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能鴻溝的資本邏輯批判與跨越

王不凡 孟 靜

東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當前,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已經引發了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極大改變,關于數字勞動的研究成為顯學,而數字技能也是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隨著社會交往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數字技術滲透到工作環境之中,人們對數字技能的訴求越來越迫切。2021年3月,歐盟委員會正式發布的《2030數字指南針:歐洲數字十年之路》強調數字技能的普及、提升以及形成高水平的數字技能人才隊伍對歐洲未來發展的極端重要性。然而,2021年12月16日美國蘭德公司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全球數字技能鴻溝:當前趨勢及未來方向》指出數字化和新興技術的應用加大了當代社會對數字技能的需求,但數字技能供應不足,從宏觀層面看,全球的數字技能鴻溝在不斷擴大[1]。尤其是,近年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大部分工作被迫轉移到線上,不僅放大了數字技能鴻溝的負面影響,也深化了先前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中,關于數字技能鴻溝的分析與批判成為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部分。

一、數字技能鴻溝的表現形式

在關于數字鴻溝的研究中,數字技能鴻溝被視為“第二道數字鴻溝”。數字技能鴻溝是指人們在使用數字技術的能力方面存在差距或不足,也稱為“數字使用鴻溝”;第一道數字鴻溝是指由于數字基礎設施如計算機、互聯網等接入層面的差距而產生的“數字接入鴻溝”;第三道鴻溝是指新媒體技術接入和使用上的差距所導致的“數字產出鴻溝”[2]。相較于第一道數字鴻溝,第二道數字鴻溝的應對難度更大,后者不能通過簡單的物理式填平解決,而是要提升人們使用數字技術的能力,幫助不同群體獲取、處理、創造和分享數字資源。智能設備的廣泛應用允許數字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響更多的人,人們在互聯網上就可以進行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數字化對人們的認知技能提出了更加多樣、更加復雜的要求,并使得人由于自身與數字技術的“親疏關系”而在數字技能方面拉開差距。數字技能鴻溝有以下三類表現形式。

第一,認知鴻溝。也就是數字技能主體在關于數字內容的認知上呈現出層次性差距。荷蘭傳播學學者范迪克和范德森(van Dijk &van Deursen)區分了四種與內容相關的數字技能:信息技能(能夠在數字媒體中搜索、選擇和評估信息)、溝通技能(能夠在互聯網上交流)、內容創建技能(能夠生成內容)和戰略技能(能夠使用數字媒介作為實現特定個人或職業目標的手段)[3]。內容上的差異決定了數字技能的習得和實施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認知成本,往往創造性的數字技能對認知成本的要求更高。世界銀行集團發布的《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中提到,三類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三類技能是:高級認知技能(比如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社會行為技能(比如團隊工作能力)以及能夠預測適應能力的技能組合(比如推理能力、自我效能)[4]3。人們的工作出現了崗位極化的特征。高階的、復雜的數字技能擁有者可以從事創造性的數字應用場景工作,如游戲設計、圖像處理、數據開發等,低階的、簡單的數字技能擁有者一般從事重復性的數字標注或數字導航工作,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數字客服等。在數字化工作領域,高階認知技能的溢價不斷提高,低階認知技能表現出了愈加明顯的可替代性。由于主體認知水平的局限,低階的數字技能很難向高階的數字技能躍遷。這種由內容層次化而造成的數字技能鴻溝掩蓋了數字化工作本身包含的差異性,導向一種“高端—低端”之間彼此不可溝通的分離趨勢。

第二,參與鴻溝。也就是數字技能主體在獲取和使用各種數字技術方面表現出來的社會地位的差距。這種差距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的興起,低技能崗位的從業門檻越來越低,越來越多的人依托數字平臺成為“零工”,其規模和影響力日益壯大,加劇了勞動力市場“正式—非正式”的分離。據統計,非正規就業現象在新興經濟體中廣泛存在,在一些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中,非正規就業比例甚至高達90%。平均而言,新興經濟體中三分之二的工人是非正式工人。[4]24另一方面,擁有高階的、豐富的數字技能的主體能夠更好地使用數字技術資源,并通過這些資源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相反,擁有低階的、較少的數字技能的主體與數字資源潛在的有益用途之間的關系相對較弱,他們能夠獲得的積極回報較少。那些已經處于更優越地位的數字技能主體比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數字技能主體更能從他們花在數字技術平臺上的時間中獲益。因為除了在技術設備的質量、數字體驗和特定話題的興趣等方面的不同之外,地位低的和地位高的用戶在網絡上和實踐中參與的形式也不同。[5]例如,地位高的人更善于運用數字技術來從事有助于他們職業發展、獲取信息、加強資本的活動,而地位低的人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娛樂、線上聊天或消費等方面。數字技能鴻溝會產生馬太效應,人們在數字化生活中由于參與方式的差異而不斷分化。

