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教育對勞模認同的作用機制
——基于江蘇四所高職院校的實證研究

王曉瑩 彭維鋒

（1.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南京市，210023；2.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北京市，100048）

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典范人物，典范人物是青年一代認同、學習與模仿的對象。高職院校主要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1]，而勞模作為技術技能人才的主要典范，是高職院校學生向往、學習的主要目標。學習、模仿并成為典范人物的內在前提是認同，社會認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過程，社會身份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為群體行為和內群體關系、偏見和歧視提供普遍的解釋。亨利·泰弗爾（Henri Tajfel）最早提出了“社會身份認同”的概念，他認為社會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自己屬于某種社會群體的認識，以及這種群體成員身份對他的某種情感和價值意義[2]。社會認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以集體主義為價值觀的東亞社會，人際關系網絡也影響社會認同[3]。

具體地說，認同是一種身份區別或自我身份歸類。勞模認同就是認同者將自我與被認同者（勞模）比較之后的身份歸類，即認同者認為自己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被認同者。勞模認同屬于社會認同中的職業認同，它對于認同者今后的職業生涯具有重要意義。一般來說，勞模認同不會自動產生，就像職業技能不會自動形成一樣，勞動教育是產生勞模認同的有效途徑。

勞動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關系到受教育者的“勞動精神面貌，勞動價值取向和勞動技能水平”[4]，并且中小學、職業院校和普通高等學校都要開展勞動教育，但職業院校直接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勞動教育尤為重要。高職院校的青年學生接受了學校多種形式的勞動教育，其中包含勞動精神、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專題教育，這些勞動教育是否有效？其中什么類型的勞動教育最為有效？通過學校勞動教育，學生們是否認同勞模？如果認同的話，其中具有什么樣的作用機制？我們將通過數據分析（尤其是中介模型分析）來回答這些問題。研究高職院校學生對于勞模認同的問題，從理論上可以在一個具體領域細化和加深對社會認同作用機制的認識，并進一步深化對勞模再生產機制的認識；在實踐上可以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并有助于他們培養勞動精神、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一、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

勞動教育是學校教育的一部分，尤其是職業院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1931年，黃炎培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中提倡：“各級教育，應于訓練上一律勵行勞動化，俾青年心理上確立尊重職業之基礎，且使獲得較正確之人生觀?！盵5]具體而言，勞動教育是以促進學生形成勞動價值觀(即確立正確的勞動觀點、積極的勞動態度，熱愛勞動和勞動人民等) 和養成良好勞動素養 (形成勞動習慣、有一定勞動知識與技能、有能力開展創造性勞動等)為目的的教育活動[6]。本文研究的是職業院校的勞動教育對勞模認同的作用，這方面的文獻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的主題：

（一）勞動教育

學者們從含義、目標與功能等諸多方面進行了討論。在內涵方面，勞動教育被認為應該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但主要是體力勞動教育[7]；此外，勞動教育還應該與創造性勞動相結合[8]；更為具體的說法是，勞動教育本質上是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的實踐活動[9]。在目標方面，勞動教育應該學習勞動基礎知識，培養學生勞動精神、勞動觀念、勞動習慣與品質、勞動能力等，應該提高學生創業、創新能力[10]，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11]。在價值觀方面，勞動教育要培養勞動態度、情感和行為意向，樹立勞動信念、勞動信仰和勞動理想[12]；與今后的職業相關聯，勞動教育要涵養工匠精神，培養學生職業認同感和責任感；更進一步，勞動教育要塑造職業精神和職業理想[13]。

（二）勞模

學界關于勞模示范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勞模作為道德教育目標對象。張婧從社會學的視角對作為典型道德教育制度的勞模制度進行了解讀和反思，并分析了勞模的三種不同話語體系[14]。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研究了中國勞模表彰如何通過黨的法案的道德化和黨的理念的傳播演變成一種穩定黨的權力的修辭策略，即中國勞模表彰中象征表征的演變[15]。姚力研究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兩次全國勞模表彰，認為勞模表彰是社會風氣的引向標，同時在客觀上強化了民眾對國家的忠誠和對黨的熱愛[16]。二是勞模所彰顯的勞模精神。彭維鋒認為，勞模精神是勞模在本職工作中塑造的精神品格，是一種自由自覺勞動的美德情懷[17]，并提出弘揚勞模工匠精神的路徑是深化教育改革，充分利用新媒體宣傳和健全激勵機制等[18]。三是由勞模示范影響作用所引發的勞模認同。吳沛東在調查上海本科大學生的勞模認同狀況時，將勞模認同操作化為“你會不會以實際行動向勞模學習”，有61%的同學做出肯定回答[19]。王曉慧基于對六位國企勞模的深度訪談，探討了社會轉型期國有企業工人勞模的自我認同狀況：他們的內心充滿矛盾與困惑，自我認同出現了無方向感[20]。

