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遺產、身份敘事與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析論

尹如玉 于春洋

（1.遼寧大學中國開放經濟研究院，遼寧 沈陽 110136；2.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民族主義締造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①周少青：《21世紀“新民族主義”：緣起、特點及趨勢》，《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但21 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的主要功能滑向在人群中制造分離和限制。②羅新：《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家史觀》，《文化縱橫》2015年第4期。較短時間內建立和興起的“速成”民族國家往往面對民族認同“發育不良”問題，更加難以抵擋分離性民族主義浪潮。近年來民族主義思潮及運動加劇了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差異性和復雜性，民族主義實踐證明，民族國家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統一體”。③許瀚藝：《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變奏：菲律賓國語形成中的民族身份建構》，《東南亞研究》2020年第6期。

獨立后中亞五國經歷痛苦轉型過程，至今仍然面臨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艱巨任務。國情不同導致各國經歷的考驗各不相同，吉爾吉斯斯坦（以下簡稱吉國）因其政權的頻繁非正常更迭而備受矚目。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吉國在模仿西方民主制度、參照鄰國強人政治模式以及依賴部族力量之間搖擺。④焦一強：《從“民主島”到“郁金香革命”：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1-3 頁。本文認為，民族主義是吉國陷入“失敗國家”困局的關鍵因素，而帝國遺產和身份敘事則為理解吉國民族主義及其發展走向提供重要觀察視角。

吉爾吉斯斯坦于1991年8月31日正式宣布獨立，開啟其民主政治轉型之路。獨立后的吉爾吉斯斯坦有80多個民族，其中，吉爾吉斯族占73.3%，烏茲別克族占14.7%，俄羅斯族占5.6%。根據2022年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TI）顯示，吉國是中亞國家中政治轉型排名最靠前的國家，其經濟轉型及治理水平排名落后于哈薩克斯坦，但仍領先于其他中亞三國。①Kyrgyzstan Country Report 2022，https://bti-project.org/en/reports/country-report/KGZ.但是，吉國同時又是中亞最不穩定的國家。獨立20年以來，吉國先后發生三次政變（分別為2005年“3·24事件”，亦作“郁金香革命”；2010年“4·7”事件，亦作“二次革命”；2020年“10·6”事件，亦作“第三次革命”），起因皆為反對派不承認選舉結果，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并演變成不同程度的政治暴力事件，時任總統逃亡或被迫辭職，反對派領導人上位。在吉國復雜而豐富的政治實踐中，不同群體、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相互交織，權力與資源分配問題成為沖突與矛盾發生的根本點，吉國仿佛陷入無休止的“暴力怪圈”。

本文梳理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表現形式及其特點，分析吉國民族主義生成機理與敘事邏輯，在此基礎上闡述身份敘事在民族主義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特定作用。最后，本文從民族主義視角洞察吉國民族政治發展走向，這或許有助于受眾深化對中吉關系的認識，為穩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參考與啟示。

一、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特點及其影響

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具備公民民族主義對外排他性、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共生關系脆弱性以及主體民族內部難以調和的矛盾性三種表現。吉國民族主義是以大國為主的域外行為體進行地緣政治博弈下的“副產品”，同時也受到吉國國內政治精英爭奪權力的影響，并且帶有深刻的部族矛盾與南北差異的烙印。吉國民族主義發展對民族國家構建造成一定阻礙，同時也影響著該國民族國家認同的發展。此外，民族主義問題始終是影響吉國與其他中亞國家建立良好關系的重要障礙。

（一）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

1.公民民族主義的排他性

通常情況下，公民民族主義意味著包容與開放，族裔民族主義則意味著排他與封閉。但不少學者指出該觀點具有一定片面性，認為“公民民族主義可以像族裔民族主義一樣嚴格而毫不妥協”。②戴曉東：《淺析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現代國際關系》2002年第12期。此外，在包容性與排他性之間，一國官方政策與社會中非正式的日常做法或有很大不同。在吉爾吉斯斯坦，公民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對外排他性。

具體而言，特定政治事件引發的公民民族主義情緒具有一定的排他性。③Oleg Zhuravlev，Volodymyr Ishchenko，“Exclusiveness of Civic Nationalism: Euromaidan Eventful Nationalism in Ukraine，”Post-Soviet Affairs，Vol.36，No.3(2020).對于吉爾吉斯斯坦政權反對派精英來說，公民身份作為所有民族個體都具有的共性身份，④于春洋：《論民族個體身份的雙重性》，《理論與現代化》2013年第1期。具有一定工具性質。吉國素有針對外資企業暴力抗議歷史，通常是由反對派民粹主義精英人物挑起。⑤Dmitry Solovyov，Kyrgyz Crowd Attacks Australian Gold Miner's Office，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gold-manasresources-idUKL6N0I81PR20131018.比如，采礦業是吉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當地人對金礦開采的抵抗一直存在。尤其是自2012 年以來，吉國當地居民對采礦業相關的抗議活動激增，比如對吉國與加拿大合作投資的庫姆托爾金礦⑥這是吉國最大的礦業公司，扎帕羅夫當選總統后，于2022年強行將該金礦收歸國有。詳情見下文。存在“常規”性抗議。2013 年，吉國現任總統薩德爾·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還是反對派議員時，就和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卡姆奇別克·塔西耶夫（Kamchibek Tashiyev）以及塔蘭特·馬米托夫（Talant Mamytov）一起在比什凱克組織抗議活動，要求罷免拒絕將加拿大庫姆托爾金礦國有化的時任總理詹托羅·薩特巴爾季耶夫（Zhantoro Satybaldiyev）。該抗議活動隨后演變成暴力事件，當時集會參與者將時任伊塞克湖州州長埃米爾別克·卡普塔加耶夫（Emilbek Kaptagayev）劫持作為人質。扎帕羅夫逃離吉國前往并居住在哈薩克斯坦，于2017年在吉哈邊境被捕，以“綁架人質”罪被判處11年零6個月監禁。近年來，中方在吉國的采礦活動也遭遇抵制并引發很多沖突，這與吉國的公民民族主義的排外情緒是分不開的。