第三,性別鴻溝。也就是在性別方面,無論是規模還是精通程度,女性與男性相比都存在差距。聯合國寬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2017年《教育工作小組:生活與工作中的數字技能》報告中指出,性別仍然是信息通訊技術接入和使用方面的主要區別因素;在全球范圍內,性別差距嚴重;女性因缺乏技能而無法順利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是男性的1.6倍;女孩和婦女接受更高水平和更高地位的數字技能教育的進展受限仍然是世界范圍內持續存在的趨勢和關切[6]。喬爾·庫珀(Joel Cooper)指出,這類數字鴻溝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計算機焦慮問題,其根源在于男孩和女孩的社會化模式,并且與電腦只是男孩玩具的刻板印象相互影響[7]。這種數字技能的性別差距加劇了性別的不平等,進一步也反映了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

從認知、參與和性別這三個維度來看,數字技能鴻溝與數字技能主體本身的認知水平、主體所處社會的技能結構和運行模式密切相關。數字技能鴻溝的表現形式具有復雜性,它成為當前數字化生活直面的一個重要挑戰。

二、數字技能鴻溝的形成及其資本邏輯批判

數字技能與人自身的認知活動相關,離不開人的身體。就技能而言,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一般認為技能是一種身體嵌入環境的靈活應對,是運動意向性所支配的自覺行為。技能的屬性決定了數字技能具有現實性,它并非完全是“非物質”的。它是一種意向性行為或認知傾向,一方面要以人的身體為前提條件,另一方面要求身體與數字技術形成相關性。一定意義上講,數字技能鴻溝反映的是不同的人群在身體與技術之間的介入關系上出現了斷裂。

(一) 數字技能鴻溝形成的原因

作為人類勞動現實載體的身體與作為勞動手段的數字技術之間的關系具有特殊的邏輯。數字技術的運用是經驗性的,但這種運用在不同群體上反映出來的技能鴻溝是社會性的,它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

第一,從顯性層面講,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導致人的技能更新速度與社會需求的匹配不平衡。

顯性的技能供需矛盾成為引發數字技能鴻溝的社會性誘因,反映了社會總體技能的結構性失衡。馬克思在談論資本的生產過程時,曾經討論過與制造相關的技能供需矛盾:“僅僅在六十年以前……在制造機器零件時,在準確性和精確性方面,我們是完全依靠工人手的靈巧和眼力的準確。隨著瓦特、阿克萊、克倫普頓、布呂內爾、迪多和加卡在機械生產過程方面所帶來的改良,突然產生對特殊精確機器的需求,那時,已有的熟練工人數無論在數量方面或是在他們的技能水平方面都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盵8]485馬克思對車床、鼓風機、磨粉機等技術性機器的使用作了詳細的考察,在馬克思那里,以前的手工勞動技能之所以無法滿足時代需要,是由于機器比人做得更好。機器的發明和廣泛使用導致了社會關系的變化。馬克思指出:“‘機械發明’引起‘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并且由此引起生產關系上的改變,因而引起社會關系上的改變,‘并且歸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變?！盵8]501“生活方式上的改變”意味著工人的生活方式會有兩種差異化表現:一種是適應機器生產而習得機器制造所需的技能,工人尚且能夠獲得工作,并維持生活;另一種是跟不上時代或不適應機器生產而陷入技能“貧困”,工人面臨著失業,跟不上時代。

