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基本邏輯、困境審視及實現路徑

龔曉鶯,王 丹

(同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上海 200092)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1]30-31,農村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中之重。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打下堅實基礎”[2]。在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需要不斷吸納新時代的活力與動能,而平臺經濟的崛起為建設農業強國提供了重要工具。

當前,農村電商平臺已成為城鄉市場不可或缺的渠道。2021年,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2.05萬億元,農產品網絡零售額更是達到4221億元,電子商務已深入到農業生產、加工和流通等關鍵環節[3]。顯然,平臺經濟已成為振興鄉村的強勁“引擎”。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以人為本”理念一直處于核心地位,平臺經濟驅動鄉村振興,不能忽視農民作為主體這一關鍵變量。

通過文獻梳理,關于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探究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學者們從再生產理論出發闡釋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理論含義和實現路徑,如王娜等從農業生產方式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等環節著手,探析平臺經濟的作用機制[4]。另一方面,學者們借助電商平臺探討鄉村產業發展的新路徑,如王瑞峰與李爽從實踐主體、實踐目的、實踐過程、實踐效果等四個方面研究電商技術對于鄉村產業發展的數字化轉型方向[5]。第二,研究農民主體性的內涵、路徑、表達方式等方面。如梁麗芝與趙智能從鄉村治理層面探究農民主體性樣態、緣起與突破[6];楊希雙與羅建文從農民自我表達的角度探討主體性振興的路徑[7]。第三,探討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機制、制約因素、政策設計、空間效應、路徑選擇等。如孟維福等[8]及周兵等[9]選取2011—2020年我國30個省、區、市數據,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空間計量模型實證表明數字經濟確有促進鄉村振興的實效;馬文武與韓文龍從優存量、提增量、做減量三重視角討論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10];此外,馬改艷等從鄉村產業振興角度揭示了數字經濟效率提升、效益改善、結構優化和產業創新的內在機制和破解之道[11]。

由此可見,當前研究主要聚焦鄉村如何振興這一重要論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相關理論中深挖并闡釋平臺經濟、數字經濟如何助推鄉村振興,進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雖然,以農民主體性為視角的研究不乏成果,然而,鮮有學者將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作用凝聚到主體性振興上,換言之,主體性振興在平臺經濟驅動鄉村振興這一過程中呈現怎樣的價值圖景?這一問題值得深究,既可以發揚農民主動參與鄉村振興的奮斗精神,又能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通過梳理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以及闡釋主體性振興的理論內涵,分析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理論邏輯、歷史演進和現實路徑,進而從產業、文化、人才、生態、組織等五大方面審視主體性振興的困境,最后提出主體性振興視角下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對策建議。

一、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內涵闡釋

鄉村振興從本質上來說是農民振興,平臺經濟作為農民主體性提升的重要手段,與鄉村振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等方面發生互相促進的辯證統一關系。

(一)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解讀

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主要契合在經濟發展方式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層面,并呈現出相互促進的態勢。

1.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來看,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互動。具體言之,一方面,平臺經濟引領了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浪潮,為農村地區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手段,通過電商平臺、農村金融科技等,農民可以更高效地組織生產、管理資源,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生產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動鄉村振興的步伐。另一方面,通過平臺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系,促進了農村合作社、農產品供應鏈等新的組織形式的興起。農民通過平臺可以更方便地與城市市場和消費者互動,打破了傳統農業生產關系的限制,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

2.從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來看,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呈現了為農民創造自主、多樣的發展機遇。第一,該模式為農民帶來了廣泛的就業與創業選擇,有助于其實現更自由的職業發展。通過數字化平臺,農民得以涉足電商、農產品銷售、在線教育等領域,能夠根據興趣和能力規劃職業,進一步拓寬了他們的發展渠道。與此同時,平臺經濟也架起了城鄉之間的橋梁,使得農民能夠充分獲取城市資源和機會,更好地融入現代化的浪潮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第二,平臺經濟為農民開啟了通往知識與文化的門徑,提升了他們的生活質量。通過互聯網平臺,農民能夠接觸到城市文化和教育理念等,進一步豐富了他們的信息資源,拓展拓寬了知識面,有助于推動農民文化素質的提升與人的全面發展。第三,平臺經濟也為農民提供了更為便捷多樣的購物及服務方式,提升了其生活品質。農民可以通過電商平臺購買優質商品和服務,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