中亞地區水資源分配以及領土劃界問題一直是引發地區矛盾和沖突的重要原因。中亞五國共享阿姆河和錫爾河兩條河流。吉爾吉斯斯坦控制整個錫爾河水流量的74%，烏茲別克斯坦為11%，但后者98%的國土需要依靠阿姆河和錫爾河水灌溉，人均年可使用更新淡水資源量處于1700 立方米上下，①蘇來曼·斯拉木、泰來提·木明：《中亞水資源沖突與合作現狀》，《歐亞經濟》2014年第3期。屬于水資源緊張的國家。另外，吉烏兩國有15%的邊境線為爭議地區。2017 年吉烏雙方通過簽署協議的方式完成85%的共同邊界劃定工作。2022 年10 月13 日，吉烏當局達成邊界劃定協議草案，協議簽署后將解決所有爭議邊界的劃線問題。新協議規定，吉方最終獲得19699 公頃土地，烏方獲得4486 公頃的卡姆比爾-阿巴德水庫（又稱安集延水庫）水域，但兩國將共同管理該水庫。②Депутаты приняли законы по границе с Кыргызстаном. Какие земл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тдаёт и получает，https://www.gazeta.uz/ru/2022/11/14/borders!.吉國部分民眾對該“共享”協議表示不滿，吉國首都比什凱克、烏茲根等多地出現民眾集會，反對將卡姆比爾-阿巴德水庫移交給烏方。③Kyrgyzstan: Mass Arrests Over Opposition to Uzbekistan Border Deal，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mass-arrests-over-opposition-to-uzbekistan-border-deal.如果“摒棄所有的民粹主義和宣傳噪音”，此次擬議的邊界協議其實是吉爾吉斯斯坦解決與烏國邊界問題的最佳方案。④Почему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Кемпир-Абаду оптимальны: мнение главы НИСИ，https://24.kg/vlast/248710_pochemu_dostignutyie_dogovorennosti_ponbspkempir-abadu_optimalnyi_mnenie_glavyi_nisi/.吉國政治分析家馬爾斯·薩里耶夫（Mars Sariev）列舉大量事實證明吉烏邊界劃定談判結果其實于吉國有利，但一些政客為爭奪權力試圖誤導公眾使之不信任政府。⑤Марс Сариев，Кемпир-Абад，просто факты — вопрос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сильно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https://mnenie.akipress.org/unews/un_post:25327；Олег Кусов，Арест вместо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кто направляет киргизскую оппозицию? https://news.ru/cis/arest-vmesto-vodohranilisha-napravlyaet-li-moskva-kirgizskuyu-oppoziciyu/.

總之，吉爾吉斯斯坦公民民族主義情緒在特定政治事件的催化下產生一定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情緒具有暫時的團結大多數公民的集會效應，但在吉國國內，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矛盾與沖突是吉國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2.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共生關系脆弱

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后，國內主體民族意識強烈，主體民族對其“至高無上”優越地位的狂熱追求貫穿至今。在吉國，主體民族主義主要表現是要求社會承認主體民族至高地位，主體民族被視為吉國社會整合和鞏固的核心，而其他族群只享有有限權利。

在吉爾吉斯斯坦，少數民族群體在公務員隊伍中代表性不足問題明顯。在吉國內政機構中的少數民族代表人數始終未達到比例人數。⑥Элеонора Бейшенбеккызы，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а нуждаются в больших правах，https://rus.azattyk.org/a/27399612.html.據非政府人權組織“Bir Duino-吉爾吉斯斯坦”2015年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吉國南部地區近三分之一是烏茲別克族人，但是烏茲別克族人在吉國南部警察人員中的比例僅為6%。①Толерантность и недискриминация，http://birduino.kg/tolerantnost-i-nediskriminacziya.該組織認為，這種情況成為在調查和審理針對烏茲別克族人刑事案件中存在偏見的原因之一。吉國發生“第三次革命”后，少數民族在國家機構中的代表性仍然很低。據聯合國2022年的數據顯示，吉爾吉斯斯坦近28%的人口是少數民族，但只有不到5%的少數民族公務員。②《聯合國幫助吉爾吉斯斯坦少數民族擴大就業機會》，https://news.un.org/ru/story/2022/07/1427092。聯合國少數民族問題特別報告員在2021 年的報告中也指出，在吉爾吉斯斯坦最高議會（Jogorku Kenesh）中，90%的代表是吉爾吉斯族人，5%是俄羅斯族人，東干人在議會中只有兩名代表，而哈薩克人、韃靼人和維吾爾人各有一名代表。盡管烏茲別克族人占吉國總人口的14%以上，但在議會中只有三名代表。③Эксперт ООН: узбеки，живу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имеют право учиться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https://news.un.org/ru/story/2021/03/1398772.

此外，吉爾吉斯斯坦的教育系統也面臨“主體民族化”問題。據聯合國少數民族問題特別報告員2021 年調查數據顯示，在吉爾吉斯斯坦公立學校，可以使用4 種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吉爾吉斯語、俄語、烏茲別克語、塔吉克語。在全國有226 所學校教授俄語，33 所學校教授烏茲別克語，3 所學校教授塔吉克語。盡管烏茲別克社區是吉國第二大社區，但以烏茲別克語教學的學校數量持續減少。④Эксперт ООН: узбеки，живу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имеют право учиться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https://news.un.org/ru/story/2021/03/1398772.

主體民族掌控國家主要政治權力和核心社會資源，這一問題導致吉爾吉斯斯坦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關系十分緊張。其中，尤其以吉爾吉斯族與烏茲別克族沖突最為尖銳。作為該國少數民族群體中人數最多的一個族群，烏茲別克族在吉爾吉斯斯坦政治沖突中扮演重要角色。⑤Andrew R.Bond and Natalie R.Koch，“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1，No.4（2010）.烏茲別克族不斷被邊緣化：其語言始終沒有獲得與吉爾吉斯語和俄語一樣的官方地位；烏茲別克族在吉國官方機構中的代表性不足；烏茲別克語媒體更是寥寥無幾。國際組織報告認為，在吉國南方當局的默許下，烏茲別克族持續受到警察和監察系統的迫害。⑥Kyrgyzstan: Widening Ethnic Divisions in the South，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central-asia/kyrgyzstan/kyrgyzstan-widening-ethnic-divisions-south.2010年吉烏種族暴力事件發生至今已經過去十余年，吉國國內對事件發生原因的解讀仍充滿爭議。烏茲別克人對吉烏種族暴力事件負有主要責任的觀點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吉國國內的輿論。

