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煙臺山城市歷史空間的歷時性考察

謝之昂，張劍葳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北京 102488；2.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 100871）

1 研究背景

1.1 基本歷史地理信息

煙臺山地處閩江環繞的南臺島北端①②③歷史上，煙臺山地區亦名藤山、梅塢，還被囊括在倉前（山）、倉山、蒼霞、南臺等大區域內，其中南臺、蒼霞不僅指倉山區范圍，還包括臺江區不同大小的土地。，地形以丘陵、平原為主，因閩江流經時流速、流向改變，沿江地帶沙洲發育廣闊。早在唐代，煙臺山地區就已有人類活動，宋元時逐漸有境社產生，并在藤山一帶建有十境祠④現址位于十錦小區、十錦祠。、天寧寺⑤又稱“極恩廣孝寺”，后為避諱，改稱“天安寺”，地址今為天安小學。等。明清時期，煙臺山因“地處孔道，山下地勢平坦”[1]151，建有倉庫群，開展鹽倉儲和轉運貿易。1844年，福州正式開埠，煙臺山因其位置便利、土地空閑、風氣寬松，受到外國領事、傳教士和商人的青睞，大批領館、俱樂部、洋房住宅、體育場等西方生活設施興建，洋行、洋衣店等商貿設施進入。外國居民自行修筑公路，開啟煙臺山地區的市政工程。

隨著近代化進程的深入，煙臺山地區的近代城市空間進一步延展。新功能的涌現并沒有完全打破既有的城市空間，傳統功能具有相當的韌性。如佛教寺廟一度試圖與外來宗教抗衡[2]，一些境社組織轉化為半傳統、半現代的“救火會”等自組織[1]71-74。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了各類收復主權運動，市政和教育權被收回，跑馬場原屬外國人的場地也轉交政府。與此同時，有本地人進行居民區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在既有建成區的周圍形成了馬廠街、公園路、復園路等住宅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煙臺山地區進行工業化改造。改革開放后，煙臺山所在的倉山區延續了教育、出版行業發達的特點，并在1980年被國務院批準為福州的“文化居住區”[3]3，其他歷史上產生的城市功能也多有保留。不同階段歷史特點的“更替”，致使煙臺山地區的遺產載體呈現數量豐富、年代多樣、價值多元的總體特點（圖1）。

1.2 研究視角：城市歷史空間及其遺產化

近年來針對城市的研究將城市視為“膠體”，注重空間內交錯復雜的文化意涵[4]。探索城市歷史空間往往從歷史地理溯源、城市形態變遷歷程、空間演進背后的經濟動力和社會文化意涵等角度入手，提煉城市的綜合遺產價值。王長松[5]對天津港口空間轉移的研究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分析海河淤塞和旱澇災害對天津港口建設的影響，揭示海河治理對于天津港口發展的關鍵作用。傅舒蘭等[6]研究近代蘇州城市空間不同時期的特點，并將之與近代化等歷史敘事有機聯系。在針對福州本地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關注不同時期城市空間的特征及其變遷歷程，如陳麗梅[7]關注近代福州城市建成區的拓展；一些學者關注變遷的經濟動力，如姜修憲[8]和林欣穎[9]關注近代福州茶葉貿易與城市社會發展諸要素之間的聯系。還有學者關注社會文化，如紀小美等人[10]關注嵌套于城市空間變遷中的地名變遷，徐文彬[11]84則將重點放在福州開埠以后的近代精英群體和社會組織研究上。陳庚等[12]則從行動者網絡視角出發分析了煙臺山空間變遷中的生產邏輯演替，探討其歷史文化風貌區的空間生產與轉向。

本文以煙臺山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市空間為討論依據，并參考行動者的視角，力圖呈現其綜合遺產價值。根據煙臺山地區不同時段的城市空間及行動者特點，本文將其劃分為開埠以前（1844年以前）、近代化早期（1844—1899年）、近代化成熟期（1900—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1949年至今），梳理每時段各自“共時性”的城市特點。

2 開埠以前（1844年以前）：傳統商業貿易與社會組織格局

開埠以前，福州城的政治經濟中心長期位于以三坊七巷為核心的內城地區，上下杭地區在宋代隨著水路運輸的增加發展為重要貿易港口。與上下杭隔江相望的煙臺山地區受到帶動，因地制宜地發展鹽倉儲轉運。

