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文化邏輯

周恩澤，叢杭青

（浙江大學 哲學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發展需要尋求中國特色的方案。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1］。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對“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倫理審查規則及監管框架”做出要求和強調［2］。因而可以認為，習近平總書記事實上也在期待一種中國特色的工程倫理規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制造2025 的當下，在中國致力于成為工程強國、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實現的而今，這個命題自然尤其具有迫切性。并且從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思想中，我們能夠找到一些理論指引。在這一命題下，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是理清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文化邏輯，亦即中國的文化語境施加于工程倫理規范之上的方向性影響。

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文化邏輯，簡單來說就是“馬魂、中體、西用”。也即把握中、西、馬三方面的資源，以實現立足本土、借鑒外來、綜合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1］。用方克立的話來說，就是“馬魂、中體、西用”［3］。這是無可置疑的經典路線。問題只在于，在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命題下，何為“馬魂”，何為“中體”，何為“西用”？我們不應該過于狹窄地限制“馬魂、中體、西用”在某一命題上的應用方式，但也必須針對性地找出它們在該命題上的核心表現形式，否則就只能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層面。本研究以為，“馬魂、中體、西用”的文化邏輯在工程倫理規范命題上的核心表現，是它們分別界定了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三個重要方面：它的作用對象、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的呈現形式。

一、工程倫理規范的“馬魂”：群眾性、民族性的工程共同體

“馬學為魂”，在工程倫理規范命題上的核心表現，是以群眾性、民族性的工程共同體為規范的對象。2021 年在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以廣大科技工作者為講話所期許的對象，指出要堅持黨對科技事業的全面領導，全國科技界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2］。這背后暗含了一種期許，那就是建立一個群眾性、民族性的工程共同體。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使命同樣是這樣一種事業的一部分，那就需要相信，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對象不應該僅僅是工程師，而是一個群眾性、民族性的工程共同體。

（一）工程倫理規范的對象之問

這涉及一個疑問，工程倫理規范的對象僅僅是工程師，還是一個更廣大的群體？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工程倫理提供了一種“工程倫理規范＝工程師的倫理規范”的典型理解。這與英美語境下將engineering 理解為“工程師所做的事”有關。國內學者也一度沿用這一定義。但現實中存在的規范卻往往超出這一定義所規定的狹隘范圍?！吨袊W會工程倫理守則》提出要“倡導廣大化工行業從業者共同遵守本守則”［4］，《中國工程師聯合體工程倫理守則（征求意見稿）》也“倡導廣大工程領域從業者共同遵守”［5］。無論從這些明確的聲明出發，還是從中國化工學會和中國工程師聯合體不僅僅是工程師社團的復合性質出發，它們都指向一個超出工程師范圍的更廣大的工程共同體。這就與美國學者對工程倫理規范的狹義理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那么這個超出工程師范圍的更廣大的工程共同體指向的又是什么呢？如果僅僅從當前中國的工程倫理規范的文本出發來思考，得出的結論可能僅僅是一個工程行業共同體。但是，一旦我們將目光轉向社會主義的政治——道德規劃所給予其的方向性影響，那么問題的答案就會截然不同。

（二）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

李伯聰曾經對工程共同體概念做出經典的劃分：同職業人員組成的“工程職業共同體”，以及圍繞工程項目而組成的“工程活動共同體”［6］。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劃分，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向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另一種工程共同體的形式——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

這一特殊形式的源起至少可以追溯至民國時期。1931 年，在中國工程師學會成立大會上，就有孫中山“是建設中國最大的工程師，我們就是服從這個圖樣的工程人員以至小工”的說法［7］。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構成了中華民族一同組成一個工程事業共同體以完成“工程救國”之使命的設想的根據。然而，無論人們如何對這一設想抱有期望，它并沒有成為現實。當時的中國工程倫理規范也仍然是工程師的倫理規范，而沒有擴大為工程事業共同體的規范。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替中國工程師、中國人民完成了建立一個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的設想。新中國如火如荼的工業化建設，一系列五年計劃取得的成果，就是工程事業共同體存在與運作的證明。在這一模式下制定的特殊形式的工程倫理規范，也將其對象從工程師擴大到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1961 年制定的《科研十四條》和1964 年以來被廣泛效仿的《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就是典型例子。前者“在自然科學界乃至整個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受到普遍歡迎”［8］，后者則由中央下發，普遍傳達，直至各個基層單位。兩者一同成為以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為對象的工程倫理規范。

