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規格紀念劉志丹原因探析

魏德平

劉志丹是陜甘邊根據地開創者、陜甘根據地(也稱西北根據地)主要領導人,為經歷長征艱苦轉戰、亟需休整的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紅軍創建了碩果僅存的一塊“落腳地”。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功勛卓著,但也遭受過多次黨內復雜斗爭的不公正對待,甚至是“陜北肅反”生死考驗。中共中央抵達陜甘根據地后,經過審查很快釋放劉志丹等“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但在對劉志丹政治鑒定方面還認為其“曾犯嚴重的右傾錯誤”。不久后,劉志丹即率部參加東征,犧牲在東征前線。劉志丹犧牲后,中共黨內有一些擔負重要領導職務的負責人還在散布劉志丹曾犯過一些所謂“嚴重錯誤”言論。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中共中央對劉志丹評價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充分肯定其在開創陜甘根據地過程中的杰出貢獻和歷史地位。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通過大會悼念、修建陵墓、領袖題詞、舉行公祭、廣泛宣傳等多種方式紀念和緬懷劉志丹,高度肯定劉志丹在中共革命史上的豐功偉績。中共中央對劉志丹評價發生上述重大變化原因誘發親歷者、知情人和坊間一些不同的猜測和說法:有的言之鑿鑿,但似是而非;有的以訛傳訛,缺乏根據;還有迎合現實,杜撰“史實”;更有斷章取義,任情褒貶。尤其是有些海外作品捕風捉影制造了一些不符合實際,但又在一定范圍廣為流傳的“史實”。(1)劉明鋼:《劉志丹之死》,《報刊薈萃》2007年第6期,第24頁。由于當時特殊戰爭環境,劉志丹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等戎馬倥傯,接觸甚少,甚至只有一面之緣。劉志丹為何會引起中共中央矚目,進而為其舉行多種形式的高規格紀念,就成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對該問題的研究既是深化學術研究的題中之義,也是維護黨史嚴肅性的重要內容。延安時期關于劉志丹相關重大史實多與“陜北肅反”、西北高干會、西北歷史座談會等黨史上長期存有爭議并與現實政治有一定聯系的重大事件,以及高崗等黨史上重要“問題領導人”有比較密切聯系,因此關于這方面研究有一定敏感性,制約了該問題學術研究的深化和拓展。筆者曾對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對劉志丹認識轉變以及解決與劉志丹密切相關的“陜北肅反”問題作過粗淺梳理。(2)參見拙文:《延安整風對“陜北肅反”的重新定性》,《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3期;《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3期;《西北高干會解決西北黨史爭論問題結論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年第3期;《從“右傾機會主義者”到“正確路線代表”——劉志丹在中共黨內政治境遇探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毛澤東選集〉中“陜北肅反”注釋修訂的歷史變遷》,《蘇區研究》2020年第6期。據筆者目力所及,既有研究對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規格紀念劉志丹原因缺乏系統研究。因此,筆者擬對這一問題作簡要梳理和評析,進而澄清歷史懸疑,維護黨史嚴肅性,不斷深化和拓展劉志丹學術研究。

一、劉志丹躬身垂范維護中共中央領導權威給毛澤東等留下深刻印象

長征期間,張國燾不斷制造矛盾挑戰中共中央權威,甚至圖謀武力威脅中共中央,最終發展到公開“另立中央”,使中國革命遭遇“最大的困難”。中共中央抵達陜甘根據地后,在處理“陜北肅反”問題上存在一定局限,造成劉志丹在政治上受到猜疑和組織上遭遇排斥,但是劉志丹顧全大局,全力維護中共中央領導權威,積極協助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開展工作。劉志丹與張國燾對待中共中央迥然不同的態度給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和張國燾會師后,圍繞中共政治路線、紅軍主力發展戰略方向等關鍵問題逐漸發生尖銳分歧和爭論。張國燾憑借其掌握的紅四方面軍優勢軍事力量,向中共中央權威發起挑戰。沙窩會議期間,毛澤東曾批評張國燾:“你這是開的督軍團會議”,含蓄指出張國燾憑借軍事實力“向中央要權”。(3)《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224頁。由于雙方都難以說服對方,最終導致公開分裂。(4)《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9頁。隨后,張國燾公開對中共中央“北上”戰略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進行批判。1935年9月15日,隨同張國燾一起“南下”的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發出《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計劃指出:“由于中央政治局中個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逃跑路線,斷送了我們大舉北進進攻敵人的時機。右傾機會主義故意遲延我們北進中必要的準備工作。目前北方天氣漸寒,草地不易通過,敵人在我們的北面已集結相當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這種情況下,北進是顯然不利的?！庇媱澾€不點名地批評“北上”中共中央領導人:“右傾機會主義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敵人力量,在敵人的進攻面前張惶失措,對戰勝敵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創造革命根據地的可能,對革命勝利失掉前途。必須堅決執行黨的進攻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才能順利完成我們南進的戰略方針?！?5)《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1935年9月15日),中國現代史學會編:《長征檔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42頁。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其在會上宣布“另立中央”,并指責中共中央“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實行戰略退卻,是‘政治路線的錯誤’,而不單是軍事路線問題”?！氨鄙稀钡闹泄仓醒腩I導人“被敵人的飛機、大炮‘嚇破了膽’,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繼續其北上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直至發展到‘私自率一、三軍團秘密出走’,這是‘分裂紅軍的最大罪惡行為’”。張國燾還從組織上公開否認“南下”黨政軍機關與中共中央之間隸屬關系。他宣布“中央已經‘威信掃地’,‘失去領導全黨的資格’,提倡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織新的‘臨時中央’,要大家表態?！薄敖又?就宣布了‘臨時中央’的名單,以多數通過的名義,形成了‘決議’。還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6)《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頁。

