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化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的適應性供給

龍 斧,李玉霞

(1.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2;3.昆山杜克大學,江蘇 昆山 235100)

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①(1)①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為18.7%,其中 65 歲及以上人口達19064萬人,占13.5%。。為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國家多次出臺相應政策,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推動養老服務體系完善,加強公共基礎設施適老化改造,強化專業機構向社區延伸、下沉,由此實現社區養老良好運行”。此外,《“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提出“推動養老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和推動老齡事業和產業協同發展,充分強調社會力量參與的重要意義,廣泛開展助潔助浴等關愛服務”[1]。在此基礎上,我國的城市社區養老服務快速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機構由2015年的2.6萬個增加到2020年的30萬個[2],并涌現出大量的日間照料中心、居家上門服務、長者之家等社區養老服務方式。但是,實地調研發現,這些養老服務機構面臨可持續發展困境,且不同社區所需要的養老服務內容具有較大差異,導致其實際服務內容與老年人需求之間存在嚴重錯位。因此,當前對社區養老服務的研究需要回答以下問題:是否所有社區都適宜發展同質化的養老服務內容?是否所有社區養老都需要政府干預?不同社區采取何種養老服務供給可有效降低政府成本并提升服務效能?

一、文獻綜述

學界主要在對城市養老服務需求的整體判斷基礎上思考養老服務供給方式。在城市居民生活條件好轉、家庭結構小型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文化需求逐漸走向多層次、多元化[3],并不斷從家庭擴展到社會領域。在這一背景下,社區養老服務供給方式的選擇需要以老年人的動機和需求為錨點,并進行適時調整,確保供給方式能夠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滿足老年人生活需求。而從養老服務的具體方式來說,學界形成了兩條研究進路:一是結構視角;二是微觀自主性實踐視角。

首先,在結構視角下,學者認為社區養老服務發展受益于政府的頂層設計與政策安排。在政府倡導下,社區養老以社區組織為依托,探討符合社區老年人群體需求的養老模式[4]。其包括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等多種形式,強調“公益+市場化”運行,從而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家庭等多元主體的協同[5],推動社區養老服務從“碎片化供給”向“協同式供給”轉型[6]。質言之,政府機構、市場主體及社會組織等是社區養老的主要供給主體[7],其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照料、醫療保健、文娛休閑等內容[8]。然而,在服務供給過程中,社區養老存在結構性困境,即該模式的建構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從而容易忽略老年人的需求,這就導致供給與需求的逆層級化現象突出[9]。同時,在政府的主導下,社區養老的供給內容與質量趨于同質化[10],導致社區養老服務效能不足。改革供給主體結構、汲取外部資源嵌入、打造智慧化服務路徑等成為提升社區養老服務質量與完善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的主要措施。

其次,部分學者從微觀自主性養老實踐出發,認為社區養老服務需要圍繞社區這一關鍵主體進行建設。在此視角下,研究發現社區養老的低成本、高效率服務有助于實現養老在地化[11],但當前老年人在經濟水平、家庭支持力度、社會資本等方面存在差異[12],導致社區養老難以快速應對差異化的在地養老需求。為有效回應老年人實際需求,一方面需要對老年人群體進行分群服務、分類服務,以此構建專業化養老社區[13]。另一方面需要提升社區主體的服務供給能力,其主要措施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社區作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場域,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單元與社會治理創新的根本動力,因此需要提升社區的整體治理能力[14],以此確保養老服務水平的提升。第二,要厘清社區的地域邊界、市場邊界等,借用互聯網、通信技術等發展高質量的社區養老[15]。第三,需要基于環境、制度、資源整合[16],有機推動外部資源、服務方式與老年人群體養老需求科學結合,進而為老年人提供適宜的功能設施與嵌入式的情感支持[17],由此衍生出“醫養結合”[18]、“社區+物業”[19]等多元化社區養老服務模式。

