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啟蒙與啟蒙的反抗
——從魯迅的《離婚》談起

栗 哲 呂若涵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0）

《離婚》是魯迅短篇小說中的一部復雜之作，學界對其解讀莫衷一是。關于愛姑的形象有以下解讀方式：一是政治階級分析，將其視為辛亥革命失敗的產物；二是國民性批判，認為愛姑作為封建婦女其愚昧盲目的精神是啟蒙批判的對象；三是與魯迅日記中的生活經歷進行對照式解讀；四是美學解讀，認為愛姑的悲劇是性格悲劇、命運悲劇。關鍵一點，多數論者將愛姑的反抗視為對禮教的強化，其目的是以封建秩序維護自己作為妻子的身份，由此認為她是十足的封建婦女。筆者不認為魯迅筆下的民眾都是麻木的庸眾，并試圖在反封建和國民性批判之外尋求新的解讀視域。

一、愛姑的形象——“人”的覺醒與追求

從現代對古代文化價值觀的超越來看，五四所提倡的啟蒙在文學上主要表現為“人”的文學，提倡人性解放，表現為“人”的覺醒，尤其是反封建、反對傳統禮教。從這個層面來看，愛姑無疑具備現代啟蒙觀下的系列品質。

首先是追求公道的反抗精神。丈夫喜歡上了別的女人，打算將她拋棄時，愛姑想到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不是夫家聘來就來，想趕走就走。她的反抗首先是證明人的存在權利?！拔沂侨枇Y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那么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h里不行，還有府里呢……?！盵1]154在七大人提出要多給十元錢的時候，她接下來的話語方向沒有往離婚的條件談，而是轉向一些陳年舊事，訴說自己在婆家非人的遭遇?？梢姁酃檬冀K要的或許就是一句道歉，一句錯在男方的公道話，也就是“人”作為精神性存在的尊嚴。這個目的在一開始就有所交代?！拔业共⒉回潏D回到那邊去……我是賭氣。他不能像慰老爺似的不通，只說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1]149愛姑的父親也提及，這樣鬧的目的并非是貪圖回到夫家——以明媒正娶的身份回到夫家，以證明自身的封建合法性。愛姑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婦女，面對休書順從地回到家中，承認封建正統的合理性。她的潑辣顯示其做人的勇氣——為了討回做人的尊嚴，即使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可見其追求做人的決心。

這是一個具有獨立平等意識的女性。關于黃鼠狼咬死大公雞一事，對丈夫濫用夫權不問青紅皂白就打自己的行為進行控訴；向大家公開揭露丈夫平時對自己稱呼上的侮辱。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勇于當面控訴自己在男方家的不平等遭遇，將以前視之為婦女三從四德的東西加以反抗，無疑是一種女性意識的覺醒。

這是一個清醒卻走投無路的反抗者。愛姑對自身有清楚的認知，她明白自己是粗人、鄉下人，不具備鄉村以外廣闊的見識，同時對外在的形勢保持著自身認知范圍內的清醒。存在兩個層面的反諷：

第一層面是對“知書識理”的人而言。愛姑見到七大人之前，對其形象有一個想象性的鋪墊：“知書識理的人”什么都知道，即使他們吃了別人的酒席收了好處，也會講理說公道話；即使七大人和知縣大爺有換帖關系，也不會不說人話。見到七大人時，愛姑的父親一聲不吭，但愛姑卻勇于反抗。首先支撐她勇于站出來說話的是對讀書人的信念。然而在七大人搬出從北京洋學堂讀書的尖下巴少爺，兩人都對公婆趕兒媳走是天經地義的倫理表示認同時，愛姑并非愚昧地認同，而是察覺出了七大人的不可靠。由此，讀書人或者鄉村士紳所代表的啟蒙信念崩塌，他們在愛姑心中正義的形象也隨之崩塌，但她還是選擇再掙扎反抗一次，可見其反抗意識的強烈。愛姑在察覺出尖下巴讀書人、當官的七大人的虛偽時，明知前方絕望無路，卻還是要斗爭，這種精神頗具《這樣的戰士》中的韌性戰斗精神及“反抗絕望”的生命主義基調。不同的是，愛姑的“韌性戰斗”多了幾分懵懂自發的色彩。

