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東亞傳統國際秩序中的角色定位

安善花，何 雯

（大連大學 歷史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近年來，角色理論作為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理論，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角色概念最早被引入社會學領域，因其關乎一定社會中的角色地位及其社會角色期待等重要問題，學者們遂系統運用這一概念并逐漸形成角色理論。20 世紀70 年代，國際關系學者意識到角色理論為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開始將角色理論應用于對國家對外政策制定的研究。在經歷20 世紀70 年代的引入階段、20 世紀80 年代的發展階段和20 世紀90 年代的完善階段以后，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的角色理論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同時也為研究國際關系的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至1894 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日本在傳統東亞國際體系的發展變化中一直扮演著極為特殊的角色。以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角色理論為分析架構，考察日本在東亞傳統國際秩序中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在中日朝關系曲折發展的過程中突出日本的角色變遷及其所起的作用。

一、“角色”概念及國際關系研究中角色理論的演進

“角色”是角色理論中的元概念，最初是指“在戲劇中演員根據劇本扮演人物的專業術語”[1]。20世紀3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將戲劇中的角色概念引入社會學之中，角色理論遂逐漸成為社會學領域中使用較為廣泛的理論之一。角色理論是以“角色”概念來理解行為者行為的一種理論。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凡角色都是社會性的，所以又稱社會角色。凡是社會人都在扮演著許多不同的角色”[2]。其中“社會角色是指簡單社會關系兩端位置上的由社會需要所規定的個人行為模式”，而“社會角色不同于社會地位，地位是角色的基礎，角色是地位的表現；地位是角色的動態展示，角色是地位的動態描述”[3]。凡此種種，都明確了社會角色實則行為者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是一種客觀身份。

隨著跨學科交叉研究的興起，角色理論不僅應用于社會學、人類學領域，還被用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的研究之中。美國著名政治家亨氏·尤勞將社會學中的角色理論引入政治學中，認為“政治行為永遠是政治角色所表現的行為”[4]。社會學、政治學領域內的角色概念與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角色概念有著密切聯系。

學界尚未對“國家角色”這一概念進行統一的界定。龐珣認為：“國際角色主要是一個外向的概念，它立足于國家在給定的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地位，這一地位是國家實力和國家外交關系、行為能力和國際權利與義務的綜合作用的結果?！盵5]胡鍵則認為國際角色是指“國際社會行為體在自身國際地位、國際身份基礎上也有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范與行為模式，不同行為體對某一具有特定身份的行為者要產生一定的行為預期”[6]。這些觀點都頗具見地，對界定“國家角色”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本文認為國家角色是一個國家作為行為體在所處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以及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在所處國際關系中的客觀身份。

國際關系領域中的角色理論經歷了引進、發展和完善等三個階段。1970 年，加拿大學者卡列維·霍爾斯蒂首次將角色理論引入國際關系領域。他認為“國家角色包括角色扮演和角色觀念兩個方面”，國家角色扮演是“針對其他國家的態度、決策、反應、義務和功能的行為模式”，國家角色觀念是“政策制定者對什么樣的角色、義務、規則和行為與他們的國家身份相符合的主觀認知和判斷，以及對國家在國際體系和次體系中應該具有的功能（如果國家確有功能的話）的判斷”[7]?；魻査沟賹巧亩x和國家角色類型的總結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20 世紀80 年代，國際關系領域的角色理論進入發展階段。斯蒂芬·沃克論述了角色理論在對外政策研究中的作用，認為“它具有描述、組織和解釋的價值”[8]。除此之外，學者們還將研究的視角轉向國家角色觀念與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的關系。

