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及其機制——基于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考察

林曉怡，申志軒，莊惠明

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及其機制——基于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考察

林曉怡1，申志軒2，莊惠明1

（1.福建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1；2.湖南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6）

以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設立為準自然實驗，使用2010—2021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工商企業注冊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研究發現，跨境電商改革顯著提高了綜合試驗區新企業成立的數量，在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機制分析表明，跨境電商改革通過擴大市場交易規模和優化營商環境進而提升綜合試驗區創業活躍度。異質性分析發現，跨境電商改革的積極作用在中西部地區和市場化發展較低的地區中更明顯，且主要促進個體工商戶和大中型企業的創業活躍度。進一步分析表明，跨境電商改革還能發揮創業帶動就業的效應，且對于第三產業就業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跨境電商改革；創業活力；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企業；雙重差分

一、問題的提出

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以下簡稱“綜試區”）設立是中國推進高水平制度開放的重大創新，是跨境電商改革的重要舉措，是提升經濟活力，推動創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自2015年在杭州設立首個綜試區以來，截至2022年底，國務院已先后分7批設立165個綜試區，覆蓋31個?。▍^、市），基本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發展格局。不同于一般的改革試驗區，綜試區聚焦“互聯網+外貿”業態，以互聯網思維、大數據技術和負面清單信用管理手段推動制度創新，是中國推進高水平制度開放的重大舉措?？缇畴娚谈淖兞藗鹘y的貿易方式，通過跨境電商平臺鏈接全球市場，高效匹配供需信息，降低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貿易成本和從業門檻[1]。綜試區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降低“政策租金”和制度交易成本[2]，吸引大批跨境電商平臺企業和服務企業入駐，形成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集聚[3]，創造了豐富的創業資源和良好的創業環境[4]。以杭州為例，2015—2023年，跨境電商相關企業由200多家躍升至5.5萬余家，增長275倍①。由此可見，綜試區的設立能夠對當地創業活動產生積極作用。當下恰逢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創業活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驅動力[5]。因此，綜試區設立對當地創業的影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跨境電商改革的相關研究，對于跨境電商改革效果評價與地區經濟活力的進一步激發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跨境電商改革的經濟效應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已有研究發現綜試區設立可以促進外貿增長[6]、推動產業結構升級[7]、縮小城鄉收入差距[8]和區域協調發展[9]，同時，綜試區從制度供給角度集中了貿易便利化、監管創新、金融支持、人才聚集等多項舉措[10]，能夠形成開放、便利、高效的業務環境[11]，有效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12]和環境績效[13]?；仡檮摌I活動的相關研究，有學者認為，政府公共政策是影響企業的重要制度要素[14]，良好的制度環境能夠降低創業活動的準入門檻、提高區域間的資源配置效率[14]、保障創業主體的合法權益[15]。而經濟轉型下的制度變革，諸如簡政放權[16,17]、減稅降費[18,19]、完善市場準入[20]、創新型城市建設[21]和自貿試驗區建設[22]均能對創業活動產生積極作用。

綜合而言，現有研究雖然關注了各項制度變革對創業活動的影響，但是對數字經濟時代高水平制度開放的綜試區設立與當地創業活力之間關聯的研究較為缺乏?；诖?，筆者擬以2015年開始逐步推廣的綜試區作為外生沖擊，基于2010—2021年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的企業注冊數據，結合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及其機制，以及可能存在的區域、企業和產業等異質性結果。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豐富了跨境電商的相關研究，從市場規模和營商環境兩方面驗證了跨境電商改革對創業活躍度的作用機制；二是拓展了創業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識別了跨境電商改革與創業之間的因果關系，凸顯了制度創新對于經濟活力的重要性；三是探討了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動影響的異質性效應，從城市區位、企業規模和要素市場化程度等方面檢驗跨境電商改革對創業活力的不同作用，為政府部門有針對性地制定跨境電商相關政策提供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良好的制度環境是初創企業成長的重要條件[23]。初創企業的經營風險較高、市場議價能力較弱，擴張的市場規模有助于初創企業挖掘更多的盈利空間和創業機會[24]，而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夠使初創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受合法權益保障。一方面，跨境電商改革借助互聯網和信息化技術，打造全球統一“大市場”，匯聚了規模最大的供需主體，拓展了貿易邊界，為創業者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25]；另一方面，跨境電商改革堅持制度、管理和服務創新，提高政府數字化管理水平，不斷優化法治、政務、要素等環境，從而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業活力。因此，本文主要從市場規模和營商環境兩方面分析跨境電商改革影響城市創業活力的作用機制。