（三）勞動教育與勞模及勞模精神的關系

學者們認為，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勞模精神是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文化投射，要以勞模精神引領勞動教育[21]。勞模精神融入高校勞動教育要以課堂為核心 ，融入文化素質教育和教育教學全過程[22]；勞模走進大學校園，講授勞動教育課，提升了勞動教育的實效性[23]；勞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路徑是堅持“雙主體”育人原則，重視勞模精神的教育價值和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等[24]。

上述關于勞動教育、勞模與它們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理論探討、邏輯思辨和對策建議，其中也有部分定量分析的調查研究，如徐瀟瀟對重慶的職業院校學生進行了類似調查，發現學生勞動意識薄弱、勞動價值觀有所偏頗[25]；吳沛東基于上海的調查發現，大學生對勞模認同的態度和所學專業相關，工科專業學生學習勞模的意愿最強而文學類專業的學生意愿較低。這些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現象的描述，對于其中的因果關系探討不足，即現有文獻中對于使用數據來揭示勞動教育與勞模認同之間關系的研究還較為缺乏，因此本文試圖在此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本文研究的理論立足點或核心概念是作為社會認同之一的勞模認同，如前所述，勞模認同是一種職業認同，即某一種職業是由一群人所從事的相同或類似的工作，大多在一個企業或組織中進行。勞模作為個體是集體（群體或組織）中的一員，是集體中的典范。勞模認同有利于理解集體，產生集體認同和集體意識，其認知意義在于認同者對自己的身份角色有明確的理解并區別于其他類型，它是一種積極的自我界定；其價值意義在于對勞模人生價值的尊重、認可并尋找到自身的價值所在；其倫理意義則在于在認同對象中賦予其行為或人格特質的正當性并反射自身；其情感意義在于勞模認同使得認同者對勞模產生歸屬感。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問卷調查數據來探討勞動教育對勞模認同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盡可能揭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的勞動教育主要是指學校勞動教育，包括聽勞模報告、參加勞動教育課程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活動。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接受學校勞動教育的高職大學生更易于產生勞模認同。

在學校的勞動教育中，無論是教材，還是實際的課程教學都會提及勞模及其事跡，也會請勞模來學校做報告，這會增進學生對勞模事跡的了解。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接受學校勞動教育的高職大學生對勞模人物事跡更熟悉。

認同的前提是熟悉，只有熟悉勞模人物事跡，才有可能對勞模產生認同。學校勞動教育可以增進學生對勞模的熟悉程度，對勞模人物事跡越熟悉就越有可能認同勞模。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學校勞動教育對高職大學生的勞模認同產生正向影響，勞模熟悉程度是勞動教育影響勞模認同的中介變量。

本文的研究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研究假設模型

二、數據、變量和方法

（一）數據

江蘇職業教育水平一直處于全國前列，本研究選取江蘇作為調查點進行重點調查。本文選取南京（省會城市，2 所）、無錫（蘇南，1 所）和鹽城（蘇北，1 所）的四所高職院校的大一、大二和大三的學生，通過問卷網平臺發放調查問卷。共有1001 名高職生參加了本次問卷調查，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問卷970 份，問卷有效率為96.9%。

（二）變量

1.因變量和中介變量

本文使用的因變量是高職生的勞模認同，該變量通過詢問高職生成為勞模式職業人的意愿來測量。問卷的問題是“你愿意成為一個勞模式的職業人嗎？”選項分別是：“1 非常愿意”，“2 比較愿意”，“3 一般”，“4 不太愿意”，“ 5 很不愿意”。我們賦分如下：非常愿意=5，比較愿意=4，一般=3，不太愿意=2，很不愿意=1，分值越高表示勞模認同感越強烈。

本文使用的中介變量是高職生對勞模的熟悉程度，通過詢問高職生是否了解不同歷史時期勞模人物的事跡進行測量。問卷中列舉了吳滿有、趙占魁、吳運鐸、王進喜、時傳祥、張秉貴、巨曉林、黃大發、郭明義和許振超這些不同歷史時期的勞模人物。高職生了解的勞模人物越多，則代表對勞模越熟悉，該變量通過計數獲得。

2.關鍵自變量

本文的關鍵自變量或解釋變量是高職生的學校勞動教育，其內容主要通過三個指標來測量，即是否在學校聽勞模報告，是否參加勞動教育課程的理論學習以及是否參加勞動教育課程的實踐活動。