第二層面的反諷是對七大人所具有的威嚴而言。小說開始的乘船情景就對七大人的威嚴做了鋪墊，從八三的反應，到愛姑、莊木三對將要到來局面的沒把握都暗示著這一點。剛見到七大人時，在愛姑眼里，周圍的公子哥都在其威光中成了臭蟲；七大人吩咐下人辦事時的喊聲使愛姑生出一股不可名狀的恐懼。在這害怕中，愛姑下意識服從了七大人的判決。文章最后，愛姑明知道七大人打噴嚏了，卻“不由得轉過眼去看”。愛姑對七大人最后的觀看印象是七大人拿著“屁塞”摩擦鼻子，這一平庸行為將其威嚴拉下神壇，形成地位上的反諷。被威嚴震懾的人通常是不敢正眼去看所害怕之人的。某種程度上，愛姑無意識地對七大人的觀看對之前其威嚴形象構成了消解。這里的看并非是全知全能敘述者的觀察。故事聚焦于愛姑的思想及行動，是第三人稱內視角由愛姑發出的觀看行為。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在這個情節中，對威嚴的解構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人物的感受，即愛姑最后的內心感受可能對七大人的威嚴并非完全認同。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將“注視”與“被注視”的相互關系闡釋為四種存在：主體—我；對象—我；主體—他人；對象—他人。在“主體—我”的注視中，將他人對象化，對象在被注視中很大程度上喪失自身的主體性?！霸谒_特的論述中，他似乎就是要告訴人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如注視行為一般，永遠存在著視線的沖突和身份的不平等?！盵2]愛姑作為主體，在這里發出的“注視”行為將七大人對象化，愛姑是作為存在的“我”，具有自由的主體性，雖然是一種無意識的觀看，但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一種“人”的自由覺醒。有趣的是，七大人作為被注視的對象卻有極高的身份社會地位。由此，實現了一種“注視”中的反諷——作為人的“主體”和社會威嚴形象之間的錯位反差。

這里存在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愛姑對自身內外的形勢有著清醒的認知，覺察出了七大人、慰老爺、讀書的尖下巴少爺的不可靠，為什么不做徹底的反抗？例如，愛姑提到過的公事公辦和拼出一條命來。她的反抗最后以妥協而告終，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轉折，與之前強烈反抗的話語形成了鮮明對比。

魯迅的文本沒有清晰地表明愛姑設想的另外路徑的失敗，但從五四時期大環境來看，導致愛姑反抗失敗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其一，愛姑自身的反抗意識無法轉化為實際行動。其二，愛姑所處的周圍環境無法提供反抗的路徑。無論從束縛女性的封建意識，還是從外部所具備的現代司法程序和制度來看，個人對自由與公正的追求需要群體意識的認同與物質保障。

二、反抗者群像——“夢醒了無路可走”

反抗是魯迅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魯迅在早期用文言文寫的文論《摩羅詩力說》中就推舉一種“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1]154的詩人。摩羅詩人所具有的詩力，核心就在于抗爭的精神。魯迅說自己譯介外國作品的類型——“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的”[3]525，其翻譯的目的主要是將作品中反抗的力量致力于社會改良。反抗的主題立意在魯迅的作品中反復出現，從白話文短篇小說的開篇之作《狂人日記》的狂人始，到魯迅的雜文等，形成了反抗者的形象序列。這些反抗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這些反抗者都是孤獨的，有時甚至被周邊人視為“狂人”、異類、瘋子等被群體所排斥?！峨x婚》中的愛姑面對七大人時意識到了自己的孤立：弟兄不敢來，爹不敢說話，慰老爺、尖下巴少爺和七大爺都不可靠?！犊袢巳沼洝分械目袢嗽诰裆弦彩枪陋毜??！端帯分械母锩呦蔫け划斪鳟愵?，成為人們茶余飯后議論的對象?！豆陋氄摺分械奈哼B殳被自己的兄弟本家排斥，也同時被S 城保守的人所孤立以至于丟掉飯碗?！堕L明燈》中的“瘋子”因要熄滅燈而被村里的人禁閉?！秱拧分械淖泳诖竽懙刈杂蓱賽壑笤馐艿降氖桥匀说睦溲??！蹲８！分邢榱稚┮虮瘧K遭遇被周圍人所賞玩，后遭厭棄疏離、冷嘲熱諷，捐完門檻參加祭祀禮時仍被排斥在外，最終被孤立而死。

