爭，外國居民陸續撤退，到1948年7月時，已約有60間房屋被損毀或拆除，避暑的外國民眾遠少于鼎盛時期。至1949年7月，福州官方因治安問題勸外僑遷離鼓嶺[6]，鼓嶺的建筑逐漸被外國用戶棄用。根據2022年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聯合工作坊人員與鼓嶺當地居民的訪談交流獲知，絕大部分廢棄的屋子或荒廢或被村民占用，亦有建筑（如柏齡威別墅）在外國居民離開之際被村民買下，供自家使用，至此鼓嶺建筑群的使用主體完成更替，鼓嶺國際社區實際已不復存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鼓嶺歷史建筑群恢復了部分功能，為公眾提供避暑休閑場地，但其影響力仍局限于輻射福州周邊社區，并未有較大知名度，僅有古堡別墅、宜夏別墅2處遺產點納入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直到201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時，在美國友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上講述了鼓嶺故事①領導人的重視源自1992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在《人民日報》上讀到《啊，鼓嶺！》一文，了解了這段感人的鼓嶺情緣，特邀加州大學物理學教授密爾頓·加德納的遺孀訪問鼓嶺。引自文獻[7]。[7]。由此特定契機，這處見證中外民間友好往來的歷史建筑群被官方重點支持，納入官方遺產（official heritage）抑或是權威遺產話語（authority heritage discursive）結構體系中，其遺產價值被提升至國家話語層面，成為改善國際關系的一條靈活紐帶。由此，官方面向鼓嶺建筑群的操作也進行專業化的分類、排序和編目[8]6。該年起，福州市著重開發鼓嶺旅游，并修繕、重建部分重要人物的舊居。2018年，鼓嶺升級為國家級旅游度假區。鼓嶺歷史建筑群中，多處遺產點被文物部門列入市級及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名錄，或被建設部門列入歷史建筑名錄，至此得到了高度的重視與保護（表2）。

表2 鼓嶺建筑群部分遺產點保護級別

2 鼓嶺社區的遺產價值

在場所遺產化的過程中，該對象除了被納入權威遺產話語體系，并按照專業實踐分類、登記、保護和利用，也經由不同的敘述方式如多棱鏡般折射出不同的價值訴求。這種表征作用以往被認為是博物館的職責，“意義可通過分類和展出而被創造出來……一個博物館將會賦予各物品以重要性和意義，因為這些涉及對各特定類型的文化價值的表征”[9]。社區在遺產化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價值表征呈現諸多視角，除了權威遺產話語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社區層面的文化認同、歷史記憶。而時至今日，權威遺產話語體系也在豐富自身的內涵，以克服其單一的、精英的價值認知，融入更多元的價值取向。尤其在社區遺產這一領域，會更加關注傳統歷史、藝術等經典價值之外的方面，共同展示鼓嶺的整體性地方意象并建立認同。

如今，鼓嶺突出的遺產價值便是被官方大為宣揚的“國際友好社區”。當時的外國居民組織修繕道路、管理房屋、保障新鮮衛生的牛奶、組建社團及文娛活動、有序治理商販和轎夫，種種措施力圖為在地居民提供高質量的現代生活。其遺產特征由沿海山地景觀與文化遺跡共同構建，保留有較為完整的歷史道路體系，以萬國公益社為代表的公共管理機構；以萬興洋行等為代表的金融商貿機構；以鼓嶺教堂、聚會處等為代表的宗教場所；以鼓嶺療養院為代表的醫療設施；以游泳池、網球場為代表的文娛設施；以水井、郵局等為代表的社區基礎設施，當地傳統居住建筑及外國人因地制宜、利用當地石材修建的西式住宅。自然景觀有鼓嶺高聳的山峰，還有與建筑群共同構成如畫景觀的薄霧、清風和柳杉。鼓嶺的遺產要素豐富，亦可見證這里是具有較高品質和早期現代性特征的國際社區。

