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移民與農墾對自然村地名構成的影響
——以清代敖漢地區為例

包金玲，敖敏達來

（1.赤峰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2.內蒙古大學，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引言

敖漢〔Auqan〕，系蒙古語，為蒙古族部落名，意為“大王”之解，①明初為大寧衛地。明天啟七年，后金天聰元年（1627 年）七月，敖漢部歸后金。清崇德元年（1636 年），清廷編定敖漢部為55 佐領，封任札薩克，始建敖漢旗。清朝入主中原后，敖漢旗隸屬昭烏達盟。雍正初年設熱河廳、八溝廳（今平泉），敖漢屬八溝廳。乾隆三年（1738 年）設塔子溝廳（今凌源縣），敖漢旗歸塔子溝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塔子溝廳改為建昌縣，敖漢歸建昌縣。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設建平縣，敖漢歸建平縣轄。光緒三十年（1904 年）升朝陽縣為朝陽府。敖漢隨建平縣歸屬朝陽府。宣統三年（1911 年），敖漢分左、右兩旗。民國初，敖漢旗隨建平縣劃入熱河特別區。②

筆者通過對《敖漢旗地名志》的梳理，發覺敖漢地區移民濫觴于明代，清朝至民國時期三百余年間，大量關內漢民，通過“闖關東”“跑口外”等方式遷移到敖漢地區定居，遂在敖漢地區形成了眾多別有特色的自然村地名。伴隨著移民群體的到來，敖漢地區眾多自然村地名，在很多方面又深深地留下了農墾文化的痕跡。本文旨在通過分析現行行政區劃敖漢一旗所屬自然村地名，來論述有清一代移民群體在敖漢地區留下的農墾印記，即移民群體與農墾活動對敖漢地區自然村地名構成的影響。

“農墾”既是農業墾殖，也指開墾荒地，以此進行農業生產。據《敖漢旗志》載，敖漢地區農業發展歷史悠久。在距今5000—6000 年前，古代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墾殖生產。在距今3600—4000 年前，本地的種植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谷類、莽麥等農作物均有種植。后梁開平元年（907 年），契丹人建立了遼王朝以后，在本地區設置了兩州、四縣。這些人都是來自燕薊、渤海一帶的農民，都以種植業為生。③這就說明敖漢地區是有著進行農墾的條件。然而在元、明時期，本地區基本以牧業為主，農業生產比重不大。直到清朝后期，以農為本的漢族移民大舉出塞、落戶，為蒙漢等各族人民的相互交往、交融創造了可能性，在此先決條件下，內蒙古農業迅速發展起來了。④筆者據《敖漢旗地名志》，得出在敖漢境內分布著1834 個設立于各個時期的村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然，細察自然村地名之淵源，明代僅有兩個村落屬外來移民建村，而清代則是關內移民定居敖漢的鼎盛時期，有清一代敖漢境內移民立村1513 個，占自然村總數的84.6%。民國時開始逐漸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除了從原居住地搬出或轄區內移民外，幾乎沒有外來移民立村。⑤

一、從立村時間看自然村構成

明代，敖漢地區很早就是蒙古王公統治地區，與內地相對封閉。明朝時期，只是在萬歷年間鮑姓蒙古人在今敖潤蘇莫蘇木一片長滿樹木的地方建宅立村，取名“庫利木圖”，亦稱“呼熱毛都”?！皫炖被颉昂魺帷毕得晒耪Z，意為院子?！澳緢D”或“毛都”意為樹木。所以“庫利木圖”（“呼熱毛都”）意為樹院子。崇禎年間有人在薩力巴鄉的一片白土凹地上始居，取名“查干素珠”，系蒙古語，意為“白土凹”。

順治、康熙時期，清政府對于關內外移民問題沒有嚴格的管制政策，盡管朝廷禁止關內漢人自由遷入東北這個清廷的“龍興之地”，但是對于山海關外，柳條邊內的土地，還是允許并鼓勵漢人前去開墾。何況清朝初年，蒙古王公向清政府請求“移漢人進蒙古地”，⑥為其耕種土地。順治八年（1651 年）頒詔“民人愿出關墾地者，令山海關造冊報部”?？滴跞吣?（1698 年），清朝皇帝在巡視塞外時，見“敖漢及奈曼諸部田土甚佳，百谷可種”，遂“遺官至敖漢，教之以耕”，⑦是為敖漢清代農墾之始。正是這相對松散的移民制度，關內移民開始自由向北遷徙。清初，敖漢地區順治年間立起84 個村莊，康熙年間立村170 個。

