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邏輯與路徑

李寶貴,劉家寧,李 慧

(1.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2.遼寧師范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引言

“成長”這一概念源于生物學,指有機體由小到大的發展機制和過程。高等教育領域內的學科成長可理解為大學內學科在動態環境下,以一定資源為基礎,以創造最大學術、社會價值并獲得持續發展為目標,一定時期內實現從產生到發展,進而走向成熟,甚至達到世界一流的運動過程[1]。70多年來,國際中文教育從外國留學生中文教育為開端的起步階段,改革開放之初的學科創立到其后的學科深化的理論覺醒階段,再到現今實現學科大發展的中國特色化階段。道路雖然崎嶇,國際中文教育學科也在改革中不斷發展壯大。

回答“何為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以及“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如何成長”,是深入推進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和必要前提。梳理學科發展歷史、把握學科成長的邏輯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通過以史為鑒,梳理前人之思,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發展歷程與成長邏輯,明確學科所處的成長階段,既有利于展現國際中文教育領域的發展面貌,又可以進一步明確國際中文教育的未來發展方向,能夠為新時代新征程國際中文教育創新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和學理支撐。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發展歷程并非一條平穩上升的直線,而是一個歷經波峰與波谷的交錯、呈螺旋式上升的曲折發展過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開展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研究,首先需面對如何劃分學科成長階段的問題。學界對于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階段劃分具有多樣化理解,可歸納為“二階段說”、[2]“三階段說”、[3][4]“四階段說”[5][6]等。學者們從不同視角、以不同標準對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成長歷程進行了初步劃分,揭示了不同時期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的內涵特征,為進一步深入開展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參考。然而在新時代背景下,有關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的邏輯分析以及系統研究仍較為薄弱,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研究未受到應有之重視。

因此,本研究對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成長歷程進行較為系統、完整的過程性分析,并嘗試闡明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內在生成邏輯和外在建成邏輯,在此基礎上,探索未來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路徑,為新發展階段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

一、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階段劃分及其特征

回顧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歷史,從總體上認識和把握國際中文教育發展脈絡并進行分期研究,可以為新時期國際中文教育史研究提供一個結構性的研究框架。同時,系統地、全面地把握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的歷程和不同階段的特征,對探究學科成長邏輯、引領國際中文教育未來發展方向至關重要。在對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成長歷史進行階段劃分時,綜合考慮的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演進階段;國際中文教育學科自身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改革措施與里程碑事件;國家教育、外交等領域的重大政策出臺與國際中文教育發展之間的關聯性?；诖?本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關鍵歷史事件與時間節點作為歷史階段分期的重要依據,將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九個階段。(見圖1)

圖1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階段劃分

具體而言,根據歷史演進過程中的標志性歷史事件或關鍵時間節點,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階段可劃分為四個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對外漢語教學起步時期、改革開放后的對外漢語教學蓬勃發展時期、新世紀的漢語國際教育高速發展時期、新時代的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時期。不同成長階段既呈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征,又體現了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延續性。與此同時,四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還可依據多個重要的關鍵時間節點,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對外漢語教學起步時期(1950—1977年)

第一個劃時代歷史事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處于對外交流合作初步開拓階段,1950年,通過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簽署文化合作協議的方式互派留學人員,首批接收了33名來自東歐國家的留學生,這標志著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開端。

1.第一階段(1950—1954年):對外漢語教學的初創階段

第一階段為對外漢語教學的初創階段。這一時期主要有4個事件,奠定了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基礎。

一是啟動初始批次留學生中文教育。1950年12月,33名東歐五國留學生抵達我國,由清華大學負責承擔首批外國留學生的漢語培訓。1951年1月,清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正式成立,標志著新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的開端。該班1952年被調進了北京大學,并更名為“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7]。留學生人數增至77人(包括東歐國家44人,朝鮮29人,蒙古4人)。二是越南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的成立。1953年9月,為了就近培養越南留學生,中國政府在廣西桂林開辦了越南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該班于1954年改名為桂林中國語文專修學校)。三是1952年新中國派出了第一批對外漢語教師到東歐進行漢語教學[8]。四是出臺來華留學生管理法規。1954年我國政府頒布了《各人民民主國家來華留學生暫行管理辦法(草案)》,為各國來華留學生的日常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據,至此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逐漸步入正軌。這些里程碑事件為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成長奠定了基礎。