3.從實現共同富裕的角度來看,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指出了通向共同富裕目標的一種策略。一方面,平臺經濟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系,有助于區域協調發展,資源共享與互動有利于不同地區的均衡發展,并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另一方面,平臺經濟促進了農村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數字技術、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農民可以更準確地了解市場需求和供應情況,進行精細化生產和流通管理,有助于優化資源,提高效率,為共同富裕創造條件。

(二)主體性振興的理論闡釋

主體意味著事物的主要部分,哲學上指與客體相對、有意識的人,相較于其他客體來說是占有主導地位和中心位置的存在。馬克思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深刻闡釋了“作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是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12]54,即主體是從事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人。主體性是從主體這一概念中延伸出來的,是以人為出發點,展現出自主、自覺、能動、創造的綜合性特征,進而作用于客體的行為實踐。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盵12]25振興一詞具有激發活力的含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主體性思想的論述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引作用,而將人民主體論落腳在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問題,是對“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7的積極回應。

鄉村振興是學界與社會熱議的話題,農民農業農村問題更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而“三農”問題的核心在于農民。農民作為鄉村振興的價值依托和內生動力,如何增強其獲得感與幸福感,確定著力點時必須考慮農民的權利和需求[13]。換言之,農民的主體性也是在農民的需求和權利的所驅動下,產生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進而喚醒主人翁意識,激活內生發展動力。

農民主體性也一直備受學界關注,主體性振興是本研究提出的新概念,前者將對象聚焦于農民這一主體,強調農民的自我意識與主角意識,以主人翁姿態把控事物發展方向,同時也是鄉村發展的價值評估主體。后者不完全聚焦于農民,但仍以農民為主要對象,探討農民主體性如何在鄉村振興的五大領域,包括產業、文化、組織、生態、人才等方面產生效應?？傊?鄉村振興要考慮“為誰振興”“振興什么”“如何振興”的問題,它們集中指向將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這也是本研究嘗試將平臺經濟作為驅動鄉村振興動力的意義所在。

二、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基本邏輯

平臺經濟從理論上以數據要素、數字產品、數字化思維作用于鄉村振興,并逐漸深入到鄉村振興的發展歷程中,逐步推動鄉村多樣化、創新性、多元化發展。

(一)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理論邏輯

1.數據要素納入農業生產。數據要素納入農業生產是指將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技術手段應用于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以收集、分析和利用數據來優化農業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推動農村振興的過程。這一概念強調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以數據為基礎,對農業生產進行精細化管理和智能化決策,進而實現農業生產的升級。具體來看:第一,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數據要素的應用可以精確監測土壤、氣候、作物生長等信息,幫助農民科學調整種植、施肥、灌溉等操作,從而提高產量和質量,降低生產成本。第二,優化資源配置。數據要素可以幫助農民了解市場需求、供應鏈信息等,從而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減少資源浪費,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第三,推動農業現代化。數據要素的應用使農業生產更加智能化和現代化,有助于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推動農業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其四,推動農業數字化轉型。農業數字化轉型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趨勢,通過數據要素的納入,可以實現農業生產的數字化轉型,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

2.數字產品與服務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平臺經濟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便利性,促進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資源流動和產業協作,打破地域限制,實現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不僅有助于提升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還可以使城市居民更好地了解和體驗農村文化和生活方式,進一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另外,數字產品與服務的快速流動既能推動農村發展,提高農村產業水平、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促進農村經濟的持續增長,也能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3.數字化思維改變村民自治方式。村民通過運用數字技術、信息化手段和數據科學,可以改變農村自治方式與模式,進而以更加智能、精準和高效的方式來管理農村事務。

(二)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歷史演進

數字化建設是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1.早期嘗試與興起階段:2010年代初期。平臺經濟在中國開始興起,電商、物流等線上平臺開始連通城市與農村,一些農村地區開始通過網絡平臺線上銷售農產品,被認為是鄉村電商的雛形。這一時期,平臺經濟主要關注解決信息不對稱和物流等基礎問題。

