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華經典文本細讀研討會暨第七屆杜甫讀書會綜述

2023年7月1日，由河南大學文學院、杜甫讀書會主辦的“2023中華經典文本細讀研討會暨第七屆杜甫讀書會”在河南大學召開。來自福建師范大學、河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四川師范大學等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的35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河南大學部分碩博研究生旁聽了會議。

讀書會由河南大學文學院黨委書記劉百陸主持，河南大學副校長傅聲雷教授致歡迎辭，并對河南大學近年來發展情況及唐詩整理與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了介紹。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武新軍教授致歡迎辭，高度評價了文本細讀與杜甫讀書會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方式。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重慶市國學院院長、西南大學文學院劉明華教授致開幕詞，指出杜集珍本文獻的整理出版、杜甫研究的資料匯編、杜甫傳記寫作、杜甫的紀錄片創作拍攝、杜甫研究課題立項，都很好地展示了杜甫研究的實績。同時強調杜甫讀書會具有“去浮華，講真話，學術第一”的典范意義。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葛景春研究員作題為《杜甫五言排律研究之我見》的大會報告，對杜甫五排的內容特色、題材數量、用韻粘對以及優長和不足，以數據統計和列表形式進行了詳細文本調查，得出切實詳贍的結論。河南大學文學院王宏林教授作評議，認為文章從杜甫五言排律體裁的角度讓我們對杜詩“詩史”性質有了新的理解。

本次讀書會共收到論文27篇，這些論文主要圍繞杜甫接受史、杜詩文本體式、杜詩文獻注本、杜甫生平家世與傳記、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等方面展開研究，其中杜甫接受史與杜詩文本體式研究成果最為豐富，表明當前杜甫研究的主要動向仍聚焦傳統杜詩研究方面。

一、杜甫接受史研究

本次讀書會涉及杜甫接受史研究共有11篇，說明杜甫接受史研究仍為杜甫研究核心話題。首先有4篇文章聚焦中國詩歌史與文學批評史中的“詩史”“詩王”等重要概念。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肖硯凌副教授《論唐詩話“詩史”性質的體現》以唐詩話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唐詩話中“詩史”具體表現的梳理，探究唐詩話對于唐代“詩史”觀念的重要價值。文章指出自晚唐孟啟《本事詩》起，“詩史”一詞開始進入文學批評視野，而唐詩話中除杜甫詩話外，其余詩話材料亦有豐富的“以詩紀史”與“以詩證史”的內容。由此可見唐詩話在“詩史”概念發展中的意義，一方面促成了“詩史”概念在晚唐的提出，另一方面也為“詩史”內涵在后世不斷豐富與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河南大學文學院薛蕾副教授認為通過對唐詩話中“詩”與“史”共同紀史、證史這一角度來開展對小說中詩歌敘事研究深有啟發：以往主要側重于詩歌從意向、意境這些方面對小說詩學品質的提升，而此文更能啟發讀者進一步去思考小說中詩歌的敘事性。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謝賢良博士生《“推見至隱”：孟啟“詩史”說探賾——兼論“詩史”概念與〈春秋〉聯系》分析了孟啟《本事詩》自身的編撰理念和“詩史”一詞的原始語境、敘述結構，指出《本事詩》取法于《左傳》闡釋傳統和《詩經》大小序體例，具有寓主觀褒貶于客觀史事的傾向?！侗臼略姟氛撌鲋械摹霸娛贰庇^點是孟啟有意闡發的觀點，其“詩史”概念與《春秋》緊密聯系，核心要義在于“推見至隱”的春秋筆法，而后者是“詩史”說兼備抒情與敘事傳統的一重視角。河南大學文學院錢振宇副教授在評議中指出兩點：其一，要從作者與讀者的雙重視角來看待“詩史”說，同時注意考察杜甫具有“詩史”性質的詩歌占比對詩史概念以及后人認知的影響；其二，要挖掘“詩史”內蘊，重點關注其與《春秋》《詩經》的內在聯系，可舍棄“詩史”概念生成過程中的其他論述。

