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邊界與可見性：遼西地區史前聚落結構與社會組織

曲宇蒙

聚落為早期人群空間行為提供了場所，也為解讀聚落結構提供了場景和語境，有助于理解棲居形態背后的社會動因。已經有學者關注遼西地區的聚落結構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并進行過論述，例如張弛對白音長汗二期乙類環壕聚落景觀和布局的分析基礎上，認為興隆洼文化的聚落成排布局，環壕內部應當是當時的社會單元——氏族公社，聚落之間可能形成氏族——部落類型的社會組織①張弛：《興隆洼文化的聚落與社會——從白音長汗二期乙類環壕居址談起》，《考古》2021年第9期。。索秀芬和李少兵也認為通常單體聚落或環壕代表一個氏族，兩個環壕或三個區代表一個胞族。整個聚落最多有四層社會結構，有家庭、大家庭、氏族、胞族組成。多個不同聚落即大家庭、氏族和胞族聯合起來，組成部落②索秀芬、李少兵：《興隆洼文化聚落形態》，《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2009年。。王立新指出，在興隆洼文化的偏晚階段，從整個聚落看房屋已不再有統一分排的現象，出現若干房屋組，似乎意味著氏族內部血緣紐帶的維系力開始減弱，而按血緣關系的親疏程度進一步區分的“小集體”的地位正在逐漸得到重視③王立新：《遼西區史前社會的復雜化進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2期。。王闖在對興隆洼居室葬的分析中提及了居室葬與社會組織的可能關系，認為與氏族社會內部個體小家庭開始出現有關，小家庭逐漸成為獨立的生產和消費單位，居室葬體現了小家庭中的親情觀念①王闖：《興隆洼文化居室墓葬的認知考古學分析》，《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由此可見，已經有不少學者關注聚落結構所代表的微觀社會關系。

聚落空間分析方法強調了距離、邊界和可見性對于社會關系的展示和潛在影響②Hodder I，Orton C. 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脊艑W普遍認為聚落是早期社會互動的重要場所，由于人群的聚集，促進了經濟、社會、習俗和文化的復雜化。一個受到廣泛認可的基本原則是，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受到空間的影響，這一過程與人們的感知緊密相連。反過來，人們對社會距離的認知也會影響對空間距離、可見性和邊界的選擇，從而塑造人文景觀③Chartrand T L，Bargh J A. The chameleon effect: The perception–behavior link and social intera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9.。這些觀點影響了考古學空間分析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在這種理論背景的影響下，考古學上聚落（包括建筑和各種結構）的空間分析為研究史前社會組織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④Byrd B F. Public and private，domestic and corporate: the emergence of the southwest Asian village，American antiquity，1994.。其中，考古學家關注影響社會組織的因素有家戶之間的距離⑤Berrey C A，Drennan R D，Peterson C E. Local economies and household spacing in early chiefdom communities，Plos one，2021.、建筑的邊界和可訪問性⑥Foster S M. Analysis of spatial patterns in buildings（access analysis）as an insight into social structure: examples from the Scottish Atlantic Iron Age，Antiquity，1989.、遺跡的可見性⑦Llobera M. Reconstructing visual landscapes，World Archaeology，2007.等空間感知的不同方面，對其背后潛在的社會關系進行分析。因此，本文以聚落的空間分析作為切入點，對史前遼西地區聚落結構的不同空間模式進行梳理，討論墓葬和居址模式所蘊含的距離差異、邊界限制、可見性差異。這些差異體現和塑造了聚落參與者在處理日常生活、埋葬祖先或舉行儀式時對空間位置的傾向和選擇，從而窺知當時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的潛在方式。

一、遼西史前居址的空間模式

遼西地區的居址按照空間關系的不同可以分為三種，組合家戶，獨立家戶和擴展家戶。組合家戶的特點是同一時期的房址分為相似的幾組，部分家戶空間上趨近，與其他家戶之間有明顯的距離分隔，典型表現為分隔為相似的幾排。獨立家戶則表現為沒有明顯距離分隔證據，家戶之間的距離相似或者隨機。擴展家戶的特點是可識別的相互緊密關聯的幾個房址（或房間）成團塊狀，比較明確的證據是存在圍墻或院落，與其他區域構成空間分隔（圖一）。