（一）擴大市場規模

首先，跨境電商改革通過網絡信息平臺鏈接全球市場，削弱地理距離對傳統貿易的限制[26,27]。企業能夠更加便捷地觸及海外消費者，當傳統貿易伙伴的需求開發殆盡時，跨境電商企業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開拓海外新興市場，拓展貿易邊界，從而為潛在創業者提供更多的創業機會和空間[28]。同時，跨境電商平臺匯集世界各地消費者和生產商的商品信息，企業能更加便捷地獲得相對完善對稱的供需信息，降低企業開拓新興市場的國際市場風險和知識門檻。更廣的市場空間和較低的門檻有利于新企業進入和成長，激發創業活力[29]。其次，跨境電商的信息流導入致使商品需求呈現出鮮明的“長尾效應”[30]。依托于不斷發展的信息技術，跨境電商平臺不僅能提供便利的商品展示和信息查詢，還能通過大數據分析等手段最大范圍地捕捉、分析和預測消費者需求，企業利用平臺提供的數據分析工具可以提供更多個性化、定制化的商品和服務，開發更加差異化的細分市場，初創企業可以避開在成熟市場中與其他既有大企業競爭，從而獲得更多的盈利點和創業機會[24]。最后，跨境電商改革能結合各地的產業稟賦和區位優勢，積極發展“跨境電商+產業帶”[31]，促進跨境電商與醫藥服務、農產品、文化旅游等領域的融合，“跨境電商+”新業態不斷涌現，引發商業業態和模式的創新，如跨境智慧物流、跨境交易支撐技術開發、跨境綜合服務等，這些新的創業領域拓展了原有創業市場的邊界[32]。綜上，跨境電商改革通過開拓新市場、豐富新品類和創新新業態擴大了市場規模，為創業者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市場規模擴大能夠為創業個體創造更多的營收渠道，從而激發潛在創業個體的創業意愿，提升地區創業活力。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1：跨境電商改革通過拓展市場規模提升城市創業活力。

（二）優化營商環境

現有研究表明，透明、公正、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能夠增強市場中創業要素的自由流動性，降低企業創業、生產和經營等環節中的不確定性和激勵扭曲[33]，進而激發市場主體的內生創業活力?？缇畴娚谈母锸菙底纸洕鷷r代制度開放的重要舉措，形成了通關監管、物流倉儲、稅務優化、金融外匯等多方面制度創新，顯著推進了區域營商環境優化。首先，在法治方面，跨境電商改革積極開展跨境電商立法，探索跨境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營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如杭州綜試區發布的《杭州市跨境電子商務促進條例》以立法的形式對跨境電商相關政府部門的職責做了明確分工，設立全國首家跨境貿易法庭，構建集訴訟、仲裁、調解為一體的國際商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探索數字產權保護的司法治理體系等法律服務，為解決商事糾紛提供了更加便利和透明的司法保障[34]。這些創新舉措降低了企業經營風險，有力支持了企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其次，在政務服務方面，跨境電商改革能夠發揮制度高地的政策優勢，實行“清單核放、集中納稅、代扣代繳”的通關新模式，簡化物流、倉儲、通關、結匯等方面的申報和審批流程，推行“無票免稅”和所得稅核定征收等優惠政策，賦予跨境電商企業稅務合規化管理[35]。這些創新舉措放松了政府的管制措施，賦予市場主體更大的便利，降低創業進入門檻和縮小權力尋租空間，激發企業家創業熱情，提升創業活動效率[36]。最后，在要素環境方面，跨境電商改革積極探索線上融資、擔保、保險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和服務，通過建設企業信用數據庫、大數據金融服務平臺，實現跨境電商企業、物流、銀行等機構的數據交換[37]，減少企業融資、匯兌困難，降低企業創業的資本門檻。搭建政校企合作平臺，推進跨境電商人才的專業化、標準化培養，促進人力資本的提升，激發城市創業活力[38]。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2：跨境電商改革通過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城市創業活力提升。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將2015年開始設立的綜試區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相關數據來研究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鑒于數據可得性，選取2010—2021 年全國289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新增企業注冊數據為初始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工商企業注冊數據庫。實證研究中涉及各城市的教育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金融發展水平、地區工資水平、基礎設施等數據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城市創業活力（lnNextry）。參考謝絢麗、莫怡青等[39,40]的研究，選取新增注冊企業數量的自然對數值代表城市創業活力，該數值越大，表明創業活力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

