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演變特征與提升策略*

孫娜 陶克濤 楊世偉 陳文暉

“數字經濟”一詞由Tapscott 于1996 年提出，其內容包括數字化的商品和服務、信息技術密集型商品和服務（Tapscott，1994）。伴隨技術發展，數字經濟的定義與分析焦點逐漸從圍繞互聯網的使用轉向基于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服務、產品以及運行這些技術所必要的技能（Abdulkarim，et al.，2023）。當前，數字經濟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并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是提升國際競爭力與重塑國際經濟格局的關鍵力量（Grigorescu，et al.，2021；Wu，et al.，2022；Yan，et al.，2023）。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2017年，數字經濟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首次提出數字中國建設。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2022 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從頂層設計上明確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思路、發展目標、重點任務與重大舉措。2023 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進一步明確了數字中國的整體戰略部署。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效顯著，《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顯示，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 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同比名義增長10.3%，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升至41.5%。但是，由于經濟空間異質性，數字經濟存在明顯的空間非均衡性（劉淑春，2019；田俊峰等，2019；劉軍等，2020），數字鴻溝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城鄉、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失衡最為突出，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蔡紹洪等，2022；呂雁琴等，2023）。

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是落實區域創新發展戰略和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重要路徑（鐘業喜等，2020），是數字化賦能區域和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剖析數字產業的空間分布格局、變化及影響因素，是引導數字產業合理布局的前提（舒季君等，2022）。但從現有研究來看，與數字經濟內涵、發展水平測度等研究進展與成效相比，數字產業空間分布的實證研究顯得薄弱，尤其是區域和國家層面的研究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作為數字產業的代理變量，首先，基于2000—2021 年全國31 個?。▍^、市）的新注冊企業數據構建數字產業集聚測度指標體系，分析數字產業的集聚水平及變化；其次，基于省際面板數據和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研究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及時空異質性；最后，采用Dagum基尼系數、莫蘭指數和Kernel核密度估計方法探討數字產業集聚的區域差異性及演變態勢，提出數字產業集聚存在的問題和對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經歷了信息經濟、互聯網經濟和新經濟三個發展階段（Turcan，et al.，2014）。國內學者普遍采用的數字經濟概念來自《G20 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術作為提高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當前，數字經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規模、發展水平測度（蘇冰杰等，2022）等方面，如對經濟增長（Haftu，2018）、環境治理（Mengling，et al.，2023）、產業結構優化（Rong，et al.，2023）、企業創新績效（Quan，et al.，2023）、商業模式創新（Murthy，et al.，2021）等的影響。在經濟地理學領域，學者們主要探討了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異特征及影響因素。從全國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非均衡性，與經濟發展水平空間格局存在相似性，大體呈現出“東—中—西”“沿?！獌汝憽钡奶荻冗f減趨勢，區域差距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來源（何苗等，2022），但各區域數字經濟產出效率不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李研，2021）。從影響因素來看，數字經濟發展受多元因素的影響，如信息化基礎、地理區域、經濟水平、人力資本、政府扶持等（余運江等，2023），但在不同研究單元下存在一定的差異（王彬燕等，2018）。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等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地，但大部分城市群數字經濟呈現出兩極化或多極化趨勢，城市群之間差異較大（張柯賢等，2022）。從空間分布特征來看，京津冀城市群數字經濟呈現出“中心—半邊緣—邊緣”圈層結構和“內高外低”特征（彭文斌等，2022），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偏低，地理分布并未遵循城市等級體系與地理空間等級體系（鐘業喜等，2020）。

二是數字產業空間格局動態演變及數字企業區位選擇動因。畢秀晶等（2011）以企業信息名錄為依據，采用GIS 技術等方法分析上海大都市區軟件產業的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顯示，軟件產業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顯，但集聚中心由中心城區向郊區偏移。劉程軍等（2021）從街道層面考察了杭州互聯網企業的時空演化特征，研究認為，創新創業環境和區位條件是新成立互聯網企業區位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毛豐付等（2022）在針對長江經濟帶的研究中指出，數字產業總體上呈現“東（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發展態勢，主要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信息化發展潛能兩個維度的多種因素影響，且因素交互作用嚴重。

