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存實力”到“工農武裝暴動”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陜西省委對許權中旅行動決策的歷史考察

陳 紅

許權中旅(簡稱“許旅”)由大革命時期共產黨掌握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和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政治保衛隊為基礎組建而成,它是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開始全面“清黨”反共以及中共積極醞釀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屠殺之際,中共陜西省委領導和掌握的一支正規武裝,被視為在西北“黨的最重要的軍事基礎”(1)《陜西省軍委目前軍事行動決議案》(1927年11月26日),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內部發行,1992年版,第264頁。,也是曾直接得到中共中央重視和指示的一支武裝力量。許旅于1928年5月被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參加了陜西省委領導的西北地區最大的、軍民聯合的武裝暴動——渭華起義,發揮了主力軍作用。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過程、爭論、影響等方面。黃正林對渭華起義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其中涉及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重要性和影響問題,認為許旅是渭華起義唯一可以依靠的正規軍事力量,許旅參加渭華地區農民暴動推動了渭華起義高潮的到來,是農民與軍隊結合起來進行武裝斗爭的開端。(2)黃正林:《中共革命、農民運動與渭華起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李萬錦、呂卓超針對許旅黨委關于是否參加渭華地區農民暴動的分歧,討論了許旅的出路問題,均認為許權中武裝斗爭方向和軍事主張的正確性,即先挑起軍閥混戰,再尋機撤出潼關,回到渭華參加暴動。(3)李萬錦:《試論許權中旅的出路》,《渭南師專學報》1993年第1期;呂卓超:《論許旅的出路與許權中武裝革命斗爭的方向及軍事主張》,《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若將時間線拉長,把許旅出路問題置于中共黨史、中共陜西歷史的大視角下去審視,還有比較大的研究空間。比如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陜西省委考慮許旅出路的演變過程及其影響因素、中央多次就許旅出路發出指示與陜西省委因應之間的互動關系、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決策過程及動因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本文擬利用相關歷史文獻、報刊、回憶錄等資料,揭示中共陜西省委如何考量許旅的出路問題以及決策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思想變化,管窺大革命失敗初期中共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多面性與繁復性,以期豐富對中共革命歷史圖景的認知。

一、“保存實力”:馮玉祥反共后陜西省委決策許旅出路的基本原則

許旅前身,是由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背景下中共陜西組織掌握的部分軍事力量整合而成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五原誓師后,馮玉祥采納李大釗“固甘援陜,聯晉圖豫”的建議,率國民軍聯軍揮師南下,解了圍困八個月之久的西安之圍。隨后,國民軍聯軍總部進駐西安,陜西成為國民軍聯軍統轄和領導的中心區域。1927年1月,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任總司令,鄧寶珊任副總司令。魏野疇、楊明軒、史可軒、楊曉初、王授金、王尚德、鄒均等一批共產黨員參與了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的領導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中共陜西組織直接領導和掌握了一部分軍事力量。一支是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政治保衛部所屬的政治保衛隊,史可軒任部長;另一支是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創辦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史可軒任校長,李林、鄧小平、許權中、高克林、高致凱、張漢俊、楊浪波等共產黨員均在該校擔任重要職務。對此,中共中央曾評價說:“陜西的軍事運動是較別的省為有基礎?！?4)《中央致陜西省委信——中央陜字第九號公函》(1928年1月2日),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頁。

馮玉祥“清黨”反共后,陜西的革命形勢發生重大逆轉。1927年6月馮玉祥和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會后發表宣言,公開倒向蔣介石一邊,并致電武漢方面,主張“將鮑羅廷解雇,設法使之歸國,其武漢國民政府委員欲赴海外者,可資遣出洋”。(5)《蔣馮合作后 馮玉祥請漢政府自決 首先應解雇鮑羅廷 委員須赴寧或出洋》,《晨報》1927年6月25日,第2版。同時訓令西北軍政治部,“不許作秘密計劃或會議”;“須絕對服從國民黨代表及總司令之命令,若反是而作違背三民主義之宣傳者,即予拘捕槍斃”;“政治部各部長須絕對服從上級長官命令,在國民黨代表及總司令指揮之下活動,否則即予免職懲辦?！?6)《馮玉祥訓令西北軍政治部 作違背三民主義之宣傳者 即予拘捕槍斃》,《世界日報》1927年6月25日,第2版。對武漢國民政府此前派往陜西、河南的政治人員,馮玉祥全部遣送回去。(7)《馮玉祥進行清黨甚力 武漢前派陜豫之政治人員概行遣回》,《世界晚報》1927年7月11日,第3版。陜西省政府代理主席石敬亭遵照馮玉祥電令,決定重新改組國民黨各級黨部,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工會、學生會等民眾團體停止活動,強迫在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和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駐陜總部任職的共產黨員離職。(8)《陜省實行清黨 各團體停止和活動 共產黨完全解職》,《晨報》1927年8月5日,第2版。對于中共領導和掌握的武裝力量,馮玉祥更是欲除之而后快。馮玉祥令“史可軒部政治保衛隊開至潼關,聽候命令”;“中山軍事學校(史可軒校長,學生五百人)交馮部張某師長帶至鄭州”;“后又來電令史可軒自帶,恐史有變?！?9)《中共陜西省委關于陜西政治經濟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27年7月11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84頁。在“清黨”反共形勢下,馮玉祥此舉意在肢解乃至消滅中共所掌握的武裝力量。

