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中國的科技動員一例
——清華大學抗戰時期的特種研究事業

王 公 楊 艦

(1.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100190;2.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社會治理與創新研究中心,深圳518131)

1 引言

現行的科學技術動員一般是指：“國家戰時統一組織和調整科研機構、人員、設備、資料及成果為戰爭所需科學技術進行的開發研究活動,是戰爭動員的重要組成?！盵1]西方學者很早就指出“科學動員是科學和國家利益緊密結合的開始”[2]。 “二戰”史相關研究中,科學家如何動員起來參與到戰爭中一直是熱點話題,國外很早就出現了有關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其內容極少關注中國的情況。 近些年,隨著一批新的戰時檔案材料整理出來并對學者和公眾開放,抗戰史研究也逐漸產生了若干新的生長點,但相關研究大都集中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等領域,有關科學技術的研究尚不多見。 誠然,“二戰”期間的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后進國家,其自身科技尚處于發展階段,且主要是依靠盟國的援助,國民政府戰時動員的相關文件也確實沒有直接指令科學技術動員的部分[3]。 然而,盡管總體而言中國的科技正處于迎頭趕上的階段,但這并不妨礙抗戰中的中國科學家像他們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同行們一樣,以捍衛祖國的不屈意志和促進科學進步的高度熱情組織起來,通過和政府部門及相關廠礦企業的合作,從事和戰爭密切相關的研究活動,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以科學為武器,推進著神圣的抗戰事業。

2 抗戰爆發與清華大學特種研究事業的開創

1931 年,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侵略逐步向華北擴張,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4]。

為了反抗日本對華北地區“漸進蠶食”式的侵略,中國的科學家開始行動起來。1934 年3 月21 日,清華大學評議會修正通過了特種研究計劃,擬定在應用化學、水力試驗工作及航空講座、國際關系、國勢清查統計等四個方向開展特種研究,以積極應對抗戰時期中國的國情與戰略需求。 7 月7 日,校評議會議決,以1933 至1934 年度留美經費未支部分6 萬美元,充作特種研究及增置理工特別設備之用,包括增加國情課程,充實航空講座設備、水工研究和工業化學設備等([5],頁81—84)。

清華之所以計劃在以上四個領域開展特種研究,一方面緣于“九·一八事變”后知識分子日漸增強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緣于當時清華自身的條件。 1931 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提出通識教育是專門研究的基礎,也是滿足社會需求的重要方面[6]。 此外,清華大學于1929 年和1932 年分別成立了理學院和工學院,理學院設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心理等系,工學院設有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三個系。 到了1934 年,已經開始有了一批理科畢業生,工科學生也進入到了高年級,考慮到這些學生深造和研究工作的展開,相關研究所的建設也被提上日程。 這些都是清華在1934 年嘗試開展特種研究的重要條件。

然而,清華大學首先開展的卻并不是計劃內的四個方向的特種研究,而是其并不占優勢的農業研究。 20 世紀30 年代,受連年戰事影響,中國農業發展陷入危機狀態,農村經濟瀕臨破產,華北地區更是面臨著巨大壓力,復興農村成為當時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 而要謀農村之復興,促進農業的發展自然是主要途徑,于是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進,一時成了當務之急。 1934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杰指令清華大學成立農學院,并請行政院撥圓明園為清華大學農學院農場。 然而考慮到清華自身在農業方面的基礎條件,校方決定先著手建立農業研究所,并以校內100 畝地作為農場[7]。 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從事一些高深的農業研究,解決當時農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二是培養造就一批既能從事農業科研,又能開展農業教學的高級人才([8],頁69)。

清華農業研究所成立之初設立植物病害組和昆蟲學組(也稱“蟲害組”)兩個研究部門。 植物病害組聘請了金陵大學農學院的戴芳瀾教授擔任組長,戴芳瀾曾是清華留美預備班的學生,先后獲得過康奈爾大學農學學士和哥倫比亞大學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碩士學位。 接到清華的邀約后,他先去美國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做了一年相關研究,才到清華大學上任。 蟲害組的組長是清華大學生物學系劉崇樂教授,他也是清華庚款留美生,1926 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得昆蟲學博士學位后歸國。 清華農業研究所成立之時主要以清華生物系的人員為班底,受戴芳瀾的邀請,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周家熾、王清和等人也來到農業研究所工作[9]。