總體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地區差異性仍是當前數字經濟研究的重點和熱點，針對數字產業空間格局演變及企業區位選擇的研究較少，大尺度研究文獻尤為缺乏。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持續增強，逐漸成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數字產業的合理布局有利于調整產業與空間結構，發揮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因此，探討數字產業分布格局與驅動因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能夠為地方制定針對性政策和有效干預數字經濟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二、研究設計

本部分依據數字經濟的產業分類和新注冊企業數據構建數字產業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并對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多元驅動因素進行說明。

（一）指標與數據

1.測度指標

產業集聚是企業微觀主體區位選擇的結果（毛琦梁等，2013）。本文數據來源為2000—2021 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企業注冊的相關信息。依據2021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數字經濟的產業分類范圍主要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方面確定，包含5個大類、156個小類。本文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作為數字產業的代理變量，理由如下：一是考慮信息量較大，數據處理復雜，在行業分類部分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處理為20 個大類，依據數字產業分類標準，僅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行業代碼為“I”，下文簡稱I行業）包含的三個行業全部屬于數字產業，分別是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二是從數字產業結構內部來看，近年來，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比重不斷提升，營業收入與營業利潤均呈持續高速增長態勢（王俊豪等，2021）。

參考趙浚竹等（2014）的研究，將數字產業集聚度定義為該省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新注冊企業數在當年全國該行業新注冊企業總數中的占比，計算公式為：

其中，DIAit表示i省t年數字產業集聚度，Pit表示i省t年I 行業新注冊企業數，Ct表示t年全國I 行業新注冊企業總數。該指標為相對指標，DIAit取值范圍為大于或等于0，數值越大，表明該省數字產業集聚度越高。

考慮數據的可得性與連續性，研究區間設定為2000—2021 年，研究單元為31 個?。▍^、市），未包含中國臺灣、澳門和香港。

2.變量選擇

數字產業集聚是多維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重點關注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地方性因素，參考王彬燕等（2018）、袁豐等（2010）、劉軍等（2020）、毛豐付等（2022）的研究，從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與創新創業環境兩個維度選擇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11 個因素（見表1）。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2001—2022年），缺失數據使用相應省份統計年鑒補齊。

表1 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及說明

第一，經濟社會發展基礎。

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是地區數字產業發展基礎與市場潛力的綜合體現。一方面，數字產業發展以互聯網為基礎，而地方經濟發展水平是互聯網發展的基礎（邱娟等，2010；徐清源等，2018），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意味著數字化基礎設施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從數字技術應用來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拓寬了數字技術在個人應用、企業電商、醫療服務、金融服務等方面的空間?？紤]地區差異，本文采用人均GDP表征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并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價格調整。

產業結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存在密切聯系，其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推動了網絡購物、數字支付等新業態的出現，為數字技術在生活方面的應用提供了機遇。本文使用第三產業產值在GDP 中的占比衡量地區產業結構。

地區規模與數字產品消費能力。在影響數字企業選址的眾多因素中，市場潛力是重要因素之一，龐大的消費群體與較高的購買力驅動著數字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本文采用年末常住人口數、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表征地區規模與數字產品消費能力。

數字基礎設施與區位條件。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企業發展的必備條件，本文采用年末移動電話用戶數表征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隨著面對面交流需求的減少，數字經濟發展對交通通達性的依賴性降低，但優越的區位條件提升了數字企業對于人才的吸引力，對于企業招人、留人顯示出了積極作用。本文使用鐵路與公路運營里程之和衡量地區的區位條件。

第二，創新創業環境。

政府規模。政府與市場共同推動了數字產業空間格局的演變，對于數字企業而言，一方面，土地、稅收是影響企業選址成本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產業基金、指向性和財政補貼等顯著影響著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方向（Winthrop，et al.，2002），政府支持緩解了企業的資金壓力（Liang，et al.，2023），為企業持續創新與發展提供了支撐。本文使用地方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政府規模。

市場化程度。市場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激發技術交易市場的活力，通過完善市場法律法規等手段保護專利者的權益和推動技術交易活動的成交，本文參考樊綱等（2011）研究，采用市場化指數表征地區市場化程度。