整體而言,既有的研究從宏觀制度結構和微觀實踐層面揭示了社區養老的發展內涵、發展方向及發展困境,提出需求與供給有效對接的契合模式,明確具體的供給內容,充分依托和汲取外部優勢資源與利用先進技術,推動社區養老服務質量提升。但既有研究更多是以外部視角來思考社區養老方式,因此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結構視角主張以統一整合的模式推動社區養老服務,忽視了地方社會尤其是社區環境對養老服務供給的影響。另一方面,社區自主性視角主張將社區視為養老服務供給主體,其針對養老服務質量的調整也是以社區主體為核心整合外部資源力量,但其忽視了社區除了是基本的養老服務主體之外,同時也是基礎環境和基礎平臺?？梢哉f,養老服務的供給與發展受制于一定的社會系統。正如農村社區,由于其存在集體記憶、社區輿論與村莊福利等優勢[20],其作為有效的支持系統確保農村家庭養老可自行維持底線,確保養老體系在流動變遷的社會中得以持續。因此,對城市社區養老的研究需要轉變研究思路,從外部視角轉換為內部視角,即立足于城市社區內部,聚焦于社區養老服務微觀實踐來反思養老服務供給方式。尤其是城市社區的資源稟賦、環境等存在較大差異,從而能夠為老年人群體提供的養老支持系統也存在差別,隨之也影響著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的多元性。這就需要我們在思考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時,充分考慮社區的差異性,從而針對性開展養老服務,以此給予老年人有效的社區支持,確保老年人生活意義的實現[21]。

鑒于此,本文基于對武漢市部分社區的實地調研經驗,分析社區資源稟賦及社區環境差異,以此對社區進行類型劃分。在厘清各類型社區的支持系統內涵基礎上,分析其對社區養老服務的影響。并以適應性供給為視角,針對不同類型社區老年人群體提供適應性、契合性、差異化以及多樣化的養老服務。

二、適應性供給:觀察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的新視角

(一)適應性供給的內涵

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了研究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衍生出了跨學科研究革命。在這一背景下,復雜環境特征被學者總結為非線性變化的環境、不斷變動中的行動者與結構以及社會分化和利益多樣性[22]。為了應對非線性變化的治理環境,適應性治理概念應運而生。適應性治理一方面強調為應對復雜環境挑戰,相關主體通過制度、機制及環境嵌入等方式提升自身治理韌性[23]。另一方面適應性治理強調對“當地情境”的認識,探討政府和社區如何相互補充,以達到改善資源管理并將科學知識與地方性知識結合起來的目的[24]。本質上,適應性治理是一種因地制宜的靈活治理方式,意味著事務治理者需根據變化的情境不斷學習,從而調整自身的行為,并實現治理目標。本研究基于適應性治理,提出適應性供給概念,旨在通過此概念闡釋在面對復雜社區系統和養老服務供給情境時,基層政府及服務供給主體如何積極主動地應對差異化社區環境挑戰并選擇契合性的養老服務方式來應對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

整體來看,社區養老服務的適應性供給需要立足社區的資源系統和基礎環境,充分考察社區情境特征形塑出的社區支持系統特點,并在此基礎上開展具體的養老服務供給實踐。而社區空間既是社會生活和日常交往的場域,也是基礎環境與基礎資源整合的平臺。因環境與資源等稟賦各有差異,相應的社區情境千差萬別,這就對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和供給產生不同的影響。所謂社區情境的形塑重點在社區的硬件與軟件資源的共同作用。其中,社區的硬件資源包括客觀物質條件和空間條件,其作為社區支持系統的基礎內容,在面臨社區內部需求分散、排他性較弱的養老服務需求時,能夠為社區養老服務的開展提供基礎性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間,從而構成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的基礎?？陀^物質資源主要指社區所建設的娛樂與健身設施、公共活動場所、附屬設備等,這些是老年人開展社會交往和自我服務的重要依托,有利于增強社區養老服務開展的便利性與充分降低養老服務開展的成本。而社區的空間條件包括社區建設中的開發商主體能力、社區區位和其內部的公共服務供給條件。針對上述硬性資源基礎,在社區內部進行資源選擇、整合、配置及利用,實現社區養老資源的整合,確保社區內部的優勢條件最大程度發揮[25],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引入下沉服務、社區合作等多種模式,滿足老年人差異化、多層次養老服務需求,能夠有效拓展社區內部健康養老、娛樂養老、文化養老等服務內容。

