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抗日根據地土雜鈔的流通與肅清之策

鐘欽武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體系的放任性,使土雜鈔問題一直困擾著近代中國。即便南京國民政府進行了法幣改革,但在制度慣性影響下也未能完全實現貨幣統一。全面抗戰的爆發又使土雜鈔內涵出現了新變化,不僅指各地商會、商號、士紳印制的土票和地方軍政勢力發行的雜鈔,也包括國民黨地方政府發行的金融券,以及國民黨投降派推行的流通券等。土雜鈔名目繁多、雜亂無章,游離于國家監管之外,準備金極為缺乏,信用嚴重不足,給中共堅持敵后抗戰、民眾日常生活以及根據地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因此中共不得不對其進行清理。土雜鈔與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共在短時間內也無法改變這一局面,使肅清土雜鈔的斗爭相較于偽鈔和法幣更為復雜。山東抗日根據地對土雜鈔的肅清在各根據地中效果較為顯著,具有一定代表性。目前,關于山東抗日根據地肅清土雜鈔的研究略顯薄弱,學者多將視角聚焦在國、共、日三方或其中兩方的貨幣角逐上,(1)關于抗戰時期貨幣戰的研究,起步于全面抗戰時期,至20世紀末脈絡逐漸清晰,進入21世紀以后成果迭出。國內外學者在闡述中日貨幣戰時對肅清土雜幣多有所涉及,但因落腳點放在中國對外貨幣戰,對中國內部貨幣治理情況揭示有限。參見王萌:《戰中之戰:中日學界關于抗戰時期中日貨幣戰研究評述》,《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3—110頁。認為中共對土雜鈔政策始終如一且取締較容易,(2)目前,學術界對于根據地肅清土雜鈔的過程,多認為從一開始便采取禁絕的政策,且隨政策開展很快便取得成功。黃炎:《山東革命根據地的貨幣和貨幣發行》,山東省錢幣學會編:《山東近代銀行券與根據地貨幣》,濟南華東印刷廠1992年版,第88頁。而對中共清理土雜鈔的政策調整缺乏梳理,也未能透析肅清土雜鈔對中國貨幣現代化的影響。(3)申春生:《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兩次貨幣斗爭》,《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35—140頁;唐致卿:《抗戰時期山東解放區的對敵貨幣斗爭》,《文史哲》1999年第2期,第37—42頁;汪澄清:《貨幣之戰:論抗日根據地的金融穩定政策》,《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40—45頁;王士花:《北海銀行與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政策》,《史學月刊》2012年第1期,第53—62頁;陳新崗、陳強:《山東革命根據地的奇跡與啟示:貨幣、金融與經濟政策》,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劉志鵬、鐘欽武:《北海銀行與日偽金融斗爭探究》,《日本侵華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88—97頁;劉明杰:《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金融斗爭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2021年博士學位論文,等等。實際上,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斗爭,內部基本形成了“一體兩翼”的格局,即以中共北海幣信用建設為“主體”,以查禁日偽鈔券、排除國民黨法幣和清理土雜幣為“兩翼”。其中,肅清土雜鈔不僅是山東抗日根據地貨幣斗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還代表著中國貨幣發行權從多元走向統一的轉變?；诖?本文擬從政策動態調整的視角,聚焦到山東根據地內部治理上來,通過梳理中共肅清土雜鈔的政策演進過程,進而探析中共對中國幣制現代化的探索與嘗試。

一、多元化格局:土雜鈔流通的成因及概況

中國紙幣從萌芽開始一直存在兩大體系,一種是由政府強制推行的國家紙幣,另一種是基于市場支付需要而產生的民間紙幣。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但由于歷代統治者往往將紙幣納入到國家財政范疇,視其為解決財政困境、維持封建統治的工具,致使國家紙幣興衰更替頻繁、信用基礎始終難以牢筑。然而,由于商品貿易的發展與擴大,銀兩、制錢等金屬貨幣的交易成本愈加高昂,民間紙幣在市場結算中得以生存與翼展。宋代商辦交子、元代私帖、明代匯票、清代錢票的創造與流通,反映出民間紙幣強大的生命力?？箲鸾Y束前,民間紙幣的涓涓細流一直未曾停止,這是中國自然經濟主體地位下,商品交換發展的必然結果。

民間紙幣的存在,源于中國貨幣始終未能實現完全統一,深層次的原因是該種貨幣與中國傳統自然經濟相適配。中國各地貨幣名目繁多、使用復雜,“同一貨幣在同一時間,價格因地而異,在同一地域比率因時不同,而主幣與輔幣之間又無一定標準,惟依供求趨勢而成行市,阻撓工商、妨礙民生,為害甚大”(4)《陜西郵政管理局為送貨幣金融調查簡表事給交通部郵政總局的呈》(1932年7月14日),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70-3-151.1-24-24。?！案骺h市及鄉鎮間,因輔幣缺乏,不能周轉,常有自發籌碼以代票幣者,各地只圖一時便利,未計他日弊害,亦任其自然發展。甚有一縣商家私票流通至數縣之遠者,地方官廳雖明知格于禁令,但以其合于地方要求,或竟受私人請托,亦置之不聞不問?！?5)《取締“割據形式”的私票》,《湘政與輿情》第1卷第1期(1938年7月),第159頁。1933年的山東各縣,大都有土雜鈔的發行,尤其是濰縣、安邱、青州和臨淄等地區流通更為廣泛。

貨幣不統一是國家不統一的反映,也是封建割據局面在經濟上的表現。正是這種封建性,導致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也未能徹底統一全國貨幣。在國民政府控制較強的地區,法幣推行尚屬容易,而地方貨幣體系獨立性較強的地區,法幣推行并不順暢,在邊緣及落后省份則因經濟發展緩慢,對紙幣的接納較低。此外,中日關系的緊張對法幣政策貫徹也起到了干擾作用,日本控制下的東北地區法幣自然難以推行,受日本軍事威脅的山東、綏遠等省瞻前顧后,對執行法幣政策亦不熱衷。就山東而言,11月3日國民政府公布法幣政策,4日后,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便致函財政部長孔祥熙,稱山東民間習以現金為本位,積重難返,法幣政策操之過急,恐難以順利推行。11月9日,孔祥熙復函表示,“一時無法兌換法幣各地方,姑準暫時保持市面原有習慣”(6)《韓復榘與孔祥熙關于推行法幣政策事來往函》(1935年11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5輯 第1編·財政經濟(4)》,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頁。。隨后,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制定《維持地方金融暫行辦法》,指示“各縣市區除盡量推行法幣外,倘因情形特殊,法幣一時未能供給需要時,得依財政部命令內所定暫照各該地方習慣,行使現金及各該地方流通之商號錢票”(7)《魯省維持金融辦法》,《新聞報》1935年11月27日,第5版。。土雜票的流通,致使山東各地通貨混亂,貨幣信用低下,影響正常交易。

另外,法幣政策存在的“大小券”問題,也給予民間土雜鈔以生存空間。國民政府法幣以元以上的“大券”為本位,角票等“小券”因獲利較薄反而供不應求。民間使用角券較多的鋪店,因“小券”稀少不得不停止營業?！靶∪毙枨笸?造成角票和元券間出現了升貼水現象,大額兌換甚至達到了每千元需貼水10—15元的地步,極大干擾了貨幣兌換十進制政策的運行,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物價的上漲。法幣“大小券”問題,刺激了民間土雜鈔的使用。在山東,“法幣改革時,各縣銅元券和輔幣都十分缺乏,故各縣仍發行私票”。例如1936年的益都地區,城北李家官莊前街公立成、黃家莊茂盛祥、郎家莊均發行角票;該年6月,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曾制定收回私票辦法,但因抗戰爆發,山東仍舊流通私票。(8)戴建兵:《山東近代私票小史》上,《山東文獻(臺北)》第25卷第4期(2000年3月20日),第6、16頁。