2.第二階段(1955—1965年):對外漢語教學的探索階段

第二階段為對外漢語教學的探索階段。這一時期,外國留學生數量穩步增加,我國通過整合教學資源和改進管理制度等方式,積極探索對外漢語教學學科建制的發展之路。

其一,優化組織架構,整合對外漢語教學資源。隨著民族解放運動在非洲和拉美廣泛展開,一些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非洲國家與中國建交后,紛紛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非洲籍來華留學生的數量大幅增加。為了加強對非洲留學生的教學與管理工作,北京外國語學院根據高教部的指示,設立了“非洲留學生辦公室”[9]。1961年7月,高教部將“北大專修班”與“非洲留學生辦公室”合并為“外國留學生辦公室”。1962年,外國留學生辦公室根據國家規劃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一所專門教授外國留學生漢語的學校,命名為“外國留學生高等預備學?！?1965年,更名為“北京語言學院”,即后來的北京語言大學)。

其二,完善管理制度,培養質量提升。1962年,我國政府頒布了《外國留學生工作試行條例(草案)》,對外國留學生的接收培養、教學管理及經費開支等方面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標志著我國對外漢語教學步入了初步探索的新階段。

3.第三階段(1966—1977年):對外漢語教學的發展停滯階段

第三階段為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外漢語教學的停滯和緩慢發展階段。由于“文革”的爆發,從1966年至1977年的10余年間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發展極為緩慢。1966年9月,在中國學習的近4000名外國留學生陸續回國。直至1972年起,隨著中美、中日建交,我國的外部發展環境有所改善。1973年開始,中國正式恢復接收外國留學生,當年全國共接收383人,1974年378人,1975年432人,1976年465人,1977年408人。不過這一時期受文革影響,對外漢語教學恢復步伐緩慢。

(二)改革開放后的對外漢語教學蓬勃發展時期(1978—2003年)

第二個劃時代歷史事件為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政府為適應對外開放戰略、新時期外交方針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逐步擴大了教育領域的對外開放?，F代化、規?；膶ν鉂h語教學始自1978年的改革開放[10]。

1.第四階段(1978—1986年):對外漢語教學的恢復發展階段

第四階段為對外漢語教學的恢復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正式確立,理論研究也空前繁榮,對外漢語教學工作不斷取得新進展。

其一,相關教育法律法規的不斷建立和完善,為學科建立奠定基礎。1979年,我國頒布了《外國留學生工作試行條例(修訂稿)》,對外國留學生的接收、教學、管理、學籍等方面的法規進行了明確和細化。1981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中第十五條明確規定:在我國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學位。這一條例的頒布為外國留學生的學位授予提供了法規依據。

其二,學科正式確立。在王力、呂叔湘等老一輩語言學家的共同推動下,1983年,中國教育學會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會成立,標志著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正式創立[11]。1984年,國家設立“對外漢語”本科專業。1985年,北京語言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上海外國語學院和華東師范大學四所高等院校開始招收第一批“對外漢語”專業本科生。

2.第五階段(1987—2003年):對外漢語教學的上升發展階段

第五階段為對外漢語教學的上升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來華留學生數量的增長,招收外國學生的院校也在不斷增加,學科建設的不斷完善為來華留學生提供了更加規范和科學的教育環境,為對外漢語教學在國際上的推廣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一階段的學科成長可以從五個方面進行概述:

一是學科發展總體目標的確立。1987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負責統一領導和協調全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步入新階段。1988年,首次全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會議提出“對外漢語教學是國家和民族的事業”。

二是對外漢語教學大綱的陸續研制。1988年,國家教委發布了《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試行)》,1989年,又發布了《漢語水平考試大綱(初、中等)》,這兩部大綱的研制,改變了我國外漢語教學大綱長期缺失的局面。1990年全國第一次中高級對外漢語教學討論會之后,由國家漢辦和北京語言大學先后組織專家學者,在十年間制定了《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大綱》(1995)、《中高級對外漢語教學等級大綱》(1995)、《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1999)、《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課程規范》(1999)、《對外漢語教學中高級階段課程規范》(1999)、《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教學大綱》(2002)、《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短期強化)》(2002)和《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長期進修)》(2002)等教學大綱。這些大綱的制定,為新時期對外漢語教學的課堂教學和教學管理提供了綱領性指南,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學科的規范和科學發展。

三是頒布教師資格與漢語水平考試制度。1990年,國家教委發布了《對外漢語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范了對外漢語教師資格的認定程序。1992年,又頒布了《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辦法》,明確了漢語水平考試的具體細則,進一步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的規范發展。