綜試區政策（Treat×Post）。本文構造了城市類型虛擬變量和綜試區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Treat×Post衡量了綜試區政策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Treat表示政策分組虛擬變量，Post表示政策沖擊時間虛擬變量，若城市在年實施了綜試區政策，則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

3．控制變量

參考趙濤、梁季和何雨可等[5,18,41]的研究，引入了其他影響城市創業活力的潛在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取對數表示；產業結構，以該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占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來表示；金融發展水平，以年末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余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表示；地區工資水平，用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取對數表示；政府對教育重視程度，以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比例來表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所示。

（三）模型設定

自2015年3月以來，截至2022年底，共設置七批次合計165個綜試區，覆蓋31個?。▍^、市）。因此，本文將綜試區設立視為一項政策性沖擊，將綜試區作為處理組，未獲批的城市為對照組。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評估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并構建以下模型進行估計，具體設定如下：

其中，表示城市，表示時間，代表控制變量合集，λ是城市個體固定效應，ν是時間固定效應，ε是隨機擾動項。Treat表示政策分組虛擬變量，將綜試區作為處理組，取值為1，其他城市為控制組，取值為0，Post表示政策沖擊的時間虛擬變量。鑒于數據可得性，樣本數據截止時間為2021年，因此僅考慮前五批次（2015年4月至2020年4月）綜試區試點城市，針對這五個批次設置政策虛擬變量。由于第三批（2018-07-24）和第四批（2019-12-15）實施時間為下半年，當年實施未滿一年，故考慮政策主要影響第二年，將政策實施的次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值為0，第一批（2015-03-07）、第二批（2016-01-06）和第五批（202-04-27）將政策發生的當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值為0。是本文重點考察的參數，代表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效果，若該系數大于0且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就說明跨境電商改革提高了城市創業活力。

四、實證研究及其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匯報了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是僅使用核心解釋變量進行OLS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為了排除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在第（2）列中引入控制變量，第（3）列中控制城市固定效應，第（4）列中進一步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應。從回歸結果來看，在引入控制變量之后，跨境電商改革的創業促進作用依然存在，回歸結果系數均為正且非常顯著。該結果表明，在充分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綜試區的新增企業數量比非試驗區的增加11.86%，綜試區的設立能夠顯著提高所在城市的創業活力。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值，回歸均聚類至城市層面；后文的檢驗均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應。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處理組和控制組在政策實施之前保持共同的變化趨勢是漸進雙重差分模型檢測政策效果的前提，只有滿足這一條件，才能證明創業活力的差異是由跨境電商改革政策實施帶來的，而不是由處理組和控制組本身的差異所帶來的。由此，本文使用Jacobson等[42]提出的事件研究法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并構建如下模型：