值得一提的是,法幣的發行、流通與價格“完全置于英鎊或美元集團之上”,“全賴英美各國之支持”,“英美之是否肯維持此項舊法幣,一則須以其經濟利害之立場以為斷,一則須視其本身是否有力量從而維持此項舊法幣以為斷”。(9)《舊法幣總崩潰》,《新民報》(山東版)1940年10月17日,第4版。然而隨著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漸趨失勢,對英美之經濟權益及往來關系已無力維持,因而英美各國對法幣之前途不再似先前那樣積極。日偽主辦的《新民報》曾刊文指出,英美各國對于舊法幣之前途,“必將袖手旁觀任其自生自滅也”(10)《舊法幣總崩潰》,《新民報》(山東版)1940年10月17日,第4版。。國民政府法幣改革尚未完成中國貨幣的統一,全面抗戰的爆發又打斷了這一歷史進程。

1937年8月,日本制定《第二次華北處理要綱》,明確指出在華北的金融目標是“建立脫離南京方面金融統治的華北中央金庫”(11)[日]淺田喬二等著,袁愈佺譯:《1937—1945日本在中國淪陷區的經濟掠奪》,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頁。。1938年2月,“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以下簡稱“偽聯銀”)在北平成立,發行“聯銀券”作為“國幣”在華北使用。各地偽政府紛紛通令商民,“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各種紙幣一律行使”,強勢推行偽鈔。(12)(偽)山東省公署秘書處編:《“山東省公署”第一周年工作概要報告》,山東省公署秘書處1939年版,第16頁。7月,日本五相會議提出要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在國外資金,以在財政上使中國政府自行消滅。因而,日偽“經濟進攻的第一個方向,便是掠奪民間的法幣,破壞根據地的輔幣,推廣敵偽的偽鈔”(13)金冰:《斬斷敵人經濟掠奪的吸血管》,《大眾日報》1941年7月13日,第2版。。其中一個重要方式,便是以偽鈔套取包括法幣在內的舊有通貨。

1938年4月開始,偽聯銀在山東濟南、青島、煙臺、龍口、威海等地設立分行,發行偽聯銀券,并對舊有通貨進行兌換。8月,日偽對舊有通貨貶價九折使用。9月2日,偽山東省公署頒布《取締發行私鈔及印刷私鈔暫行辦法》,規定“各商號發行私鈔已經在外流通者,應由市公署、省會警察局、各道縣公署查明數目勒令于一個月內收束清楚,其尚未流通者查明數目后會同當地商會銷毀”(14)《取締發行私鈔及印刷私鈔暫行辦法》,《山東省公報》第3期(1939年7月31日),第16頁。。日偽所謂的私票一般指的是“錢莊、兌換商、典當及其他機關或未經臨時政府認可之銀行,所發行與通貨有同樣性質之無記名券”(15)《私票取締辦法》,《彰德縣政月刊》第12號(1939年12月),第17頁。。1939年初,日偽規定在該年2月20日前舊有通貨按原價九折使用,之后按六折兌換,3月20日以后舊有通貨一律禁止。此后,日偽更是多次強調,舊通貨絕對禁止流通,違反者以擾亂金融罪論處。在日偽的強勢打擊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近來營業之進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其發行之鈔票已深入華北各地民間”(16)《聯合銀行營業進展——圓券已深入華北民間》,《新民報》(山東版)1940年10月16日,第4版。。至1940年底,偽聯銀券發行額已達到了7.15億元,到1941年底,偽聯銀券發行額進一步增加到9.66億元。(17)《華北金融基礎鞏固(一)》,《新民報》(山東版)1942年5月31日,第1版。

貨幣具有自發的流動性,日偽停用所有舊有通貨的政策,迫使淪陷區民眾在趨利避害心理驅動下,將大批土雜鈔向淪陷區周邊地區擴散。這不僅使偽鈔得以快速占領淪陷區貨幣市場,也進一步推動了土雜幣在根據地的泛濫。日偽此舉的目的,正如王稼祥所指出的那樣,“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貨幣,強迫使用,收括及掠奪法幣,偽造法幣,私換外匯,并強制訂定偽幣之外匯價格等等,以求動搖法幣之基礎,搗亂中國之金融”(18)王稼祥:《論目前戰局與敵后抗戰的幾個問題》(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這種情況下法幣貶值嚴重,至1940年9月中旬已需打七折流通。此時,根據地的貨幣政策為聯合法幣、查禁偽鈔,即由抗日民主政府掌握一定數量的法幣,以此為準備金發行抗幣并固定兩者比價,借抗幣的使用減少法幣在市面的流通,從而阻止日偽利用偽鈔收集法幣的行為。該政策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大體相適配。

國民政府為抵制日偽套取法幣、推行偽鈔的政策,同時也為了緩解地方小額鈔券流通不足的問題,亦開始調整戰時貨幣政策。1938年4月,財政部指示,準許各地方金融機關按照法幣二成、公債三成、各類流動產和不動產五成的比例繳納準備金,發一元券及輔幣券。國民政府考慮,以這種“內地金融券”形式擴大貨幣供給,既不會降低法幣的外匯準備率,也便于活潑農村地區的金融。然而,各地對準備金的規定并未理睬,卻將重點放在了可發行小券上來,借此增加地方貨幣的供給。1939年3月,財政部進一步提出,為維護幣制信用,各戰區原發輔幣券銀行由財政部核準續發,并準各地斟酌情況印發一元券。實際上,這等于放松了中央政府對地方金融機關的限制,為地方土雜鈔的泛濫埋下了隱患。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民生票,以及各專員公署、縣政府、游擊部隊的各種流通券便是在此政策下得以生存與發展,極大干擾了貨幣市場的正常秩序。截止1941年11月,經財政部核準印制省鈔總額已達到8.96億元,其中批準山東民生銀行總計數已達7000萬元。(19)《財部核準各省地方鈔券印制數額表》(1941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頁。

沈鴻烈接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后不久提出“山東省政府八大政策”,其中恢復民生銀行、統一全省金融為經濟政策中的重要一環。山東淪陷前,民生銀行便撤離省境,職員大部疏散逃亡,銀行已陷入停頓狀態。此時,沈鴻烈以民生銀行為調劑金融的中心,有三點考慮:一是要利用民生銀行轉發中央政府撥發給省府的經費;二是印發部分鈔票,緩解省政府財政拮據的狀況;三是遏制北海幣、聯銀券的蔓延勢頭,搶占山東的貨幣市場。這一時期,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經費由財政部給付,來源穩定充足,但處在戰爭環境中,撥發、運送均不及時,導致省府時常出現青黃不接、財政困難的窘境。鑒于此,財政部允許省府把財政部撥款抵作貨幣準備金,印發民生鈔券。1941年發行1800萬元,1942年發行685.5萬元,1943年發行754萬元。(20)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山東通志》第2冊,山東文獻雜志社2002年版,第1047頁。民生券是以財政部撥款為準備金,由中央銀行代理,這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撥款有多有少,并不固定也不及時,準備金對民生券發行數額缺乏限制,省府可根據需要肆意增印;二是撥款以法幣形式支付,民生券與法幣間并無正常的匯兌關系,而法幣本身在急劇貶值,民生券難以起到穩定金融的作用。但是,貨幣發行獲益豐厚,各專員公署、縣政府及各游擊部隊見省政府自印民生券頗得實惠,遂起而效仿,或請準或擅自在轄區內大量印發各種金融券強制使用。