四是完善相關學科專業設置。1993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在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下增設對外漢語專業。1998年,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新舊專業對照表》中,對外漢語專業的專業代碼由050112變更為050103。

五是規范管理體制與工作機制。1989年,國家教委頒布《關于招收自費外國來華留學生的有關規定》,將招收自費留學生的審批權下放至省級教育行政部門。這一政策確立了高校來華留學生自主招生權,拓展了接收來華留學生高校的范圍,為來華留學教育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2000年1月,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聯合發布《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至此,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來華留學生管理體制與工作機制。在這些教育政策的推動下,留學生從1977年的1217人到1999年的44711人,20年增長35倍。

(三)新世紀的漢語國際教育高速發展時期(2004—2018年)

第三個重要歷史節點為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建立。21世紀初期,隨著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外各領域交流與合作日漸頻繁、中國教育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世界范圍內的“漢語熱”不斷升溫,海外各國孔子學院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標志著新世紀的國際中文教育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新時期。

1.第六階段(2004—2011年):漢語國際教育的高速發展階段

第六階段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高速發展階段。21世紀之初,配合國家的“文化走出去”戰略,漢語大踏步走向世界。2004年,中國在海外成立第一所孔子學院,2005年首屆“世界漢語大會”召開,在以往“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上又發展出“漢語國際教育”的提法,大力推動中文教育走出國門[12]。這一階段,對外漢語教學實現了歷史性轉型,向漢語國際教育邁進,實現了教學主戰場從國內轉向世界[13],教學對象由來華留學生擴展到了海外普通民眾。這一階段的學科成長主要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孔子學院的設立為學科發展搭建平臺。2002年,中國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建立。此后,海外孔子學院建設呈現“加速度”狀態。從年均增長數量上看,孔子學院自2004年誕生以來,2005年至2007年經歷一個高速增長期,由2005年的35所增長到2007年的226所,平均每年增加近100所。2007年,孔子學院總部正式掛牌成立。2008年至2011年增速有所放緩,仍然保持年均增加30到40余所的快速增長趨勢。截至2012年,全球108個國家和地區共建400所孔子學院和535個孔子課堂,注冊學員超過65萬人,有352萬人參加海外各類漢語考試,舉辦各類文化活動1.6萬余場次,海外受眾達948萬人。

第二,支撐學科建設的各類標準大綱不斷完善。2006年,為了滿足全球漢語推廣工作的開展需要,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改名為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為推動漢語國際教育學科建設水平進一步提升,2007年,國家漢語辦公室會聚海內外專家學者研制了《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國際漢語能力標準》以及《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并付諸實施。這些漢語國際教育標準的建立為海外各國中文教學的穩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國家教育發展規劃為學科發展鋪平道路。2004年,教育部發布《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強調擴大教育對外開放,推廣對外漢語教學,實施“漢語橋工程”,強化境外“孔子中文學院”建設,全面推廣漢語水平考試(HSK),培訓對外漢語教學教師,促進各國教育機構開設漢語課程。2006年,國家漢辦提出了漢語國際教育的“六大轉變”,這標志著漢語國際教育由國內對外漢語教學向“招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方向邁進。2010年,國務院頒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推動我國高水平教育機構海外辦學,加強教育國際交流,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和教育服務。支持國際漢語教育,提高孔子學院辦學質量和水平”[14]。這對推動漢語國際教育加快走出國門、搭建中外文明溝通交流之橋梁,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2.第七階段(2012—2018年):漢語國際教育的規范發展階段

第七階段為漢語國際教育的規范發展階段。2012年勝利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為中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發展藍圖。以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引,漢語國際教育也進入了規范發展階段。在陸續出臺的中外相關政策的推動下,漢語國際教育學科建設規范、有序、健康發展。

其一,孔子學院相關政策文件的出臺。隨著海外各國中文教育實踐的深入開展,孔子學院總部在這一時期陸續出臺了《孔子學院章程》《孔子學院總部資金管理辦法》《關于做好孔子學院專職院長和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新漢語水平考試大綱》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對海外中文教學、漢語考試和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進行規范,推動了孔子學院等中文教育機構建設的標準化與可持續發展。

其二,師資專業化培養與教學規范化發展。為適應國際漢語教學形勢的新變化,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于2012年組織國內外專家和教師對《國際漢語教師標準》(2007年版)進行了修訂。 2014年,對《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也進行了修訂。這些相關標準與大綱的完善更好地適應了各國海外中文教育的實際需求,為漢語國際教育的規范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綱領性框架。

