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陜蘇區的糧食供應問題探析

劉宗靈 鄭祥文

保障糧食供應是軍隊和政權建設中的重要一環,是維系蘇區發展和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保障?！凹t軍假若沒有足夠的糧食,就不能成為強有力的紅軍,因為沒有糧食,軍隊就不能自由行動,不能維持軍隊人員的生存?！?1)《秋收糧食動員的總結》(1934年9月30日),《陳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頁。關于川陜蘇區的糧食供應問題,學界現有著述已就糧食征收機構建設、糧食征收工作開展情況,如發展生產、公糧征收、糧食運輸、糧食加工、糧食儲存、糧食調劑等基本史實進行了一定的梳理和探討。(2)參見成都軍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編:《川陜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中共南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四川省糧食局糧食志編輯室編:《川陜革命根據地糧政史長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盡管已有學者注意到川陜蘇區的糧食供應問題,但其研究依舊停留在較為淺表的史實描述維度,缺乏深層次的動態分析與研究。(3)參見羅其芳:《川陜蘇區軍政人員糧食供給問題探究》,《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劉金:《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工作述論》,西華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秦一高、蔡延光:《川北蘇區》,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對于糧食供應在整個川陜蘇區建立、存續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與其他要素之間的互相關系,糧食供應工作的內容、效果,以及其在不同烈度的反“圍剿”戰爭狀態下的曲變與運行實態等問題,尚需進一步深化和加強。本文擬就川陜蘇區糧食供應的實踐、演變、困境等運行實態作進一步分析,以推動相關研究走向深入。

一、紅軍入川之初的糧食供應問題及其應對

鄂豫皖蘇區時期,紅四方面軍的軍事行動長期為糧食供應問題所限制。至1932年秋,蘇區糧食已異常困難,紅軍及傷病號、群眾皆在饑謹狀態。在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和糧食供應極度緊張所造成的雙重危機中,紅四方面軍不得不離開原有的根據地。為粉碎敵人的重重圍追堵截,機動靈活地實行戰略轉移,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領導干部決定輕裝簡行?！拔覀円笕娙藛T,將平日行軍隨身攜帶的干糧袋子,裝足三天的用糧,缺乏子彈或破舊的槍炮,傷病的馬匹等,都須拋棄,一批受傷干部,也加以遣散……這樣,我們的隊伍就輕便得多,作戰行軍,兩得其便?！?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46頁。紅四方面軍在長途轉戰過程中,不得不持續應對后勤供給不足、糧食嚴重匱乏等問題?！捌D苦的長途行軍,加上饑餓和嚴寒的折磨,部隊中傷病員日漸增多”,“我們的指戰員連日來奔波轉戰,穿的是單衣,吃的是蘿卜、土豆和紅薯,冷壞了,也餓極了”。(5)羅應懷:《突破敵重圍 轉戰三千里》,《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331頁。

尋求穩固的立足之地,讓部隊得到休養并迅速補充軍需物資,成為紅四方面軍亟待解決的問題。紅軍到達陜南后,旋即召開小河口會議,決定在西鄉、石泉、紫陽等地開辟革命根據地。但這一決定很快便在陜南脆弱的后勤供給能力束縛下無疾而終?！拔覀円陉兡系貐^找尋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48頁。扎根陜南不僅意味著要隨時應對胡宗南、蕭之楚、孫蔚如等部的封鎖和“圍剿”,而且還需要考慮陜南能否滿足紅軍龐大的軍需補給,顯然陜南并不具備有效解決紅軍急需的各種后勤物資的基本條件。紅軍抵達西鄉等地后發現,“前幾年連年的旱災、匪災,已經鬧得農村經濟到了一種不可收拾的地步”(7)從1928年到1932年,陜西遭受水災、旱災、雹災等自然災害次數分別為84、92、76、59、90次。參見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76—378頁;《陜西漢南特委給省委的報告——關于政治經濟形勢及黨組織與群眾斗爭狀況》(1932年9月23日),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94頁。。同時,部隊急需的冬衣也無法在陜南得到妥善解決。當地人民平素布料已經不足,自無力供給軍用。而重要城鎮既為敵軍所占,也無法從外地補充。此外,國民黨軍胡宗南、蕭之楚等部也試圖“截斷我們的出路,使我們沒有糧食,然后以強大的火力,殲滅我們”(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45、148頁。。由于陜南連續五年自然災害不斷、糧食歉收,部隊軍需補給十分困難,加之外部環境惡劣,此地并不具備建立蘇區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紅軍不得不重新考慮在其他區域創建新的蘇區。未久,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根據在陜南西鄉了解到的川北情況和國民黨報刊所登載的有關信息,認為川北軍閥混戰、防務空虛,有利于游擊作戰,條件較陜南更為有利,遂將視野轉向川北?！奥牱矫孳婎I導同志說:川北比陜南的地勢更險要,物產更豐富,回旋地區更廣闊;而且四川軍閥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帶混戰,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虛,正是我軍入川的大好機會?！?932年12月15日,紅四方面軍在陜南西鄉縣鐘家溝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提出了“我們到四川去,幫助四川人民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建議。(9)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199頁。此時,西鄉人民的支援則為紅軍翻過大巴山、順利抵達川北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爱數氐娜嗣袢罕娐犝f我軍要翻越巴山,雖流露出戀戀不舍的惋惜之情,仍然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條件,使我們很快備好了兩雙草鞋、四斤干糧、四斤稻草?！?10)《陳再道回憶錄》,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頁。

紅四方面軍抵達川北后,仍受到糧食問題的困擾?！凹t軍從鄂豫皖千里轉戰來到川北,立足剛穩,吃、穿、用都存在著極大的困難……糧食,就是一個十分難解決的大問題?！?11)楊文局:《好管家鄭義齋同志》,《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下,第330頁。造成紅軍入川之初糧食匱乏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川北部分山區糧食產量低,百姓飽受封建軍閥和地主的剝削壓迫,家無存糧,自身都達不到夠吃的水平。川北的通江、南江等地雖礦產、農業特產等資源豐富,但“境內大山綿亙、峰巒起伏,多幽崖荒谷”(12)《川陜革命根據地糧政史長編》,第2頁。,屬土地脊薄的窮山區,水田少、旱田多。而且當時絕大多數男子抽大煙,好地主要是種鴉片,種糧食的大多是次地。適合耕種糧食的次地也有相當部分屬于高山區,農業依舊停留在刀耕火種階段。粗糙的耕作方式導致蘇區農作物產量極低,“高山區一般畝產100多斤,中低山區一般畝產200多斤”(13)《川陜革命根據地糧政史長編》,第3頁。。在紅軍入川前,農民所獲糧食主要用于繳納賦稅、捐款和支付地租等,農民少有存糧。田頌堯、劉存厚等軍閥在防區內“肆意征取,有一年而征數年之糧,有一月而收一年之稅”(1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內部發行,1980年版,第30頁。?！皩嵨锏刈庥袑Π敕?倒四六(地主六成,客戶四成),定額租。其它還有農忙到富紳家紅白喜事時的幫忙式的勞役剝削”,農民不得不忍受高利貸剝削,“谷利一般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15)《通江縣永安鄉典型調查材料》,四川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川陜革命根據地博物館編:《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頁。因此,這一時期川北“老百姓窮得很,每年除了過春節三天能吃點白米飯,其余就是糠菜半年糧”(16)楊文局:《好管家鄭義齋同志》,《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下,第320頁。?！按兲K區的生產很是豐富。但是,過去在國民軍閥統治之下,我們窮人無地,向發財人佃的(幾)背(田)或是幾塊地,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做出的糧食和副產物,大半都被發財人剝削去了。另一方面還要交納苛捐雜稅,還糧、更款,結果仍是兩手空空,受餓受凍,過的是牛馬生活!”(17)《各級經委會目前應做的幾點工作》(1934年2月16日),四川省稅務局等編:《川陜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頁。不難看出,紅軍入川之初,川北農民普遍生活困苦,長期處于食不果腹的狀態,紅軍較難從貧苦百姓當中獲得充足且穩定的糧食補給。