國民政府在貨幣監管上的缺位與偏離也是土雜鈔肆意橫流的重要因素。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貨幣監管以政府訓令頒發朝令夕改屢見不鮮,這與貨幣政策的長期穩定需求相矛盾,不利于政府對貨幣的控制。不僅如此,戰時環境下對戰區的貨幣監管難以維持,特別是國民黨始終未能在山東構筑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政策執行更是乏力。最為致命的是,國民政府壟斷金融體制下貨幣發行,以適應戰時需要為原則,并不遵循金融市場的客觀規律,發行數額增速不正常、大小面額配置不合理等問題始終未能解決。據國民黨調查資料顯示,“各專員區及各縣府均有發行,各區鄉公所亦多印發,并有若干縣份之農村富戶及大小商號,亦按其產量之多寡,隨意發行。其名稱有流通券、兌換券、救濟券、鄉票、錢票及角票等多種。流通數量頗多,惟其流通區域,均限于其縣區、鄉境界之內”(21)《特種經濟調查處電——報告山東地方鈔券紊亂情況》(1940年10月9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2輯,第315頁。。中共方面的資料也表示,“抗戰后,因秩序紊亂、金融滯澀,各地商民大量發行土雜鈔,特別是友玩區更多”(22)《山東省臨時參議會一屆二次議員大會關于通過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施政報告的決議》(1943年9月6日),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11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頁。。

此外,各類商販缺乏資金,加之在城鄉結合地區以及廣大鄉村地區小額流通券缺乏較嚴重,各地商民便通過發行土雜鈔以資周轉。據晉冀魯豫四省統計資料顯示,全面抗戰初是民國以來土雜幣發行的最高峰,1937年新出紙幣62種,1938年則達到了156種,1939年為141種,1940年降低為69種,1941年保持在68種,1942年為65種,1943年降至36種,1944年大約為17種,1945年為10種。在這四省中,尤以山東地區出票最多,是其他三省總和的2.5倍。(23)陳曉榮、戴建兵:《20世紀20、30年代北方農村錢票泛濫的考察——兼論與南方地區的差異》,《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27—39頁。山東根據地創建初期,膠東行署統計,蓬萊地區僅商會票便有80余萬,另有以其他名義發出的數十萬元,以致一時間中共政權“在蓬萊的收入幾乎全是土鈔”(24)《膠東區行政主任公署關于膠東區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來財政經濟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1-01-0028-001。。至1940年10月,地方私鈔、頑占區流通券等土雜鈔,“因市面的需要,流通區域零星的到處都有”,約占膠東全境的20%,另有法幣占40%、偽鈔占30%,而北海幣僅占10%。(25)孫揆一:《關于膠東財政經濟的建設問題》,《大眾報》1940年10月14日,第2版。

這些土雜鈔基本在1942年以前發行,且多為元以下的小額角票,茲根據發行機構不同分為四類。一是各地商會發行的流通券。例如,1938年煙臺商會發行面額為一、二角和一元的紙幣。1939年煙臺商會亦曾印制臨時兌換券。1940年棲霞的桃村、唐家泊商會發行角票。招遠商會亦曾發行紙幣,至1942年尚有2萬元在該地流通。二是商號自行印制的角票。例如,1938年平度南鄉龐哥莊積聚堂發行角票。1939年平度崮山后河洼屯瑞祥號、麻蘭豐泰祥、西鄉三發盛、姜家寨修身堂,壽光城西北小高莊益聚成、德順元,臨淄國家莊萬順號,以及黃縣復成順等發行角票。1940年壽光福祥永,平度洪蘭泉盛昌也發行角票。1942年壽光侯鎮榮興號發行角票。三是私人武裝發行的鄉票。例如,1940年昌邑宋莊的李述增地方武裝,開設昌邑六區兌換所,發行兌換券;西鄉的李樹桂地方武裝發行三合成土鈔。1942年昌邑王豫民地方武裝在流河成立商會,開設膠東商業兌換所,發行膠東商業兌換券。四是專門性商鋪發行的代價券。例如,1938年蓬萊興順長窯廠,東阿聚寶銀樓發行角票。1939年堂邑后哨營和武訓鎮的福聚糧店發行元票和角票。1941年昌邑十區產銷聯合社發行角票。1942年振東銀號發行紙幣。1938年以后的掖縣鄉票大興,“豬肉鋪、油房、車鋪、藥房、陶瓷店、雜貨鋪、金器鋪、醬園都發行紙幣,種類極濫。僅沙河鎮一帶的私票就有百余種”,這些私票,往往載明“燈下不付”,以躲避政府的監管。(26)戴建兵:《山東近代私票小史》中,《山東文獻(臺北)》第26卷第1期(2000年6月20日),第25—47頁;戴建兵:《山東近代私票小史》下,《山東文獻(臺北)》第26卷第2期(2000年9月20日),第13—30頁。各地菜攤、肉鋪等也紛紛自行印制“代價券”找零,“五光十色,何止數千百種”(27)《群起效尤》,《申報》1939年9月22日,第3張第11版。?！百u花生的、紙煙的小商人都出票,現雖禁止,但雜票仍充斥市面?！?28)《魯西政權工作報告》(1941年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編:《冀魯豫邊區金融史料選編》上,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頁。

總之,土雜鈔具有一定的“封建割據形式”,是封建割據成分在社會中保有相當勢力的體現,正因如此,土雜鈔得以充斥全國各縣市廣大區域?！霸谌珖魈?越是窮鄉僻壤,則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各種私票越多”。這些土雜鈔“一旦發行籌碼之負責人破產,或因濫發結果,準備不充,價值降落,以致變為廢紙,平民受害匪輕,政府事后救濟,亦屬徒然,似此破壞國家財政系統,或以惡幣而驅逐良幣。致使法幣絕跡,更使地方金融紊亂,一時權宜之計,遂使流毒鄉里,其害莫甚”。(29)《取締“割據形式”的私票》,《湘政與輿情》第1卷第1期(1938年7月),第158—159頁。

二、禁用與利用:山東根據地建設初對土雜鈔的策略

全面抗戰時期,山東存在共產黨、國民黨以及日偽三個性質不同的政權,貨幣相互斗爭,體系極為紊亂。這表現為:偽鈔猖獗,“各縣特別是靠近鐵路三十里路以內與敵之經濟關系(商業關系)密切的地區,市面流通者多偽幣”;法幣停滯,“大批法幣在敵人搶奪(敵人常在集市上翻民眾的法幣并沒收)與有計劃的收買下,流入敵人之手,商人富戶則大量貯藏法幣,因此市面流通之法幣大減,同時多屬破爛,因此使法幣形成停滯狀態”;土雜鈔橫行,國民政府潰逃后,“許多投機商人、地痞流氓,毫無準備金濫發紙幣,哄騙民眾以圖發財”。(30)《調整農村金融與堅持抗戰》(1940年6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編:《中國革命根據地北海銀行史料》第1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頁。由于偽鈔猖行、法幣停滯、土雜鈔濫發,造成根據地內“嚴重的通貨膨脹”,“日用品昂貴,直接影響了民眾及抗日部隊的生活問題。特別是農村中廣大靠出賣勞動力的工農勞動者,尤感到空前的痛苦”。(31)《調整農村金融與堅持抗戰》(1940年6月8日),《中國革命根據地北海銀行史料》第1冊,第196頁。穩定的貨幣是建設根據地的基礎,是中共堅持敵后抗戰的保障,整理金融成為山東抗日根據地非常迫切的事情。1938年12月,北海銀行甫經成立,便被賦予“統一山東幣制,肅清充斥山東市場的雜鈔之責”(32)《怎樣推行使用北海銀行鈔票》,《大眾日報》1941年6月4日,第4版。,基本政策為發行和鞏固本幣、保護法幣、打擊偽鈔、肅清土雜鈔。