在這里，我們將同樣以“歷史國際社區”名號美譽遠揚，并于201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廈門鼓浪嶼與鼓嶺進行對比。鼓浪嶼的城市歷史景觀，以整個島嶼作為歷史背景，在整體上保持了海島自然景觀特征和不同片區的城市肌理特征。多元文化融合，在鼓浪嶼誕生了新的廈門裝飾風格建筑，之后影響到東南亞乃至更廣泛的區域[10]。反觀鼓嶺，由于其暑期避暑社區的定位，在功能上無法與鼓浪嶼等同視之。由于缺少官方的行政管理機構、司法機構、領事館代表的外交領事機構與風格形式多樣的住宅建筑和園林等，由此鼓嶺在遺產核心要素的體量、類別與質量上都遠遜于鼓浪嶼，在傳統的遺產價值層面并不突出。

但當我們將目光擴大至煙臺山上的領事館、洋行，閩江兩岸的學校與醫院，將鼓嶺社區與住客所工作效力的領域相關聯，如裨益知（Willard Livingstone Beard）曾任榕城格致書院校長及福建協和大學董事會主席，華惠成（Harry Wescott Worley）曾任福州扶輪社和福州紅十字會主席，富克理（Kate Woodhull）創立富克理醫院（圣教婦幼醫院），專為婦女兒童提供醫療服務，福益華（Edward Bliss）為邵武當地民眾提供數十年的醫療救治服務。凡此一眾在鼓嶺國際社區活躍的居民，都推動了以福州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地區在社會治理、公共設施建設、經濟商貿、文化教育層面的社會進步。再與同時代三坊七巷走出的士人改革創舉、上下杭的商業發展和馬尾船政的近代工業相關聯，亦可清晰地觀察到福州在多個層面經歷的近代化變革。

鼓嶺社區雖未與近代社會革新有直接的強關聯度，但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除了對鼓嶺當地民眾在教育、醫療、體育、宗教等方面的啟迪，更因中外居民的互動留下了外國傳教士及其后代對鼓嶺的熱愛，民間友好交流延續至今?！肮膸X”由一個廣為傳頌的故事成為中外民間友好交流的象征，帶動史料數據庫的搭建、研究、論壇交流及互動往來。

在這個層面上，鼓嶺既得力于權威遺產話語體系主導性的支持，又以其在地性和情感屬性賦予了鼓嶺國際社區的遺產價值更豐富的社會性和當代意義。

3 鼓嶺3處展館對遺產價值的不同表征

自“權威遺產話語”這一概念提出后，國內外學術界對其指涉的意涵已做了進一步的討論，認同其并非僅刻板表現為由上而下的精英化與權威性，同時也在積極納入多種視角，打破官方與非官方的二元性。下文將選取鼓嶺社區的3個展示案例，呈現官方對社區的整體價值理解。

3.1 萬國公益社—從社區樞紐到官方遺產的轉型

在鼓嶺的展示場所中，表述官方遺產價值最為鮮明的一處便是萬國公益社，其功能的演變則代表著鼓嶺從民間社區到官方遺產性質的遷移。萬國公益社，即鼓嶺俱樂部，是鼓嶺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可理解為昔日鼓嶺國際社區的文化治理樞紐與信息中心。當下萬國公益社的展館用作鼓嶺對外講述鼓嶺故事的官方平臺，以所處的鼓嶺國際社區為切入點，講述以加德納為代表的外國僑民及后代在鼓嶺與當地民眾友好互動、追憶鼓嶺的故事（圖1）。第一部分的“鼓嶺故事”以老照片文獻為關鍵素材，聚焦于外國人如何來到鼓嶺、建設鼓嶺、與當地村民融洽共處，并突出介紹了多位在華期間作出巨大貢獻的外國居民。其后，展覽敘事重心逐漸偏離鼓嶺，按照宏觀敘事展開，由“鼓嶺故事”延伸至“友好福州”“開放福建”“命運與共”的新時代外交思想及實踐，敘事主題關注的視野逐級上升與泛化，表述傾向于官方表述，在展廳中多見新聞報道、政策標語等素材。此外，當地政府以萬國公益社為中心，打造以外交思想為主題的游覽路線。由于萬國公益社位于鼓嶺社區的核心位置，歷史作用突出、政治屬性鮮明，游客到訪鼓嶺會將萬國公益社作為一個參觀點位，從此出發來了解權威話語中的鼓嶺。