在該時期，有關遺產載體即安瀾會館等商業會館建筑，以及十境祠、天安寺遺址等社會組織場所，主要呈現的遺產價值為傳統商業貿易與社會組織格局。

2.1 以鹽業倉儲運輸為主的傳統商業格局

開埠以前，南臺即已成為商業重鎮，鹽是當地重要的商品，天安山⑥天安山即藤山、煙臺山。地處孔道，山下地勢平坦，故從明洪武年間開始即逐漸設立鹽倉，并逐步加修附屬設施如公廨諸所、門廊、神祠和碑亭等，至萬歷年間安置鹽倉百余所，鹽業薈萃。直到民國時期，都仍有70余座鹽倉在當地。另有論者指出，福州曾在歷史上多次“廢除鹽業專營制度”[13]，稱先后在北宋、民國時期，或廢除官辦鹽場歸民經營，或是為了平抑供過于求的情況，福州開放鹽業的自由貿易。此外，自傳統社會發展出的鹽業一直影響到近代化時期，福州外國語學校來源之一的水產學校，正是20世紀20年代由福州鹽運使署牽頭成立的。

為經辦、聯絡貿易，煙臺山濱江一帶建有眾多商業會館。至今仍屹立在江邊的安瀾會館⑦位于倉前路250號，又名浙江會館、上北館。建于1775年，承擔浙人在閩經商者及官員、名流的聚集功能，其主要發起人均屬木幫，另有經營酒、米、鹽生意的商人附帶入伙，商會連同商人成為主要行動者之一。然而，早在開埠之前，鴉片走私已經開始嚴重威脅傳統貿易，施美夫于開埠初期在福州的記錄顯示：“福州與內地的貿易很少，其商業的重要性在不斷下降。福州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海上貿易規模也不大”[14]287，他將海上貿易額的縮減歸結于海盜盛行，這確實可以得到方志材料的印證。同時，無論如何都不可否認的是沿海鴉片走私“導致銀圓大量流失，限制了正常貿易和當地公益的發展”。彼時也沒有大量外國人前往福州從事貿易，“只有一個歐洲商人住在這里”“只有7艘外國船只進港”[14]288-290。盧公明也認為：1853年以前福州口岸的合法對外貿易額微不足道[15]6-7，可見傳統貿易之凋敝。

2.2 境社組織與寺廟作為傳統社會組織

境社組織常見于福州城鄉，煙臺山亦分布有境社組織建筑和佛教寺廟。文章開頭提到，福州最早有記錄的境社出現于元代，分布于藤山一帶[1]22?，F存于煙臺山地區的“十境祠碑”即當時十境祠的殘留[16]，當地還存有云應正境等境社。境社組織是福州傳統社會的關鍵行動者，它不僅是宗教中心，還是士紳主導的社區議事中心，對地方有非常大的整合力[17]69-73。近代以來,境社組織轉化出新的自組織，徐文彬的研究指出：“救火會與境社組織在空間分布、場景利用、人員參與、信仰文化支撐、社區支持方面都高度一致”[1]71，可見代表傳統力量的行動者能夠在外來的挑戰面前改變形式，以新的、融合的姿態繼續生存下去。傳統的行業公會也不例外，如茶葉公會在福州開埠以后的茶葉貿易的制度變遷和具體約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8]。

在傳統信仰方面，唐天佑元年（904年）生于藤山下渡的陳靖姑，被閩王封為“臨水夫人”，歷朝屢屢加封。附近地域遂能匯聚香火，“南臺神廟之盛，多于會城”[1]22。保留在上藤附近的順懿祖廟（位于塔亭路6號，又名臨水陳太后祖廟）是福州地區供奉臨水夫人傳統的重要體現，現存建筑建于清代⑧該建筑并不位于煙臺山歷史文化風貌區內，但緊臨其界限，故將其視為本研究所討論“煙臺山”之一部。。天安寺則興建于明代，后屢次重修，因恰好位于鹽倉背后山頂之上，故鹽商對天安寺頗為眷顧[1]151-154，香火鼎盛。不過，因開埠以后，茶葉貿易興盛，鹽業盛況不再。就連鹽商曾經集體資助的天安寺都香火大減，逐漸荒廢為鄉間公共場所[1]151-154。有論者指出：中國古代城市公共空間封閉單調、市民文化內容匱乏[4]，但境社組織和寺廟建筑反而發展出獨特豐富的公共空間和信仰空間。開埠以前，煙臺山周邊境社組織發達、宗教香火繁盛，并在未來的社會變遷中起到了承擔市政功能、重建公共空間的作用。

3 近代化早期（1844—1899年）：華洋雜處的近代社區與中國南方的重要茶港

1844年正式開埠以后，煙臺山地區先建起了教會建筑、領館建筑，隨后興建洋房、俱樂部、洋墓地等生活設施，洋行、閩海關等商業建筑和配套機構也沿江修筑而成[18]（圖2）。