1935 年“華北事變”爆發,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 1936 年5 月,經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介紹,蔣介石接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工學院院長顧毓琇與機械工程系主任莊前鼎。 梅貽琦等人提出了航空發展新計劃,取得蔣介石首肯,并手諭南昌航空機械學校與清華合作辦理[10]。 11 月,清華在南昌成立航空工程研究所(以下簡稱“航空研究所”),顧毓琇任所長,莊前鼎任副所長。 清華之所以能成立航空研究所,緣于其是國內較早開展航空教育的高校之一。 著名航空專家馮·卡門1929 年訪問清華時,即建議清華開展航空工程教學與科研。 1932 年夏,清華機械工程學系成立時,即下設飛機與汽車工程組,并做好了將來與政府合作擴展研究的準備[11]。 1935 年秋季,機械工程系成立了航空機械工程組,為四年級學生增設了航空工程專門課程。 該組還建立航空館與飛機庫房,并在清華校內設計了中國第一具自制的風洞[12]。 1936 年2 月,馮·卡門推薦其學生——流體力學專家華敦德博士到清華協助航空研究工作。 航空研究所成立后,開始在南昌建造15 英尺口徑風洞,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風洞之一。 1937 年底,華敦德返美參加第14 屆國際應用力學大會,介紹了清華南昌15 英尺風洞的設計理論等內容。1938 年3 月,即將建成的風洞被日機轟炸[13]。 1939 年,華敦德在美國《飛機工程與航空航天技術》雜志上發表長文介紹清華15 英尺風洞,雜志編輯特意加按語,對風洞遭炸表示惋惜[14]。

“華北事變”后,清華擬在長沙新建校舍,并加快了特種研究事業的發展。 1936 年2 月27 日,清華正式設立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葉企孫任主席,委員由梅貽琦、陳岱孫、施嘉煬、李繼侗、李輯祥、戴芳瀾、莊前鼎、任之恭、陳達、吳有訓擔任。 1936 年12 月9 日的清華大學評議會上,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暫時擬定了在長沙開展農業研究、金屬學研究、應用化學研究、應用電學研究、糧食調查和農村調查六項研究計劃。 隨后,經梅貽琦與資源委員會及湖南省主席何鍵多次商定,決定由清華大學在長沙籌建理工研究所,注重金屬學及應用電學研究,尤其對應用方面問題予以特別研究,并擬定由資源委員會每年補助研究費8 萬元,補助期限暫定為3 年(1937 年7 月—1940 年6 月)([5],頁700)。

1937 年1 月6 日,特種研究所委員會擬定《清華大學在湘舉辦特種研究事業原則及計劃大綱》,規定：“本校在湘以舉辦特種研究事業為準則,不設置任何學院、學系或招收學生;研究項目以確能適應目前國家需要及能有適當研究人才者為原則;各項研究應盡量取得政府聯絡并希望其補助?！?[8],頁87—88)

3 全面抗戰與特種研究的全面展開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簡稱“長沙臨大”)。 面對戰時國防對于無線電通信技術的需要,梅貽琦1937 年11 月1 日致信資源委員會：“當今全面抗戰開始之時,無線電研究,實覺刻不容緩?！?[15],頁700)創建之初,無線電研究所就主動與資源委員會確定合作研究的課題,重點在于解決無線電技術方面的實際問題。 清華大學在無線電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基礎,1926 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曾專門設立電磁學、無線電等研究室,1932 年成立的電機工程學系又設立了無線電實驗室。 1933 年,物理系主任葉企孫曾委托在美國進修考察的吳有訓訂購制造真空管的玻璃真空泵等機械設備。 1934 年秋,任之恭從哈佛大學回國并受聘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開展無線電研究。 無線電研究所正式成立后,由工學院院長顧毓琇兼任主任。 考慮到戰時迫切的通信需求,沿兩條主要研究方向展開工作：一是真空管的裝配技術和半導體性能的理論研究(圖1),二是無線電頻波通過地球介質和電離層進行傳播的理論和實驗研究。 范緒筠和葉楷負責第一個課題,研究室設在長沙;任之恭與孟昭英負責第二個課題,研究室設在漢口([16],頁129)。