反抗作為啟蒙的行動，具有一些啟蒙的覺醒特征。有時這種啟蒙不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加以引導的，而是一種自發的帶有萌芽式的啟蒙意味的反抗。這里，筆者將祥林嫂納入啟蒙的反抗者序列，是基于對祥林嫂的形象分析。不同于將祥林嫂當作封建婦女的看法，祥林嫂其實是一個追求自由、獨立的女性。失去首任丈夫后，自己偷跑出來做事掙錢。當看到自己一個女工的工作量頂好幾個工人的時候，不覺得累而是感到了自己的價值。祥林嫂瞞著婆家偷跑出來，這是對封建道德中將女子視為夫家所有物的反抗；不像別的懶或饞的女工，祥林嫂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正是對自身價值和人格的追求。她有著追求自由自主的獨立意識。在婆家將她再次作為交換物出嫁時，她打算一頭撞死以示反抗。在祥林嫂訴說自己的悲傷故事卻看破了周圍人只是在嘲諷自己時，她的回應是“她單是一撇他們，并不回答一句話”[1]18，“所以總是瞪著眼睛，不說一句話，后來連頭也不回了”[1]20。她清醒地保持著做人的最后尊嚴，沉默無聲地與這冷漠麻木的世界做抗爭，默默地積攢著捐門檻的錢?！俺聊?，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4]292。祥林嫂最后捐門檻的救贖之路也被否定了，她失去了希望。在對識字人的求問里，對于人有沒有魂靈和死后世界的求證表明祥林嫂的某種懷疑——她對此不了解也并不十分相信。這意味著她對舊秩序改變的可能性期待、反抗路徑的期待，即在新學的知識分子眼里有無脫離傳統封建秩序可能性的救贖路徑。這里，愛姑的形象仿佛躍然于眼前，都是求告無門走投無路卻又期待新路求生做人的女性，具有萌芽的啟蒙意識，卻眼睜睜地被扼殺在搖籃中，流離失所，成了舊路不想走或者走不通，想從這點萌芽的啟蒙中尋找新路卻也無新路可走的夾縫人。有誰可聽見那黑屋里的吶喊了？如果子君是那“夢醒了無路可走”的娜拉，那么愛姑、祥林嫂則是夢醒了一半卻在黑屋中苦苦掙扎還做著頑強反抗的娜拉。

反抗者可以分為不同類型。第一類是知識分子，以呂緯甫、魏連殳等為代表；第二類是受知識分子啟蒙的踐行者，以子君為代表。這兩類受過啟蒙的熏陶，在思想認識上具有明確的啟蒙意識，以挑戰的利劍鋒芒直指封建舊秩序，并以反抗的實踐從外部②試圖打破。第三種是具有自發的啟蒙意識萌芽的反抗者，多以民眾為代表，例如愛姑、祥林嫂。他們帶著懵懂的啟蒙覺醒，在封建秩序內部進行反抗的實踐，即用“封建”來反封建。這里的封建，指的是人物具有啟蒙意識萌芽后無法從自身內部進行突破，清醒卻帶些無奈地在封建秩序內用舊的道德、禮教進行對抗，以舊方式尋求出路。愛姑和祥林嫂都是底層沒受過教育的女性，都在各自的生存境遇中試圖尋求出路。然而在她們的意識里，除了傳統教化外，沒有別的可賴以憑借的思想和物質支持。因此愛姑選擇的是聽從鄉村有威望的七大人的安排，祥林嫂聽從的是捐門檻的救贖方式。前兩類反抗者的類型比較容易辨認，他們踐行的啟蒙意識主要來源于西方的現代啟蒙觀。值得推敲的是，第三種反抗者身上具有的萌芽的啟蒙意識從何而來？

從哲學上來看，這種啟蒙的反抗極具生命主義的色彩。這要聯系到魯迅的啟蒙觀，在魯迅的啟蒙革命中，生命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耙灰?，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盵4]47魯迅生命哲學思想中的“人”，不是抽象理念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體。因此愛姑以及祥林嫂的反抗很可能是基于一種生命要生存、發展的本能，這種生命本能意識的涌動對封建舊秩序構成了一種動搖，從而在行動中表現為一種萌芽式的啟蒙反抗。