3.1 華洋雜處的近代社區

開埠初期，造訪煙臺山的外國人都認為當地環境與福州老城相比良好。約翰·湯姆遜[2]243-249提及煙臺山“擁有一個極好的俱樂部，還有圖書館和網球場”。所謂俱樂部應當指“樂群樓”，它于1859年落成，是各國領事、商人聚會娛樂的場所，最多時擁有40多名會員。如今樂群樓被改造為藝術展覽館，繼續發揮作為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德國領事館附近則建立了“神臣花園”，是倉山區最早的城市公園和近代早期重要的城市空間，開放空間的出現無疑能促進傳統空間的巨大變革[19]。

此一時期，樂群路使館區開始形成，中洲島上也建立了最早的教堂、西醫診所和教會學校。1855年，經清政府允準，英國領事租借倉前山上天安寺雙江臺后圍墻內空曠山園二段為建造領事署的地基，英國商民等租借附近屋地“為儲貨棲身之所”。此后，各國領事館和各種公共設施，以及洋人的生活設施遍布其地，旅居福州的外僑也多居于此[18]。1877—1899年間，還是教會學?？焖侔l展時期，形成了分體系的教學辦學：即幼教、小學、中學、女校、師范學校、職業學校（護士、農業、商業）、大學[20]49（圖3）。這段歷史時期中，有些街道以其洋行的名字來命名，例如匯豐（今稱“匯豐街”）和太古坪[10]。

圖3 傳教士與煙臺山的城市空間：萬拔文為例（來源：曾維安繪制）

面對教會、領館和外國僑民等行動者的進入，當地人反應較為溫和。湯姆遜記錄到：在藤山開展建設總會因為占用墳地而難免與當地人爭端，但只要支付一定費用即可解決麻煩[2]243。施美夫提道：英國領事館搬回城內時⑨1844年，面臨福州市民的反對，領館又遷煙臺山。，其官邸借用了一座佛教寺廟的空間，僧人們對此并無他言，附近道觀的也允許外國領事租下廟宇作為居所[14]266-268。中國人中的僧眾都如此“不堅定”信仰，施美夫由此認定福州能作為傳教優先選址。較晚到來的湯姆遜則評價煙臺山一帶外國人都生活得很不錯，并且新教、羅馬天主教的傳教團體都能積極活動。

首先，外國人作為行動者出現，對當地人社會文化觀念的轉變創造了契機，并對固化的社會階層構成沖擊。根據施美夫記錄，當英國領事館的翻譯被滿族士兵無故攻擊后，領事迫使主理官員給予涉事旗人戴木枷的懲罰—旗人曾免受此類刑罰[14]268-272，這前所未有地削弱了特殊階層的利益，提供了創造平等市民階層的條件。開埠以前，“福州省會，素稱人文，惟紳士把持政務”，而開埠以后，在對外經貿影響下新商人群體壯大，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劃群歸類，組成商幫”[11]。與此同時，本地人的醫療觀念也開始變化。剛剛開埠時，一位官員的小孩在西式醫院接受手術治療，術后家屬拒絕醫院的標準化護理，而是采取獨自租用空間、全程由親屬照護的傳統方式進行[20]82-95。這是傳統醫療觀與近代西方科學化醫療觀交鋒的表現，后者慢慢在實踐中感化并取代前者。到1949年時，煙臺山塔亭醫院初診34 684人，復診56 429人，足見彼時當地人已經相當認可近代醫學。

這些新興行動者為社會風氣革新、傳統惡俗革除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早在1860年以前，就有傳教士自愿發行書籍報刊，包括盧公明、麥利和等。但出版物較少，對社會影響不大。1860以后，以美華書局⑩美華書局于1862年成立。為代表的專業機構成立，大量出版圖書報刊、代印書報資料、傳授印刷工藝，致使近代福州的印刷業居于全國前列，一度排名第四，同時期還出現面向中國人的報紙和出版物[20]56-78。借助出版業，美以美會宣傳了大量新觀念，如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包括反對纏足、倡導廢除女婢、反對溺殺女嬰、提倡一夫一妻制、鼓勵適婚年齡等。教會還指出當時結婚“功利思想重”，經常致使家庭負債累累，因而提倡新式婚姻，減輕雙方經濟負擔。在扶危濟困方面，美國《基督教報》社長克洛卜于1908年捐資創辦福建孤兒院，先后于倉山嶺下路、嶺后街輾轉運作，“英國印度婦女教會”派遣沈愛美于倉山施埔創辦明道盲女學校，招收各地流離失所的孤苦女盲童[21]。美以美會還在反對賭博、開設戒煙館方面作出了一番努力[20]118。

開埠一段時間后，福州城市已經大變樣，時人如是描述：“對外貿易興盛，推動福州都市化……尤其南臺更是‘福州精華之區，宏商，商賈輻輳，花天酒地，富麗繁華’，云集美孚、太古、三井等70余家洋行、24所各類會館、200個各式商鋪，店鋪數量以萬計。城市人口亦快速增長，至光緒中葉，福州人口已達到65萬人?！盵22]外來力量的介入成為行動者，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觀，煙臺山的城市近代化就此啟動。