其二,1932年四川全川遭受旱災,糧食產量銳減,農村饑民遍地,紅軍不僅難以從蘇區百姓中得到補給,而且要應對蘇區和赤白交界地帶的大量貧苦農民急需紅軍救濟這一問題。敵軍報紙就曾報道,達縣“有糧一斗之田產,遇年歲豐登,能谷約20石之譜?！嬎闼?幸得入付兩抵無余”(18)《川陜軍:達縣田賦征收情形》(1933年4月),《川陜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156頁。。在經濟條件較好的達縣,田地較多的農民豐年尚能做到收支相抵;如遇災年,通南巴等地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就只能“三月雜糧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據史料所載:“在赤、白界地,許多窮人都一批批跑到赤區來,都穿得襤縷不堪,勾子(筆者注:四川方言,意為屁股)都在外面。軍閥逼款、逼糧,逼得窮人沒糧食過年,豬、牛、雞、鴨都被田匪殺了吃了,窮人沒穿沒吃、窮人到處喊天喊地的哭?！?19)《川北窮人反對軍閥逼款逼債》(1934年2月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00頁。為應對危機,紅軍也不斷調撥軍糧救濟難以度日的貧苦農民。另據時人回憶,1933年紅軍初到旺蒼之時也曾“開倉放糧,救濟過難以度日的貧苦農民,放糧約三萬斤以上”(20)《糧站(庫)》,《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431頁。。紅軍還對被國民黨軍掠奪了糧食的貧苦農民予以救助,“在中午的時候經紅軍運來幾大馱子衣服等東西”,“全分給這些窮苦老百姓”,還“把糧倉打開給這些人分了些口糧,這是紅軍給群眾的好處”。(21)《紅軍一到絲姑嶺 地獄處變天堂》(1959年),《達縣地委檔案》,第10、16頁,達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0015-0011-0001。

其三,國民黨軍隊、土匪和民團等反動勢力對蘇區的劫掠和燒殺,也是造成紅軍入川之初糧食匱乏的原因之一。彼時,逃往白區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方面的猛烈抗爭”,“想奪回工農已得的田地、房屋和政權,再回頭來更加壓迫和屠殺工農”。(22)傅鐘:《蘇維埃政權和鎮壓反革命》(1933年12月6日),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川陜革命根據地博物館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7頁。例如,“白軍王志遠,王三春進攻蘇區,燒毀房屋,屠殺革命群眾,豪紳地主趁機奪回土地財產,勾結白軍告密搜查及加重雇農佃耕農的糧草、捐稅的負擔。在蘇區周圍,群眾生活較之別的區域更加惡化,更加痛苦”(23)《(中共)陜西漢南特委文件擴大西鄉城固邊新蘇區創建紅29軍的決議(節錄)》(1933年1月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0頁。。再如,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也曾在《糧食問題問答》中回答“白匪將窮人糧食倒光了,蘇維埃如何救濟”(24)《糧食問題問答》(1933年9月2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898頁。一事。

為應對糧食危機,鞏固革命根據地,川陜蘇區開始另尋他法以解決蘇區的糧食供應問題,并將糧食工作置于蘇區建設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凹t軍在解放南江、長赤(縣)兩地以后,十分重視糧食工作?！?25)《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第296頁。紅四方面軍的后勤部長鄭義齋也在“成天盤算;全軍有多少人,一天需用多少糧,一個月需要多少,半年需要多少,這些糧食從哪里來”。他通過帶領大家進行調查研究,及時向方面軍總部提出建議,致力于解決紅軍糧食供應問題。(26)楊文局:《好管家鄭義齋同志》,《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下,第330頁。紅四方面軍總部結合鄭義齋等人的調查研究情況,采取了多項舉措保障紅軍入川之初的糧食供應。

首先,轉變糧食征收對象和方式,通過“打糧”沒收豪紳地主的糧食?！凹t軍入川后,領導人民群眾打擊土豪,繳獲了大批糧食”(27)《紅四方面軍萬噸囤糧庫》,《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430頁。,“紅軍每解放一個地方,就打開地主豪紳的糧倉,除分一部分給當地貧苦群眾外,其余留著軍糧,并動員群眾運到前方”(28)劉炳強、馮富貴:《鄭義齋傳》,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研究會編:《川陜革命根據地英烈傳》第1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頁。。據時人回憶:“1932年12月27日,紅軍一到平溪壩就擒了朱團總,殺了馬委員。一連紅軍住在我家里,我父親呂成國就給紅軍引路,去沒收地主的糧食,僅金溪河的劉拱成、砥壩的傅坤先這兩處就沒收糧食300擔(每擔120市斤)?！奔t軍在通江的其他鄉沒收的糧食更多,據統計,“紅軍僅從洪口、中林、董溪、九層等地共沒收豪紳地主63戶,糧食18810擔,共220多萬斤”。(29)中共通江縣委黨史辦研究室編:《通江蘇維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376頁。通過沒收地主豪紳的糧食,紅軍獲得了大量糧食,基本解決了入川之初的糧食供應問題?！拔臆娭恍杌ㄉ贁等肆?便解決了軍糧問題,同時還有余糧救濟當地老弱,因此獲得了當地多數人民的擁護?！?3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62頁。

其次,紅軍通過沒收廟產、學產及接管國民政府和軍閥的糧倉等方式獲取了部分糧食。1932年年底,紅軍剛到通江就接管了國民政府(原縣政府衙門口監獄側)5架木板倉,每架倉約裝黃谷2萬多斤,共10萬斤,是收存各地公田和公產交租的糧食。據統計,僅通江一地共計“接收國民政府糧食29.48萬斤”(31)轉引自《川陜革命根據地糧政史長編》,第48頁。。此外,紅軍還通過沒收廟產、學產等被地主劣紳把持的資產獲取了少量糧食。例如,紅軍在通江地域內共沒收廟產、學產和清明會田產糧食15.64萬斤,其中僅大洪口、松溪、董溪等地就沒收了6萬多斤。另據時人回憶:“1933年紅軍來到通江城后,沒收了我村廟子啞、岳家溝、黃梁樹、濟田壩等地的學田、濟田共210多背,沒收谷子約3萬多斤。在何家場沒收了岳家溝學田的糧食100多背,除少部分分給窮人外,大多數動員民工送到了天華山紅軍部隊和甘木林等地供紅軍食用?！?32)《通江蘇維埃志》,第376頁。

再次,向富農征發糧食亦是紅軍籌糧的途徑之一。紅軍對向富農征發糧食的數量有著較為明晰的規定,征發糧食的多少要根據富農田土面積、產糧多少,按實有人口留足必要的口糧后多余糧食的數量而定。對富農的征發帶有強制性,繳納的方式亦是多種多樣,既可以繳納農具等生產資料,也可以繳納現金,又可以繳納糧食,其中絕大部分是征發糧食?！凹t軍對富人實行征發,征發銀元和糧食。我交的包谷叫擂成包谷米運到兩河口?！睋ńh村民雷馬太回憶:“九子坡鄉有戶姓杜的佃田戶,佃種土地很多。小春收了好多洋芋,因當時作戰部隊需糧量很大,紅軍就征發他交洋芋60背并送交鄉蘇維埃政府?！?33)《通江蘇維埃志》,第376—377頁。