3.主體民族內部矛盾

盡管吉爾吉斯斯坦主體民族吉爾吉斯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沖突不斷，但主體民族也并非“鐵板一塊”。⑦Agadjanian，V.，“Exclusion，Violence，and Optimism: Ethnic Divides in Kyrgyzstan，”Ethnicities，Vol. 20，No.3（2020）.吉爾吉斯族內部在文化與政治上思想并不統一，其中以南北區域差異最為突出，居住在吉國北部與南部地區的吉爾吉斯人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恩怨糾葛。這主要反映在北方和南方精英對政治權力的爭奪上。

吉國“第三次革命”發生后的總統選舉過程可被視為主體民族內部矛盾的最新案例。標榜民族主義者的扎帕羅夫戰勝外向開放的反對派領導人物奧穆爾別克·巴巴諾夫（Omurbek Babanov）。扎帕羅夫出身北方，但他長期在吉爾吉斯斯坦南方從事政治活動，他最初曾是來自南方部族的吉國前總統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后為來自北方部族的阿坦巴耶夫的主要政治對手；巴巴諾夫出身于吉爾吉斯斯坦西北部的塔拉斯地區，在其政治職業生涯發展中，始終得到北方部族政治力量支持。2020年10月，吉國選舉風波發生之后，諸多反對派領導人物如巴巴諾夫、蒂萊克·托克托加齊耶夫（Tilek Toktogaziyev），以及隨后被其支持者從監獄釋放的扎帕羅夫均組織民眾進行游行示威。反對派領導人物對于總統職位的爭奪反映出吉爾吉斯社會更大的分歧。扎帕羅夫標榜自己為一位民族主義者，他在集會中經常使用吉爾吉斯語來進行動員。①Emma Avoboda，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Kyrgyzstan，https://www.lawfareblog.com/understanding-political-crisis-kyrgyzstan.他此前被監禁正是因為2013 年參加支持國有化金礦活動游行。因此，在競選總統過程中，扎帕羅夫在吉國南部和農村地區得到強有力的支持。扎帕羅夫的崇拜者將其視為“人民最后的希望和信仰”，而批評者則將其視為煽動性的“專制君主”和有組織罪犯的“朋友”。②Ayzirek Imanaliyeva，Kyrgyzstan: Japarov，Last Hope or Populist Menace?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japarov-last-hope-or-populist-menace.相比之下，巴巴諾夫和托克托加齊耶夫則更具開放姿態。巴巴諾夫于2017 年競選總統期間，承諾為吉國帶來更多外部投資并加強吉國商業發展。盡管當年競選失敗，但研究結果表明，巴巴諾夫在競選中深受年輕民眾青睞。他在谷歌上被搜索次數超過其他總統候選人，并在吉國最受喜愛總理中排名第二。③Камила Баймуратова ， Мне нужно все обдумать . Бабанов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кризис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е и своих планах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https://kloop.kg/blog/2020/11/02/mne-nuzhnovse-obdumat-babanov-rasskazal-o-politicheskom-krizise-konstitutsionnoj-reforme-i-svoih-planah-na-prezidentskie-vybory/.吉國“第三次革命”以扎帕羅夫當選總統而結束，巴巴諾夫等多位吉國國家議員以涉嫌庫姆托爾金礦腐敗案等罪名被拘押。④Эрнист Нурматов，За что задержали Омурбека Бабанова? https://rus.azattyk.org/a/za-chto-zaderzhaliomurbeka-babanova/31282951.html.可以預見，吉國北方和南方精英對政治權力爭奪還將持續下去，而南北不同吉爾吉斯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既是主體民族內部政治精英權力爭奪的重要籌碼和資源，也是這種權力爭奪的深刻動因。

（二）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的基本特點

1.地緣政治博弈下的“副產品”

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后，西方希望通過對吉國輸出民主政治制度來擴大影響力，使其脫離“俄羅斯世界”。吉國也確實大規模引進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但并未使之與本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成功融合。另外，吉爾吉斯斯坦在尋找自己文化淵源過程中，開始重新“伊斯蘭化”，同為突厥語國家的土耳其逐漸加大與吉國合作力度。歷史上形成的斯拉夫文化與移植過來的西方文化相碰撞，再加上伊斯蘭極端文化的發酵，導致吉國公民國家認同碎片化。國家發展過程中主體性不足亦削弱公民凝聚力。吉爾吉斯斯坦地處俄羅斯與西方爭奪勢力范圍的“中間地帶”，吉國發生的三次革命均能找到外部勢力干涉的痕跡。外部勢力對吉國本國民族主義的利用與煽動成為吉國社會動蕩的主要誘因之一。

大國在“中間地帶”對抗嚴重沖擊吉國內部，形成相互間無法妥協的親俄和親美政治集團，造成吉國政治經濟紊亂。夾在俄羅斯與西方地緣政治勢力之間，吉國民眾迫切希望國家能夠實現獨立自主、拒絕外部干涉。吉國公民民族主義的“公民性”及其對尊嚴的追求導致吉國民眾產生暫時“集會效應”，這種“現成的”民族主義資源很容易被當權派和反對派利用，通過強調“危險的他者”來獲得民眾的認同感，進而有效提高抗議事件動員水平。

2.政治精英權力爭奪相互交織

與其他國家民族主義運動相同，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同樣也是執政黨鞏固政權、在野黨謀奪政權的重要工具。吉國民族主義思潮逐漸向政治議程轉變。吉國動蕩的現實和頻繁的暴力沖突使領導層認識到，通過選舉所獲得的支持并不足以實現政治穩定。因此，領導精英轉而通過民族主義情緒來保持其政權受歡迎。近年來，吉國政府對民族主義的鼓勵已經產生負面作用，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仇視一切外國影響力。例如，雖然祖國黨（Ata-Jurt）在“二次革命”中表現一般，但是其激進的民族主義言論為該黨贏得議會多數席位。

