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現碳中和：降碳風險的識別與應對

胡廣文, 顧一帆, 吳玉鋒, 穆獻中

(北京工業大學 循環經濟研究院, 北京 100124)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國際上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式提出或正在制定碳中和目標及發展路線,降碳普遍受到持續關注,上升為全球性戰略。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我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1)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這標志著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簡稱“雙碳”)已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溫室氣體碳排放國,高質量減排并實現“雙碳”目標面臨巨大挑戰。一方面,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占比為29%),碳排放強度高(是美國的2倍、歐盟的3倍)、排放結構高碳特征顯著(煤電化冶占比超過70%)、碳達峰到碳中和時間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50—60年),高效減排挑戰巨大(2)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Datasets),https：∥www.ceads.net.cn。;另一方面,我國仍處于經濟發展上升期,未來能源需求不可避免將繼續增長,而且區域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特征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時空差異巨大,減排過程中還需保障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要求。

我國要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全社會的根本性變革,意味著顛覆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生產生活體系,自下而上重塑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具體表現在幾方面：在能源系統,逐步淘汰化石能源,構建以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氫能等為代表的零碳能源體系;在產業系統,倒逼電力、工業、交通、建筑等高排放領域零碳轉型,推動工藝流程再造、原材料減量和替代、資源利用效率提升以及生產裝備革新;在消費端,轉變原生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密集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打造綠色零碳循環的新型發展模式。因此,我國實現“雙碳”目標不僅是一項浩大的動態復雜系統工程,需從多視角、多方面、全過程慎重考量,精準把握不確定風險對系統零碳轉型的影響,而且在實現過程中,會對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系統產生沖擊,且會誘發由于社會系統要素間復雜關聯引致的多維度、多尺度的不確定干擾。

一、中國低碳發展現狀

溫室氣體排放體量大、化石能源依賴度高、工業排放占比重是我國當前碳排放的總體特征。2020年,我國溫室氣體年排放總量約為136億噸,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約112億噸,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約24億噸當量(詳見圖1)。從供給上看,我國能源系統是主要的碳排放部門,與化石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接近100億噸,其中煤炭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超過1/2;從排放上看,發電供熱以及工業用能是主要化石能源消費部門,也是碳排放的直接來源領域;從需求上看,工業部門是碳排放的主要責任部門,其中鋼鐵、水泥、化工、有色等占比超過2/3;此外,建筑和交通領域也是碳排放的重點部門。

圖1 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及碳排放現狀數據來源：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 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Datasets)

目前,針對溫室氣體排放存在的問題,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中國科學院、《北大金融評論》,以及國外麥肯錫咨詢公司(Mckinsey &Company)、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等各大研究機構以及行業協會,相繼提出了碳中和技術發展路線圖和產業發展路線規劃等,為我國及各行業零碳轉型發展提供了參考。這些研究機構以及行業協會的各版本路線圖盡管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對于面向碳中和的關鍵技術分類、重點班領域以及技術經濟評估等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共性。即其按照技術原理可以細分為效率提升、源頭減量、過程替代、末端吸收;按照領域細分為零碳電力、零碳非電能源、燃料/原料與過程替代、CCUS/碳匯與負排放、集成耦合與優化、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削減等;按照技術成熟度可以細分為概念階段、基礎研究、中試階段、工業示范、商業應用等?？傮w而言,各版本的路線圖在技術原理、應用領域以及技術成熟度等維度的分析結果存在差異,但總體路線規劃基本遵循了排放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吸收端增加溫室氣體吸收,短期以效率提升為主,長期以流程再造為主的基本思想。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相關領域科技創新。新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持續實施部署了“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新型節能技術”(3)科學技術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新型節能技術專項十項研究成果助力節能降碳。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qgjnxcz/bmjncx/202006/t202006261_1232118.html?！翱稍偕茉磁c氫能技術”(4)“可再生能源與氫能技術”重點專項 2020 年度項目申報指南建議。https：∥service.most.gov.cn/u/cms/static/201910/10170206fiqp.pdf?！按髿馕廴境梢蚺c控制技術研究”(5)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大氣污染成因與控制技術研究”項目“全耦合多尺度霧-霾預報模式系統” 正式啟動實施。https：∥www.camscma.cn/article/4162.html。等系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積極推動了相關領域的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然而,我國低碳技術研發和應用相較發達國家低碳科技水平和“雙碳”目標實現要求,仍存在較大差距。在技術儲備方面,我國低碳、零碳和負碳關鍵核心技術的發展水平相比歐美發達國家上有一定的差距。例如,我國當前已實現商業化應用的成熟低碳技術僅占技術總量的20%,且主要集中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等領域,仍有約50%的低碳技術尚處于中試或工業示范階段,約30%的低碳技術仍處于基礎研究與概念階段,難以有效支撐各行業快速減排和深度脫碳。在經濟成本方面,我國鋼鐵、水泥、化工、有色等國民經濟發展基礎產品綠色溢價均處高位,若相關技術成本不能如期下降,將極大影響社會經濟繼續發展需求。在管理制度方面,國際低碳市場話語權目前還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我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和全球氣候治理的科技和人才還存在較大短板,相關管理決策支撐能力也有待進一步提升。