通過上述舉措,紅軍的糧食籌集工作成效顯著,“客觀形勢大大改善,糧食不虞缺乏,而且易于征取”(3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62頁。,紅軍因此在川北站穩了腳跟。到1933年2月,川陜省工農民主政府成立,下轄紅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縣和巴中特別市及陜南特別區等,人口約100萬,川陜蘇區已初具規模。糧食危機的緩解也為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提供了物質條件。隨著紅軍采取“收縮陣地,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先后主動撤出長池、巴中、南江、通江等地,紅軍所需糧食數量巨大。1933年4月,川陜省委提出“紅五月中要準備一萬石糧食”(35)《中共川陜省委關于紅五月工作的決議案》(1933年4月1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52頁。,5月又提出,“要集中豪紳地主、富農糧食三千石”,“要大批動員草鞋、物質,準備食鹽……來擁護紅軍”。如此龐大的糧食供應數量在1932年幾乎是無法想象的。反觀原本統治川北通南巴一帶的四川軍閥田頌堯部隊,則后勤補給困難,以至于難以維系其“圍剿”戰爭?！皵橙思Z食之萬分困難,每日只吃二頓包谷稀飯,敵人越深入蘇區內部,糧食越困難?！?36)《保衛赤區運動周決議》(1933年5月10日)、《保衛赤區運動周決議討論大綱》(1933年5月1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72、75頁。

二、川陜蘇區的糧食供應制度構建與蘇區的鞏固

紅軍入川之初,即通過征收、沒收、征發等方式,保障了蘇區軍民的糧食供應,暫時擺脫了糧食危機。但隨著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反“三路圍攻”時紅軍收縮陣地、各地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相繼建立以及紅軍規模的擴大,沒收地主豪紳糧食或向富農征收糧食等具有一次性和不穩定性特征的籌糧舉措難以長期滿足紅軍龐大和緊張的軍需供應?！凹t軍每贏得一次勝利,特別是打開一座城市,總會有大批的繳獲”(37)《川陜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史》,第176頁。,但在收縮陣地或軍事失利之時則較難從中籌集糧食,蘇區糧食供應亦會再次面臨嚴峻考驗。川陜蘇區亟需轉變糧食供應路徑。據時任紅四軍軍長王宏坤回憶,在反“三路圍攻”時期,紅軍內部“供給不可能統一,方面軍總經理部沒有什么東西給我們,穿衣吃飯一切軍用物資等都得自己想辦法;那時的軍長真難當,既要顧打仗,又要顧生活,部隊不斷擴大,不加強后勤部門不行,并且,反‘三路圍攻’收緊陣地,方面軍差不多全部縮到了我們十師防地上,不僅物資供應特別困難,更難的是傷員增多”(38)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195頁。。著眼于鞏固蘇區,從根源上解決十余萬名蘇區脫產軍政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川陜省委和蘇維埃政府提出,要將“保證革命戰爭的給養與供給,保證蘇維埃一切革命費用的支出”作為開展蘇維埃財政經濟建設的目的。(39)《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5年1月15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999頁。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川陜省委采取了多項舉措應對蘇區發展鞏固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糧食困境,嘗試通過建立長期穩定的糧食供應渠道,從物質上、組織上確保糧食政策的貫徹執行。

第一,轉變發展思路,不再將沒收征發糧食等方式作為解決蘇區軍民糧食供應的主要渠道,而是將發展生產、提高土地耕種面積和增加農作物產量作為解決蘇區糧食問題的根本途徑。紅軍在川北站穩陣腳后,將解決糧食問題的希望寄托于發展生產之上?！斑@個區域內的經濟,本可以自足。除了食鹽要取給于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地都可以生產?！?4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89頁。川陜省委遂“把發展生產、發展經濟、保證和改善紅軍及根據地人民的物質生活,看作是奪取革命戰爭勝利、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頭等重要的任務”(41)《傅崇碧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隨著蘇區土地改革的有序推進,貧苦農民普遍分到了土地,川陜省委號召“全蘇區人民踴躍參加生產”,“赤區獎勵種有益身體之谷類,一律禁止種鴉片煙”,并要求所有工農群眾在分得土地后,“在家的男女老少要加緊春耕工作”;同時,“加緊整理田地和開墾,不準赤區寸土荒蕪”。(42)《各級經委會目前應做的幾點工作》(1934年2月1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1028頁。紅軍入川之時就發現,巴中等地種植鴉片的田地“約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且都是占的好田”(43)《傅崇碧回憶錄》,第31頁。。因而,川陜省委數次要求全境“一律禁止種鴉片煙葉”,“還種糧食和蔬菜,增加糧食生產”(44)《南江縣的經濟建設(節錄)》,《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420頁。,并提出如有違犯,輕者罰款,重者送交革命法庭制裁。通過戒煙、禁止種植鴉片,蘇區面貌煥然一新,“地變人也變——過去田里煙花紛飛,后來遍地稻麥飄香;過去瘦骨伶仃的‘煙鬼’,后來變成了生產的能手和戰斗的勇士”(45)傅崇碧:《難忘的故鄉人民》,《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上,第405頁。。

為預防糧荒,川陜省委還號召蘇區群眾種植蔬菜瓜果等雜糧,鼓勵大力發展農村副業,并對農業發展予以幫扶。種植雜糧對度過“青黃不接的糧荒時期,將大為有力”這一觀點早在鄂豫皖蘇區就已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形成共識。(4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9頁。鑒于此,川陜蘇區結合川北地形特點,挖掘蘇區土地潛力,積極倡導機關工作人員和蘇區民眾種植洋芋?！把笥鬅o論什么地方都可以點,活路比較簡便,青黃不接的時候,又最能救急。到處栽,多多的栽!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各機關工作人員至少每人種五顆洋芋啊!”(47)《加緊春耕運動大大鼓勵多種洋芋》(1934年2月1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601頁。同時,蘇區“要求童子團每人‘種五窩洋芋,點五窩瓜菜’”(48)《川陜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史》,第113頁。,還提出“要大大發展農村的副業,多多喂養耕牛、騾馬、母豬、肥豬、養蠶、織布、養蜂、栽種棉花、養羊、兔、雞、鴨等”(49)《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1934年10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334頁。。為促進生產,川陜蘇區還對缺乏資金、種子和農具的農民給予各項支持,要求工農銀行“向窮人作無利或低利的借貸”,多次指示下級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組織種籽合作社收買種籽,各經濟公社也大批收買種籽。沒收富農多余的牛及大牛(筆者注:原文如此)、多余的農具分給窮人,組織農具耕牛合作社解決農具耕牛的困難”(50)《糧食問題問答》(1933年9月2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898頁。。在各項政策的幫扶下,分得土地的蘇區群眾積極投身生產建設,“川陜根據地到處是人歡馬叫,一片春耕春種的繁忙景象。廣大貧苦農民由于分得了土地,生產積極性特別高漲”(51)《傅崇碧回憶錄》,第32頁。。

第二,加強糧食的使用、節約、儲存與集中,專門設立糧食委員會加強糧食的管理和運輸。由于蘇區經濟條件較差、糧食匱乏,紅軍入川后未久便對紅軍和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工資和伙食標準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并號召蘇區軍民節約糧食。如蘇區規定紅軍指戰員“一律實行供給制,指戰員生活十分艱苦?；锸?這曾規定過每人每日1斤糧、2錢油、3錢鹽”(52)《川陜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史》,第175頁。。1933年4月,為支援反“圍剿”戰爭,保證軍糧供應,川陜省委號召“各機關要節省糧食,每天吃兩頓稀飯一頓干飯”(53)《中共川陜省委關于紅五月工作的決議案》(1933年4月1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52頁。。9月,蘇區又對基層政府用糧的人數和標準作出詳細規定:“每鄉不得超過一桌人吃飯,按一桌人發糧食。每鄉群眾團體也按一桌人發糧食。各地不得隨意浪費糧食?！?54)《糧食問題問答》(1933年9月2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897頁。