當今的中國不再是一個計劃經濟的時代，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黨對科技事業的全面領導依然延續。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的延續和運轉或許不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理所當然，但仍然作為一個基本的制度文化設計而存在著。無論是環境污染、數據泄漏等科技風險的治理，還是在成為工程強國、改善人民生活等意義上繼續推進工程賦能的目標，都仍然需要這樣一種民族性工程共同體的存在。今日中國工程倫理規范之面向廣大工程從業者，今日中國工程社團之具備超出工程師社團之外的混合性質，都與這樣一種強調整合而非分化的倫理設計息息相關。今日的工程倫理規范，依然是面向民族性工程共同體的規范。

（三）群眾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

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實現了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使工程倫理規范以這樣一種共同體為對象，還賦予了其強調常人道德的群眾性特征。這是社會主義的創造。如張明師所言：“相對于傳統中國社會以社會名流和達官貴人為主的英雄和道德模范體系，新中國的英模人物基本上都是普通民眾?？梢哉f，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常人英雄發展到了巔峰，普通民眾尤其是勞動者構成英模體系的主體，成為新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載體”［9］。簡言之，中國工程倫理規范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成為面向廣大勞動群眾的工程倫理規范。

這一路線的結果之一，就是工程師乃至其他工程職業群體的勞?；?、工匠化?！皬娜罕娭衼?，到群眾中去”若要不成為虛言，工程師、管理者等職業群體就必須同樣具備技術工人所需要的吃苦耐勞等品質。計劃經濟時代工程師、教授與普通工人一同面對嚴酷的生活條件，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工程師以吃苦耐勞而聞名，都是這樣一種勞?；?、工匠化的體現。

這可以說是中西工程倫理規范的一項根本性的不同，也是“馬魂”最鮮明的體現。工程師道德的精英化與否在其中最受矚目。日本學者伊勢田徹二（Tetsuji Iseda）就指出，“西方的職業的概念是與職業人員和更大的社會之間內在的社會契約的概念密切相關的，根據這一契約，職業人員提供專業的服務并且自我管束，以此換取高額的回報與社會聲望”［10］。當NSPE 的倫理準則強調“工程是一個重要的和學術性的職業。人們期待著作為該職業的成員的工程師能夠展現出最高標準的誠實和正直”，以及強調工程師作為“忠實的代理人和受托人”的身份的時候，就是將其定位為一種精英道德［11］。即使在全球背景的討論中，哈里斯等學者也期待這種精英道德的普遍化：“所有的文化中都有在其社會功能中起著核心作用的社會角色”，“一旦工程師被視為擁有很高聲望的社會角色，那么人們可能就會期望工程師做出符合其角色規范的行為”［10］。我們不應該否認，中國工程師也應當獲得較高的經濟回報和社會聲望。事實上工程師的艱難處境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的一大問題；必須避免的那就是將工程師高標準的道德行為視為精英群體所特有的。中國工程師如果的確表現出高標準的道德行為，那也是作為廣大勞動群眾的一份子而表現出的。他們可以在工程、工程倫理中扮演最核心的社會角色，但其光芒不應該蓋過勞動人民的光輝。最終他們仍然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

以群眾性、民族性的工程事業共同體為作用對象，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定義和內容，也就勢必會具備相應的特色。它必然超出“工程倫理規范＝工程師的倫理規范”的狹義解釋，必然包含愛國、工匠精神等相關美德。

二、工程倫理規范的“中體”：修身—實踐的雙重指南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12］，那么，對工程倫理規范，傳統文化能為我們提供什么呢？“中學為體”在工程倫理規范命題上的核心表現，在于“禮”之傳統下修身指南和實踐指南的雙重定位。

（一）職業倫理規范的古代前身

在最為常見的將傳統思想運用于當代問題的方式之外，我們更應該意識到，倫理規范存在其在古代中國的前身。由此，傳統文化能為我們提供倫理規范的功能定位上的借鑒。戴維斯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我們能在尋找第一部職業倫理規范的過程中學到什么》的文章，對中國的職業倫理規范，我們也可以做相似的工作。

職業倫理規范的古代前身難以脫出“禮”的范疇。正如《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所指出的：“禮既是中國奴隸社會的典章制度，又是中國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13］。狹義的“禮”是禮儀。禮儀的確有倫理規范的意義，它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的道德關系密切相關。然而，無論是戰國時期的《儀禮》，還是后來的《朱子家禮》，都主要是面向個體人生過程和人際交往的倫理規范，不能說是一種職業倫理規范。