此外,社區的軟件資源與條件包括文化資源、人力資源、政治資源及社會資本等[26],其作為社區內在的軟實力最終影響著適應性供給的質量。社區是生活共同體的承載主體,其發展要義在于通過制定一定的規則、章程,確保本社區居民形成共同的行為規范和生活方式。這作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來源,形塑了社區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及社區交往模式,影響著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及日常參與社區生活的積極性。同時,社區作為居民集合體,其居民不僅是社區資源的享受者,同時也是社區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力量,社區居民能通過參與活動和開展志愿活動等多種方式發揮養老服務價值[27]?！吧鐓^作為一個關系型結構場域,往往離不開關系互動所生產的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表現為相互關心、相互信賴關系的無形資本或公共物品”[28],能深刻影響養老服務水平。社區社會資本包含個體社會資本和集體社會資本兩個方面內容[29],其中,個體社會資本是依托社區居民個體及拓展的資源,能夠在養老服務中發揮輔助作用;集體社會資本可轉化為公共物品,發揮改善群體成員的生活質量的效果[30]。

社區養老服務是一項兼具系統性與細致性的工程,既需要社區各類資源的投入,又需要因地制宜地實現服務流程再造與落地。通過技術整合、組織整合、理念協同等多種方式,社區既要防止養老服務供給的碎片化,又要突破養老服務單一化供給的限制,將有限的優勢資源有效整合,最大程度發揮整合效應,形成統籌協同的養老服務供給格局,以此既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又滿足老年人的精神層面的需求。

(二)城市社區養老服務適應供給的邏輯框架

養老服務資源來源于社區支持系統,具有統籌性特征,以老年人社區養老服務需求為導向整合和協調社區內的多元優勢資源是社區養老服務有效實現的前提條件。而社區作為在特定地域的生活共同體,社會性、空間性是社區的基礎屬性[31]。一方面,社區不同的客觀條件導致了物質基礎的差異;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社區具有不同的社會化和資本化特征,導致了社區資源稟賦的差異。當前,城市化發展促進了資源競爭與積累,大量的技術、資金和人力在特定空間匯聚并不斷向外擴散輻射,由此帶來特定區域內的人口集聚、空間開發、產業發展。而由于空間區位條件、發展方式、資源利用的差異,導致了社區的更新與換代步伐不一致。一方面,大量的新社區隨著城市發展需求不斷涌現,其基礎設施條件建設完備、客觀自然環境良好。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吸引大量資源投入、社區規劃建設到位、內部設施先進,內部物質支持力量較充足,從而呈現出適宜老年人居住的特點。但新社區往往屬于陌生人社會,其在社會資本、居民社區認同感培育上存在一定困難,這也就弱化了軟件資源的支持能力。另一方面,存在原有社區的升級或淘汰。原有的單位社區有較強的外部物質資源支持力量,這類社區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趨于類熟人社會特征,從而在文化資源、社會資本方面更具優勢,且其社區治理相較于新社區更成熟。但囿于城市發展重點轉移、更新能力受限,會出現房屋老舊、社區內部自然環境落后、養老服務設施缺乏等問題,其社區內部資源支持相對不足。此外,城市社區還存在大量的過渡型樣態,這一類型社區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較落后,且居民的經濟能力、生活習慣也更具有傳統性特征,從而資源支持較弱,這深刻影響其養老服務供給模式。

總之,在現實生活中,社區由于其空間位置、社區的發展程度、居民關系、社區治理能力及市場力量等有差異[32],從而形塑了不同的社區發展基礎,導致社區不斷分化。這意味著社區可利用的經濟資源、物質資源、社會資源等存在差異[33],所形塑的社區支持體系亦存在多樣化?？梢?在社區支持力量具有差異性的條件下,社區養老服務應適時根據社區特性,因地制宜地加強適應性供給。

為此,研究根據社區發展程度、治理能力、空間位置等將城市社區分為新開發商品房社區、后單位制社區以及棚改、村轉居社區三種類型,從而全面反映基于資源稟賦差異而形成的社區支持力量。針對上述三種主要社區類型,其資源稟賦及支持力量各異,可采取適應社區資源利用的分類服務供給,有效滿足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

圖1 差異化城市社區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的基本框架

三、差異化社區的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實踐

筆者實地調研了武漢市主要城區多個社區的具體情況,并根據社區的空間位置、居住者特征、社區治理能力等特點,分析其獨特資源稟賦及由此形塑出的社區支持力量。并在此基礎上,對各類型社區的養老服務發展的適應性供給實踐進行探討。