“雍正元年（1723 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 年）為移民快速發展時期?！瓰榻鉀Q流民問題，清統治者在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及克什克騰南部推行‘借地養民政策’?！雹嘤纱舜罅苛髅襁M入蒙地東部地區。由是到雍正中期和乾隆年間，朝廷頒布措辭嚴厲的封禁令，并命令驅逐已經安家立業的流民。如乾隆十三年（1748 年），清廷開始禁止漢民到蒙地耕種，明令：“民人所典蒙古地畝，應計所典年份，依次還給原主?！币钅暧侄ǎ骸翱?、土默特、敖漢、翁牛特等旗，除現存民人（漢族）外，以后再不許招納民人多墾地畝，違者治罪?！雹岜M管如此，雍正年間新來移民立村的也有48 個。到乾隆年間，雖然封禁令一直嚴格實施，但是遇有災害之年，“黃河流域諸省百姓往往蜂擁入關，人數之多，難以阻擋”。⑩可見，乾隆八年、九年、五十七年等大災之年，清廷不僅變通著放民出關，也會向貧民宣傳“今年關東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漢、巴溝、三座塔一帶，均屬豐收，爾等何不各赴豐稔地方，傭工覓食”。?這就是乾隆年間敖漢地區554 個村莊是外來移民設立的重要誘因。

到嘉慶和道光年間，這一時期清廷的封禁政策總體上是從嚴到寬，如嘉慶四年（1799 年）清廷令“敖漢旗順坡斯板、囊金哈喇二處，已開熟地三十七頃二十七畝，全部擺荒作為牧場。將多爾畢他（塔）拉之荒地按上述地畝每畝加三分撥給兌換”。?嘉慶十二年（1807 年），清廷嚴令：“敖漢游牧地方，如有將禁止耕種及應揮荒地畝私行耕種租佃，增墾至二百余頃者，民人杖七十，徒刑一年半；……不行納租者答四十；如故違例漁利，將王公的牧場及搭荒地畝私行租佃者，臺吉革職，十年無過，準其開復；如隱報民人已開荒地，并將例禁之荒場私自租給民人開墾者，臺吉革職，五年無過，準其開復。驍騎校披甲被革，喇嘛剝黃。平民枷號二月，鞭一百，遇赦不準減免?！?嘉慶十六年（1811 年）清廷又議定：“敖漢開地之民換給札薩克印票，該司員及州縣官出示曉渝，將地畝四至、數目、民人姓名、籍貫填寫明晰，理事司員、地方官一體記檔，互相稽查。有抗拒不換印票者，將地撤出，交還蒙古?！?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清廷規定：“凡屬熱河原旗租種蒙地的民戶，必須詳造戶口名冊及地畝數目。如有隱匿不報者，按私墾治罪?！庇忠幎?，敖漢郡王旗東自庫蘇爾哈達起，西至庫倫部哈村之東薩察花山頂止，南自紹海卓博哩察罕蘇巴爾漢熟地界起，北至松吉納圖山、騰克里山頂止，耕地11867.6 公頃，樹立敖包以為標記，歸王爺招民耕種。?