我國要如期實現碳中和目標,不僅需要在供給端與消費端推動結構與行為轉變,還需從技術研發、流程優化、商業化推廣應用加強把控,而且由于涉及主體眾多且關聯復雜,極易由于不確定因素干擾而對整個轉型過程形成一定的風險。

二、中國降碳風險研究概述

我國提出實現“雙碳”目標以來,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討,其中核心主題為兩個方面,即如何通過技術進步和能源系統轉型實現碳排放總量減少(張永生,2021;齊紹洲,2022)[1-2],如何通過產業結構轉型和產業活動遷移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降低(沈小波,2021;張悅,2022)等[3-4]。在此基礎上,學界引申出溫室氣體排放精準測度、高效市場驅動機制構建,以及激勵規制管理體系設計等,并隨著研究維度和尺度的進一步擴大形成技術發展路線、地緣博弈等更加復雜的問題。例如,溫室氣體峰值預測(Chen等,2022;方琦等,2021;Wu和Xu,2022)[5-7]、降碳技術創新(胡劍波等,2022;唐志鵬等,2022)[8-9]、行業發展路線(張琦等,2021;謝和平等,2021;黃俊生等,2023;Yu等,2018)[10-13]、碳交易碳金融(石敏俊等,2013;駱瑞玲等,2014)[14-15]等相關主題已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

目前,盡管學者針對碳中和領域的研究內容廣泛,但圍繞碳中和目標實現過程中的風險研究相對局限,主要聚焦企業碳資產管理風險(羅喜英等,2018;王嘉鑫等,2022;Shu等,2023)[16-18];碳金融風險(Monastrolo and Angelis,2020;Bolton and Kacperczyk,2021;Wu and Tian,2022;張學勇、劉茜,2022)[19-22];以不確定性分析手段探究具體領域的風險應對措施(杜鵬程和洪宇,2022;喬英俊等,2022;王鑫淼,2022)[23-25]等。然而,這些研究對我國整體減碳進程中的潛在風險全面識別和應對措施等研究相對較少,且以典型行業碳中和發展進程中的不確定因素研究為主。例如,韓夢瑤等基于投入產出方法構建了我國隱含碳關聯網絡,解析了高耗能行業低碳轉型過程中的碳風險傳導關鍵節點及路徑,強調了低碳技術、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引發的潛在連鎖風險[26]。部分學者針對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研發、推廣環節面臨的不確定性進行了分析并評估了其影響,如宋磊等對未來中國低碳轉型場景下潛在的基于多種動態因素引致的能源競爭與矛盾[27]、高強等對不確定因素下中國碳市場面臨的風險及可能的溢出效應[28]等進行了研究。

新時代,我國實現“雙碳”目標意義重大,這既是建設中國特色生態文明的必由之路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彎道超車、引領重塑全球發展格局的重大機遇。學界圍繞“雙碳”目標展開了豐富研究,從技術研發、市場推廣、政策激勵等多個領域極大推進了各領域零碳轉型發展,但其中的潛在不確定干擾同樣不可忽視。例如,在技術上,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簡稱CCUS技術)盡管是碳中和目標實現的核心技術之一,然而滿足CCUS技術大規模使用需要巨大的資金成本和地質封存空間,且二氧化碳被封存后也存在逃逸風險(潘家華等,2022)[29];在經濟上,化石能源企業和鋼鐵、水泥等高碳行業投資成本高、投資回收期長可能導致高碳鎖定局面,成為工業零碳轉型的重要經濟阻力(Unruh, 2019)[30];在政策上,若相關部門為落實政策目標采取激進的運動式、休克式減碳,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等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章誠等,2022)[31]。