技術創新條件。數字產業屬于技術密集型與人才密集型產業，地區科研水平與整體創新環境是數字企業選址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創新型數字技術人才是數字企業發展的基礎，穩定的人才供給是數字企業持續創新的基礎（黃新煥等，2018）。本文分別使用專利申請受理數、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來衡量科技儲量、科技人力投入與技術市場發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第一，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疑P聯度分析法的優勢是普遍適用性，即對于樣本量和樣本是否有無規律均無特殊要求，因此，該方法是多因素研究中常用的方法。為解決量綱不一的問題，研究中通常采用初始化或均值化的方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疑P聯度分析法的詳細計算公式和步驟請查閱劉思峰等（2013）的研究。

第二，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分解。Dagum 基尼系數是研究區域差異的常用方法，本文使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來分析中國數字產業集聚的地區相對差異及差異的構成和來源。計算公式為：

其中，G為數字產業集聚度總體基尼系數，c為省份個數，k為區域個數，為當年數字產業集聚度平均值，cj、ch分別為區域內省份數量?？傮w基尼系數（G）由區域差距（Gw）、區域內差距（Gb）和超變密度（Gt）三個部分組成，基尼系數分解詳細步驟請查閱Dagum（1997）論文。

第三，莫蘭指數（Moran’s Ⅰ）。全局莫蘭指數用于反映數字產業集聚的總體空間關聯程度，用于判斷地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變化是否與相鄰空間有關。局部莫蘭指數則用于檢驗局部區域數字產業的空間集聚性。全局莫蘭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t為t年全局莫蘭指數，xi、xj分別為i省與j省的數字產業集聚度，S2為數字產業集聚度觀測值方差，Wij為空間權重矩陣；為全國數字產業集聚度的平均值，n為研究地區數量。It取值范圍是［-1，1］，It＞0或＜0時，認為數字產業集聚為空間正相關或負相關，It=0時，認為數字產業集聚的空間格局為隨機分布。

第四，Kernel 核密度估計。Kernel 核密度估計方法使用連續密度曲線描述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及變化。核密度函數的表達形式多樣，本文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數來刻畫數字產業集聚的動態變化。參考孫暢等（2020）、韓兆安等（2021）、張永姣等（2023）的研究，核密度估計的函數形式如下：

其中，N表示省份個數，Xi表示獨立同分布的觀測值，本文指數字產業集聚度；為數字產業集聚度的平均值；H表示核密度，k表示帶寬。f（x）值越大，核密度越高，說明產業集聚度越高。

三、數字產業的集聚水平與影響因素

基于前文構建的測度指標體系，利用企業注冊數據測算2000—2021 年全國31 個?。▍^、市）的數字產業集聚度，從全國、區域和省域三個層面分析數字產業的集聚水平及變化情況。在此基礎上，采用統計年鑒數據和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研究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因素及區域異質性。

（一）數字產業的集聚水平與變化

1.全國層面：數字產業集聚水平不斷下降

2000—2021 年，全國數字產業規模持續擴大，全國I 行業新注冊企業數由3.28 萬個增加至57.82萬個，年均增速達13.69%。具體來看，2000—2004年，數字產業處于初步發展階段。自2001 年加入WTO 后，中國數字企業開始大量出現，2003年迎來增長小高峰，較2002 年增長50.78%。2006—2012年，各省份數字產業波動發展，全國I行業年均新注冊數約為8 萬家，數字產業集聚度中位數在3 附近小幅波動（見圖1）。其中，受2008 年金融危機影響，2009—2012 年新注冊企業數有所下降，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度差距有所擴大，但不明顯。2013年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支持與引導政策，數字產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13—2021年，全國I行業新注冊企業數增加7倍，其中2014 年、2015 年和2019 年增長率分別達56.28%、43.11%和35.32%。伴隨數字企業在全國各地的涌現，數字產業集聚度的中位數呈不斷下降趨勢，由2013 年的2.89 下降到2021 年的1.62 與此同時，箱體高度與異常值明顯增加，表明地區間的數字產業集聚度差異有擴大趨勢，部分地區是數字產業集聚的熱點區域，在數字產業發展方面持續領先。