任何事物都包含著矛盾,往往具有兩面性。土雜鈔在近代中國能長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全面抗戰初期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一方面,土雜鈔的流通對日偽以偽聯銀券套取法幣外匯儲備造成了阻礙。由于法幣實行外匯準備制,日本便通過發行偽聯銀券收購法幣,再通過英、美等國在華銀行將法幣換成中國儲備的英鎊、美元等外匯,繼而在國際上購買其所需的戰略物資。而土雜鈔一般缺乏準備金,或以法幣為準備金發行,間接地具有保護法幣的功用,這也是國民政府準許地方政府發行金融券的一個重要原因。山東抗日根據地發行北海幣,也是為了以該貨幣替代法幣在市面的流通,以減少日偽對法幣的攫奪。一般而言,根據地規定對新發展的根據地,在尚未有足夠流通的輔幣代替土鈔時,暫準其流通,“以防偽鈔乘機侵入”,俟有代替籌碼再令限期收回。(33)《膠東區行政主任公署關于膠東區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來財政經濟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1-01-0028-001。另一方面,在法幣尚未完全覆蓋全境的情況下,土雜鈔滿足了貨幣市場對小額輔幣的需求,減輕了貨幣本位變革對金融市場的沖擊。法幣誕生為時尚短,進程又被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所干擾,一時無法滿足各層次、各地區的需要,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的日常生活又無法按下暫停鍵。這也是土雜鈔在法幣改革后未能根絕的主要因素。如在膠東根據地,中共曾一面命令所有私鈔限期收回,一面令黃縣商會聯合幾家殷實商號具保發行角票,以滿足市場小額頭寸需求,第一批發行6萬元,后因不敷用又增發6萬元,“黃縣金融賴以不紊”(34)《膠東區行政主任公署關于膠東區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來財政經濟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1-01-0028-001。。

在這種復雜的貨幣斗爭局勢下,中共擬定了較為靈活的貨幣政策,對偽鈔、法幣、土雜鈔、抗幣等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具體而言,中共強調“鈔票用法幣,但在必要時也可以用偽幣”(35)劉少奇:《華北戰區工作的經驗》(1938年3月2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203頁。;對于土雜幣則規定,“設各種方法使其流到邊區以外去”(36)《毛澤東等關于晉察冀邊區貨幣政策給聶榮臻等的電報》(1938年8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540—541頁。,同時要“嚴格檢查和禁止私人操縱金融”的行為(37)毛澤東等:《我們對于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1939年9月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596頁。;此外準許根據地發行一定數量的抗幣,但要求以貨物、偽幣、法幣做準備金,并嚴格控制發行數量以防止跌價?；诖?山東抗日根據地對土雜鈔采取了既利用也禁用的措施,即對民間私發的土票要求限期收回并禁止使用,對國民黨投降派發行的流通券則采取嚴厲打擊的手段,而對國民黨地方政權發行的金融券則默認其流通,并自行發行部分輔幣疏通貨幣市場。

就民間私人土雜鈔而言,中共認為這些私票是過去大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府與地主土劣封建勢力勾結的產物,“不收回是遺患無窮的”。因而,信錫華指出:“各地商家私人票子應限期收回,必須依靠黨與群眾保證,發動兌換、清查,并防止拒絕或推延兌換,或變賣財產潛逃他鄉,使票子變為廢紙,陷害人民的事情發生?！?38)《信錫華關于金融問題的講話》(1940年4月18日),《冀魯豫邊區金融史料選編》上,第20頁。1940年8月“取締鄉票”便被寫入《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此后“整理雜票”作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政策之一被長期貫徹執行。根據地清理土雜鈔的方式主要有登記、交押金、限期收回、代為兌換等。對于登記,根據地規定,“各級政府應辦理土鈔字號登記,無充足準備金者,一律禁止出,有相當準備金者,停止私鈔,令其加入官民合辦之金融機關,以杜絕土鈔之濫發”(39)《調整農村金融與堅持抗戰》(1940年6月8日),《中國革命根據地北海銀行史料》第1冊,第197頁。。對于交押金,根據地則是針對無法限期收回的已發行之土雜鈔,由商家交納保證金,由政府負責收回。對于限期收回,根據地則明令,各土雜鈔發行者在規定的時間內以通用貨幣折兌收回,并不準再行投入市場。代為兌換主要針對的是發行者杳無音訊,為了避免民眾遭受損失,由政府籌集資金代為收換其所發行之私鈔。

與此同時,根據地還嚴厲查禁土雜鈔的流通,“發動民兵等地方組織在交通要道和集市進行監視和檢查,對查獲有功者給予獎勵”(40)騰守耕:《民主革命時期昌邑革命根據地的金融市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昌邑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昌邑文史資料》第6輯,昌邑師范印刷廠1992年版,第7頁。。另外,中共還沉重打擊商販利用社會地位或別種關系陽奉陰違的情況,并禁止時過境遷后商販再度發行土雜鈔的活動。在查處過程中,中共也特別強調要“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按照實際情況,該沒收的沒收,不該沒收的適當給予兌換”(41)騰守耕:《民主革命時期昌邑革命根據地的金融市場》,《昌邑文史資料》第6輯,第7頁。。而且,為了保障民眾的基本利益,根據地還特別強調在執行時,要防止發行土雜鈔的商販倒閉,致使民眾受較大損失。此外,為了取締土雜票以及調劑市場需要,根據地還大量增發北海幣。在市場流通上規定,“如有持雜鈔買賣者一律禁止。如持有北海鈔票買賣,則概以九五計算”(42)《怎樣推行使用北海銀行鈔票》,《大眾日報》1941年6月4日,第4版。。以此來獎勵使用北海幣,排擠土雜幣與偽鈔的市場份額。

各根據地對這一政策執行更加具體化。在平陰地區,對當地商會、商號、土紳發行的鄉票,由平陰民主政府通知出票人,進行登記,限期清理,或由出票人交出發行基金代為收兌。平里店、招遠縣商會由政府通知他們限期收回兌清。桃村、唐家泊、文登等商會票則動員負責人出面處理,由政府協助收回,如基金不足由負責人拿出一部分財產十足或折扣收回。同時,根據地還廣泛宣傳北海幣的性質,介紹北海銀行是有基金、有組織的銀行,“不但以整個抗日政權的收益作保證,并且存有大量的基金,隨時隨地都可以兌換法幣或以法幣兌換新鈔,并可互相調劑互相兌換,以平準物價”(43)《怎樣推行使用北海銀行鈔票》,《大眾日報》1941年6月4日,第4版。。以便引導民眾將北海幣與土雜鈔相區別,使北海幣替代土雜鈔流通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民間土雜鈔缺乏復雜的背景,且發行規模和使用范圍均有限,因而在中共的各種嚴格限制下逐漸在市面停止了流通。至1942年4、5月份,私鈔、土鈔日趨收縮,已經不能起什么作用了,至9月,“土鈔、雜鈔不能通行,市面大部被原主收回”(44)《北海銀行東海支行銀行工作總結(全年全面業務綜合報告)》(1942年),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9-01-0002-001。。山東根據地取消了土雜幣的流通,拓寬了北海幣流通渠道,為北海幣的信用建立開辟了市場。

