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視域中的數字資本主義批判與反思

陳 朦

南京大學 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23

丹·希勒(Dan Schiller)在1990年出版的《數字資本主義》一書中作出“在擴張性市場邏輯的影響下,因特網正在帶動政治經濟向所謂的數字資本主義轉變”[1]的理論論斷,數字資本主義自此以后加速發展,今天各大跨國私營公司都通過數字技術來占有和調節數字化專有市場。作為資本主義抽象秩序的延續,數字資本主義既是當代資本關系具體化的展開,也是當代資本主義歷史性發展的結果。那么應該如何準確定位數字資本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構序中的發展特質?又應該如何展開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理解?就此而言,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域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框架提供了最為恰當的切入點:首先,數字資本主義的歷史是資本生成與發展的具體歷史,資本一般及其特殊構成了數字資本主義較之資本主義體系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特征;其次,數字資本主義的平臺帝國敘事是建立在數據商品化與勞動剝削基礎之上的資本邏輯,因此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剝削與食利的本質屬性;最后,這種資本歷史與邏輯的產物是主體生命的全面異化,這既是馬克思勞動異化在更高層次上的復歸,同時也是資本邏輯延伸至主體交往及其精神生產層面的具象表征。

一、資本的生成與發展:從產業資本主義到數字資本主義

依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是一種過程,而非一種實在物。在資本積累與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現了從“資本生成的條件”到“資本存在的結果”的過渡[2]452。因而一切積累與生產的目的都是為了資本本身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后,馬克思回顧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并以此作為論述資本主義內在本質之后對于實際歷史的關注與說明。這種原始積累可從四個方面來加以說明:首先是勞動者與勞動資料及其生活資料的分離,這種分離為勞動的活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礎;其次是處于偶然過程中的使用價值的積累(對象化在物之中的過去勞動),“這種積累不僅要為再生產或保存活勞動能力所必需的產品或價值的生產提供對象條件,而且要為吸收剩余勞動提供對象條件,為剩余勞動提供客觀材料”[2]456;再次是作為活勞動提供者的一方與作為物化勞動提供者的一方彼此處于自由交換的關系之中;最后是作為這種活勞動與物化勞動交換結果的資本的生成,這種資本不是將使用價值而是將價值在貨幣意義上的增長當作直接與最終的目的。然而,僅從勞動與資本的簡單交換關系角度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資本對于價值增值的追求必將不斷驅使其自身實現從一種形式(商品的形式)向另一種形式(貨幣的形式)的轉化,一旦運動停止,資本也就不成其為資本。

于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資本生成的條件”變成“資本存在的結果”后,資本主義制度對于資本自身也提出了四個方面的要求:一是生產必須創造剩余價值;二是生產的剩余價值必須得到實現;三是已實現的剩余價值必須再次投入到對活勞動能力與無生命的生產資料的更新之中;四是代表新資本和新剩余價值的部分必須重新實現在貨幣量的增長之中。這是從資本原始積累到持續積累的動態循環過程。然而這一過程并非如其所描述的那樣總是一帆風順,而是充滿著動態的與不穩定的風險,因為資本需要在生產與流通之間不斷游走,不斷進行著“從私人事務所和工廠到商品市場間的梭子般的往返運動”[3],單是這種運動本身就足以讓資本家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生產過程的社會依賴性,以及被迫周期性地交替于不足和過剩之間的內在張力。傳統產業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正是資本游走于市場與工廠之間最為典范的形式,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與工廠內部分工的專制狀態彼此之間相互制約,“全部生產的聯系是作為盲目的規律強加于生產當事人”[4],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既受到來自工人勞動時間的內在限制,同時也受到潛在市場規模的外在限制,一旦資本因觸碰到界限的鐵壁而陷入停滯,就必然在社會范圍內造成經濟危機。然而,“當銀行轉到為產業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本時,情況就不同了。這時,銀行的興趣不再局限于企業的暫時狀況和市場的暫時狀態,而毋寧說更關注企業的長遠命運和未來的市場狀況”[5]。金融資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來自“對象化在過去勞動中的資本”的限制,大大加快了資金周轉的速度,由此引發了資本在流通領域內的變革效應。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金融資本也暴露出其內在的局限,它雖然能夠緩解資本積累與擴大再生產的外部限制,但卻無法徹底根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內部限制,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就像揮之不去的夢魘一般來回侵襲。