2.鄉村電商崛起階段:2010年代中期至后期。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首次提出“數字鄉村”這一概念,指出要發展智慧農業工程,逐漸推進物聯網試驗示范和遙感技術應用。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進一步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深入推進“互聯網+農業”工程,不斷加強我國數字農業農村系統建設。自此鄉村電商興起,一些大型電商平臺在農村地區建立了物流配送網絡,農民可以通過線上平臺銷售農產品,拓展了市場,提高了收入。平臺經濟逐漸開始與鄉村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也為農村帶來了新的商機。

3.農村金融與金融科技發展階段:2010年代后期至2020年代。金融科技和平臺經濟的結合為農村發展帶來了更多機會,互聯網金融服務逐漸進入農村,為農民提供貸款、保險等服務,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一些數字平臺也開始提供金融科技支持,幫助農民開展融資、創業等活動。

4.數字農業與農村智能化階段:2020年代至今。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平臺經濟在農業領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無人自動操控、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被應用于農業生產,數字化平臺可以為農民提供精準農業解決方案,幫助提高農業產量和效率。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中進一步指出要以現有資源為基礎加快建設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要深入實施“數商興農”和“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根據《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的戰略目標,到2035年,數字鄉村建設要取得長足進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將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政府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數字化技術在農村的應用。平臺經濟成為推動農村產業升級、提高農民收入、促進鄉村文化傳承等多方面的重要力量。

總之,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歷史發展進程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從早期的嘗試到現在的全面推進,平臺經濟融入鄉村經濟的各個方面,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動力。

(三)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現實路徑

1.平臺經濟為鄉村振興搭建多樣化的發展平臺。以信息化、數字化和互聯網為基礎,通過構建多方共贏的平臺生態系統,可以實現城鄉資源的互補與整合,推動農村產業升級、文化傳承和社會發展。第一,在推動鄉村產業升級方面,傳統農村產業常面臨規模小、技術滯后等問題,而平臺經濟打破了地域限制,將農產品與消費者直接連接,提供了更多的銷售渠道。農產品可以通過電商平臺迅速觸達市場,促進產業升級和農民收入增加,推動農村經濟的轉型發展。第二,在文化傳承方面,數字化平臺為農村文化的傳承和宣傳提供了新途徑。通過網絡鄉村的傳統文化、手工藝、民間故事等得到更廣泛地傳播,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還能吸引更多人關注并參與到鄉村振興中。第三,在社會發展方面,數字技術的引入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方式,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創業并增加就業。如共享經濟模式通過分享農村資源與服務,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減少農村“空心化”現象,促進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2.平臺經濟為鄉村振興注入創新創業的新動力。數字技術的應用激勵農民參與創新、創業,推進了農業生產的現代化進程。第一,為農村創新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與機會。平臺經濟連接了城市與鄉村的市場,打破了農村創業和創新面臨的市場準入難、信息獲取不足等困境,將農產品與服務推向更廣泛的受眾,進而為創新者提供了更多渠道,激勵他們不斷推陳出新,滿足多元化的市場需求。第二,資源共享促使農村產業發展更加活躍。參與共享的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資金,還可以是知識、技術和經驗。創新者借助平臺獲取來自全國乃至全球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持,加速創新的步伐,進一步推動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農村產業的升級。第三,加強農村與外部世界的信息傳遞。通過數字技術,農民可以獲得市場趨勢、新技術、政策變化等實時信息,使其能夠更精準地做出決策,更有信心地參與創新和創業活動。

3.平臺經濟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具體來看,第一,創業者在數字化平臺上發現鄉村振興引發的商機。數字經濟為創業者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們在農村尋找到新的切入點,開發新型農產品銷售、農業科技研發等業務,創業者的參與不僅帶來了新的商業模式,也為鄉村振興注入了創新的動力。第二,投資者涌入為鄉村經濟注入資金和資源。數字化平臺將投資者與潛在的農村項目連接起來,使得投資者能夠更便捷地找到有潛力的投資機會,從而支持鄉村產業的發展。投資者的參與不僅為鄉村振興提供了資本支持,還推動了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三,科研機構的參與為鄉村振興注入科技創新力量。智能農業、數字化農產品追溯等數字技術在農村領域的應用,需要科研機構的支持,通過他們提供專業知識、先進技術,協助農村實現向現代農業的轉型,推動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傊?多元主體的參與帶來了更廣泛的創新思維、技術支持和資本投入,為鄉村振興注入了豐富的資源和活力。

