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界中國文學通史編撰的開山之作
——陳受頤著《中國文學史略》

王楊

(武漢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1961年,紐約羅納德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學史略》(ChineseLiterature:AHistoricalIntroduction)一書。這是目前已知美國漢學界所編撰的最早的中國文學通史著作。林語堂譽之為“一部完全的、綜合的和有雄心的著作”[1]。夏志清評價其“不失為一部有用的參考書”[2]。著者陳受頤乃中國現代比較文化與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先驅。然而,陳受頤及其《中國文學史略》至今在國內鮮為人知,相關研究寥寥可數①。這些研究成果或簡要介紹《中國文學史略》,或論及陳受頤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然而,陳受頤編撰中國文學史的動機何在,其《中國文學史略》與英語世界之前所編撰的中國文學通史有何不同,采用何種編撰體例,有何顯著特征,對中國文學發展史有何認識,這些問題并未得到解答。因此,本文擬就上述問題展開論述。

一、陳受頤與《中國文學史略》編撰緣起

陳受頤(1899-1978),廣東番禺人,1920年嶺南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1924年赴美入讀芝加哥大學,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獲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為《十八世紀中國對英國文化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English Culture During the 18thCentury”)(1928)。1928年,陳受頤在芝加哥大學開設漢語口語課,成為該校漢語教學的先導。同年,陳受頤回國,任嶺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并創辦《嶺南學報》。1931年秋,由于擅長歐洲中古史與中歐文化交流史,陳受頤受聘為北京大學史學系研究教授、系主任,并兼代外國文學系主任約兩年之久。1936年,陳受頤再次赴美,任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客座教授,1937年受聘于夏威夷大學,四年后重返波莫納學院,任東方學系主任。陳受頤的代表性學術成果包括論文《十八世紀歐洲文學里的〈趙氏孤兒〉》②《魯賓孫的中國文化觀》③《〈好逑傳〉之最早的歐譯》④以及專著《中國文學史略》與《中歐文化交流史事論叢》⑤等。

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國家實力的增強和了解中國的需求日益迫切,美國學術界的中國研究迅速發展,美國也一舉超越歐洲成為西方漢學研究新的中心。美國的許多大學相繼開設了教授中國文學的課程。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使得美國在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中暫時落后。在全國上下的一片責難之中,美國政府開始對國家教育體制進行重大改革。1958年8月23日,美國《國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正式頒布,力爭通過促進美國教育來了解敵國以及國家的潛在對手,以便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該法案鼓勵美國學生不僅要修習西歐以外(尤其是遠東與近東)的外國語言,還應學習這些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同時,美國政府在高校廣泛成立東亞系或遠東系,設立相關學科獎學金以及成立研究中心。美國政府還聯合美國國內各大基金會如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及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等資助相關研究的開展與研究中心的建立。此外,亞洲聯合研究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f Asian Scholars,JCAS)以及成立于1959年的當代中國聯合會(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JCCC)等機構均設立多項研究基金,支持中國研究課題,尤其是近現代研究課題,并贊助出版相關學術著作,以及組織或承辦各類學術研討會,其中亦不乏中國文學史、明清思想史以及道教學術等方面的研討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國內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化興致盎然,而陳受頤所在的波莫納學院是美國頂級文理學院,也是最早設立亞洲課程的美國大學,其東方學系則致力于東方語文及文化歷史研究。在這里,陳受頤主講《中國通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兩門課程。此外,由于沒有合適的人選,他不得不臨時教授中國文學史。然而,中國文學史教材在當時的美國極度匱乏,一些學校甚至仍在使用半個世紀前英國漢學家翟理思所著的《中國文學史》[3],盡管它并不能算作一部真正的文學史著作。正是在這一教學過程中,陳受頤萌生了編寫一部英文版中國文學史的念頭。于是,“為了教學方便設計,也可以說是為了供給一般美國人閱讀”[4],陳受頤開始著手編寫《中國文學史略》,該書于1961年正式出版。