道光元年（1821 年），清廷議定：“敖漢旗招民開墾之地一律給予印照，按畝交租。附近臺站官馬牧場各戶，另行換給荒地，限期搬遷，仍將地畝花名造冊報查?！本o接道光四年（1824 年）又議定：“敖漢旗牤牛營、小牛群、臺閣山三處漏報耕地，本應令其揮荒，根據札薩克意見，仍換給印照準其耕種交租。以后違者治罪?！?筆者此處認為的“從嚴到寬”這一趨勢，按照周清澍先生的說法，乾隆晚期蒙地靠近長城地帶的南部已開辟殆盡，而在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各旗中以敖漢旗開墾最多，以至從嘉慶四年（1799 年）起接連對敖漢旗發布了禁墾令。?從嘉慶四年的“已開熟地全部擺荒作為牧場”到嘉慶二十二年的“歸王爺招民墾種”，再到道光元年“敖漢旗招民開墾之地一律給予印照”，從已經開墾的熟地都要被擺荒，到官方承認開墾事實進而按畝交租，升科地畝。甚至于道光十二年（1832 年）河北大旱時，清廷又一次考慮到“山海關外，歲屢豐收”，由是“為覓食起見，自未便加以禁止”。?從這一時期的立村數量也能看出從嚴到寬的這一趨勢，嘉慶年間立村89 個，而道光年間立村153 個。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的蒙地還屬于半開放狀態，期間在敖漢境內新立村子也有73 個。且至咸豐末年，敖漢草地的十分之二三已被墾為農田。?況乎鴉片戰爭和甲午海戰后，清朝元氣大傷，國庫日漸空虛。為鞏固邊疆，更是為了緩解財政危機，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清廷正式批準山西巡撫岑春煊奏請，任命兵部左侍郎貽谷為欽差督辦蒙旗墾務大臣，徹底廢棄了“禁墾蒙地”的傳統政策，由此開始全面放墾蒙地。?在昭烏達盟清朝“新政”時期辦墾始于敖漢旗，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三月，熱河都統廷杰奏準開放敖漢旗九道灣、上臺蒙荒，并派墾務總辦設局丈。?至此，敖漢地區進一步放墾土地，使農牧分界線在短時間內北移，自然村的數量也快速膨脹。清末僅光緒、宣統這37 年間共設立342 個自然村，而整個清代敖漢地區移民立村共有1513個，大約占其23%。若算起清朝276 年的國祚，在不到14%的年份里，建立超過五分之一的自然村，足以看出清末放墾蒙地的實質性進展。?綜觀有清一代封禁政策與對待漢族移民的態度，大致概括為“松弛的封禁令”“明確的借地養民”和“被迫的放墾蒙地”三個階段。并且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復雜多變”的態勢。如順治初年和十二年時不許關內漢民往口外開墾（下文會顯示），但順治八年又許“民人愿出關墾地者，令山海關造冊報部”?？偟膩碚f，有清一代關內漢民往口外遷徙者絡繹不絕，而政策的“松”“緊”只是影響移民群體數量的因素。

二、自然村地名的構成形態

（一）移民初期的“窩鋪”“杖子”

剛入關的清廷一方面為保證口內土地的迅速開墾，而另一方面又擔心蒙漢人民加強聯系、增強力量，不利于他們的封建統治。清朝統治之初，清廷一面發布命令鼓勵在全國各地墾荒 “各邊口內曠土，聽兵墾種”，一面又附帶聲明“不得往口外開墾牧地”的禁令。?而此時出入敖漢地區墾種的漢民也并不多，只有星散出塞，有的附于蒙旗融入蒙古游牧社會；有的則往來“雁行”。此時最能反映敖漢地區移民居住狀況的莫過于以“窩鋪”“杖子”等命名的地名。畢竟移民到了一個地方，首先要尋求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時大多數移民都是因貧窮而出走的，他們到了一個認為可以謀生的地方落腳立村，一開始生活是很艱辛的，是為生存型移民。

在敖漢地區的一些自然村，從地名就可以看出當初移民到此的不容易。99 個以窩鋪為名，說明那個時期的移民一路逃荒奔波，找個地方簡單地搭建個窩鋪，能住下來，能容身就滿足了。91 個以杖子命名的，搭建了簡易的住房，也得有圍墻，砍點樹枝條，夾個杖子當圍墻，也算有了家的樣子。何況口外土地遼闊，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相隔數十里才能見到一個蒙古包。而且最初一般漢民出口只為謀生而租種蒙地或短期打工，并未準備長期定居。更重要的是康熙年間，凡來蒙地耕種的“民人”每人由戶部發給“印票”，逐年更換，同時規定必須春來秋走。?所以他們臨時搭起簡陋住所，就形成了敖漢地區以“窩鋪”“杖子”等命名的地名。

（二）尋溝洼而居、逐水源而棲而形成的地名

不論是明清易代，還是清民之交，移民群體因其本身的脆弱性，即使“闖”到口外，仍然擺脫不了社會的動蕩。因此遠離平川，尋溝洼而居，就成了移民定居的一個重要選項。更重要的是這些溝洼，不僅有水，其兩岸或下游往往是土質比較肥沃的平地，是適合農墾的理想場所。有清一代敖漢地區移民立村1513 個，帶有“溝”“洼”字眼的自然村名有414 個，占比高達27%?？梢?，“溝”“洼”不僅是敖漢地區最重要的地理特征，以“溝”“洼”命名的自然村的存在亦能表明清代口外地區農墾事業的蓬勃發展。如：新惠鎮橫溝子、黑山洼、南洼、下興隆洼等。四家子鎮魯家洼、塘坊溝、東北溝等。下洼鎮下洼、下溝、大溝、溝門等。興隆洼鎮興隆洼、北洼、陳道溝、炮手溝。牛古吐鄉杏葉溝、上朝陽溝、下朝陽溝等等。