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王猛老師《元代“詩史”說考論》以元代文人“詩史”闡釋為考察對象，明確了元代是“詩史”說等重要杜詩學問題塑造和產生普遍性影響的重要時期，也是杜詩影響力拓展到多地域、多民族文士的發展期。認為“詩史”說在元代的流變，展現著杜詩學歷經正統化、經典化、流行化的塑造與演進，逐漸走向中華文學“創作論”與“價值論”的典范。河南大學文學院陳麗麗副教授評議指出選題有價值，但題目“詩史”內涵大于“杜詩詩史”內涵，導致題目與內容存在偏差；作者從7個方面詳實列舉了文獻，但其中有些角度值得商榷，如“風雅而驗世變”可以作為“詩史”體現，但“奇偉、雄健”僅可作為杜詩之特征，與“詩史”的直接聯系并不緊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陳才智研究員《論“詩王”——杜甫接受史的別樣視角》通過對“詩王”這一稱號文獻出處以及后世使用情況的梳理，指出“詩王”是指杜甫而非白居易；白居易被稱作“詩王”，可能受《云仙散錄》“聲振扶桑享天?！钡恼`導；在與李白、王維、白居易等人的稱謂對比中，“詩王”這一稱謂在不同時期蘊含了對杜詩價值的不同評判，由此可見后人眼中的一朝之內、兩代之間詩壇領袖的遷變。王宏林教授評議指出三點：第一，肯定文章對“詩王”何指這一常識辨析的可貴；第二，對“陳芳園”含義提出疑問；第三，認為作者提出白居易被誤認為“詩王”除與《云仙散錄》“聲振扶桑享天?！庇嘘P之外，應該涉及白居易詩學觀念和詩學地位變化的問題，或許關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白居易地位的認可。

其次，杜甫詩文接受方面有3篇論文。陳麗麗副教授《晚清重臣孫毓汶對杜詩的接受》通過對孫毓汶現存手稿《蜀游日記》中多處引用杜甫詩句且以杜詩為眉批的現象，以及《遲盦集杜百首》中創作的既有田園述懷的傳統格調，又有家國時代特色的大型五律集杜組詩的考察，指出杜詩對孫毓汶創作的影響，并由此窺見杜詩在近代的傳承與接受。王猛老師指出文章將個體官員與晚清政治相結合，是文史交叉研究的典范；但仍有值得商榷之處，如刻意強調中國歷代官員具有較高文學素養與詩文水平這一常識性內容；清代“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集大成時期”這一表述不夠準確，建議進一步挖掘孫毓汶仕途經歷與晚清政局之間的關系。

河南大學文學院鄭學副教授《沿著杜甫的方向出發：易順鼎對七古文體的突破與革新》則將晚清詩人易順鼎對七古詩體的突破放置在杜甫所開創的詩體變格背景下進行分析，指出易氏以韓愈、盧仝為參照，依靠文體遷移，移植散文、辭賦中非詩的文體特征入詩，建構出全新的音步節奏與流暢雄肆的美學特征。其創新動力既來自詩壇代際交替過程中的集體選擇，也來自易氏本人強調創作主體個性的詩學觀念和不安于正統意識的性格特征。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陳婷講師認為此文具有廣闊視野，不局限于七古文體的討論，顯示了作者游刃有余的寫作能力，但仍有存疑之處：如關于七古文體的界定，可參考王力、葛曉音等相關著述；作者分別闡述“駢文化篇章結構長詩”與“辭賦化短章”似乎存在概念不明的現象；又作者文中所舉易氏七古詩的七古特征并不鮮明等。

《杜甫研究學刊》編輯部彭燕研究員《論杜詩對謝靈運詩歌的接受與超越》指出，杜甫學謝首先在語言，其次在結構，第三在精神。二人相似處在于始終懷抱高昂自信和熱烈期待，也都能對權力保持適度的藐視和獨立姿態，然杜甫高出前輩之處在于他始終關切普通民眾，堅持批評立場，更添憂國憂民之情懷，這也是杜甫集大成之所在。另外，由于謝靈運詩見錄《文選》，故此文對于《文選》影響唐代文學這一舊問題或可提供一個有效的方法論。河南大學文學院馬鐵浩副教授首先肯定了文章從接受層面進行推演的清晰結構邏輯，但也指出不足，如杜詩優于謝詩在于“情事足感人”，但二人詩歌內容各有抒情與說理之不同側重，應該更多將謝詩放置于玄理詩背景之下進行比較挖掘；第二，作者從“憂國憂民”角度談論杜甫對謝靈運的超越是站在歷史時期不同、階層不同這一基礎上進行的，應該回歸到杜甫對謝詩語言超越這一話題本身；第三，可對宋代以來典故襲用這一現象進行清理，考察古代注家如何看待杜詩襲用謝詩這一文學現象；另外可參考梅祖林、商友工提出的語言結構批評方法。