到了20 世紀90 年代，一些學者將角色理論與建構主義有機融合，國際關系領域的角色理論進入完善階段。以亞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派別，在溫特的理論體系中，“國家也是有意圖行為體，國家具有自我意識，即‘國家也是人’”。這樣一來，適用于人類社會的角色理論自然適用于國際社會。因此，“‘角色’的概念應該是國際體系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溫特認為角色和角色身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角色是結構位置，不是行為體的信念。角色身份不同于角色，角色身份是主觀的自我解讀；而角色是客觀的、集體建構的位置，可以使這種解讀具有意義”。角色確定不僅是對“自我的角色確定”，還是“他者的角色確定”，“角色身份是行為體在把自己當作客體（即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自己）時對自身賦予的意義”[9]255。至此，溫特成功地將角色理論與國際關系研究相結合，提出并論證了國家角色的形成和變化，這有助于國際關系領域角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國家角色隨著外部環境和內在因素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外部根源指的是國際體系以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和對該位置的認知；內部根源包括國家身份認同、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5]。從內部因素看，國家在不同時期會產生不同的思想文化，對于自身和他者的觀念也會產生一定的變化，即不同時期國家角色定位不同。正是基于這種變化，國家選擇制定相應的外交政策，以及在處理國家間爭端時采取相應的手段。從外部因素看，國家角色由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所決定。這是因為國家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在國際體系中的客觀位置，與國際形勢、國際關系直接相關。

二、“華夷秩序”中日本的國家角色

在前近代“華夷秩序”框架內的中日朝關系中，如何實現自我定位及對中朝兩國的角色定位，始終是日本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日本努力尋求自身之于他國的價值自立，對中朝兩國的外交政策也暴露出極大的功利性，這與其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利益訴求直接相關。

（一）“華夷秩序”與傳統的中日朝關系

在西方勢力進入東亞①關于東亞的概念，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曾從人種、地理、文化三個方面對東亞概念給予界定：“在地理上指亞洲被高山大漠一分為二的東部地區；在人種學上指蒙古人種（因紐特人與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棲居區；在文化上則指深受中國古代文明影響的地區。最后一個含義所指最狹，除中國之外只有日本、朝鮮和越南”。見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第4 頁。以前，東亞長期存在著一個穩定的區域國際秩序。傳統東亞國際秩序能夠長期存在，不僅僅是因為秩序中心國擁有較強的國力，還有賴于秩序運行過程中一整套較為完備的理念和原則。

近代以前，傳統東亞國際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這一秩序在秦帝國時期就有了建立的框架，其后經歷兩漢時期的雛形階段、隋唐時期的形成階段、宋朝的發展充實階段、元朝的繼承與變化階段、明清時期的鼎盛階段，最終在西方列強的入侵和日本的挑戰中走向崩潰。這一秩序以中國和各成員國之間形成的“朝貢—冊封”制度為根本的體制保證，同時，中國也通過這一制度獲得各成員國對它作為主導國的身份認同，確立起其在“華夷秩序”中的優勢地位。

“華夷秩序”的理念原則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政治上，中國奉行“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10]的“不治主義”，在朝貢國之間，中國也重在提倡“以和為貴”的相處原則。經濟上，中國對朝貢國大多貫徹“厚往薄來”的原則，給予朝貢國可觀的經濟利益，以示中國的大國風范和地大物博。文化上，中國基于自然地理世界觀和華夏文明繁榮發展的現實，形成“華尊夷卑”的秩序觀，在與各國的交往中傳播文明，不斷實現中華文化的輻射作用。

中日朝三國的交往由來已久，自古代起就有相關的歷史記載。中朝間的交往可以追溯至周朝，中國史書中最早對箕子入朝鮮的事跡進行了記載。早在東漢初年，就有史書明確記載倭國國王向光武帝遣使朝貢：“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盵11]日朝關系起源于文化交流，日本以朝鮮半島為媒介獲取中華文明的成果。由于中國國家實力的強大，朝鮮和日本的發展都深受其影響。朝日兩國都曾主動向中國朝貢，自愿成為“華夷秩序”的一員。就傳統中日朝關系的性質而言，朝鮮之于中國是“事大”關系，之于日本是“交鄰”關系；中國之于朝鮮是傳統宗藩關系，之于日本是部分的宗藩關系；日本之于朝鮮是“交鄰”與侵略并存的關系，之于中國是間斷的藩屬關系。即便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中，日本的國家角色也相當突出。近代以前，日本為實現國家目標，一方面不斷汲取中華文明的優秀成果，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文化和軍事等方面更新對自我的角色定位，并嘗試著挑戰傳統的中日朝關系。