圖1 清華無線電研究所制造真空管的設備

隨著戰爭局勢的繼續惡化,長沙臨大于1938 年4 月動遷到云南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 面對進一步擴大的戰事,清華決定擴充特種研究計劃。1938 年9 月,清華大學向教育部遞交了呈文：“本校遷滇以來,戰局益緊,國防事業需賴研究輔助之問題益多,而西南聯大理工人才特多,且昆明地通港越,設備購置亦較便利。 本校有鑒于此,擬將研究事業更加擴展,增強抗戰力量,除將前已舉辦之農業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移設昆明,力使充實外,更于今夏開辦金屬學研究所及國情普查研究所。 又因中央航空學校及飛機制造廠、所,多移至昆明,乃將航空研究所,亦移設該處,以收合作之效。此外西南聯大理工科教授能各盡所長從事研究者尚多,本校亦擬于設備上、于工作上,盡量供給,密切合作,以稍減輕聯大之負擔,以增進同仁服務國家之效率?！?[16],頁117)可見,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學校的工科以清華為主,北大沒有工科,南開僅有化工系和應用化學研究所,清華特種研究事業的展開一方面能實現科研人員報國的意愿,同時也能平衡三所學校的師生比例①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和南開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但三校仍各自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根據統計資料：西南聯大時期的畢業生中,北大學籍者369 人,占11.0%;清華學籍者726 人,占21.7%;南開學籍者195 人,占5.8%;聯大學籍者2053 人,占61.5 %。。

就這樣,清華將農業研究所、航空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先后輾轉遷滇,在昆明正式成立金屬研究所,又在農業研究所下增設生理組,并與社會部合作成立國情普查研究所。

作為1936 年計劃增設的特種研究之一的金屬研究所此時正式建立,所長由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吳有訓擔任。 在長沙之時,清華就曾與資源委員會擬定：“資源委員會冶金室工作偏重于方法或制造冶金學問題,而本所則偏重于物理冶金學問題,俾雙方進展可收合作之效。 ……故本所之設立,在國內可稱首創?！?[16],頁119)

清華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組(農業研究所下的小組對外有時也稱研究所,但并非建制化意義上的研究所)成立于1938 年10 月,聘請湯佩松擔任組長。 湯佩松1925 年畢業于清華并前往美國深造。 1933 年,湯佩松回國,在武漢大學擔任生理學教授。 “盧溝橋事變”后,湯佩松等人計劃在貴陽籌辦武漢大學醫學院。 在前往貴陽的路上,他收到了梅貽琦聘請他籌辦清華生理研究所的信。 信中提到：“在西南建立一個基地,開發大西南的植物資源,為戰時及戰后培養和儲備一批實驗生物學人才?！?[17],頁70)這給了湯佩松極大的鼓舞,他決定先前往貴陽完成醫學院的籌備,再前往昆明。 在貴陽圖云關,湯佩松結識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林可勝總隊長。 此時,林可勝就和湯佩松商議進行前線士兵的膳食營養狀況調查及改良的工作。 植物生理組剛成立時,只有湯佩松一名教授,此外還有一位助教曹本熹,不久化學系的畢業生張龍翔也加入其中。 1939 年,沈同在康奈爾大學取得動物營養學和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后回國,湯佩松讓他來負責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和清華農業研究所的營養研究工作[18]。

國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于1939 年8 月,所址設在呈貢縣。 所長由陳達擔任,李景漢任調查主任,戴世光任統計主任,另有教員蘇汝江等人。 陳達是1916 年的庚款留美生,1923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執教于清華,1929 年創辦社會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李景漢1917 年赴美國,1922 年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1935 年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戴世光1931 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經濟系,1936 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數理統計學碩士學位,1937 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研究經濟統計學,寫出《美國人口預測》論文,1938 年回國到國情普查研究所工作。 國情普查研究所的設立,意在“搜集關于本國人口、農業、工商業及天然資源等各種基本事實,并研究各種相關問題,以期對于國情有適當的認識,并將研究結果,貢獻于社會”([15],頁695)。

就這樣,清華面對國家戰時的急迫需求,結合自身的具體條件,全面展開了戰時的特種研究事業(表1)。 5 個研究所全部成立后,除了航空研究所設在白龍潭、國情普查研究所在呈貢縣外,其他3 個研究所均位于昆明郊外的大普吉村,那里受空襲的影響較小,水電等條件具備,利于研究工作的展開,也便于科研人員之間的相互交流。