因此,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不僅是供給端、需求端節點性的改革,而是面向全過程、全系統的變革,不可忽略不確定因素在各環節的干擾以及通過傳導路徑自下而上行程的系統風險。國內部分學者雖然提出了微觀層面風險擾動的作用機理,以及宏觀層面系統風險的不可忽略性,但基于系統視角的降碳風險研究相對薄弱。

本文認為,我們必須系統審視當前國際社會的發展局勢和未來發展趨勢,從系統視角識別在實現碳中和目標中降碳過程面臨的潛在風險,并提出應對策略。

三、中國降碳風險的傳導路徑及識別

(一)降碳風險的傳導路徑

基于系統視角的降碳風險本質上源于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創新和轉化過程中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干擾,并隨著技術轉化路徑對關聯因素產生影響。為此,本文基于結合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創新及轉化過程,提出降碳風險的系統傳導路徑框架(詳見圖2)。

圖2 降碳風險系統傳導路徑

本文認為,在“研發—應用—推廣”的三階段風險傳導路徑框架上,系統零碳轉型的過程既是低碳/零碳/負碳技術體系取代現行技術體系的過程,也是在三個階段都會出現競爭、替代的過程,而且各階段關聯主體及其交互機制存在的不確定因素都將成為引發降碳風險的潛在因素。

1.研發階段

我國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底層創新是實現碳中和降碳面臨的主要風險。一方面,我國實現碳中和涉及領域多、總量大、難度高、需求更加迫切,單純依靠已有技術的漸進式創新以及模仿式創新難以取得根本性突破,且極易被“卡脖子”;另一方面,底層技術突破風險高、難度大、周期長,且預期成效高度不確定,導致企業研發積極性不高,驅動力不強;此外,對于新型燃料技術、工業過程重塑技術等顛覆式技術,由于目前技術路徑不明朗、探索方向多元化、前期基礎薄弱,導致技術間存在潛在競爭、市場主體保持觀望態度等,進一步提升了技術研發風險。

2.應用階段

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應用,尤其是顛覆式創新技術的應用,通常伴隨配套產業鏈、供應鏈建設不足,以及前期技術經濟基礎薄弱等問題。此外,由于低碳/零碳/負碳等新型技術與傳統化石能源技術存在競爭和替代關系,對于尚未完成投資回收期的已建或在建項目可能產生擱淺成本,形成碳鎖定,為新技術的應用帶來不確定因素。

3.推廣階段

新技術實施的前期邊際成本相對較高,導致采用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產品與已有產品相比缺乏市場競爭優勢,從而形成綠色溢價,可能對新產品的市場接受程度以及企業利潤產生負面影響。與此同時,這種負面影響將對前期技術研發形成反饋,對于新技術的研發形成不確定風險。相反地,新產品市場規模的快速擴大,則可能加劇產品生產配套上下游的原材料供應關系,影響資源保障,動力電池鋰鈷鎳等戰略能源金屬便是典型案例。此外,碳中和場景下低碳產品貿易、碳關稅、碳封鎖等也是新技術推廣階段不可回避的重要風險。

因而,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創新和轉化不是單個孤立環節的組合,而是完整技術創新鏈條相互關聯的整體從而形成全社會從技術原理到配套商業模式的完整轉型。

(二)降碳風險的系統識別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能效水平偏低、科技及基礎能力偏弱等問題尚未根本改變,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高”的情況仍將持續。我國實現“雙碳”目標時間由于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承諾周期,年均碳排放下降速度及減排力度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雙碳”目標實現過程蘊含巨大機遇,未來必將面臨來自各個領域的風險和挑戰。本文按照低碳技術研發實施的全生命周期過程,對潛在風險進行幾方面的梳理。

1.技術成熟度風險

我國針對溫室氣體減排與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間核心矛盾,亟待開展關鍵科技創新與儲備,推動全方位的技術研發與推廣應用,以支撐“雙碳”目標的實現。在這一過程中,核心技術成熟度是主要風險。