其后,張國燾即以正統“中央”自居對陜北的中共中央發布命令。1935年12月5日,張國燾組建的“中共中央”致電已經轉戰抵達陜北的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發生關系?！币虼?“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陜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彼踔撂岢?“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準?！?7)《張國燾第二“中央”致彭德懷、毛澤東等電》(1935年12月5日),《長征檔案》,第959頁。1936年1月20日,張國燾致電林育英:“我們一切都經黨中央同意,假冒黨中央或政府機關名義發表重要文件,此間有公開否認之權。為黨的統一和一致對外,望告陜北同志,自動取消中央名義”。(8)《張國燾堅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義致林育英電》(1936年1月20日),《長征檔案》,第964頁。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對張國燾問題進行了集中清理和批判。3月30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張國燾“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68頁。張國燾挑戰中共中央領導權威在當時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造成很大困難,也給毛澤東留下極為深刻印象。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斯諾向毛澤東提問:“在你一生中,當你觀察中國革命的命運時,哪個時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時期?”毛澤東回答:“我們是有過那樣的時候的”,“張國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10)《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頁。張國燾依持軍事力量優勢對中共中央權威發起挑戰,使中共中央必須嚴肅考慮黨和軍隊之間隸屬關系問題。

中共中央長征抵達陜甘根據地后,劉志丹對中央的態度與張國燾迥然不同,積極維護中共中央領導權威。在中共中央抵達陜甘根據地前夕,陜甘根據地發生錯誤肅反,史稱“陜北肅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及“陜北肅反”時指出,中共中央抵達陜甘根據地“挽救了‘左’傾路線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11)《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頁。,并在注釋部分對“陜北肅反”做了詳細解釋:“一九三五年秋,在陜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陜甘邊和陜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被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工作中去,使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陜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等遭到排斥。接著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干部又被逮捕,從而造成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糾正了這個‘左’傾錯誤,將劉志丹等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因而挽救了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險局面?！?12)《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0—1001頁。原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習仲勛曾對中共中央及時制止“陜北肅反”歷史功績有過評述:“西北根據地的歷史地位是很關鍵的,但當時如果黨中央、毛主席不來,這個根據地也不復存在了。當時,陜甘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圍剿’,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開展了錯誤肅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監禁,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都被槍殺、活埋。他們也已經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準備活埋我們。是黨中央、毛主席達到陜北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13)齊心:《仲勛,我用微笑送你遠行》,《懷念習仲勛》編輯組編:《懷念習仲勛》,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懊飨炀攘岁儽钡狞h,挽救了陜北革命”。(14)《紅日照亮了陜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習仲勛文集》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頁。

但是,中共中央對“陜北肅反”問題政治定性和組織處理也存在一定局限。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頒布《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對“陜北肅反”進行總結處理?！段鞅敝醒刖謱彶槊C反工作的決定》在政治上對“陜北肅反”作了肯定:“過去陜甘晉省委領導反右傾取消主義斗爭與堅決肅清反革命右派的斗爭,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確的?！?15)《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頁。根據上述政治定性,11月30日,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隨即頒布《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對“陜北肅反”責任人進行組織處理。決議強調“過去在陜甘邊區南區及紅二十六軍部隊中,有些負領導責任的同志,犯了右傾取消主義及對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義的態度的錯誤,以致反革命派得以進行有計劃的活動。當時在地方黨內及紅色部隊中進行嚴厲的肅反是必要的”。(16)《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1935年11月30日),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頁。決議僅僅是將直接領導肅反工作的負責人戴季英和聶洪鈞進行了處分,分別給予戴季英和聶洪鈞黨內“最后警告”和“嚴重警告”處分。(17)《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1935年11月30日),《朱理治傳》,第138頁。然而,其他與“陜北肅反”有關或者負有重要責任的當事人基本未受到處理,依然身居高位和要職。中共中央這樣的處理結果導致“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劉志丹等繼續在政治上受到猜疑,在組織上遭遇排斥,被指責“曾犯嚴重的右傾錯誤”等。(18)《馬文瑞回憶錄》,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頁。參與處理“陜北肅反”的李維漢對此曾有評論:“由于‘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陜甘邊蘇區的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1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頁。