3.控制變量

本文使用的控制變量有：性別、年級、專業、家庭來源地、獨生子女和了解勞模事跡途徑。具體來說，年級包括大一、大二和大三；專業包括人文社科類、理工農醫類、藝術體育類和其他，本文將其處理成一個二分類變量，即理工農醫類和非理工農醫類；家庭來源地包括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鄉鎮和農村，將其處理成一個二分類變量，即縣級及以上城市和村鎮；獨生子女是一個二分類變量，即是否為獨生子女家庭。問卷測量了高職生了解勞模事跡的途徑，選項包括：“1 媒體宣傳、網絡報道”，“2 學校教育”，“3 父母、親友、同學談及”，“4閱讀相關報刊書籍”，“5其他途徑”，“6 沒有了解勞模事跡”，高職生了解勞模事跡的途徑數量通過計數獲得。

（三）統計分析方法

為了探索學校勞動教育和勞模認同之間的發生機制，尋求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使用因果逐步回歸改良法研究中介效應[26]，該方法融合了因果逐步回歸檢驗法和Bootstrap 抽樣法，并使用Bootstrap 抽樣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檢驗效度相對較高。

圖2 是中介效應的基本理論模型，其中X 是關鍵自變量，代表學校勞動教育；M 是可能的中介變量，代表高職生對勞模的熟悉度；Y 是因變量，代表高職生的勞模認同。在模型1 中，c 表示沒有中介變量M 時，X 對Y 的總效應，如圖2（a）所示。在模型2 中， M 是因變量，a 表示X 對M的效應。在模型3 中，如圖2（b）所示，c"表示模型在控制了中介變量M 的影響后，X 對Y 的直接效應；b 表示模型在控制了X 的影響后，中介變量M 對Y 的效應，而中介效應可通過a*b 計算獲得。Bootstrap 抽樣法檢驗就是判斷a*b 的95%Bootstrap 置信區間是否包括數字0，如果不包括0，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否則沒有中介效應。

圖2 中介效應基本理論模型

三、實證分析

（一）學校勞動教育、勞模熟悉度和勞模認同

1.學校勞動教育

學校勞動教育的情況如表1 所示，高職生無論是聽勞模報告還是參加勞動教育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活動，其比重均在六成以上。

表1 學校勞動教育內容

2.勞模熟悉度

高職生對勞模人物事跡的熟悉程度如表2 所示，吳滿有、趙占魁和吳運鐸是革命戰爭年代的勞模，大學生對他們事跡的了解程度總體不高，僅占三成左右；王進喜、時傳祥和張秉貴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現的勞模，八成以上的人了解王進喜，對時傳祥和張秉貴的了解僅占三成左右；巨曉林、黃大發、郭明義和許振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的勞模，了解其事跡的人占二到四成。

表2 勞模事跡熟悉程度

3.勞模認同

勞模認同的回答結果見表3。從“很不愿意”到“非常愿意”，依次賦值為1-5。高職生勞模認同得分的平均值為4.39，標準差為0.83。近57%的高職生非常愿意成為勞模式的職業人，如果將回答“比較愿意者”統計在內，則85%的高職生愿意成為勞模式職業人。

表3 勞模認同程度

4.控制變量

如表4 所示，在控制變量中，男生624 人，占64.33%；大一385人，占39.69%，大二420人，占43.30%；理工農醫類的高職生611人，占62.99%；來自縣級市及以上者527人，占54.33%；出生在獨生子女家庭的370人，占38.14%。高職生主要通過4 種途徑了解勞模事跡，其中，超過80%以上的人通過媒體宣傳、網絡報道了解勞模事跡，有四分之三的人則通過學校教育，閱讀相關書籍者超過了一半，僅有不到6%的沒有了解勞模事跡。對不同途徑的加總發現，高職生了解勞模事跡的途徑數平均為2.79（標準差為1.44），最大值為5，最小值為0。

表4 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 ＝970）

（二）回歸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學校勞動教育和高職生勞模認同之間的關系以及勞模熟悉度的中介效應，分別構建學校勞動教育對勞模認同（模型1）、學校勞動教育對勞模熟悉度（模型2）以及學校勞動教育和勞模熟悉度對勞模認同的OLS 模型（模型3），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學校勞動教育影響勞模認同的OLS 模型