作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回應,數字資本主義出現了。它延續了產業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是朝向一種新型資本形態和積累模式的過渡與升級。雖然在過去的20年間,以消耗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工業生產模式依舊占據主導地位,金融資本也依舊是主導資本市場的關鍵性力量,但無可否認的是以改造了的金融市場與工業生產為基礎的數字化資本形態在當前經濟形式中的重要性上升了。世界經濟論壇創始者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將當前借由數字化技術的顛覆性變革而導向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如他所表明的那樣,數字化趨勢正推動產業資本主義走向更高端形態的發展前景,而數字化技術與金融工具的融合也使得華爾街的交易員開始思考如何利用高頻交易的算法來進行超速的資本流通。因此,概言之,數字化、金融化以及超工業化共同構成當前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主要特征。無論是日益精密化與高效化的工業生產,還是日益復雜化的金融工具與數字機器,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通過資本創造與流通的創新方法實現資本價值的最大化,并以此規避盲目性的市場風險。

然而,如果說對現代市場的資本風險與持續性危機的規避,是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歷史性地過渡到當下數字資本主義形態的一個連續性環節,那么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數字資本主義區別于其他資本主義形態的非連續性特征又是什么?此外,如果說資本一般構成了任何資本形態持續且穩定地生成利潤與剩余價值的內在特質,那么究竟又是數字資本主義的哪一方面使得我們能夠在指認其發展特質的同時,又不至于因為關注了結構性的轉型而忘記了它們之間的本質差別?這要求我們從抽象的概念體系進入到具體的資本現實之中。從算法、平臺到當前眾說紛紜的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從數據、信息到再造資本神話的流量經濟,從硬件裝配工、軟件工程師再到參與式的互聯網產消者,數字資本主義不僅重新塑造與重構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與勞動過程,同時也在新的流通領域當中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新型交往關系。似乎有一種共識認為:“我們所熟知的傳統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被非物質化(馬克思將其形容為‘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動搖了一切解釋舊世界的概念模型。我們面臨著一個充滿悖論的宇宙:地理失去了距離,歷史失去了時間,價值失去了重量,交易失去了現金。這個新的經濟學完美符合鮑德里亞式的哲學框架,一切現實都成為幻象,人類的行動如果真的還存在的話,也只剩下操縱抽象事物的能力?！盵6]無可否認,對于抽象的強調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把握住了問題的關鍵,但是又不應本末倒置地把這種抽象誤認為是一切數字化現象的本質原因,因為恰恰相反,這種抽象本身是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這種抽象既是數字資本主義通過商品、勞動與資本而實現的價值運動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此而來的主體異化及其觀念的表現。

二、商品、勞動與資本:數字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新特點

那么數字資本主義是如何推動實現資本價值最大化的呢?對于數字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考察將進一步引導我們思考構成當前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基本形式。馬克思在論述社會生產的一般結構時指出,社會經濟部門的資本類型都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凝聚著社會勞動力價值的可變資本,另一部分是凝聚著全部生產資料價值的不變資本。因而作為資本簡單再生產的結果的商品的價值便可對應性地分為:“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按其價值來說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c的價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勞動追加的價值部分。后者又分為:補償預付可變資本v的部分和超過可變資本而形成剩余價值m的部分?！盵7]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每一商品的價值都可用如下公式來進行表達:c+v+m,其中c代表不變資本的價值,v代表以工資形態預支的可變資本價值,m則代表超出必要勞動范圍的無償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在數字資本主義中,同時掌握著數字化生產技術(平臺—算法)與數據化生產資料(數據—流量)的數字資本形態依循同樣的價值生產公式,并且由于資本主義自身是一個需要不斷擴展并且只有在運動中才能保持穩定的矛盾體系,持續進行數字資本的循環與擴大也依舊構成所有數字生產領域的內在驅力,其目的在于不斷嘗試以商品化的經濟關系來消耗與掠奪非經濟關系。