然而,國民黨地方雜票相較于民間土雜鈔卻復雜的多。全面抗戰初期,“山東各地的國民黨地方部隊在其駐防區內大量印發地方流通券,強迫群眾使用,掠奪物資發國難財”(45)谷牧:《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這些雜票抬高了物價,影響到民生,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種情況下,中共為了保護群眾利益,最大限度將根據地物資用于抗日,對國民黨發行的雜票,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方式。對于國民黨山東政府所發行的民生票、平市官錢局紙幣、各縣地方流通券等,中共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一時并未明令禁止。對于國民黨投降派發行的各類雜票,中共則采取了嚴格禁用的政策,即向群眾揭破投降派的無恥宣傳和對群眾的欺騙,同時明令禁止投鈔在根據地內流通,并利用北海幣封鎖投降派的據點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這和中共擴大和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爭取中間勢力的政策密不可分。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指示山東,要充分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打擊最壞的,孤立次壞的,爭取較好的”(46)《中共中央關于山東及蘇魯戰區工作方針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頁。。中共認為地方實力派,“雖然同進步勢力有矛盾,但他們同現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損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們同頑固派的矛盾以達其政治上的目的”(47)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199頁。?；诖?中共認為只要采取了正確的政策,“他們是可能在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采取中立態度的”(48)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199頁。。另一方面,這些紙幣因以國民政府名義推動,多留存在農民手中,一旦廢止,人民受損較大?！坝捎诖蟮刂鞲粦羲麄兇蟀胫淮媪紟?而這種無準備金的缺乏信用的票子大半在農民手中,一旦廢止,于階級政策也不合。地方政府現在不過是開始成立,威信未厚,未行多少善政,而先行講多使社會不安的政治變動,這也與政府在民眾中的觀感威信是有影響的,所以原則上,地方流通券是要維持,但只許各縣花各縣的?！?49)《信錫華關于金融問題的講話》(1940年4月18日),《冀魯豫邊區金融史料選編》上,第20—21頁。

禁用國民黨投降派發行的各類土雜鈔,是因為這些人始終對中共存在敵視,“不斷與我武裝沖突,企圖想消滅我部隊,至于解散民眾抗日組織,捕殺抗日干部,更是習見的事”(50)《國民黨的防共辦法與我們的對策》(1939年),《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849頁。。1939年4月,中共中央便指示山東分局,“對于一切頑固分子之無理攻擊,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對漢奸分子如秦啟榮,必須堅決消滅之”(51)《中央對山東問題之處置辦法》(1939年4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60—61頁。。這是中共反對頑固勢力策略在貨幣斗爭上的應用,以斗爭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體現。在膠東地區,“投降派幾乎無一不發行票子”,“僅東海區就有十七八種之多”。(52)《膠東區行政主任公署關于膠東區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來財政經濟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1-01-0028-001。雖然該種紙幣多在投降派統治區域內使用,但在雙方交往中這些土雜鈔也不斷向根據地滲入。如中共在征收款項時,要求以北海幣繳納,“因而造成北海陣地的退卻,投鈔得乘機而入,鬧的根據地內金融紊亂”(53)《清河行政區主任公署第五次財經會議?？?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3-01-0026-001。。即便投降派被消滅,過去濫發鈔票所造成百物昂貴的金融亂象一時也難以復原,“其加于廣大群眾之痛苦實較燒殺擄掠甚于數十百倍”(54)《為建設膠東之抗戰經濟而斗爭》,《大眾報》1941年8月20日,第1版。。

這種情況下,中共遂開始對投鈔進行清理,基本方式“乃依靠于正確政策之實施和廣大人民之動員”。中共民主政權確定“發行地方本位幣及取締一切雜鈔(主要為投降派雜鈔)”的工作方法。(55)《為建設膠東之抗戰經濟而斗爭》,《大眾報》1941年8月20日,第1版。一面擴大北海幣市場占有量,一面設法取締各類土雜鈔。對于前者,中共特別強調在發行北海幣時,要加強對民眾的宣傳引導,使他們認識到中共所發紙幣,“決不是過去的土票”,“它是山東最高行政機關根據人民利益與需要以山東抗戰的需要決定發行的。它不但有著堅固的經濟基礎、政治保障,特別還有山東全體民眾的擁護”。(56)《推行新鈔宣傳大綱》(1941年4月1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6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頁。

對于散積到根據地內的投鈔,由民主政府調查并沒收其發行基金,先行登記后即行兌現,沒有基金或基金不足時,再沒收其一部分財產,依舊不敷兌付的即按所有財產折扣兌現。若票子在投降派占領區民眾手中,民主政府即將沒收的投降派財產保存,待收復投降區后再做善后處理。對于投降派通過地方區、鄉、村發行的紙鈔,除不允許其流通外,還要求負責發行者出面整理。對跑到敵占區的負責發行者,動員他們回來,并保其人身安全,若他們置之不理,再由政府以處理投降派的辦法處理之。實際上,投鈔在民眾中的信用并不牢靠,一般由投降派采用貸款的名義發行,收款時卻要求民眾以法幣償付。但由于準備金不足,該幣幣值不斷滑落,“趕到放款到期時,老百姓用法幣還賬總是要吃很大的虧”,因此“他們只能欺騙民眾于一時,日久群眾是會看穿他們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的”。(57)《北海銀行膠東分行一九四一年全年工作總結及一九四二年中心任務、一九四二年一至三月份工作總結報告匯集》(1942年),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9-01-0001-001。正因如此,中共的措施為群眾所熱烈歡迎,在黨政軍民全體動員、密切配合下,投鈔市場占有率不斷被壓縮。

此外,由于中共貨幣體系尚處于籌建階段,體系并不完善,因而也發行了部分土雜幣,彌補市場上貨幣供給的不足,以及為黨政軍提供部分給養之用。中共中央指示,“在戰區,尤其是淪陷區的省份允其發行一定額數的地方紙幣和流通券”(58)毛澤東等:《我們對于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1939年9月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596頁。。例如,1939年秋,泰西抗日根據地發行泰西幣,與法幣等值兌換,在長清縣大峰地區流通。該年秋,魚臺縣中共抗日政權印發魚臺縣地方流通券,次年7月該幣改由湖西專署印發,流通于冀魯豫邊區地帶。同年冬,萊蕪縣中共抗日政權發行萊蕪農民合作社流通券,在萊蕪、泰安北部、博山南部使用。1940年春,長山縣民眾動員委員會以貸款方式發行長山縣金融流通券。該年5月,益(都)壽(光)臨(沂)廣(饒)四邊聯防政府印發益壽臨廣四邊輔幣券;7月,臨(沂)郯(城)費(縣)嶧(縣)四邊聯防政府發行臨郯費嶧流通券。同年秋,膠東抗日根據地為彌補輔幣之不足,下轄四個專署相繼發行地方流通券,由專署統一印制,分縣流通。

須要說明的是,中共所發行的土雜鈔與國民黨政權、地方商民發行的存在本質不同,是為了緩解地方通貨短缺的壓力,并在短時間內由中共負責收回銷毀。例如,泰西幣、魚臺縣地方流通券等由中共魯西銀行收回,萊蕪農民合作社流通券、益壽臨廣四邊輔幣券、膠東各縣地方流通券等由中共北海銀行收回。而且,中共對紙幣發行也有明確規定,“各區銀行所發行紙幣額,需按各地每年度可能流通額為準,發行的紙幣數事實上不能全部作為收入,并須以一部分為改善人民生活用”(59)《中央對山東分局財政工作決定的指示》(1940年5月5日),《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第386頁。。1941年7月,中共山東分局指示,“把印發紙幣的權力,完全交于銀行,非經銀行許可,任何地方政權不能隨便發行紙幣或流通券”,“保證銀行有一定基金,并要在一年內用各種方法收回其它地方紙幣與流通券,做到在山東以北海幣(在魯西區,以魯西幣)作為山東市面流通的本位幣?！?60)中共山東分局:《緊急動員起來為建設堅持鞏固的山東民主抗日根據地而斗爭》(1941年7月1日),山東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1輯,濟南印刷八廠1985年版,第87頁。這些措施在中共深入扎根基層的過程中得以嚴格貫徹,并在具體執行中因強調人民的利益得到群眾的擁護。反觀國民黨方面,類似的貨幣政策卻成為地方勢力發鈔斂財的借口,這也是國共雙方貨幣效果出現分流的重要原因。