圖一 遼西地區居址空間模式及舉例

1.組合家戶

組合家戶模式的典型聚落是白音長汗二期和南臺子興隆洼文化地層。白音長汗二期乙類聚落兩個環壕空間組織方式類似，圍合均為橢圓形。A 區內共清理房屋29座，經鉆探沒有遺漏，房屋門向一致，大致分為四排，排列整齊。B區內共清理房屋25座，房屋門向一致，大致分為三排，排列相對規整⑧張弛：《興隆洼文化的聚落與社會——從白音長汗二期乙類環壕居址談起》，《考古》2021年第9期。。南臺子遺址共清理33座興隆洼文化的半地穴房址，據稱已經全部揭露。聚落整體平面略呈長方形，房屋的面積相仿，大致呈三排，其中一側的兩排距離相對較近①內蒙古考古文物研究所：《克什克騰旗南臺子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997年。。它們的共同點是這種排列可以明顯識別，排與排之間的距離明顯大于排內房屋之間的距離。

2.獨立家戶

獨立家戶模式的典型聚落是興隆洼、興隆溝、查海。興隆洼遺址第一期環壕大約呈橢圓形，房址約有六七十座，環壕內的房址排列整齊，大致有8排②楊虎、劉國祥：《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聚落遺址1992年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1期。。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坡地上發現的“灰土圈”即房址，共145座。三個區位于相連的山坡上，一區有房址52座，略呈西北—東南向排列，分為11 排；二區有房址67座，按東北—西南向分為12排；第三區由房址26 座，按東北—西南向分為10排③劉國祥、賈笑冰、趙明輝等：《內蒙古赤峰市興隆溝聚落遺址2002—2003年的發掘》，《考古》2004年第7期。。雖然二者的發掘簡報均描述房址成“排”，但每排內部房址之間的距離和排之間房址的距離相對平均，沒有明顯的差異。查海遺址平面是略呈環形的環壕聚落，共清理房屋55 座，分布十分緊湊，緊密排列，沒有明顯的成排特點④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8頁。，房址之間的距離相對隨機一些。

3.擴展家戶

單個院落內多個房址分隔結構，說明擴展家戶的出現。拓展家戶模式的典型聚落是二道井子⑤劉國祥、栗媛秋、劉江濤：《赤峰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布局與社會關系探討》，《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三座店⑥郭治中、郭麗：《三座店石城遺址與夏家店下層文化若干問題之我見》，《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康家屯⑦辛巖、李維宇：《遼寧北票市康家屯城址發掘簡報》，《考古》2001年第8期。等石城聚落。從平面上來看，房址的建筑結構變得更加復雜，出現了一個庭院內部多個房址、單個房址主房附加側房等不同的房間、回廊和其他諸如灰坑、窖穴等附屬設施的組合式結構。這些房址、窖穴、院墻等組成的完整院落院墻多由土坯加石塊修砌夯筑，構成與外界分隔的獨立單元。有的院落里有多個房址，有的在主室外修筑側室，房屋（房間）之間均有墻體分隔，有的還有多個回廊環繞，使房屋之間、房屋和院落之間有明顯的視覺和空間屏障。

4.居址模式空間特征

居住模式在距離、邊界和可見性等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組合家戶的房址排與排之間的距離較寬，在社交距離上比每排之內相鄰房址會更遠。房址的門道位置和房址的方向大都相同，避免了房屋內的住戶輕易窺視前后或左右方向上的其他鄰居內部（通過門道）。這樣就保證了每個房址內部的相對私密，同時也構成了對排與排之間房址聯系的相對限制（必須繞到房子后面才能看到后排房址的門口）。因此，這種房址的排列形式與諸如仰韶文化的向心性聚落結構明顯不同。例如，仰韶早期的姜寨聚落是環形的向心式設計，房屋門道之間的相對，構成一種開放關系。遼西的組合家戶模式對房屋之間的距離和可見性都有明顯的限制，體現了對家戶內部私人空間的保護。

圖二 姜寨、大地灣二期、白音長汗二期乙類聚落房址的方向和可見性示意圖

獨立家戶的聚落如興隆洼、興隆溝和查海，因為房址沒有明確的門道，所以很難判斷朝向。但是，這些聚落往往房址較多，結構緊湊。例如，查海遺址的東北和西南兩側的房址都非常密集，有的家戶之間的距離不足一米。這種緊湊的空間距離無疑會導致更加緊密的社會互動關系，諸如“抬頭不見低頭見”。這也體現了家戶之間的親密和團結，否則人們不會選擇構建這種緊密的聚落結構。