此外，還有個別政黨將自己標榜為少數民族的守護者，因為民族主義情緒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少數民族群體中更容易發酵。烏茲別克族因其悲慘遭遇愈加不信任政府，迫切需要本族“代言人”。個別政黨在爭取烏茲別克族權利方面發表更加激進的言論，以此來獲得更多選票。例如，在2010 年10月議會選舉中，尊嚴黨（Ar-Namys）推舉烏茲別克族人安瓦爾·阿爾特科夫（Anvar Artykov）進入最高議會，從而在奧什地區獲得許多烏茲別克族人的選票。該黨將自己定位為少數民族和公民共識守護者，①Asel Doolotkeldieva，Elections in Kyrgyzstan: A Step towards 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elections-in-kyrgyzstan-step-towards-democracy/.在議會選舉中與宣揚主體民族的祖國黨爭奪選票。最后祖國黨獲得28個席位，尊嚴黨獲得25個席位，僅相差3個席位。②Объявлены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итоги выборов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https://rus.azattyk.org/a/Kyrgyzstan_Election_Parliament/3394364.html.

3.部族矛盾與南北差異的烙印

作為歷史傳統游牧民族，建國后吉爾吉斯族仍然保留部族政治傳統。此外，吉爾吉斯斯坦國土被天山分為南北兩個部分，通信和運輸困境長期積累造成南北差異。吉國不同黨派政治精英利用部族矛盾和南北差異來為自己謀求政治資本，無論是主體民族內部還是不同民族之間，民族主義情緒都有所抬頭。

在吉國政局中，為緩和部族矛盾與南北差異的脆弱平衡，“南北輪流坐莊”似乎已經成為吉爾吉斯斯坦政界精英默認的奇特政治傳統?？v觀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后的幾位總統，都是代表南北方輪流交替執政。并且在同一屆政府中，總統和總理一般也會分屬不同區域。有學者認為，2020 年發生的“第三次革命”本是一場針對選舉的和平抗議，但是民粹主義政治精英利用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兩極分化趨勢煽動群眾，最后釀成暴力沖突。③Asel Doolotkeldieva，“The 2020 Violent Change in Government in Kyrgyzstan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Three Distinct Stories in One，”in Between Peace and Conflic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Anja Mihr Editor，Springer，2021，p.171.

（三）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的消極影響

1.成為阻礙民族國家構建的重要因素

吉爾吉斯斯坦建國后面臨的重大任務即是鞏固和維護新生國家統一與獨立。然而，移植西方民主模式遭遇“水土不服”，獨立三十年余來吉國先后發生三次政變，三位總統被趕下臺，成為中亞五國當中最不穩定的國家。2020年吉國“第三次革命”最大受益者、現任總統扎帕羅夫，以民族主義政治立場和平民主義做事風格走上政壇，但在其上任后吉國內部依然矛盾不斷。2022 年10 月，在吉國政府與烏茲別克斯坦政府達成邊界協議草案期間，吉國當局逮捕近30名公開反對邊界協議的民間社會活動家、記者和人權捍衛者。大規模逮捕邊界協議草案批評者受到民間社會活動人士的廣泛譴責，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還曾專門發出呼吁，建議吉國政府立即釋放被無正當理由逮捕的人士。④Kyrgyzstan: Mass Arrests of Government Critics in Escalating Crackdown on Dissent，https://www.iphronline.org/kyrgyzstan-mass-arrests-of-government-critics.html.無論吉國政治體制如何改革，總統權力凌駕于其他權力之上、親總統黨獨大且反對派虛弱的局面都難以避免。吉國民族國家建設因受到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而陷入困境。

此外，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激進民族主義情緒對政府招商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吉國政治格局復雜、社會缺乏凝聚力導致民眾容易被民族主義聲音所蠱惑，“揭竿而起”反對當局提出的一切建議。吉國國家工業、能源及礦產資源委員會甚至特別委托過瑞士和平紐帶基金會編寫《吉爾吉斯共和國礦業沖突管理指南》。①Guidebook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in Mining Industry of the Kyrgyz Republic，Bishkek，2017，https://peacenexus.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Investors-Guidebook_english.pdf. 該指南有中文版本，詳見https://www.securityhumanrightshub.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9/investors_guidebook_chinese_0_0.pdf.2021年甚至有媒體將金礦開采稱為“近期吉爾吉斯政治動蕩的核心”。難以吸引外資加劇國家貧困，貧困再次滋生極端民族主義，如此往復循環。②Bakyt Ibraimov，Jalil Saparov，Gold Mining at Heart of Recent Kyrgyz Political Turmoil，https://www.thethirdpole.net/en/pollution/gold-mining-at-heart-of-recent-kyrgyz-political-turmoil/.

2.導致國家認同發展不充分與民族排外情緒并存

在吉爾吉斯斯坦整體國家治理能力偏弱的情況下，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均對國家權威產生不服從的情緒。在吉國的一些地區甚至出現部落認同高于民族認同，更高于國家認同的局面?！睹褡迮c民族主義》一書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指出，并不是國家建立了民族內涵就會應運而生。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J. Hobsbawm）：《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88頁。國家要在各個領域有所作為才可能實現全體國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不完善的治理舉措使國家認同和民族融合成為一句空話。

吊詭的是，不充分的國家認同程度并沒有降低吉爾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及普通民眾對控制本國自然資源和經濟命運的警覺性，甚至出現偏激的民族主義行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2 年的數據顯示，雖然生活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少數民族烏茲別克族面臨主體民族吉爾吉斯族的歧視與壓迫，但是吉爾吉斯族和烏茲別克族受訪者對暴力的支持程度在統計上沒有顯著性差異。④Rebekah Tromble，“From Nomadic Traditionalists to Sedentary Scripturalists?”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64，NO.6（2017）.對內部和外部“假想敵”存在的敵意成為公民民族主義發展的強大驅動力，遭受壓迫的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一樣具有排外情緒，在政治精英的有意引導下，這種排外情緒往往更加高漲。

3.對吉爾吉斯斯坦與中亞鄰國關系造成負面影響

吉爾吉斯斯坦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首先影響到其與烏茲別克斯坦的關系。2010年吉烏種族暴力沖突深深刺激了烏茲別克斯坦民眾，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發生報復性反應，一些地區出現毆打吉爾吉斯族人等事件。這場沖突不僅惡化了兩國關系，還強化了兩國國內非主體民族意識，加深了兩國族群政治問題的尖銳性。