3.2 中國南方的重要茶港

早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福州港就承擔了臺灣淡水地區的“對渡貿易”，對渡船只有相當一部分駛入南臺口停泊[23]。1844—1852年間，英國政府試圖利用福州作為武夷茶的運輸通道，但受到清政府限制和茶商抵制，茶葉貿易規模很小，英國一度對福州港失去信心。不過從1853年開始，傳統的茶葉運輸通道被太平天國運動和小刀會起義切斷，以至當地成為武夷茶的主要出口港口，吸引了大量的外國商人和資本，進入茶葉貿易的黃金時期。1880年左右，茶葉出口量達到頂峰，福州港成為國際茶葉市場的重要對接口岸[8]（圖4）。福州港的茶葉貿易集中于南臺一帶，包括上下杭、泛船浦、煙臺山，其中上下杭聚集了茶葉生產、貿易的有關設施，泛船浦是外國洋商的聚集地，并有洋行和閩海關主導進出口，煙臺山分布的領館、公共設施則作為貿易配套設施[24]。

圖4 作為重要茶港一部分的煙臺山（1891年）

19世紀90年代過后，煙臺山乃至福州作為茶葉貿易碼頭的功能開始衰落—受到國內外茶葉市場的競爭壓力、清政府的稅收政策變化、國內茶葉制作技術的落后等因素的影響，茶葉出口量斷崖式下滑，茶葉貿易地位大幅下降。與此同時，由于國外茶葉的替代和國內茶葉產區的轉移，經福州出口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幾乎消失，茶葉貿易的規?？s小到極低水平[9]。論者普遍認為：福州茶葉貿易衰落的外因在于洋商與本地茶商兩種行動者爭利，還伴隨印度等其他茶產區的崛起；內因則是本土茶業有關行動者在爭利過程中制定了對茶產業長久發展不利的收購和支付政策，以及武夷山紅茶種植者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低劣[25]。

盡管迅速衰落，茶葉貿易對煙臺山近代城市空間的影響是深刻的，因之帶來了大量的外匯收入，促進了金融機構的發展，如外國銀行、錢莊、民族銀行等，提供了匯兌、借貸、投資等服務。茶葉貿易還帶動了煙臺山的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大量資本的聚集和外國行動者的停留，加速了煙臺山地區報紙、教會學校的產生。值得注意的是，船政局最初的創辦正是仰賴南臺地區征收的茶稅，它創辦的一系列文教機構又反過來對南臺（包括煙臺山一帶）的整體發展起到幫助。南臺興盛的茶葉貿易，還促使福州的商業中心從原來的上下杭地區繼續向馬尾港—煙臺山地區轉移，形成了新的商業區和居住區。這些地區成為茶葉收購、加工、出口的重要場所，也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工人、居民等新興市民行動者聚集。

這一時期的煙臺山呈現華洋雜處的近代社區與中國南方重要茶港的特色，其保存至今的遺產價值載體為各領館舊址、樂群樓等公共建筑、洋行海關等進出口貿易機構、天安堂等教會建筑以及西式學校、醫院原址等。

4 近代化成熟期（1900—1949年）：反帝愛國的實踐基地與本土近代化的典型

“近代福州倉山外人居留地的形成，首先離不開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7]，20世紀初，隨著近代化的逐漸推進，煙臺山地區的本土力量開始對西方力量主導的近代化產生一定程度的反制?；诶鏇_突、革命思想影響出現了一批反帝愛國人士和組織，逐步掌握對近代化的主導權（圖5）。

圖5 作為本土近代化典型的煙臺山（1937年）

4.1 反帝愛國的實踐基地

4.1.1 依托傳統組織的抗爭和革命

1869年，在福州商人聯合對付洋商購茶的事件中，茶葉公會這一行動者發揮了關鍵作用。面臨洋人壓價收購的局面，公會積極采取策略，并爭取政府支持、茶商聯合，成功扭轉困境，取得對洋商斗爭的勝利。1880年公會重新制定洋商支付規則，以保護華商利益[8]。1905年，福州總商會在南臺地區成立，眾多商人參與社會活動，成為公益事業的主導行動力量[11]。這是華商依托傳統組織對外爭取利益、對內建設社會的舉措?當然，茶商的聯合行動，特別是廢除“往來賒欠賬戶”等制度，或導致茶葉質量下降，最終造成福州茶葉市場競爭力弱、貿易規模逐步萎縮。但從自發行動的角度，確實是維護本土利益、對抗西洋力量的一種嘗試。。