面對危急局面,中共陜西省委一度采取退讓保守的政策。省委決定“對馮在未得中央政策前,我們決定不能作反馮宣傳與反馮運動”,“以暫時的退守保存實力為工作原則”。(10)《中共陜西省委關于陜西政治經濟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27年7月11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86頁。之所以采取這樣的政策,主要因為:第一,馮玉祥與共產國際有一定的關聯。共產國際和蘇聯在經費、武器和軍事顧問等方面給予馮玉祥國民軍大力援助,馮玉祥本人也曾考察和訪問蘇聯,與共產國際多有聯系。因此,在“馮與第三國際尚未完全斷絕關系”(11)《中共陜西省委關于陜西政治經濟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27年7月11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86頁。的情況下,作為地方黨組織的陜西省委不敢貿然采取激烈的反馮政策。第二,馮玉祥反共前,陜西國共合作處于“蜜月期”,省委對馮玉祥反共缺乏思想準備和應對措施。馮玉祥率國民軍聯軍南下解西安之圍后,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成立,一大批共產黨員在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以及國民黨各級黨部中任職,陜西大革命進入高潮時期。因而,中共陜西黨、團組織和人民群眾對馮玉祥寄予厚望,維護馮玉祥在西北的統治地位,對馮玉祥反共普遍缺乏思想準備。第三,剛剛成立的陜西省委缺乏斗爭經驗。馮玉祥反共后,已經公開的中共陜甘區委和共青團陜甘區委難以開展活動,大批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人士也無法在西安立足。中共陜西省委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于1927年7月初成立的?！扒妩h”局面下,白色恐怖籠罩陜西,陜西省委處于秘密狀態下,“無法了解全國情況,也無法知道中央的方針和策略”(12)陜西省革命烈士事跡編纂委員會編:《李子洲傳記·回憶·遺文》,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頁。,缺乏實際斗爭的經驗。第四,陜西省委對馮玉祥的反共行動認識不深刻。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不同,馮玉祥的反共辦法是“要注明何時入黨何人作保;愿意走者發給川資,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國民革命之戰線者必須宣言脫離共產黨,聽國民黨之指導,守國民黨之規則,然后收容之?！?13)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冊(第13—19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頁。這樣相對“柔和”的“清黨”方式,使陜西省委對馮玉祥的反共本質認識不夠深刻。因此,陜西省委對如何處理與曾領導陜西國民革命的馮玉祥的關系問題感到棘手,進而暫時采取了退守以保存實力的抗馮策略。

對黨所掌握的武裝力量,省委也是基于“保存實力”的原則來考慮其出路問題。面對馮玉祥意圖調史可軒政治保衛隊和中山軍事學校出潼關的危局,省委考慮了兩條出路:“(1)出關受馮節制,可軒下野,軍隊由許全忠〔權中〕統率,因全忠〔權中〕與各方感情甚好,或可保全一部實力;(2)抗馮,這個又決定了兩個方法:(a)逃竄北山,獨立發展;(b)歸鄧寶珊由南路出關?！?14)《陜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的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66頁。最終陜西省委經過反復權衡,決定采取“(2)項第(a)出路”,即“逃竄北山,獨立發展”的方法?！疤痈Z北山,獨立發展”是一種退守、保存實力的“抗馮”方法,是當時陜西省委在“抗馮”問題上猶疑不決的政策反映。