當前,我國商業化應用的成熟低碳技術尚不足技術總量的2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發電、電氣化以及循環利用等領域,且全鏈條的商業化利用受制于上下游其他技術成熟的制約尚未完全打通。我國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已相對成熟,但電力上網、儲能等配套支撐技術成熟限制了可再生能源電力鏈條的整體技術成熟度;處于中試階段與工業示范階段的低碳技術約占技術總量的50%,基本覆蓋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包括氫能、生物質能、氨能、儲能、輸配電等供能領域技術,工業流程再造、回收與循環利用等用能領域技術,以及CCUS等托底技術。該類技術基本是在碳達峰后實現快速減排的核心途徑,但距離商業化應用具有較長研發及推廣周期,此外,仍有約30%低碳技術尚處于基礎研究與概念階段(6)IEA,ETP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Guide。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tools/etp-clean-energy-technology-guide。,如工業過程重構、氫燃料替代、直接空氣捕獲等非共識特征明顯,投入成本較高且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2.產品綠色溢價風險

我國零碳技術的應用將影響產品生產成本,形成產品綠色溢價,而綠色溢價會通過產業鏈向下傳動累積。一方面,這將顯著影響我國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壓縮經濟利潤;另一方面,也將增加未來社會發展所需物資的經濟代價。

由于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波動性及不確定性與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存在高度關聯,而大規模儲能設備運維費用長期位于高位,能源轉型過程中可再生能源的風險控制成本以及相關基礎設施投資偏高,將會對能源技術綠色溢價產生較大影響,引致終端用戶能源價格上升風險。同時,社會對于鋼鐵、水泥等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承擔基礎地位的中間產品需求量大、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高且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產品綠色溢價風險較大。例如,低碳工藝制備的鋼鐵、水泥、有色、化工等大宗工業產品均具有綠色溢價,降低了低碳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加裝CCUS的鋼鐵、水泥、煤電、氫產品,以及生物基聚合物、綠氫、氫能交通燃料等,未來大規模使用產品的綠色溢價均高于50%[32]。我國若不能如期突破低成本技術,未來低碳產品應用將帶來原材料價格普遍上漲,對國民經濟產生較大沖擊;此外,零碳技術產品初期生產涉及的技術研發、設備改造、廠房購置、人員培訓等資產費用,可能體現到產品的綠色溢價部分,導致產品初期溢價風險過高。

3.沉沒成本、重置成本風險

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程必然帶來產業結構、生產模式的深度變革,也必然對產業已有資產結構形成沖擊,產生沉沒成本或重制成本,即包括技術路線變更產生的重置成本、尚未完成投資回收的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沉沒成本等。

2020年,我國煤電占總發電量的63.2%,且同年新核準煤電裝機容量合計為4 610萬千瓦,約占“十三五”期間核準總量的32%(7)中國新聞周刊,煤電碳達峰：走在平衡木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229835323804033&wfr=spider&for=pc。。近年來,為提升煤電轉化效率及環保水平,我國持續加強了科技與電力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攻克了超超臨界燃煤發電、燃煤機組深度脫硫脫硝等成套技術裝備,并在煤電領域得到推廣應用,這將進一步擴大煤電退出的沉沒成本。

4.技術應用的不確定風險

多數低碳技術在實現溫室氣體排放削減的同時,具有一定的污染減排協同效應,但部分技術還存在社會環境等潛在風險。例如,煤炭開發利用大比例下降將引起傳統行業工人再就業風險;高比例的光伏和風電設施開放布局可能導致國家能源版圖暴露風險;風電開發會影響局部氣流變化而引致土地荒漠化風險;光伏發電受到大規模、長時間極端氣象條件影響而可能導致局部供能短缺風險;儲能應用存在有害物質泄漏及可能的爆炸風險;輸配電及多能互補耦合技術應用存在信息安全風險;生物質原料/燃料技術與農業爭奪耕地資源導致糧食短缺風險;氫能開發全流程存在安全利用風險;氨能開發存在氮氧化物排放增加風險;CCUS應用中存在二氧化碳泄漏及影響地質條件風險,以及海洋碳匯管理存在深層海洋酸化、缺氧等生態環境風險等等。

