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及其重要貢獻探析

陸藝佳 雷家軍

（浙江農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1300）

胡喬木（1912—1992）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論家和社會科學家，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也是中共黨史研究重要奠基者、領導者和組織者。他長期主管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憑借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形成了許多具有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的中共黨史研究成果和觀點，為中共黨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中共黨史黨建學科成為一級學科，中共黨史研究面臨新的形勢和任務的今天，梳理和總結胡喬木同志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探索與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堅持黨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指導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真理?！盵1]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興黨強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黨史研究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胡喬木同志在參與和領導中共黨史研究的過程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立場分析黨的歷史，強調“作為黨史工作者，要闡明我們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果”[2]63。

（一）堅持唯物主義歷史觀

胡喬木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總是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研究黨的歷史，積極推動黨史研究者及廣大黨員干部堅持唯物史觀，樹立正確的黨史觀，推動黨史黨建學科繁榮發展。

胡喬木同志在黨史研究中“總是以一種寬廣的歷史眼光來看待問題”[3]，以宏觀角度和宏闊視野研究黨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的一般結構和發展規律，將黨的歷史發展放在客觀的歷史背景之下，放在人民群眾爭取自由解放的歷史進程之中，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原理貫穿于黨史研究的全過程。胡喬木同志指出：“黨的歷史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是不能分開的，否則我們黨的歷史便得不到科學的解釋?！盵2]63

胡喬木同志在每個重要黨史問題的分析中都堅定地貫徹唯物主義歷史觀。在《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一文中，他尤其強調歷史背景中的經濟因素，論證中國在20 世紀50 年代選擇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指出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胡喬木同志著眼于中國歷史發展狀況和歷史發展趨勢，從具體實際中探究社會主義為什么好，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根植于歷史必然性的深厚基礎上。胡喬木同志在黨史研究中充分貫徹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深刻洞悉社會歷史事件的背景和條件，讓中共黨史研究展現強大的歷史性和科學性力量，胡喬木同志的黨史研究成果成為人們學習和掌握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典范材料。

（二）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肯定人民群眾對于歷史發展具有最終決定作用，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的根本區別。胡喬木同志將群眾史觀自覺運用于黨的歷史研究，強調“必須時刻牢記著，黨是在人民群眾的斗爭中，依靠和團結人民群眾才取得勝利的”[4]375。

胡喬木同志依據群眾史觀，提出“四面八方”的黨史研究方法。他提倡對歷史采取分析態度，不能簡單化，要放寬視野，從四面八方、多個角度進行研究。針對以往黨史研究中對象單一的問題，胡喬木同志曾著重提出包含“黨史要表現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的”[2]63等在內的三點建議。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為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解放，堅定依靠群眾和服務群眾的革命政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時刻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史文獻應突出這一特點，要反映出黨始終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使人民感受到自己處于歷史創造者的地位。

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中，胡喬木同志借鑒《聯共（布）黨史簡明章程》的經驗和教訓，既闡述黨不斷加強集中統一領導，自覺維護黨的領導人的歷史地位，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進程，也自覺克服了過分夸大及過度評價黨的領導人及歷史人物的問題，如對陳獨秀的評價，既肯定他是“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5]14，也指出他在大革命后期，面對群眾斗爭特別是農民土地斗爭興起，“沒有采取堅決的積極政策去支持和繼續發動群眾運動，滿足群眾運動要求”[5]14的問題。胡喬木同志不僅能宏觀總結黨史的歷史經驗教訓，也能微觀聚焦于歷史人物和事件，這體現了他對于群眾史觀的繼承與運用，以及黨史研究領域貫徹著黨的群眾路線的自覺和徹底。

（三）堅持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

運用階級斗爭觀點去觀察和分析階級社會的歷史現象，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思想方法。胡喬木同志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運用于中共黨史的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研究中，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歷史進程中探尋中國共產黨團結奮斗和開拓前進的歷史經驗、本質原因和發展規律。