1903年，鄭祖蔭、鄭權創建“共和山堂”，對外用“藤山文明社”的名義進行革命活動，社址設立在倉山十境祠。1905年，又在梅塢頂9號組織橋南公益社，亦稱橋南社。1908年，閩南救火會在天安寺成立，被認為是革命組織橋南社的掩護，也是倉山地區成立最早的救火會?后亦有藤山救火會（駐地十錦）、馮泛高救火會（駐地云應正境）成立，其業務區域均涉及本文討論的煙臺山地區。。與福州的其他救火會一樣，煙臺山一帶的救火會利用傳統境社的空間，也相當依賴士紳的主持和商人的資助。救火會在技術層面則采用“泰西新法”，后期引西式水龍等工具，地處下藤十錦境的藤山救火會更是有汽車（汽龍）?？梢哉f，閩南救火會是本土力量與近代化手段結合的行動者，隨后發生的“天安寺事件”則表現其反帝性質。閩南救火會成立時將天安寺作為辦公選址，然而英國領事館趁天安寺舊時無人駐守，將其長期占據，二者發生爭執，釀成“天安寺事件”。根據徐文彬的整理，在爭執過程中，鄭祖蔭發動當地民意反對英國強占行為，并通過上海的商會組織、報紙在全國范圍發聲，譴責和控訴英國的霸道行徑。最終在有策略、有力量的斗爭下，閩南救火會成功取得天安寺的控制權[1]151。這是救火會調動報紙等本土的近代力量，同時依靠昔日境社組織、地方精英對民眾的動員能力，在近代化與本土力量的合力下抗衡帝國主義的行動。

前文提到，閩南救火會與橋南公益社聯系緊密，是革命事業的行動者。1911年，辛亥革命福州起義正是從橋南公益社發出。隨后到1919年，福州的革命運動風起云涌，開放的風氣下產生并吸引來很多革命者，如林覺民雖出身于三坊七巷的大家族，卻毅然駐留煙臺山地區參加共和山堂的革命運動，在煙臺山地區維護革命已然深入人心。1934年，抗日英雄、曾為十九路軍總指揮、“中華共和國”倡議者的蔣光鼐“避居中洲民屋，被拒絕居留倉山”，《時報》特別撰文報道[26]。1946年福州市參議會表決將具有封建意味的“三保萬侯街”改名為彰顯革命氣質的“乃裳街”，理由是革命前輩黃乃裳曾在萬侯街一帶講學，培育了很多進步人士[27]。

4.1.2 收回教育與市政主權的積極抗爭

反帝愛國不只存在于利益沖突和革命實踐，更關涉于對教育、市政等主權的爭取中。愛國華僑領袖、民主革命家黃乃裳參與創辦了福州大學、英華書院等，依舊聘用洋人作為校長（圖6）。1927年，福州教會學校師生數百人在倉山麥園頂召開“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徹底收回教育權”的群眾大會，成立“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權大同盟”，推選福建協和大學教師為主席[3]17。1931年9月24日，國民政府下令《禁用宗教教科書》，并特別提出“福州倉前山小學校，采用宗教教科書，經教育部核查，以該書違反民族主義，麻醉兒童莫此為甚，亟應嚴禁發行”，該禁令被各省教育廳公報和《盛京時報》等重要報紙轉載[28]。

市政方面，聚集于倉前山的外國僑民在1862年成立“福州公路信托部”?又稱“ 道路托管委員會”，俗稱“山路公司”，負責在倉前山外國人居留地筑路、植樹、營建俱樂部和墓園、維持環境衛生等事務。，作為唯一行動者把持倉前山地區的市政業務[29]24,73-74,89，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直到19世紀20年代有所改觀。1923年，一篇《閩省收回倉前山警權之始末/經過》經《申報》《大公報（天津）》《時報》轉載公告全國，昭示倉前山警察權、路政等公共設施建設權的歸屬變遷，從華洋皆有、洋人主導的委員會，發展為華洋平等、華人為主的協商機制[30-32]。1928年當地政府拓寬改建觀音井路（今觀井路），接通大嶺頂路和上藤路，是為倉山區第一條水泥馬路。1942年，福建省政府在人民要求下收回跑馬場，建立國際聯歡社。1943年，為紀念已故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改稱林森公園。商人作為行動者也參與市政建設，例如，20世紀40年代馬廠街尚園主人林炳生（林森之侄）修建了便民馬路[27]?因感其貢獻，警察局于1946年決定將這條馬路改為“尚園路”。，可見近代化歷程中已是政府、愛國民眾、革命者等本土行動者在發揮作用。