此外，極端民族主義導致領土爭奪型民族沖突也影響吉爾吉斯斯坦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吉國與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直以來邊界爭端不斷，經常引發流血沖突和分歧。盡管2022年年底吉國與烏國已簽署《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國界分段條約》，但吉國內仍然存在不少反對聲音及抗議行為。2022年9月，吉塔邊界地區再次爆發大規模武裝沖突，吉方宣布武裝沖突造成其公民59人死亡、163人受傷。塔方宣布有35人死亡和30人受傷。⑤《吉爾吉斯斯坦安全委員會：吉塔邊境沖突導致吉方大約40 名軍人死亡》，https://sputniknews.cn/20220919/1044091471.html。民族主義問題始終是影響中亞各國各民族建立良好關系的重要障礙。

二、帝國遺產：吉爾吉斯斯坦的民族關系生成機理

吉爾吉斯斯坦的民族關系與蘇聯的統治遺存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這份“帝國遺產”也奠定了理解和把握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的基本盤。民族劃界的錯綜復雜、繼承的蘇聯政治體制不完善、地緣經濟遺留問題復雜性帶來的衍生性因素與古已有之的部族主義原初因素相碰撞，共同構成吉爾吉斯斯坦的民族關系生成機理。

（一）民族劃界導致少數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及族群沖突的發生

在中亞各個加盟共和國劃界過程中，蘇聯聯邦政府并未考慮到各民族國家的傳統邊界以及各民族的民族構成和經濟條件。蘇聯時期中亞民族劃界人為因素明顯、民族政策設計倉促，有分析認為這實際上是莫斯科、地區政治經濟精英以及當地人種學家之間復雜權力斗爭的結果。①Farrant，Amanda，“Mission Impossible: The Politico-Geographical Engineering of Soviet Central Asia’s Republican Boundaries，”Central Asian Survey，Vol.25，No.1-2（2006）.在蘇聯行政區劃中，領土管轄權被賦予某些民族，但“領土”和“民族”在空間、概念和法律上都不一致。國家獨立后，一直居住和工作在當地的居民突然成為名義上的少數民族，這讓他們感到與生俱來的權利受到損害。民族劃界“沒有達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為一體的目的，反而導致少數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民族主義增強”。主體民族的優越地位建立于非主體民族的權利受到侵害之上，這為包括吉爾吉斯斯坦在內的中亞國家民族問題的出現埋下隱患。②左鳳榮、劉顯忠：《從蘇聯到俄羅斯: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97頁。

此外，蘇聯政府對飛地的劃分不僅人為地割裂各民族居民的日常往來，而且因資源利用而引發了族群沖突。蘇聯政府在20 世紀20—30 年代對中亞民族國家的劃界導致費爾干納盆地自古混居的族群問題更加復雜化，中亞安全“火藥桶”③張娜、吳良全：《費爾干納盆地的飛地問題——對20世紀20—30年代中亞地區民族-國家劃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之稱由此而來。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國邊界在費爾干納盆地犬牙交錯，飛地邊界的劃分人為地割裂了盆地內居民間的日常生活，導致出現一國居民經常需要到他國鄰近地區探親，或采買生活用品、跨境打短工等現象。④張娜、吳良全：《費爾干納盆地的飛地問題——對20世紀20—30年代中亞地區民族-國家劃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另外，居民對飛地內土地、牧場、水資源和地下儲氣庫等資源的爭奪導致族群經常發生沖突，甚至升級到一定規模的暴力流血事件。

（二）政治體制不完善導致暴力成為“常規”意見輸出渠道

獨立后中亞國家基本上照搬蘇聯高度集權的“超級總統制”。中亞國家以和平方式獲得民族國家主權，政治精英基本上被原封不動地從蘇聯繼承下來，這批“原始”精英長期掌控國家權力。⑤胡鍵：《從解構聯盟到區域合作——中亞民族主義價值取向的嬗變》，《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為維護政權，以主體民族為主的政權精英對其他民族強力推行主體族裔文化，將其作為一種強加的意識形態。吉爾吉斯斯坦未進行過正常的政權輪換，精英流動缺乏健全機制，“底層成長起來的創新型‘草根’精英無法獲得進入國家體制的渠道”，⑥胡鍵：《從解構聯盟到區域合作——中亞民族主義價值取向的嬗變》，《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導致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此情況下，暴力推翻現有政權成為“草根”精英及公眾“最容易選擇的意見輸出渠道”，⑦胡鍵：《從解構聯盟到區域合作——中亞民族主義價值取向的嬗變》，《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而民族主義作為進行廣泛社會動員的工具，得到極力推崇?！安莞本⒗梅侵黧w民族對主體民族政治文化政策的不滿，煽動非主體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政治暴力運動來獲得權力。但“草根”精英的成功“上位”并沒有使非主體民族群體的權利和利益得到保障，后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限制了非主體民族訴諸法律的可能性，這就更增加了發生種族暴力的可能性。種族沖突也因為社會中出現過種族暴力的經歷而進一步增加，①Cederman L-E，Wimmer A and Min B，“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 62，No.1（2010）.吉國由此陷入無休止的“暴力怪圈”，主體民族和非主體民族關系更加得不到恰當處理。

（三）灌溉農業開發政策引發地緣關系緊張

復雜的地緣經濟問題，是蘇聯留給吉爾吉斯斯坦的又一重要遺產，其中水資源問題最為突出。蘇聯政府將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定位為蘇聯南部地區的農業和礦產基地。蘇聯時期實施的灌溉農業開發政策導致中亞地區農業用水量大幅增加，其中棉花資源戰略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過度的棉花種植導致加盟共和國缺水嚴重。②Igor Lipovsky，“The Central Asian Cotton Epic，”Central Asian Survey，Vol.14，No.4（1995）.