表1 清華戰時特種研究機構、人員一覽① 筆者根據各研究所歷年報告統計。

4 對抗戰的貢獻及戰時的研究成果

清華特種研究的研究方針和預算分配由特種研究所委員會決定,科研題目和經費大部分來自政府部門以及開展合作的地方機構,主要從事與戰時前后方需求密切相關的應用型研究。 梅貽琦指出：“規模不宜擴張,貴在認清途徑,選定題材,由小到大,由近而遠,然后精力可以專注,工作可以切實?！?[16],頁21—27)抗戰全面爆發后,東部地區人口大量西遷,國人對工業品的需求急劇上升,戰爭對工業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促使昆明在內的西部地區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 國家從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曾先后頒布《非常時期工礦業獎勵暫行條例》《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等等一系列有利于西部發展的政策,促進了政府及地方機構與大學之間的相關合作[19]。

針對抗戰的需要,特種研究所與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和當地工廠合作展開戰時科學研究。 筆者根據各研究所歷年工作報告整理出戰時主要研究內容和成果(表2)。

表2 清華戰時特種研究事業的部分主要成果及合作單位

由表2 可見,各研究所面對抗戰的需要,分別根據自身條件,與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展開戰時特種研究,服務于戰時軍事和民生需要。

農業研究所遷至昆明后,盡管經費及設備遠不如戰前,但因云南地處亞熱帶,植物、昆蟲種類繁多,帶來了很多新的課題①農業研究所研究的轉變可以參見王佳楠、楊艦《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的創建及發展——戰爭與科學視角下的解析》,刊載于《自然辯證法通訊》2020 年42 卷第7 期第62—68 頁。。 植物病害組對云南經濟植物、植物病害等情況進行了調查。 通過調查,摸清了云南地區植物病害的基本情況,進而進行了小麥、大麥、棉作、蠶豆、大豆、水稻等作物的病害研究及抗病育種的試驗。 通過研究試驗,培育了具有產豐、質佳、早熟等優良性狀并能抗病害的作物良種,交與當地有關機關推廣。 此外,云南地區菌類豐富,戴芳瀾帶領同仁在云南各地采集菌類標本3000 余種,進行了中國真菌名錄及寄生索引的編纂[20]。 昆蟲學組主要對云南經濟植物的蟲害及其分布情況做了廣泛調查,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蟲害防治和蟲產品的利用等研究工作[21]。 因為缺乏進口滅蟲物資,該組特別注重國產殺蟲劑的使用,開發了桉葉油殺蟲等方法,解決了1940 年華西建設公司大片蓖麻嚴重蟲害及昆明周邊傳染黃熱病的蚊蟲等問題。 該組還進行了紫膠蟲和白蠟蟲及其產品利用的研究。 紫膠是紫膠蟲吸取寄主樹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樹脂,加工成膠片后可以廣泛用于軍事和民用。 劉崇樂通過和航空研究所合作,研制了用于替代進口產品的膠片,被廣泛用于飛機壓模制造中[22]。 白蠟又名蟲蠟,是雄性白蠟蟲幼蟲分泌出的一種動物蠟。 姜淮章深入云南會澤縣,對于利用白蠟替代石蠟及其制品開展了研究[23]。 植物生理組本來的研究內容多為純粹生理學問題,但因環境限制及服務抗戰需要,轉向了應用問題研究。 湯佩松帶領同仁開展了利用秋水仙素獲得作物多倍體的研究和利用植物生長素處理作物使其迅速生根并孕育無籽果實的研究。 殷宏章開展了從地產蓖麻子提取油脂的研究,所提取的油脂經過適當處理可用作動力機械的滑機油,并可制成蠟燭、鞋油等民用產品。 潘尚貞進行乳酸鈣制造的研究,支撐了工業和醫藥制造的需求。 沈同開展了戰時前方士兵和后方民眾營養調查和改良的研究[24]。 湯佩松還利用蜂蠟和白蠟替代部分漆臘,研制成功了用于照明的“國貨洋燭”,支持了大后方的民生需求[25]。