4.2 本土近代化的典型

論者普遍認為：福州風氣開放，對外來文化包容，并且相比閩南人“重經商，好浮?！?，福州人“好讀書，重節氣”，因此在接觸近代化一段時間后，以煙臺山為代表的福州地區迅速實現了近代化的本土轉型。1927—1937年是所謂“黃金十年”，政府大力改善市政基礎設施，受臺江經濟繁榮發展的影響，觀井路成為倉山最繁華的商業街；塔亭路一帶也有很大的發展。倉前的擁擠令煙臺山南麓的土地開發進入新的階段。1927—1933年間，公園路、馬廠街、象山里、積興里出現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格局保留至今。這一時期的典型建筑包括東山里、復園里、馬廠街等區域的住宅建筑，其中東山里、復園里均為謝為霖（冰心堂兄）所開發。

謝為霖宗親、同為基督徒的謝培生所建“夢草山房”和“無逸山莊”，是新興市民階層在煙臺山私人住宅的代表。根據謝培生先生曾孫謝乃斧醫師講述，謝培生一家本出身鄉下，其兄謝錫恩受薛承恩（Nathan Sites）洗禮并跟隨其傳道，獲得認可并逐步成為美以美會首批本土長老牧師?即中華美以美會“七金燈臺”之一。，先后在東街教堂、茶亭真神堂、美華書局等處任職，一度與愛國僑領、維新志士黃乃裳是“同工”。謝錫恩曾主張、發起基督教自養運動（self-support movement），還發表勸戒鴉片煙之詩、支持女性受教育和獲得權利，為基督教本土化與本土近代化作出了極大貢獻。在他的影響下，謝培生入教并跟隨其來到福州城內謀生，先后從事西藥房、奶牛場、制衣坊（中外服裝）等多項產業。在積累了一定資本后，謝培生于1915年在今復園路建立“夢草山房”，并于1927年在今三一弄建立新宅邸“無逸山莊”?謝培生的無逸山莊后來受到民軍首領林壽國“西林小筑”的影響，采光通風不暢，遂轉出手。同盟會成員、黃展云的堂兄黃翼云曾經在這里居住。目前，無逸山莊的所有權歸倉山區教育局以及劉氏家族共同擁有?！麃碜匀黄呦镏x氏宗祠的對聯?即“是佳人悠悠夢草情，為君子碌碌無逸行”，取自謝安、謝靈運有關典故。。謝培生還得到家族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晚輩協助，侄女、侄女婿們為他提供了信息資源和技術資料，女兒、女婿幫助他與外國客戶交流溝通（圖7）。

謝培生家族經歷傳統宗族向基督教家族的轉變，出身傳統鄉土社會的家族成員接受近代教育、投身近代商業，是傳統家庭向近代家庭乃至市民階層轉變的鮮活例證。從中可見：接納近代化的華人群體已在當地獲得立足之地，作為重要行動者影響煙臺山近代城市發展歷程。直到1933—1934年的“閩變”、1937年爆發的抗日戰爭影響了倉山的進一步發展，剛剛復蘇的城市建設也戛然而止?？偟膩砜?，這一時期的價值特色體現為反帝愛國的實踐基地與本土近代化的典型，重要價值載體包括十境祠（共和山堂、藤山救火會）、天安寺舊址（閩南救火會）、觀（音）井路、復園里（包括無逸山莊等）、三一弄（包括夢草山房等）、馬廠街等。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1949年至今）：延伸近代城市功能的有益建設與遺產保護的獨特嘗試

5.1 延伸近代城市功能的有益建設

煙臺山地區的近代化歷程，呈現“洋人主導的近代化”到“本土式近代化”，本土力量逐漸接納近代化諸要素，并進一步激發出反帝愛國、收回主權、自主建設的實踐。不過，民國后期本土近代化建設還是因內外作用陷于困頓。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隨后倉山區公所成立，作為關鍵行動者接收閩海關、銀行和國營企業，扶助福建造紙廠、建華火柴廠、何同泰茶廠等民營企業，從1950—1956年接管區內公私大、中、小學?從1951年開始，倉山區的大學、各種學校，經過了一系列改造、接收等過程。例如，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與協和大學合并為福州大學，英華中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附中、陶淑女中、毓英女中、尋珍女中、三一中學、三山中學等，都經調整合并形成新的學校。和醫院。20世紀60年代，塔亭醫院、馬高愛醫院、博愛醫院等均轉型為人民醫院，有些私人診所如林英藩聯合成立倉山醫院[3]424。與此同時，政府依托私人學校、教會學校轉型開設公辦學校，到了20世紀90年代，被標記為“主要小學”的大多在歷史上有可追溯之對象，如麥頂小學、福師大附屬小學，麥頂小學、福師大附小等[3]361-363。倉山區“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活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末，倉山區共舉辦大型文藝演出300多場[4]。煙臺山歷史街區也是福州文化活動和文旅產業的集中區域。此外，倉山區各項體育賽事成績良好，體育運動場館資源類型位居全省第一。文體事業繁榮可以追溯至民國時期，外國人聚居時引入了足球、網球、道球、高爾夫球、體操、排球等體育活動，也開創了俱樂部等文化活動[3]440?？梢哉f，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煙臺山城市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前幾個時期奠定的近代化基礎。