首先是數據成為資本競相爭奪的目標資源,這是數字資本主義價值公式發揮作用的首要前提。在杰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看來,“數據——以及數據的積累——正成為21世紀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組成部分”[8](1)全文未明確譯者的引文部分均由作者本人翻譯。。這是因為數據首先是一種商品,其自身就已包含了從生產到流通的價值運動過程,其使用價值源于無數用戶參與互聯網實踐的具體活動,其價值凝結于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耗費既包括開發與應用數據收集工具時所耗費的體力與智力的綜合,也包括用戶參與時所耗費的體力與智力的綜合。當其以數據包的形式由數據收集公司售賣給數據分析機構時,內涵于數據之中的價值量就實現了向貨幣形式的轉化。這是數據作為商品的價值運動過程。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商品只是資本的不發達形式”(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頁:“商品形式作為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還比較容易看穿”。。數據形態較商品形態更高級的原因在于,它能夠結合平臺、算法等智能基礎設施一起構成數字化生產時代的不變資本。不過和以往不變資本不同,這種不變資本不是在使用中消耗自身的價值,而是在使用中不斷增加自身的價值,這是因為數據資本化的不完全形態要求其不斷地回溯數據商品化的一般性過程。就此而言,當數據以不變資本的形態參與到數字商品的生產過程之中時,不同類型的數據便引發了不同的價值化過程,簡要概述,可對其作如下分類:(1)數據被用來描述與定位人本身,而對于人的更好了解將更有效地匹配市場的供需關系;(2)數據被用來管理和控制事物,以此形成關于優化事物本身的量化知識;(3)數據被用來建立概率模型,從而實現對于行為與趨勢的預測分析;(4)數據還被用來改造與升級舊有資產的機械形式,以此延長舊有資產的使用期限。

其次是勞動全場域、全天候的建構與生成,這是數字資本主義價值公式發揮作用的“活”的基礎。無論是意大利自治派學者馬里奧·特隆蒂(Mario Tronti)的“社會化工廠”(social factory),還是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24/7”資本主義,都試圖描述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在質與量雙重層面上的強化與升級,以此強調資本“從外延方面或內涵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9]。就外延而言,剩余價值的生產在馬克思所處時代主要以延長工作日或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方式進行,這些方式在今天并沒有隨著智能化機器的出現被取代或緩解,而是以更隱蔽的數字形式被沿用與強化。一方面,工作日的邊界正隨著必須保證工作聯絡的通暢進行而遭到侵蝕;另一方面,看似自由、靈活的工作時間實際上正成為一種重新奴役全部人類生命時間的外在機制。因此,靈活分散、非典型雇傭的勞動形式的出現是資本主義重新分配置剩余價值之生產外延的直接結果,而非破除資本束縛的自由形式。而就內涵而言,隨著生命逐漸被納入非生命的自動化與數字化的機器裝置之中,特定的人類行為正以新的形式——數據——被重新組裝了起來。在這種分離—重組的過程之中,人類生活、行為和社會關系逐漸走向價值化。元宇宙的出現恰恰是推動這一價值化過程的主要推手,它承諾“在那里,生產/消費的二元性問題將在允許無限制增長的過程中得到解決——財富的持續擴張——將超越生產、物質和勞動的限制”[10]。然而,隨著今天元宇宙熱度的消退,這種生產的幻象也逐漸暴露其內在的弊端,因為勞動依舊構成資本內在的“活的矛盾”,生產依舊是資本增殖的現實原則。

最后是以超級平臺形式出現的資本積累與壟斷,這是數字資本主義價值公式的最終結果。希勒曾將因特網看作是全球市場體制中核心的生產與控制工具,而今天數字技術的發展早已催生出更甚于因特網的超級數字平臺——MAGA(3)代指2021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四家科技公司:Apple, Microsoft, Amazon, Google。。這些平臺牢牢占據全球范圍內的兩大關鍵性資產,即龐大用戶數據及其積累的用戶信息集群?；诖?平臺的經濟學奧秘在于:一方面,平臺生態的持續性運轉要求平臺不斷地控制系統運行的成本,以使系統消耗的成本在總體上低于平臺運載的用戶信息的總價值,由此平臺將創造兩項盈余:“一是用戶盈余,用戶一旦參與到平臺中,其信息就會變得更有價值,而該用戶幾乎沒有付出任何直接成本;二是平臺盈余,即平臺所有用戶信息的差額價值遠遠大于為用戶提供平臺的成本”[11]。另一方面,在促進信息自由流動的網絡新自由主義敘事的影響之下,用戶在不斷展示個人生活及最大化消費機會的同時,也將個體生命的生活方式與數字資本主義的動態發展緊密地交織在了一起。于是,平臺獲取超額利潤的奧秘是在用戶主動參與創造“網絡數據奇觀”的過程之中既獲得了持續的動力也獲得了合法性證明。在看似自由、民主的數字空間之中,不平等現象不但沒有被消除,反而因指數級網絡效應被放大。