航空研究所輾轉遷移到昆明后,分空氣動力學組(負責人馮桂連)和高空氣象組(與清華地學系合作,負責人趙九章),展開了航空風洞建造、航空木材試驗、飛機制造、高空氣象研究等工作。 航空研究所參考南昌風洞經驗在昆明設計建造了5 英尺風洞(封二圖1),并進行了風洞校正試驗、風洞擾流試驗、機翼阻力試驗和機翼最大舉力試驗等研究,利用該風洞,還開展了為飛機制造廠測試機型、自制直升機和教練機等工作。 航空研究所還因地制宜進行了飛機結構材料的研究工作。 在飛機制造的原材料方面,美國廣泛使用的是鋁合金以及鍍鋁材料,對于像中國這樣重工業尚未發展起來的國家,馮·卡門曾建議在可能的地方使用木材,建造低動力的教練機。 航空委員會將調查云南省產木材的工作委托給航空研究所。 由此,該所成立飛機構造材料研究部,由周惠久、秦大鈞、呂鳳章等負責,對云南地區所產木材展開調查、研究,開展了用木材制造國產飛機的試驗,設計制造了中級滑翔機等飛機([15],頁675—694)。 高空氣象研究是航空研究所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其發展緣于抗戰全面爆發后軍事氣象測控的需要。 1939 年,航空委員會設立了空軍氣象總臺,直接服務于空軍作戰。 清華航空研究所以原地學系氣象組研究工作為基礎,在昆明市郊的嵩明縣建立高空及地面氣象觀測臺[26]。 該氣象臺使用自行研制的儀器記錄數據,并將分析結果提供給中央空軍軍官學校,作為學校飛行訓練的參考。 氣象臺還為抗戰期間新開辟的駝峰航線和中緬航線提供了數據資料[27]。 此外,氣象臺還參與了“二戰”時期的國際聯合測空,為飛虎隊提供氣象情報,派人協助盟軍舉辦訓練班,培訓盟軍士兵使用無線電探空儀等[28]。

無線電研究所遷至昆明后,前期仍沿著原來的兩個方向開展工作。 范緒筠和葉楷開展了服務于軍事通訊的真空管制造,并展開了電子管陰極發射性能的研究。 張景廉、張思侯、戴振鐸、陳芳允、王天眷等人研制了多臺軍用無線電機及航空用短距離通話機,并在軍政部學兵隊進行了試用。 林家翹和陳芳允研制了軍用秘密無線電話機。 牟光信制造出了適合軍用的頂端負荷天線。 后期考慮到國際無線電研究的發展,側重于“超高頻技術”和“短波”技術的應用,內容擴展到電子管的設計與制造、微波振蕩實驗和超短波特性等研究([15],頁651—653)。 孟昭英改進了直線調幅器,并和畢德顯研制了短波定向儀等器件,其質量毫不遜于進口產品。 航空委員會空軍軍官學校曾就長波定向問題與無線電研究所合作,該校教官陳嘉祺接受指派參加了研究所的工作,與畢德顯合作開展了長波無線電定向器的研制。 此外,研究所還曾為軍政部學兵隊訓練通訊軍官,設計制造了一些通訊儀器,還協助航空研究所的氣象臺舉辦了無線電探空儀訓練班,為盟軍及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培訓無線電探空技術人員[29]。

金屬研究所除主任吳有訓外,主要研究人員有余瑞璜和王遵明。 余瑞璜負責以X 射線研究金屬及合金,王遵明則主持冶金學方面的應用研究。 起初,由于戰亂運輸困難,購置的X 射線儀器滯留途中,余瑞璜只能先進行一些理論工作,他利用更有效的收斂級數對X 射線晶體結構強度進行統計綜合分析,寫成論文《從X 射線衍射相對強度數據確定絕對強度》寄給英國《自然》雜志。 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伯明翰大學教授威爾遜是這篇文章的審稿人,他讀過文章之后深受啟發,在余瑞璜的文章后面用原標題接著寫了一篇文章,確立了后人稱之為“威爾遜法”的重要方法,開創了強度統計這一研究領域。 1940 年X 射線實驗室開始裝置(封二圖2),余瑞璜利用向中央機器廠借用的高壓變壓器、自制的水晶管和真空抽氣機做成了中國第一個連續抽空的X 射線管[30]。 利用這個儀器,對云南、貴州的硬鋁礦作了分析。 1942 年,冶金研究方面的很多重要設備也裝配就緒,王遵明做了很多合金制造等方面的研究,研制了高度熱電壓合金、鋅銻合金單晶等重要的工業產品。 此外,王遵明還曾駐扎在滇北礦物公司礦區兩個月,協助該廠的技術人員解決銅、鋅、鉛的生產和提煉中遇到的問題。 他還曾幫助川康銅業管理處研究銅礦石的提煉方法,為?？谀潮S研制了用于特種彈簧生產的具有強韌彈性而無磁性的特殊合金,為貴陽某兵工廠擬定了廢合金鋼利用的冶煉方法等等([15],頁646—650)。