(一)新開發商品房社區的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策略

1、新開發商品房社區的養老服務情境

新開發的商品房社區因城市擴張被不斷生產出來,新社區按照現階段城市發展規劃落實建設任務,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特定的資源稟賦特征。首先,新型社區的硬件資源較好,基礎設施建設完備,諸如電梯等適老設施充足。尤其是小區內部空間的環境較好,配備了一定的健身活動場所及相關器材,開展養老服務的公共活動空間發育較完善。此外,新開發商品房社區一般由物業負責內部環境、設施等基礎資源的維護,并且物業這一力量能夠承接部分公共服務職責,成為重要養老服務供給力量。但是,在軟件資源稟賦方面,一方面,新開發商品房社區發育時間不足,社區治理能力發展不足,從而呈現出維持性治理特征。社區治理重點更多集中在對上完成行政任務,從而與居民互動的機會較少。在維持性治理格局下,社區主動鏈接外部資源的意愿不強,導致社區調動、整合資源的能力較差。另一方面,在新社區環境下,社區居民之間互動較少,對社區的認同感較弱,居民對社區活動參與的積極性不強。這意味著社區可激活的潛在資源有限,社區資源的內部組織化難度大。

基于對上述社區情境分析,武漢城區的商品房小區整體上硬件資源充足、軟件資源支持力度不足,由此形塑出物質資源依賴型的社區支持體系。在此支持體系下,社區養老服務的適應性供給需要通過發揮硬件資源優勢來彌補軟件資源不足。在此背景下,部分商品房社區希望通過物業混改的方式引入市場機制,嘗試將企業的專業知識、技術和方法與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目標相結合,以達到養老服務提質增效的目的。

2、新開發商品房社區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機制

在對武漢市的商品房社區調研后發現,部分養老服務做得好的社區充分結合自身“硬件充足且新”的優勢,將社區內部的養老服務外包出去,其中表現較為典型的水星社區①(2)①按學術慣例,本文的地名均做匿名化處理。,其將養老服務供給責任外包給本社區內部的物業公司。水星社區共有居民小區22棟,44個單元,居民1731戶,總人數2470人、暫住人口800人。自2018年以來,該社區利用其體育設施、辦公場地、公園等外在的公共服務設施優勢,以及本社區的長江物業公司的主體優勢,將本社區的養老服務轉包給長江物業公司全權負責,并將物業公司的養老服務納入到一般性的物業服務管理之中。

為了履行養老服務職責,長江物業公司實現了從市場盈利到公益嵌入的機制轉變。一般來講,物業公司的基本目標是以物業服務契約為依據,遵照商業化邏輯開展物業服務、自負盈虧。而在物業服務基礎上增加養老服務責任,促使物業公司的“物業養老”具有明顯的公益特質。在具體的養老服務供給實踐中,長江物業公司以管理社區內部的公共服務設施為基礎,將本社區內部的公共體育設施、活動場所等進行登記并開展日常維護。同時,圍繞自身的“四保一服”,即衛生保潔、安全保衛、綠化保養、設施保修以及客服中心,聯系本社區的老年人群體。并在此基礎上,將物業的居家服務、衛生打掃等與養老服務打包,推出“一站式服務”模式,擴展養老服務內容。此外,長江物業公司實現了由瑣碎勞動到綜合服務的機制轉變。具體來說,該公司將自己的日常辦公用地進行充分改造,打造了老年人社區養老服務中心,該中心提供日間照料、文體活動、老年食堂、免費理發及中醫理療等服務。質言之,物業公司利用自身的場地、人力及服務優勢將家政、健康、文娛和飲食等資源進行了統籌整合,以物業公共用房及公司工作人員為依托提供養老服務,并打造了自身的服務特色。由此,物業企業的多元化、個性化的服務供給有效彌補了社區養老服務軟件資源不足的困境,從而打造了物業綜合化服務品牌。截至2023年8月,該社區累計提供500平方米的場地,建立社區養老服務中心,委托物業公司運營,為轄區老人提供居家養老服務。同時社區內部建設了兩個小型體育運動場所及納涼地,由社區物業進行日常硬件維修與管理?，F階段,該社區已建設頤養中心,內設幸福食堂、日間照料中心、文體中心、中醫康養中心,人工智能居家照護智慧中心,極大提高了本社區的養老服務供給能力。