面對中共中央對“陜北肅反”上述存在歷史局限性的政治定性和組織處理結論,劉志丹不以個人得失為念,積極維護中共中央領導權威。他并未因中共中央處理“陜北肅反”有局限而表達不滿或滿腹牢騷,而是積極給肅反受難幸存者做工作,維護中共中央領導權威。在中共中央處理“陜北肅反”相關決議頒布后,他通過各種方式向受到迫害的戰友、部屬做工作,讓大家不計前嫌,努力工作。劉志丹積極安撫“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擁護中共中央領導。一些“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要求劉志丹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告狀處理犯錯誤的人”時,劉志丹安慰大家:“不要著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會分清是非,作出正確的結論?！痹诩t軍東征前夕,他還囑咐習仲勛:“仲勛,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20)《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習仲勛文集》上,第569頁。劉志丹東征東渡黃河前,對“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張秀山也明確表達要在實際中工作中維護中共中央權威的態度。張秀山回憶:“志丹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傾分子仍在散布這種言論),在戰場上讓他們看!黨中央毛主席總有一天會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21)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頁。另一方面,劉志丹以身作則積極落實中共中央指示和安排。中共中央糾正“陜北肅反”后,劉志丹被調離陜甘紅軍主力部隊,擔任新組建的紅28軍軍長。劉志丹所率領的紅28軍,雖然作戰勇敢,但是軍事素養和實際戰術等都有待提高。1935年12月30日,“根據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決議決定,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正式成立紅28軍,任命劉志丹為軍長,宋任窮為政治委員。下轄三個團,以原獨立第1團改編為第250團、獨立第2團改編為第251團、獨立第4團改編為第252團,全軍共1200余人?！?22)《劉志丹年譜》,《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頁。紅28軍兵員大都是地方游擊隊,基本上沒有經過正規訓練和大規模戰斗考驗。原紅28軍戰士馬良盛對該軍的組成有詳細說明:“軍轄三個團,第一團是由綏、吳地區戰斗團編成,該團的前身是綏、吳地區的五支隊升級的地方團;第二團由米西區的游擊師編成,該師的前身是米西的一支隊、三支隊、二十三支隊升級的地方部隊;第三團由安定紅四團編成,該團的前身是安定縣的幾個游擊隊升級的地方團?！?23)馬良盛:《憶紅二十八軍》,蘭州部隊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戎馬春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這支組建不久就匆匆東征的部隊建制也不全,職能部門配備相當薄弱,士兵軍事技能也亟待提高。由于軍事形勢需要,這支亟需進一步整訓的部隊,也于1936年3月31日即渡過黃河開赴山西作戰。(24)《劉志丹年譜》,《劉志丹文集》,第121頁。劉志丹并未因這種安排而有所不滿,而是繼續積極工作。紅28軍東渡黃河后,劉志丹經常不顧個人安危,親臨前線指揮戰斗。犧牲前一天,劉志丹還不顧疲勞,爬上西山去觀察三交鎮方向地形和情況,并對特派員裴周玉等講:“咱們越向南走,離中央紅軍越近了,一定要打好這一仗,好向毛主席獻禮?！薄盀榱舜蚝眠@一仗,他幾天幾夜也沒有好好睡覺?！?25)裴周玉:《裴周玉回憶錄》,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頁。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在中陽縣三交鎮指揮戰斗發現部隊進攻受挫,即不顧個人安危,親臨前沿陣地就近指揮,以至意外犧牲。(26)高克恭口述,李太友整理:《我在紅二十八軍的一段經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革命回憶錄》第10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頁。

中共中央能順利結束長征落腳陜甘根據地,劉志丹功勛卓著。當時正在西北地區采訪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有經典評析:“劉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農民痛苦,他同時受過黃埔時代新的政治訓練,并受過共產黨組織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動,有目標,有方法。有組織,把個人主義的綠林運動,變為與社會合為一致社會運動。他針對著政府的缺點,來宣傳組織民眾。分大地主的土地與牛羊予一般農民,反對捐稅,反對派款。因此在消極方面,取消了民眾的負擔,積極方面增加了民眾的所有。以實際利益為前提的民眾,當然贊成劉志丹的主張,而愿為之用命。再加以劉志丹之組織,使民眾更不得不為之用。更經數年來赤化教育之結果,民眾心中,只知有蘇維埃、瑞金、莫斯科、列寧、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蘭州、北平、南京等名詞。某縣長曾在合水以東召集民眾訓話,數次申傳,到者寥寥。而蘇維埃召集開會,則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立刻齊集百里以內之民眾?！薄按舜蚊珴蓶|以不及萬人之疲憊的徒步之師,截擊與追擊之者,不下數萬人,如跟蹤以入陜北,不但毛澤東一路將散亡大半,即劉志丹之老家,亦將大受影響。然而政府軍追過環縣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眾,皆避不見面,使政府軍之飲水糧秣,皆無法解決,道路亦無人引導,陷于進退失據之苦境中。彭德懷于洞悉此種情況后,乃集結其饑疲的紅軍約五千之眾,于陜北邊境上作猛烈反攻,追擊軍乃不得不相繼退下,未敢再行深人。此種反攻之動作,或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歸功于劉志丹之民眾組織基礎?！?27)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頁。中共中央抵達陜甘根據地后,劉志丹作為陜甘根據地主要創建人雖然遭受很大委屈,但他并未以個人榮辱得失作為考慮重點,而是顧全大局積極維護中共中央領導權威,模范執行中共中央指示。這種明顯有別于張國燾的言行顯然給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然引起了他們的矚目。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講:“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28)《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頁。

二、劉志丹在中國革命史上特殊貢獻逐漸引起中共中央重視

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歷程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通過對土地革命時期黨史重大問題的重新認識和定性,逐漸認識到劉志丹在中共黨史上的卓越貢獻和重要地位。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領導召開西北高干會,對劉志丹在黨史上的歷史功績作了充分肯定和評價。