為何中共一方面嚴禁民間土雜鈔的使用,另一方面又自己發行土雜鈔投入市場?就前者而言,是因為民間土雜鈔準備金不足,往往難以維持幣值穩定,亟需要清理。這些貨幣各式各樣,極易擾亂民眾視聽,相互間又很難兌換,流通極其不便,且價值非常不穩定,有時甚至一麻袋票子還換不到一麻袋糧食,百姓深受其苦,阻礙了地區內商品流通和物資生產的再擴大。因而,中共指出,“新鈔一經發行,必須堅決排擠雜鈔”(61)《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財政經濟政策的指示》(1940年4月1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283頁。。山東抗日根據地更為明確的提出,“發行新鈔是為了統一山東的幣制,避免土票充斥,澄清金融市場,解除人民痛苦”(62)《推行新鈔宣傳大綱》(1941年4月1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6輯,第320頁。。這是中共金融政策以人民利益為導向的體現,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63)《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頁。

就后者而言,由于山東根據地初建,各根據地處于敵人分散包圍之中,難以構筑統一的貨幣體系,不能對土雜鈔形成比較優勢。同時,因敵人的封鎖和限制,印刷材料的購置、技術人才的培訓等均無法在短時間內滿足。但是此時市場上小額貨幣短缺嚴重,對區域內黨政軍民日常生活與物資往來造成嚴重干擾,中共只能在區域內發行獨立的貨幣使用,以便補救輔幣缺乏情況,便利市面的金融流通。此外,發行地方輔助幣,還可以借此保護法幣避免外流,維持法幣的信用。山東省財委會在發行北海銀行輔幣的通知中便寫道,“本會為保護法幣、穩固金融與粉碎敵寇‘以戰養戰’之經濟侵略、爭取最后勝利之到來起見,爰擬發行‘北海銀行’輔幣,以資周轉而利抗戰”(64)《山東省財委會關于發行北海銀行輔幣的通知》(1940年11月22日),《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1輯,第50頁。。中共還有個較為妥帖的比喻:“發行新鈔是以經濟游擊隊來對抗敵偽的經濟侵略,新鈔可以掩護法幣,就如游擊隊可以掩護正規軍一樣?！?65)《推行新鈔宣傳大綱》(1941年4月1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6輯,第320頁。

但是,土雜鈔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金融秩序混亂,使廣大民眾深受貨幣紛亂之苦,而部分不法商販卻能借此大發投機之財,亟需要進行清理。中共也認識到統一幣制的重要性,指出“各級政府應注意將地方土票流通券逐漸走上統一,肅清雜亂土票及投降派軍用票。因為雜亂土票足以擾亂金融,影響民生,投降派的軍用票則是專門拿來欺騙民眾的空頭票”(66)《鞏固北海銀鈔與敵偽展開貨幣戰》,《群眾報》1941年6月22日,第1版。。同時,還強調將北海幣作為整理山東流通券土票的工具,嚴格控制發行北海幣的數量,以免形成通貨膨脹的現象,影響鈔票價格的穩定。

三、貨幣一元化:中共取締土雜鈔的政策調整

皖南事變和太平洋戰爭爆發是山東抗日根據地貨幣政策調整的重要節點。皖南事變暴露了國民黨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圖謀,中共果斷采取斗爭策略,在經濟上不再依靠國民黨的財政撥款,獨立自主地解決財政軍費問題。這為抗日根據地建立分散、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提供了政治、軍事和經濟條件。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公布“金融機關暫行取締辦法”,對英美系銀行、公司等予以查封,對華商的銀號、錢莊亦予以取締,對一切投機行為加以打擊,“施行高度之統制,其意在確立戰時體制”(67)《為謀華北經濟圓潤,當局施行應急措置》,《新民報》(山東版)1941年12月9日,第3版。。同時,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發出通告,要求在本年底前取締滿洲中央銀行、蒙疆銀行、冀東銀行,以及河北銀錢局等發行的小額輔幣、銅元票等。與之相應,日偽不能再以法幣套購中國的英鎊、美元外匯儲備,改用“特別圓”計算標準作為“日圓集團”的匯兌基準,并轉而開始強化偽鈔的流通地位,將法幣向根據地傾銷來掠奪物資,法幣貶值嚴重。日偽嚴酷刑法,拒用偽鈔或私藏法幣、北海幣等,或被殘殺或被拘捕。此外,日偽加強了對山東的“治安強化運動”,其意圖“一方面是要以經濟封鎖的手段,澈底消滅華北的匪軍,一方面是要脫離英美的桎梏,樹立華北自給自足的經濟新體制”(68)《太平洋戰爭與治強運動》,《新民報(山東版)》1941年12月11日,第3版。。在日偽的強勢打擊下,山東國民黨勢力部分偽化、部分退出,這一方面使中共在山東獲得了更多的主導權,另一方面也使國民黨山東勢力濫發土雜鈔現象愈加嚴重。

1942年國民黨山東第一屆臨時參議會指出,山東各級政府四年來發行之流通券已有1000余萬元,雖省府于1940年6月召開魯南財政會議,禁止流通券濫發并設法限期收回,但由于控制力弱、組織性差等因素,不但已發者未能收回,而未發者復繼續濫發,而且不僅各級政府自行發行,各游擊部隊及商人亦任意印制。此種流通券多與法幣、民生券同價,發行準備金缺乏,也不限制印制數額,更無法用以完糧納稅,不久便影響法幣進一步貶值,造成物價上漲,亦帶動法幣對偽幣愈居于劣勢。據1942年中共東海支行統計顯示,地區內偽鈔、法幣、北海幣、土雜鈔分別占流通總數的36.08%、32.88%、15.56%、15.48%。(69)《北海銀行東海支行一至九月份工作報告(1942年)》,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9-01-0002-005。土雜鈔基本和北海幣數額相等,可見其在市場中的影響不容小覷。1942年7月,國民政府財政部也曾頒布《統一貨幣發行辦法》《中央銀行接收省鈔辦法》,意欲禁止各省銀行券濫發行為。然因山東情況殊異,國民政府鞭長莫及,該政策難以貫徹。

流通券完全是空頭支票,比民生券的剝削性、危害性更大。例如,秦啟榮發行的毫無準備金的“利源號”鈔票,低價收買民眾手中的花生、豆子、棉花、煙、糧食等物資,卻不給民眾兌換。這不僅造成該票泛濫,貶值直至一毛尚不止,而且因大量搶購民眾的物資,造成區域內空前饑荒。國民黨山東省臨參會也指出,若不嚴厲取締此種濫發鈔票行為,不但紊亂金融,更貽害農村。1943年夏,臨朐地區高粱和豬肉以北海幣核算每斤分別為4元和7元,而以投鈔計價高粱每斤需100元、豬肉每斤需400元。(70)《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直轄下的省會區——“無人區”的悲慘景象》,《大眾日報》1944年10月19日,日4版。平度地區,北海幣與投鈔的比價可達1比140之離譜。萊陽地區,價值1000元北海幣的牲口,以趙保原所發鈔票結算則須近十萬元,因紙票多為一元一張,查數頗為費事,以至于民眾不得不用秤量,“一元一張的紙幣,一萬元約合二十二斤多”。(71)于生:《國民黨軍隊趙保原統治地區經濟實況》,《大眾報》1945年1月15日,第4版。這種數票方法當然不準確,然而民眾卻表示,“這種熊玩意,差個一星半點算什么?”(72)于生:《國民黨軍隊趙保原統治地區經濟實況》,《大眾報》1945年1月15日,第4版。然而,此種局面源自省政府自印民生券,嚴厲取締說易做難,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隊發行的紙幣,“票名之繁多,數量之巨大,無人能詳加統計”。就國民黨投降派發行的土雜鈔而言,至1944年底總數已在10億元以上,即膠東地區趙保原等發行10余種紙票,渤海地區何思源等發行各類兌換券6種,魯中地區吳化文等發行各種錢貼3種,魯南地區申從周等發行5種不同流通券,濱海地區許樹聲等發行田賦流通券3種。(73)《省政委會辛葭舟委員談山東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濫發銀票禍國殃民實況》,《大眾日報》1944年11月3日,第4版。