其三,海外漢語國際教育體系初步建成。2014年孔子學院創辦十周年之際,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第九屆全球孔子學院大會開幕式上提出了孔子學院新十年的十六字建設方針,即:要注重“提升質量、服務需求、緊密合作、互利共贏”[15]。通過推動孔子學院規范化、標準化、品牌化發展,助力構建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2012至2018年這一時期,全球有162個國家和地區共建550所孔子學院和1172個孔子課堂,各類面授學員186萬人,網絡注冊學員81萬人?？鬃訉W院現有中外專兼職教師4.7萬人,主干教材資源庫達54個語種,6700多冊漢語教材和文化讀物,舉辦各類文化活動受眾達1300萬人?？梢哉f,截至2018年年底,基于孔子學院全球布點的漢語國際教育體系初步建成。

(四)新時代的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時期(2019—至今)

第四個重要事件節點為2019年首屆國際中文教育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際中文教育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時期。進入新時代,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的重心將從重視中文教育機構規模的“高增速”擴張,轉到重視提高中文教育質量的內涵式發展上來,推動“高質量”發展成為“十四五”時期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的重要主題。

1.第八階段(2019—2020年):國際中文教育的轉型發展階段

第八個階段為國際中文教育的轉型發展階段。在這一承前啟后的新時期,國際中文教育“版圖”不斷擴大,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的革新,激發創新活力和內在驅動力,以構筑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現代國際中文教育體系。

其一,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中文納入其國民教育體系。中文納入海外各國國民教育體系是國際中文教育發展新階段的新現象[16]。隨著更多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海外各國教育體制內各學段開展中文教學的各級各類學校也將成為國際中文教育的中堅力量?？梢?中文納入海外各國國民教育體系是新時代國際中文教育縱深發展的突出特征。

其二,中文學習需求日益多元。隨著世界各國民眾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熱情持續高漲,個性化、差異化、多樣化的中文學習需求與日俱增。然而,原有的以海外孔子學院為框架搭建的漢語國際教育體系,其運營管理模式、資源供給體系發展相對滯后,資金來源渠道較為單一,越來越無法滿足各國旺盛的中文教學需求。

其三,新冠疫情對中文教育產生的巨大沖擊。2020年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對全球的教育生態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國為應對疫情,紛紛采取臨時關閉學校、開展大面積線上教學等策略,這對國際中文教育原有的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模式、課程設置、教師管理等辦學模式產生了重大挑戰,師資隊伍建設、數字化教學資源建設亟待加強,教學模式與管理模式亟待創新,以適應后疫情時代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的多元化需求。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大國關系發生深刻變革,這對國際中文教育的安全發展也帶來重大挑戰。這一時期,國際中文教育面臨著內外諸多機遇與挑戰,轉型發展已刻不容緩。

其四,基金會和語合中心相繼成立。2020年,由27所高校和企業共同發起成立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開始全面負責孔子學院品牌的運行。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更名為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負責統籌建設國際中文教育資源體系,參與制定國際中文教育相關標準并組織實施;支持國際中文教師、教材、學科等建設和學術研究。國際中文教育的國際化、民間化、專業化運行,是順應新時代發展需求的重要改革舉措,反映了新發展階段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理念的革新。

2.第九階段(2021—至今):國際中文教育的數智化發展階段

第九階段為國際中文教育的數智化發展階段。新時代新征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的持續復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將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學習中文,國際中文教育必將迎來一個較長的高質量智能化發展時期。

第一,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地位進一步提升?！堆芯可逃龑W科專業目錄(2022)》將“國際中文教育”(代碼0453)列為教育學門類下與一級學科并列的專業學位類別,增設博士專業學位。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歸屬的重新劃分和學科地位的提升,說明國際中文教育已成為一門具有較為完整理論體系、相對獨立的、具有發展潛力的學科。

第二,中文教育方式和資源的數智化升級。目前,全球已有16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499所孔子學院和793個孔子課堂,19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中文教育項目,85個國家通過頒布法令政令等方式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開設中文課程的各類學校及培訓機構共8萬多所。160多個國家設立中文水平考試考點1300多個,累計考試人數達5800多萬人次。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海外正在學習中文的人數超過3000萬[17]。新時期,依托人工智能、云計算、虛擬現實等新技術,中文教育數字化升級將持續推進。國際中文教育將不斷努力實現“使漢語成為世界的重要外語,成為人類方便使用的公共產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務[18]”的目標。