陜甘根據地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對中國革命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危害?！蛾P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蟆瘍A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陜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于‘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于失敗?！?29)《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68頁《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也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這四個階段,其間經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30)《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4頁。這種背景下,“碩果僅存”的陜甘根據地的重要性在當時就凸顯出來?！蛾P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指出:“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造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第一方面軍不得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而轉戰到陜北,同在那里堅持斗爭的陜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相會合。第二、第四方面軍也先后經過長征轉戰到陜北?！?31)《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105頁。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抵達陜甘根據地前實際情況堪憂。時任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回憶:“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陜北有劉志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從哈達鋪到保安縣,還有千余里,要經過六盤山脈。那時干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還必須戰勝敵軍阻擊,尤其是敵騎襲擊?！币虼?部隊不斷減員,“在哈達鋪整編時一萬四千余人,到吳起鎮只剩七千二百人?！?32)《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頁。

但是,當中央紅軍抵達陜甘根據地后,境遇有了明顯改觀。時任中央紅軍陜甘支隊司令部作戰科科長伍修權回憶:“吳起鎮戰斗結束,我們前進到保安,一方面軍的長征就宣告勝利結束?！薄瓣儽钡?0月已經下雪了,我們穿的還是單衣短褲。保安房子很少,只有些窯洞。部隊到后,第一個歡迎我們的是白如冰,他是陜北紅軍的后勤部長。他們已經為我們準備了糧食和衣服,每人發了一套棉衣。這真是雪里送炭!長征以來,一路行軍,好久沒有正式吃過一頓飽飯。因為‘左’傾路線錯誤,我們丟掉了根據地,屁股沒有坐處,吃盡了苦頭。這時吃到根據地群眾送的小米稀飯,真像過年一樣,高興得很。許多同志捧著飯碗,就流下了淚水?！?33)《伍修權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中央紅軍進駐陜甘根據地獲得了難得的休整和補給機會。因此,陜甘根據地的保存和鞏固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時任中央紅軍軍事裁判所所長黃克誠評價:“我們從江西出發長征,艱苦跋涉兩萬多里,一路上連共產黨的支部都很少遇到過,真沒有想到會在陜北找到一塊革命根據地。這無異于絕處逢生,使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歷史是按照其必然規律在發展,但往往表現出許多偶然性。陜北根據地當時并不大,陜北紅軍也比較弱小,且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紅軍長征到此,陜北革命根據地要想堅持下來也很困難的。然而,正是這塊不太大的革命根據,此時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使中央紅軍得以站住腳跟,休養生息,重整旗鼓,為爾后創建紅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34)《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4頁。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報告時指出:“歷史的教訓就是要我們謙虛謹慎。過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勝利。但是可惜沒有勝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頭大了,急躁起來了,結果只剩了一個陜北。有人說,陜北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35)《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曾發揮過極為關鍵的重要作用。關于這方面的既有研究已經非常豐富,本文不再贅述。隨著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對陜甘根據地歷史不斷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的卓越貢獻引起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矚目也就有其必然性。

全面抗戰時期,由劉志丹領導開創的陜甘根據地發展形成的陜甘寧邊區重要性凸顯,進一步彰顯出劉志丹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功績和地位。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結束長征抵達陜北后,即將中國革命領導中樞奠基于陜甘根據地。陜甘根據地及由這塊根據地發展形成的陜甘寧邊區就成為中共中央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全面抗戰爆發后,陜甘寧邊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中的重要性更為突出。1942年9月,毛澤東對即將到陜甘寧邊區政府擔任邊區政府秘書長工作的李維漢強調:“羅邁,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薄懊珴蓶|是要求陜甘寧邊區在執行黨的政策中帶個頭,自覺承擔試驗、推廣、完善政策的任務。期待殷切,鼓舞極大?！?3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頁。1943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表中共中央指導西北局工作的任弼時在西北高干會上也強調:“陜甘寧邊區是唯一的經過長期革命斗爭而到今天還保存著的區域,是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兩個階段而且有鞏固的黨的區域。同時,它又是黨中央所在地的區域。因此陜甘寧邊區是有它特殊的地位的?！比五鰰r進而指出:“陜甘寧邊區對于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說來,是處于一種領袖的地位,即根據地的領袖地位。這個區域里的一切重要設施,對于其他根據地有一種先導的模范的作用,要為其他根據地所效法。比如精兵簡政,整風學習,生產建設,都是由陜甘寧邊區首先實行,然后為其他各根據地所推行的。我們這里的事情辦得好,辦得正確,對于其他各根據地就會有很大的幫助,就會起一種先導的模范作用。假如我們把事情做錯了,做壞了,對于其他根據地也就會有不好的影響,使他們的工作也受到損失?！?37)任弼時:《陜甘寧邊區的地位和作用》(1943年1月11日),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陜甘寧邊區是全面抗戰時期中共中央駐地,也是中共各項政策貫徹實施的主要示范地區,更是中共抗戰時期踐行“局部執政”最為重要的地區。因此,陜甘寧邊區工作成敗事關中共領導革命事業興衰存亡。陜甘寧邊區政治地位的凸顯必然聯系到開創這塊根據地領導人的歷史功績。因此,隨著歷史發展和認識深化,劉志丹在創建根據地過程中的歷史貢獻必然會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和肯定。