起初到敖漢地區或在此經營了一段時間的人，還是選擇有水的地方耕種。在清代，敖漢地區以河沿、河邊、水泉、水井、泡子、河灣子等命名的自然村地名有106 個，在自然村地名中占有不小比例。因為水利資源是農業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農區構成地名的一個重要因素。畢竟水源對于人們來說，便于灌溉、生活等各方面。所以，他們更喜歡居住在有泉水、河水或流水的地方。如新惠鎮扎賽營子河東、后水泉等；四家子鎮水泉屯、大有井溝；下洼鎮河西、西泡子、大河沿；貝子府鎮鄧家灣、小水泉、水泉子溝等；瑪尼罕鄉白家灣、水泉、哈拉烏蘇（系蒙語，“哈拉” 意為黑色，“烏蘇” 此處指代水泡子，意為黑水泡子）等。

無論是“溝、洼”還是“河沿、河邊、水泉、水井、泡子、河灣子”，無外乎圍繞著兩個因素，一則“適合灌溉”、二則“肥沃的土壤”。而這類專名表明了遷入該地的移民對農墾的渴望心理，使得敖漢地區土地的開發、移民和農墾等文化，反映到地名中既鮮明又形象。

（三）反映生產關系形態

由于敖漢地區自然村命名年代主要始于清代，關內移民以租種蒙古地主、王公的土地為主，所以一些地名有著明顯的生產關系色彩。如“三節地”“八分地”“頭份地”等。

這類地名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首先是明顯地帶有墾荒意味的字眼，如“新地”“北新地”“南荒”等。其次是在原有村落名稱基礎上，派生出附加“東南西北”“上中下前后”等指代方位的字詞，以與原村相互區分，例如“后五大份”“北新地”“南新地”等。這些附加成分標明了相對位置、規?；蚺d建時間等。再則是按分成起，如“四六地”，即按四六分成。而至于以“數量＋分（份）、節、頃＋地”命名的，例如“二分地”“三節地”“六頃地”“八份地”等，來到敖漢地區的漢民向蒙古人租種土地，或在轉租地商承包的土地時，地畝單位會有以“頃”命名的情況。如長勝鎮的“六頃地”即是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大道海王家在此買了蒙古族貴族的六頃土地并始居。但敖漢地區帶有“頃”字的地名，僅這一處，遠不及同時代土默特地區的數量。而據劉忠和研究，走口外到蒙地的漢民，很少使用他們已經習慣使用的“頃、畝”等精確的土地計量單位，而是使用“牛犋、分子、坰”等為單位，?陳硒進而將諸如“份（分）、份子（分子）”為命名標志的這類地名歸結為私墾文化。?

此外，劉克祥根據《蒙地調查》，認為在熱河蒙地永佃制形成的過程當中，蒙旗公署或王公貴族將大片荒地交給漢民“攬頭”，由攬頭招佃墾種。（如黃羊洼鎮的“蘭圖營子”，就是在光緒年間，有一個叫劉三的人給王爺當管家并出租土地和收租，人稱“劉三攬頭”，故名劉三攬頭營子，后習稱蘭圖營子。）這些攬頭又可稱為“租攬頭”或“占山戶”，但占山戶并不自己開墾，而是將土地分散倒賣。從占山戶手里承倒荒地的稱為“劈山戶”，有時劈山戶也不自己墾種，而是將土地再度劈分倒賣。如此幾經分割、轉手，土地最后才能落到墾荒農民手中。?也就是在這一過程當中，關內移民為了區分地域，將土地冠以數字排列，為了耕作方便，圍繞著自己得到的“分、份”地，搭窩鋪、建杖子，漸成村落，以其所處“分、份”地的數字順序為其村名。在敖漢地區現行這類自然村地名中，因用字不統一而有“分”和“份”之別。有“份”和“份子”“分”和“分子”的不同用法，但意思是一樣的。