在廣義的“禮”的范疇下，能夠作為職業倫理規范的古代前身的，是所謂“官箴”。彭忠德稱之為“古代官吏的職業道德規范”，并認為“古代官箴的形式有兩種，一是散見于經史子集等書中的格言警句，二是官箴專書”［14］。自武則天頒布第一部官箴專書《臣軌》以來，各種各樣的官箴專書，就成為了古代官員（包括士人工程師）從事職業活動的道德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職業倫理規范的作用。

（二）官箴的雙重定位

官箴的第一重功能定位是實踐指南。如果依據戴維斯的標準，官箴是否能稱為職業倫理規范或許是存疑的，因為這些官箴許多時候并不能稱為統一的行業標準，也未必具有強制性。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差異恰恰凸顯了職業倫理規范的另一重意義——它是一份參考性的工作指南。戴維斯的解釋代表了職業倫理規范發揮作用的一種典型方式：在某種道德權威的作用下（例如權威性的工程職業協會），一份行為規范發布并得到行業內部的統一遵守。官箴發揮作用的方式則極為不同。除了《臣軌》等特例之外，大多數官箴專書都是私人所編寫，從一開始就不具備可以讓全行業普遍遵守的權威性。人們往往是主動去尋找現有的包括歷朝歷代流傳下來的官箴專書來作為道德行動的依據，因為他們需要這樣的指南。陳宏謀之所以編撰《從政遺規》，就是因為“迨入仕途，官場事宜尤未習，臨民治事范無所措”，故而收集古訓作為指導，并借由編書的機會消除心中的缺失［15］。無怪乎法國漢學家魏丕信將官箴定位為一種“從政指南”［16］。官箴傳授了許多政治智慧，但從根本上說它是一份政治領域的道德實踐指南，涵蓋如何處理君臣、官民乃至家庭內部的道德關系，既包括廉潔、謹慎等基本的美德，也包括以民為本等道德準則。并且，在那個時代，工程在極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事務的一部分，那個時候主持水利、土木等大型工程以及軍事、天文等領域的器械制造的人基本都是士人官員。因而也就被涵蓋在官箴的范圍內。例如在《官箴集要》這部著名的官箴專書中，就有對應于工程的“造作篇”［17］。這使得官箴不僅是職業倫理規范的前身，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工程倫理規范的前身。

官箴的第二重功能定位是修身指南。官箴雖然總體上強調實踐性，往往由講求經世致用的官員學者所編寫，但又總是脫離不出德性修養的傳統。這種雙重定位用儒學的話語來說，就是“政與學一”“心與事合”“明體達用”。政治實踐是“政”“事”“用”，道德修身則是“學”“心”“體”，兩者合一。也即湛若水所說：“理達而體用渾、心事合，而政學一矣”［18］。徐階在為《官箴集要》所做的序中所說的“士大夫習乎此，所謂政與學一者”，大致可以作為官箴的這種雙重定位的一次明確概括［17］。官箴本身是對“政”“事”“用”所代表的實踐維度的補全，以確保官員不僅有道德上的理論素養和基本態度，更有將之融貫于職業活動幽微事務之中的實踐能力，從而保障“政與學一”“明體達用”的目標。因而在內容上，它仍然強調修身、強調一系列美德，但又以實踐上的具體指南作為補充。

（三）雙重定位的當代意義

修身指南—實踐指南的雙重定位對當代工程倫理規范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一方面，從工程倫理規范的社會價值來說，實踐指南要發揮其作用而讓工程師承擔起社會責任，就需要對應的修身指南作為補充。工程實踐的道德要求雖然往往由一系列規則所指出和強調，但其最終落實卻并非在于在實踐中機械地遵循這些規則，而是需要經歷日常生活、實踐中一系列的道德訓練環節，納入“實踐智慧—習性習慣”的道德行動結構中。心理學家將習慣和有目的行為作為一組對照的概念，并認為我們的行動就是由這兩方面構成的［19］。的確任何道德行動要高效、穩定地執行，就需要轉化為習慣，而道德情境尤其是工程道德情境的不確定性乃至不可復制性，又意味著道德行動的進行總是需要實踐智慧加以調整。在這樣的道德行動結構中，實踐指南就必須要以一份對應的修身指南作為補充，指導工程師如何在日常生活與實踐中培養規則所指定的道德行動方式，進而承擔起自身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從工程倫理規范的個人價值（亦即對工程師自身的價值）來說，修身指南—實踐指南的定位也起著拯救、優化工程師的生活秩序，并將之與社會責任加以連接的作用。一種只強調社會責任而忽略個人生活的倫理，不符合倫理合理性的要求。借用樊浩的話來說，倫理必須既能“用生”（用于個人生活），也能“用世”（用于社會事務）［20］。唯有如此，工程倫理規范才有值得工程師去學習和遵守的完全價值。