關于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的重要貢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有一個認識過程。如前文所述,中共中央初抵陜甘根據地,在處理陜甘黨史上存在的爭論和分歧,尤其是“陜北肅反”問題時,對劉志丹貢獻的評價存在歷史局限。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犧牲在山西中陽縣三交鎮,遺體運回陜北瓦窯堡準備開追悼會的時候,時任陜北省委秘書長馬文瑞發現:“中央組織部的干部登記表中寫著劉志丹同志曾犯嚴重的右傾錯誤?！?38)《馬文瑞回憶錄》,第95頁。在這種情況下,“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向中共中央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申訴”。張秀山對“申訴”過程有過回憶:“1937年8月,中央調我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當我聽到肅反時期的負責人,在劉志丹等同志犧牲后,還在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右傾機會主義’問題時,便忍無可忍,給黨中央寫信,反映了情況,請求黨中央重新審查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39)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97—98頁。劉志丹其他戰友習仲勛、張邦英、張策、劉景范等也先后向李維漢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反映過劉志丹和他們關于“陜北肅反”問題。(4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73頁。劉志丹戰友對“陜北肅反”處理結果的抗爭,逐漸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關注和重視。李維漢回憶:“一九三七年去陜甘省委工作期間,在省委和關中特委,我先后聽到習仲勛、張邦英、張策、劉景范等的敘述,才認識到錯誤肅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也有缺點錯誤?；匮影埠?我向毛澤東、洛甫作了反映?！?4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73頁。中共中央調查后,對散布劉志丹是“右傾機會主義”問題的郭洪濤作出處理:“中央調查后,1938年在藍家坪召開會議,嚴厲批評了這位負責人,調整了他在陜甘寧邊區黨委的領導工作?！?42)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98頁?！瓣儽泵C反”的處理結果也逐漸引起了毛澤東對負責領導處理“陜北肅反”問題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說“總負責”)張聞天的不滿。毛澤東后來在談到“陜北肅反”處理結果時指出:“在洛甫同志還當總書記的條件下,就不可能正確解決肅反問題”,并批評張聞天任命郭洪濤為陜北省委書記、朱理治為陜甘省委書記是“用人不當”。張聞天為此還作過檢討。(43)《中央為什么四次解決西北黨的歷史問題?》(1992年5月),張策:《三存書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頁。至此,經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處理,劉志丹背負的“反革命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問題“才得到糾正”。(44)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98頁。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領導召開西北高干會全面肯定劉志丹在中共黨史上的貢獻。西北高干會是西北黨史,乃至中共黨史上都非常重要且影響深遠的一次會議。會議于1942年10月19日召開,1943年1月14日結束,歷時88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屬的地方縣級以上、部隊團級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出席會議。中央高級學習組成員和中央黨校的二百零九名領導干部到會旁聽?！皶h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毛澤東出席了開幕式和閉幕式,并在會議上作了重要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駐會指導。朱德、劉少奇、陳云、彭真、葉劍英、賀龍、吳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45)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第396—397頁。西北高干會“前半段主要是總結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以前該蘇區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清路線是非,批判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陜北黨內少數同志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會議后半段提出開展‘五整’,即整黨、整民、整政、整軍、整關(系)?！?46)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頁。在這次會上討論陜甘根據地歷史問題時,劉志丹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等問題被徹底平反,并被樹立為中共西北黨內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正確路線”的典范。1942年12月12日,《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和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發布。決定從政治上對“陜北肅反”進行了平反,指出:“中央根據十月陜甘寧黨的高干會議對于陜北歷史問題的檢討與結論,認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間朱理治、郭洪濤等同志所主持的‘肅反’將陜北蘇區和紅軍創造者,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等同志逮捕,并殺害了二百以上的黨政軍干部,這種將黨的最好干部,誣認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殺害,不僅完全是錯誤,而且是革命的罪惡?！睕Q定肯定了劉志丹在陜甘黨史上的貢獻,認為“以劉志丹、高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這一路線之下,創造和發展了陜北的蘇區與紅軍”。(47)《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1942年12月12日),劉鳳閣、任愚公主編:《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頁?！爸醒胝J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陜北黨內兩條路線斗爭中,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決議稱贊“劉志丹、高崗等同志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陜北黨內兩條路線斗爭時,在郭洪濤、朱理治兩同志的高壓和打擊之下,依然堅持了自己的正確路線,并且當遭受了誣害和逮捕,以及后來一個時期,當陜北肅反問題未徹底弄清楚時,他們一貫的把握了應有的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們黨同志學習和效法的?！?48)《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1942年12月12日),《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04—305頁。西北高干會對西北黨史問題的結論奠定了劉志丹在中共黨史上,尤其是在陜甘根據地黨史上歷史地位評價的基調。

在西北高干會后,中共中央對西北高干會關于劉志丹評價相關結論進行了廣泛宣傳和進一步鞏固。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在志丹縣為劉志丹舉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禮,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題詞,高度贊揚劉志丹對革命工作的豐功偉績。(49)李振民、張守憲:《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226頁。8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演講時再次高度評價劉志丹:“真正的群眾領袖,到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會覺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會覺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陜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50)《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1943年8月8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60頁。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還召開西北歷史座談會繼續處理與劉志丹密切相關的陜甘黨史遺留問題。張秀山評價:“西北歷史座談會,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與會同志本著整風的精神,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充分發揚民主,進一步澄清了西北黨的歷史問題,思想得到了統一,會議開得很成功?！币虼?“西北歷史座談會,也可以說是1942年西北高干會議的繼續,或者說是延安整風的深入?！?51)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162頁。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逐漸認識到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的豐功偉績。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中共中央領導召開西北高干會對西北黨史進行反思和重新定性。在這次會議上,劉志丹創建陜甘根據地和西北紅軍中的貢獻得到肯定,并被樹立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西北革命正確路線代表的典范就有其歷史必然性。如前所述,正因為劉志丹領導開創的陜甘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歷史貢獻,毛澤東給劉志丹題詞:“民族英雄,群眾領袖?！?/p>