第三,中文走向全球、服務世界是新階段中文國際化發展的新趨勢和新任務[19]。中文是中國的語言,也是世界的語言。2023年12月7日至9日,以“中文服務世界,開放引領未來”為主題的世界中文大會在京舉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出席并發表主旨講話,“要構建開放包容的國際中文教育格局,與各方一道辦好孔子學院等中文項目,大力發展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中文教育,支持各國培養本土師資、研發本土教材、開展本土化中文教學。更好發揮中文社會服務功能,不斷提升中文的社會應用價值,支持和鼓勵更多國際組織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歡迎更多國際場合使用中文,積極服務各國經濟社會發展”[20]。不論是從“國際中文教育大會”到“世界中文大會”的名稱變化,還是提出新階段“中文走向全球、服務世界”這一目標,都表明了海外國家民眾對于中文學習的需求激增,有力地推動了中文國際地位的提升,也必將為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帶來新機遇和新動能。

二、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邏輯

學科依據成長的規律和規則形成相應的發展邏輯。邏輯是形塑一流學科成長的內在動力和根本力量,只有對邏輯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才能推動學科成長[21]。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成長是一個學科自身的內生動力與外部推力互動耦合的過程與結果。在其發展過程中,內生動力與外部推力共同作用,逐步推動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壯大。

(一)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內生動力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發展需經歷從學科形成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自然成長邏輯,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源于其內生動力。學科的內生動力是指一個學科領域內部的相關因素,驅動并影響著該學科的發展和變化的方向和進程。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內生動力是指影響和驅動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的內部因素,包括學科結構、學科組織、學科制度、學科文化等因素。這些因素隨著時代發展和學習者需求而不斷更新和變化。

其一,在學科結構方面,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初期以傳統學科如語言學、教育學和文化學為理論基礎,注重知識傳授和語言技能培養。然而,隨著學科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涌現出涉及心理學、傳播學和區域國別學等學科的新興研究方向,更加注重學科的實用性和交叉性。

其二,在學科組織方面,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組織形式一開始主要采用傳統機構,如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科組織形式正逐漸朝著多元化方向演進。特別是虛擬現實(VR)技術的應用和語合智慧課堂的出現顯著提高了學科的開放程度,新型的教學和科研組織形式不斷涌現。這種多元化趨勢為國際中文教育帶來了更靈活、創新的組織結構,使得學科的發展更有活力。

其三,在學科制度方面,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制度在早期發展階段主要借鑒了其他學科的體系。然而,隨著學科的發展,獨立的制度體系逐漸形成,包括教師培養、教學管理和學術評價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本碩博貫通一體化培養的形成,為學科的標準化和規范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四,在學科文化方面,學科的獨特文化內涵逐漸形成并發展。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文化強調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注重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與此同時,學科文化建設也鼓勵開放性和多元化,不但助力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也提倡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

國際中文教育通過不斷調整學科結構、組織形式、制度建設和文化內涵,適應時代發展和學習者需求的變化,實現了從初步形成到逐漸成熟的有機演變。這個過程不僅體現了學科內在的發展邏輯,也凸顯了其在國際背景下的重要作用和獨特貢獻。

(二)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外部推力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成長發展也需契合外部環境和社會需求。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不僅需要探索學科自身的優勢與特點,還應積極關注社會需求、外部環境等因素的變化,不斷調整發展目標與戰略規劃,從而逐步形成學科發展的良性循環。

第一,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受社會需求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海外民眾開始學習中文,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重視中文教育,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發展壯大。此外,中資企業的海外發展也為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發展帶來機遇。中資企業在海外的員工和商業伙伴大多有學習中文的需求,這為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提供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化、文化多樣性以及科技創新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大國關系的深刻變化會對中文教育學科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各國對中文教育的需求和關注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國際中文教育必須積極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教育資源配置和創新教育教學模式,以更好地滿足海外民眾對于中文教育的多元化需求。

第三,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還受到不同區域、國家的文化特色、語言教育政策等的影響。相較于其他學科,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更加復雜。中華語言文化深厚的底蘊以及中國獨特的國情實際,決定了國際中文教育必須走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在海外開展中文教學不僅涉及到語言技能的傳授,還需應對跨文化交流等諸多因素的挑戰。如果只是機械式照搬西方國家的語言國際教育辦學模式,則無法真正發揮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內生動力,也難以滿足海外各國對中文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成長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到不同區域、不同國家開展中文教育的特殊性,不斷探索適合不同國情、語情、學情并符合中文教學特點的國際中文教育教學模式,構建科學、規范、標準的區域國別中文國際傳播研究理論體系[22],以此促進學科的健康發展。