再次是杜甫其人其詩之圖像接受方面，共有2篇論文。陳婷老師《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在繪畫中的接受與傳播》從繪畫角度對被注家忽視的杜詩予以關注，此詩在思想、形式、詩法上無甚突出，難以躋身杜詩佳作之列。但畫家們以“竹深留客處，荷凈納涼時”句為對象創作出眾多“荷凈納涼”詩意圖，造成了此詩在接受史上不可磨滅的圖像記憶，也能清晰看到詩、畫藝術的不同表現功能：前者表現了京城貴族公子的宴飲風流，后者以文人納涼為主題表現南宗山水的趣味。鄭學副教授指出杜甫是題畫詩發展過程中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杜甫題畫詩多寫某人畫某物，而其他宋人題畫詩則多寫畫某圖；又因為宋人作為最早畫“荷凈納涼圖”的群體，聚焦其從詩到畫轉化過程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藝術理念，意義重大，因此文章可加強對后者的闡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馬旭編輯《杜甫題畫詩與杜甫詩意圖的同質論》認為杜甫題畫詩與詩意圖具有同質性，杜甫題畫詩是杜詩題材中的一種，以“言志”“表真”的方式描述繪畫，提升了杜詩的價值，成為開此體之先鋒者；杜甫詩意圖是指宋以后畫家或文人取材杜甫詩句、詩篇或者意象而創作的圖像，二者是詩畫結合的具體表現，其兼具的“再現”功能和“寄托”詩學觀促進了杜詩的經典化進程?！抖鸥ρ芯繉W刊》編輯部張月編輯首先肯定了文章選題跳出了以往詩與畫各自為營的研究框架，讓人耳目一新；其次提出文章存在曖昧不明之處，應增加對“同質論”等專業術語的界定；再次應對文章結構層次進行細化，理順各部分邏輯順序，突出主要邏輯鏈條，這樣更能體現作者的敘述構思與敘述視角。

馬鐵浩副教授《從細讀出發——鄧紹基〈杜詩別解〉的治學方法》對當代學者鄧紹基先生注解杜詩的治學方法進行了詳贍闡述，總結出先生以“明詩意為宗旨”的治學理念，實事求是、謙和平正的學術風格，以及重視內證外證結合、古典今典參照、對異文擇善而從等杜詩解讀之法。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王燕飛副教授認為研究當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對當下學風建設意義重大，將視角聚焦在當代學者身上可以重新發現前輩學者的學術貢獻。同時指出結構上可以將第三部分提前，起到對《杜詩別解》一書進行全面介紹的作用；避免文不對題現象，盡量做到小標題與內容的統一；作者對于書中存在商榷之處應加以辨析補充，可參考蕭滌非、王朝華等先生的不同觀點。

張月《杜甫“譏陶說”公案的還原考察》指出在陶淵明其人其詩經典化進程中，圍繞杜詩“未必能達道”生出杜甫“譏陶說”的文學公案在宋、清兩代演繹討論最盛。然而杜甫此詩未有嘲諷之意，乃借陶自況。杜甫所言之“道”當是其從儒家思想與天師道兩相結合角度對陶淵明做出的恰當評價，與郭沫若所謂陶杜二人之家族門閥觀念無涉。馬旭老師評議此文符合文本細讀且文獻扎實，有問題意識并予以解決問題，建議將此組詩與杜甫《遣興三首》對比考察，分析異同；對于杜甫在人格思想方面對陶淵明的尊崇部分可補充分析，避免頭重腳輕；最后關于第四部分郭沫若評價陶淵明“未達道”的觀點稍顯畫蛇添足，游離于主論點之外，建議此部分單獨成文。