圖1 “鼓嶺故事”的展示（來源：作者自攝）

萬國公益社之所以會被官方選取為講述鼓嶺故事的平臺，在于這處場所最突出凝練地表征了國際友好社區的文化與交流，以及在此過程中中外居民的關系遞進。根據工作坊的實地調查與文獻梳理，萬國公益社坐落于鼓嶺較為中心區域的三保埕，根據1919年版《鼓嶺手冊》，該建筑于1914年成為俱樂部大廈（建成年代應當更早），由鼓嶺理事會（Kuliang Council）擁有和管理。1933—1934年版《鼓嶺手冊》詳列了中文版信息，聲明萬國公益社“無性別國籍之界限”“以維持鼓嶺避暑人之物質、交際、文藝、公益與利便為宗旨”，致力于為鼓嶺避暑居民的公共利益服務，成年居民需繳納特定會費。萬國公益社履行多項職責，包括：與鼓嶺的轎夫簽訂協議，制訂公開的收費明細；修建新道路和維修舊道路；俱樂部大廈的使用；游泳池的使用；居民的衛生，包括收集垃圾和牛奶檢測；匯集房屋出租或出售的信息；出版相應印刷物，免費提供給居民；與當地公安機關合作，登記山上的商販，以維護秩序和安全；設立外國人漢語學校及促進各種文藝、音樂、研究事務。萬國公益社是當時公眾集會和理事會的中心，并安排有理事會辦公室。

可以看到，萬國公益社作為民間非營利團體，所提供的職責與組織機構基本能夠涵蓋外國民眾在鼓嶺避暑的日常及文化生活所需，轎夫收費、商販登記等舉措不僅是在維護外國居民權益，同時也在特定層面關注到當地民眾的利益，為雙方的和諧相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根據20世紀30年代時人的介紹，似乎萬國公益社早先對華人限制入會，因此華人自行創立中華公益社，但無奈停辦，之后萬國公益社為增加收入開放華人入會名額[1]17。關于萬國公益社與中華公益社的管理，曾引起當時文人對公共事業的思考，“到鼓嶺后，與吾人最深印象者，即外人組織能力之表現，與對于公共事業之努力……華人在萬國公益社不少中堅分子，在外人指揮之下辦事，似乎更有興趣，更能負責。一旦到了自己獨辦之中華公益社，則又弄成一團糟糕，原因何在？我們不妨反躬自問”。 根據工作坊對鼓嶺居民后代的訪談，萬國公益社對鼓嶺基礎設施的建設維護對當地人影響很大，“鼓嶺形成一個社區，大家生活在這個地方要有一定的規矩”②采自2022年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聯合工作坊“馬尾-鼓嶺”組訪談摘錄。。不可否認，萬國公益社的設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華人公共事業的進步，還為當地居民帶來了更多營生手段及西醫技術、教育資源，客觀上提升了鼓嶺在地居民的生活質量，將近代化的文明成果惠及于此，“本由一片荒野，而今成為一完善秀麗之避暑勝地”[3]22。

萬國公益社后續仍保留其公共屬性，根據工作坊對鼓嶺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的訪談，萬國公益社曾作為宜夏村委會辦公場所，直到2019年，其仍是當地村民的活動中心，“被當地村民拆改為郭氏宗祠和宜夏老人活動中心”[11]，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第三部門”的力量，主要用以強化宗族認同、服務在地居民。到2022年，萬國公益社被地方改為建設展示館[12]。萬國公益社從最開始成立時作為社區的文化樞紐和信息中心，功能逐漸變遷，演化為民族國家治理地方的文化工具，而其面向內部的社區服務屬性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可以理解為權威遺產敘事體系的導向結果。