三、主體性振興視角下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困境審視

農民是農村發展的主體,當前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實現平臺經濟助力農民主體性的提升任重而道遠,必然在現實中會面臨一些困境。

(一)農民收入總體水平不高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同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又宣告了我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這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進程中,農民收入是鄉村振興的中心任務。

現階段,我國農民收入總體水平不高,相對貧困依舊存在,返貧風險人口不在少數,涵蓋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城鄉數字鴻溝、農村傳統產業阻滯等方面問題。具體表現在:第一,農民增收渠道較為單一,城鄉收入差距較大。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農民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占41.96%,財產凈收入占2.53%[14],可見,在農民增收中工資性收入的貢獻占比大,且集中在建筑業及服務業,表現出就業類型單一、技能水平低、就業穩定性不強的特點。同時,經營行業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務、修理及其他服務業,經營性收入增長動力不足,三產帶動收入增長效果不佳。另外,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掣肘農民主動求富、返鄉創業的動力。從《2021年中國農村統計摘要》可以看出,雖然我國城鄉收入倍差(農村為1)穩定且有逐年遞減的大趨勢,與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現剪刀差趨勢[15],但城鎮居民收入仍遠高于農民收入(見圖1),這也反映出農民在農村地區的增收渠道和水平遠低于城市地區,農民較難在這種差距中建立信心。

圖1 城鄉、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其二,城鄉數字鴻溝逐漸拉大?！?023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指出,到2023年底,我國數字鄉村發展要取得階段性進展。數據作為數字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也能成為促進鄉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新貢獻點。然而,現階段城鄉數字鴻溝依然存在,一方面,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民數字化應用的基礎性要素不足導致動力不足[16]。另一方面,城鄉居民數字素養存在差異,農村中存在大量“信息貧困戶”,“數字鴻溝”減少了農民的收入機會和途徑[17]。其三,農村產業發展模式單一,數字平臺驅動力不足。農村產業發展對農民總體收入提升至關重要,數據顯示,2022年家庭經營凈收入占農民收入的34.63%[14],其中六成多來自農業經營收入。然而,現階段農村產業主要集中在傳統農產品生產領域,部分農民仍然依賴傳統的農作物種植和養殖業務,導致產業結構單一,難以應對市場需求的多變性。與此同時,農產品銷售渠道狹窄,缺少強大的數字平臺支持,農民仍通過批發市場、農貿市場等傳統渠道銷售產品,價格也受制于中間環節。

(二)農民對平臺文化接納度不夠

數字技術的強勢下鄉,一定程度上會沖擊鄉村傳統文化觀念,影響平臺文化扎穩扎深根基。第一,現階段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嚴峻,老年群眾對數字認知模糊,平臺文化難以完全滲透?！吨袊l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顯示,我國農村常住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比重達到了23.99%,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6.57%,超過了“老齡社會”標準(見表1)。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農村地區老齡化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2019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的18.1%,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2.6%),而50歲以上農民占不使用智能手機群體的97.05%,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占僅用手機接打電話群體的90.19%,無智能手機的受訪農戶,其家庭成員以50歲以上老人為主[18]14,留守群體特別是老齡群體對手機功能的適應能力不足,較少接觸到數字紅利。

表1 按常住人口劃分的年齡和性別情況(單位:%,周歲)[18]15

第二,鄉村平臺文化與傳統文化產生不適。數字鄉村建設整體缺乏自下而上的文化傳導,農民對平臺文化的不適應從而被動接受數字嵌入這一過程,導致角色轉換遲滯[19]。農村地區因其特有的社會性,數字資本的進駐必然要考慮到農村的鄉土文化[20],同時受制于當地基礎設施和發展環境,因此,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使廣大農民逐漸適應平臺文化的融入,從而產生雙向作用的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民從被動接受到積極主動參與的轉變過程中,需要積極感知數字文化的主體性,以彌補內生數字文化動力的不足。第三,農民缺乏平臺信任感。對于新興的平臺文化,農民會擔心個人信息泄露、網絡安全問題等,促使他們對使用平臺產生顧慮,從而降低了對平臺文化的接納度。