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劃分依然按照前文所述的設定進行。表示城市，表示綜試區設立的時間年份，表示試點政策實施的第幾年，是控制變量集合。若第個城市在第年實施了綜試區政策，則取值為1，反之取0，其余各變量與基準回歸設定相同。圖1的橫軸表示城市被劃定為綜試區的前7年和后4年的政策實施時間，以政策實施前一年為基準，縱軸表示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由圖1可知，在跨境電商改革政策實施之前，估計系數在95%的置信區間均包含零值，各期的系數估計值均不顯著，被批復為綜試區之后，估計系數在10%的水平上保持顯著，且回歸系數的置信區間不再包含零值。該結果說明，綜試區和非綜試區的創業活力在政策實施前并無顯著差異，研究樣本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

圖1　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動態效應

2．安慰劑檢驗

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中，安慰劑檢驗是為了排除非政策因素諸如非觀測遺漏變量、隨機因素等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可以通過虛構處理組或者虛構政策時間進行估計。若虛構情況下“偽政策虛擬變量”的系數依然顯著，那么就說明原來的估計結果很有可能出現了偏誤，即被解釋變量可能是受到了其他政策或者隨機性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史亞茹等[12]的研究，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虛構處理組和政策時間，并重復進行500次試驗，得到偽差分變量的系數和值，如圖2所示?？梢钥闯?，隨機虛構處理組和政策時間的偽差分變量對應值主要集中在0.1以上，虛構的政策和處理組顯著性水平不高，證明原來的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圖2　隨機抽樣實驗偽差分變量系數和P值分布

3．替換解釋變量

（1）重新定義差分變量。前文定義政策沖擊虛擬變量時，由于政策當年實施的時間點不同，將第三批和第四批綜試區政策實施的次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將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五批綜試區政策實施的當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值為0?？紤]到政策實施可能有一定的預期性，在政策實施當年即可產生創業激勵效應，故重新定義差分變量，統一將政策發生的當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值為0，將新設置的與生成交互項，重新納入模型（1）中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第（1）列所示，與基準回歸的結果基本一致。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2）政策滯后一期處理。由于綜試區政策實施到影響城市市場規模及營商環境需要一段時間，可能存在政策的滯后效應。因此，在前述分批設置的基礎上將政策實施效應再作滯后一期處理，即將第三批和第四批綜試區政策實施的第二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而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五批則將政策發生的次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值為0，并重新進行估計，結果在表3第（2）列中匯報?？梢钥闯?，綜試區政策仍然顯著提升了城市創業活力，核心結果依然穩健。

4．更換被解釋變量

（1）剔除部分樣本。綜試區設立極大促進了跨境電商行業的發展，并帶動包括跨境物流、代運營、翻譯、產品設計、軟件服務等一系列服務行業的發展，在這些服務行業中，中小企業占比最大。為檢驗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在設置被解釋變量時，依次剔除注冊資本高于5 000萬元和高于1 000萬元的企業，并替換原有被解釋變量進行重新估計?；貧w結果在表3第（3）和第（4）列中匯報。由回歸結果可知，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綜試區政策也顯著提高了城市中小企業創業活躍度。

（2）以每百人創業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紤]到城市規模對新創企業數量的影響，本文參考袁禮等[43]的研究，進一步采用每百人新創企業數量（2）替換原被解釋變量進行重新估計?；貧w結果在表3第（5）列中匯報。由此可知，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因此，在替換被解釋變量后，綜試區政策的創業促進作用依然顯著。

5.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的干擾

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以及對企業創業環境的改變可能對結果產生一定的干擾。為排除其中可能導致的結果偏誤，故剔除2020年及以后的數據，僅保留2019年及之前的數據進行再次估計，回歸結果在表3第（6）列中報告。從結果可以看出，在剔除疫情這一干擾因素之后，回歸系數依然顯著，核心結果依然穩健。