圖1 2000—2021年全國數字產業集聚度分布情況

2.區域層面：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差異性顯著

從區域層面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與變化趨勢存在顯著的差異性（見圖2）?？傮w來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度較高，絕大部分年份高于全國均值，是數字產業集聚的熱點地區。具體來看，2000—2013 年，中部地區數字產業發展較快，I行業年均新注冊企業數2887個，產業集聚度總體處于波動上升階段，并于2007 年超越東部地區，2009年達到峰值（5.11）。2014年后，中部地區產業集聚度逐年下降，到2021 年下降為2.14，但仍高于全國均值及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2000—2009年，伴隨全國各地數字產業的發展，東部地區產業集聚度有所下降，I行業年均新注冊企業數2817個，集聚度均值由4.69下降為3.25。2010年后，東部地區數字產業規模明顯擴張，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快速提升，到2021 年東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達6.99，是2010 年的2 倍，分別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3.27 倍、6.59 倍和4.6 倍。與上述兩個區域相比，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數字產業整體集聚水平偏低，但在變化趨勢上存在一定差異。研究期內，西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為2.01，始終處于全國均值之下。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表現出階段性特點。2000—2009年，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變化表現為“上升—下降—上升”，集聚度均值由2.43上升至3.89。從2010年開始，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驟降，與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差距明顯，到2021年，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下降為1.52。

圖2 2000—2021年四大區域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及變化情況

3.省域層面：部分地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兩極分化

由于本文研究跨度較大，基于上文分析結果，在此以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2019年和2021 年作為代表年份分析省域層面的數字產業集聚度與變化情況。具體地，以2000 年數據為依據，采用自然斷裂點法將數字產業集聚度劃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級（集聚度≥5）、第二等級（集聚度介于2.34—4.99）、第三等級（集聚度介于0.87—2.44）、第四等級（集聚度≤0.86）（見表2）。

表2 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2019年和2021年數字產業集聚度等級劃分結果

從省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存在兩極分化特點。在東部地區，廣東數字產業集聚水平較高，除2009年、2021年外，均排在全國首位。數據顯示，2000—2021 年，廣東I 行業新注冊企業數由3029個增加至2021年的78046個，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為10.18，其中，2013—2021 年均值高達11.62。此外，江蘇、浙江和山東也是數字產業集聚的熱點地區，集聚度均值分別為7.56、6.37 和5.86，排在全國前列。但海南和天津數字產業集聚度偏低，絕大多數年份處于第四等級，數字產業集聚度在0.86 以下。從企業注冊數據來看，2001—2012年海南和天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4%和12.4%，多個年份存在負增長情況。在中部地區，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集聚度較高，研究期內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分別為5.83、4.64、4.24和4.58。其中，安徽在2006—2012年連續7年進入全國TOP5行列，2009年I行業新注冊企業數5314 個，集聚度為8.67，超越廣東排在第一位。河南有11個年份進入了全國TOP5行列，其中，2017年I行業新注冊企業數2.3萬個，較2016年增加25.6%，產業集聚度為8.47，排在全國第二位。而江西和山西產業集聚度持續偏低，2000—2021年均值分別為2.73和1.75，位于第二、三等級。

如前文所述，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度普遍偏低，但存在少量數字產業集聚中心。在西部地區，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的數字產業集聚度明顯偏低，主要位于第四等級，貴州、內蒙古、重慶和云南相對較高，位于第二、三等級。研究期內，四川和陜西是西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的中心，其中，2001—2021 年，四川I 行業新注冊企業數以年均17.41%的速度增長，數字產業集聚度均值為5.62，有9個年份進入全國TOP5行列。陜西數字產業規模持續擴大，集聚度逐年攀升，由2000 年的1.91 上升到2019 年11.50，在全國的排名由第十九位上升到第二位，僅次于廣東，但近兩年來有所下降。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變化趨勢存在顯著的差異，具體來看，黑龍江數字產業集聚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2001—2010 年I 行業新注冊企業數以年均29.6%的速度增長，產業集聚度由1.44 上升到5.35；此后逐年下降，到2021 年為1.18，處于第三等級。吉林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始終處于低位，變化較小，2000—2021年介于0.8—2.91，處于第三、四等級。遼寧數字產業集聚度呈逐年遞減趨勢，2000年集聚度為5.96，排在全國第七位，僅次于浙江（集聚度為5.97），2001 年達到近20 年集聚度峰值（7.17），到2021年下降為2，與全國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二）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因素