擴展家戶則顯示了更加明確的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之間的區別。院落圍墻的出現使得內部的團體與其他區域分隔更加明顯，構成空間上的界定和視覺上的阻擋。院落內部每個房址（房間）之間的隔斷體現了更復雜的空間分隔，對每一個房間內部的私人空間形成了保護。有的房址側面出現擴建的新房間，體現了房址內部人口的增長，新的私人空間的產生。這種多層的墻體和院落使得內部的空間更加封閉，更增加了私密性。

二、遼西史前墓葬的空間模式

遼西地區史前墓葬的空間模式可分為：居室葬、居住區內埋葬、居住區外墓地或祭祀區埋葬三種。

1.居室葬

居室葬是將死者有意識的埋葬在房屋內居住面下的一種埋葬形式，在國內發現案例一直較少，主要的出土材料就在遼西地區的興隆洼文化。大部分居室葬開口于居住面下，打破生土層，墓口有明顯的踩踏硬面，開口不易辨識。因此可以判斷，絕大部分在墓葬埋入后仍繼續使用房屋①劉國祥：《興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再認識》，《華夏考古》2003年第1期。。遼西地區發現居室葬的遺址主要有興隆洼、興隆溝、查海等。興隆洼遺址共清理出居室葬30余座，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主皆為單人葬。玉器作為遼西居室葬常見的隨葬品廣泛出現②楊虎、劉國祥：《興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1997年第1期。。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共清理出居室葬28 座，位置往往在穴壁旁邊，靠近一側。葬式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式③劉國祥、賈笑冰、趙明輝等：《內蒙古赤峰市興隆溝聚落遺址2002—2003年的發掘》，《考古》2004年第7期。，存在多種單人葬和合葬的形式，包括兩個兒童合葬、成年男女雙人合葬、成年女性與兒童合葬等不同的形式，墓主人有成年人也有兒童④劉國祥：《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發掘回顧與思考》，《內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除此之外，一個房址中還有出現多個居室葬的情況，有的多達3 個⑤王闖：《興隆洼文化居室墓葬的認知考古學分析》，《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埋葬形式和埋葬人群的多樣性體現了興隆溝居民對埋葬空間的重視和強調，而不是基于對墓主身份、性別或者年齡其他社會因素的考量。查海遺址共清理出居室葬6座，多為豎穴土壙式，人骨保存情況較差，能夠辨識的墓主僅有兒童⑥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發掘報告》，2012年，第539-547頁。。

2.居住區埋葬

居住區埋葬的情況一般是指墓葬和居住區之間沒有明確分區，墓葬在居住區內部或者緊鄰居住區旁邊，或在環壕內部，沒有明確的視覺和距離分界的情況，主要有查海遺址、榆樹山和西梁遺址，以及哈民忙哈遺址等。查海遺址除了居室葬以外，在聚落中心也有祭祀坑和墓葬，在墓葬和祭祀坑西北側還環繞龍形堆石。埋葬在居住區的中部，周圍房址緊湊地圍繞中心墓葬和堆石。居住區中部的10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大部分為單人葬況⑦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發掘報告》，2012年，第529-539頁。。榆樹山遺址發現房址10座，墓葬4座；西梁遺址發現房址15座，墓葬1座。墓葬均穿插在房址之間，非?？拷恐?，應是附近房址中的去世人員。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墓，有長方形和圓形兩種。除一例居室葬以外，長方形均為仰身直肢，圓形墓均為蹲踞葬⑧楊虎、林秀貞：《內蒙古敖漢旗榆樹山、西梁遺址房址和墓葬綜述》，《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哈民忙哈遺址清理房址67座，墓葬13座，墓葬位于環壕內部，集中于發掘區東部，位于居住區和環壕之間，南北向分布，葬式較為多樣⑨阿如娜、李雪欣、胡春柏等：《內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時代遺址2012年的發掘》，《考古》2015年第10期。。