模型1 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別、年級等人口學特征變量后，相比于沒有聽勞模報告的高職生，聽勞模報告者的勞模認同得分高出0.359 個單位（p＜0.001）；相比于沒有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的高職生，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者的勞模認同得分高出0.354 個單位（p＜0.001）；相比于沒有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的高職生，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者的勞模認同得分高出0.173 個單位（p＜0.05）。因此假設1 得到數據支持。在控制變量中，性別、年級、專業、家庭來源地和是否獨生子女對高職生的勞模認同均沒有顯著性影響。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了解勞模事跡的途徑越多，高職生的勞模認同度越高。

模型2 分析了學校勞動教育對高職生勞模熟悉度的影響，回歸結果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聽勞模報告的高職生比沒有聽勞模報告者認識勞模的數量多1.017 個（p＜0.001）；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的高職生比沒有參加者認識勞模的數量多0.640 個（p＜0.01）；是否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對高職生的勞模熟悉度并沒有顯著性影響,因此假設2 部分得到數據支持。在控制變量方面，年級、來源地和了解勞模事跡的途徑數量對高職生的勞模熟悉度有顯著性影響。

（三）作用機制：模型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表5 中，模型3 在模型1 的基礎上加入了高職生對勞模熟悉度這一可能的中介變量，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高職生的勞模熟悉度每提高一個單位，其勞模認同得分就提高0.029 個單位（p＜0.001）。在學校勞動教育方面，與模型1 相比，在模型3 中，聽勞模報告的系數從0.359 降至0.329（p＜0.001），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的系數從0.354 降至0.336（p＜0.001），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的系數從0.173 降至0.161（p＜0.05），這說明，學校勞動教育部分通過勞模熟悉度這一可能的中介變量影響高職生的勞模認同，即勞模熟悉度在學校勞動教育和勞模認同之間發揮中介效應。

為了檢驗和估計中介作用的大小，本文采用Bootstrap 抽樣法對勞模熟悉度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表6 顯示了學校勞動教育對高職生勞模認同影響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其中c 表示未加入勞模熟悉度時，聽勞模報告、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和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這三項在模型1 中的回歸系數；c"表示加入勞模熟悉度變量后，學校勞動教育在模型3 中的回歸系數；a 表示學校勞動教育在模型2 中的回歸系數，b 表示勞模熟悉度在模型3 中的回歸系數；a*b 為中介效應，描述了加入勞模熟悉度前后，學校勞動教育回歸系數的變化大?。╝*b=c- c"）；95%BootCI 是根據Bootstrap 抽樣計算得到的a*b 的95%置信區間，Bootstrap抽樣法檢驗的原則是如果區間不包括0，則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反之則說明沒有中介效應。表6 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在聽勞模報告→勞模熟悉度→勞模認同的路徑中，a*b 的95%置信區間（0.007～0.030）不包括0，而且a、b、c 和c"都顯著，說明勞模熟悉度在聽勞模報告影響高職生勞模認同中發揮著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應占比（a*b/c）是8.239%，也就是說，勞模熟悉度解釋了聽勞模報告8.239%的影響。在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勞模熟悉度→勞模認同的路徑中，a*b 的95%置信區間（0.002～0.019）不包括0，而且a、b、c 和c"都顯著，說明勞模熟悉度在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影響高職生勞模認同中發揮著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應占比（a*b/c）是5.253%，也就是說，勞模熟悉度解釋了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5.253%的影響。在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勞模熟悉度→勞模認同的路徑中，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對勞模熟悉度的影響（a=0.403）是不顯著的，且a*b 的95%置信區間（-0.001～0.015）包括0，說明勞模熟悉度在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對高職生勞模認同的影響中沒有發揮中介效應。綜上所述，學校勞動教育不僅直接影響勞模認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勞模熟悉度進而影響勞模認同，即勞模熟悉度能夠部分解釋學校勞動教育對高職生勞模認同的影響，在其中發揮著一定的中介效應，假設3 基本得到數據支持。

表6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優勢分析可以根據自變量對模型擬合度的貢獻比例和減少預測誤差的程度來確定模型中不同自變量的相對重要性大小[27]，本文采用優勢分析（dominance analysis）來檢驗關鍵自變量和中介變量對因變量的相對重要性大小[28]。表7列出了學校勞動教育和勞模熟悉度對高職生勞模認同的貢獻度和等級排序，結果顯示，控制其他變量以后，聽勞模報告對擬合優度R2的邊際貢獻為0.056，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的貢獻度為0.053，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的貢獻度為0.039，勞模熟悉度的貢獻度為0.026，這意味著與其他變量相比，聽勞模報告對高職生勞模認同的方差變化的解釋力度更強，在勞模認同中起著相對更重要的作用。上述變量的相對重要性排序為：聽勞模報告＞參加勞動教育理論學習＞參加勞動教育實踐活動＞勞模熟悉度。