1.實證結果

揭示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是促進地方數字產業發展和推動區域數字經濟協同發展的著力點?；?000—2021 年省域面板數據和灰色關聯度分析法計算各因素與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關聯度（見表3）。從全部樣本數據的測算結果來看，各因素與數字產業集聚度的關聯度均在0.9以上，表明本文所選因素對數字產業集聚具有顯著影響。從關聯度排序來看，前5 個因素依次為地區規模、市場化程度、區位條件、數字基礎設施和科技人力投入，技術市場發展水平、科技儲量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小?；谇拔姆治隹芍?，數字產業集聚存在階段性變化特點，故將樣本劃分為2000—2013年和2014—2021年兩個部分，分階段考察數字產業集聚影響因素的變化。結果顯示，2000—2013 年，各因素對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與全部樣本下的結果基本一致。2014—2021 年，數字基礎設施、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儲量對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明顯提升，分別排在第二、三、五位，這表明數字產業集聚越來越表現出研發與技術導向。

表3 各因素與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關聯度

2.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中國數字產業集聚的區域差異性突出，本文將樣本數據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四個區域，對數字產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區域異質性進行探討（見表4）?？傮w來看，無論是在全國層面，還是在區域層面，區位條件的改善都能夠顯著促進數字產業集聚。從各地區來看，所選要素對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與全部樣本測算結果基本一致，其中，科技人才投入對于促進數字產業在西部地區集聚具有積極影響，關聯度為0.947，排在第三位。各要素對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要素關聯度均在0.9 以下，市場化程度和政府規模的影響較為突出，關聯度分別為0.848 和0.816，排在第二、第六位。比較來看，各要素對中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與其他區域存在較大差異。其中，科技人力投入是數字企業在中部地區選址的首要因素，關聯度為0.996，排在第二位的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此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對于吸引數字企業到中部地區集聚同樣具有顯著影響，關聯度為0.944。

表4 各區域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分析

四、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地區差異性與演變特征

為了進一步明確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地區差異性與演變特征，該部分首先采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對數字產業集聚的地區差異性及來源進行分析，其次采用莫蘭指數對數字產業集聚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最后通過Kernel核密度估計法對其演變特征進行判斷。

（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地區差異性及來源分解

采用SPSS22.0 測算2000—2021 年總體Dagum基尼系數，并按照四個區域對Dagum基尼系數進行分解，以揭示地區差異性及來源。結果顯示，2000—2021 年，總體Dagum 基尼系數介于0.332—0.517，整體呈上升趨勢。其中，2000—2009 年，四大區域數字產業集聚差異處于波動狀態，基本以縮小趨勢為主，但降幅較小。2010—2021 年，Dagum基尼系數逐步上升，由0.330 上升到0.517，表明地區間數字產業集聚的差異逐步擴大，與上文分析結果一致。從Dagum基尼系數分解情況來看，地區差異性是主要來源，2000—2021年年均貢獻率（Gw）為45.33%，超變密度（Gt）貢獻率和組內差異（Gb）貢獻率相當，分別為27.44%和27.23%。

從區域內部來看（見表5），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Dagum基尼系數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區域內部數字產業集聚差異相對較小。在大部分年份，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接近，且變化趨勢較為一致。其中，西部地區產業集聚差異在近兩年有明顯擴大趨勢，Dagum基尼系數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及其他三個區域。

表5 2000—2021年區域內部Dagum基尼系數

（二）數字產業集聚的空間相關性

Dagum 基尼系數的檢驗結果顯示了中國數字產業集聚存在顯著的空間非均衡性，進一步地，使用SPSS22.0計算2000—2021年全局莫蘭指數，對數字產業集聚的空間關聯性進行檢驗。在計算時，本文采用兩種權重矩陣：一是鄰接矩陣，二是以2000—2021年各?。▍^、市）人均GDP均值作為地區“經濟距離”構建空間權重矩陣，并進行標準化處理（見表6）。在研究范圍內，各地區數字產業集聚不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即省域層面的數字產業集聚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具體來看，基于鄰接矩陣的測算結果顯示，僅2012 年全局莫蘭指數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全局莫蘭指數為0.161，為弱相關。同樣地，基于經濟距離矩陣測算的全局莫蘭指數僅在2006 年和2012 年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全局莫蘭指數分別為0.159和0.114。