（二）前近代日本對自身及他者的角色定位

一個國家對自我和他者的角色定位是其制定對外政策、處理對外關系的基礎。日本早在國家發展尚且緩慢的古代，便遵循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幾次調整對自我及中朝兩國的角色定位。在早期發展階段，日本列島還未形成統一的國家。日本國內各勢力自知政治上難以自立，遂主動選擇向中國朝貢。這一時期，日本對中國的角色定位是助力其在日本列島獲得優勢的政治上的“幫手”。公元前1 世紀左右，隨著金屬工具的使用和水稻種植的普及，日本列島的生產力進一步提高、農耕技術進一步發展，在北九州和西日本出現了許多地域性小國。在長期的征伐與兼并后，始終沒有一方勢力能夠獨立完成對日本的統一。在這種形勢下，獲得東亞國際秩序中心國的政治認同就成為日本國內各勢力一致的對外目標。

從當時的東亞世界來看，只有中國建立起統一的中央政權，擁有最強的綜合國力，所以日本國內各勢力都爭相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以此來證明政權的正統性。奴國和伊都國是當時日本列島上勢力較強的國家，據《后漢書·東夷傳》記載，兩國都曾主動向東漢朝貢。日本列島經過公元167—168 年的混戰后，卑彌呼被推舉為女王，建立邪馬臺政權。公元238 年，女王卑彌呼主動派使節前往曹魏朝貢。魏明帝在詔書中明確指出卑彌呼“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12]，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日本積極向中國朝貢帶有較強的政治目的性。

在日本仍處于原始社會的歷史時期，就有來自中國和朝鮮半島的移民給日本帶去先進的鐵器文化和生產技術。公元4 世紀初，大和勢力興起，日本基于文化發展的需要，便主動介入朝鮮半島的事務。這一時期，日本對朝鮮的角色定位是幫助其獲得中華文明成果的“橋梁”。大和政權建立后，如何重新定位自我角色以促進國家發展成為日本亟待解決的新問題。原本依靠外來移民被動汲取文化的方式在此時已不能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日本開始通過侵入朝鮮半島的方式主動攝取先進的文化，從百濟、高句麗、新羅學習到許多文化和技藝。如通過和百濟的緊密聯系，儒教和佛教的典籍傳入日本、推動日本“大化改新”的圣德太子拜高句麗的高僧慧慈為師、新羅有名的木工豬名部真根將源于中國的建筑技術帶到了日本等。

公元7 世紀，日本意識到僅從文化和技術層面學習中華文明無法滿足進一步建設國家的需要，遂開始從制度層面模仿中國，明確“以中國為師”的角色定位。在這一時期內，即便日本已經出現政治上的自我意識，但依舊堅持向中國學習。公元607年，為了學習佛法和政治制度，圣德太子派遣以小野妹子為首的使團出使隋朝。在日本使團提交的國書中出現“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13]的內容，直接在稱謂上將圣德太子與隋煬帝置于對等地位。這反映出圣德太子意在推行與隋朝對等的外交政策，同時也說明日本已不滿于在政治上被中國定位為“蠻夷”的身份角色。不過，盡管日本抱有將自身與中國視為對等的角色期待，但此時的日本并不具備獨善其身地發展以及獨立解決國內矛盾的能力，故而仍然保持“以中國為師”的角色定位。

日本為汲取中華文明的優秀成果，將中國定位為制度上的榜樣，依照隋唐的制度進行改新。公元622 年，圣德太子去世后，蘇我氏等豪族的勢力逐漸增強并且開始威脅天皇的統治，大和政權內部陷入動蕩。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為首的改革派除了消滅蘇我氏的政治勢力，還采納曾到中國學習的留學生們的建議，效仿中國的制度進行改革。這次改革在政治上模仿隋唐的中央集權制，廢除世襲氏姓貴族制度，建立諸如“八省百官制”和“國郡里制”等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在經濟上廢除貴族私有的土地制和部民制，仿照唐朝的均田制，推行班田制和租庸調制；在軍事上則是借鑒唐朝的府兵制，在中央設置五衛府，在各國建立軍團。除此之外，還頒布一系列法令，使得上述改革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而這些法令也多是依據唐朝律令制定和頒布實施的?？梢哉f，日本通過學習隋唐的各項制度完成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型，全面踐行其“以中國為師”“以朝鮮為師”的角色認知。