當然，比起1949年以前緩慢的近代化歷程，新中國帶來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盡管民國時期市政建設有起步，但整體推進堪憂。倉山第一條水泥馬路于1928年修成，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只拓寬了5條可以通行汽車的道路。民國時期僅修建了3座內河木橋，城市供水排水系統和路燈等設施都十分簡陋，還缺乏完善的防洪措施。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城市基建極大進步，新建、改建了大量新路面[33]19-20。21世紀以來，市場和資方作為重要行動者，配合政府發力，南臺島成為福州城市建設的重點區域，建設了倉山科技園、蓋山投資區、城門投資區和金山工業集中區等，福州的房地產開發也開始向南臺島加速延伸。這是對近代以來城市空間功能的進一步延伸[7]。

5.2 遺產保護的獨特嘗試

歷史景觀的保護需要注重其結構性認知和整體性闡釋。在規劃設計中，應該跳出遺產本身的邊界和傳統“緩沖區”的界線，在更廣泛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追尋遺產本身在城市歷史景觀中曾有的各種脈絡，并對其中的結構性關系進行思考和表達[34]。20世紀60年代以來，煙臺山地區最重要的遺產建筑被確認為各級文保單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州的遺產保護工作有序開展，煙臺山地區則在2013年被列入了歷史風貌區保護范疇，并以文化遺產點、認定歷史建筑等形式確定具體保護對象。一些歷史建筑原歷史功能得到延續，如天安堂等改造后繼續作為宗教場所，樂群樓經修繕作為文化展覽場所。

2016年，萬科公司正式開發煙臺山倉前九里項目，其下的一期、二期商業步行街和住宅項目面向社會公眾進行商業化運營，沿江商業步行街展現商業貿易繁華地段的歷史意蘊，倉前九里羅宅集中體現福州傳統大厝的特點。一些社會組織和個人團體則參與到具體建筑空間的活化當中去，形成以園藝術空間、美華書局—天安咖啡館、復園里1號（已停用）、煙山方舟酒店（原播捷會館）等貼近空間原貌或歷史功能的營業場所。更多的是，近代住宅中的老住戶、世家大族后代和一些長期租戶對自身棲居環境的自覺改造，他們或試圖聯絡營銷、打造民宿品牌，或試圖自行出資修繕、美化建筑空間和人居環境，或主動聯絡新聞報紙宣傳自家建筑空間的獨特價值?如忠廬房主宣傳其院落內的百年芒果，以及忠廬作為青磚建筑的特殊審美價值。。

開發商－社會組織－居民3類行動者共同推進的城市遺產保護體系，亦是煙臺山地區特定歷史文化進程的結果，正是歷史上煙臺山地區經歷了傳統社區、西方主導的近代化社區、本土力量主導的近代化社區、共和國時期的改造和新建，導致該地區的建筑空間類型豐富、產權主體復雜。類型豐富是指當前留存歷史建筑的功能，在遺產意義上形成以“?。ㄕ薄罢ㄖ危睘橹骶€，“商（業）”“學（校）”穿插其中的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眾多歷史建筑經歷了外國人和資本家撤出→軍事單位進駐→社會主義功能化改造→廠區工人搬入的歷程，并隨著改革開放后將部分產權歸還建筑原所有者。這些建筑的所有權、使用權均處于多元混雜的狀態，不同行動者并存且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矛盾，正是煙臺山地區遺產保護需要多種主體共同參與、配合發力的重要原因，文物保護和遺產空間的發展也能增進人們的文化身份認同，為城市生活增添福祉[4]。

6 “ 政－商－學－住”多層一貫的近代化進程與遺產價值

針對中國近代城市空間演替的研究認為：中國近代城市的發展動力源于區域經濟發展基礎上的社會結構分化所導致的城市物質空間重構，以及西方城市文化對傳統中國城鄉模式的改造[35]。對煙臺山而言，本土社會結構分化和西方城市文化同時發揮作用。有學者區分了“中國近代主流城市”和“中國近代邊緣城市”，前者指因帝國主義列強入侵后強行移植西方現代城市模式而開始現代化進程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等；后者是受主流城市影響開始現代化進程的城市，如濟南、蕪湖、成都等[36]。煙臺山地區乃至其代表的福州，固然在近代化早期受到西方行動者強烈影響，卻沒有固定租借區、龐大的經濟體量和重要的貿易地位；與此同時，煙臺山地區也較少受到其他“主流城市”的影響，反而是本土接受了近代化邏輯的組織和個人行動者始終發揮作用。不妨認為福州（煙臺山）是介于“主流城市”和“邊緣城市”之間的存在，它既直接與西方行動者對話，又沒有受其強力控制，而憑借本土行動者的資源發展出獨特的近代化模式。