表6 2000—2021年全局莫蘭指數測算結果

（三）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演變特征

利用Stata16.0 軟件對2000—2021 年數字產業集聚度進行Kernel核密度估計，由于本文研究期較長，圖中數據堆疊不利于集聚水平演變態勢的分析，基于上文分析結果及對核密度估計結果的逐年分析，最終選擇2000年、2004年、2009年、2015年和2021年作為代表年份進行繪圖（見圖3）。

圖3 2000年、2004年、2009年、2015年和2021年中國數字產業集聚的Kernel核密度估計曲線

中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動態演化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經歷了先縮小后擴大的發展趨勢。從Kernel 核密度分布曲線的波峰高度與分布曲線寬度變化看，2000—2009年波峰高度持續上升，寬度逐漸收窄，表明這一時期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地區差異在減小。2010年以來，波峰高度持續下降，分布曲線寬度逐步擴大，這意味著省域層面的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從低值高度集中向高值相對分散的方向變化，空間非均衡性加劇。第二，中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不存在明顯的多極化趨勢。從波峰數量看，研究期內Kernel核密度分布曲線主要為單峰模式，僅2004年、2009年出現了短暫的雙峰，但峰值較小、寬度較大，說明中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整體上不存在明顯的多極化趨勢。第三，數字產業集聚水平趨于下降。從位置變化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Kernel 核密度分布曲線中心逐步左移，左拖尾逐漸收縮，表明伴隨數字產業在全國各地的發展，數字產業集聚水平整體降低，但數字產業集聚度較高省份與較低省份之間的極差在逐步擴大。

五、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數字產業規模持續擴大，數字產業集聚水平不斷提高，但還存在一些問題影響著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1.區域不均衡問題突出

2000—2021 年全國新注冊的數字企業持續增長，數字產業規模持續擴大。但從數字產業集聚水平來看，全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差距呈明顯擴大趨勢，地區間差距是主要來源。在省域層面，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空間分布特征仍沒有打破“胡煥庸線”，呈現出從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遞減的趨勢。從區域層面來看，中部地區發展相對均衡，且水平較高。東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整體較高，但兩極分化特點突出，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份數字產業集聚水平較高，排在全國前列，而海南、天津等省份則顯著低于全國水平。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水平持續偏低，與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差距明顯，是未來中國在推動數字產業化發展與打造數字產業集群過程中應重點關注的區域。

2.集群化效應尚未顯現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①?；谏衔姆治隹芍?，一方面，中國數字產業集群發展尚處于萌芽階段，數字產業集聚水平整體呈下降趨勢。近年來，地區差距呈進一步擴大趨勢，但總體上不存在明顯的多極化趨勢，這意味著，即使在廣東、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優勢地區，數字產業集聚仍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輻射半徑廣、帶動力強的集聚中心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基于莫蘭指數的測算結果可知，省域層面的數字產業集聚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區域內、外部的產業聯動較弱，限制了整個行業的有序發展和壯大，距離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仍存在一定差距。

3.科技人力投入不足

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提升是多元因素共同驅動的結果，從本文的研究結果看，中國數字產業發展基礎條件還較為薄弱，科技人力投入不足成為制約地區數字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尤其以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最為突出。在數字產業發展過程中，人才和科技是首要條件，數字經濟的創新驅動實質是人才驅動。統計數據顯示，研究期內科技人力投入規模持續增長，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的全國均值從2000 年的29746 人年增加到2021年的164963人年，但從各區域科技人力投入規模在全國的占比來看，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投入嚴重不足，而這也是造成數字產業集聚區域不均衡問題的重要原因。研究期內，東部地區的科技人力規模在全國的占比持續提升，從2000 年的48.72%上升到2021 年的65.60%，中部地區相對穩定，在全國的占比均值為16.91%。但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科技人力投入在全國的占比持續下降，分別從2000年的10.65%、17.97%下降到2021年的3.89%、12.71%，降幅明顯。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科學認識數字產業的集聚水平與時空演變規律是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產業的前提，深入探討數字企業選址的影響因素能夠為地方制定針對性政策提供科學依據。本文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作為數字產業的代理變量，基于2000—2021年全國31個?。▍^、市）的新注冊企業數據構建測度指標，在對數字產業集聚水平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采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分析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采用Dagum 基尼系數、莫蘭指數和Kernel 密度估計方法分析數字產業集聚水平的區域差異性與動態演化特征。獲得如下結論。