從地區分布上來看，這類地名在古魯板蒿鄉較為集中，有清一代總共有7 處，占整個敖漢地區近三分之一，且多以“分、份”命名。新惠鎮1 新地：嘉慶元年（1796 年）有人來此始居，新開荒種地，故名。金廠溝梁鎮1 四六地：宣統元年（1909 年）孫武在此搭窩鋪始居，出租此地，按四六分成，故名四六地。下洼鎮2 北新地：宣統元年（1909 年）劉家來南新地村北部始居。南新地：宣統元年辛家來北新地村南部始居，故名。長勝鎮1 六頃地：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大道海王家在此買了蒙古族貴族的六頃土地并始居。貝子府鎮2 北新地： 乾隆四年（1739年）孟家來此新開荒種地，故名新地，后又建一新地村，為區別同名，因此村在北，故名。南新地：光緒元年（1875 年），周國興來此始居，新開荒種地，故名新地。興隆洼鎮2 東新地：康熙元年（1662 年），張家來此新墾荒種地始居。南荒：光緒元年，王家來此始居，因此處是一片荒地，又在查干他拉村的西南部，故名。黃羊洼鎮5 三節地：乾隆年間，王爺府的管家郭井田將十二股子以東的土地租給當地人種，每520 弓為一節，此村在第三節地上。此外還有中六節地、東六節地、西六節地。

總之，這類地名的出現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敖漢地區農墾的歷史情況。這不僅有助于揭示敖漢地區土地關系變化、私墾包租、轉租和墾殖的態勢和發展層次，還能有助于還原敖漢地區相關村落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變遷。

（四）反映移民群體的逐漸成勢

從自然村地名實際分布上看，在敖漢地區以“營子”“家子”等命名的地名數量較多，且最初多聚眾而居，并漸具中等村落規模，戶數較多。這與敖漢地區墾荒而內地漢民成群結隊來安家置業密切相關。如敖漢旗地名志載“各鄉鎮的自然村地名中，‘姜家營子’‘王家營子’等的名稱很多，全旗有156個”。?這說明這些地方聚落成村的速度比較快，往往是一個家族在此始居立村，很快就聚攏其他姓氏來此居住，成為一個營子。還有“三家”“四家子”等名稱的地名，這是移民們結伴立村的一個比較典型的形式。具體舉例敖漢地區，如豐收鄉的“杏核營子”，起初便有兩戶人家，而后人戶漸多，逐漸成為營子。也有如四家子鎮的“四家子”，就是乾隆年間趙、韓、陶、金四家一同來到此地，始居立村。

另一方面，移民和當地蒙民之間勢力對比成為影響自然村地名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影響這種勢力消長的因素，一是時間的變遷，二是土地農耕條件的好壞。如清朝后期，蒙地設縣開墾，實施“移民實邊”和“借地養民”等移民和建村計劃，使得各蒙旗土地肥沃地區大量移入漢民，由此大量漢民聚落和漢語地名出現，棄用原有的蒙古語地名，用新的漢名代替。敖漢地區地貌總體上呈現“南山、中丘、北沙”，且只有地處敖漢南部的四家子、金廠溝梁、貝子府屬于半濕潤氣候區，其余皆為半干旱氣候區。?即越往南農墾條件越好，越往北沙化越嚴重。因此敖漢地區自然村地名整體分布中，越往北蒙語地名的比例較高，越往南漢語地名比例較高。如地處敖漢最北部的敖潤蘇莫蘇木，是敖漢旗唯一的蒙古族集居區。?在清代敖潤蘇莫蘇木17 個自然村地名中，除“新發”一地，原名“韓家窩鋪”，后改為新牧區發展壯大之意，其余16 個皆為非常明顯的蒙古語地名，如蘇民準艾勒（意為廟東營子）、蘇民巴潤艾勒（意為廟西營子）、固欽格日（意為三十家）、好木格圖（意為有淤柴或塵雜物）、烏蘭章古（意為紅蒺藜）、固日班毛都（意為三棵樹）等等。而在敖漢最南部的四家子鎮，清代123 個自然村地名中，僅有10個蒙古語地名。