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明顯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把數字時代的生存叫做“數字化生存”,數字技能逐漸成為人們生存的基本能力。然而,數字技能鴻溝依然在擴大,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興數字技術的普及和更新進入加速階段,使得一部分人較快地獲得新的數字技能,另一部分人則由于代際原因或受教育程度較低而存在“認知升級”的障礙。德國社會學家羅薩(Hartmut Rosa)指出,加速完全是通過將過去的物質過程直接虛擬化和數字化而實現的,因而在某些領域實際上可以實現達到光速的加速,加速也可以通過將數字化的信息傳輸途徑鑲嵌到“模擬”過程中,也就是同樣也處在進一步的加速壓力下的物質的操作和工序環節來實現[9]。在羅薩看來,科技加速維度中更為主要和更為直接的驅動因素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時間經濟的競爭邏輯,人類技能只有不斷適應數字化信息傳輸的節奏才有可能滿足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要求。

在這種科技加速的視域下,擁有更加高階的數字技能意味著可以從新的數字化生產方式中獲益更多。由于運行更為高效的數字系統對數字勞動技能的要求也更高,而技能主體至少從長期來看是需要不斷進行“升級”的,因此進一步刺激了培養數字技能人才和優化數字系統的速度,這就形成了技術上的“加速循環”。丹·希勒(Dan Schiller)在關于教育的數字資本主義轉變的分析中指出,計算機化過程特別強調職業培訓的重要性……隨著軟件包的不斷出現,軟件的不斷升級,(科技)公司不僅要組織培訓,還要進行再培訓……這種培訓可以讓某些大公司“省掉尋找新雇員”這一環節。這不僅是對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的一種反應,更是對掌握公司所需技能與能力的勞動力供應情況變化無常的一種反應。[10]由此,高階數字技能人才可以保持一種持續的成長性,并增強在技術產品和技術設計等方面的靈活性,此外科技公司也逐步形成了對數字技能人才的變相“控制”。另一方面,那些無法得到進一步技能培訓的人將面臨淘汰的風險,尤其是在特定領域中還存在性別歧視現象,關于女性“動手能力差”“邏輯思維差”“抗壓能力弱”等刻板印象對女性接受數字技能的培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進一步講,數字化生產方式在技術上的“加速循環”加劇了數字技能的鴻溝效應。

第二,從隱性層面講,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導致數字技能差距不斷擴大,成為催生數字技能鴻溝的隱形驅動力。

在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的形式發生了深刻變化,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的結合將人類生產生活的表象數字化,使得資本增殖和勞動剝削更加隱蔽。而數字技能作為數字勞動的必要內容也成為數字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指出,“特殊的勞動技能也保障著勞動工具的占有”[11]149,“工人把工具當作器官,通過自己的技能和活動賦予它以靈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決于工人的技藝”[11]185。只有那些能夠創造出新的數字資源的人才可能擁有和掌握先進的數字技術工具,也才可能有好的職業發展。而從事簡單數字勞動的那些人不僅無法占有先進的技術工具,而且還面臨著被迫去技能化的風險。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大量游離于正式就業之外的剩余人口,就業呈現出低端化和不穩定化趨勢,這無疑加深了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勞資矛盾進一步加劇。[12]2018年美國艾迪森研究(Edison Research)的一項報告《美國人與零工經濟》表明,近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在靠零工經濟謀生,且這些人要比非零工工人更容易產生焦慮感和財務危機感[13]。大量低層次數字零工的出現正是數字技術的資本運作的結果。

資本家擁有數據、數字設備等數字生產資料,支配著數字勞動過程,而數字勞工為了能夠出賣自己的數字勞動力,會盡可能多地習得最新的、適合市場需求的數字技能。在馬克思看來,“技能(被)列入了資本家的財產清單,資本家只把工人的存在看作他的可變資本的存在方式”[14]。擁有高層次數字技能的人將更容易受到資本家的歡迎,他們會得到更多學習和培訓升級的機會,而只有低層次數字技能的人由于培養成本較高而在競爭中處于弱勢;男性勞動者由于生理上的考量會在數字化工作中更加具有“相對優勢”,而在“男性文化”的影響下很多女性難以在數字技術領域得到好的發展。在整個生產關系鏈條中,擁有數字技能的數字勞工在資本邏輯的框架下是被區別對待的。馬克思在分析工場手工業中的技能等級時指出:“工作是按照技能和力氣的等級來分配的,這要看使用勞動工具需要什么樣的技能和力氣,以及這里需要什么樣的(較易達到或較難達到的)熟練程度?！盵8]523近代機器化大生產通過去技能化一定程度上掩飾了工人工業制造技能的等級劃分,在今天數字化的再生產中,對創造新數字資源的訴求使得工作依然內在地按照技能等級來分配。此時,數字技能差距的擴大也正是劃分技能等級的具體表現。