在最本原的意義上，胡喬木同志將共產黨定義為“階級斗爭高度發展并與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的歷史產物”[6]。他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敘述不同時期革命力量的成長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關于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胡喬木同志將其放在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淪為半殖民地和中國人民與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國的封建統治者進行斗爭的大歷史進程中，系統分析中國工人階級生長的過程，闡述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表現出新興力量，并開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全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斗爭并幫助斗爭迅速取得勝利，正是在這樣的階級基礎上，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才正式誕生。

關于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貢獻及中國人民積極抗日力量的形成，胡喬木同志既深刻闡釋了國際力量的對比，全面闡述了國內階級狀況的變化。他認為中國社會基于民族救亡立場，主張抗日救國的階級階層在擴展，“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的若干人，特別是由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紳士，也站在抗日方面”[5]43。在敘述復雜政治局勢時，胡喬木同志指出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5]45在內的兩條抗戰路線互相斗爭是客觀存在的，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能勝利。胡喬木同志將階級分析方法貫徹于黨史研究全過程，從階級關系角度理清歷史事件的成因及脈絡，形成了許多至今仍有參考意義的論述。

二、堅持黨史研究的政治使命擔當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的歷史。黨史研究必然要遵循黨的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堅持黨的領導，響應黨的號召，擔當黨的政治使命。胡喬木同志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長期在毛主席和黨的其他重要領導人身邊工作，這樣特殊的工作經歷使他在黨史研究中有著更為堅定的政治使命，他為黨史研究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傳播黨的科學理論，踐行黨的性質宗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研究黨史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盵7]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胡喬木同志在黨史研究中同樣旗幟鮮明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強調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重視黨史對人民的教育作用。

胡喬木同志認為黨史的主題、主線要圍繞著人民，研究目的也離不開人民。他指出黨史研究的目的是“對黨的歷史進行科學的、準確的敘述和解釋”[4]375，要用黨史這一最生動、最富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黨”[4]375。他提倡應“加強和改善黨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傳工作”[4]375，讓黨史研究成為人民提高思想覺悟，堅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條件。他認為在黨校和普通學校里關于黨史以及革命史、現代史的教育屬于顯性教育，在社會日常生活中關于黨史的教育和宣傳屬于隱性教育。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結合有助于發揮黨史服務人民的功能。

胡喬木同志對黨史著作的寫作要求，充分體現著他黨史研究的人民立場和人民情感。他認為黨史著作是人民群眾學習黨史的讀本和教材，在編寫形式上，要體現人民群眾的切實需要，反對將歷史平鋪直敘，反對會議、文件堆疊的文山會海，主張“史論結合、夾敘夾議”[2]63，推崇“吸收新材料、新觀點”[2]63，在此基礎上展開科學的論證。在編寫內容上，過去的史學研究者秉承著“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觀點，胡喬木同志則提倡書寫中國當代史和中共黨史。[8]他改進了黨史著作的編寫形式和內容，增強了著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但內在的本質是讓黨的歷史研究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全面發展，有助于人民理解并接受，使黨史教育和宣傳工作發揮實際作用。

（二）在黨史研究中高度重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自延安時期，胡喬木同志即開始在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周圍從事革命思想理論工作和文化宣傳工作，并長期擔當重要組織和領導職責。特殊的革命工作經歷和神圣的政治歷史使命，讓胡喬木同志始終懷著強烈的政治責任感，高度重視黨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