然而，生命主義的解釋放在歷史各個時段似乎又無所不包，無法闡釋這個時期所具有的獨特性。因此，還需要引入歷史視角來考察這種啟蒙的時代特點，將這種生命主義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即萌芽的啟蒙意識跟民國時代的經濟政治發展程度相關。

中國在明清時代就產生了早期資本主義萌芽，同時在文化領域也出現了一些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家和作品。到近代①，外國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時的中國，政治局勢不穩定，經濟成分復雜，主要存在四種經濟成分：以小農經濟為特點的自然經濟、民族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1927—1949）、外國資本主義。西學傳入中國，掀起了各種運動。以上分析的第三類反抗者多收于《彷徨》集?！夺葆濉烦霭嬗?926 年，收錄的是魯迅于1924—1925 年期間創作的小說。愛姑、祥林嫂都為農村婦女，沒有受過西方的思想知識教育，從文本來看，也沒有顯示她們受過西學的影響，因此可以推斷這種啟蒙意識很大程度上可能來自本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一種經濟成分的積聚所帶來的文化意識的萌芽。

相應地，反抗者同時具有新舊社會的特質，體現了20 世紀20 年代的過渡特點。正如梁啟超所描述“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于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5]。例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為了生計接受教“子曰詩云”的現實，卻懷想以前討論改革中國的方法、去城隍廟拔胡子的時光，真正地成了半新半舊的夾縫人。

最后，反抗都以失敗或者妥協屈服告終，以“正常人”的身份進入封建社會秩序中使其正常運轉，或者以犧牲性命卻喚不醒群眾的失敗告終，或者以一種畸形反抗的形式自暴自棄，或者自身僅存一點啟蒙的覺醒也被封建勢力所扼殺。在表現上，魯迅對于人物遭受失敗的打擊存在一種類型化的反應描寫：行動變得迂緩（呂緯甫）；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記性尤其壞，甚而至于常常忘卻了去淘米[1]20（祥林嫂）；……只有沉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1]127（子君）；“怎么連七大人……”，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1]155（愛姑）。這些反抗者失落表現的相似性，也使得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物作為類型化的人物來看待，即一系列反抗失敗的孤獨者群體形象。

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上述反抗者系列文本具有同一套敘述結構語言：覺醒——反抗——受到周圍人和環境的阻礙（被視為突破傳統的異類）——大團圓式反諷（失?。?。這一敘述結構在小說文本中的反復出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魯迅對啟蒙現實性問題的思考。即啟蒙何以可能，何以成功？魯迅通過這些人物大致指出了啟蒙的兩條路徑：外部進行突入、內部萌芽的掙脫。但這些都無法使啟蒙革命真正的落實。封建秩序的內部反抗無以瓦解封建本身。從西方外部傳入的文化，以及經受過現代價值觀念教化的知識分子們也對推動封建社會的瓦解無能為力的話，啟蒙的出路又在何方？經過啟蒙熏陶和引導的民眾是否有可能成為啟蒙的革命力量？從魏連殳、呂緯甫、子君這些立意于啟蒙并有反抗實踐嘗試的失敗結果來看，愛姑、祥林嫂這些具有了啟蒙萌芽意識的民眾經受現代啟蒙觀的教育而去實踐反抗的話，也可能是失敗的。因為僅僅靠個體的自覺努力和反抗，無法推翻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陳舊文化觀念。著眼于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個體的反抗更需要的是一種群體的呼應，一種社會整體環境的改變。

對于啟蒙的實現而言，知識分子的先覺、個人自發的覺醒萌芽都是不夠的。它必須內化為一種大眾意識形態，并且不是一句口號或者一種可以倏忽而逝的萌芽，而是作為生存的基本秩序存在。魯迅所思考的，或許就在于啟蒙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大眾的意識形態。以大眾化為線索來觀照魯迅在五四和左翼時期的文學活動，可以勾連出一種延續性?？蓪⑽逅臅r期視為一個線索隱形的開端③，在左翼時期這種大眾化傾向逐漸變得明晰，在實踐上也有所行動。

從愛姑等反抗者失敗的可能原因來看，啟蒙的實踐需從兩個方面進行：個體上，需要啟蒙的大眾化；整體上，社會環境、國家機器以及群體意識等啟蒙的實現需要依靠國家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憑借現代民族國家進行現代化的實踐。當然，后者也包含大眾化實踐。從五四開始，中國的社會政治革命就與大眾化實踐交織在一起，成為解決中國現代化歷史問題的重要實踐。