二、杜詩文本體式研究

有關杜詩文本體式研究共有5篇論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谷曙光教授《詩文一理、聚觀通證：杜甫詩與文章學關系綜論》著重挖掘杜詩與文章學的密切關聯，認為杜詩具有很強的日常應用性，故能在一定程度上兼備文章眾體，極大拓展詩國疆域。文章在研討文法論杜的同時，聚焦杜詩“太史公筆法”與“最擅敘事”兩個維度，認為杜甫及其詩乃是踐行詩文一理、聚觀通證的典型代表，杜甫既是詩學之典范，亦成為文章學榜樣。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曾紹皇教授評議集中在兩點：其一指出文章關注到了杜甫詩文與文章學之間的關系，這包括杜甫詩文本身、后世對杜甫詩文的關注兩個方面，從這個角度回歸杜甫重大問題的探討，或許更能推動杜甫研究縱深發展；其二，結構方面可優化調整，如文章第二部分與第七部分更似總論，與其余五個部分不在同一邏輯層面。

南京大學楊弈婷博士生、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張家壯副教授的《“草圣”義釋》由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飲中八仙歌》兩詩中“草圣”或指張旭亦或指張旭草書的二種歧義出發，展開對“草圣”詞含義的探究?！安菔ァ苯洑v了由書家美稱之本義到書體引申義的產生，再由二義并存演變到本義單行的流變之后，造成清末將歷代“草圣”含義均理解為對書法家的美稱從而引起一系列誤讀現象。文章最后提出應認識到“草圣”一詞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避免陷入誤讀的尷尬境地，這對與之相關的文學、藝術著作有重要意義。

王宏林教授《杜甫〈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異文校訂》一文指出杜集祖本二王本對“義有兼通”的杜詩異文通常以“一作”“一云”“舊作”“刊作”的方式予以標示。由于杜詩年代邈渺，魯魚亥豕，難以確考，故文章試圖以《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為例，結合歷史、地理、典章、制度、語法及其他作品的使用，對此詩15處異文從上下文意義、對仗、詩歌寫作規范、表達效果等各個方面逐一辨析，判定異文是非、選擇優勝者，以求對詩歌主旨的準確把握。陳才智研究員對文章表現出的細致文獻?？惫αΡ硎練J佩，建議可以引入新時代杜詩?？毙鲁晒?，以期在細讀基礎上有所提升；同時也指出文章存在衍字、字體不一、標點訛誤等現象。

王燕飛副教授《杜甫的仆人書寫及其文學史意義》聚焦杜甫“仆人書寫”這一話題，認為杜甫是較早較多創作仆人詩的詩人，其仆人詩涉及“獠奴”“豎子”“女奴”“小奴”等17種類型。與先唐詩歌中仆人只起到陪襯、點綴甚至是被嘲謔、諷刺不同，杜甫對仆人的關注和關心，是他敬重生命、民胞物與的仁者情懷的具體體現，故能將前人極少關注的仆人當作歌詠對象，從而擴大了古典詩歌題材內容，啟發了中唐尤其是宋人詩歌的日?；瘯鴮?，其仆人書寫影響甚至遠至朝鮮半島。馬鐵浩副教授表示文章做到了小題大做、推源溯流，特別是第三部分精準概括了“仆人書寫”這一主題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同時提出兩點意見：第一，可進一步細化研究。如文章將杜詩仆人分為17種類型，但應結合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再作具體化、歷史化的細分；建議使用“稱謂”代替“類型”；注意區分羽林郎、霍家奴與下層奴隸的區別，不能一概而論；朝鮮半島因為歷史文化原因仆人地位更加低下，故對其擬作應加以具體分析。第二，考慮到文獻文本的不同性質與差異。如可對“獠奴”作專題研究，但同時需注意史書與杜詩兩種不同文本類型中對“獠奴”的不同看法與立場。劉明華教授補充目前重慶綦江因出土一通獠碑而重點挖掘獠人文化，因獠人民族性不甚鮮明，尚有不少值得研究之處。