整體而言,新開發的商品房社區的客觀資源較豐富,但其潛在資源支持力度較薄弱,由此形塑出物質依賴型的社區支持體系。在此支持體系下,社區養老服務的重點在于充分以社區的客觀物質條件為基礎,開展簡單的諸如老年人興趣教學等活動。并在此基礎上充分借助社區內部客觀資源優勢,利用物業公司這一主體力量,創建養老平臺對養老服務進行拓展。商品化小區市場導向明顯,而“物業+養老”模式的推廣,意味著在社區養老服務中引入了適應商品房社區的準市場機制,其通過物業公司整合社區內部各類客觀資源,并依托原來的物業公用空間改建綜合性養老服務中心,由物業進行日常經營,為老年人提供服務。在日常養老服務中,物業公司可通過對保安、保潔及其他各類服務人員進行培訓,為社區內部老年人提供保潔、安全出行、送餐等日常性一體化服務。此外,物業公司作為一個重要資源聯結主體,能有效轉化為資源集成平臺,充當中介為社區內部提供專業化養老服務引進創造條件[34]。在物質依賴型社區,通過市場化的養老模式推廣,有效提高了養老服務的可及性與多樣性,也充分契合了社區“陌生化”、類市場化的特點,并在服務內容拓展中滿足了老年人的多元養老需求。

(二)后單位制式社區的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策略

1、后單位制社區的養老服務情境

后單位制社區在原單位制解體之后形成,其居住群體實現了從依托單位到依托社區的轉變,由此社區治理逐漸替代單位管理。這類社區雖經過改造,但仍保留著傳統單位制底色,這充分賦予社區類熟人社會的特征。簡言之,社區內部居民大多相互熟悉,彼此有較多的社會交往和日常關系互動,尤其是居住群體具有相同的職業和階層背景,增加了居民日?；拥念l率。此外,社區內部有大量的退休人員,部分退休人員為原單位老干部、專業能人、老黨員、工匠,這些都是社區內部的潛在動員力量。此外,后單位制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共性較多,因此更能夠抓住社區內部的積極分子。在此基礎上,因長期共同生活交往具有一定的關系基礎、因年齡階段相同而具有相似的興趣愛好和社會活動,因此后單位制社區存在大量的關系型資源或社會性資源,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區社會資本。這些關系型資源區別于市場化資源、部門資源,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內生性,關系型資源嵌入在老舊小區內部的成員之間,通過交往形塑,是內生性的社會資源。二是長期積累性,經常性的互動和長期的日常交往塑造了熟人社會關系,這種不斷積累的熟人社會關系能夠成為養老服務的抓手。三是應急性。后單位制社區有許多老黨員、老干部、老職工等,這些成員肯吃苦、講奉獻、能敬業,在應對社區內部需求時能夠迅速組織起來。同時,后單位制社區基本由建設較早的單位小區構成,其存在時間長,社區相關的配套比較完善。除此之外,后單位社區仍存續一定的單位福利,可能會定期針對退休老年人開展節日慰問、困難幫扶等日常關懷性活動,承擔起養老服務的輔助責任。

后單位制社區以老舊小區為主,在客觀物質資源方面不占據優勢。一方面,社區內部由于建設歷史悠久,其建筑較為陳舊,住房多無電梯,且在建設初期由于規劃不合理,導致休閑娛樂健身等公共空間較少,社區內部環境更新換代慢,適老設施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老舊小區內部缺乏物業管理,或者部分物業提供低廉性服務,服務水平與質量較差,導致社區基礎性公共服務落后,削弱了社區客觀資源基礎。

總之,后單位制社區的優勢主要在于社區社會資本、治理資源豐富,而其劣勢在于社區內部客觀資源基礎差,由此形塑出社會資本動員式支持系統。在此支持系統下,社區適合利用基于社區內部的治理基礎和集體力量發展互助養老和志愿養老服務。