此外，敖潤蘇莫蘇木的“圖布力格”村，康熙年間鮑家來此始居，當時此地為圓形甸子，故名圖布力格（“圖布力格”蒙古語意思就是指“圈”的意思）。而在敖潤蘇莫蘇木南邊的長勝鎮中就有 “長勝甸子”這一自然村地名，清康熙年間建村，初名為東大圈，到民國年間，馬長海等人來此甸子居住，取名長勝甸子?？梢?，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康熙年間到了民國年間，加之長勝鎮位處敖潤蘇木南部，“時間＋地點”的變遷，使得漢民的影響越來越大。從“圖布力格”到“東大圈”再到“長勝甸子”，自然村地名中蒙古語詞匯的影響越來越小，沒有音譯亦沒有意譯。還有敖潤蘇莫蘇木的“荷也勿蘇”，光緒年間鮑家來此始居，因附近有兩個小水泡子，故名?！昂梢病泵晒耪Z即指“兩個”，“勿蘇”即可指水泡子。而地處敖漢旗東南方興隆洼鎮的“大泡子沿”，清乾隆年間建村，因地處一較大水泡子沿上，故名。又有地處敖漢南部貝子府鎮的 “上毛菠蘿”“中毛菠蘿”“下毛菠蘿”都是康熙年間建村，“菠蘿”蒙古語意為水泉，而“毛”蒙古語意指壞，意思是壞的水泉。而該鎮上其他以“水泉”命名的自然村，則分別是在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建立，且都直接以“水泉”起名，并不考慮諸如“胡同”“菠蘿”此類蒙古語地名。足見移民群體立村的時間和地點的不同，深深影響著自然村的地名。

（五）移民遷出地的溯源

從移民遷出地來看，敖漢地區一大特點是來自山東的移民比例最高，大約占有清一代自然村地名的9%，且還未包括那些從一個移民村衍生出來的其他村落及無法溯源的村落。其次有河北、山西、陜西、河南等地，正如史料所載“今河南、山東、直隸之民，往邊外開墾者多”“山東民人往來口外耕地者多至十萬余”等等。?如：新惠鎮橫溝子、阮家地、張家窩鋪、范家窩鋪等；四家子鎮林家地、楊家窩鋪；四道灣子鎮四道灣子、五道灣子、六道灣子等；下洼鎮粉房營子、南城子；貝子府鎮房申溝、二龍臺、李杖子、鐵匠營子等；牛古吐鄉廣興永、趙家窩鋪、李家圍子、小黑山溝等等。

以山東籍移民為主體的關內移民，以其嫻熟的農耕技術，充當著敖漢地區農業發展的主力軍。伴隨著他們的到來，敖漢地區建立起許多自然村。反之，對自然村地名的溯源中亦可見證移民與農墾的歷史。

結語

綜上所述，敖漢地區自然村地名的形成與清代移民農墾的活動離不開，以當下區域史研究以小見大的特點，本文或能為內蒙古地區的農業發展的坎坷歷程、移民群體的特色文化乃至于有清一代清廷對蒙古地區政策的復雜性提供某些啟迪或聯想。畢竟移民、農墾、自然村等不僅涉及經濟發展的范疇，也和當時的政治形勢、民族關系緊密相連。從康熙招墾到乾隆有禁不止、蒙古王公私相招墾到地商加劇農業資本投資到貽谷放墾蒙地均說明這一點。再結合多民族混居格局形成的過程中，敖漢地區移民源于明代，清至民國三百余年間，大量關內漢民，通過“闖關東”“跑口外”等方式遷移到敖漢地區定居。此間，他們或務農或極少部分經商，漸具別有特色的遷移方式及衍生的移民文化，使得漢族移民運動與原生蒙古族游牧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連為一體，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混居態勢，對敖漢地區的民族、經濟、文化格局乃至生態面貌都產生了深刻影響。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移民群體的活動致使大量村落地名發展變化。所以，對自然村地名的考察，又能反過來發現或證實移民與農墾的事實。

注 釋：

①李俊義,程語詩.赤峰市及其所屬旗縣區名稱小考之二——敖漢、喀喇沁[J].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5):3-6.該文中關于敖漢名稱之多種解釋,本人亦認同“大王”之解.

②③⑥⑦⑨??????敖漢旗志（上）卷七·種植業[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5,255,255,255,255,255,256,256,256,256,255-256.

④???周清澍.試論清代內蒙古農業的發展[J].內蒙古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64（02）:36,46,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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