由此可以看出,新的生產技術及其相應的新的生產領域的出現,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剝削與食利的本質屬性,數字資本主義在成為一種當前流行的經濟制度的同時,也依舊是一種建立在勞動剝削與不平等分配基礎之上的階級制度。在當前的勞動力市場中,無論是關于靈活就業的表述,還是關于游戲化勞工環境的表述,自由、靈活以及彈性化管理的高調表達不應使我們忘記,所謂的“自由”只是相對于資本而言的“自由”,工資的彈性、雇傭的彈性、崗位的彈性以及技能的彈性也不過是資本在其可變資本(勞動力)的形式當中找到了便宜的手段。為此,在《朝不保夕的人》一書中,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通過描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市場中勞動者勞動、工作、生存與生活的不穩定狀態,界定了一種流眾化的無產階級(The Precariat)狀態。這一狀態并不單獨指涉某一類或某一行業,而是遍及所有個人的休閑領域、家庭領域、工作領域以及社會領域。因為數字化技術背景之下的即時性通信與遠程化登陸在場,不僅擴展了資本的界限,也擴展了與資本相對立的勞動者序列,“隨著社會不平等的潛滋暗長以及世界正變成一個充滿彈性的、開放的勞動力市場,階級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催生出一個更加碎片化的全球階級結構”[12]。這也意味著,當前的階級秩序下,不但約迪·迪恩(Jodi Dean)所強調的1%與99%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們所強調的“知產階級”(cognitariat)或者說工人貴族與活躍于各大眾包平臺的數字民工之間在階級質性層面上也存在差異。

三、監視、管理與控制:關于生命異化的倫理反思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能夠使我們洞悉數字資本主義平臺生產模式下勞動異化的本質原因,那么生命政治學則提供了一條通達數字化社會背景下生命異化的批判之徑。自?？乱詠淼纳螌W取徑,在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生物化機制的同時,也從主體的視角解釋了為何在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之處,資本主義反而重獲了新生。因為在?？驴磥?現代社會不僅生產出社會經濟體制中基于勞動—資本關系的社會關系體系,同時也生產出適應于這種關系的現代個體。個體與關系的結合就像點與線的結合一般牢牢筑就了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統治結構,這種統治結構就是?？滤f的規訓社會。不過,相較于19世紀?？滤岢龅囊幱柹鐣拍?德勒茲認為今天我們正從規訓社會進入到控制社會之中,從前的規訓社會是將“身體,作為生產力、勞動能力的一種功能社會化”[13],而今天的控制社會則“直接組織大腦和身體,使其與生命感和創造欲處于自動異化的狀態”[14]?？刂粕鐣莫毺刂幵谟?靈活且持續波動的信息網絡不僅能夠延伸至社會機構的結構化場所之外,同時也延伸至主體內在的精神場所。

由此,生命政治的理論構境將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向度從勞動生產擴展到生命生產的領域,以更為廣闊的理論視域省思資本主義制度如何重建21世紀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秩序。雖然阿倫特并不是生命政治學的典型理論代表,但是在她對工作與勞動所作的有益區分當中,阿倫特將勞動的定義提升到了生命的維度。她認為,“人身上發生的生命過程和世界上發生的盛衰過程兩者的共同特征是,它們都是自然循環運動的一部分,因而都是無窮無盡的重復;所有出自于必然性并與之打交道的人類活動都必定要陷入周而復始的自然循環,準確地說,它們自身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與工作不同(工作在對象完成、準備為共同的事物世界增添新東西時,就結束了),勞動總是在同一個循環上輪回,這個循環是生命有機體的生物過程規定好了的,它的‘辛苦操勞’一直要到這個有機體死亡時才結束”[15]。因此,受自然必然性所驅使的勞動生產僅僅只是在純粹性生命過程(zoē)的維度界定了人之本質的生活(bios),在消費品和使用物之外實際上還存在著行動、言說和思想的產物,前者以其物性的生產塑造了人類世界的實在性與可依賴性,而后者雖不事生產但卻塑造了人類事務的真實性與可持續性。因此,正是在這些關于生命活動的微小區分當中,阿倫特重新定義了積極生活的概念,并主張在言行與思想之中重建新的共同體生活。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今天的信息網絡與數字化平臺有望實現阿倫特所推崇的共同體生活?答案當然是存疑的。隨著勞動的陰影退去,生命的價值維度并未在言行交往之中得到提升,而是在不斷衰弱。奈格里等人所謂的生命政治的生產,實際上意味著今天我們所有人的生命都將被實質性地吸納到由網絡、平臺等各種傳播媒介所構建的巨型機器之中,而不存在任何自由逃逸的外部空間。這種巨型機器的作用首先是監視(surveillance)。監視產生的是數據的剩余,數據來源于各種參與互聯網實踐的數字化活動。因此,數據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一面反映數字商品市場中交換頻率的明鏡,也是一面反映數字共同生活中交往頻率的明鏡,數字世界實現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向置換。其次是管理(governance)。管理產生的是主體的認同。正如?？略凇渡蔚恼Q生》中所說明的那樣,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最終將發展成為自我管理的技術,從而使得每一個人都朝著“企業家”的方向發展。如此一來,主體不是被迫地從事工作,而是主動期望更高效地參與到工作之中,追求成功與更好生活的渴望讓他透過無盡的奢侈消費達成了對自我的證明,即便這種自我證明實際上反過來只是增加了資本的價值。最后是控制(control)?？刂剖侵黧w意識離散與移置的統一過程,控制表明對日常生活的數據化拆解以及算法化再組裝過程,是生命權力發揮作用的隱秘環節,其目的在于了解、控制與調節主體行為以便于形成新的商品化、貨幣化和更進一步的行為控制。對此,斯蒂格勒認為,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終將發展出一種“終身價值”[16](lifetime value)的概念,與世界市場的豐富性相對應的將是個體性的喪失,因為在未來的市場之中,一切事物都將處于待售狀態,無論是物質性的產品、身體,還是非物質性的意識以及無意識狀態,都將從屬于產生交換價值的價值體系。