二、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編撰的新變化

1901年出版的翟理思版《中國文學史》是目前已知的英語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中國文學史略》則是時隔六十年后英語世界的又一部中國文學通史。時代的變遷及文學觀念的變革令后者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第一,不同于翟理思版《中國文學史》的廣義文學觀,陳受頤的《中國文學史略》采用當時較為普遍的純文學觀,在編撰體例上大致以朝代為序,始于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時期,止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化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同時又依照文體,分別介紹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小說等(見表1及表2)。

表1 翟理思《中國文學史》目錄

表2 陳受頤《中國文學史略》目錄

可以看出,《中國文學史略》是一部中規中矩的文學史著作,陳受頤自己將之稱為一本“訓蒙”的書。他認為,這種“訓蒙”的書,對于國內的讀者,或許不太適用,但對于外國學生,卻是必需的[4]。它能夠讓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學生或美國普通讀者清楚地了解中國文學史上的每一個文學時期以及各種文體的發展。

第二,翟理思版《中國文學史》以譯介為主,而陳受頤的《中國文學史略》則選擇了譯介與評論相結合的方式。早期西方漢學界所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往往更類似于中國文學選集,在編撰方式上除了簡單介紹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各重要階段的代表作家與作品,其余便是大量的經典引文。比如翟理思《中國文學史》唐代部分“詩歌”一章,在對詩歌進行總體介紹之后即是詩人詩作介紹,每一位詩人簡介之后均會附上其詩歌原文,少則一兩首,多則十余首,其中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以及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等篇幅較長的作品均為全文引用。這種文學史編撰方式至20世紀60年代已有所改變。

《中國文學史略》在討論中國文學發展歷程的同時,還用足夠的篇幅介紹作家生平及作品,讓讀者能將這些作家看作一個個鮮活有趣的個體,從而獲得輕松愉快的閱讀體驗。當然,每一章仍有大量篇幅長短不一的各類原文摘引。例如,“詩經”一章引用詩歌共17首,其中《小雅》1首,引用的是《鹿鳴之什·采薇》的第一章和第六章,《大雅》3首,分別是《生民之什·生民》的第二章至第四章、《文王之什·大明》的第七章至第八章、《蕩之什·常武》的第三章和第五章,《國風》13首,分別是《周南·芣苢》《陳風·月出》《王風·采葛》《鄭風·子衿》《衛風·氓》《衛風·考槃》《邶風·靜女》《魏風·碩鼠》《召南·采蘩》的第一至二章《衛風·碩人》的第一至二章、《魏風·伐檀》的第一章、《邶風·北門》的第一章以及《唐風·山有樞》的第一章。

然而,不同于翟理思版《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略》中時?？梢娋幾叩慕庾x與評論,盡管尚不夠充分,卻仍然占據了一定的篇幅。還是以“詩經”一章為例,陳受頤在介紹《生民》《大明》《常武》等《大雅》詩篇時,專門探討了《詩經》時代史詩傳統的明顯缺失。陳受頤首先提到了文學史家陸侃如的觀點?！渡瘛酚洈⒅艹甲婧箴⒌膫髡f,《大明》歌詠周武王牧野之戰的勝利,《常武》贊頌周宣王南征徐國的壯舉。此外,還有《公劉》《綿》《皇矣》《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等。陸侃如認為這十首詩篇“所記大都周室大事,東遷以前的史跡大都具備了”,將它們按一定的順序組織起來,恰好構成“一個大規模的‘周的史詩’”[5]。對此,陳受頤指出,這十首詩歌只能稱為“王朝傳奇”(dynastic legends),因為即便將它們合在一起,行數上尚不足600,字數上亦不足2500,這種簡潔性足以將它們排除于史詩之外[6]22。古印度有《摩訶婆羅多》,古希臘有《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波斯有《列王紀》,歐洲則有維吉爾與彌爾頓的史詩,而中國是唯一一個完全沒有史詩傳統的偉大國家。陳受頤進而提出一系列疑問:中國文學史上果真沒有史詩嗎?又或者,中國早期的史詩在無文字記載的時代就已經失傳?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文學上的反?，F象?是否由于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而非英雄,因而對敘述英雄壯舉的史詩缺乏興趣?無論如何,中國文學界對史詩傳統的缺失并無強烈的感受,也并無嘗試填補這一空白的打算,畢竟中國詩人乃至讀者都更傾向于簡約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抒情性的作品[6]23。