胡喬木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發動整風運動的好助手，也促進了新聞工作的革新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指導下，他為《解放日報》撰寫了包括《教條和褲子》在內的一系列社論。他積極批判教條主義、黨八股，協助毛澤東同志主持改造和整頓《解放日報》。胡喬木同志自覺地將這些宣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成果轉化為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成果。他是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的重要參與起草者，并協助毛澤東同志對決議中多個歷史問題作了重大修改。這更促使胡喬木同志對黨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危害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胡喬木同志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負責決議的總撰稿和文字定稿工作。胡喬木同志認為，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里的事業，它是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這種戰斗就是科學和反科學的戰斗，是真理和謊言的戰斗。他將鄧小平同志的系列談話精神和黨重要的政治要求，將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偉大歷史轉折與其政治歷史使命有機結合起來，讓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充分體現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客觀實際和未來發展趨勢，解決了國內外高度關注的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政治歷史問題。胡喬木同志結合自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用手中的筆為黨和人民服務，在黨史研究中總結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的歷史成就和歷史經驗，為黨的歷史研究推進黨的歷史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強調黨史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功能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中共黨史研究和宣傳也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基本途徑和方法。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胡喬木同志一直參與黨的文獻編輯和黨的歷史研究工作，強調在黨史的研究宣傳中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觀點，整理和撰寫了許多具有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的黨史文獻和著作。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胡喬木同志就開始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思考和研究人民革命斗爭的歷史，并在總結人民革命斗爭的歷史時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1947 年11 月，胡喬木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紀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中指出：“今天只有十月革命所代表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一個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運動，才能幫助各國人民得到解放和正義?！盵9]在這里，胡喬木同志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聯系起來，讓人們從歷史發展中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中，胡喬木同志將我黨1921—1951 年的奮斗歷史分為四個時期來敘述，開創了新中國成立之后黨史研究的分期體系，他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是偶然，它是“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5]2。這就將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原因分析，立足于黨成立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將黨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地統一起來。70 多年后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依然強調：“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盵10]胡喬木同志在黨史研究中不只是抽象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而是結合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實際，強調宣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胡喬木同志對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有深厚的感情，為編輯《毛澤東選集》付出了大量心血，在胡喬木同志的黨史研究中也高度重視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自覺運用毛澤東思想指導黨的歷史研究。

胡喬木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黨的理論宣傳工作，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和社會科學家的使命，率先垂范地指導和引領黨史研究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和宗旨，讓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融匯在黨的歷史論著中，在推動黨史研究發揮重要政治功能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踐行黨史研究的人才培養職責

人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一資源，高素質黨史人才隊伍是推動黨史研究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作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所有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真心朋友”[2]胡喬木同志深知黨史研究人才的重要性，他高度注重人才吸收和培養，為黨史研究隊伍的發展與壯大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廣泛吸收黨史研究人才

黨史科研能力的整體提升需要充足的優秀人才作為基礎支撐，其中黨史研究專家和青年學者，則是主力軍和后備軍。胡喬木同志長期工作在與黨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密切相關的領域，他一直高度重視吸收黨史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各級各類人才。

新中國成立后，胡喬木同志在指導《人民日報》改版，帶隊進行湖南調查，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等工作的過程中，都十分關注黨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的問題。他于1977 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兼黨組書記，他曾在1980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會上明確提出，要使社會科學院“通過科學研究的成果，來做好黨和政府的助手?！盵11]在推進這一目標的過程中，胡喬木同志注意到了社科院在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及中共黨史在內的各類人才方面存在后繼乏人的現象。為此，他親自草擬了《八年內擬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在其中提出要“新設50 個單位，”[12]267使社科院人數達到“2 萬人左右”[12]267。為了進一步補充科研力量，在得到國務院批準后，胡喬木同志主持面向社會公開招考研究人員，成功招收錄取了440 名學生。胡喬木同志采取各種措施，為當時百廢待興的社科院引進了一大批年輕學者和知識分子，逐漸緩和了人才方面青黃不接的問題，初步奠定了社科院辦院基礎，充實了包括與黨史密切相關的許多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的數量。

對于專門從事黨史研究的人才，胡喬木同志更是高度關注。1990 年3 月，他在全國黨史工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我們還需要努力培養從事黨史研究工作的新人?！薄叭绾闻囵B新人已是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的任務?！盵4]377他珍惜有識之士，通過多種渠道吸收人才，不遺余力地為黨史黨建和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去做各種努力。他廣泛吸收黨史研究人才，使許多青年和老一輩學者再次回歸中共黨史研究領域，進而回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為黨史學科培養和輸送了大量人才，為學科建設注入新鮮血液，增添新的活力。