（1）全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不斷下降，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格局相似。2013年以來，伴隨引導與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出臺，數字經濟在全國各地快速發展，全國數字產業集聚水平趨于下降，在空間分布格局上仍未打破“胡煥庸線”，表現為由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梯度遞減。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度較高，存在兩極分化特點，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整體水平偏低。

（2）數字產業集聚是多元因素驅動的結果?？傮w上，數字企業選址對于地區規模、市場化程度、區位條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科技人力投入表現出較高的敏感性。近年來，數字基礎設施、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儲量對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明顯提升。此外，數字產業集聚的驅動因素存在區域異質性。其中，提升科技人才投入對于促進數字產業在西部地區集聚具有顯著影響，市場化程度與政府規模對于東北地區數字產業集聚具有顯著影響。各要素對中部地區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程度與其他區域存在較大差異，排位靠前的依次是科技人力投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區位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

（3）中國數字產業集聚存在空間非均衡性。地區差距經歷了先縮小后擴大的趨勢，地區間差距是主要來源，研究期內組間貢獻率均值為45.33%。從區域內部差異來看，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內部差異較小，西部地區內部差異有明顯擴大趨勢。莫蘭指數測算結果表明，數字產業集聚在省域層面上表現出獨立性，不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

（4）總體來看，中國數字產業集聚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突出，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是未來中國在推動數字產業發展與打造數字產業集群過程中應重點關注的區域；二是集群化效應尚未顯現，區域內、外部產業聯動較弱，輻射半徑廣、帶動力強的集聚中心尚未形成；三是數字產業發展基礎條件還較為薄弱，科技人力投入不足成為制約地區數字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尤其以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最為突出。

（二）建議

由于中國各地區資源稟賦、政策紅利、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方面存在差異，數字產業集聚的空間非均衡性突出，引導數字產業合理布局和推動區域數字經濟協同發展任重道遠?；诒疚慕Y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引導數字產業合理布局，推動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對于數字產業發展基礎與環境相對優越的區域，應加強政策引導與支持，充分利用其在產業發展基礎、創新環境等方面的優勢，加快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引導優質要素資源向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匯集，著力構建科技創新、金融服務、數字人才等高度融合的集群發展生態。聚焦數字經濟重大創新領域，鼓勵和支持龍頭企業的發展，強化技術創新能力與引領示范作用。對于數字產業發展處于初步階段的區域，應以市場為主導，引導和支持建設一批專業化、特色化的數字產業集群。挖掘區域比較優勢，精準布局數字存儲產業，夯實大數據產業基礎。強化科技創新、融資對接和政策保障，壯大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數字產業集群生力軍。

第二，圍繞產業發展需求引進和培養人才，為實現數字技術原始創新提供智力支持。強化人才隊伍建設是順應數字時代要求，提升國家人才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數字經濟和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理念，激發數字人才潛能，強化數字經濟的人才支撐，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驅動力。聚焦地區重點領域、重點產業，大力引進國內外一流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加強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院等平臺建設，以科研創新平臺凝聚產業人才。強化創業資助、生活保障、醫療保險、子女教育、住房等政策的支持與落地，構建人才引進的長效機制。加大教育資源整體力度，持續推動院校、研發機構的人才培養工作，構建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協調互促的人才培養體系。

第三，統籌調配資源，強化技術研發與創新，提升數字產業集聚度。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區域層面，數字產業的集聚與發展越來越表現出研發導向，各地需繼續加強技術創新環境的建設，吸引企業集聚，激發數字企業創新活力。發揮R&D經費投入的正向激勵作用，有效落實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建設重點實驗室、技術創新中心、產業技術研究院、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等各類創新平臺，強化企業創新引領作用。推動數字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和合作，加強量子信息、先進計算機、未來網絡等前沿技術攻關，提高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力和產品競爭力。規范數據公開與使用，提升跨部門跨行業的統籌協調力度，有效解決“信息孤島”問題，提升數字資源開發利用的深度，充分發揮數據作為關鍵創新要素驅動地區發展的作用。

注釋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2022 年第21 期：4—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