三、工程倫理規范的“西用”：工程倫理規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1］?！拔鲗W為用”在工程倫理規范命題上的核心表現，是一種“工程倫理規范＋”的呈現形式。

工程倫理規范今天面對一組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方面，作為普遍遵守的群體承諾、行業守則，工程倫理規范需要具備一定的簡明性；另一方面，作為工程生活、工程工作的指南，工程倫理規范又必須具備較高程度的詳細性。西方工程倫理規范最大的參照價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種繞過這組矛盾要求的巧妙方式：保留工程倫理規范的簡明性，同時為其提供配套的學習和使用指南。這就是“工程倫理規范＋”，亦即“工程倫理規范＋學習、使用指南等配套資源”的設計方式。這是中國工程倫理規范尤其需要加以借鑒參考的一點。在簡明性和詳細性的雙重要求下，作為雙重指南的工程倫理規范必須是一種“工程倫理規范＋”。

（一）“工程倫理規范＋”的西方典范

“工程倫理規范＋”的西方典范，是NSPE 倫理準則和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倫理資源。在NSPE官網的倫理準則頁面上，這家全國性的工程職業協會不僅提供了《NSPE 工程師倫理準則》（NSPE Code of Ethics for Engineers）這份相對簡明的章程（盡管它已經比其他許多工程倫理規范要詳細的多），還提供了一份配套的《NSPE倫理參考指南》（NSPE Ethics Reference Guide）。相比只有兩頁的《NSPE 工程師倫理準則》，這份長達26頁的倫理參考指南足以稱得上內容詳實。除了序言、NSPE 倫理準則之外，它還包含一份工程師信條、一份NSPE 倫理學習指南、一份NSPE 倫理規范主題參考指南、一份倫理審查委員會意見綜合目錄、一份NSPE 倫理規范案例索引［21］。在所有這些內容中，后兩者（意見目錄和案例索引）占據了絕大多數篇幅（第9到26頁）。它們都與另一項與NSPE 倫理準則相配套的重要倫理資源相關，亦即倫理審查委員會整理的龐大的工程倫理案例庫（截至2023 年8 月4 日，有大約660 個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個案例下方，NSPE 都標注了其所對應的倫理主題，以及在NSPE 倫理規范中對應的具體條目。這使得它成為理解和使用NSPE 倫理規范所能憑借的最重要的倫理資源之一。

這無疑是一項杰出的工作。單就工程倫理規范的編寫而言，中國工程倫理規范取得的進展就算不能說不遜色于美國的工程倫理規范，也至少可以說與之差距不大。但在“工程倫理規范＋”的意義上，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確仍然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歸根結底，中國工程倫理在這方面的起步相對美國來說確實太晚了些。NSPE 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建立工程倫理案例庫的工作，甚至可以追溯到1980 年以前；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制定和工程倫理案例庫的建立，卻直到近些年來才進入系統性的發展階段。由此而形成的差距，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能夠抹平。

（二）西方典范的中國化解釋

對中國工程倫理規范來說，這樣一種“工程倫理規范＋”的西方典范意味著什么呢？在這套體系中最引入矚目的，無疑是“工程倫理規范＋工程倫理案例”的倫理教導方式。甚至可以說，這套倫理教導方式就是NSPE“工程倫理規范＋”的核心結構。NSPE倫理規范主題參考指南、倫理審查委員會意見綜合目錄、NSPE倫理規范案例索引這三份文件，歸根結底都是經由提取各種關鍵性的主題詞，將NSPE 倫理規范與工程倫理案例庫聯系為一個整體的“編碼過程”。NSPE 倫理學習指南也在相當程度上起到將工程師從工程倫理規范引向工程倫理案例的作用。至于開頭的工程師信條，則是對工程師遵循NSPE 倫理規范的信念的一次強化。由此，所有的文件和資源都圍繞著工程倫理規范和工程倫理案例這兩個核心展開。這套倫理教導方式以及將之轉化為教導文獻的具體方式，正是中國工程倫理規范需要加以大力學習的方面。