此外，由于蘇聯對中亞國家的邊界劃定缺乏實際考量，致使各國河流水文條件存在巨大差異。比如，位于錫爾河與阿姆河兩大流域的上游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地表水資源超過整個中亞地區的三分之二，而下游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水資源卻極度匱乏。③但楊、潘志平：《中亞水資源沖突原因分析與解決路徑——以羅貢、卡姆巴拉金Ⅰ號水電站為例》，《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谔K聯時期中亞國家的邊界劃定而獨立的中亞各國，隨著灌溉土地面積的增加及其對于水資源需求的擴大，引發并導致國家間的沖突激化。有資料顯示，2014年，中亞五國的灌溉土地面積比20世紀90年代獨立初期增加了250 萬公頃，④蘇來曼·斯拉木、泰來提·木明：《中亞水資源沖突與合作現狀》，《歐亞經濟》2014年第3期。這導致各國的用水缺口隨之增加。2021 年，吉烏兩國終于就邊界問題達成一致，兩國共同管理卡姆比爾-阿巴德水庫水域。但吉國民眾受到爭奪政權的反對派精英的鼓動，組織抗議活動反對該協議的簽署。另有資料顯示，2022 年吉國有90%的用水量用于灌溉農作物，⑤Ирригация: Новый опыт в управлении，эффектив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https://kabar.kg/news/irrigatciianovyi-opyt-v-upravlenii-effektivnye-rezul-taty/.而吉國當年耕地總面積為128.7 萬公頃，⑥Площадь земельного фонда по вида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угод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http://www.stat.kg/ru/opendata/category/131/.巨大的用水需求量可能會增加吉國民眾的緊張情緒?？梢灶A見，圍繞水資源的分配問題而展開的多國博弈以及矛盾沖突還會持續下去，這種外部地緣壓力也會導致吉國國內民族關系的緊張。

（四）氏族關系與部族主義的歷史遺留帶來消極后果

在19世紀被沙俄征服之前，散居在中亞地區的諸多民族就已經是一些族裔民族。這些民族主要是受自公元9 世紀開始傳播的伊斯蘭文化影響，并受到在歷史發展中積淀的語言、習俗、原始宗教等族裔特色文化熏陶。⑦石培玲：《文化同一性的危機與中亞民族主義的認同困境》，《學術界》2007年第2期。因此，氏族關系一直是中亞地區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吉爾吉斯斯坦尤其如此。地域聯系或社會聯盟超越單純的血緣關系，將個人聯系為一個群體。⑧Kathleen Collins，“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World Politics，Vol. 56，No.2（2004）.換句話說，地域為傳統的親屬關系和氏族關系提供場所。蘇聯建國后積極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民族現代化進程取得一定進展，但部族主義“還是頑固地以其特有的方式適應了蘇維埃體制”。①焦一強：《影響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的部族主義因素分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0 年第3 期。蘇聯解體后，民族傳統復興致使部族主義重新抬頭，國家治理無序導致民眾歸屬感“無以為寄”，人們開始按照血緣及地域聯系來尋求部族保護。由此，部族主義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滲透到吉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②焦一強：《影響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的部族主義因素分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0年第3期。

在吉爾吉斯斯坦，地域主義與氏族認同摻雜著“某些歷史現實的模糊性”，被政治精英有選擇地加以利用。蘇聯解體后，部族再次成為影響中亞國家政治生活的行為體。③Kathleen Collins，“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World Politics，Vol. 56，No.2（2004）.在中亞五國當中，哈薩克斯坦較少受到部族文化帶來的地方民族主義的干擾，很好地利用部族文化來鞏固本國政權。部族政治的確幫助吉爾吉斯斯坦實現平穩轉型，但吉國部族間的權力博弈直接削弱了政府對國家的控制，吉爾吉斯斯坦人對氏族強烈的認同與其對國家文化的認同之間構成張力，這種有時甚至是“想象的”氏族關系，加深吉爾吉斯斯坦南北地域的分歧。④Andrew R. Bond and Natalie R. Koch，“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 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 51，No. 4（2010）.

三、雙重身份：理解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的敘事沖突

吉爾吉斯斯坦“公民國家”和“族裔國家”雙重身份沖突導致民族主義此起彼伏。雙重身份敘事沖突主要體現在公民國家勝利敘事與族裔國家悲情敘事之間的沖突、公民“想象的共同體”敘事與主體民族“想象的威脅”敘事之間的沖突。存在這種沖突的主要原因在于雙重身份敘事分別服從服務于不同的權力話語，前者為執政者的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提供服務，后者則為反對派汲取參政資源與廣泛的社會同情提供服務。

（一）“公民國家”與“族裔國家”雙重身份敘事的沖突

1.勝利敘事與悲情敘事之間的沖突

勝利敘事在公民民族主義敘事模式中尤為常見。在這種敘事模式中，民族共同體被描述成擺脫黑暗和非理性過去，共同形成一個進步和包容的新社會。⑤Michael Morden，“Anatomy of the National Myth: Archetypes and Narrativ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 22，No.3（2016）.公民民族主義勝利敘事繞開關于種族起源問題，而是強調國家制度建立以及民族共同體恒久性。⑥范可：《理解民族和民族主義：途徑、觀念與敘事》，《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20年第6期。例如，為重建民族認同，吉爾吉斯斯坦政府挖掘歷史上英雄人物和民族主義人物來建構敘事，英雄史詩“瑪納斯”成為吉國國族口號和“精神密碼”。在吉國民族主義敘事中，民族英雄瑪納斯是生活在公元9世紀的歷史人物，他聚集分散的吉爾吉斯氏族，將40個吉爾吉斯部落團結在一面旗幟下，建立第一個吉爾吉斯國家。如今，在吉爾吉斯斯坦全國各地都能找到瑪納斯雕像。2011年6月，首都比什凱克市中心象征民主的自由女神像被瑪納斯紀念碑取代。