(三)鄉村數字化人才儲備不足

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指出,“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21]。然而,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嚴峻,人口年齡結構逐漸失衡,大量年輕人口涌入城市,農村空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根據最新數據分析,到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預計將達到70.12%,到2050年,這一比例可能達到81.32%,在2030年之前,我國農村老齡人口的比例可能會超過30%[22],從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來看,城市化進程助推了農村老齡化。到2030年,我國農村剩余人口大約4億人,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外流會造成大部分農村的衰落現象[23],這一形勢會極大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從短期影響來看,農村中堅勞動力將面臨嚴重不足,《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外出農民工17190萬人,比上年增長18萬人,整體上較為年輕,平均年齡為37.4歲。農村主體力量的缺位,短期內將通過引入大量現代化機械和城市資源,“填鴨式”“造血式”發展農村經濟。從長期影響來看,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年輕人更傾向于遷往城市謀求更好的就業和生活機會,這進一步加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進而拉大農村勞動力缺口,勢必影響到現代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從這點出發,提供農民所需的現代農業知識與技術管理,幫助他們適應現代化農業的發展勢在必行。從就業環境來看,城鄉就業環境差距較大,公共服務供給差異顯著。有研究指出,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度為30%～40%[24],這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四五”時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這一目標尚有距離。具體來看,農村大量年輕勞動力、技術骨干力量的流出與城鎮教育、醫療、技術供給、生態環境、福利水平、更高收入、更好就業機會等密切相關[25]?？梢?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提升也為農村留住人才、加快城鎮勞動力回流提供可行性。

(四)農民數字化生態建設意識薄弱

良好生態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點。良好的人居環境是廣大農民的殷切期盼,要堅持綠色發展,打造農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然而,我國鄉村生態振興仍面臨數字技術認知不足、數字化設施覆蓋不全面、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利益斷鏈、綠色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的技術支撐不足等難題,具體表現為:第一,數字化技術認知不足。許多農民對數字化技術及其在生態保護中的應用了解有限,對如何使用數字化工具進行生態保護缺乏明確的認識和技能。第二,數字化設施覆蓋不全面。數字化設施的覆蓋率在一些農村地區相對較低,網絡、計算機、智能手機等設備的數量不足,導致農民難以獲取和使用數字化資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年6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9.2%,其中農村寬帶用戶達到1.89億戶,但相對于城市地區,農村地區的數字化設施覆蓋率仍然較低,這限制了數字化技術在農業和農村中的應用,制約了鄉村振興和生態保護的發展。第三,生態資源在向經濟資源和鄉村建設轉化上出現技術困境。由于城鄉技術差距大,農民因其知識薄弱導致在實踐中技術應用不足,缺乏高效利用土地資源、構建符合生態系統等方面的技能,加之農業機械化水平不高、粗放型農業經濟發展極易造成農機產品過?，F象,延緩了生態農業產業結構升級進程。

(五)村民自治借助平臺動力不足

鄉村治理現代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我國鄉村治理中存在鄉村數字政府建設遲滯、村與村之間技術交流互通匱乏、農民群眾自治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具體而言,第一,基層政府數字化水平不高,借助平臺力量的治理能力不足。數字政府建設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在基層還不足以借助技術水平建設高質量公共服務體系,村兩委干部治理能力不足,對新生事物接受水平不高,數字平臺的治理理念沖擊著傳統“非程序化”“復雜化”“熟人社會”的治理體系。其二,數字文化逐漸改變傳統鄉土邏輯,農民直至村落之間的自治模式存在異質性[26]。平臺文化主張數字化治理,強調依靠數據分析和科技手段進行決策,然而,在傳統鄉村治理邏輯中,村民的經驗智慧被視為決策的重要依據,這一定程度上阻滯了鄉村治理現代化。

四、主體性振興視角下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把握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辯證關系,厘清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基本邏輯,同時立足農民收入水平不高、對平臺文化容納度不夠、數字化人才儲備不足、數字化生態建設意識薄弱、平臺自治動力不足等現實梗阻基礎上,要想在主體性視角下扎實推動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就必須從產業、鄉村、人才、生態、組織等多重層面明確可行路徑。

(一)平臺經濟助力鄉村產業升級,提升農民總體收入水平

我國鄉村產業現代化正在逐步加速,農業“數字+智慧”工程也取得一系列成績。以吉林省白城大安市三業村為例,在該村一片6667公頃的示范田里,通過玻璃鋼水渠和智能灌溉系統3年多的應用實踐,土地鹽堿值有了明顯改善,PH值從10降到正常值8,產量也從每公頃1500公斤增加到7500公斤[27]?？萍紝鹘y農業助力效果顯著。