3.2 加德納展示館—官方遺產對關鍵人物的書寫

在權威遺產敘事體系中，樹立典型、標榜典范是重要的價值闡釋手段。鼓嶺社區曾居住諸多影響福州乃至福建各地的重要人士，展現了時代璀璨的人物群像，官方遴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加以突出展示，選擇了密爾頓·加德納（Milton Eugene Gardner）教授。加德納在1901—1911年隨父母在鼓嶺避暑度過童年時光，返回美國后對鼓嶺的景色與居民念念不忘，直到他彌留之際，仍深情呼喚“Kuliang”。正是這個感人故事被赴美留學生記載，刊登在《人民日報》，并被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所了解，才有了后續官方弘揚的鼓嶺故事[13]。由此，可以理解為加德納教授的個人生命史承載著鼓嶺從民間敘事向官方敘事的關鍵轉折，亦成為民眾深刻記憶鼓嶺文化特殊性的典型案例。

加德納展示館以時間線為敘事線索，分設“緣”“橋”“情”3個大區域主題，以加德納故事為主線，“緣”講述了加德納來到鼓嶺的背景、在鼓嶺度過的童年與離開鼓嶺后的懷念；“橋”則展示了加德納思戀鼓嶺的故事如何經過留學生記載、領導人關注并支持、學者提供聯絡線索、中美政府積極推動等情節串聯遞進，變得愈加婉轉動人；“情”則承接加德納等居民的后代重回鼓嶺，講述鼓嶺這片熱土何以承載萬國深情，融合鼓嶺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故事[13]。展館在展示手段上運用了增強現實（AR）、電子翻書互動屏、場景復原（圖2）等深度體驗方式，由此觀眾在參觀時可更深刻地感知加德納的生活與情感，從而加深對國際友好社區的理解。

加德納展示館成功地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鼓嶺故事主人公，官方對這一建筑的改造利用效果不俗。實際上，該建筑在歷史上與加德納本人并無關系，而這處建筑從原功能改為用作加德納展示館，體現了鮮明的權威遺產敘事，選擇關鍵人物進行書寫，傳達特定的價值傾向。該建筑在歷史上曾為福建協和大學校長莊才偉（E.C.Jones）和教務長徐光榮（R.Scott）居住，得名“莊才偉、徐光榮別墅”，當地俗稱“徐家”。20世紀40年代為傳教士倪柝聲購入，作為“鼓嶺執事之家”使用，倪柝聲本人也曾在此居住，因此也有名稱“倪柝聲故居”。該故居在2013年建筑修復后，舉辦接待加德納太太回訪鼓嶺活動[14]，后改為“加德納展示館”。官方介紹中強調加德納這一代表性人物，可理解為對社區主體關鍵人物的重點書寫，作為遺產整體闡釋的切入點，借助生動的人物故事來突出遺產的核心價值，豐富了權威遺產敘事的表達維度。