3.聚落外墓地或祭祀區埋葬

聚落外墓地或祭祀區埋葬是新石器時代常見的一種埋葬模式，每個聚落旁邊（或者環壕外，通常有一定距離）有一相應的墓地，或鄰近處有祭祀區，埋葬聚落成員。遼西地區這一類型的埋葬方式在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有發現。經過比較完整發掘的此類聚落遺址有貫穿興隆洼—紅山多個時期的房屋和墓葬遺存的白音長汗、南臺子遺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二道井子、大甸子遺址等。另外，紅山文化晚期還發現了大量位于山丘頂部、居住區位置不明的墓葬祭祀區，以積石冢和配套的祭壇為典型。白音長汗遺址尤以興隆洼文化二期乙類聚落保存最為完整，聚落包括南北相鄰的兩個環壕聚落和分別對應的兩處墓地。兩個環壕聚落并列位于平緩的東坡上，相應的兩處墓地則在環壕聚落背后西部的山丘頂部。兩處墓地各自清理墓葬7 座，兩墓地都從甲類時期延續到乙類時期，甲類墓葬都是石板墓，墓上有石圈和積石。乙類墓葬都是土坑墓，墓上蓋有積石①張弛：《興隆洼文化的聚落與社會——從白音長汗二期乙類環壕居址談起》，《考古》2021年第9期。。白音長汗四期大約相當于紅山文化時期，遺存有房址17 座、墓葬6座，墓葬零散地分布在居住區南北兩側和東部，分為石板墓和土坑墓兩種，隨葬品數量極少②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391-392頁。。南臺子遺址的興隆洼地層聚落沒有發現墓葬。紅山時期發現房址一座，但發現13座墓葬，集中遺址東部。報告沒有披露具體位置，但應距離居址有一段距離。多數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一部分為圓形或橢圓形，部分為積石墓。夏家店下層文化居址的一側往往有規劃的墓葬區，通常出土墓葬數量較多。例如，二道井子遺址墓葬位于作坊區的東南側，與東北部的居住區由作坊區相隔③曹建恩、孫金松、黨郁等：《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作坊區發掘簡報》，《草原文物》2022年第2期。。墓葬區的材料未完全公布。大甸子遺址對居住區進行勘探后發掘了少部分，揭露了部分墻體、灰坑和房屋建筑殘跡，墓地在居住區東北側，與夯土墻外的壕溝相鄰，發掘墓葬800余座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9頁。。

紅山文化晚期發現的墓葬區以位于山丘頂部石構墓葬和相應的祭祀遺跡為主，較少發現與之對應的居住區。主要發現有牛河梁遺址群、田家溝積石冢、胡頭溝積石冢、半拉山積石冢、草帽山積石冢等。其中，牛河梁地區規模最大、石構墓葬最為集中。這些地區每個地點分布著數量不等的積石冢，每座積石冢內又有數量不等的墓葬。這些積石冢的位置主要在低矮的上崗頂部，每個山崗上可能有一冢、兩?；蚨嘹?。牛河梁積石冢的基本結構是石板堆砌墓壙，頂部加蓋石板形成中心大墓，圍繞中心墓葬用石圈砌筑冢墻，有的頂部覆蓋積石。有的由多個積石冢組成，例如牛河梁第二地點，墓葬群頂部覆蓋連續多個方形或圓形石墻壘砌，構成界墻。界墻之間或者南側有若干其他石板墓，這些墓葬共同構成積石冢。在積石冢的界墻一側往往有紅陶筒形罐，墻體下疊壓陶片⑤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8-61頁。。田家溝積石冢已發現的四個地點，均為積石冢結構。第一地點是一處沒有積石覆蓋的石棺墓地，發現呈圓形分布的石棺墓葬7座。第二地點是一處由積石覆蓋而成的積石冢墓地，發現墓葬15座。由三重石圍圈、一重白石頭圈加兩道平行白石頭帶、外圍環繞紅土圈構成的積石冢墓地，發現墓葬8座，祭祀坑2 個，方形祭壇1 座，與牛河梁第二地點類似。第四地點由兩重石圍圈構成的積石冢墓地，內圈圓形，外圈方形，發現墓葬12 座。⑥熊增瓏：《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聚落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第114-121頁。胡頭溝墓地也位于山丘的頂部，石圍圈圍繞丘頂砌筑，外側設有方形圍墻。石圍圈下普遍壓一層泥質紅陶碎片，東外側圍墻排列彩陶筒形器⑦方殿春、劉葆華：《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文物》1984年第6期。。中心墓葬內置長方形石棺，南側亦發現石板分割單室的數個墓葬，已發現7座①方殿春、劉曉鴻：《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積石冢的再一次調查與發掘》，《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半拉山墓地在半拉山高崗的頂部，見人工堆積的土臺形成長方形冢體。冢體之上修筑界墻，分割南北兩部分，北部有少量墓葬和十余個祭祀坑，北部界墻內有夯制的土臺和柱洞，應是建筑遺跡，可能為祭祀遺存。南部主要為墓葬區，可分土坑墓、石棺墓和積石墓三類，共七十余座，以石棺墓為要②熊增瓏、樊圣英、吳炎亮等：《遼寧朝陽市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的發掘》，《考古》2017年第2期。。