為保障軍需民食,解決蘇區物質缺乏不能持久作戰這一問題,1933年6月,川陜省委在《斗爭綱領》中要求各地“建立適中糧站”。(55)《通江蘇維埃志》,第374頁。糧站和糧庫是糧食委員會的基層機構,由糧食委員會兼管,主要任務是征發軍糧,保障革命戰爭的供應。11月,蘇區又提出,“各級蘇維埃沒收的糧食要保存好,縣和區糧食委員會都要設糧食站,把糧食集中起來。鄉和村的蘇維埃不準保存糧食,要運到區蘇來”,由“蘇維埃公糧倉、社會保險倉保存糧食。蘇維埃不能亂動紅軍糧食,要盡量節省,村蘇不起伙食”。(56)《糧站(庫)》、《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決議(節錄)》(1933年11月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431、104頁。

此外,蘇區專門成立了糧食委員會以切實加強對糧食的管理和運輸。糧食委員會下轄糧食運輸、調查統計、種子儲藏、糧食儲藏四個機構,具體職能為:“管理糧食儲蓄,事先將糧食好好的儲藏,注意糧食的節省及種子儲藏,按季收藏各種較好的種子,如谷麥、黃豆、蕎麥、紅薯、高粱、包谷、花生、棉花……以免臨時弄不清秧子。粗糧食調查統計,第一調查統計赤區糧食多少;第二調查赤區每日需要糧食多少;第三調查統計非蘇區那些地方有糧食多少,并調查用什么方法可以運輸到赤區來。糧食運輸棧,按照路程規定?？?集中騾馬、手車、布袋及運輸糧食的東西,以更好臨時動員其運輸工作?！?57)《蘇維埃組織法及各種委員會的工作概要說明》(1933年2月1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38頁。

第三,加強糧食的集中統一支配,采取征收公糧、舉辦經濟公社等舉措拓展糧食供應渠道。川陜蘇區建立后,紅軍忙于作戰,軍隊和政府內部所沿襲的西征時的供給策略已不再適應蘇區發展的需要?！瓣P于財政計劃上,經濟建設上,做的非常不夠,不能適應革命戰爭之需要,這是我們財政經濟工作同志不能辭咎的?！?58)義齋:《我對于財政經濟之意見》(1933年7月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777頁。隨著紅軍粉碎田頌堯軍隊的“三路圍攻”,川陜省委得以專注于蘇區內部建設,將整頓蘇區和紅軍經濟、軍需物資管理紊亂、各自為政等問題提上了日程。

1933年7月,時任紅四方面軍后勤部長和川陜蘇區財經委員會主席的鄭義齋批評紅軍后勤部門道:“經濟、物質、糧食不能統一集中,整個支配,而各部負責同志多多少少的著有保守性,只注意到本部分之需要,沒有注意到全盤計劃?！奔t軍后勤部門的上下級關系亦十分松散,“各軍經理處沒有經常將經濟糧食和物質……等等情形報告總經理部,形成組織系統紊亂的狀態”。他提出,要“實行經濟物質集中統一支配,徹底整理財政經濟”,從而實現“前方軍事負責同志關于軍用需要品,沒有困難與缺乏之感,只有專心消滅敵人”。隨即,川陜省蘇維埃政府開始對財政經濟進行整頓,要求“各級經常要有經濟、糧食、油、鹽、衣服、布疋、花……等物品精確統計,報告上級,上級能了解整個經濟物質情形”(59)義齋:《我對于財政經濟之意見》(1933年7月7日)、《對于經濟物質集中統一支配和徹底整理問題》(1933年7月2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777—778、779—780頁。?！案骷壧K維埃的沒收的銀錢貨物,通通要繳到上級來,即使異常需用,也只能留一部分,不準私自保存?！?60)《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決議(節錄)》(1933年11月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30頁。以上舉措有效整肅了蘇區內部存在的經濟管理紊亂、分散問題,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逐步實現了對蘇區糧食、鹽、油等軍需物資的集中統一管理和支配。

在整頓財政經濟的過程中,蘇區還創辦了經濟公社,面向蘇區群眾征收糧食稅,從而增加蘇區的糧食和財政供應。在蘇維埃政權設計中,經濟公社是蘇維埃政權的商業機關,其主要職能是從群眾手中購買糧食、鹽等物資,以供給蘇區軍民。1933年春,川陜蘇區的經濟公社總社在得漢城成立,此后各分社也在蘇區各縣區相繼成立。據統計,“全川陜省、區以上設的經濟公社計有27個,鄉鎮一級沒有經濟合作社”(61)《蒼溪縣經濟公社及稅收的點滴材料》、《建立經濟公社服務于革命戰爭的需要》,《川陜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132、56頁。。蘇區經濟公社的建立極大地保障了蘇區的糧食供應,為發展蘇區經濟、保障軍民的供給作了重要貢獻?！凹t軍仰給政府的只是一小部分,如油、鹽、布匹、肉類等,大多從經濟公社爭取得?！?62)《川陜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史》,第176頁。再如1933年秋,蘇區糧食豐收,糧食滯銷,“經濟公社為農民著想,也從戰備出發,在市場上大量收購糧食”,僅“苦草壩收購糧食儲藏的在四百萬斤以上”。(63)《苦草壩經濟公社(七分社)》,《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391—392頁。

鑒于蘇區糧食豐收,1933年8月,川陜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了《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公糧條例》(簡稱《條例》),決定向蘇區群眾征收糧食稅,以維持蘇區的正常運轉。會議提出,要在“自動原則上,在數量規定范圍內,群眾捐助糧食,這就叫做蘇維埃公糧”?！稐l例》還對公糧的征收起征點、數量、標準、時限作了詳細規定,如“成年收谷在五背以上者,應納蘇維埃公糧五升”,“五背以下統統不納公糧”,“老人、小孩由四背以上納五升”,“四背以下不納”,“富農由三背以上納五升”,超過納稅起征點則稅額依次增加;若群眾分得旱地還“可分兩季繳納,秋收納五分之三,春收納五分之二(包谷背數以凈米米包谷)”。(64)《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公糧條例》(1933年8月),《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98—99頁。

不難看出,《條例》是根據成年、老年、小孩每年的糧食消耗量,并留足剩余的糧食這一原則來制定稅率的,且貧民的起征點高、稅率低,富農的起征點較低、稅率較高,充分體現了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性。不僅蘇區糧食稅的稅率遠低于國民政府,而且蘇維埃政權還對受災的農戶和地區酌情予以減免,以減輕農民負擔?！跋扔舌l、村蘇維埃向縣、區政府作出糧食生產情況的報告,提出減免和征額的初步意見,然后上面派工作人員調查核實,力爭做到合理負擔?！?65)《南江縣的經濟建設(節錄)》,《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419—420頁。彼時,蘇區農民的納稅負擔極輕,糧食稅政策受到了廣大蘇區貧苦群眾的衷心擁護。據通江村民劉連明回憶,蘇區糧食稅“按土地和人口的多少來交,一般都很輕,當時群眾稱之為‘口袋糧’,因為群眾逢趕場天,用一個口袋裝點糧食就把公糧交了”(66)《通江蘇維埃志》,第380頁。。

第四,川陜蘇區還通過到白區奪糧、武裝保衛秋收、限制糧食出口等舉措增加糧食流入,減少糧食輸出。1933年4月,川陜省總工會號召:“工人要領導農民去白區打糧,來幫助蘇維埃和紅軍?！?67)《川陜省總工會紅五月工作計劃決議案(節錄)》(1933年4月25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155頁。5月,川陜省委提出,組織游擊隊赤衛軍到白區去割反動派的麥子。7月,川陜省委再次指示各地區蘇維埃政府要“組織群眾打糧,解決糧食恐慌”(68)《保衛赤區運動周決議討論大綱》(1933年5月14日)、《區蘇維埃各部委員工作》(1933年7月19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75、115頁。。蘇區領導干部還親自帶領群眾到白區奪糧,“義齋同志還親自帶領后勤機關和勤雜分隊幫助群眾種田、收割和搞副業,并組織割谷隊到白區去割地主家的谷子”(69)楊文局:《好管家鄭義齋同志》,《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下,第330頁。。