（三）機制檢驗

基于前文的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跨境電商改革主要通過擴大市場交易規模和優化營商環境來促進城市創業活力提升。下文使用中介效應模型分別對上述兩種機制進行檢驗：

（4）

其中，M表示中介變量，包括市場交易規模（）和營商環境（）。市場交易規模參考王可等[32]使用本地投資金額加1后取對數的方法，營商環境參考李志軍等[44]的算法，從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市場環境、創新環境、金融服務、法治環境、政務環境 7 個方面，共計23 個三級指標測算得出。

1．擴大市場規模

表4第（1）和第（2）列匯報了擴大市場規模作用機制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是跨境電商改革對市場交易規模影響的回歸結果, 被解釋變量是市場交易規模，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可見綜試區設立促進了該城市市場交易規模擴大?？缇畴娚瘫旧砭邆洹盎ヂ摼W+國際貿易”的鮮明特征，企業借助信息網絡平臺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拓展海外新興市場，大數據分析工具的開發和利用有助于企業開拓細分差異化市場，跨境電商也帶動了當地其他產業出海拓展新市場。此外，第（2）列是引入市場交易規模作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市場交易規模和差分變量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系數相較于基準回歸有所下降, 表明市場規模的擴大對城市創業活力釋放了部分中介效應，市場規模擴大有助于提升城市創業活力。市場規模擴大能夠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不斷拓展的差異化細分市場也能給潛在創業者帶來更多創業機會，提高創業成功率，從而帶來城市創業活力的提升。由此可知，H1成立。

表4　機制檢驗

2．優化營商環境

表4第（3）和第（4）列匯報了優化營商環境作用機制的回歸結果。其中，第（3）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營商環境，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跨境電商改革能夠顯著提升當地營商環境。綜試區通過制度、管理和服務創新，以制度體系的突破帶動標準規范的制定，通過打造跨境電商金融服務平臺、推進跨境電商人才專業化培養等提升要素發展環境，從而促進綜試區營商環境的優化。第（4）列的被解釋變量是城市創業活力，是引入營商環境作為中介變量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營商環境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顯著為正。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能夠保證市場主體經營的合法性，降低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增加企業進入市場的便利度[45]，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更好地解決企業融資困境和人力資本稀缺等難題，提升其創業意愿。由此可知，H2成立。

（四）異質性檢驗

前文實證表明，跨境電商改革會促進城市創業活力提升。那么，跨境電商政策效應是否會因為區位、企業和外部環境的差異而不同？為此，本文將根據區域差異、企業規模和市場化水平劃分樣本進行比較分析。

1．區域異質性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優勢不同，政策實施的效果也可能有較大差異。因此，本文將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探究跨境電商改革在不同地理區位對創業活力產生的影響，回歸結果在表5中匯報。第（2）列和第（3）列匯報了中西部城市的回歸結果，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且第（3）列回歸系數大于第（2）列，代表西部地區影響的效果比中部地區更明顯，而第（1）列的回歸系數則不顯著，代表東部地區綜試區的創業激勵效應不明顯。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東部地區開放程度較高，跨境電商起步較早，在實施綜試區政策之前，已經有大部分東部地區城市如火如荼地發展跨境電商，因此綜試區設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跨境電商行業更加完善，但是對當地創業作用僅是“錦上添花”，創業激勵效果低于預期。而中西部地區相對來說開放程度較為滯后，綜試區的設立，一方面更好吸收了東部地區政策的溢出效應，網絡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及各種利好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出臺，極大改善了跨境電商創業環境，從而更好地激發創業活力；另一方面綜試區政策的推廣，大幅提高了大眾對跨境電商行業的認知，通過區域間交流學習和人員的流動進一步帶動跨境電商行業發展，同時還促進跨境電商和當地產業發展的融合，創造了更多的創業機會，從而激發城市創業活力。