2、后單位制社區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機制

在調研中發現,武漢市作為傳統的工業城市,后單位制社區廣泛存在。這一類社區所處的服務情境具有明顯的“軟件資源強、硬件不足”的特征。這一類社區的養老適應性供給的核心在于充分發揮軟件資源的優勢,實現對社區資源的充分動員與整合,其關鍵的適應性供給機制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一是建立后單位制社區內部的積極分子動員機制,將“有時間、有精力、有意愿”的退休老年人、黨員等吸納進社區養老服務體系中。一般來說,大部分社區是通過社區日?；顒?、日常治理工作與群眾走訪等渠道去發現與識別積極分子。例如,社區工作人員在開展高齡津貼發放、退休人員活動等日常事務時,初步了解和掌握社區老年人的居住、健康等情況。此外,在日常的居民調解、網格化管理、黨員活動等過程中,發掘熱心居民并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聯結。最終,通過相關公共事務的處理,最終動員關鍵群體、積極分子參與到社區公共活動和養老服務中去。二是建立軟件資源的組織化整合機制。即使發現了積極分子,如果沒有良好的組織化機制也不利于社區養老服務的供給,為此,需要對社區內部的關鍵群體和積極分子進行組織化。在調研過程中,比較常見的方式是通過搭建參與平臺和賦予身份的方式為組織化創造基礎。具體而言,在后單位制社區里,各社區廣泛存在“紅袖章”志愿團隊、“鄰里結對”服務組織、“日常敲門”志愿服務隊等組織化團隊,這為社區內部的積極分子賦予了參與社區養老服務的平臺和半正式身份。志愿者在參與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時,社區還會通過發放戴有“志愿者”標志的紅馬甲、鴨舌帽、紅袖章等彰顯其身份。三是在社區養老服務中建立工作常態化運作機制。典型的就是各后單位制社區通過建設志愿服務隊伍和制定相關志愿服務規則,規定開展志愿服務的時間、人員配置和請假制度,例如,針對高齡老人平均兩天進行一次電話聯系和敲門服務等。四是建立資源鏈接機制。除了對關鍵群體、積極分子進行識別和運用,社區還通過其他群體實現資源的互助和積累,常見的模式表現為通過黨員、退休人員聯系原單位的工作人員,組織開展助老義務活動等。

整體來看,以動員為主的養老服務模式具有明顯的互助特性。該模式強調針對社區內部不同年齡段、擁有不同知識、社會資本優勢的老年人進行主體整合而形成互助共同體,并在互助共同體內部開展日常生活、精神慰藉、休閑娛樂、清潔衛生等各個方面的互幫互助。這一模式一方面充分激發了老年人互助的積極性,并充分挖掘了老年人群體的資源優勢,實現了老年人服務老年人,滿足老年群體日常養老服務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這種守望相助式的互動模式,充分激活了老年人群體的自我價值感,讓老年人群體在老齡化階段認識到自身的能力與主體性。并通過日常養老服務過程中的互助活動,與其他老年人互換了資源、增進了情誼,同時也滿足了老年人自我實現的精神需求,有效實現了老年人自身價值。質言之,后單位制社區在其資源基礎上通過老年人群體之間的互助互愛,既有效降低了養老服務中對外界資源的依賴,也增強了老年人的自立性與主體性[35]。

(三)棚改、村轉居社區的資源稟賦與養老服務供給策略

1、棚改、村轉居社區的養老服務情境

村轉居和棚改社區都屬于城市擴張的產物。前者屬于城市空間向外圍地區擴張的增量開發產物,后者為城市內部空間開發效率的存量發展產物[36],二者在發展變化過程中不可避免成為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空間,但在資源稟賦及社區特質上存在較多共性。