針對農民增收渠道單一、農民整體收入水平不高、農民經濟主體性較弱等影響農村產業振興的挑戰,第一,要借助平臺力量優化鄉村產業結構?？梢岳闷脚_搜集和分析大數據,了解鄉村產業的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基于數據預測,決策者可以調整產業結構,將資源投向有前景的產業領域。例如,通過高科技企業投資農業領域科技創新項目,加快與農業生產、流通、消費端的通力合作,提升城鄉數據要素的流通速度,將城鎮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引入鄉村。第二,要借助平臺力量進行多元化、特色化發展,增強農民生產信心。一方面,通過平臺經濟為鄉村特色產業開辟廣闊的市場并進一步拓展銷售渠道。在電商平臺、社交媒體、在線市場等的運營下,鄉村特色產品更容易被消費者發現并購買,從而促進特色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平臺經濟有利于協助鄉村產業進行品牌建設和營銷推廣。以線上展示、宣傳推廣、用戶評價等為手段,鄉村特色產業可以建立起獨特的品牌形象,增強市場競爭力。第三,要借助平臺力量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通過激發農民主動借助數字資源、平臺技術創新創業的活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增加鄉村低技能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就業機會[28]?？梢耘囵B農民成為電商創業者,促進線上零售和批發業務,創造倉庫管理員、配送員、客服等職位的就業機會。還可以建立農產品線上銷售平臺,促進農民將產品推向市場,創造銷售、包裝、物流等職位的就業機會。商務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農村網商(網店)達到1730.3萬家,同比增長6.2%,其中直播電商有573.2萬家,占33.1%[29],這將有助于吸引農民工、大學生返鄉創業和就業。

(二)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文化傳承,提升農民文化自信

平臺經濟是通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構建的一種新型商業模式,它將供需雙方連接起來,促進資源共享、信息傳遞和交易活動。在鄉村,借助平臺可以創造一個數字化的環境,使農民能夠更好地傳承和展示文化魅力,同時也能從中獲得經濟回報。第一,平臺經濟對鄉村文化產業振興的推動力量不可忽視。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順應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改造提升傳統文化業態,提高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通過打造“一鄉一品”的特色文化品牌,將歷史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以建設應用鄉村文化產業數字化平臺。通過數字平臺打破時空界限,催生鄉村旅游、文化體驗等鄉村產業發展新模式新業態,進而提高文化產品的附加值。文化消費也是鄉村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逐漸趨向平臺化,可以利用平臺推廣鄉村旅游資源,讓更多游客了解鄉村的傳統文化,并參與一系列文化體驗活動,游客與農民互動交流,促進鄉村文化傳承。第二,平臺經濟融入鄉村文化,為豐富鄉村文化內容注入新活力,提高農民文化自信?！拔幕孕攀且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30],農民的文化自信還體現在對鄉土文化肯定這一精神層面,數字平臺的融入為保持鄉土文化的活力賦予動力。通過建立數字化平臺,以圖片、視頻、音頻等多媒體形式,展示民俗、手工藝、音樂、舞蹈等傳統文化,可以讓農民與外界更好地了解鄉村的文化遺產。

(三)平臺經濟助力鄉村人才培育,提升農民新型技術應用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要創新鄉村人才工作體制機制,充分激發鄉村現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鄉村創新創業?！盵21]實現鄉村人才振興是增強內生發展動力的堅實力量,如何培養鄉村數字化人才,增強“留守”農民和返鄉人才的主體性意識,可以利用平臺經濟進行賦能。第一,以平臺力量打通人才交流渠道。平臺憑借其便捷性加強人才的交流合作,促進知識和資源的流動,激發創新意識,進而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具體言之,既可以通過專業社交平臺,各類人才管理分享個人或機構的專業資料,在線進行互相關注、留言互動等,還可以建立知識共享平臺、產學研平臺、創新實訓平臺,以及打造名家講壇,讓技術人才刊發的研究成果、經驗得到分享,閱讀者通過平臺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以此創造并增加更多合作機會。第二,成立本土鄉村數字人才發展中心,構建數字人才交流平臺。鄉村數字人才發展中心可以深化數字鄉村發展建設模式,以整合數字資源方式為農民提供相關數字技術培訓,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數字技術需求[31],這與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更加注重扶貧扶智……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的要求相一致。第三,借助平臺經濟的規模優勢和技術優勢,縮小城鄉技術差距。平臺是城市和農村技術人才之間的橋梁,能夠促進知識和技術的傳遞與擴散,尤為重要的是,城市技術人才通過平臺分享先進的技術知識,提升農村人才的技能水平,進而加速農村在技術層面的升級。