為防止敵軍和地主富農搶奪蘇區糧食、破壞生產,川陜省委和紅軍總政治部強調要武裝保衛秋收?！霸诓环梁馉幍臈l件下,政治機關與政治工作人員應發動全體紅軍戰士,積極的幫助地方居民進行秋收,地方部隊更應負起保護秋收的主要責任,絕對不讓一粒谷子被敵人搶去,不讓一粒谷子落在敵人手上,只有這樣才能充足群眾與紅軍的糧食,這是爭取最后決戰勝利的重要保證?！?70)《總政治部訓令第十二號——關于地方工作》(1933年7月1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2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頁。為防止敵人破壞蘇區的農業生產,川陜省委通過組織、整頓地方武裝和農民武裝保衛人民群眾的勞動成果?！安蛔尩刂骱兰潄頁屛覀兊募Z食,就要整頓地方武裝,擴大地方武裝,把各地赤衛軍、游擊隊、戰斗連等組織起來,擴大起來,家家制刀矛土槍土炮,加緊站崗放哨,戒嚴肅反,不讓有一個敵人[混]進赤區來,破壞我們的生產,搶我們的東西等?！?71)《加緊生產運動決議》,《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410頁?！俺嘀獠?有赤衛隊(用以掠食者)?！?72)《廣元方面“赤禍”目擊談》,《國民公報》1934年1月9日,第8版。

為減少糧食流出,川陜省委還對糧食出口課以重稅,甚至禁止糧食出口。1933年9月,川陜蘇區提出,由縣級以上糧食委員會“規定禁止糧食出口和節約糧食的辦法”(73)《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1933年9月1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46頁。?！凹Z食、布匹、棉花、中西藥材、耕牛、小豬、鹽等,皆得從值抽20%起,以至抽50%為止。必要時,蘇維埃政府得禁出境?！?74)《川陜省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1933年),財政部農業財務司編:《新中國農業稅史料叢編》第1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228頁。1934年2月,川陜省委根據反“圍剿”形勢,再次提出禁止偷運赤區米糧出境。同時,川陜蘇區鼓勵蘇區必需品的輸入,并對其予以減稅或免稅支持。如1933年,川陜省委就提出,紅軍各機關要設法到白區收買糧食,(75)《川陜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會決議(草案)》(1934年3月28日)、《中共川陜省委關于紅五月工作的決議案》(1933年4月1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259、52頁。并提出“鹽、布匹、棉花、糧食、中西藥材、耕牛、小豬、洋油、生發油等,皆得免稅”(76)《川陜省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1933年),《新中國農業稅史料叢編》第1冊,第227頁。。

但在實踐中,部分糧食政策和制度并未完全得到貫徹落實。例如,經濟公社雖然“已有部分發展”,但“也是一樣的不能供給紅軍和群眾的需要,如竹峪關經濟公社里的鹽、布、油,什么也沒有,不向赤白邊區去購買”。(77)《改正我們的缺點,發展合作社經濟公社》(1934年2月18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1032—1033頁。同時,在“左”傾階級路線的影響下,蘇區在籌糧時往往過分強調階級斗爭,過度打擊地主富農,不斷提出“地主糧食全部沒收,向富農征發”“堅決把富農多余的糧食完全征發出來”的口號。浪費現象亦時有發生,“以前各部分有少數負責同志,以領取物質為習慣,需要什么東西就寫一信或書一條領取,而使用的同志因領的東西沒有去錢,不覺得這種東西值多少錢,也就不注意節省”,“隨便就浪費了一部分”。(78)《從實行購買制度中來節省經濟》(1934年1月31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582頁?；I糧過程中也曾出現強迫命令現象,“個別的發生強迫命令脫離群眾和地方黨政機關領導的傾向與錯誤,特別是一部分供給管理人員,破壞紅軍紀律,強買群眾的糧食豬菜,或者是不講價錢,隨意將價錢減低數倍,甚至亂拿群眾東西”(79)該文件由川陜蘇區翻印。參見《總政治部訓令第十二號——關于地方工作》(1933年7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2冊,第410頁。。

盡管如此,通過上述舉措,蘇區的糧食工作依舊成效斐然,糧食收成良好,蘇區也不再感到糧食匱乏?！霸谪S收之后,人民群眾首先想到的是英勇作戰的紅軍指戰員。人們用篩子篩、風車揚,整出最好的糧食,一背背、一挑挑,源源不斷地送往紅軍駐地?！北藭r,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吃穿用度全取之于民。白區的報刊也報道過蘇區糧食豐收、糧價低這一情況:“‘匪’區內米麥柴菜等日用品,故較安全區價廉三分之二,唯鹽價最高,每斤約值錢十五千文?！奔Z食危機的解除,也為蘇區的鞏固和紅軍后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堅強的物資保障?！叭嗣褚詣趧拥拇T果支援紅軍,紅軍以更大的勝利答謝人民?！?80)《傅崇碧回憶錄》,第33頁。為沖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擺脫食鹽緊缺的困境,川陜省委決定擴大蘇區,“只有繼續打到南部才有鹽吃”(81)《閬中所見蘇維埃之人民生活(節錄)》(1934年2月4日)、《勝利了!做什么?(節錄)》(1934年9月20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42、112頁。。1933年8月,紅軍發起了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進攻戰役。9月初,紅軍順利攻占南部縣城,“獲得食鹽無數”(82)《我軍攻進南部城》(1933年9月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524頁。,“大批鹽井的占領,對于保障根據地軍民的食鹽供應,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具有重要意義”(83)《許世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頁。。截至10月21日,紅軍取得了宣達戰役勝利,短短數月蘇區擴地300余里,自此川陜蘇區迎來了極盛時期。

三、川陜蘇區糧食危機的再現及其影響

1933年9月,在四川軍閥劉湘相繼擊敗其他競爭對手,結束綿延多年的川內軍閥混戰之后,四川軍政實現了表面統一。10月4日,劉湘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總司令”,設總司令部于成都。劉湘表示,“遵奉‘中央’命令,督率四川各軍,盡忠職守、努力‘剿匪’,如有違背,愿受最嚴厲之制裁”,并揚言“三個月內肅清‘赤匪’”。(84)中共達縣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斗爭史》,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頁。6日,劉湘下達動員令,共糾集140余團約25萬人,自西向東向川陜革命根據地發起“六路圍攻”。(85)四川省老區建設促進會、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川陜蘇區·總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頁。在籌備軍事進攻的同時,劉湘還對蘇區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為是或斷絕赤‘匪’物質補充,使其野無掠,日久自然崩潰”。11月,劉湘頒布了《封鎖條例七條》,規定“凡封鎖區域及附近地帶物品糧食之存積人口居住,……實行限制”,“對于封鎖‘匪’區,尤應特別取締,一糧食、二食鹽”。(86)《劉湘頒布對“匪”區封鎖條例七條》,《成都快報》1933年11月19日,第3版。在敵人強大兵力的包圍、擠壓和經濟封鎖下,川陜蘇區承受著巨大的被圍攻壓力。為應對四川軍閥的聯合“圍剿”,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保障紅軍長期作戰的物資供給,川陜省委在號召蘇區群眾加緊生產的同時,采取多項措施保障紅軍軍糧供應,削弱四川軍閥部隊的后勤補給能力。

首先,將糧食向蘇區的核心區域集中。1933年11月上旬,川陜省各級蘇維埃主席會議召開,會議提出:“目前集中糧食是最主要的工作,各級蘇維埃都要加緊做,完成集中五十萬石糧食,消滅劉湘的口號?！?87)《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決議》(1933年11月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66頁。12月7日,川陜蘇區召開全省糧食委員會議,“熱烈討論消滅劉湘的緊急任務,和對于紅軍公田糧食、蘇維埃公糧的集中、運輸、保管以及明年春耕農具、耕牛、種子的準備等問題,詳細計劃今后工作方式,要切實轉變過去工作落后”(88)《省蘇召開全省糧食委員會議》(1933年12月9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568頁。狀況。蘇維埃政府在要求各地集中糧食的同時,還提出加緊沒收富農地主的糧食?！凹屑Z食和經濟物資,保障革命戰爭的需要——前方各縣糧食很多,沒收豪紳地主和懲罰富農多余的糧食與收紅軍公糧的糧食,各級蘇維埃要馬上集中到赤區中心來,只留很少部分暫時吃住?！?89)《川陜省巴中道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決議》(1933年12月2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91頁。