事實上這種教導方式同樣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歷史和理論根據。在研究中國古代官箴的過程中，魏丕信將“在實際活動和行為方面指導和幫助官員及其他治理者的教導文獻”分為兩類：一類是官箴（職業倫理規范），屬于指南；一類是公牘（治理文件選編），屬于經驗。進一步，他引用日本學者仁井田升的觀點，認為“這些指南和選編是同一事物（即為官員寫的教導文獻）的兩個方面”［16］。這與“工程倫理規范＋工程倫理案例”的組合無疑是一致的：規范屬于指南，案例屬于經驗。由此在中國古代的經驗、智慧和現代西方的經驗、智慧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這大概不能歸類為巧合，而應該說是一種普適性的經驗、智慧。進一步，“工程倫理規范＋工程倫理案例”的教導方式還可以從“博文約禮”的儒學命題中找到理論根據。朱子說：“博文約禮，圣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于泛濫無歸，約不至于流遁失中矣”［22］。也就是說工程倫理規范是“約”，是簡要的綱領；工程倫理案例是“博”，是廣博的經驗。如果沒有工程倫理案例提供的廣博經驗，就不能在實踐的細節中體驗、驗證工程倫理規范如何在現實中被應用、遵守或背棄；如果沒有工程倫理規范提供的簡要綱領，就不能在經歷大量事實的洗禮之后，回歸到某種明確的行動模式上。由此工程倫理案例的學習不至于“泛濫無歸”，工程倫理規范的應用也不至于“流遁失中”。這就是這套教導方式的合理性所在。

（三）西方典范的中國之用

通過訴諸其歷史和理論依據，就可以圓融無礙地將這一“西學為用”的借鑒工作建立于“中學為體”的總體框架上。在這一“西學為用”的過程中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將“工程倫理規范＋”的模式運用于修身指南—實踐指南的雙重定位的實現上。換言之，我們不僅要有工程實踐的倫理案例，更要有工程生活的倫理案例，來指導工程師和其他工程從業者處理工程生活中的問題、規劃工程生活的計劃；近代的工程師節、大禹文化（以大禹為第一位工程師并于工程師節紀念他）等倫理設計，也可以在當代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現和參考，成為“工程倫理規范＋”的復合體系的一部分。就前者而言，“工程倫理規范＋”在本土語境下成為“用生”與“用世”的交融；就后者而言，“工程倫理規范＋”則又在本土傳統下成為禮樂文明的延續。

這樣一個“西學為用”的過程，本質上是借助西方的實踐經驗，來使本土性的思想資源在當代中國重新煥發活力。就像西方學者試圖以美德倫理乃至神學倫理的傳統來完善工程倫理一樣，“禮”與“德”的中國傳統也不該成為過去，但它們缺少一種現代性的形式與載體?！肮こ虃惱硪幏叮本褪沁@個形式這個載體。西方對“工程倫理規范＋”的實踐提供了在今天貫徹禮樂文明與倫理的“用生”“用世”的思路，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工程倫理規范＋”最終是為了實現一個愿景：突破簡短的工程倫理規范在倫理教導效力上的局限，卻又希望盡可能確保工程倫理規范在倫理體系中的核心位置。這一愿景與孔子以來的儒家倫理對“博文約禮”的強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西方工程倫理的確在這一點上走得很遠。相對地，中國工程倫理過去二十余年前的發展，卻主要是在“中國沒有成文的工程倫理規范”或者“僅有少數幾部工程倫理規范”的前提下做出的。雖然工程倫理規范的重要性一直在被強調，卻并沒有建立起一套以之為核心的本土工程倫理體系。因此，如果我們認可工程倫理規范的重要性（無論是出于對儒學的禮之傳統、官箴傳統的認可還是其他原因），認可當今中國的工程倫理需要基于規范又超越規范，那就有必要在這一點上向西方工程倫理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既向前看、準確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趨勢，又向后看、善于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華”［1］。對中國工程倫理規范來說，“馬魂”和“中體”是本來，“西用”則是外來，它們最終一起面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工程倫理的未來。這種文化邏輯，一方面當然是近代以來“古今中西之爭”的精神陣痛和應對方案；另一方面則在根源上契合中華文化海納百川，不怕創新的特質。工程倫理規范的事業是一種宏觀的倫理設計、倫理謀劃，它同樣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第一個大局意味著，我們要在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設想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定位和功能。這就是“馬魂”和“中體”。從古代的官箴等規范到如今的現代化倫理規范，中國工程倫理規范有它自身的本土歷史。因而我們就不僅僅是在一個源自西方的理論領域中探討它的應然形態，而是要把它看成中華民族之復興、中國社會之完善的一部分。第二個大局則意味著，對全球工程界對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的規定和借鑒作用，我們也要有選擇地加以接受。這就是“西用”。中國工程倫理規范由此而走上一條立足本土、匯通中西、堅持社會主義根本立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