總結來看，微觀層面有3大類行動者對煙臺山近代化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第一類是傳統力量，包括士紳、本土社區、舊商人、舊官員等；第二類是西方近代化力量，如領事、傳教士、外國商人等；傳統勢力與近代化勢力在博弈中不斷融合，產生出象征本土近代化力量的第三類行動者，即新式學生、新商人、近代軍政官員、本土洋教信徒以及其他所有生長在本土卻接受了“西學”的人，他們在前二者接觸之時就緩緩生成，既能代表本土利益和傳統慣習，又能引入近代化的事業，發展近代文教。本土近代化者包括從事對外貿易的新商人，并在西方近代化力量撤出后，成為本地區事實上的主導力量。在空間變化和行動者交替之間，有一條“歷時性”的主線將其一以貫之—城市新增建筑的主要功能演變經歷了“政（治）－商（業）－學（校）－?。ㄕ倍鄠€層次一體的過程。

從前文可知，同一片區、同一建筑往往有多層次的遺產價值，不同時期的遺產價值是相互交疊、相互影響的。以樂群路23號為例，最早是教會與領事辦公場所，到作為洋行一部，再到承擔市政和文教職能，最終成為住宅延續至今。以美以美會為例：美以美會建立天安堂后，配套建設了美華書局和播捷會館，帶動印刷業、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印刷業方面，美華書局擁有最新的候氏華盛頓式印刷機，發行報紙《福州月刊》《郇山使者》?后改稱《閩省會報》，黃乃裳任主編?！陡蟆?《福報》雖依托美華書局發行，卻能脫離教會控制，在黃乃裳的主導下宣傳革命思想。等，出版有各類教材、讀物、世俗讀物、革命書報數十種供給全國各地，為西學東漸和革命思想的宣傳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也培育了一大批近代知識分子。美以美會還創辦華南女子文理學校等教育機構，進一步加速了“西學東漸”，轉信基督教、接受近代教育的居民來到充滿新發展機會的煙臺山地區，并在復園里等地集中建設洋樓房產，逐步形成中國人住宅區?！罢蹋瓕W－住”多層一貫形成的城市功能構成“華洋雜處”的局面，最終體現的是煙臺山地區作為近代化本土實踐的獨特歷史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市場和民間力量先后在城市空間變遷中匯總占據主導地位，并在如今共同發揮作用[12]，其間延伸近代城市功能的建設，以及如今多主體開展的遺產保護實踐，既是對煙臺山地區多層一貫城市功能的延伸，也是將其遺產化的獨特嘗試。

7 結束語

層積是指歷史變遷中以復雜層積性意義和表現形式為特征的整體性認知。層積的概念要求在城市遺產價值研究中，將共時性與歷時性考察結合，從結構性和整體性認知出發，闡釋城市歷史及其遺產價值，跳出遺產邊界和“緩沖區”的界線，在更廣泛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追尋遺產本身在城市歷史景觀中層積出的各種脈絡，并對其中的結構性關系進行思考和表達[34]。開埠、收回主權等是煙臺山城市空間發展中的重要“更替”，只有將每一次更替前后的歷史要素層積起來，方能構成煙臺山歷史的整體特點和獨特價值。

從作為傳統商業格局與境社組織的典范區域，到華洋雜處的近代社區與中國南方的重要茶港，到反帝愛國的實踐基地與本土近代化的典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延伸近代城市功能的有益建設，不同時期的城市空間歷史特點發生了重大“更替”，其背后的主導行動力量也有所改換，但每一個時期的變化都離不開前一個甚至更早階段城市遺產價值的層積，整個城市呈現“政－商－學－住”多層一貫近代化進程和遺產價值體系。推而廣之，保護和利用城市遺產應以城市空間變遷和層積為線索，揭示空間發展與社會變遷、歷史演進的內在聯系，充分展現城市歷史不同階段遺產價值的交疊與耦合。

（致謝：本研究由2022年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聯合工作坊支持，助教周秋彤及調查組成員王翰濤、曾維安、劉舒瑤、江茜參與全程調研，合作完成調查報告，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張繼州老師在調研過程中給予詳細指引，并在寫作過程中提供諸多有益意見，糾正地名錯誤和翻譯問題。謝乃斧醫師（謝培生先生曾孫）、天安堂陳牧師和馬廠街的街坊們，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口述材料。在此一并表示真誠的感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