但日本對自我和他者的角色定位極具功利性。一旦自身訴求得到滿足，或者學習對象的實力發生變化，日本便及時調整原有的角色定位，以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日本“游離者”角色形成的過程

影響一個國家對自他角色定位的決定性因素固然是國家間的力量對比，但彼時信息相對閉塞的日本，在相當程度上實現其汲取中華文明的訴求之后，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并對自我和中朝兩國進行新的角色定位，主要表現在文化、政治和對外觀等方面。

在文化方面，日本出現強調本國文化、有意識地擺脫中華文化影響的現象，嘗試著構建以本國為中心的文化角色認知體系，提出日本為神國的思想。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載，太陽神是眾神之首，太陽神的后代就是日本的天皇，日本得到神的保佑，是真正意義上的神國，具有“萬世一系”的特性及其他民族沒有的優越性。這兩部成書于公元8 世紀“以后代之意，記上代之事”[14]的官方史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當時的主流文化意識。值得注意的是，神國思想不僅為日本形成新的文化角色認知提供理論支撐，而且為其在外交領域實現角色轉換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古事記》中，日本稱神功皇后侵略朝鮮半島只是遵循始祖神的命令，“這種只強調自己國家的立場而不考慮對方立場的對外觀，在對外侵略中往往導入超越人類判斷的神的旨意。這樣一來，不僅沒有了與對方談判協調的余地，而且連自我反省的余地也不復存在了。這種對外觀在后來日本的對外關系中得到繼承，至今依然存在”[15]。

進入平安時代（794—1192）以后，日本的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自我文化意識開始覺醒。在以往的文化認知中，日本以中國為師，認為自己是單方面的“文化接受國”[16]。平安中后期，貴族掌握政治實權、班田制瓦解、莊園制興起，加之唐王朝政權逐漸走向衰落，平安貴族重新對文化進行定位，創造符合本國特色的“國風文化”。從這一時期諸如《本朝神仙傳》《本朝麗藻》《本朝文粹》《本朝無題詩》等文化典籍的命名可以發現，日本重在強調以“本朝”為主的自我意識[17]?？梢?，日本雖然歷來尊崇中華文化，經常性地從中國汲取先進的文化成果，但并未放棄構建以本國為中心的文化體系的努力。只是因為在近代以前，日本尚未發現中華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所以在自身發展有限的情況下，更是無法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只能繼續向中國學習，尊崇中華文明，但日本從未放棄對自身文化角色的重塑。

在政治方面，日本屢次將其對自我的政治角色期待強加給中朝兩國，以至引發兩次大規模的軍事沖突。早在朝鮮半島處于三國紛爭時期，日本就開始將勢力滲入朝鮮半島。公元663 年8 月，日本以出兵援助百濟之名引發白村江之戰。此時日本的國力與中國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卻公然聯合百濟共同對抗唐朝。這次戰爭的爆發，表面上看是日本對本國軍事實力的自信，實則是日本挑戰傳統中日朝傳統政治秩序的一次嘗試?！鞍状褰瓚鹨鄣氖?，顛覆了源自根底的國民自負自尊的信念”[18]，日本在戰爭中的慘敗表明此時日本顛覆傳統東亞國際政治秩序是不切實際的。

在白村江之戰后的近一千年時間里，中日朝三國基本相安無事。但在豐臣秀吉結束內亂統一日本后，其對外擴張的野心膨脹，顛覆傳統東亞國際政治秩序，重新確立日本在傳統東亞國際秩序中政治角色定位的愿望更加強烈，并先后在1592 年和1597 年兩次入侵朝鮮，此即“壬辰戰爭”?！叭沙綉馉帯彪m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勝負，但通過這場戰爭反映出“他們想要打破華夷秩序，或者說是打算使日本立于華夷秩序的觀點”[19]9。在中朝兩國長期保持宗藩關系的現實背景下，日本公然挑起對朝鮮的戰爭，說明其在政治定位上將自己與中國置于相當地位的角色認知。白村江之戰與“壬辰戰爭”相隔近千年，但日本先入為主，挑起戰爭的角色沒有改變，這表明日本在傳統東亞國際秩序中的角色期望和角色塑造路徑沒有發生變化。