三、民眾視角下的反抗與啟蒙

反抗是啟蒙的動作表現，而啟蒙是反抗的旨歸。魯迅筆下的反抗者是其啟蒙觀的承載者。如何對反抗者進行闡釋，很大程度上要看魯迅持何種啟蒙觀。在五四時期，魯迅無疑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和五四同時代人既同步，又保持著距離。正如其作品中的離鄉人，和故鄉永遠存在一種“在而不屬于”的關系。這樣“在而不屬于”的位置關系同樣也是魯迅與五四同時代人的寫照。魯迅以其啟蒙觀的深刻性，在啟蒙的飛揚面之外，開拓出了別樣的天地。

（一）向生而生：向著生存而生的啟蒙

生存在魯迅的啟蒙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這種為生計現實而考慮的思想啟蒙，在五四飛揚的時代里，具有某種墜入日?，F實的蒼涼風格。張愛玲曾言“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6]91。張愛玲和魯迅作品中的人物不帶有浪漫主義的夢幻色彩。他們是沉重的，現實主義式的。在謀生與啟蒙、謀生與謀愛的抉擇中，生存始終是第一位的。那單獨向現實對抗作戰卻為了活下去而在封建舊傳統中沉淪報復式地活著的孤獨者；為了生計不得不拋棄子君，要用“說謊和遺忘”做先導的涓生；不被周圍人理解被當成瘋子的“狂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在世俗中做官；掙扎著不愿被婆家賣到山里的祥林嫂還是在山上定居下來；那大喊要拼出一條命來的愛姑還是選擇與七大人等進行妥協而離婚。

有論者認為涓生是魯迅所批評的“偽士”，而狂人反抗失敗后去做官被認為是一種“去偽存真”的斗士所為——“從‘獨自覺醒’的驕傲、優越感中被拯救出來，回到這個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以不倦的繼續戰斗的‘物力論’精神，堅持下去，直到生命終了之日為止”[7]。本文認為，狂人最后的結局正是魯迅現實主義精神的寫照。魯迅的現實主義態度使他從來不做簡單的觀念上的激情飛揚，而是在人生現實的日常安穩中表現其復雜之處。相比于五四新文學和左翼文學初期觀念化的創作，魯迅筆下的反抗者，面對生活與啟蒙，幾乎是近身肉搏，在血肉模糊的狀態中訴說啟蒙和現實的較量?！岸窢幨莿尤说?，因為它是強大的，而同時是酸楚的。斗爭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諧，尋求著新的和諧?！盵6]92在對五四啟蒙飛揚面的超越上，張愛玲與魯迅形成了呼應。同樣面對舊的東西不能一刀兩斷，而是在妥協中進行斗爭，書寫著人世間日常安穩處的故事，作品呈現出一種蒼涼感。

魯迅筆下的反抗者都活在現實之中，而不是對啟蒙浪漫空洞的幻想中。反抗者的失敗是面對強大的現實而做出的妥協。這些反抗者是在現實中掙扎的反抗者，面對生存問題，啟蒙與生存便在現實生活中扭成一團，道出了啟蒙的深度和難度?！案锩且嘶畹摹?，魯迅的啟蒙思想建立在使人生存的信念中，其作品也是從人物的現實生存出發進行的描摹刻畫。

（二）何種民眾？啟蒙者的位置

魯迅曾經說過他抱著“引起療救的注意”[3]525來做小說，在五四時期這種觀點帶有當時啟蒙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精英主義立場，代表了啟蒙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想象型關系——啟蒙不斷“詢喚”著啟蒙者，使其具有了精英主義的俯視視角。

如果我們反對意義的確定性和固定不變的意義能指的話，那么如何對看似愚昧麻木的五四民眾形象進行另一種解讀和認知？就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影響來看，波及范圍在局部，對廣大農村和部分市民都沒有影響力?！拔逅摹睂τ诔鞘兄小氨姟钡撵`魂與精神的啟蒙價值，在一個短時期內帶來了多大的覺醒顯得可疑。[8]“五四”這一事件及新文化運動對農村社會的人際網絡和生活方式帶來了多大的自覺變化，也是可疑的。作為啟蒙思想宣傳的“五四”對大眾的影響力較小。因此知識分子的文本，所勾勒出的愚昧無知麻木的庸眾面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多數的民眾實際情況，還是知識分子在啟蒙召喚下的一種想象？其可疑的面目值得推敲。