國情普查研究所在抗戰時期的社會學和民族學領域的工作具有開拓性質和鮮明的特色。 所長陳達認為：“科學的人口學資料,對于政府實施和發揮明智及有效率的措施極有助益,它也使社會科學有健全的發展?！盵31]戰前,國民政府已經有了實行全國人口調查的計劃。 戰時國情普查研究所進行的戶籍普查、人事登記與社會行政調查等工作,都是在內政部、社會部及云南省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是屬于政府社會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同時通過普查試驗,專門研究各種國情普查的方法、技術,以便“推行全國”。 另外,通過人口和工農業普查,也可以為政府加強戶籍工作,強化保甲制度和抽丁征實提供社會情報([15],頁697)。 根據人口和戶籍調查,該所出版了《云南呈貢縣人口普查初步報告》(1940 年油印本)《云南省戶籍示范工作報告》(1944 年鉛印本)。 該所還進行了工農業調查,包括云南省呈貢縣的農業普查、昆陽縣農民經濟調查研究和云南個舊縣錫礦工業調查等([15],頁695—700)。 此外,還開辦了訓練班,協助內政部訓練各省市戶籍主管人員。 通過這些應用工作的積累,陳達于1946 年在美國發表了英文版的《中國現代人口》一書,介紹了在抗戰大后方進行現代普查試驗及人事登記的方法,并討論了中國今后應采取的人口政策[32]。

清華戰時的特種研究事業以服務戰時國家和社會的急迫需求為目標,在解決這些應用問題過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戰時研究特色的理論成果。 戰時曾前往特種研究所考察過的李約瑟①詳細內容可見王公、楊艦《李約瑟與抗戰中的中國營養學》,刊載于《自然科學史研究》2021 年第40 卷第2 期第246—261 頁。、華萊士②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曾任美國農業部長、副總統、商務部長等職。、陳納德等人,對這些成果均給出了很高的評價。 除了前面敘述過的余瑞璜戰時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文章,還有不少成果在戰時和戰后發表了在國內外知名的學術雜志上(表3)。

表3 經李約瑟推薦發表的部分清華戰時特種研究成果① 根據李約瑟發回英國的考察報告整理,另可參見《李約瑟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5 中國抗戰科技動員的意義和特點

隨著抗戰的勝利,1946 年8 月,清華復員北上,五個特種研究所也相繼結束了它們的工作,其設備、人員等分別并入有關各系,進一步推進了大學科研的專門化和職業化。 戰時的特種研究事業培養了一大批科學技術人才。 筆者統計,清華特種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中：6 人成為了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首批院士②分別為：戴芳瀾、俞大紱、湯佩松、殷宏章、吳有訓、陳達。,25 人成為了中國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③分別為：戴芳瀾、俞大紱、湯佩松、殷宏章、吳有訓、林家翹、裘維蕃、沈善炯、吳征鎰、劉崇樂、陸寶麟、欽俊德、高振衡、婁成后、王伏雄、徐仁、趙九章、周惠久、孟昭英、畢德顯、陳芳允、洪朝生、慈云桂、余瑞璜、黃培云。,還有5 人成為了美國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④分別為：劉維政、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羅遠祉。。 可以看出,這些人大部分成為了戰后及新中國科技發展的中堅力量,也為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清華戰時的特種研究事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特殊時期科學前沿的發展狀況。清華的特種研究事業發端于民族危亡時刻,所開展的研究大多以解決戰時前后方軍事需要和生產、生活需求為目標,既有科學家自發開展的題目,也有應政府機構及廠礦企業要求而開展的合作課題。 中國科學家以科學為武器支援了抗戰前后方的需求,是其參與并貢獻于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實證。 就如同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一樣,戰時的中國科學家也是世界科學反法西斯共同體的重要組成,他們的科學研究成果也是是世界科技發展的重要部分。

所不同的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科學家與政府的互動,是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科學技術動員,這種科學技術動員不同于英、美、德、日等科技發達國家自上而下的戰時科技動員①相關研究很多,可以參見：Walter E.Grunden, Yutaka Kawamura, Eduard Kolchinsky, Helmut Maier, Masakatsu Yamazaki,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wartime research： a comparative overview of science mobilization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Osiris, 2005(20)： 79—106。,也不完全是科學家自發的動員,而是政府和科學家之間相互協作與配合的結果。這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結合,是科技欠發達國家科技動員的典型代表,是對“二戰”期間科技動員研究的一個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