三、劉志丹品質修養高度契合中共中央需要宣傳的黨員楷模

延安時期中共自身建設由于國內外以及黨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而面臨新的嚴峻考驗和挑戰。中共中央對黨員政治品質和個人品質有了明確要求,并大力宣傳踐行這些新要求。而劉志丹在參與和領導革命斗爭過程中體現出的堅定信念、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顧全大局等政治品質和個人修養與中共中央對黨員的要求高度契合,因此中共中央逐漸將劉志丹樹立為中共黨員的楷模進行表彰和宣傳。

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信念堅定。他曾鼓勵習仲勛:“干革命還能怕失敗!失敗了再干嘛。失敗是成功之母?！薄皫啄陙?志丹走遍陜甘邊區,下決心要搞一塊紅色根據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這個愿望始終沒能實現。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據地的道理說到哪里?？嗫谄判?循循善誘,期望能說服他見到的每一個人?！?52)《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習仲勛文集》上,第559頁。劉志丹在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習仲勛回憶:“志丹很重視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不考慮成熟的話不說,沒把握的事不做。每到一地,就訪貧問苦,坐在炕頭地角,找人拉話,了解民情。哪些村子有幾孔窯洞,有幾口鐵鍋,他都記得很清楚。因此行軍打仗,從不用向導,人們都稱他是‘活地圖’?！?53)《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習仲勛文集》上,第565頁。劉志丹在面對挫折時勇于探索。1932年9月,習仲勛在領導“兩當兵變”失敗后,輾轉到照金見到劉志丹。他對習仲勛說:“幾年來,陜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F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54)《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習仲勛文集》上,第559頁。

劉志丹創建陜甘根據地過程中突出展現了顧全大局的政治品格。1932年12月22日,紅26軍成立。陜西省委派遣負責領導該部隊,并擔任紅26軍政委的杜衡對劉志丹進行了批評和排斥。習仲勛回憶:“紅二十六軍成立時,中央派陜西省委書記杜衡來擔任軍政委。杜衡是執行王明路線的,把劉志丹看作眼中釘。他攻擊劉志丹的正確主張是‘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還蠻橫地撤銷了劉志丹的一切職務?！?55)《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習仲勛文集》上,第561頁。1934年7月,在閻家洼子會議上,劉志丹及其領導的紅26軍繼續受到批評和指責。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駐北方代表給紅26軍兩封信,“對紅26軍的戰略轉移指責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梢山主義’、‘槍桿子萬能’,說部隊組成帶有‘濃厚的土匪色彩’等?！?56)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76頁。雖然遭受上述不切實際的指責和批評,劉志丹還是盡一切努力,團結黨內不同意見,繼續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在“陜北肅反”中,劉志丹顧全大局的品質得到了充分反映。宋任窮回憶:“1935年10月初,后方保衛局通知劉志丹同志從前線回瓦窯堡。他在返回途中,經過安塞縣,恰巧碰到后方保衛局的通信員往前方司令部送信。劉志丹同志當時擔任十五軍團副軍團長,他威信高,通信員就把這封給十五軍團團部的急件交給了他。志丹同志拆開一看,原來是要逮捕他的密令。當時,他未露聲色,讓通信員把信送到前方軍團部,自己毅然策馬奔赴瓦窯堡?！彼稳胃F評價:“志丹同志受了這么大委屈,沒有耿耿于懷,這說明他以黨的事業為重,黨性很強。在當時的復雜情況下,能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57)《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頁。