(四)平臺經濟助力鄉村生態保護,提升農民綠色發展意識

現階段,數字經濟以平臺經濟為主要方式,逐漸融入農村的生態發展中。發揮平臺經濟優勢,推進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從需求側出發,平臺經濟助力農民實現綠色消費,增強綠色消費意識?！蛾P于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表明[32],我國正大力發展綠色消費,不斷推進新能源汽車、綠色智能家電、綠色建材下鄉活動,綠色消費已逐漸拓展到農村地區。綠色消費作為需求側的重要綠色理念,一方面,平臺經濟在重塑交換方式和資源配置時,也在影響消費者的消費力。如平臺經濟從生產方式、分配形式和交換方式等方面對綠色消費力產生影響[33];另一方面,綠色消費通過改變消費者習慣,在潛移默化中從衣食住行各領域改變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同時,綠色消費可以促進經濟模式和社會模式的改變,消費行為中對于綠色產品與服務的選擇和購買將影響整個市場綠色化發展的程度,綠色消費從需求端影響到供給端,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側出發,平臺經濟不僅可以為農村提供尖端的農業技術和信息,還能夠協助農民實現精準農業、無人機植保等創新實踐,從而優化整個農業生產鏈,減輕農業活動對環境的不良影響。此外,借助平臺還能有效推動農村環保產業的蓬勃發展,諸如農村生態旅游、有機農產品銷售等領域將獲得新的生機。值得一提的是,平臺經濟有望促進農村資源的高效共享與循環利用,如農具的共享利用以及農產品追溯體系的建立,將從根本上減少資源的浪費,進而提升生態效益,為農村可持續發展帶來積極影響。平臺經濟的整體作用,在于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走向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經濟社會[34]。

(五)平臺經濟助力鄉村組織治理,提升村民數字自治水平

平臺經濟可以有效地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加快實現更加民主、高效、透明的鄉村治理。第一,構建鄉村電子政務平臺,為農民提供涵蓋信息查詢、辦事指南、在線申辦等多方面在線政務服務,鄉村電子政務平臺不受地理位與時間限制,極大地方便了農民獲取政府服務。該平臺還承擔更深遠的使命,它將村務信息、財務預算、項目計劃等內容向公眾開放,從而顯著提升治理的透明度,使農民對政府的決策和行動有更全面了解,也為農民參與決策提供了更多機會,加強了政民的互動與合作。第二,打造鄉村信息共享平臺,整合了土地利用、農業產量、人口統計等關鍵領域的各類信息。該平臺將為決策者提供精準的數據支持,從而為農村發展的決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第三,建設在線議事平臺,讓農民能夠通過網絡參與村莊事務的討論和決策,提高農民在治理中的參與度。與此同時,利用社交媒體平臺,能夠引導公眾輿論,促進鄉村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第四,設立問題反饋與解決平臺,讓農民隨時向政府反映問題,政府做到及時回應與解決。第五,通過在線平臺召開村民大會,讓更多的村民參與討論重要事務,增強民主參與意識?？傊?平臺經濟以推動民主參與、信息互通、治理效能、社會創新、鄉村形象等優勢為農民數字自治提供發展空間。

結語

平臺經濟勢如破竹的發展,著力于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為傳統經濟注入了新活力。目前,平臺經濟正邁向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進一步詮釋了“人民至上”的價值旨歸。文章以主體性振興為視角,聚焦平臺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探索平臺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可行性,并強調鄉村振興的內核是人的振興,這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毋庸諱言,平臺經濟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在助力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平臺信息不對稱、農產品質量監管等問題,進一步加強規范和管理。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發揮農民主體性借助平臺經濟推進鄉村振興,將有利于鄉村社會發展與人民獲得感、幸福感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