然而,在馬克思那里,勞動技能等級的標準不在于技能本身是什么,而在于這種勞動技能是否被納入資本邏輯的框架中,在于它能夠創造出多少剩余價值。馬克思指出:“無論是絕對剩余勞動,還是相對剩余勞動,并非來源于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能力,而是來源于機器使用的勞動能力?！盵8]371進一步講,數字資本的增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數字技術的使用能力。數字技能反映數字勞動能力,它的等級劃分依據是對數字資本增殖的貢獻,隨數字技能的加速分化產生了數字技能鴻溝。

(二) 數字技能鴻溝的資本邏輯批判

第一,數字技能鴻溝表面上是人在數字技術使用層面的能力分化,實際上是數字技術與資本共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割裂。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卷中指出:“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盵15]在數字時代,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本質并沒有改變,它只是被數字技術的應用所掩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轉化為一定的數據關系,這個轉化過程中滲透著數字技能主體的優勝劣汰。數字技能融入到數字機器和系統中并正常實施,從而進一步把數據和現實的物質性的生產要素聯系起來,推動生產的優化。很多情況下,數據關系的維持一定程度上被算法控制,算法的設計和優化過程也依賴復雜數字技能的實施,但正是以逐利為中心的資本邏輯內在地推動了數字技術和數字技能的持續更新。

資本家之所以更加青睞高階的復雜數字技能的擁有者,是因為他們能夠處理知識含量高、經濟回報大的任務,資本家愿意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更優厚的福利和薪資待遇等,也愿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對他們開展培訓;同時,低階的簡單數字技能的擁有者雖然并不會遭到資本家的排斥,也可能會獲得少量的技能培訓,但他們面臨隨時被替換的風險。資本家并不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態,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資本家通過資本運作不斷推動技術更新,選擇效益產出更高的技術應用平臺,很多時候以一種“自由”選擇的、“自由”匹配的方式讓勞動者“自由”開展工作。

在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框架和規范下,資本家支配工人的生產關系并沒有改變,勞動者要想獲得更多的回報,就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和體力。例如在某些特定外賣平臺規則管理下,快遞員必須跟時間賽跑,在規定的時間內把商品送達,每日完成訂單數多的還可以得到獎勵。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階層分化,除了資本家之外,數字勞動者因為數字技能的分化而形成了不同的勞動者群體,他們的生活狀態迥異,少數精英擁有更多的財富和社會資源,而多數人屬于“數字窮人”,他們不自知地接受數字資本的支配,陷入到技術越加速、人身越“自由”、價格越便宜的尷尬境地。同時,資本家把勞動者和數字機器、數字平臺、數字系統等捆綁在一起,通過賬號注冊、身份證號碼綁定、個性化服務等方式把個人信息數據化、技能表現符號化。人們只信任數據,而不是留下數據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數字資本的力量分割開來,彼此無法平等溝通,由此也進一步孕育著社會面的分裂。

第二,數字技能鴻溝表面上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中數字技能表現的差異化,實際上是數字資本主義對勞動者主體的剝削面向和程度不同。

對于資本家來講,只有把勞動過程的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更好地駕馭資本。與其說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促進了數字技能需求的多樣化,不如說在數字時代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方式和途徑更加多樣化了。在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每一個環節中,勞動者都處于被剝削的狀態,這種剝削被物化技術的外衣所掩蓋。從面向上看,數字資本主義把剝削的“觸角”延伸到了更深層次的、難以測量的主體性層面。在整個數字資本主義的世界里,人們情愿或者不情愿、有意或者無意、自覺或者不自覺等關乎情感、責任、道德、價值以及性別取向等方面的意向及選擇都被吸納到數字資本主義勞動的生產鏈條之中。從程度上看,數字技能鴻溝對勞動者主體的主觀認知產生很大的影響,人們會因為數字技能的缺乏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導致個人產生能力與期望的價值失衡,進而在社會心理感知上形成“相對剝奪感”。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在信息與通信技術使用行為視角下,互聯網使用技能水平越低,則相對剝奪感越高;在信息資源視角下,信息獲取水平越高,相對剝奪感卻越高[16]。這種感知上的落差會反過來影響人在數字化生產生活中的表現,一部分人越來越消極,不愿意跟上數字社會發展的節奏,另一部分人由于對數字資源的掌握程度更高而對數字社會提出更多的要求。由此,數字技能鴻溝進一步加大了主體層面的分化。