與勝利敘事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悲情敘事往往圍繞失敗與苦難構建民族神話，也就是政治心理學家瓦米克·沃爾坎（Vamik Volkan）所說的“選擇性的創傷”。⑦V. D. Volkan，“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and Chosen Traumas: An Aspect of Large- group Identity，”Group Analysis，Vol. 34，No.1（2001）.在吉爾吉斯斯坦，令人悲憤的民族主義敘事通常將群體所經歷的不公正的感受與不可避免災難的信念緊密交織在一起。尤其是當少數民族面臨同化壓力、意識到政治地位喪失，抑或是對其生存感知到威脅時。烏茲別克族人關于2010 年吉烏種族沖突的敘事使吉國國內本就緊張的民族關系更加尖銳。烏茲別克族記者烏魯別克·索金認為沖突的根源固然是吉爾吉斯族人和烏茲別克族人數十年敵意的結果，但是烏茲別克族被壓抑的挫敗感對沖突起到助燃作用。①Conflicting Narratives Add to Tensions in Kyrgyzstan，https://eurasianet.org/conflicting-narrativesadd-to-tensions-in-kyrgyzstan.烏茲別克社區領導人認為烏茲別克族人正在被“種族滅絕”，吉國政府任由流血沖突事件發生。②Conflicting Narratives Add to Tensions in Kyrgyzstan，https://eurasianet.org/conflicting-narrativesadd-to-tensions-in-kyrgyzstan.烏茲別克族人權捍衛者阿齊姆揚·阿斯卡羅夫（Azimjan Askarov）的案件代表了烏茲別克族人不公正待遇的典型事件。吉爾吉斯斯坦法院裁定他犯有煽動2010年暴力事件的罪行，但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于2016 年5 月得出結論，吉國對阿斯卡羅夫的“拘留不符合國內法，沒有合法目的，是出于他作為人權捍衛者的角色和他的種族”。③Eric McGlinchey，“The Populist and Nationalist Threat to Human Rights in Kyrgyzstan，” https://fpc.org.uk/the-populist-and-nationalist-threat-to-human-rights-in-kyrgyzstan/.聯合國人權專家呼吁吉爾吉斯斯坦政府立即將其釋放，但遭到吉國政府的拒絕。因健康原因，阿斯卡羅夫于2020年7月死于獄中。

除此之外，吉爾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往往將種族沖突敘事簡化為吉爾吉斯族人和烏茲別克族人之間的沖突問題，但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群體的民粹主義情緒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在吉國的俄羅斯族、東干族、維吾爾族、塔吉克族和土耳其族等其他少數民族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來自主體民族的壓力，這些群體也處于被吉國政治邊緣化的狀態。④Кыргызстан.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https://24.kg/archive/ru/politic/101397-kyrgyzstan-osobennosti-laquonacionalnojraquo.html/.種族異質性本身并不會導致大規模暴力行為，對少數民族的歧視與排斥才更有可能導致種族沖突。⑤Asal V，Findley M，Piazza JA，et al.，“Political Exclusion，Oil，and Ethnic Armed Conflic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60，No.8(2016).近年來，隨著吉國國內反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涌現，不時有媒體報道吉國俄羅斯族人受到毆打等消息。吉爾吉斯斯坦賈拉拉巴德州斯拉夫僑民協會主席瓦列里·烏列耶夫（Valery Uleyev）認為，針對吉國的俄羅斯族人正在發生所謂的“天鵝絨歧視”。⑥Страх и ненависть на Иссык-Куле，https://lenta.ru/articles/2021/08/04/russkie_sa/.他們的被排斥感因蘇聯解體后同族人口大規模外流，以及曾經擁有社會優勢的集體記憶逐漸淡化而加劇。⑦Agadjanian V.，“Exclusion，Violence，and Optimism: Ethnic Divides in Kyrgyzstan，”Ethnicities，Vol.20，No.3（2020）.

2.“想象的共同體”敘事與“想象的威脅”敘事之間的沖突

吉爾吉斯斯坦公民民族主義敘事的主要特征，即彼此認同自己同屬于一個國家，只有人民而非外國實體才能從國家資源中獲益。吉國總統扎帕羅夫對外國金礦收歸國有事件的敘事充分體現了“想象的共同體”敘事。2022年4月，扎帕羅夫向吉國人民發表講話，宣布庫姆托爾礦已經完全、不可撤銷地收歸吉國。相關協議由吉國政府4日與加拿大黃金公司Centerra簽署。根據協議，吉國政府獲得對庫姆托爾金礦的全面管理和所有權。在對人民的電視直播講話中，扎帕羅夫稱該協議是一次“歷史性突破”，并指出目前達成的條件是最好的。⑧Президент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в прямом обращении к народу объявил о заключен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по золоторудному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ю Кумтор，https://www.president.kg/ru/sobytiya/22190_prezident_sadir_ghaparov_v_pryamom_obrashenii_k_narodu_obyavil_o_zaklyuchenii_globalnogo_soglasheniya_po_zolotorudnomu_me storoghdeniyu_kumtor.此外，在吉烏簽署邊界劃定協議問題上，吉國最著名的反對派政治家阿達漢·馬杜馬羅夫（Adahan Modumarov）堅持認為協議結果是通過脅迫實現的。①Ayzirek Imanaliyeva，Kyrgyzstan Ratifies Uzbekistan Border Deal in Testy Parliament Session，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ratifies-uzbekistan-border-deal-in-testy-parliament-session.吉國媒體認為，在此次事件中，反對派活動人士再次利用“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者”的頭銜，聲稱自己是“重申吉爾吉斯斯坦對其土地和資產主權的擁護者”，因此才成功召集到抗議活動的支持者。②Почему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Кемпир-Абаду оптимальны: мнение главы НИСИ，https://24.kg/vlast/248710_pochemu_dostignutyie_dogovorennosti_ponbspkempir-abadu_optimalnyi_mnenie_glavyi_nisi/.

“想象的共同體”敘事對外團結了吉爾吉斯斯坦民眾，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吉國民眾對內卻面臨被“想象的威脅”敘事分裂的趨勢。在吉國，主體民族公開將自身利益置于其他群體利益之上，把自我族群“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置于最高價值鏈”。③周少青：《21世紀“新民族主義”：緣起、特點及趨勢》，《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吉國主體民族民族主義者積極推進關于少數民族群體中人數最多的烏茲別克族群的危險敘事。吉爾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奧什市前市長梅利斯·米爾扎赫梅托夫（Melis Myrzakhmetov）就曾利用反烏茲別克斯坦的仇外情緒培養忠實的政治追隨者。關于2010 年種族沖突的起因，在吉爾吉斯斯坦存在典型的民族主義謠言：第一種謠言認為烏茲別克斯坦意圖接管吉爾吉斯斯坦的南部，第二種謠言稱吉爾吉斯族女性被烏茲別克族強奸，④Andrew R. Bond and Natalie R. Koch，“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 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1，No. 4（2010）.第三種謠言認為吉爾吉斯斯坦的烏茲別克族積攢過度的財富。⑤Agadjanian V.，“Exclusion，Violence，and Optimism: Ethnic Divides in Kyrgyzstan，”Ethnicities，Vol.20，No.3(2020).無論是對吉爾吉斯斯坦領土及財富的占有敘事，還是對吉爾吉斯族婦女身體的侵犯敘事，都表明主體民族對于烏茲別克少數民族的敵意與猜忌。