《中國文學史略》中像這樣的解讀與評論不在少數。正如林語堂在該書序言中所說,《中國文學史略》并非只包含一個對事實的簡單敘述框架,它每走一步都運用了作者個人的評價與判斷,包含作者在這方面畢生研究與領悟的成果。作者并沒有像計時工人那樣僅僅簡單地將廣泛受到認可的“安全”事實進行匯編,而是在每一章都直接展示出自己的見解并給出自己的判斷。林語堂認為《中國文學史略》是一部特別值得一讀的著作,就仿佛同飽學鴻儒徹夜長談,令讀者愛不釋手,意猶未盡[1]?？梢?這一時期的文學史編撰比早期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學史編撰已然更進一步,開始將目光投向作家作品以及各種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潮的解讀與評論。

三、民間文學動力論下的文學史書寫

《中國文學史略》最為顯著、也是最為根本的特征當屬民間文學動力論。陳受頤認為中國文學的主要形式均源于民間,均得益于普通民眾的鑒賞力與創造力。例如,五言詩最早源自民間歌謠。通過漢代樂府的收集編纂,民歌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來,在俗文學與雅文學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當文人為這些歌謠所打動與吸引時,會力圖改進自己的作品。這會賦予那些功成名就的詩人以新的靈感,促使他們進一步摹仿并創作出更符合平民趣味的杰作。至公元前200年,五言詩已完全發展成熟,此時作為“五言之冠冕”的《古詩十九首》早已廣為人知,盡管這組詩歌乃漢代文人所作,卻依然保留了民歌的質樸之美與平民的自然情感,因而成為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6]127-133。同樣,陳受頤對陶潛贊賞有加。他指出,陶潛辭官歸隱,躬耕自資,過著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他從不交往權貴,而與農人鄉親相處甚歡,其作品亦反映了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與情感[6]172。

此外,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政治分裂的時代,最令人矚目的便是民間文學的崛起。在南方,白話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對愛情的謳歌,在北方則出現了一個新的主題——對戰士英雄氣概的贊頌。這些民歌改變了當時文壇領袖所創作的高雅文學的發展趨勢,這一影響雖不易察覺卻是確定無疑的。不過,正統文學受益于充滿活力又簡單樸素的民間文學卻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6]186-189。近五百年來一直默默發展的民間文學,尤其是民歌,注定要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南梁幾乎所有帝王都進行樂府詩或歌曲的創作,以梁武帝為例,其部分作品明顯摹仿了南方地區的子夜歌。其次,當時知名的詩人在主題和格律方面均摹仿民間文學。這一趨勢在南陳后主陳叔寶在位期間到達頂峰。據史書記載,陳后主酷愛詩歌與音樂,曾親自創作吳歌命后宮佳人演唱[6]193-194。及至唐代,712年玄宗繼位,唐詩發展至頂峰,上層社會普遍對詩歌創作興致盎然,而在邊境地區人跡稀少的鄉村,普通民眾甚至熱切地將詩歌作品轉換為民間流行歌曲。民間文學對唐詩的進一步豐富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當時的主要詩人意識到民間文學的價值,開始摹仿民歌進行詩歌創作;第二階段,民歌激發了詩人的靈感,促使他們展開傳統詩歌主題與創作模式之外的新創作;第三階段,詩人獲得解放,創作出符合傳統民歌精神的新作品。詩人的創作與民間文學傳統就以這樣一種微妙的方式相互滲透[6]235-236。

中國傳統戲劇的興起同樣有賴于民間文學。遼金時期的科舉考試更多只是一種敷衍塞責。只在1237年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此后直到1314年才恢復科舉制度。而此時的傳統文學早就已經失去了對民眾的吸引力。這一事實盡管令人遺憾,卻也令平民文學因禍得福。從被人不屑一顧到受到廣泛認可,北方平民文學如白話長篇小說及戲劇等,地位漸漸得到提升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與培植。于是,中國人民真正的白話文學——以活生生的人民的語言創作的文學——經過了充分的發展,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獲得了應有的地位[6]445-446。