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導致人們數字技能的更新跟不上數字技術的更新速度,勞動者既有的經驗在創新的加速度中不斷貶值,人與物、人與數字系統之間產生了異化。一方面,人們處于不斷地“去技能”和“再技能”的過程之中,當他們無法完成一項新的數字任務時,往往會自責,把錯誤歸結為自身的不努力;另一方面數字系統或平臺為人們提供了“自由”選擇,很多勞動或活動都是建立在自愿或興趣的基礎上,在某些領域形成了數字技能的集聚效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因為興趣或愛好走到一起,不計成本地為平臺創造新的數字資源,“自愿被剝削”。在數字技術的廣泛統攝下,數字資本的控制手段從物化實體轉向了抽象虛體,一旦人們被數字技術甩在身后而喪失了數字技能,他們將在與他人、與世界的交往中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

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和數字資本主義的運行反映了數字技能鴻溝的兩種成因,但它們并非是彼此不相關的。實際上,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本身也包含資本的變現邏輯。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的聯合把人視為實現資本擴張的手段,用數字技術的“先進性”和“高效性”來遮蔽人類技能的發展規律,數字技能鴻溝便是這種聯合造成的現實后果。

三、跨越數字技能鴻溝

在資本邏輯的視域下,人類技能依賴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實現了數字化轉變,勞動與數字技術的緊密結合使得數字技能成為數字資本邏輯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正是這種資本擴張的邏輯內在地造成了數字技能鴻溝的擴大。為了最大化地追求高效率和高利潤,資本不僅忽視了數字技能(作為一種數字勞動能力的體現)是精神能力和物質能力的統一,把價值創造的過程視為一個技術加速更替的增殖效應,而且忽視了人在形成數字技能的過程中應有的主體性與自主性,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不平等的數字關系。數字技術對人類技能的滲透雖然改變了勞動技能和資本運行的形式,但并沒有改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基本邏輯。因此,用馬克思勞動技能觀來審視和批判數字技能鴻溝的本質,對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我們也有必要回到馬克思的勞動技能觀中進一步探尋跨越數字技能鴻溝的思想線索,促進數字時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第一,勞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質活動。在數字化時代,作為數字勞動的核心要素,數字技能的形成應該遵循勞動力發展的內在要求。馬克思區分了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其中復雜勞動是指經過專門的訓練和培養而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能專長的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從技能的類型來看,勞動者一般具備與體力相關的操作技能和與腦力相關的智力技能。在相同的勞動時間里,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通常高于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指出:“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他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盵17]200“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盵17]230數字技能也有操作型和智力型的區分,它不僅是數字勞動形式多樣化的表現,而且對數字勞動力的形成、提升以及勞動價值的創造具有重要意義,它一定意義上賦予了數字勞動內在價值。數字技能的形成和發展遵循一定的客觀規律,要結合特定的人的認知水平和現實條件投入必要的“硬性”成本和“軟性”成本,如合適的技術設備和有效時間內的教育培訓等,這是彌合數字技能鴻溝的必要條件。