圖三 遼西地區埋葬模式概念圖

4.墓葬模式的空間特征

墓葬模式在距離、邊界和可見性等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居室葬位于家戶內部，與日常生活的家戶成員共享地上和地下空間。由于居室葬位于居址內部，限制進入且對不進入居址的其他聚落成員基本不可見。這種埋葬方式將死去的親人安放在較為封閉的私人空間之內，體現了家戶儀式和祭祀活動的獨立性。

居住區埋葬的方式位于房屋以外，但仍與居住區關系緊密，或在房址旁邊，或在聚落中心，或緊鄰居住區。這種位置對進入聚落的人來說并沒有限制，對聚落內部大部分成員可見。查海的公共墓地安置在聚落的中間，注目的龍形堆石暗示整個聚落公共區域的絕佳可見性。這種位于聚落內部公共空間的埋葬活動，可能伴隨著潛在的儀式活動，體現了聚落內部的團結。大部分位于聚落外部的墓區也體現了相似的特點，它們往往與居住區分隔，有一段距離但并不遙遠，存在邊界但并不影響進入，對于聚落外成員也可見。白音長汗、南臺子等遺址位于山頂的積石墓有白色石頭圍成的石圈，位置和色彩都更為醒目，可見性較強。這類聚落墓葬不但與聚落凝聚力有關，還附帶限定和展示的功能，使周邊的人群也可以看到。而更為大型的積石冢和積石祭祀建筑，體量更大、埋葬人員更多、更為醒目、儀式性更強、距離居住址的距離或許更遠，提供了可容納更多人員的公共區域，延伸的空間不再限制在聚落內部，可能與更大范圍內人群的互動有關。

三、聚落結構與社會組織

遼西地區聚落結構的三種空間模式可能反映了聚落內部組織模式的不同。組合家戶的房屋排列方式保持了每個房址的相對私密性，也相對限制了排與排之間家戶的交流，構成了對家戶私人空間的保護。但是，組合家戶的典型遺址諸如白音長汗二期、南臺子的聚落，大多采取聚落（環壕）外墓地的形式，將死去的家戶成員埋葬在公共墓地當中。有學者認為此類墓地是氏族墓地①索秀芬、李少兵：《興隆洼文化聚落形態》，《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2009年。，雖然很難證明，但是這種集體埋葬的形式可能出自某種身份歸屬意義，即血緣或地域的共同體性質，可能代表聚落社會的凝聚力。如此說來，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和祭祀區的埋葬模式可能暗示參與人員和使用人員會超出單個環壕聚落；如果是這樣，那么這些墓葬、祭祀區和公共建筑有可能代表超越單個聚落身份歸屬，體現更大范圍的凝聚力。

獨立家戶的房址往往沒有明顯的成排的傾向，在房址的空間距離上呈現一種相對平均或隨機的狀態。這些聚落房址較多，緊湊密集，導致更加緊密的社會互動關系，也體現了家戶之間的團結。雖然在生存距離上趨近，獨立家戶的聚落模式在遼西地區往往會出現居室葬的埋葬模式，這一點在其他同時代的地區都比較少見。有的研究者認為，將死去的親人埋葬在房子內部，可以通過分享生活空間來分享更多的記憶，以加強與已故祖先的聯系②Hodder I，Cessford C，Daily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at ?atalh?yük，American antiquity，2004.；或者可以把靈魂從死者身上轉移至新生者身上，從而作為血脈延續的表達。③Gillespie S D，Chapter 4. Body and soul among the Maya: Keeping the spirits in place，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2002.有的研究者認為居室葬與家戶儀式有關④Carballo D M，Advances in the household archaeology of highland Mesoameric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11.。由于空間位置封閉，居室葬的共享性、參與性和可見性都比較弱，由此看來，居室葬可能與觀念、信仰和愿望緊密聯系，這種情感紐帶以死生者共享空間進行聯結，并且被限制在家戶的私人空間之內。