表5　基于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異質性分析

2．企業規模

綜試區設立降低了貿易成本和從業門檻，讓更多中小微企業能夠參與到國際貿易中。此外，為進一步發揮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各綜試區積極引進和培育龍頭企業。因此，理論上綜試區設立對中小微企業和龍頭企業發展的創業促進作用應更為凸顯。為進一步檢驗綜試區設立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效果，本文按照企業注冊資本，將企業分為10萬元、5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500萬元、1 000萬元、5 000萬元和5 000萬元以上8個等級，并分別進行回歸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首先，第（1）列差分變量的回歸系數最大，表示對10萬元及以下的企業促進作用最大且最為顯著，可見綜試區設立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創業激勵作用最為明顯，結果與預期一致。因為綜試區設立通過引導中小企業入駐電商平臺, 并為其提供多元化的配套服務, 大大降低創業門檻和創業難度，不僅吸引大批創業者進入跨境電商行業，也開辟了其他相關行業的創業途徑，這些企業往往規模很小，注冊資本較低。其次，第（6）至（8）列的回歸系數也十分顯著，說明對注冊資本在1 000萬元以上企業的激勵作用也比較明顯。由于各地綜試區為促進跨境電商產業鏈條完善，紛紛打造跨境電商產業園區，推出各種優惠政策引進和培育跨境電商龍頭企業，同時產業集聚也吸引大量第三方支付機構、跨境電商平臺、保險機構和國際物流貨代等跨境電商服務企業到當地落戶，因此綜試區設立對大企業的促進作用也較為明顯。最后，第（2）列、第（4）列以及第（5）列回歸系數不顯著，表示對50萬～500萬元規模的企業創業激勵作用不明顯，第（3）列回歸系數雖然顯著但為負數，表示綜試區設立對100萬元注冊資本的企業反而為負向作用效果。分析可能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跨境電商平臺可以有效減少買家和賣家之間的信息差，減少中間環節縮短交易流程，因此傳統外貿企業若不進行數字化轉型，則極有可能被擠出市場，而這類不具有自主生產能力和創新思維的外貿企業往往都處于注冊資本在百萬元左右的級別。

表6　企業規模異質性分析

3．市場化水平

中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制度環境和市場化進程也存在較大差異。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區域，政府對企業的干預較多，企業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政府管理機構打交道，特別是在法治環境不健全的情況下，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保障，會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和成本，降低創業活躍度。綜試區通過先試先行，總結成功經驗和做法進行推廣，對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政策實施的帶動效應可能會更加明顯。隨著市場化進程推進，法治環境不斷健全和完善，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能得到有效保障，對市場環境的信心能夠支持創業活動正常開展，政策的正向效應可能會不斷降低，最終交由市場來決定創業活動是否開展。

為檢驗市場化程度差異對政策實施效果的不同，本文借鑒史永東等[46]的做法，采用樊綱市場化指數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發育與法律制度環境”來量化所處城市的市場化水平[47]。根據該指數的年度中位數將樣本劃分為市場化水平較低和市場化水平較高兩組，并再次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7所示。結果顯示，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分組，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分組，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貧w結果驗證了前述分析，跨境電商改革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地方政策效應更顯著，對當地創業活力的提升效果更加明顯。

表7　市場化水平差異分析

（五）擴展分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為驗證跨境電商改革能夠通過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并進一步探究其對不同產業就業的促進效果，參考王利榮等[10]的研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跨境電商改革對不同產業就業的影響分析