其次,加強對蘇區民眾的宣傳和動員,號召蘇區群眾支援反“圍剿”戰爭。為匯聚力量,川陜省蘇維埃政府號召:“窮人再努一把力就能徹底消滅劉湘,擁護紅軍,擁護傷病號,做鞋襪、冬衣,集中各種物資送到紅軍和醫院中去。反對蘇維埃不把群眾擁護紅軍的東西送到前方去就在后方花費了?！?90)《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決議》(1933年11月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65頁。川陜省蘇維埃政府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要多多從宣傳鼓動群眾節省糧食,自動拿一部分糧食來擁護紅軍”(91)《為紀念“五一”毛浴鎮各機關工作人員聯席會議決議案》(1934年4月2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274頁。,還號召軍屬慰勞紅軍,“我們要幫助和慰勞我們自己的紅軍,做鞋,做襪,送小菜擁護紅軍,幫助醫院工作,自動參加運輸隊、擔架隊,配合紅軍行動”(92)《川陜全省紅軍家屬代表大會決議》(1933年11月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67頁。。在蘇維埃政府的號召下,蘇區群眾擁軍熱情高漲?！白允∥l出擁護紅軍醫院的號召后,各地擁護紅軍的物質都大批向醫院里送?！眱H巴中青江渡列李盧紀念大會上,“群眾擁護的物質非常多”,紅軍收到豬30頭、草鞋630雙、鞋子204雙、掛面1627把、羊腿6個、紅糖390斤,等等。(93)《熱烈擁護醫院巴中送三十條豬三十條棉絮》(1934年2月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593頁。

最后,實行堅壁清野,削弱敵軍的糧食補給。12月22日,張國燾在中共川陜省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將堅壁清野工作推行至全蘇區。他指示蘇區各級黨委:“不讓一顆米留給敵人,不讓一根草給敵人,實行堅壁清野,這一工作要有堅決的集中的指揮,每個縣委區委都負責這一戰斗的指揮?！?94)《中共川陜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節錄)》(1933年12月22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08頁。巴中道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亦提出:“要號召群眾不讓一顆米留給劉湘,不讓一根草留給敵人,實行堅壁清野,一切東西都要集中到赤區中心?！?95)《川陜省巴中道蘇維埃主席聯席會議決議》(1933年12月2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91頁。

與此同時,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通江召開會議。會議就敵我雙方態勢進行了分析,并借鑒以往反“圍剿”經驗,決定仍采取“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96)《川陜蘇區·總卷》,第76頁。以求在收緊陣地運動防御的過程中機動靈活地進行作戰,從而尋找逐個擊破敵軍的戰機。從1933年11月到次年8月,四川軍閥接連向川陜蘇區發動了四期“總攻”,紅軍在東、西戰線機動靈活地四次收緊陣地,到1934年6月,紅軍主動撤出通江等地,此時紅軍已收縮至以得漢城為中心的百余里地區。

蘇區前期的備戰工作有效支持了紅軍在1933年11月到粉碎“第三期總攻”這一時期的軍糧供應。1934年1月,據離開蘇區的民眾講述,“‘匪’每日三餐,每餐吃干飯及燉肉,□集而食,不分尊卑大小”(97)《老貞女趙平安赤窟回來娓娓談慘遇》,《國民公報》1934年1月7日,第8版。。但半年有余的戰略收縮和穩定糧食補給地的丟失,再次對紅軍的糧食補給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到1934年6月敵人發起“第四期總攻”之際,紅軍再度陷入糧食危機?！皶缛粘志玫膽馉?使我根據地的范圍愈來愈小,困難與日俱增。大片麥田,來不及收割,被敵人占去。兵員、糧食、鹽巴、醫藥、彈藥有耗無補,難乎為繼,我們極為焦慮?！?98)《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6頁。另據許世友回憶:“由于根據地的縮小,我們在糧食補給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有時幾天吃不上一粒米,只能吃些山果、野菜和半生不熟的土豆?！?99)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第278頁。

在糧食匱乏的同時,蘇區也面臨敵人的破壞和襲擾。由于紅軍主力在東西兩線作戰,部分蘇維埃區域防守空虛,敵人遂加緊了對蘇區的破壞和劫掠,從而增加了紅軍的糧食補給難度,加劇了蘇區資源的消耗。1933年12月,國民黨軍閥就曾組織反動武裝到蘇區進行破壞,“長勝縣反動暴動之燒殺龍背、立山、瓦子池”(100)《蘇維埃政權和鎮壓反革命》(1933年12月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567頁。。當紅軍在宣達等地激戰正酣之時,“我后方的羅文壩和萬源附近,發生‘神兵’叛亂。那一帶是新區,一些地主、富農、會道門頭子,為策應劉湘的進攻,糾合了幾千所謂‘刀槍不入’的‘神兵’,襲擊我后方機關和群眾,大殺大搶,鬧得烏煙瘴氣”(101)《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348頁。,甚而“完全割斷了我前線與后方的聯系”(102)王波:《打神兵》,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部隊、川陜革命根據地軍事斗爭史編委會編:《巴山烽火 川陜革命根據地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167頁。。在已淪陷的蘇區,敵人的破壞更為嚴重,蘇區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案鶕厝嗣癖粐顸h軍閥燃起的戰火摧毀了家園,流離失所、田園荒蕪,飽受饑餓、疫病和白軍、土匪殘暴蹂躪之苦?！?103)秦一高、蔡延光:《川北蘇區》,第105頁。在綏定、萬源、宣漢等地,敵人燒殺劫掠更甚,“唐式遵部所占領過的區域,遍地都是死尸,到處遺棄著傷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還是運輸隊占多數。當地村莊,經敵軍騷擾后,居民多已逃亡,物資更是十室九空”(10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99頁。。

此外,蘇區過“左”的經濟政策也給蘇區糧食工作帶來了消極影響。彼時,川陜蘇區內部存在著“以為貧農、中農、小販有了一百或八十元洋錢就成了富農的錯誤觀念”(105)《各級經委會目前應做的幾點工作》(1934年2月1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1028頁。。部分中農因分得土地勤勞致富、參加經濟公社或合作社收入有所增加便被視為富農,從而遭受打擊?！叭缦裨诟鞯貨]收工作中不斷的發生‘左’、右傾的錯誤,亂打窮人,中農有幾斗米、喂五條豬就被稱為富農并被沒收”(106)《沒收條例說明書》(1934年5月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278頁。,“甚至將一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凋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107)《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408頁。。較為富裕的中農往往被視為富農、地主而受到打擊,喪失了發展生產和經營商品的積極性。

蘇區的堅壁清野政策在執行中亦存在不足。此項政策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敵人無所掠奪,達到不戰自困的目的,但在具體執行中,仍存在機械執行或未能及時將糧食運離等問題,導致紅軍在收復淪陷的蘇區后無糧可用,進一步增加了戰時紅軍糧食供應工作的艱巨性和戰后蘇區財政經濟快速恢復的困難性。如在儀隴縣,“該縣食米一項,經‘匪’搜連殆盡,現在軍團云集”,“惟目前最大之問題,不在民食之艱難,而在多數軍隊之因地為糧,以致十室九空,民食缺乏”。(108)《劉湘通令剿“匪”各軍禁止就地為糧免民之食》,《國民公報》1934年3月3日,第9版。敵軍占領蘇區后,難以從紅軍和蘇維埃處繳獲糧食以資軍食,于是加緊了對蘇區民眾的掠奪。由于紅軍收縮陣地,很多糧食來不及轉運集中,地方政府往往將無法運走的糧食焚燒處理。1934年2月,文昌縣委指示:“紅軍撤離蒼溪,應立即把轉移不走的糧食全部處理掉”,紅軍撤離石馬時,來不及轉運的“稻谷2萬多斤”,“被紅軍潑上油燒掉了”。(109)轉引自《川陜革命根據地糧政史長編》,第117頁。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部分糧食來不及焚燒就被敵軍繳獲。南江縣“下段各場,‘赤匪’遺有谷米,已被地方省人提作團費”,“該區東興、復興兩場一帶之‘匪’遺糧食,已由某部提盡,并將土地及糧食委員拘押算帳,勒令追繳”。(110)《南江縣偽縣長李鴻燾出巡報告(四則)(節錄)》(1934年6月2日—8月10日),《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49頁。