在對“賦”這一文體的具體論述中,陳受頤對中國民間文學的推崇從反面得到了最為充分的印證。在第八章“漢賦”中,陳受頤指出,賦是一種相當靈活的體裁,能夠從主題、語氣與形式等各方面反映一代又一代贊助人的品味。起初,在社會政治過渡時期,賦被用來表達看似含蓄實則尖銳的批評;之后,在西漢統治的鞏固過程中,賦逐漸獲得了文學性而丟棄了部分的實用性;二世紀中葉以后,賦與現實完全脫離,徹底淪為娛樂權貴的工具,恢弘、精巧的漢賦作品喪失了自發性、創造性與深刻性。以揚雄為例,其早年酷愛作賦,成為與司馬相如齊名的蜀中辭賦大家,但后期卻深有悔意,斥作賦為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陳受頤認為,揚雄明顯意識到了其賦作只是對前人盲從的模仿,賦這一體裁已經遠離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與情感,揚雄能夠在漢賦的全盛時期指出其空洞無物的實質,是很有啟發性的。他又進一步提出,揚雄最偉大的作品是《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6]112-124。作為中國第一部方言詞典,《方言》收錄漢代各地方言詞語、分類編集并進行比較研究。然而,文學史中的揚雄,其代表作竟然是一部語言學著作,未免太過諷刺。究其緣由,正是陳受頤對白話文學的偏愛。此外,在談到王褒時,陳受頤將其稱為一個“賦的溫和的對抗者”,認為王褒的《僮約》盡管以民間口語寫就,反映的也是社會現實問題,但卻仍未能擺脫辭賦之精巧[6]124-125。緊接著,陳受頤又以盧植為例。盧植年輕時師從馬融。馬融是當時著名的經學家,同時擅長辭賦。作為外戚豪族,馬融家中常有女倡歌舞于前,而盧植在馬融家中學習多年,“未嘗轉眄”。陳受頤認為,盧植之所以從未看一眼輕歌曼舞的美女,正是由于他對辭賦深惡痛絕[6]125。據《后漢書·盧植傳》記載,盧植其人性格剛毅,胸懷大志,不好辭賦。然而,馬融家中的女倡所表演的一定是辭賦嗎?盧植對美人的無動于衷一定與他對辭賦的厭惡有關嗎?尚未發現有任何記載能說明這一點。因此海陶瑋曾質疑這一說法完全是陳受頤個人的主觀臆斷[7]。歸根結底,對民間白話文學價值與意義的過度重視導致了陳受頤對“賦”這一文體的偏見。

四、陳受頤民間文學動力論探源

對民間文學的重視在中國自古有之。早在先秦時期統治者便開始采集土風歌謠以了解各地風俗、體察民情。及至近代,采風活動依然興盛。1918年2月北京大學發起征集全國近世歌謠活動。1922年12月17日北大歌謠研究會《歌謠》周刊創刊,成為中國最早的民間文學期刊,其目標是“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8]。1936年胡適在《歌謠·復刊詞》中進一步提出采集歌謠的最根本用途在于文學,收集與保存歌謠的最大目的是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新詩人增添可供學習和參考的范本[9]。

標志著中國新文學開端的文學革命則積極推動白話文學。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胡適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日中國之文學不宜摹仿古人,而宜采用20世紀之活字,即俗語俗字[10]。同年2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聲援胡適,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和“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11]。文學革命由此拉開序幕?！段膶W革命論》首次高舉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的大旗,彰顯出白話文學的重要性。1919年1月19日周作人在《每周評論》第5號發表《平民的文學》一文,對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進行了區分。他認為兩者從形式上雖不易區分,但總體來看,貴族文學多為古文,平民文學則以白話文居多;貴族文學“偏于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游戲的”,平民文學則具備“普遍”與“真摯”這兩個特征,即“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以真摯的文字,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12]。1923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指出,貴族文學在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常常處于優勢地位,但同時平民文學也在“不聲不響”地繼續發展,“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13]。1924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學概論》中以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兩條線索來敘述漢魏至唐代的中國文學史,并將平民文學作為敘述重點。他認為,貴族文學在內容上取材于書本與宮廷,在形式上是古典的、堆砌的,且不能協音律;平民文學則取材于社會與民間,無固定形式,是寫實的、生動的,并可協之音律[14]。