劉志丹還是密切聯系群眾的典范。陜甘邊根據地重要創建人馬文瑞回憶:“志丹常向我們說:‘我們辦事一要方向對,二要合情合理,民眾最講這后一條?！?58)馬文瑞:《群眾領袖,革命楷?！?《劉志丹紀念文集》,第80頁。原陜甘邊特委組織部部長張邦英回憶:“志丹同志對部隊的紀律要求也很嚴格,處處維護群眾利益。凡是吃了老白姓的米、面等,必須付錢或給大煙土,即使群眾不在家,也得將錢留在容易看見的地方。記得部隊在打開合水縣城后,曾分發給每個指戰員三元錢,我把它縫在衣袋里,一個也未用,最后都是在緊急情況下替部隊給群眾付飯費了。對于群眾的東西,一點也不準拿。有次部隊駐在正寧縣的一個地方,司令部的一個馬夫在部隊臨開走時,拿了群眾的一條布腰帶,抓了一只雞,群眾隨后跑來告狀,志丹同志于第二天部隊行軍路過一個村莊時,即召開全體軍人公審大會,宣布了這個馬夫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并根據他過去一再違反紀律、表現不好的情況,經戰士討論,決定立即予以槍決?！?59)《劉志丹同志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張邦英:《革命生涯》,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版,第399—400頁。因此,劉志丹在群眾中有很高威信,是名副其實的群眾領袖?！坝捎谥镜ね酒綍r嚴格要求,使部隊能很好地遵守紀律,維護群眾利益,聲譽很高。部隊開到那里,群眾只要聽說是劉志丹的隊伍來了,都非常高興,熱情地為部隊騰房、做飯,有的還四處打聽誰是劉志丹,盼望著見上一面?！?60)《劉志丹同志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革命生涯》,第400頁。張達志回憶:“志丹同志是西北蘇區和西北紅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他在長期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中,自然地形成了領袖地位。志丹熱愛人民,人民熱愛志丹。記得在我們打罷吳堡慕家塬子戰斗之后,當部隊返回駐地宋家坡休整時,有兩個年事已高的老人,從幾十里以外跑來探望志丹問志。他們首先找到我,問:我倆能不能看看老劉?我說:能哩!于是我就帶兩位老人去到志丹同志住處,一進門,我說,這兩個老人看你來了。話音剛落,只見兩位老人迎上前去,一把拉住志丹同志的手激動得久久說不出話來。最后,他們顫著嘴唇說:‘啊!你就是老劉?啊!你就是老劉嗎?…(原文如此——引者注)’志丹同志也很激動,他熱情地連聲回答著:對,對,我就是老劉?！?61)張達志:《陜北出了個劉志丹》(1981年9月),姬存銀主編:《張達志將軍》,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宋任窮回憶:1936年3月下旬,“部隊進入神木、府谷后,神府特委和特區政府招來盛大的歡迎祝捷大會。當地群眾興高采烈,紛紛送來豬羊、紅棗、米酒、鞋襪和果品,慰勞紅軍指戰員。有不少老百姓從遠道而來,要親眼看一看劉志丹同志。當地群眾不稱呼志丹同志為軍長,都親昵地叫他‘老劉’。有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動地從人群中擠到志丹同志面前,拉著志丹同志,從頭上摸到腳下,又從腳下摸到頭上。陜北人民就是這樣愛戴自己的領袖?！?62)《宋任窮回憶錄》,第102頁。劉志丹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使周恩來記憶猶新。1973年周恩來陪同外賓重返延安時深情回憶起劉志丹同群眾的親密聯系:“東征時我和他在一起,部隊到清澗后,群眾來看劉志丹,一個瞎子老漢看不見,跑到窯洞去親手摸一摸劉志丹,把劉志丹同志叫老劉,說明劉志丹是和陜北人民緊密相連的?！?63)李忠全:《周總理最后一次回延安》,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在陜西紀事》,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頁。

劉志丹個人品質也符合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對黨員的要求。一是劉志丹胸懷寬廣?！瓣儽泵C反”期間,“面對著隨時都可能被槍斃活埋的殘酷現實,劉志丹同志泰然處之,他向同獄的同志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云總遮不住太陽?！?64)《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習仲勛文集》上,第567頁。二是劉志丹志向高遠。其蒙受“陜北肅反”冤屈率部東征前夕對妻子向桂榮表明心跡:“我從歷史上知道,有學問的人,要干正義的事業,一定會碰不少釘子,受磨難,受挫折,受誣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種鍛煉,人的一生中一定會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詭計,但我對同志總是以真誠對待的,不管別人怎么說,我不會計較的。我相信正直也會感動有良心的人,一定會戰勝邪惡。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謝民?！?65)同桂榮:《離別時分》,《劉志丹紀念文集》,第483頁。三是劉志丹待人寬厚。宋任窮回憶,即使遭受了“陜北肅反”嚴重傷害,但是“志丹同志講述這件不愉快的事情時,平靜、深沉。他認為這是錯誤路線影響下當時黨組織犯的錯誤,應當吸取教訓,絲毫沒有個人的埋怨情緒。他一再向我表示:當時王明路線領導的黨中央派來的同志不了解情況,我對他本人沒有什么意見?！?66)《宋任窮回憶錄》,第97頁。劉志丹和張達志“談到肅反問題時,他說,要說總結經驗的話,不能完全責怪外來的同志,因為我們沒有電臺,沒有辦法和中央取得聯系。外來的同志不了解我們西北的革命情況,也不了解我們這些人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是左派,還是右派。要說責怪的話,主要是我們陜北黨內那個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沒有能夠及時把我們西北的情況和我們這些人,如實地向外來的同志說清楚,并挺身而出制止這場肅反運動。如果他這樣做了,使外來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們,也許不致于造成這樣的惡果。志丹同志還說,現在,問題總算弄清楚了,而且解決了,大家不要再記前仇,應該顧大局,想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這回事了?！?67)張達志:《陜北出了個劉志丹》(1981年9月),《張達志將軍》,第229頁。四是劉志丹嚴于律己,生活簡樸。張邦英回憶:“志丹同志是一位非常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的領導人。他在生活上從不特殊,與戰士同甘共苦,大家吃啥他吃啥,冬天常穿著沒面的羊皮襖,頭上扎著‘虎包頭’式的白毛巾,分不出他是指揮員還是戰士。由于工作需要,部隊專為他配了馬,可他卻常讓給傷病員,自己很少騎。平時對同志們沒任何架子,平易近人,許多人都不稱他的職銜,而親熱地叫他老劉?！?68)《劉志丹同志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革命生涯》,第399頁。