在此背景下,為支援紅軍,粉碎川軍的“第四期總攻”,蘇區群眾一面承受敵人的破壞、蘇區“左”傾糧食和經濟政策的影響,一面竭力支援紅軍,捐獻出了最后的口糧?！八麄儼褍H有的口糧送給軍隊,自己則以野菜和未成熟的玉米充饑。不論男女老少都一起動員起來支援前線,許多青年把糧食彈藥送到陣地以后,當即投入戰斗?！碧K區“到處是父母送子參軍,妻子送夫上陣的動人景象,許多農民把自己家中僅有的一點糧食,送給了紅軍,自己則以不成熟的玉米和野菜充饑”(111)許世友:《萬源保衛戰》、張才千:《回憶反六路圍攻》,《艱苦的歷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革命回憶錄選輯》上,第475、447頁。。部分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籌集糧食的工作也存在諸多困難?！按兲K區的黨和蘇維埃,過去對于這個工作做得非常不夠,特別是有些地方黨部和蘇維埃,特別是區鄉以下表示充分的不了解。他不獨不能為著戰勝敵人而動員一切物質供給紅軍需要。最壞的甚至于說出:‘紅軍糟糕’,‘估到提’等等,形成與紅軍對立的最壞現象?！?112)《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1934年10月),《川陜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47—48頁。

為增加蘇區糧食和食鹽等物資的供給,保障紅軍軍事行動順利開展,蘇區還嘗試通過經濟公社向白區出售蘇區特產換取現銀,并利用秘密交通線從白區購買蘇區急需的糧食、食鹽等緊缺物資?！敖洕缋门c三十八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從北方開辟的交通運輸線,將這些土特產,運往漢中為土特產的外銷開辟了門路?！?113)《鋼溪河經濟公社》,《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393頁。鄭義齋也曾專門派員“同蘇區周圍的白區地下黨組織聯系,并動員來往赤白區做生意的商人,設法從白區購進糧食和其他急需物資”(114)劉炳強、馮富貴:《鄭義齋傳》,《川陜革命根據地英烈傳》第1卷,第92頁。。通過秘密交通線,川陜兩省的地下黨組織數次“越過敵人的層層封鎖,向川北運送糧食、衣物、藥品等物資,給我軍以有力支援”(115)《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379頁。。

1934年8月,在蘇區人民群眾的竭力支援下,紅軍獲得了反“六路圍攻”的最終勝利,基本上恢復了宣達戰役后的根據地轄區。但在長達10個月的高烈度戰爭中,蘇區的糧食、民力、財力等資源也在反“圍剿”戰爭中逐漸耗盡,且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據統計,紅軍在川陜蘇區的兩年多時間內,蘇區群眾為其提供了1.5億斤糧食;在兩次反“圍剿”戰爭中,蘇維埃政府累計動員了“運輸隊二百萬名”。(116)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內部發行,1945年版,第212頁。對此,長期在前線指揮戰斗的徐向前深有感觸,他認為蘇區“已經是兩次拉鋸。紅軍打下去,收回來,又打下去,又收回來”,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物資短缺,補給困難……根據地急需的食鹽、糧食、衣被、藥物等,無法解決”?！斑@種情況,不僅使我們眼下艱窘萬分,渡過翌年的春荒,應付敵人的新‘圍剿’,更成問題?！?117)《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369、380—381頁。另據張國燾回憶,反“六路圍攻”勝利后,“川北蘇區的領土,也是一片荒涼景象,尤其是曾被敵軍蹂躪過的地方,耕作受著戰爭的妨礙,田地不是雜草叢生,就是荒廢了。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一部分被紅軍消耗了,另一部分則為敵人所糟?！?11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00頁。。

由于敵軍的掠奪破壞和蘇區“左”傾政策的執行,1934年夏及以后,蘇區糧食極度匱乏,大量蘇區群眾因生存困難被迫離開蘇區另謀生路?！皸顣褴幝谜碱I大石板時,……親見該場只剩一六十余歲之老婦,一數齡之小孩,一被俘之土地(即保甲之類)?！碧K區人口銳減,“來春將絕食”(119)《昭廣前方“匪”區一瞥 死尸四大坑來春將絕食》,《國民公報》1934年1月6日,第7版。。到7月,蘇區內部已然發生了糧食危機,“‘匪’軍實起恐慌,難民設法逃走”,“據‘匪’區逃出難民供述,‘匪’方情況,一,‘匪’軍因國軍‘圍剿’,屢次失敗,無路援軍斷絕,食鹽缺乏已現驚慌狀態,二,軍食方面,大起恐慌。三,人民絕對不能耐,四,難民無衣無食,不堪壓迫,多設法逃走”。(120)《難民口中之“匪”情》,《國民公報》1934年7月8日,第1版。為此,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難民救濟會,加緊對蘇區的政治攻勢,以吸引蘇區民眾逃至白區,減少蘇區勞動力?！岸奋姷谒钠凇朔恕ぷ魍瓿?川北‘匪’區縮小,前避難來通江等縣及挨近‘匪’區,各縣屬難民,日來紛紛返里,各該難民,向安撫會請求資助,旅費者無日無之,昨又有通江難民老幼十余人,到會請求,當由社象谷秘書出見,撫慰有加?！?121)《川北難民有老幼十余人請安撫會資助》,《國民公報》1934年7月6日,第5版。到反“六路圍攻”勝利之后,脫離蘇區的民眾數量更甚,“巴儀廿余萬渡過嘉陵江”,“綏定西北逃難至南岸者廿余萬,慘苦異常,該縣前遭‘共禍’,元氣已傷,近罹水災,損失又巨”。(122)《難民四十余萬!》,《國民公報》1934年9月22日,第3版?！白猿唷恕氪ㄒ詠怼丝谥畵p失已超過百萬之巨,占總數約百分之二矣?！?123)《民族人口在全川赤氛中大損失之綜紀》,《國民公報》1934年10月31日,第3版。另據張國燾回憶,在敵人的屠殺和反動宣傳下,蘇區人口銳減,“趕集的人大大減少了,市場上的貨物,更是寥寥無幾,人民的呼聲,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質匱乏的呻吟”(12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00頁。。雖然白區的報刊不乏夸大其詞之語,但結合張國燾的回憶和白區的新聞報道,也足以窺見蘇區民眾大量流向白區、勞動力和兵源進一步減少這一事實。