不過,陳受頤的民間文學動力論主要來自于胡適與傅斯年的影響。據陳受頤本人所述,他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這一看法“大致是得益于胡適之、傅夢真兩先生的為多”[4]。陳受頤與胡、傅二人私交甚篤。1928年陳受頤回國以后與當時同樣剛剛留學歸來的傅斯年在廣州相識,對歐洲中古史的共同興趣使兩人交談甚歡。1931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大史學系教授的傅斯年力邀陳受頤赴北大史學系任教。1937年秋陳受頤回國銷假,適逢盧溝橋事變發生不久,國內形勢動蕩,在胡適的勸說下他接受了夏威夷大學的聘書。陳受頤夫婦經由香港赴夏威夷大學任教之際,正是胡適為其墊付了路費。早年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時,陳受頤就曾邀請胡、傅二人為史學系學生開設了《中國文學史》及《中國上古文學史》等選修課程。

胡適與傅斯年都認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主要文體均來自于民間。1928年,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明確提出一切新文學皆源自民間,如《國風》《九歌》、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辭、詞、元曲、彈詞、小說等,歷數中國文學史上的各種新形式與新風格,沒有哪一種不是來自民間,這也是古今中外皆可通用的一條真理[15]16。然而,一種在民間早已發達的文學形式一旦為文人所模仿,尤其是當它成為文學侍詔們用以娛悅耳目的“專門玩意兒”之后,離平民生活便漸行漸遠,故而“漸漸僵化了,變死了”[15]31。胡適于傅斯年亦師亦友,兩人在這一問題上也持相同觀點。在《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敘語”部分,傅斯年以生物有機體來比擬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幾種大的文體,以此來闡釋這些文體生成、發展與衰落的歷程。他認為,這些文體本發源自民間,經由文人的借用與提倡而逐漸盛行。而后,隨著一些文人“繼續的修整擴張,弄得范圍極大,技術極精,而原有之動蕩力遂衰,以至于到了最后只剩了一個軀殼,為后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擴張的力氣”[16]10。例如,楚辭原本是流行于楚地民間的一種文學樣式,經文人借用后漸成大體制,卻也漸漸失去了自然的靈性,“由歌詞變為就格的詩,由內情變為外論,由精靈的動蕩變為節奏的敷陳,由語文變為文言”[16]132-133。

五、結 語

陳受頤在《中國文學史略》中對民間白話文學之意義的論述的確有過分夸張的嫌疑。事實上,有關中國文學史上各種新的文學類型是否均來自民間,學界并未達成共識。此外,這部文學史也曾因為材料的重復、英文翻譯的不地道以及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缺乏等問題受到過批評⑥。然而,《中國文學史略》畢竟是繼翟理思《中國文學史》出版整整六十年之后英語世界的又一部中國文學通史著作。在這種情況下,陳受頤的《中國文學史略》對于美國漢學界而言可謂是久旱逢甘霖?！吨袊膶W史略》既有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論述,又有豐富的作品摘譯,還有對于中國文學各個時期各種主要的以及次要的文學類型之發展的敘述。在此之前,“中國學者一向疏于將浩瀚的古籍,用英文來傳之于世”[1]。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中國文學史略》無疑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一部填補空白的開拓之作,也是英語世界第一部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學通史著作,這也是這部文學史最大的價值與意義。

【注釋】

①相關研究參見:程章燦《五種英文本中國文學史著作評述——兼談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問題》,載樂黛云、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二)》,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49-164頁;梁建東《被遺忘的先驅——陳受頤及其18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史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118-122頁。

②《嶺南學報》1929年第1期。

③《嶺南學報》1930年第3期。

④《嶺南學報》1930年第4期。

⑤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出版。

⑥David Hawkes.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TheJournalofAsianStudies,1962(3):387-389; James R.Hightower.ChineseLiterature:AHistoricalIntroductionby Ch’ên Shou-Yi.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960-1961(23):15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