在對外觀方面，日本意欲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自我認定為與中國相當的國家角色。1630 年，在德川家康命林羅山給福建總督起草的信函中明確指出：“其教化所及之處，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全部屬于越南領）、暹羅（泰國）、呂宋（菲律賓）、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無不分別上書輸貢?！盵19]10從信函的內容可以發現，日本將其與朝鮮、琉球等國的交往視作朝貢關系，明顯帶有以自己為中心的意味。除此之外，幕府還認為朝鮮和琉球是日本的“通信之國”、中國和荷蘭是日本的“通商之國”。日本學者中村榮孝、荒野泰典等人認為，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已經構建起與“華夷秩序”并行的國際秩序，即日本型“華夷秩序”。但日本型“華夷秩序”是不以第三方承認而存在的一種理想模式，作為日本對自我國家角色定位評價過高的產物，再次反映出日本的角色錯位。

日本正是在上述領域對自他角色進行重新定位的基礎上，采取對中國忽遠忽近的游離型外交政策。除足利義滿時期出于獲得經濟利益的考量主動向中國稱臣納貢，日本再未主動向中國朝貢?！叭绻麖挠惺窌涊d的中日有朝貢關系的魏景初二年（238）算起，至中國封貢體系瓦解的光緒二十一年，計1557 年，而中日中斷朝貢關系的時間高達1100 余年”[20]，日本成為“華夷秩序”中名副其實的“游離者”。

日本“游離者”角色的形成，既與當時的東亞形勢相關，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日本國家實力的變化，是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促成的結果。從內部原因看，一方面，日本較早產生了自我意識和反叛精神，為“游離者”角色的形成提供了內在的精神動力。即便向中國朝貢，日本亦認定自己是特殊的存在，認為“九夷之中，朝鮮、日本、琉球最優秀，在這三國中，日本最為突出。因此，中夏之外，四海之內，及日本者無”[21]。這時日本的自我意識建立在承認中國主導地位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日本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為這一角色的形成提供了趨利避害的價值導向?！爱斝袨轶w自我意識到他們認為是‘成功’的行為體時，就會模仿，通過模仿獲得了身份和利益”[9]213，日本此時除了模仿中華文化別無他選。正是通過對中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學習，日本才成功地從奴隸社會邁進封建社會，國家實力有了長足發展。

日本“游離者”角色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取決于中國。作為“華夷秩序”中心國的中國，其對日本的角色期待及“華夷秩序”的理念原則，都為日本成為“游離者”提供了寬松的外部環境。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將日本視為蠻夷，認為日本是“華夷秩序”的參與者?！皬那貪h至隋唐，中國王朝對日本的認識主要是視其為東夷之一，《漢書》《三國志》《宋書》《南史》等正史中稱日本為倭、倭人或倭國?！盵22]雖然中國也曾對日本產生過懷疑，但始終秉持開放包容、“以和為貴”的相處原則，大多通過感化和招徠，希冀通過和平的方式與之建立友好關系。

四、結語

縱觀傳統東亞國際秩序中日本對角色發展空間的探索，可見日本始終以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定位自我和中朝兩國。當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和國家實力有所增長以后，日本對其在東亞國際秩序中原有的角色定位愈加不滿，試圖重新定位自我及與中朝兩國的關系。但囿于中日兩國實力的懸殊，日本不得不陷入“游離者”的角色困境，即日本雖然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屢次出現對自他角色定位的變化，但始終無法擺脫“學習者”的角色，東亞國際秩序內的角色定位難有實質性改變。日本陷入角色困境，除了因其自身發展有限外，關鍵在于日本尚未發現超過中華文明的其他文明。因此，在傳統的東亞國際秩序框架之內，日本雖然從未放棄對其角色發展空間的探索，終因其無法逾越自身實力與自我角色定位之間的巨大鴻溝而難以實現。其在傳統的東亞國際秩序中扮演“游離者”角色，暴露出日本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也表明日本一旦在中華文明之外發現另一種強大的文明，就極易從中發現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