另外葛景春研究員《杜甫五言排律研究之我見》同樣屬于杜詩文本體式研究，此不贅言。

三、杜詩文獻注本研究

有關杜詩文獻注本研究共有4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曾祥波教授《〈錢注杜詩〉整理芻議》對錢注本的文獻版本進行了新的考述，指出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錢注杜詩》稿本，應是錢注初刻本（季振宜靜思堂本）的源頭稿本，利用此稿本將有可能還原錢謙益所使用的吳若本原貌，解決錢注杜詩底本問題。通過對比宋注，指出錢注“揀擇宋注之善”者占全書百分之七十，“沿襲宋注之誤以及另立新說之誤”者占百分之二十，其“辯證宋注之誤”具有原創性的注文不到百分之二十，認為“杜詩研究應以宋代注文為起點，不應以清代注文為起點”。彭燕研究員首先表示了對此書的期待，指出書籍的出版定能使研究者對錢注有更清晰的認識，同時改變宋代杜詩注本無現代整理本的現狀，這也符合杜詩研究應回歸本源以宋本為起點的基本研究思路。彭老師提出錢注對吳若本編次調整、改字、增注等現象，說明錢氏所用的底本吳若本并非版本學上嚴格意義的一個單純的底本，而應該是一個全新的底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劉躍進老師補充評議錢謙益絳云樓藏書充滿迷霧，而曾老師此書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宋注與錢注一一剝離，工作量雖大但成就亦大。劉明華老師也補充發言表示其目前在做的一項工作即宋本杜集異文匯校同樣旨在為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宋代注杜匯校本。

曾紹皇教授《徐昂發杜詩批點二種考論》指出作為清初“江左十五子”重要成員的徐昂發曾批點杜詩，但未見歷代書目記載，經其目驗湖南省圖書館藏清代稀見的徐昂發批點杜詩過錄本兩種，可見徐氏批點杜詩具有辨析杜詩淵源流變、剖釋杜詩律法之妙、重視杜詩審字析句等鮮明批評特征，兼具杜詩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雙重價值。西南大學文學院楊理論教授提出徐昂發曾批點蘇軾詩作，如加以考察將有益于完整挖掘徐昂發詩文批點價值，另外需注意清人汪琬注杜主要以駁斥杜詩為主。

楊理論教授《〈杜律發揮〉本源發覆舉隅》屬于域外杜集范疇，文章對日本大典禪師《杜律發揮》書中十首七律進行本源疏證與評價，并據此接受個案的微觀剖析，發掘大典禪師注杜或全盤接受，或見解精辟，或郢書燕說的闡釋心態與特征。又通過考察大典禪師評點的中國源流及其迥異于中國文化視野的異域解讀闡釋，洞見日本學者接受中國經典的微觀歷程。河南大學文學院亓晴副教授表示從文章的“凡例”和“疏證”可窺見此書的宏大面貌，指出作者三點用心良苦之處：第一，材料豐富，縱觀“本源疏證”中征引的各注家之闡釋，可知此書編纂涉及到大量資料的梳理；第二，此書編排既科學性又人性化，可將大典禪師之前的《唐詩集注》中的相關材料一并輯錄，方便讀者閱讀；第三，除對源流有明晰疏證外還有考辨與評價，兼具專業性與可讀性。

浙江師范大學圖書館館員劉歡老師的《秘密藏的破譯：趙次公對杜詩“來處”的多維闡釋》認為趙次公對杜詩“字字皆有來處”的認識出自宋人“以故為新”的創作理念。趙次公把“來處”細分為“字”“語”“勢”“事”，涉及詞語、句式、詩法、典故等多種類型，且從字面和意義、祖出和孫出、分用和合用等多個層面詳細剖析杜詩轉化前人語詞典故的方式方法和造語過程。最后通過分析杜詩所用語詞在歷史上的使用范例，展示詩歌語詞詩法的流變，充分展現了以黃庭堅為代表的宋詩學特色。河南大學文學院焦體檢副教授表示深受啟發，引發其對趙次公注杜“無一字無來處”的關注，思考此現象是趙次公個例還是宋人注杜的通病，對此劉歡老師回應：趙次公注杜呈現的“無一字無來處”現象最為集中與明顯，這與趙次公本人注釋理念與風格有關。