5.全球供應鏈穩定風險

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研發及推廣應用將引發諸多戰略資源全球供需格局的重新洗牌。例如,新能源汽車的大規模應用,引發動力電池相關技術對鋰、鈷、鎳等新型資源需求大幅增加,進而對全球供應鏈形成沖擊。為此,我國近年來高度關注報廢電動汽車動力電池回收利用等技術研發和產業布局等。

此外,國際社會新興戰略資源需求轉變將帶動形成一批新的資源國和聯盟,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建設帶來不確定影響,引發地緣政治、國際競合、貿易壁壘、技術競賽等諸多風險。

四、中國降碳面臨的經濟、技術及社會風險

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已迎來一場以碳中和為主題的綠色復蘇,在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動態博弈演化進程中,地緣政治、科技競賽、市場震蕩等諸多不確定因素也對世界各國降碳活動帶來風險。我國作為全球經濟大系統中的重要“子系統”,實現“雙碳”目標,降碳面臨著諸多外生風險。

(一)西方發達國家及組織對降碳風險的應對

西方發達國家及組織正積極研發部署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并制定出臺相關激勵及規制措施,以期在新一輪綠色發展格局中搶占全球制高點。

1.歐盟

歐盟一直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引領者。2019年12月,歐盟委員會在發布的《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8)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20200112_european_green_deal_communication_cn_final.pdf。中提出多個重點領域碳中和政策及技術發展方向,提出新一輪“循環經濟行動計劃”支撐碳中和目標實現。2020年3月,歐盟理事會通過的《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9)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european-green-deal/european-climate-law_en。將碳中和目標載入法律,并推出了電池護照、碳標簽等制度,針對碳市場、碳邊境管理以及戰略資源供應鏈閉環等,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歐盟通過不斷提高歐洲本土市場準入門檻,限制外來企業進入,保護本土低碳市場及技術發展。

2.德國

德國是全球最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能源轉型的國家之一。2019年5月,德國政府通過了《氣候行動計劃2030》(Climate Action Program)(10)https：∥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EN/FAQ/climate-protection-faq.html。,支持CCUS技術在鋼鐵、水泥等初級工業中的應用;聯邦議院在同年11月通過《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Climate Action Act)(11)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ksg/englisch_ksg.html。,確定了2030和2050的減排目標,在2021年新《氣候保護法》中將碳中和目標提前到2045年(12)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climate-action-law-begins-take-shape。;2020年6月,德國政府批準《退煤法案》(Kohleausstiegsgesetz)(13)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kohleausg/BJNR181800020.html。,確保在2038年前逐步淘汰煤電;此外,在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也開展了相關部署,并結合歐盟在碳市場建設方面的相關規定進行了進一步補充。

3.英國

英國作為老牌工業強國,也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實現碳達峰的國家,針對本國碳中和目標也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應對措施。2008年,英國皇室批準頒布了全球首個確立凈零排放目標的法律——《氣候變化法》(14)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8/27/contents。,并在2019年修訂中明確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氣候治理路線圖以及公民碳信用賬戶(15)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dsi/2019/9780111187654/pdfs/ukdsi_9780111187654_en.pdf。;2020年,英國面對工業領域溫室氣體排放,發起“綠色工業革命”十點計劃(The Ten Point Plan for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16)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ten-point-plan-for-a-green-industrial-revolution。,對綠氫和碳捕獲、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等關鍵技術進行了前瞻部署,并對鋰、鈷、鎳等戰略礦產強化建設本土閉環供應鏈。此外,英國脫歐后重新建立了本國碳市場。

4.美國

美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歷史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已將氣候變化之余內外政策的優先位置。2021年1月,美國總統拜登頒布了《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的行政命令》(Tackling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broad)(17)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2/01/2021-02177/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ome-and-abroad。;2021年3月,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通過《清潔未來法案》(CLEAN Future Act)(18)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1512。等,強化新能源技術創新、推行綠色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利用綠色金融優化市場資源配置等;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19)https：∥www.whitehouse.gov/cleanenergy/inflation-reduction-act-guidebook。,強化了本土鋰離子動力電池本土化生產,以保障本土戰略資源供給安全;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發布《美國碳中和路徑》,規劃了美國到2050年實現碳凈零排放目標的發展藍圖。