土雜鈔橫行、法幣貶值、偽鈔肆虐,不利于根據地物資的交流,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不利于中共財政調度,窒礙了戰時物資的管控;亦不利于維護民眾的利益,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隨著中共在山東敵后政權的發展,客觀上需要統一的貨幣與之相適應,而這首先需要肅清他種貨幣,從而建立北海幣獨立的貨幣市場。薛暮橋指出,“建立獨立自主的抗幣市場,是取得貨幣斗爭勝利的主要關鍵”(74)《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對敵貨幣斗爭》(1979年),《薛暮橋文集》第7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頁。。因此,根據地斷然采取措施,建立獨立自主的貨幣市場,全面取締土雜鈔的發行,排擠法幣在市場的流通,嚴厲禁止偽鈔的使用。

對于民生票,根據地由默認流通轉而明令禁止。在韓復榘恢復民生票的同時,山東的偽政權也將民生銀行滯留于淪陷區的財產、賬款接收,成立整理委員會,并通過辦理收兌,回籠了大筆民生鈔券。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在印發、使用民生券后,日偽便趁機將其握有的民生鈔券投放到國民黨統治區和中共根據地購買物資,以擾亂區域金融,破壞敵后抗戰,民生票實質成為敵人扶植下的偽鈔,民生券面臨的局面更為復雜、混亂。為了打擊日偽的陰謀,1942年1月13日,山東省戰工會公開發出通知,即日起對于民生票全部禁用,并向民眾廣為宣傳,以期徹底禁絕流通。然而,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卻依舊準許從中央撥給魯省府軍政經費中扣抵準備金,繼續使用民生票,這進一步加劇金融、物價的混亂和人民的痛苦。與此同時,1941年12月1日,日偽亦接管了平市官錢局,山東省戰工會下發通知,“偽平市官錢局紙幣自當與偽民生銀行紙幣一律查禁,希各級政府即一并布告民眾嚴予禁絕,停止其流通”(75)《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關于禁用偽平市官錢局紙幣的通知》(1942年1月20日),《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1輯,第145頁。。實際上,山東抗日根據地禁用民生票與平市官錢局紙幣,是服務于抗戰大局,并不是同國民黨的貨幣較量。

對頑固派與投降派所發鈔票,中共采取了更加嚴厲禁止、沉重打擊的辦法。這些人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宣傳破壞造謠中傷”,全力宣傳“發行北鈔是擾亂金融”,“破壞金融系統的就是漢奸”等思想,打擊中共的貨幣體系。(76)《膠東區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來財政經濟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1-01-0028-001。他們同樣印發偽北鈔,向根據地內傾銷,以圖破壞北海幣信用,從經濟上擾亂根據地生態。1943年初的清河地區,投鈔在市面占比15%,北海幣此時僅為22%。(77)《清河行政區主任公署第五次財經會議?？?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3-01-0026-001。另一方面,他們自身卻在幾乎沒有任何準備金的情況下大肆發行各類土雜鈔,強迫和欺騙民眾使用,借以攫取滋長的資財。例如,苗占魁在牟平六區發行角票,其將印好的票子交給各鄉村富戶,要求用以購糧儲荒,承諾在征糧征款時準許以該票抵納,然而在這過程卻以各種名目要求將該鈔換成法幣,并不全然接納。甚至有的鈔票根本全無準備金,反而堂而皇之的在票面標明抗戰勝利后兌付,這造成此種鈔票信用很低。因此,中共基本是采取了禁用的措施。實際上,這些票子的共同點是不兌現,而且是無計劃的發行,成為充斥市面擾亂金融的工具,最后連發行者自己也不愿意收用。

此前,山東抗日根據地對于取締土雜鈔依賴于行政手段,皖南事變以來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肅清土雜鈔出現了新的特征。

其一,中共更多的運用經濟手段,充分利用“貨幣統一化”構建獨立貨幣市場,來排擠土雜鈔。土雜鈔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市場存在多元貨幣并行的格局,山東區域內便有偽鈔、法幣、北海幣和土雜鈔等多種貨幣。1942年5月,中共山東分局下發《關于法幣問題的指示》,宣布北海幣為根據地內的本位幣,一切往來收支均以北海幣核算,拉開了山東根據地獨立貨幣體系建設的序幕。在此后的實踐探索中,中共創設出物資本位制,對內通過掌控土特產、食鹽、花生等,提高北海幣的威信,對外則利用掌握的法幣、偽鈔到根據地外購買物資,保證北海幣購買力平衡,逐漸統一了根據地的貨幣市場。北海幣作為本位幣在根據地內一枝獨秀,中共得以掌控住區域貨幣控制權,在群眾中的信用普遍鞏固起來,也無形中提高了中共政權在民眾中的威信。同時,根據地還從經濟上設法擠壓土雜鈔的生存空間,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銀行放款。根據地不僅通過北海銀行發放了大批的農貸,緩解地方通貨緊缺的壓力,還盡可能對小生產者和小商人提供低利貸款,以維持他們的資金周轉需求。

其二,中共將清理土雜鈔斗爭與反投降斗爭相結合,堅決鏟除土雜鈔賴以生存發展的具有割據性質的土壤。土雜鈔存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地方勢力肆意濫發,因此必須對其勢力進行清理方能徹底根除土雜鈔生存的土壤。皖南事變徹底暴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立場,根據地將反對頑固投降派的斗爭上升到戰略高度,指出“對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投降派的統戰政策應采取拖、逼,必要時對它的最頑固部分,甚至要采取瓦解、分化、打擊與消滅的辦法,以限制其危險性、反動性的發展”(78)《抗戰的山東、統戰的山東——一九四一年九月朱瑞在山東統戰會議上的報告》(1941年9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7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頁。。1942年4月間日偽掃蕩頻繁,給予投降派可乘之機,鄭維屏到文成以南各地區散發民生票等各類紙幣。針對于此,北海銀行一方面進行紙面的宣傳,揭露鄭投對人民的欺騙陰謀;另一方面派專人到文成以南爭奪區市鎮,用兌換北鈔的方式驅逐民生票,人民不但不信仰與不使用而且都表示了對鄭投之唾罵。1942年8月,中共在牟海南部驅逐丁綍庭后,北海銀行便在該地區黃村一帶配合著政治上的宣傳,發行了大批北鈔,經過一月的動員,一舉扭轉了該地區的人民完全使用法幣不認北海幣的情況,人民不但認識了北鈔,并對北鈔表示著無限的同情與信仰。據清河區統計,至1942年底清理土雜鈔共計62種。(79)《關于財經工作的檢討——〈清河區五年工作總結〉節錄》(1944年6月),《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2輯,第48頁。