四、杜甫生平家世與傳記研究

涉及杜甫生平家世與傳記研究共有2篇。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胡永杰研究員《杜甫、杜佑家族房分歧異及世系相混之問題考辨》關注到杜甫與杜佑兩個家族世系問題，杜甫家族出于杜預子杜耽，為襄陽房；杜佑家族出于杜預子杜尹，乃京兆房，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卻誤載杜佑一系為襄陽房，嚴重干擾了后人對杜甫世系的認識。文章認為《新表》當是依據杜信（杜佑從兄）等撰修的《杜氏家譜》，為最初撰者唐代杜信有意冒認，是杜甫在宋代地位日益隆盛背景下杜佑后人的彌補之舉。這一問題的厘清對準確認識杜甫、杜佑、杜牧等重要文人的家世大有裨益，對認識杜甫在唐代士族關系中的境遇也有啟發性。楊理論教授認為此文是胡老師近年來致力于杜甫家族考辨研究的成果，證據充分、條理清晰；但指出兩點存疑之處：一是句讀與脫文方面，如“西南五里之禮也”與“北邙山之禮也”兩處“之”后是否均有脫文；一是從高位冒認到低位是否符合常規邏輯，杜信本為京兆房，緣何會冒認為至低位的襄陽房。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李煜東博士后《〈兩唐書·杜甫傳〉史源研究——兼談兩傳在杜詩學研究上的性質》對兩《唐書·杜甫傳》史源進行了梳理，得出《舊唐書·杜甫傳》主要源自元稹所撰杜甫墓系銘、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中晚唐筆記小說中的逸聞故事、杜甫詩文和當時的社會共識?！缎绿茣ざ鸥鳌吩诶^承《舊唐書》基礎上，根據王洙《杜工部集記》、杜甫詩文和逸聞故事進行了修正和增補。兩傳所依據的材料基本都在今日可見史料范圍內，缺乏發掘隱微的原創性貢獻，并存在誤讀文獻等情況，實不能作為論說、辨析杜甫行止之證據。此種現象也提示學界不能盲從舊日注家設定的議題，需以杜甫詩文作為研究杜甫生平的根本依據。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尹玉珊教授認為文章結論比較可靠，但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深思：如“黃精”通行含義為“黃獨”，文中解釋為芋頭的一種是否可信；又，對史料溯源工作應更徹底，如唐宋筆記小說中有關杜甫內容可靠度的占比可進行一個摸排比較；文章提出利用杜詩文本作為杜甫研究的根本依據，但“詩無達詁”，故如何最大限度避免歧義的產生而追尋本意是研究者面臨的難題。

五、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另外有5篇論文涉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尹玉珊教授《述作之間：徐幹對〈論語〉的新解及活用》從“引用”角度討論徐幹對《論語》的闡釋方法，指出徐幹應時代之需創作新主題，又不能違背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因此他寫作《中論》時努力弱化“述”與“作”的矛盾：在自己新創的主題中大量引用《論語》文本并做新解，以圣人之言捍衛自己的新觀點；同時以圣人思想的衛道者自居，一面大力闡發《論語》大義，一面廓清時人對孔子思想的誤解，駁斥他人質疑。李煜東博士后從四個方面評價了此文的學術價值：展現了文本引用另一文本的研究模式、深入理解了徐幹及其《中論》的思想、豐富了漢魏之際“論語學”的樣貌、提示了漢魏之際的時代風貌等。但也建議不必引用徐仁甫觀點為己張目，如徐仁甫認為《漢書·吾丘壽王傳》存在對《論語》的斷章取義，但這不能完全等同于《漢書》的斷章取義；又徐仁甫在討論“引書與原文異義”時并沒有提到《中論》，《中論》實則與徐仁甫語境下的“引書與原文異義”并無過多連接。

焦體檢副教授《中唐格律詩的新變》認為杜甫而后，經歷了從代宗、德宗到憲宗元和中期前后長達40余年的艱難探索，元和詩壇迎來了格律詩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期。杜甫以其對七律題材境界的開拓以及杜詩“虛實自對”的原則極大影響了格律詩發展，表現為中唐格律詩在體格、品格、風格三個方面的新變。劉歡老師從選題角度指出“中唐格律詩新變”是詩歌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又結合自身研究指出杜詩中存在大量“偏枯對”現象。但也提出兩點疑問即杜甫做出這樣的突破源于有意識地將詩歌從嚴格對仗解放出來還是創作中對“不以文害意”而作的遷就？今人對格律的認識與唐宋人的認識是否一致？比如“吳體”就很難以常用的古近體劃分標準進行定義，以至于趙次公對杜詩分體甚至有“古近體”一說。