根據陜西省委指示,史可軒等決定表面接受馮玉祥的調遣命令,由史可軒帶領部隊先離開西安,但不出潼關。(15)高克林:《回憶參加渭華暴動的工農革命軍》,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渭華起義》,內部發行,1985年版,第140頁。7月14日,史可軒率部離開西安。(16)據1927年7月14日《陜西國民日報》報道:“中山軍事學校、軍事政治學校奉馮總司令之命移豫訓練,聞該兩校奉令后準備于本月十四日向東開拔云?！毙兄僚R潼縣交口鎮時,省委派崔孟博送來指示,要求“想辦法,找機會,使部隊不出潼關,在渭河以北扎下根,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17)楊曉初:《渭華起義片斷》,《渭華起義》,第124頁。部隊行至美原鎮時,史可軒想利用舊交國民軍二軍岳西峰部田生春的關系,不料于7月29日晚反被田生春殺害。史可軒被害后,許權中接替率領這支部隊。為了保存黨領導的這支武裝力量,許權中等認真分析了周圍各軍閥矛盾的情況,決定“找主求生”。經商議,決定利用原國民革命軍馮子明與岳西峰的矛盾,暫時“投靠”馮子明。部隊被改編為獨立第三旅,許權中任旅長,暫時駐防臨潼關山鎮。

由此不難看出,國民軍聯軍南下解西安之圍后,陜西國共合作和工農運動急遽壯大,但短短半年后就因馮玉祥反共“清黨”而被動陷入“白色恐怖”。身置如此變局之下的陜西地方黨組織,沒有認清馮玉祥的反動本質,在“反馮”問題上猶疑不決。正如陜西省委后來所反思的那樣:“馮既反動之后,黨對馮的政策還是動搖不定,以為馮的反動是一時的政策,還有轉還的余地,以為馮是中國革命的支柱,不敢輕反,須得到中央的指示!馮的反動在政治上已完全表現出來了,才進一步決定準備反馮,還不敢提出堅決的政策!”(18)《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1927年9月2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19頁?；诖?黨所掌握的武裝力量自然也以保存實力為原則。直到黨的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后,陜西省委才逐步調整了這一政策。

二、“參加反馮戰爭”:八七會議后陜西省委對許旅出路的考量

關于馮玉祥“清黨”反共后的對策問題,陜西省委迫切希望得到中共中央指示。7月19日,省委書記耿炳光就陜西政治、經濟形勢和省委對馮玉祥的態度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請示對馮玉祥的對策,并派李子洲到武漢向中央匯報。(19)《大事記》,《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26頁。李子洲到武漢后,隨即寫報告向中央請示“馮反動后,因未得到兄方的指示,只得暫取退讓,究竟今后對馮應取如何態度,要兄方詳為決定”。(20)《李子洲關于陜西工作開展問題向中央的請示(節錄)》(1927年8月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91頁。8月1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太雷接見了李子洲,向他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并就李子洲的報告作出指示,指出陜西省委“不打馮事實上就是幫助馮的反動”,“此政策是錯誤的”;并提醒陜西省委“可以利用二、三軍反馮,但要注意這不是我們主要的政策,主要的是要造成我們自己的力量”。(21)《中央負責人與陜西代表子洲談話(節錄)》(1927年8月1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94—96頁。八七會議和中央對陜西工作的指示,明確了陜西反馮要以“打馮”為斗爭策略。

李子洲回陜后,省委于9月26日至28日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即九二六會議),決定“完全接受”中央八七會議決議案及其對陜西工作的指示,表示堅決執行中央決議與暴動指示,對此前動搖不定的對馮政策作了檢討,(22)《接受中央八七決議案及其指示之決議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17頁。并根據中央指示制定了針對農民斗爭與軍事運動的決議案。然而,雖然八七會議后的中共中央開始奉行以工農群眾武裝暴動為核心的革命政略,省委九二六會議也提出“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綱之下加緊農村中的階級斗爭,準備總暴動”(23)《農民斗爭決議案》(1927年9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34頁。,但陜西省委并沒有立即著手進行農民暴動。省委認為:“西北上有廣大的農民群眾是事實,農民受軍閥的剝削不減于其他省份也是事實,但西北上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經濟落后,所以農民也是比較落后(說十分落后是錯誤的),大部分缺乏反抗性”;“我們不能否認陜西農民群眾是陜西革命的主力軍;我們絕對否認不經過黨的領導與斗爭,廣大的農民群眾會成革命的主力軍;我們要積極的領導農民作部分的暴動,準備總暴動,暴動是空口說不得的,也不是一說便可成功的!”(24)《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次全體會議經過及決議案(節錄)》(1927年12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68—169頁。換言之,省委認為西北地區的農民比較落后,需要黨積極做動員和組織工作,不能立即組織農民暴動。