在多重因素的疊加下,蘇區資源已近枯竭,川陜省委和蘇維埃政府全力以赴,投入醫治戰爭創傷的中心任務中去。蘇區從1934年春天就開始逐步糾正糧食和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在沒收、征發工作上,5月,川陜省蘇維埃政府頒布《沒收工作條例》,逐步規范沒收工作,鼓勵發展生產。如蘇區規定“對富農不能一般沒收,只能由省蘇明令宣布時,方可實行征發,個人不能私自征發,目前在蘇區內暫時停止對富農征發”(125)《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布告——沒收工作的規定》(1935年3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422頁。,此后又提出“各個縣財委會下面成立沒收委員會統一沒收工作,有條理的執行沒收,進行征發富農冬衣”(126)《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1934年10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335頁。。同時,蘇區不再將較富裕的中農納入沒收或征收對象,“絕對不能用來對付中農”,否則“應當受蘇法令的嚴厲處罰”,進而號召蘇區民眾“多種糧食來喂牲畜”,認為“不該沒收,反要獎勵”。(127)《沒收條例說明書》(1934年5月7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279頁。1935年,川陜省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又規定:“為正確深入反富農斗爭,堅持以雇工、貧農為支柱,鞏固與中農的聯盟及糾正過去征發中的錯誤起見,在原赤區內暫時一律停止征發。征發的目的是為滿足群眾與革命戰爭的需要,并抑制富農的經濟優勢?！?128)《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布告——關于沒收征發》(1935年3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419頁。蘇區向紅軍和機關工作人員發出號召:“蘇區經濟要厲行節省……一切機關里面規定工作人員數目,反對徇私舞弊,浪費公物,對糧食鹽巴燃料等嚴格按人計算厲行節省,每月費用有精確的預算決算。各縣成立經濟審查委員會,批準預算審查決算?！?129)《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1934年10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335頁。

此外,川陜省委號召蘇區民眾加緊生產以解決蘇區糧食供應問題?！澳壳扒锸找堰^,黨應立刻發動農民分田的斗爭,非常迅速的將土田分好。各鄉召集秋耕委員會火速領導秋耕,征發富農農具、種籽、耕牛,應各鄉各區成立耕牛、種籽和農具的合作社,或耕牛、種籽(合)[和]農具的租借處,解決秋耕的困難?！F人成立勞動互助社,互換活路,火速把冬糧點上,利用冬天農閑將以前的荒田、空田把連耕種起來?！贝兪∥€號召農民“到城市去背糞尿做堆肥,修水路、掘堰塘、補田缺、種樹等,以便利來年的春耕”。(130)《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1934年10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334頁。

然而,蘇區人力和物力資源早已嚴重不足。更為嚴峻的是,人民對恢復生產的積極性較低,對紅軍能否堅持長期堅守蘇區持懷疑態度?！皠诹κ秩狈Ρ鴨T枯竭了,根據地的青壯年,早已大批參加紅軍?！薄叭嗣駥ν恋氐臒嵬档土??！?131)《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380頁?！秶勚軋蟆芬鄨蟮?“傳統的命運觀念依然支配著他們(筆者注:指川陜蘇區的農民),迫使他們對于分得到手的田地不免有些又驚又怕,怕的是終久保持不住,所以他們耕作并不怎么熱心?！?132)《匪區的經濟》,《川陜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231頁。蘇區糧食危機十分嚴峻,許多地方連種子都沒有。蘇區群眾“認為種下去也難保收成,‘圍剿’一來,又會落到敵人手里”(133)《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380頁。。由于糧食匱乏,蘇區百姓饑不擇食,“敵人敗退時,竟將萬源境內倉庫的存糧,澆以火油,使我們無法利用,可是那些從山林中逃回來的人民,因饑餓難抵,竟搶食那些澆了火油的米糧,因此又增加了一些疾病”(13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00頁。。

川陜蘇區在1934年夏及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解決糧食危機,這是紅四方面軍放棄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的重要緣由之一。據白區報刊報道:“糧食之困難如宣漢等縣,新谷未登之時,以因納糧提賣殆盡,以本縣人民言之,尚屬不足,早現恐慌?！?135)《二百萬災民》,《國民公報》1934年11月13日,第3版。紅軍若不能解決糧食問題,必將與百姓爭食,蘇區將發生饑荒?！按ū碧K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里,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13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01頁。11月,紅軍召開清江渡軍事會議,確定了“依托老區,收縮戰線,發展新區”,“打破敵人的‘川陜會剿’計劃”這一戰略方針。(137)秦一高、蔡延光:《川北蘇區》,第119頁。方針的實質是紅軍跳出內線,將戰火引向白區,并依托老區創建新區,在新區補充紅軍急需的軍需和兵員,從而粉碎敵人的“圍剿”。但隨著經略“川陜甘計劃”的失敗,紅軍無法通過開辟新蘇區“減輕老區人民的負擔”,“解決糧食、兵員等困難,更難以粉碎敵人的‘川陜會剿’”。川陜蘇區已陷入民窮財盡的窘境?！斑@中間,戰爭的破壞很厲害,加上‘左’的政策的影響,弄得經濟困難,兵員枯竭,叫民窮財盡?！?138)《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369、385頁。在川陜蘇區資源全面枯竭這一大環境下,紅四方面軍再次從軍事和糧食的雙重危機中撤離蘇區。隨著紅四方面軍從川陜蘇區的戰略撤退,以及其與中央紅軍匯合,陜北逐漸進入中共視野,中國革命的重心已悄然發生位移。

結語

綜上所述,糧食供應是川陜蘇區建設史的重要內容,在蘇區建設中占據著重要的篇幅和地位,也是研究這段歷史無法回避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川陜蘇區的糧食供應工作并非一成不變、毫無波瀾,而是波浪式地前進,伴隨著蘇區的建構進程和軍事危機的反復交織而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征,并不斷發展演進。

入川伊始,紅四方面軍就不斷受到糧食問題的困擾。但作為馬列主義革命政黨的中共并未選擇逃避,而是審視困局、迎難而上,調動各種資源竭力解決問題,不斷對蘇區的糧食工作展開摸索、調整與修正。起初,基于對蘇區階級狀況的調查研究,紅軍確定了“打糧”的對象,通過沒收豪紳地主、富農以及農村公產所存糧食,暫時紓解了糧食危機。紅四方面軍在川北站穩腳跟后,川陜省委和各級蘇維埃政府隨即采取多項舉措、通過多條渠道保障蘇區軍需民食。其后,川陜蘇區通過發展農業生產、加強糧食管理運輸、開辦經濟公社和征收糧食稅等制度性舉措,有效地保障了蘇維埃政權的正常運轉。經過多方努力,蘇區的糧食匱乏危機一度大為緩解。正如時人所述,這個問題的暫時解決“在后來的建設和作戰中可起了大作用”(139)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第194—195頁。。但是,隨著紅軍在曠日持久的反“六路圍攻”中不斷收縮陣地,蘇區的糧食、物資、人力等各類資源不斷在激烈的戰火、過“左”的政策以及堅壁清野策略中被消耗和流失殆盡,且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加之紅軍經營“川陜甘計劃”的失敗和國民黨軍隊新一輪“圍剿”已漸成合圍之勢,再堅韌的革命張力也終會遇到限界。正如黃道炫所述,戰爭資源對雙方勝敗有著關鍵性的影響,革命的張力不可能無限制地伸展。面對國民黨軍隊的輪番“圍剿”,川陜蘇區有限的作戰資源亦成為“蘇區在消耗戰中的最大難題”。(140)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48、477頁。紅四方面軍終因糧食危機、人力危機、軍事危機等接踵而至,被迫撤離了川陜蘇區。

不難看出,紅四方面軍在川陜蘇區解決糧食危機的實踐,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開展武裝革命、建設紅色政權的一個縮影。在國民黨軍持續不斷的“圍剿”和嚴酷的經濟封鎖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蘇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確保軍事行動的順利開展,是當時各個蘇區面臨的共性問題。但無論是鄂豫皖蘇區還是中央蘇區抑或川陜蘇區,均難以在嚴重的實力不對稱作戰中擺脫資源消耗戰的陷阱。中國革命事業暫時頓挫,各路主力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開始長征,并最終在延安時期逐步糾正了糧食工作中存在的若干“左”傾錯誤。若換一個視角觀察,紅四方面軍在川陜蘇區糧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或也為敵后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及其他日漸走上正軌的糧食供給工作提供一定的歷史借鑒,并為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食保障工作與財經工作向著專業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以及后續中共軍隊后勤保障體系的健全與完善提供若干經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