錢振宇副教授《蘇軾“兩登進士舉”考辯》綜合蘇軾《謝韓舍人啟》、傅藻《東坡紀年錄》和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以及學界已有研究成果，定論蘇軾“兩登進士舉”，一是指嘉祐二年考中進士舉，一是指嘉祐二年考中說書舉。而蘇軾之所以自述“兩登進士舉”，是因為考中說書舉在功效上等同考中進士舉?？灼街佟墩勗贰贰笆菚r，中兩科者例升一等”，蘇軾即屬“中兩科者”，可以“例升一等”，故其進士舉的殿試成績最終由丙科第五甲升為乙科第四甲，由此證實了傅藻《東坡紀年錄》“殿試，中丙科，升一甲”的真實性和合理性。謝賢良博士從選題新穎、邏輯清晰、論證細致等三個方面評議了此文，同時建議可對“蘇軾是否‘賦被黜落的討論”“蘇軾進士科名次升等的原因”“說書舉與‘蜀學關系”等重要論題進行進一步探討。

鄭慧霞副教授《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本義探微》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從《念奴嬌·赤壁懷古》之“赤壁想象”“江山如畫”“人道是”三個維度重新對此詞本義進行了研判。以往學界多從“懷抱”立論，關注到詞人因“英雄”情結而生“人生/人間如夢”的感嘆。但于“英雄”情結而生“如夢”感嘆的情感過渡之跡即詞人如何在詞作中實現由功業難成的郁結向“人生如夢”曠達的轉變，尚需立足于詞作文本內部進行深細化考察，因此了解蘇軾元豐五年的身心劇痛與無可言說的被摧折傷害，是探求《念奴嬌·赤壁懷古》“懷抱”即本義的關鍵要素。肖硯凌副教授認為此文呈現了文學作品審美價值，帶來審美的閱讀體驗，屬于文學批評范疇；內容旁涉廣泛，既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又體現了古代文學的現代意義轉化。但也存在不足之處即材料豐富導致核心研究思路被淹沒，建議對材料進行刪選并突出核心論點及結論。

薛蕾副教授的《論〈搜神記〉“五行志型”故事幻中有真的審美特點》指出《搜神記》與正史《五行志》存在顯著的互文現象，形成貫通文學與史學的“五行志型”故事，并在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交融中，蘊含著獨特的審美特點。其借助歷史敘事的形式，呈現出“文有史衣”的歷史真實，達到奇不失真的藝術真實，又以儒家政治哲學神學化為思想基礎，蘊含著深刻的現實思考，推動了志怪小說民族文化特色的敘事傳統。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孫微教授作閉幕式大會總結發言，他總結了此次讀書會四大特色：第一，體現了文本細讀、回歸文本的特點；第二，集中關注文獻與杜詩接受史，但較少關注杜詩“承前”方面，杜甫對初唐詩人的學習應是以后杜詩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第三，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更新；第四，對舊有文獻進一步的發掘和闡發。劉躍進教授致閉幕辭，他首先回顧了9年來歷屆“杜甫讀書會”的概況，強調“杜甫讀書會”并非坐而論道，而有豐碩成果，如編纂《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出版“杜詩宋元注本叢書”等。其次指出文學研究具有歷史和文學的雙重屬性。研究文學史，解讀文學作品，需要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真正理解文學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在此思路的指導下，“亞洲文化論壇”“北京·中國當代史讀書會”“周秦漢唐讀書會”“杜甫讀書會”“《文選》讀書會”陸續成立，彰顯著學術風尚的巨大變化。最后對“杜甫讀書會”的未來進行了展望，提出建議：第一，搭建更大的平臺，如在河南成立杜甫文化研究院，加強研究力量。第二，強化綜合研究，綜合其他文獻走出杜甫。第三，強化融媒體的創新，如與“杜甫國際詩歌節”一道將杜甫研究、杜甫普及等工作拓展開來，使書齋里的學術與大眾學術相結合，最終希望能借助學術共同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人民述學立論，為歷史留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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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月，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2022級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杜甫研究學刊》編輯，61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