擴展家戶的房址建筑結構變得更加復雜，使得房屋之間、房屋和院落、院落和外界之間有明顯的數層視覺和空間分隔。院落內更加獨立和私密，構成住宅單元。弗蘭內里在聚落起源的階段性模型中，指出了核心家戶和擴展家戶之間社會構成的區別，即如果后代成年并結婚以后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依附于原來的核心家庭，并且參與生產活動的分工時，就會形成擴展家戶，并且隨著居住時間的延長和人口的增多，大家戶的房址、房間分隔會更加復雜，原來的房址會被不斷擴建⑤Flannery K V. The origins of the village revisited: from nuclear to extended households，American antiquity，2002.?？梢哉f獨立家戶中的社會單元是核心家庭，大家戶成員之間則很可能主要由血緣和婚姻關系維系。擴展家戶聚落往往采取在聚落的一側城墻或圍墻外設置聚落墓區的形式，墓地的規模往往較大。雖然擴展家戶內部代表一種更加聚合的社會單元，家戶之間的社會網絡受到限制，但共同埋葬的聚落墓區形式表明聚落共同體還是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并且，這一時期出現了投資更大、邊界更加明確的石城結構作為聚落與外界的防御設施。這些石城用石頭包砌，內填黃土；城墻外側高峻，內側較矮，有的還出現了“馬面”等明確的防御設施，更反映了聚落內部社會的團結。從對不同家戶模式的分析中不難發現，遼西史前聚落的組織似乎總是在尋找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平衡，這種平衡從聚落結構的不同方面體現出來。在早期聚落的群體聚居生活的情境下，家戶內部的自主性和家戶之間的集體合作來維持社會動態平衡。這種平衡可能受到核心家庭和人口再生產的影響，成為社會組織動態變化的推動因素，從而形成豐富的社會組織動態。

通過對聚落結構的空間分析，可以對遼西地區聚落社會的發展模式窺見一斑，也揭示了社會組織的深刻變化。位于西拉木倫河上游的高原區域（白音長汗、南臺子、井溝子西梁等遺址）和教來河上游的丘陵區域（興隆溝、興隆洼、查海等遺址）在興隆洼文化時期表現為組合家戶和獨立家戶兩種不同的聚落組織模式，居址的平面結構、建筑方式、喪葬模式等多方面都有不同，兩種聚落組織的緊湊和規整體現了單個聚落作為整體的團結和凝聚力。從趙寶溝文化開始，遼西地區開始進入家戶和聚落重新整合的階段，替代了早期聚落社會的兩種地域模式，從而形成了新型的廣域社會組織。趙寶溝、水泉等遺址顯示，趙寶溝文化時期，規整的每排房址開始出現進一步的分組，聚落整體開始變得零散，到了紅山文化早中期的白音長汗四期、魏家窩鋪、哈拉海溝、柳樹林等遺址時，零散的家戶小團體進一步凸顯，單一聚落的統一、規整模式徹底被打破，聚落作為整體對于家戶的約束力在進一步減弱，形成了新的、廣域的社會整合方式。到了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擴展家戶的出現反映了生業方式和定居程度的轉變，也表明人口的增長和延續。在這一過程中，高原地區的組合家戶模式出現的時間似乎稍早一些，然后在丘陵地區產生了獨立家戶的模式，最終轉變為擴展家戶。這說明隨著生業方式轉變、居住時間延長、人口增長，人們在處理日常生活、埋葬或儀式過程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不同選擇，反映了血緣親情紐帶和群體地域聯系等社會關系的潛在變化。

組合家戶雖然在居址設計上強調了家戶內部的私密性，但聚落墓地埋葬的方式反映了一種聚落內部廣泛的社會聯系。獨立家戶的房址雖然保持了緊湊的空間關系，表明緊密的社會聯系，但將埋葬置于私人領域，強調了家戶作為整體在喪葬祭祀過程中的重要性，可能反映了對血緣親情紐帶的強調。擴展家戶內部結構更加復雜，公共和私人空間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明確，私人空間更加受到限制和保護，但大面積聚落公共墓區的出現也同時凸顯了群體地域聯系的認同，石砌城墻的出現更加限制和強化了聚落內部的社會凝聚力，服務于共同居住的社會群體。這些變化是社會和經濟因素發展的結果，表明家戶自主權的擴大，可能包括興隆洼文化中晚期家戶內部強化勞動力、生產和消費整合，從而產生了家戶之間更受限制的社會網絡。同時，聚落內部合作、互動和整合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可能體現在紅山文化晚期更大規模的公共儀式和祭祀活動，以及以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為代表的邊界更加明確的區域共同體的出現。

本文的分析表明，聚落的空間結構不僅提供了對古代社會組織方式的見解，還凸顯了人們對私人和公共空間的選擇背后的文化復雜性。聚落的微觀空間分析可以為了解遼西地區社會結構及其演變過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