對于此類鈔票是禁是行,根據地內也發生了不小的爭論。例如,在牟海地區針對投鈔便產生了兩種意見,起初是允許行使,六區區公所還專門發布布告,強調要保證投鈔的流通,后經過多方討論糾正,行署又決定禁止行使,“派人拿著剪子到集上剪”。在這一行一禁的轉變中,“群眾反映非常不好”。為了統一政策,膠東聯辦下發決定,要求“對于投鈔眾軍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拒用,但在投降派長期壓迫行使下難免多少與人民生活發生關系,所以我們暫不命令拒用”。對于使用者,“公開動員說服人民不要繼續行使,總得吃虧更多,并揭穿投降派出票子是欺騙群眾,敲取民財的把戲,和他在軍事、政治上的投降是同樣的罪惡,促使群眾自動拒用與投降派有關的商會票和區票”。對于發行者,“動員說服其依靠抗日民主政府交基金交政府代管,或交到北海銀行代存政府,可以維持其流通。經手人有畏罪逃走者則動員其家屬或利用社會關系招其回來清理,只要他不再有威害抗戰的行動,政府是不追既往”。膠東聯辦特別強調,“以后處理新地區投鈔就根據這個原則”。(80)《膠東區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來財政經濟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1-01-0028-001。

其三,強化宣傳動員工作,不僅強調打通工作人員的思想,還努力宣傳引導民眾轉用北海幣。肅清土雜鈔政策,關鍵還在于“人”的執行,這不僅需要政策制定者能夠深入貫徹,還需要政策的接受方能夠積極配合。對于經濟工作干部而言,存在對北海幣信心不足的問題,他們認為北海幣沒有金銀貴金屬或英鎊、美元等外匯的支持,再與法幣脫離了聯系,幣值無法保證,難以穩定物價。實際上,這部分工作人員是存在“拜金主義”傾向,過分強調貨幣的“金本位”屬性,而對馬克思所言貨幣是各種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理解片面。針對此問題,根據地從整頓干部思想,強化業務水平入手,加強人員培訓制度建設,基本要求:“對偽雜鈔在我占區流通者,一律禁止使用(如民生銀行、平市官錢局等票),但必須通過各級機關、團體、部隊向民眾宣傳動員后方限期執行,反對不加解釋強迫執行的辦法”(81)《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財政處關于一九四二年財政工作的指示》(1942年1月),《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1輯,第151頁。。對于基層民眾而言,則通過幣值穩定措施,使民眾直接感受到北海幣相較于土雜鈔,在換取糧食、棉布等日用品上的優勢,從而加強民眾對北海幣的信任,減少對土雜鈔的依賴。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雖然對土雜鈔采取了嚴行取締的政策,但至1944年始終未能徹底根絕。一方面,民眾思想認識上存在一定的偏差?！袄习傩沼X悟差,對投鈔的認識還是模糊,及本幣零票缺乏,使用不便,找零困難(投雜鈔多數是元角票,老百姓使用時多用于找零),以致老百姓到現在還偷偷摸摸使用?！?82)《北海銀行北海支行一九四三年十、十一、十二三個月工作報告》(1943年),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9-01-0004-010。另一方面,取締土雜鈔斗爭具有反復性。1943年5月1日,膠東南海地區實行法幣折價后,法幣大量外流,土雜鈔乘機侵入,成為市場上找零的重要工具,“本幣一時呈現滯沚狀態,以致不能按法定流通”(83)《北海銀行北海支行一九四三年十、十一、十二三個月工作報告》(1943年),山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G039-01-0004-010。。這也說明貨幣斗爭是一個長期持久的斗爭體系,即使是斗爭勝利后也要適時加以維持。

總體而言,山東抗日根據地在1942年取得對土雜鈔的壓倒性優勢,隨后通過獨立貨幣市場建設將斗爭成果進一步擴大與鞏固。至1944年后,根據地內北海幣唯一合法通貨地位確立,在游擊區北海幣也占據市場的優勢,甚至部分淪陷區對北海幣也較為接納。在此情況下,土雜鈔基本被肅清,再沒有翻起大的波浪。

結語

貨幣統一是國家主權統一的象征,有利于提升國家的政治地位,鞏固政權的統治;同時也可以降低區域間的貿易成本,避免匯兌風險,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山東抗日根據地肅清土雜幣,意味著在區域貨幣市場,完成了由“多元并存”格局向“一元化”管理體系的轉變,使中共在獲得較為完備的政權前,便贏取了相對成熟的貨幣控制權,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絕無僅有的。

從政治層面,取締土雜鈔工作增加了民眾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山東抗日根據地創建初期,土雜鈔由于面額較小、找零方便等原因使用非常廣泛,與民眾經濟利益糾葛頗深。然而,民眾對土雜鈔往往非常糾結,一方面在缺乏小額輔幣的情況下,這一貨幣的出現能夠滿足找零需求,在民眾中使用較為廣泛;另一方面這些土雜幣逃離了有效的監督,信用往往不佳,幣值并不穩定,民眾持有時時面臨損失,因而又受到民眾的厭惡。針對于此,山東抗日根據地根據土雜鈔的不同情況進行區別對待,既兼顧橫向上多元化清理上的特殊性,也關注到了縱向上貨幣問題多變性,在最大限度維持民眾基本利益的前提下,通過靈活調整貨幣政策將土雜鈔逐漸清理出去。這一過程反映了中共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本真,增加了民眾對中共的信任。

從經濟層面,肅清土雜鈔斗爭在不引起市場波動情況下,增加了北海幣的市場占有量,強化了中共對經濟的調控能力。以1943年為界,此前北海幣發行數量較少,1938年僅為9.5萬元,1942年為4794.5萬元,至1943年方增加到7984.7萬元;此后北海幣發行量突飛猛進,1944年達到了38763.6萬元,1945年更是飆升至155071.1萬元。以增長率來分析,1942至1943年北海幣數量增長率為66.5%,1943年至1944年增長率則提高到385.5%,后者是前者的5.8倍左右。與貨幣數量增速迅速提高不同,根據地內的物價指數增速卻并未達到如此速度。以1937年物價水平為基準,1943年根據地物價指數上漲到60,到1944年卻僅僅增長到70。(84)《北海銀行總行各種統計表》(1949年),山東省檔案館藏北海銀行總行檔案,檔案號:G013-01-0299-002。從這些數據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共為滿足貨幣市場需要,不斷增加北海幣的發行數額,另一方面亦表明激增的北海幣未推動物價的快速上漲,作用主要集中在彌補貨幣市場頭寸短缺上。

從社會層面,這一過程推動了中國幣制現代化進程。山東抗日根據地對土雜鈔的清理,同對法幣的排除和偽鈔的禁用聯結成一個政策整體,統一于北海幣信用體系建設之下,最終使中共在山東構筑起獨立自主的貨幣運行體系,在區域內實現了貨幣市場的統一。與法幣的外匯依賴不同,中共將貨幣與商品結合起來,認為這樣才能實質上鞏固本幣的價值。尤其是在與日偽的貨幣斗爭中,掌握物資被中共視為應對偽鈔漲跌波動最有力的方式。在此思想下,山東抗日根據地成立工商管理局統一貨幣管理權,并將貨幣斗爭與貿易管理、生產建設結合起來,持續鞏固斗爭的成果。這一舉措,基本結束了民間自由發鈔的局面,將貨幣發行權集中在政府手中,在區域內實現了貨幣發行權從多元到統一的跨越式發展,符合世界幣制發展潮流,推動了中國貨幣現代化的進程。

總之,山東抗日根據地肅清土雜鈔政策,即體現了中共服務民眾的政權本真,亦是中共貨幣政策由稚嫩走向成熟的一個縮影。中共前期禁用民間土雜鈔、自己發行多種流通券的方式,帶有利用土雜鈔紓解貨幣供給不足的意圖,此后逐漸認識到建立獨立貨幣體系的重要性,轉而強調禁用一切土雜鈔、建立北海幣統一貨幣市場。中共對根據地土雜鈔的肅清等于在區域市場實現了貨幣一元化,使其能夠通過控制貨幣流通量來與商品流轉率相適配,借此保證貨幣流通順暢、幣值穩定,有計劃地維持物資的供求平衡、價格適當。這不僅為中共贏取革命斗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也為人民幣的統一和穩定奠定了市場基礎,推動了中國貨幣現代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