3.3 富家別墅—在地視角的鼓嶺社區故事

如果說以上2處展館還是絕對經典的“權威遺產”案例，那么鼓嶺對富家別墅的改造可以看作是一種新型的探索，是官方、專家學者與民間的共謀合作。富家別墅位于鼓嶺柱崗頂，與加德納展示館相鄰，原為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富品德（Rev. E. P. Hayes）的度假別墅。據稱，這座別墅被發現時左半部已遭到改建，面目全非，僅留存保持原貌的右半部分。2020年，為促進古厝活化利用，鼓嶺管委會將修繕后的富家別墅的使用權移交給曾居住于鼓嶺的美國穆藹仁的家族后人穆言靈（Elyn MacInnis）[15]，官方隱退到幕后不做具體的展示設計。該處展館的主題為“百年山居生活博物館”（圖3），展出穆言靈女士收集的曾生活在鼓嶺的外國僑民使用過的玩具、瓷器、漆器、廚房用品、書籍等數百件物品。盡管同樣是官方主導修繕和運作的展館，但與以上2座官方深度參與的展館不同，這一處博物館更去權威化，具有社區博物館由下而上的賦權思維，帶給觀眾更為親切的參觀體驗。一方面，展覽敘事由與社區密切相關的人物所書寫，展品貼近日常，具體而微地搭建歷史中的實際生活場景。穆言靈女士親自為展出的外國居民使用過的大量生活物件錄制了語音說明，講述父輩人如何利用它們在遙遠的東方追憶熟悉的生活方式，賦予其與在地社區的可及性和關聯性，滿足了當代觀眾對百年前國際社區真實生活場景的想象。另一方面，富家別墅的活化利用對場所外當代鼓嶺的現實指涉更為明顯，展現了外國居民后代、高校研究團隊、當地政府、管理部門等相關主體對鼓嶺發展的關注、對鼓嶺歷史文化信息的持續挖掘及創造性轉化的集體發聲。以穆言靈女士為代表的外國居民后代，受先輩對鼓嶺的情緒感染，對鼓嶺產生精神故鄉般的依戀，收集家族與鼓嶺生活有關的實物、圖片及文字，為鼓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信息。展館應用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通過3D建模實現線上虛擬博物館的展示，而其技術支持和展示系統搭建即來自華東理工大學的專業團隊[16]。在多方的合作下，這處展館將“國際友好社區”的歷史展現得更為生動、真實而貼近生活。但仔細思考后我們又會發現，盡管官方通過引入外國友人及學者團隊的研究，增加價值闡釋的視角，仍有一點需要在遺產實踐中加強，便是對社區主體的認知與關注。

圖3 外國居民使用過的物件（配有穆言靈女士的語音講解）（來源：作者自攝）

4 對社區主體的關注—歷史與今天

在20世紀后半葉，遺產專業化與遺產官僚化的進程使遺產與當下日常生活的關聯削弱，并被當作一種由專業人員負責的特殊領域，被納入官方的規劃過程中，并非普通公眾所能理解。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遺產被從當地人手中拿走，而成了一種國家的、政府控制的專業化實踐[8]56；而另一方面，批判遺產研究的學者更強調話語權的下放及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商[17]。由于遺產化和博物館化區隔的模糊，以社區博物館為代表的新博物館學運動也強調在遺產實踐中注入更日常及整體性的視角。對于鼓嶺社區而言，官方的重點關注已經給予了充分的保護與開發資源。根據前文案例，萬國公益社、加德納展示館、富家別墅的改造與利用，說明官方在表述遺產價值時的取向，對國家意志的宣揚、對社區關鍵人物的書寫，以及嘗試引入外國居民的視角，試圖彌補權威遺產話語體系的片面不足，使遺產價值表征更為整體。

前文已經說明，鼓嶺國際社區的遺產價值若以權威遺產的體系評判，則與鼓浪嶼相差甚遠。但鼓嶺故事之所以獨特在于：歷史上的鼓嶺中外居民對于鼓嶺的共同建設以及國際社區生活帶給當地居民的美好體驗、加德納先生對鼓嶺的念念不忘，才如此打動人心。如羅德尼·哈里森所強調：遺產是從人、物品、場所與實踐相互關系中誕生的，涉及的是如何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將人與非人因素透過關聯性聯結起來，讓歷史在今天乃至未來仍具生命力[8]4。因此，社區遺產的價值，終究要落腳于人，其遺產價值的認知與闡釋，也應基于社區主體的視角，核心在于昔日社區的創造者與今日社區遺產的保護者和使用者。具體于鼓嶺而言，便是歷史上的中外居民及鼓嶺的當代居民。