第（1）列是對總就業人數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代表綜試區設立能夠顯著促進總就業人數的增加，第（2）至（4）列是分別對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回歸的結果，其中第（4）列的估計系數數值最大且十分顯著，代表綜試區政策對第三產業的就業促進作用最為明顯，第（2）列回歸系數不顯著，代表對第一產業不具有明顯的就業促進作用。由于跨境電商進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鞋服、家居、母嬰和數碼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需求擴大會帶來相關制造業就業需求的擴大，因此從回歸結果來看對第二產業的就業有一定的促進效應。同時，跨境電商本身屬于商貿服務業，跨境電商行業的發展也需要配套相關的跨境物流、金融保險、運營翻譯、產權保護等相關服務，跨境電商出口產品要在國際市場上具備一定的競爭力，勢必要包含產品內嵌的多樣化服務、個性化商品設計等，才能賦予產品更高的附加值，這就大大提高相關服務行業的發展和人才的需求，產生更多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因此綜試區設立會大大增加對第三產業的人才需求，從而促進第三產業的就業。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各地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設立作為準自然實驗，基于2010—2021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的企業注冊數據，分析評估跨境電商改革對城市創業活力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跨境電商改革顯著提高了當地新創企業數量，提升了城市創業活力，這在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具體而言，相對于未實施跨境電商改革的城市，實施跨境電商改革的城市創業活力會高出11.86%。第二，機制分析表明，跨境電商改革主要通過擴大市場規模和優化營商環境的作用機制進而影響城市創業活力。第三，異質性分析表明，跨境電商改革的積極作用在中西部地區和市場化發展較低的地區中更明顯，且對個體工商戶和大中型企業的積極作用更顯著。此外，跨境電商改革還能發揮創業帶動就業的積極作用，且對于第三產業的就業促進作用最為明顯。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跨境電商綜試區政策在中西部能夠發揮更好的創業帶動效應，因此應積極推進跨境電商綜試區向中西部城市擴圍。以建設“絲路電商”為抓手，持續推進“一帶一路”經貿合作走深走實，加強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交流，并積極總結前幾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成熟經驗做法，向中西部更多地區推廣。應當用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多雙邊國際合作機制，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打通貿易鏈、物流鏈、資金鏈，聯通起資金流、信息流、物流、商流，形成跨境電商發展良好生態。同時要加大對跨境電商第三方平臺企業和跨境電商進出口鏈主企業的招商力度，充分發揮平臺企業和鏈主企業在創業就業方面的積極帶動作用。

其次，營商環境是跨境電商影響創業活力的重要機制，因此要不斷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推進數據、資本和人才要素市場化，建設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基礎數據共享平臺，為企業獲取數字資源提供便利，拓展金融科技與大數據融合的線上應用場景，著力提升綜合性數字金融服務能力，搭建政校企合作平臺，加快跨境電商相關人才培養。要加快跨境電商立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組織相關培訓提高中小企業主的知識產權意識和海外風險防范意識，引導企業用好跨境電商零售出口增值稅、消費稅免稅政策和所得稅核定征收辦法，優化跨境電商通關節點布局，持續提升通關便利化服務水平。

最后，促進“跨境電商+產業帶”模式創新發展，推動更多產業轉型升級，抱團出海拓展海外市場。各地應抓住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圍繞優勢產業集群搭建生產企業與跨境電商對接交流平臺，促進當地產業發展。建設跨境電商特色產業帶“線上專區”和地方產業帶展示選品中心，加快推動“一區一品”發展。此外，還應不斷完善跨境物流網絡建設，推進國際班列提能計劃，加密加深國際客貨運航線布局，暢通對外連接東南亞、中亞的南向大通道，提升跨境電商物流效率。

①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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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reform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investigation

LIN Xiaoyi1, SHEN Zhixuan2, ZHUANG Huiming1

(1.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01, China; 2.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U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cross-border e-commerce pilot zon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leveraging data from the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 research reveal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in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as a resul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in the region, and this conclusion holds after conducting various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form enhanc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the pilot zone by expanding market transaction scale and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are more pronounc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areas with lower levels of market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reform predominantly stimulat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mong individual businesses,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ddition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also plays a role in driving employment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with a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promoting employmen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cross border e-commerce reform;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enterprises; DID

10.13331/j.cnki.jhau(ss).2024.01.011

F74；F069

A

1009–2013(2024)01–0091–12

2023－10－08

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FJ2022Z002)

林曉怡（1984—），女，福建仙游人，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跨境電商、數字貿易。

責任編輯：曾凡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