表7 學校勞動教育和勞模熟悉度的優勢比較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學校勞動教育對勞模認同具有顯著作用，這種作用部分通過勞模熟悉度這一中介變量而發揮作用。這個結論揭示了勞模認同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認同，這種特殊性就在于：其一，高職院校學生的勞模認同并沒有受到個體差異的顯著影響，這與有些學者所強調的個體差異影響社會認同的認知不同；其二，高職學生大多愿意成長為勞模式的職業人。這種對于勞模的認同不是自發產生的，也不是通過人際關系網絡產生的，而是通過教育產生的。

這個結論揭示了勞動教育對勞模認同的作用機制，本文的中介變量測量了高職生對不同歷史時期勞模人物事跡的熟悉度，數據分析表明，高職生接觸到的勞模人物事跡越多，其勞模認同度也越高。勞模熟悉度這一中介效應的存在說明了高職生在學校聽勞模報告、接受勞動教育理論學習為其了解更多的勞模人物事跡提供了正反饋，進一步增強了其勞模認同。這充分肯定了我國建立勞模表彰制度和開展選樹典型工作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促使更多的高職生成長為具有勞模精神的職業人。本文更深層的意義在于更好地理解勞模的再生產機制，勞模認同要通過教育實現，在新一代勞動者中，要產生新的勞模也必須通過教育，學校勞動教育對于新一代勞模的產生至關重要。

本文對影響高職生勞模認同的因素進行優勢分析發現，聽勞模報告的作用最大。2010年教育部決定在各級各類學校廣泛開展勞模進校園活動，本文的發現肯定了開展勞模進校園活動的成效。我們認為，勞模進校園作報告，使得學生可以面對面與勞模交流，感受勞模風采，具有現場感，比單純的書本學習更為直接、鮮活，易于產生較好的效果。

本文的回歸分析發現（見表5）：是否獨生子女家庭對勞模認同并無顯著影響。這說明無論是獨生子女家庭還是非獨生子女家庭，重在教育而不是說多子女家庭會自然形成勞動觀念、產生勞模認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課堂，家庭勞動教育對子女良好勞動習慣養成有重要作用。通過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2016-2018 級的勞模本科班學員的口述史資料研究發現，49 位勞模均來自一線生產和服務領域，其父母也基本是工人或農民，其中32 位勞模提到自己年幼時參加生產勞動（占65%），幫父母做家務、農活，如做飯、喂家禽、放羊、割草、犁地、插秧、打麥子等，正是年少時的勞動鍛煉培養了他們吃苦耐勞的品質，為日后成長為勞模奠定了基礎。同時，他們也認為勞模榮譽的獲得與父母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49 位勞模中有29 位提到了父母對自身發展的影響（占比59%）。當然，家庭勞動教育并不只是言傳身教，而應該進行更有目的性和系統性的勞動教育，樹立勞動觀念，培養家務勞動技能，從小就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

我們認為，勞動教育的內容也要與時俱進，尤其要重視數字勞動教育。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勞動作為一種新型的勞動形式應運而生，它涉及領域廣泛，包括有關數字媒體存在、生產、傳播和使用的所有形式的勞動[29]，也是未來吸納青年大學生就業的主要領域。在數字時代，重視對大學生的數字勞動教育尤為必要，對于新時代知識型和創新型勞模的養成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于數字強國和智慧社會的建設。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報告顯示：到2030年，中國對高技能的前沿創新勞動者的需求較目前可能增長46%，對制造業勞動者和建筑、農業勞動者的需求較目前可能分別降低27%和28%，而對制造業工人的技術技能需求或將增加58%。AR、VR 和物聯網設備憑借其能帶來沉浸式體驗在職業技能發展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同樣具有廣闊應用前景的還有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30]。而高職生當前的數字勞動水平還不能滿足勞動力市場對數字技能人才的需求，數字勞動教育勢在必行，實現由傳統的基于教材的教學模式向現代的基于數字化技術的教學模式的轉變是必要手段，比如為高職生學習未來就業所需的職業技能提供更多的數字化平臺，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個性化課程以及融技能培訓、實習、就業和創業等為一體的一站式服務平臺。

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也是成就事業的必要途徑。勞動可以獲得社會認可，被評為勞模就是一種制度性認可。加強勞動教育增進大學生對勞模的熟悉程度，進而產生勞模認同感，使他們更愿意成長為勞模式的職業人，不好高騖遠，努力工作，這既是培養職業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