4.1 社區遺產的創造者

正如斐迪南·滕尼斯所提出的：共同體（社區）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種基于本質意志和生命關系建構基礎之上的原始或天然狀態，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18]。歷史上的鼓嶺為外國傳教士們提供一種長期的非正式場合的互動與關系強化，使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共同使命者成為親密的友鄰，從而增強了對在地的歸屬感及認同感。傳教士醫生福益華猜測：“鼓嶺之所以受歡迎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那里，人們可以舉行茶會和宗教集會，更重要的是，結識新人?！盵4]119曾居于鼓嶺避暑的外國居民中，有許多卓越的專業人士對福州甚至中國的近代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目前，鼓嶺尚存的別墅遺存或修復后的別墅建筑或公共設施對原使用者及使用方式的介紹還可細化，挖掘鼓嶺人物奉獻博愛的情懷事跡、在福州煙臺山或關聯地點的工作經歷，于相關建筑及場所展示，為遺產賦予故事性及地方感，從而表征鼓嶺國際社區從建設至今的特殊意義。此外，國際友好社區終究是本土居民與外來居民共同締造的結果，共同打虎滅害、聚會同樂等故事被廣為傳頌，在關注國際社區建設過程中的外國居民作用的同時，亦應加強對當地人地關系、文化傳統的發展及嬗變的梳理。

4.2 社區遺產的傳承者

鼓嶺中外民間友好國際社區的遺產價值自然關涉國家意志，也因此被納入官方主導的權威遺產話語體系。除此之外，其在地的、情感的屬性亦應被強調，將遺產放置在當下整體性的人與社會當中，并在多元視角的價值框架下，反映人與地方、場所及實踐的獨特聯結。當地政府、管理部門曾多次邀請外國居民后代返回鼓嶺，重游故地、找尋舊友，對照老照片識別鼓嶺景致現狀、與鼓嶺居民分享鼓嶺最新研究成果。官方還應關注對于鼓嶺現今社區的建設與文脈的傳承。不少鼓嶺本地老居民仍對富家別墅中展出的物品具備獨特的兒時記憶，亦可借由家族的口述或實物傳承將這段各人不一的微觀歷史進行傳遞。在調查中，工作坊得知購買柏齡威別墅的郭家后人，將歷史建筑功能設計為精品民宿，并有意在室內陳設中增加歷史信息，展現自家長輩與外國居民的互動影像。管理部門主持、村民參與或自組織，提供便民互助服務，改善基礎設施；記錄在地民眾口述史、廣泛采集鼓嶺相關可移動文物信息，并在社區公開展示及傳播，可活用萬國公益社，增強其社區服務屬性；在遺產地組織具有當地特色的節慶及日常文化活動，如歷史上鼓嶺居民喜愛的徒步、周四“文學之夜”、體育賽事等；創辦社區型差異化精品民宿，根據地方特色提供多樣性的參觀旅游服務，打造國際友好型休閑度假社區，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以上思路或許可為鼓嶺這類社區的遺產保護與展示利用提供一些借鑒。

5 結束語

昔日的國際社區是在地社區民眾與外國避暑居民友好互動的產物，作為見證特定時期文化交流與社會進步的文化遺產，具備重要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價值。當下的鼓嶺建筑群獲得了高度的關注與保護，再次成為國際民間友好交流的典范案例，除了表征官方的權威話語外，亦關乎社區主體在地敘事的情感聯結與社群認同。在其保護與展示的過程中，可利用更日常和整體性的視角，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與更廣泛的學科建立聯系，共同書寫及促進社區和整體社會的持續變化。

（致謝：本次調研由2022年“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聯合工作坊“支持，組內郭子健老師及成員陸禾、鹿田語、李強、Sarah Brooker參與全程的調研和報告整理工作，曹吉陽同學參與了前期資料收集與后期報告整理工作，鼓嶺管委會郭慶先生在工作坊調研過程中提供了極大幫助；張劍葳、王思渝、張繼州等老師亦提供論文思路或細節的指導，在此表示真誠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