為迎合主體民族的擔憂情緒并爭取到該群體的支持，吉爾吉斯斯坦政治精英經常對少數民族語言問題進行高調表態。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學習，本是少數民族群體應有的權利，但少數民族語言出現被政治精英邊緣化的現象。在吉烏種族沖突發生之后，時任吉國政府總理巴巴諾夫在2012 年7 月17 日的內閣會議上提議英語、西班牙語、漢語可作為第二語言，而烏茲別克語和塔吉克語不應出現在第二外語的名單中。吉爾吉斯斯坦祖國黨議會代表于爾迪茲坎·佐爾多紹娃（Jyldyzkan Dzholdoshova）也呼吁只使用吉爾吉斯語和俄語。這些聲明在當時引起不小的恐慌，在吉國的烏茲別克族和塔吉克族許多人認為，政府的目標是廢除少數民族語言教育。⑥Bakyt Ibraimov and Temir Akmatov，Tough Talk On Kyrgyz Schools，https://chalkboard.tol.org/tough-talkon-kyrgyz-schools/.

（二）雙重身份敘事彼此沖突的原因

敘事被理解為將不同的事實編織在一起去理解當代世界中的現實的過程。⑦Patterson，Molly and Kristen Renwick Monroe，“Narrative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No. 1（1998）.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思想內容本身并沒有促進產生民族主義情緒的精英的動機、利益及陰謀重要。⑧Michael Morden，“Anatomy of the National Myth: Archetypes and Narrativ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 22，No.3（2016）.在吉國，身份敘事主要是為權力服務。沖突時期的民族主義敘事尤其如此，民族主義敘事將“他者”的沖突行為構建為非理性的做法，從而為精英參與沖突提供借口。此外，民族主義敘事美化群體形象，將“自我”描述為正義方及沖突的受害者。①Michael Morden，“Anatomy of the National Myth: Archetypes and Narrative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22，No.3（2016）.經過精心設計的民族主義敘事，利用民族身份及歷史記憶引導某一特定群體，對產生沖突的原因、各方動機及自身的某些行為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釋，并最終與該群體的價值觀和認知模式產生共鳴，從而讓民眾為其政治實踐背書。

獨立后的吉國迫切希望實現民族復興，吉國政府通過公開宣傳古老文明和悠久歷史來宣誓主權國身份，同時又用來證明政權存在的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關于公民國家的勝利敘事應運而生。然而，在蘇聯時期被壓抑的主體民族的主體性驟然反彈，②張友國、伊琳娜·伊力汗:《中亞國家建構中的公共空間政治》，《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1 年第1 期。政治生活面臨很高的不確定性且引發集體行動的傳統方式變得無效的情況下，吉國政治精英則通過使用悲情民族主義敘事來進行大眾動員，構建和加強民眾對國內政治事件的集體理解。

近年來，國際形勢及新冠疫情給吉爾吉斯斯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困難，吉國普通民眾生活受到嚴重影響。2021 年10 月，吉爾吉斯斯坦議會批準組建新政府。淡化民族身份、強化公民身份成為新政府的主要任務。新政府希望通過強調只有人民而非外國實體才能從國家資源中獲益來團結民眾，然而在經濟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吉國社會內部對于少數民族的敵意更加明顯。一方面，主體民族認為以烏茲別克族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有分離國家之嫌，并以此為由對其進行打壓和邊緣化；另一方面，少數民族認為自己受到歧視對待并被主體民族壓迫。雙方均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完全兩極分化的受害者身份敘事和不滿情緒將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消除，并將阻礙吉國政府公民身份的建立工作。吉國憲法中規定公民不論種族的平等身份與在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的族群身份相悖，“公民國家”與“族裔國家”的共生關系變得異常脆弱且危機四伏。

四、結語

民族主義是吉爾吉斯斯坦陷入“失敗國家”困局的關鍵因素。本文通過對吉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特點及影響的梳理，發現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是以大國為主的域外行為體進行地緣政治博弈下的“副產品”，同時也是吉國政治精英為謀求政治資本而使用的工具，并且帶有深刻的部族矛盾與南北差異的烙印。吉國民族主義發展對民族國家構建造成一定阻礙，同時也影響著該國民族國家認同的發展。此外，民族主義問題始終是影響中亞各國各民族建立良好關系的重要障礙。

帝國遺產和身份敘事為理解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主義生成機理及其敘事邏輯提供重要觀察視角。民族主義敘事首先服務于精英的利益，它的持久力不取決于它的可信度，而是取決于它對政治精英的有用性。吉國政府在公民民族主義和族裔民族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正如它在加強民主制度還是對批評聲音采取強硬態度之間猶豫一樣。③Shairbek Dzhuraev，“Necessary Nationalism? Kyrgyzstan'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http://caspianet.eu/2017/05/24/necessary-nationalism-kyrgyzstans-relations-west/.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精英一旦掌權，其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延長掌權時間，而民族主義作為以最小成本收獲更多民心的工具，無疑是政治精英的最佳選擇。建構現代國家的公民身份敘事，與作為古已有之的傳統部落的部族身份敘事，構成理解吉爾吉斯斯坦成為民族主義重災區的敘事邏輯。

總體來看，吉爾吉斯斯坦領導層目前還沒有開出建設繁榮的多民族國家的良方。在吉國內有種說法，分離主義者并不是國家的主要威脅，有意將人民分成不同的種族或語言群體、故意分裂國家的政治精英才是。①Кыргызстан.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https://24.kg/archive/ru/politic/101397-kyrgyzstan-osobennosti-laquonacionalnojraquo.html/.擺脫帝國遺產，重構身份敘事，從而把民族主義情感引向理性的方向，將是吉爾吉斯斯坦走出民族主義泥沼、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