第二,在唯物史觀下,數字技能同樣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數字時代有必要打破人與人之間的數據關系,回到人的現實關系之中。馬克思提出了“勞動創造人”的科學論斷,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人之間的區別體現在社會關系上。作為數字勞動力的活的內容,數字技能使數字勞動者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展現出特定的力量并能勝任特定的崗位,它為人與人之間形成社會關系提供了內在的結構性條件。一方面,在馬克思那里,人是什么樣的,和他生產什么和怎樣生產相一致。因此,數字技能作為一種新的勞動要素也為關于人的本質的闡釋增加了新的內涵。數字技能本身不是先在的,也不是技術決定的,而是人類勞動能力演進和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在勞動的社會關系中,數字技能越強,人越能夠通過技能活動來推進“數據—物”的轉變過程,也越能夠在勞動過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地位。例如馬克思指出:“在手工業經營下,問題在于產品質量,在于單個工人的特殊技能。師傅作為師傅被認為是精通本行的。他作為師傅的地位,不僅靠他所占有的生產條件,而且靠他個人的一技之長?！盵18]86如果脫離對數字技能的歷史性和社會性考察而對勞動,甚至對人的本質下斷言,就很可能為某些具體活動的特征所影響,從而把人視為一成不變的。資本邏輯支配下的數字技能鴻溝不具備可接受性,它用數據關系來評判人的社會關系,實際上是對人的本質的扭曲。數字技能包含的物質性和涉身性要素意味著它的習得和實施都是一個可感知的現實過程,數字技能存在種類的差異,但不存在等級的差異。超越數字技能鴻溝首先要把數字技能主體視為現實的人,在處理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歷史的關系中把握生存和發展的方向。

第三,數字技能鴻溝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造成的數字勞動異化,只有改變這種無限增殖的資本邏輯,才有可能消除數字技能鴻溝。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的異化使得數字技能成為數字時代下脫離人的類本質的外在謀生手段,資本與數字技術的結合導致數字勞動者不斷“去技能化”并加劇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數字勞動的異化改變了數字勞動技能的自由屬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異化勞動的四重規定性,即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人與勞動活動的異化、人與人的類本質的異化、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馬克思指出:“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盵19]163在數字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中,數字技能對于人來說變成了一種外在的東西,與人的本質相脫離;數字技能不是人自身肯定性的發展,而是一種否定性的束縛,數字技能的施展不是體力和智力的自由發揮,而是必須忍受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另一方面,數字資本的擴張邏輯推動數字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數字技能的更新與替代加深了數字技術與人之間的張力。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資本不斷通過新技術的選擇與應用追求交換價值和剩余價值,技術的發展尤其是自動化、智能化技術的發展造成了技能的碎片化,數字勞動者在數字勞動過程中失去了“靈魂”。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已經發展的原則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為多余的,并使手工勞動,即一般直接體力勞動,不管是熟練勞動還是筋肉緊張的勞動,都成為多余的;相反,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盵18]86這種死的自然力就是機器,“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11]185。資本邏輯視域下數字技能的這種外在性特征直接造成了失業與貧困的加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斗爭,從側面深化了私人資本占有與社會化勞動之間的矛盾。因此,只有破除資本主義的藩籬,揚棄私有制,不斷提高社會數字生產力水平,促進社會數字資源的公平共享,構建包容性的數字技能培養政策和方案,賦予數字技術人的“靈魂”,才有可能解決數字技能鴻溝問題。

第四,推動數字勞動解放,實現數字技能的自由發展。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盵19]537這個畫面雖然帶有一定的時代特征,但它勾勒了勞動技能自由發展的畫面,勞動者不再因受到資本的制約而固化勞動技能,相反,在勞動者獲得勞動解放后,勞動作為人特有的生命活動可以通過自由的技能形成和應用來彰顯人的本質力量。從數字技能的角度來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應體現在人們數字活動中對數字技能的自由學習和施展上。自由意味著數字技能的發展必須符合人的認知發展規律和身體健康原則。數字技能的獲得不再是一種異己力量規制下的經濟活動,而是數字時代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形成的體現自我價值和能力的創造性活動。因此,人可以在不違背自然法則和人類本性的條件下合理塑造人與數字技術的和諧關系,哪怕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替代了人類的某些勞動技能,數字技能的自由發展也恰恰是跨越數字技能鴻溝的長遠目標。

總之,數字技術與資本融合所催生的數字資本改變了勞動的外在形態和內在構成,數字技能成為這種改變的重要產物。在技術邏輯的粉飾下數字技能鴻溝掩蓋了資本邏輯的剝削本質,但越來越顯性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分裂現象迫使人們進一步反思人、數字技術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在推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解放之路上,數字技能作為一種新的審視焦點,既要看到它在非物質勞動中的建構作用,更要看到這種建構過程的邏輯進路。馬克思勞動技能觀為審視這樣的邏輯進程提供了“透視鏡”,有助于進一步看清楚數字技能鴻溝的多種形象并把跨越這道鴻溝的研究引向縱深。未來關于勞動解放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研究也有待更多地關注數字勞動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