（二）注重提升黨史研究人才素養與能力

推進黨史研究的高水平與可持續發展，需要廣泛吸收研究人才，更需要促進學者全面發展。胡喬木同志注重人才隊伍的壯大，既關注“量”也關注“質”，他努力為學者提供發展機會與空間，高度注重提升人才隊伍的政治素養和學術能力。

胡喬木同志擔任毛澤東主席的秘書達25 年之久，對黨的許多重要歷史和重要文獻都極為熟悉，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長期教育影響，其自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研究的理論功底極為扎實，對黨史研究隊伍素養和能力的期待和要求也很高。在總結黨史研究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胡喬木同志提出要加強黨史工作的科學性，他認為身為黨史工作者，需要運用科學的態度、方法、論證闡述黨的歷史的根本問題，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保持著無限的忠誠和毫不動搖的信念。

胡喬木同志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去提升黨史研究人員的理論素養和學術能力。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胡喬木同志就以自身的理論修養和模范行動，引領和帶動身邊的年輕學者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和能力。在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胡喬木同志提出“要把個人鉆研和集體智慧結合起來，”[2]141要將有限的力量統一于人才培養工作，助力社會科學及黨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胡喬木同志注重培養青年人才，倡導為青年學者提供深造和發展機會，包括推動出國留學，建立各專業學會，設立社會科學基金等方式。吸納黨史研究人才只是壯大研究隊伍的第一步，如何提升人才的素養與能力才是重點。胡喬木同志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為促進黨史研究隊伍的理論素養和學術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許多重要貢獻。

（三）關注黨史人才培養的體制和機制建設

充實黨史研究人才隊伍，提高黨史研究人才政治素養與學術能力，需要系統性的培養體制和機制。既一生致力于思想文化和學術理論研究，又長期從事科學文化事業組織管理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更加重視中共黨史人才培養體制和機制的建設工作，強調激發黨史學者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新中國成立后，在領導黨的新聞工作、國務院政研室工作、語言文字工作以及代管學部工作的過程中，胡喬木同志已經開始關注社會科學和黨史人才培養的體制和機制建設問題。在1975 年代管學部工作期間，胡喬木同志沖破阻力，恢復了受到嚴重沖擊的科研工作，恢復了一度停辦的20 多種刊物，撤回了下鄉下廠的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逐步恢復了13 個研究所的業務工作。[13]這是帶有體制機制調整性質的工作舉措。胡喬木同志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期間，強調社科院建立初期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健全院一級的領導班子和機構。經過幾次會議討論和黨中央的批準，胡喬木同志主持聘任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深厚，對黨的歷史文化情感深厚的老學問家作為社科院的各級領導，并逐步健全了社科院的職能部門和各研究所，前后抽調干部四五十人，研究所迅速增加到32 個。胡喬木同志還提出在研究院、學部、研究所各級組織設立學術委員會，不斷完善學術機制。

胡喬木同志曾任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人民日報社社長以及國務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與黨史黨建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領導職務。胡喬木同志理解知識分子的追求目標是發表科研成果為國效力。為此他關注恢復和創辦研究院、研究所的各種學術期刊，建立相關的出版社，為學者發表科研成果提供廣闊平臺，使一大批勤懇鉆研的科研人員脫穎而出。胡喬木同志對黨史工作一直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他多次提到黨史工作要朝著擴大開放的方向改革而不能搞自我封閉，這是形成開放的黨史的必然要求。在胡喬木同志的指示下，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曾多次召開評議國外中共黨史研究狀況的座談會，期間，他也全程參與。同時，在胡喬木同志的推動下，《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雜志也順利創辦。

胡喬木同志作為黨史研究和宣傳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他所作出的重要成果和貢獻對黨和人民弘揚革命文化，傳承紅色基因，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持續抓好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盵7]深入研究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的關系，是我們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加速黨史黨建學科建設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