由此,從數據到數據化過程,再到主體自我技術化的過程,生命的異化依循了馬克思所揭示的勞動異化的類似過程?，F在不僅生命的主體本身同行為產物、行為本身以及行為過程產生異化,而且這種異化的結果是生命在交往關系維度的更深層次的異化。事實上,我們既無法拒絕數據語言對于日常生活的簡化,我們也無法抗拒一切的工作、生活、休閑與消費行為都必須依據數字化的技術過程來加以調整和改造,我們甚至不得不承認虛擬的數字交往關系更讓我們感覺到一種不被打擾的安心與舒適。即便這種舒適無一例外地造成了對于現存秩序的無批判性認同。因此,阿倫特所崇尚的積極生活在今天與其說是一種現實倒不如說是一種幻象。在數字裝置對于人類基本依存關系的宰制之下,人類世界正在不斷退去,取而代之的恰恰是克拉里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焦土世界(scorched earth),因為“在我們這個分崩離析的社會里,公共領域和親密領域在同時萎縮”[17]。

當然,生命異化只是數字資本主義下主體數字化生存的日常生活表現,而非本質原因。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確證勞動異化的四層級結構之后,馬克思也并未滿足于停留在異化的維度批判資本主義,重申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立場,而是由此開始,進入到政治經濟學領域探尋造成主體異化的唯物主義基礎。這對于我們今天思考伴隨資本主義數字化進程出現的異化現象具有同等的啟迪意義。我們應當看到在勞動異化、交往異化以及生命異化的背后,真正發揮作用的依舊是由資本與政治所驅動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制度。如果只是片面強調大型數字機器對于勞動主體或行為主體的替代與馴服,無論是對勞動解放作出樂觀抑或悲觀的結論,都無益于達成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科學理解。拉康在《意識現象的唯物主義定義》當中將意識理解為一個反映的過程,就像鏡子中的形象一樣。數字資本主義異化現象也是一面鏡子,反映的是人類勞動或行為的數據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數據在智能云端平臺因集約化存儲與使用所帶來的資本化趨勢?；谥黧w生命異化的生命政治學批判應當同基于客觀價值分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道,構筑對數字資本主義展開批判與反思的理論坐標系。

四、結語

作為一個動態而開放的過程,數字資本主義必須被視為抽象體系與具體歷史的辯證統一。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在片面強調由數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結構轉型的同時忘記了其相對于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依循?？傮w而言,一方面,數字資本主義并未改變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本質屬性,也并未改變資本與勞動關系當中內在的階級秩序,雖然這種階級秩序在當前的社會結構中已經演化為更為復雜且差異巨大的階級序列;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承認數字資本主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生產力的進步,這種進步既表現為技術生產力的提高,也表現為勞動創造性的提升。因此,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維度去理解數字資本主義下現實物質生產活動的矛盾性,既要求我們將信息技術看作重要的手段,去加以利用和轉化,體現現存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通性,同時也要求我們現實地改變不平等的社會關系,以此釋放全部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潛能。就此而言,這對于發展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啟示在于,我們必須深刻認識與診斷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變化,同時也應當加快完善數字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制度建設,唯有如此才能讓數字化發展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