這種對啟蒙客體的想象可能對大眾構成一種壓抑，使之面目趨向于單一化。然而，魯迅的小說并不總是表現為批判庸眾，在他的視角中，還有反抗精神十足的愛姑；有那雖是下層民眾但毫不世俗精明，善良而具有良知的拉車夫（《一件小事》）；有在禮教和佛教之外[9]發出極具解構性的懷疑問題的祥林嫂。顯然，在隱含作者的態度中，包含的并不都是對這些人物的反諷和批判。那因沒具體回答祥林嫂的發問而惴惴不安的“我”，傳達著對讀書人的反諷。最后的大團圓結局——魯迅式的大團圓，卻反映著人物內心的愧疚和惋惜之情。那具有強烈反抗精神的愛姑在看清封建鄉紳的不可靠后，在混沌的大腦中還要堅持反抗一次，最后的和諧收場卻與之構成反諷，結局暗含著愛姑對鄉紳官員、讀書人說人話講公道等信仰信念的崩塌。因此除了對民眾進行國民性批判之外，是否可以引入一種不同于精英主義批判的對啟蒙解讀的視角？如何理解反抗者的失??？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民眾的概念，采取民俗意義上的民眾，即相對于官方立場而言的寬泛的人群。在五四提倡的“平民文學”中，就“民眾”一詞的含義進行過討論，大多把民眾作為需要啟蒙的對象來界定，知識分子和民眾有一個界限的區分。但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區分并不鮮明，且有些混沌。此外本文討論的主要是知識分子之外的普通民眾，因此采取民俗學意義上的概念劃分。

安丸良夫關于民眾史的一些觀點和思路可以作為參照?！鞍餐枰龅牟皇窃谥庇^意義上‘認同’民眾，而是如同吉本所說，建立一個可以‘收斂價值感覺’的場域。歸根結底，民眾史并非代表了民眾的書寫要求，它是知識分子內部的一種對抗精英意識的立場。歷史性地看，東亞地區的民眾史書寫，暗含著的一個基本母題是如何設定近代之后的認同方式，這個問題恰恰是依靠直觀的二元對立的思路無法面對的問題。民眾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提供了一個新的啟示：從民眾生存的角度來觀察歷史，不僅舶來的西學缺少有效性，傳統的國學也沒有直接的解釋功能。民眾視角提供的思路，是把這一切都在顛倒的世界里相對化之后，再重新作為要素組合進歷史中去，只有在這個階段，虛假的二元對立不再具有意義，而錯綜多樣未必可以簡單整合的歷史過程，才能呈現它的豐富性格。而民眾史研究的真正價值，或許不在于它對抗啟蒙，相反，是揭示“啟蒙”這一抽象觀念在東亞的具體歷史內涵?！盵10]安丸良夫在歷史學研究中引入民眾視角，這是對以往丸山真男等只注重精英知識分子的主流史學研究方式的有效糾正。但這并不是一種二元對立（精英—民眾）后的顛倒，而是內部對抗精英意識的一種立場。民眾史復雜內涵的展開是“啟蒙”的歷史化，不再是一種空洞的思想能指，其意義或許也不在于對抗啟蒙。

這里，筆者將安丸良夫的思路運用在魯迅作品對民眾的書寫呈現中。在魯迅的作品里同樣蘊含著類似于安丸良夫意義上的“民眾視角”。如果從民眾生存的角度來觀察啟蒙，不僅舶來的西學缺少有效性——以魏連殳、呂緯甫為代表受過西學影響的知識分子缺乏啟蒙的革命動員性，受過啟蒙熏陶的子君宣告了啟蒙的失??；并且傳統的中國歷史內部也沒有生產出直接的動力實踐——愛姑、祥林嫂等人雖具有反抗意志，但人物最終的悲劇性結局就已表明，這種從中國本土歷史內部生出的啟蒙意識無法在根本上作為十足的直接力量實踐啟蒙。魯迅以筆下的反抗人物大致寫出了啟蒙的兩條路徑的失?。簭耐獠客蝗?、內部萌芽的掙脫都無法使得真正的啟蒙思想落實到生活和生存中。正是因為魯迅的現實主義，使他的作品從未呈現出啟蒙概念能指的空洞化，而是從民眾生存的現實出發，去勾勒啟蒙的展開圖卷。在這圖卷中，啟蒙和民眾的生存扭成一團、不斷斗爭。民眾生活的復雜內涵是對精英知識分子二元對立思路的一種顛倒，二者之間并非具有非此即彼的清晰分界。魯迅啟蒙觀里面包含的精英主義和民眾視角的雙重質素，使其顯示出自身的獨特性。