無論是村轉居社區還是棚改社區,都是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短板。這兩類社區在城市發展擴張進程中不斷接受改造,并在改造過程中強調對既有居住群體生活品質的提升、社會關系的重建以及生產關系的再造。這導致村轉居和棚改社區的傳統社會關系被打破,原有的熟人社會特征逐漸消失,社區內部居民關系走向陌生化,由此導致了社區的社會支持力量弱化。此外,兩類社區內部人口結構復雜、流動性較大,社區整合難度隨之加大。村轉居社區與棚改社區面臨人員混居、利益矛盾頻發等諸多結構性困境,尤其是村轉居社區直接從村兩委自治組織向現代城市自治組織過渡,產生了組織崗位職責不清、領導能力不能適應城市社區發展需要及黨組織陣地建設不充分等治理困境。在客觀物質資源方面,棚改區和村轉居社區在規劃建設時缺乏整體性考慮,在開發過程中只注重基礎性住房建設,而綠化、公共活動場所等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從而難以滿足社區居民的基本養老服務需求。與此同時,村轉居社區和棚改社區內部的市場力量引入不足,原住居民仍保留著大量的村莊生活習慣與記憶,居住群體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并未實現與城市市民生活的有效接軌[37],且社區居民大部分為低收入群體,其沒有經濟能力購買多元化養老服務。

2、棚改、村轉居社區的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機制

在棚改、村轉居社區中,其養老服務情境面臨“軟硬資源雙弱”困境,這導致社區內部難以引入市場力量,因此市場化服務嚴重不足。除此之外,這兩類社區基本屬于城市低端社區,其在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各方面不占優勢,社區內部的教育、醫療、文化、商業等社會服務內容發育嚴重不足,不利于有效地滿足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梢?在棚改社區及村轉居社區中,軟件與硬件資源的匱乏導致社區支持力量發育不足,整個社區呈現出雙向資源依賴特征。

綜上可以發現,棚改、村轉居社區的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重點在于增強政府的行政干預,一方面提升老年人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指導社區重建社區組織,確保其協助政府為老年人群體提供與完善相關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此外,棚改、村轉居社區還必須加強養老機制建設,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建立制度目標的融合與嵌入機制。政府在養老服務供給中應發揮基礎性作用,例如,多方搜集老年人群體的養老服務需求信息,并在政府財政規劃基礎上,制訂相應的養老服務支出計劃,在此基礎上聯合基層政府部門、社會工作者及市場主體購買基本養老服務并進入社區,以此拓寬養老服務內容、提升養老服務質量[38]。政府還應聯合社區完善內部公共服務,尤其要加強社區治理能力及基層黨組織建設,延伸社區治理末梢,通過凝聚各方力量為社區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提供資源。二是強化社區治理機制。社區既需要借助政府力量整合街道范圍內的各類資源,充分調動多元服務主體的力量,也要充分發揮治理功能,改善社區周邊環境及基礎設施,積極吸納更多服務資源的嵌入,搭建養老服務供需對接橋梁[39]。三是通過社區聯動,加強內外互動,增強老年人對政府、社區養老服務的信賴,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在此基礎上,積極構建以政府主導、社區協同的上下聯動機制,并以社區內部黨組織為核心,以居委會為服務整合載體搭建養老服務體系,推進社區家門口養老服務圈的形成。在政府兜底、社區整合的養老服務模式下,可有效彌補社區各類資源的不足,并在行政指導下充分整合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提升養老服務供給的適應性。

表1 差異化城市社區養老服務適應性供給分類

總結

近年來,城市養老服務的供給壓力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城市社區內部在社區治理能力、居住群體、空間位置及社會資本等方面出現分化,由此形塑出不同的資源稟賦與社會支持體系。這意味著政府在養老服務中不應采取統一化、標準化的供給方式,而應該根據社區的特質及差異開展針對性供給,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適應性供給模式,以此既提升養老服務與養老需求的契合度,又降低政府服務成本。本文通過對武漢城市社區的調研,發現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社區的資源稟賦被重塑,形成了不同的社區支持力量,社區的差異化要求城市社區養老服務向適應性供給轉變。其中,硬件資源豐富、軟件資源不足的新開發商品房小區形塑出物質依賴型支持體系,其適合以市場化為導向發展“企業+養老”的服務供給模式;而軟件資源充足,硬件資源不足的后單位制社區適合發展內生性、社會化導向的互助養老服務模式。此外,作為硬件資源、軟件資源都不占據優勢的棚改、村轉居社區,其在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社區內部的基礎公共福利供給問題。這就需要堅持行政化引導,改善公共福利供給與社區基礎公共服務,保障老年人群體的基礎性養老服務需求?？傊?在社區差異化基礎上開展適應性的養老服務供給,既有效地契合老年人養老服務需求,又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的投入成本,提升養老服務供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