三、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未來發展路徑

如果說厘清“何以生成”“如何成長”的生態機理是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的前提,那么回答“以何能夠”就是推進學科實現中國式國際中文教育現代化的關鍵。鑒于此,本研究嘗試探索未來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路徑,為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

第一,把握國際中文教育雙重本質內涵。國際中文教育具有事業與學科的雙重本質。其學科本質是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的根本保障,事業本質是國際中文教育發展不可或缺的“助推器”,事業與學科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共同支撐著國際中文教育不斷地發展完善。新時期,要調整、優化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定位,將學科成長融入事業發展進程中,以事業發展賦能學科建設,堅持全局觀念,契合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的時代要求,積極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培養更多“中文+”人才,落實培養國際中文教育領域高級應用型中文教育人才的根本任務。

第二,明確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基點與邊界。要立足中國特色,保持學科底色,為推動學科的高質量、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學理支撐[23]。一是明確學科的成長基點。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內涵豐富,它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質,是以語言學、教育學、傳播學等學科為基礎,又有專門的學科發展理論的獨立學科,從多個角度深入探究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起始點。二是明確學科的成長邊界。國際中文教育有其自身的學科生長的極限,需要注重學科內部的邏輯演進規律,明確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厘清學科邊界,避免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邊界的虛化與泛化。

第三,關注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生態建設。學科生態建設是一流學科成長與發展的重要保障。一是要做好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發展過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就現階段而言,應首先以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定位、專業設置和知識體系為基點,探索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的生態建設,構建多樣異質的結構化學科種群。二是要瞄準國家戰略發展規劃和社會的現實需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等參與合作辦學,推動國際中文教育民間化、市場化、國際化運作[24],共享教學資源、經驗和最佳實踐。

第四,構建國際中文教育自主知識體系。新時期加強國際中文教育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符合國際中文教育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一是要深刻理解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中文教育知識體系的豐富內涵。優化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體系、強化國際中文教育學術體系、活化國際中文教育話語體系是當前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中文教育知識體系的重要抓手和實現支點。夯實學科體系建設這一根基,增強三大體系建設“厚度”[25]。抓牢學術建設這一關鍵,拓寬三大體系建設“廣度”。豐富話語建設這一載體,提高三大體系建設“闡釋力”。二是要精準聚焦新時代國際中文教育的核心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入研究學科發展的理論范式、指標體系和路徑選擇,持續豐富理論內涵、拓寬研究視野,推動知識體系的自主構建、自我更新和全面發展。三是必須強化中國自主國際中文教育知識體系的學理化和系統化建設,力求其成為具備系統性、專業性、嚴謹性的理論框架。

第五,培養高層次的中文教育專業人才。其一,從中文教學角度來說,應積極推動“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發展?！爸形?X”是由專門用途中文教育發展而來,其中的X可以細分為四類:X1=專業,X2=技能,X3=職業,X4=職業教育,X1是學術性的,科技是其發展引力[12]。應更好發揮中文社會服務功能,不斷提升中文的社會應用價值[20]。要更加重視“中文+X”教育,拓寬專業選擇、創新課程設置、加強產學合作,滿足中文學習者的實際需求,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應用型人才。其二,就師資培養而言,應重視專業化、職業化中文教師隊伍建設?；凇靶袠I需求”和“學科發展”的雙重視角,制定更加貼合實際的分層分類人才培養方案,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效率,提升中文師資隊伍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更好地滿足國際中國中文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

第六,實現全球中文教學的數智化發展。國際中文教育應積極借助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的力量,實現現代智慧教育技術與國際中文教育的有機融合[26]。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國際中文教育的深度結合,將推動教育動能、教育內容、教育渠道等方面的革新,最終催生一種新的中文教育模式。未來國際中文教育要建立一個整合師生交互、云教學資源、人工智能,多設備兼容的教育生態系統,為中文學習者打造一個以新技術為支撐的數字化、智能化、個性化的開放學習平臺。

結語

開展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的邏輯與路徑研究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國際中文教育學科成長是價值引領與自主建構的有機統一,經歷了從初創到逐步成熟的漫長過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需要認識到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中多元主體的重要作用。教師、學習者、高校、教育機構等主體既要各安其位,充分發揮各踐行主體的作用,又要有序協同,將各方主體的作用協調在適當的運行軌跡和運作范圍之內,形成邏輯平衡的動力場,共同維護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生態系統平衡,合力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