學界存在一種對魯迅作品的代表性闡釋，即作品表現出對啟蒙的反思，即在啟蒙中懷疑啟蒙。例如，作為啟蒙者的涓生其最后失敗的悔恨；那無法回答祥林嫂關于靈魂有無問題的讀書人；無法被周圍群眾理解的革命者夏瑜?；蛟S，魯迅的民眾視角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民眾的書寫要求，其代表的是對精英知識分子內部立場的對抗。與安丸良夫相似，這種對抗也并非是對精英分子的壓抑，而是表明將自身知識分子立場相對化的一種努力。魯迅作品中所建立的“收斂價值感覺”的場域，代表著他對知識分子精英立場的一種反省。這種反思，在其雜文中也有所表達?！胺灿懈母?，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盵11]他看到了知識分子具有啟蒙的歷史作用，但也對知識分子發揮作用提出了要求和條件。他對大眾也有所警惕，可見其辯證思維。最重要的是，他認為知識分子只是大眾中的一員，既沒有夸大知識分子，也沒有將其歷史作用所具有的重要位置絕對化，這是一種“收斂價值感覺”的知識分子場域。

而民眾視角引入的真正價值，不僅在于對抗啟蒙，而且展現了“啟蒙”這一抽象觀念在中國五四階段的具體文學與歷史內涵。魯迅的作品沒有僅僅表現啟蒙和民眾的二元對立，而是呈現了一個廣闊的闡釋場域。從民眾生存的角度來書寫啟蒙，在這樣顛倒了的世界里，或許作品呈現的是五四啟蒙在中國文學上的歷史化。以往對五四民眾的認識趨向于固化，尤其以“閏土”為代表的被封建禮教所麻痹的民眾形象廣為所知。而魯迅作品中蘊含的民眾視角，是從民眾生存本身出發而進行的文學化書寫。因此魯迅筆下的民眾形象并非單一，民眾的歷史內涵也并非單一。拋開五四在當時較小的影響面，并且拋開啟蒙的精英視角，才能層層剝出被遮蔽的民眾形象，挖掘魯迅作品中具有反抗精神的民眾的積極特質，這種反抗的精神或許可以視為本土民眾身上具有的啟蒙現代性萌芽因素。歷史有時并不呈現為統一的齊聲喧嘩的面貌，五四也并不總是表現為啟蒙的統一體。因此，在文本和歷史主流外的裂隙處進行觀照，文本的闡釋空間才有更多的可能性。魯迅作品中這種民眾視角的存在，是作品得以立體多維化闡釋的一個基點。而筆者在開篇對《離婚》中的愛姑所做的正面的形象學分析，正是基于此。

魯迅一直將這種“收斂價值感覺”延續到了左翼時期。歸根結底，作品中的這種民眾視角以及左翼時期魯迅關于大眾化的思考都來源于魯迅本人的現實主義觀和辯證的思維方式。正是從生活現實出發而寫作的現實主義，使作品視角的豐富性得以存在。辯證的思維方式使作品尤其是雜文，呈現出深刻而豐厚的思想面貌。這種辯證思維方式，注定了魯迅不論是在五四時期還是左翼時期，其位置都只能是“在而不屬于”。因其思想中否定之否定的思維方式，使得他既認同五四的啟蒙，同時又超越啟蒙；既認同左翼的一些主張，而又提出批判，反右的同時又反左。真正的革命是“永遠革命”[12]，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思想永遠是一種“在而不屬于”的超越性存在，也是真正的革命精神所在。筆者認為此種革命精神正是我們不斷出發與思考的原點。帶著這樣的革命精神，回過頭來審視五四時期的啟蒙問題，思考啟蒙視域下反抗者的多義性，我們或許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注釋：

① 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的劃分，本文采用的是史學界已有共識的劃分:1840-1949 年為近代史，1949 年以后為現代史。

②接受的啟蒙思想從西方習得。

③隱形：大多數評論者認為魯迅在五四時期對民眾的態度總體表現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