劉志丹的政治品質和個人修養高度契合中共中央關于黨的建設的需要。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自身建設愈發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重視。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明確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69)《〈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6頁。在這“三個法寶”中,毛澤東更強調了黨的建設的重要性:“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70)《〈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3頁。實際而言,當時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我們的黨,雖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奮斗的歷史,雖然已經是和廣大群眾密切聯系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但必須指出:我們的環境,是廣大農村的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占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干部中、特別是高級干部和軍隊干部中的這些傾向,假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斗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亦會身敗名裂。叛徒張國燾的結局與項英反抗中央的機會主義所引起的皖南失敗,便是明顯的歷史教訓。這些缺乏黨性的傾向,今天在黨內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的不可終日的危險,但在某些個別部分中,確實是存在著的嚴重危險?！?71)《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4頁。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時也強調:“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72)《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2頁。由上可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黨員存在的問題高度關注和重視。

延安時期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學習黨內先進典型和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都有過重要論述。1939年7月,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出:“學習、提倡并發揚黨內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氣,積極贊助一切正確的主張和意見,不學一切壞樣子,不受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73)《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頁?！拔覀兊狞h員,在黨內應該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范”(74)《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第157頁,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中也強調:“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薄拔覀円瓿纱虻箶橙说娜蝿?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75)《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2頁。不管是劉少奇主張“學習好的模范”,還是毛澤東論及“整頓黨的作風”,都強調了先進典范的重要性,區別只在于一個是強調以個體為單位,一個強調以黨為對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志丹政治品質和個人修養就與中共中央黨員典范標準高度契合,逐漸成為成中共中央宣傳的全黨學習的榜樣和楷模。當然,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規格宣傳劉志丹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延安時期中共中央一直在由陜甘根據地發展演進而來的陜甘寧邊區指揮中國革命,而陜甘寧邊區黨政軍干部和群眾對劉志丹事跡耳熟能詳。因此,宣傳劉志丹有深厚群眾基礎,能引起邊區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共鳴。中共中央通過重新處理陜甘早期黨史也逐漸認識到劉志丹的優秀品質,尤其是西北高干會對陜甘黨史重大事件作了新的結論,并且強調劉志丹“一貫的把握了應有的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們黨同志學習和效法的”(76)《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1942年12月12日),《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05頁。。因此,劉志丹政治品質和個人修養無疑就是中共中央所迫切需要的黨員楷模。隨后,中共中央專門給劉志丹營建陵墓、高規格舉行公祭也就有其歷史必然性。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規格紀念劉志丹有深遠政治考量。正如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所講:“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薄敖窈笪覀兊年犖槔?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77)《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5頁。高規格紀念劉志丹不僅是中共中央對劉志丹政治品質和個人修養的高度肯定,更是為陜甘寧邊區,乃至全黨樹立一個黨員學習楷模政治需要的體現。

結語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規格紀念劉志丹,既有中共中央對土地革命時期黨史撥亂反正重新定性后對劉志丹歷史貢獻重新定性和評價的客觀歷史因素,也有加強黨建、樹立黨員楷模的現實需要。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劉志丹這一陜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逐漸得到中共中央的矚目,被樹立為全黨學習的楷模。還應該指出,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規格紀念劉志丹絕非偶然,而有中國革命發展的現實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共中央對劉志丹在陜甘根據地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的肯定也就是對毛澤東在全黨以及整個中國革命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的肯定。眾所周知,延安整風運動是確定毛澤東全黨領導核心地位的關鍵?！蛾P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78)《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0頁。中共中央確立劉志丹在黨內歷史地位和貢獻的西北高干會則是推動延安整風運動向縱深發展的關鍵性會議。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西北高干會開幕會議上講話強調:“高干會應該是整風學習的考試?！?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02頁。會議親歷者張秀山評價:“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歷時三個月的西北局高干會議,通過對西北歷史問題的檢討,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了西北黨的歷史經驗,清算了‘左’傾錯誤路線對西北革命造成的惡劣影響。這種結合歷史實際學習馬列主義的黨內整風方式,有力地推動了陜甘寧邊區整風運動和各方面工作的深入發展;增強了黨的團結;同時,為全黨整風運動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80)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146頁。當時,西北高干會上對西北黨史的總結與中共中央對全黨歷史問題總結密切相關。(81)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因此,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對劉志丹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的肯定,與中共高層認識和肯定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貢獻有密切聯系,推動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和領導權威的確立。

筆者最后想要強調的是,深化和拓展劉志丹研究任重道遠,必須提升研究的學術水平。首先,深化和拓展劉志丹研究學術水平需要加強相關史料基礎建設。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在史學研究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當前關于劉志丹研究存在同質化和低水平重復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史料基礎薄弱或者史料建設滯后所致?？梢哉f,無史料突破很難產生高水平研究成果,而當前劉志丹研究基礎性文獻過少,相關回憶錄或其他史料有些存在失實、失真等局限。因此,深化和拓展劉志丹研究需要進一步擴大史料來源,如將當時檔案文獻、國民黨報紙以及其他有價值史料加以進一步整理、甄別和應用,拓展和夯實研究史料基礎。其次,提升劉志丹研究學術水平必須堅持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研究的史料基礎要權威,不能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要對使用的史料進行分析、甄別和價值鑒定。論證過程要符合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堅持以史立論、論從史出和史論結合,切忌主題先行“以論代史”,使結論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最后,提升劉志丹研究學術水平還需要加強專業領域人才隊伍建設,需要建立一支專業的“德”“才”“學”“識”兼備的學術隊伍和學術團體。只有具備高水平專業學術隊伍和學術團體,才能在不斷深化和拓展劉志丹學術研究史料基礎上,產出厚重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