5.日本

日本為實現2050年碳中和目標,2020年11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2050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20)https：∥newenergy.in-en.com/html/newenergy-2401147.shtml。,并重點部署了14個溫室減排領域,包括海上風力發電、電動車、氫能源、航運業、航空業、住宅建筑等。此外,日本為廣泛提升企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水平,將圍繞資源循環利用、半導體通訊、汽車及蓄電池等優勢領域,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競爭力”等。2021年5月,日本國會參議院正式通過修訂后的《全球變暖對策推進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西方發達國家和組織已經針對清潔能源、資源循環及保障等碳中和重點領域不斷強化自身技術優勢,同時發揮自身在市場、政策、標準、知識產權等領域的先發優勢,不斷鞏固強化自身軟實力。這也意味著,我國未來將面臨來自各個領域的降碳風險。

(二)中國降碳面臨的風險沖擊

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啟動早、低碳技術儲備較多、相關規劃部署詳細。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盡管在全球已形成技術多樣、成本較低、適應性強等優勢,但由于發展起步晚、經濟體量大,在諸多領域難以突破發達國家封鎖,尤其是在當前,西方國家為應對碳中和發展目標,從技術、市場、政策等多個維度制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為我國全面推進碳中和供應鏈升級和產業化帶來潛在的巨大經濟、技術和社會風險,產業鏈供應鏈的發展和轉型將會受到不同程度沖擊和抵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短期：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的高碳排放避難所

目前,杜邦、力拓集團、英國石油等電力油氣行業,拜耳、通用電氣、西門子、寶馬、奔馳等制造業巨頭,亞馬遜等互聯網以及蘋果、埃森哲等歐美企業紛紛公布碳中和目標,以搶占未來低碳國際市場先機。這些跨國企業依托全球供應鏈優勢來開展低碳化轉型,鑒于我國產業鏈配套齊全、供應鏈成本優勢明顯,加之疫情防控顯著、人力素質高、營商環境優、消費市場巨大等優勢,諸多跨國企業視我國為重要目標市場。但是,在相對發達國家較低環境標準、環境規制不嚴的情況下,我國在引進外資上可能成為新一輪跨國公司高碳排放的避難所。

2.中期：技術標準和貿易壁壘增加降低我國低碳產品國際競爭力

2019年,歐盟設立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將在2020—2030年間投入超過100億歐元以支持高耗能工業、可再生能源、儲能與CCUS等低碳技術的研發?！稓W盟氫能戰略》預計到2050年,累計投資1 800億～4 700億歐元發展可再生氫能,同時,許多跨國能源公司,國際關鍵設備制造商和著名承包商紛紛宣布退出煤炭領域,聚焦可再生能源和碳中和領域。我國在支撐碳中和技術發展的科技財政投入較少,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在“十三五”期間應對氣候變化專門研發投入約33.9億元,這可能導致關鍵技術研發、技術集成示范、系統性解決方案研發和應用不足,影響碳中和目標實現進度。在此情況下,我國盡管通過引進發達國家技術和生產線能加速目標實現,但是也面臨著較大的技術路線識別風險。例如,20世紀90年代,我國華錄集團引進日本松下錄像機,剛成為世界最大錄像機生產基地,但因為影音光碟(VCD)的出現而成為明日黃花,掉入“引進即落后”陷阱。

西方發達國家在搶占低碳國際市場競爭中,力圖在能源、生物、材料、數字等領域獲得顛覆性技術創新,從而重構知識產權與標準體系優勢,搶占碳中和標準制高點,設置新一輪綠色貿易壁壘,提高全球貿易市場準入門檻,將碳排放的壓力和成本全部轉嫁給低端產品以及供應鏈端從而獲取超額利潤,甚至制定歧視性產業政策來長期壟斷產業命脈、主導產業發展。2022年,歐盟開始實施碳邊境調節稅(碳關稅),將進口產品成本核算加入碳關稅(21)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br/bs/202302/20230203391207.shtml。。這會直接提升我國產品出口成本,削弱出口競爭力,一些高碳產品出口還可能面臨大額罰款。為滿足國際相關標準,我國企業需要承擔檢測檢驗標準體系認證費用,從而進一步侵蝕企業利潤,而且高價購買西方設備甚至出現斷供情況,成為新的產業鏈卡脖子問題?？鐕驹诘拖?、零排放、可回收特點的綠色材料領域發力,加快包裝材料、汽車輕量化、電子化學品、建筑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低碳研發創新,這些產業與我國產業發展方向部分重合。如果被他國搶占先機,我國技術標準和出口市場受制于人,將面臨較高的市場進入壁壘。

3.遠期：部分環節對外轉移降低我國產業鏈韌性

我國圍繞經濟低碳/脫碳發展目標,需要通過產業綜合布局突破碳約束。由于我國各地區產業鏈發展程度不同,中西部地區在傳統高碳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可能滯后于東部發達地區,盡管前期會出現高碳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但后期隨著西部投資門檻上升,相關高碳產業不得不被動轉移至國外,一些跨國企業憑借供應鏈霸主地位,可能以碳中和名義轉嫁碳排放成本。例如,蘋果公司要求2030年整個供應鏈實現100%可再生電力使用,這會使供應鏈環節主體承擔更多的生產成本,倘若不滿足將會被移除鏈條,而蘋果也以借此將相關供應鏈環節移出中國。假如諸多跨國公司均采用該種方式,在連鎖效應下,將會加快產業鏈環節對外轉移。這不僅將威脅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韌性,而且也不利于追蹤國際產業新技術和構建“雙循環”的新格局。

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推動“碳中和”目標實現既是對西方主導經濟體系的挑戰,也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發展提供了“范本”,必然面臨來自國內外風險的挑戰。當前,尤其在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動態博弈過程中,技術、市場、政策等多維不確定因素擾動及其影響,也將是我國降碳進程不可回避的問題,我們精準識別、系統研判、統籌規劃,以確保碳中和目標的順利實現。

五、政策建議

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是一項系統工程,覆蓋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涉及科技研發、技術應用以及產品推廣等全過程,因此各環節的不確定擾動將伴隨復雜的社會生產生活交互關聯網絡傳遞成潛在的系統風險;尤其對于“雙碳”目標下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推廣,必然伴隨傳統能源利用模式、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度變革。在此過程中,由于國際社會存在和引發的不確定擾動,將會對我國雙碳目標實現以及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需從系統視角慎重把握目標實現過程中的降碳風險,從政策引領、監測核算、科技人才、創新環境、國際合作等多方面共同發力和協同推進,全局把控設計應對政策措施。

(一)深入實施低碳技術領跑者政策

我國應加快推進光伏發電等能源領域的領跑者計劃實施,支持資源稟賦優勢明顯地區建立領跑者基地;啟動工業流程再造、低碳建筑與交通、負排放等重點領域開展領跑者行動試點,提升綠色低碳技術產品與服務供給能力;支持國家高新區等重點園區建設低碳技術綜合示范工程,開展跨行業、跨領域的綠色低碳技術集成示范。

(二)加強碳排放核算與碳減排風險評估

我國要加快建設統一規范的碳統計核算體系,完善行業、企業碳排放核算標準及管理辦法,率先針對高耗能行業及關鍵產品建設碳核算試點工程,為碳減排決策、碳排放權交易、碳邊境調節提供量化依據和先行示范經驗;面向全產業鏈、產品全生命周期,推進全過程監測、清單編制、數據核查等工作,推廣碳標簽、碳認證、碳咨詢市場體系。積極推動碳減排風險評估和預測,提出有效應對和防范措施,以利于及時調控優化低碳技術研發方向。

(三)積極培育壯大低碳技術研發力量

我國要推動在可再生能源、規?；瘍δ?、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新建或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推進在工業節能與清潔生產、智能建筑與交通、負碳技術等方向建立國家低碳技術創新中心;培育綠色低碳領軍企業,支持領軍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推動建立綠色低碳技術新型研發機構。

(四)營造有利于低碳創新的社會環境

我國要積極試點首臺(套)重大低碳技術裝備、首例低碳科技示范項目的保險補償、稅收優惠等支持政策;完善綠色低碳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投融資、激勵與風險機制,構建綠色低碳技術成果轉移轉化與交易支撐體系;加快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建立排放權總量控制、配額有償分配、金融衍生品支撐的碳價提升機制。

(五)深化開展低碳技術創新國際合作

我國要深度參與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等多邊機制下的創新合作,支持亞太、東盟等區域性綠色低碳技術合作國際組織建設;推進與發達國家共建低碳技術跨國轉移機構,構建“一帶一路”低碳技術創新與轉移聯盟;推動設立碳中和科技創新國際論壇,研究設立綠色低碳技術國際大科學計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