其時,馮玉祥勢力與陜軍的沖突日益白熱化。馮系將領主陜后,為擴大勢力范圍,先后進行了一系列戰爭。1927年10月,馮部將領劉汝明部攻克東府重鎮大荔;宋哲元部與陜軍田玉潔部在涇陽、三原地區開展了更大規模的“涇原之戰”。這些反馮武裝,大多都是留陜的原國民軍二軍舊部。陜西省委認為可以“利用二軍之反馮動作,推進我們的反馮運動”(25)《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次全體會議經過及決議案(節錄)》(1927年12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62頁。,并在涇原之戰前后命令其能指揮或能影響的軍隊積極主動參加反馮軍事行動。(26)《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次全體會議經過及決議案(節錄)》(1927年12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62頁。對許旅,省委決定“給以積極的策略,使之在河北(渭河以北——引者注)二軍中做抗馮之活動?！?27)《中共陜西省委給中央報告(第一號)(節錄)》(1927年10月1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44頁。許旅此時“在關中收編民團七十余人,在涇陽收編云陽團三十人,在□□收編田部一營,在高陵收編田部步兵一營,騎兵一連共四百余人,連有□部步兵兩營機槍一隊教導一隊共有兵一千二百九十人,槍一千另二十支,機關槍三,迫擊炮四,子彈則不一致,少的僅六七排多的不過八九十排”(28)《陜西省軍委關于軍事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27年11月17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55—256頁。,被視為在西北“黨的最重要的軍事基礎”“反馮戰爭中黨的唯一的軍事力量”(29)《陜西省軍委目前軍事行動決議案》(1927年11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64頁。。因此,省委指示許旅“應盡可能的積極參加”反馮戰爭。

不過,許旅的實力畢竟弱小,不可能單獨參加反馮戰爭。因此,對于許旅參加反馮戰爭的策略,省軍委計劃“第一應注意影響馮(馮子明)、甄(甄壽珊)兩人,改變他們猶豫態度為積極的反馮態度,團結陜軍各部,一致的堅決反馮?！绻缗c馮不能與各部團結、堅決反馮,則可聯絡中(本?)部單獨行動,實行參加反馮戰爭?！币蛟S旅此時隸屬馮子明部,因此省軍委進一步指出,“如馮子明能改變態度,實行參加反馮,則許旅借機請求開至涇、原前方,駐扎云陽一帶,與云陽民團聯合一氣,幫助他們截收一軍的及各部的逃兵的槍械,鏟除那一帶的土豪劣紳,戰期□□。如果馮、甄不動,不能開往涇、原時,則應積極準備軍事行動,與□作親密的聯合,乘機襲擊一軍的一部分,搶取軍裝……”(30)《陜西省軍委目前軍事行動決議案》(1927年11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65頁。

當然,中共陜西省委也明白反馮力量與馮玉祥的實力懸殊。因此,省委不能不考慮“反馮的前途若不能實現”情況下許旅的出路問題。省軍委提出三條出路:“(1)去南路投奔李虎臣的劉天伯。(2)先投奔□□赤□□,□征圖進取漢南,以作根據。(3)返入北□,與李部聯合。奪取陜北或陜北的數縣,以作根據?！?31)《陜西省軍委目前軍事行動決議案》(1927年11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66頁。同時,省軍委分析了這三條出路的利弊,認為“投劉不過是寄人籬下,以圖庇蔭,別無□策之下,□不可取?！薄包h在漢南的工作方才著手,毫無根莖:取道崔唐,須沖過一軍的陣地與戰線,事實上不允許?！薄岸h在陜北,又有相當基礎,約有同志七百余人,且有李部之□作□,合在一起,約有槍兩千支,已足以抗拒井了?！?32)《陜西省軍委目前軍事行動決議案》(1927年11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66頁。因此,省軍委認為“應摒棄甲乙兩策,而取第三步出路”(33)《陜西省軍委目前軍事行動決議案》(1927年11月2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66頁。,也就是前往陜北,與李象九部會合。這時,省委在陜北組織領導的清澗起義已經爆發,省軍委作出的《陜北軍事行動與決議案》,亦決定清澗起義部隊“應與許旅有密切的聯合,常派人到許旅處接洽,并面商軍事行動,互相策應。許旅若在關中道不能立足,退往北部的,即相合,改稱陜西革命軍,許為總司令,李為副總司令,仍編兩旅,許、李各帶一旅”。(34)《中國陜西省委關于〈陜北軍事行動與決議案〉(摘錄)》(1927年11月),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清澗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頁。這說明省委意圖將許旅與清澗起義部隊合編,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從而形成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力量。

然而,陜軍各部或繳械投降,或逃出潼關,反馮戰爭迅速以失敗告終。中共掌握的清澗起義部隊在宜川遭到井岳秀部圍攻而不得不突圍,后轉移到韓城被楊虎城留陜部隊王保民部改編。這樣,省委關于許旅影響馮子明參加反馮戰爭或者到陜北宜川一帶與李象九旅會合的設想落空。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馮子明雖然“收留”了許旅,但對這支武裝力量并不信任,指使許旅內部叛亂。許權中在危急中,決定部隊開往洛南,利用盤踞商洛的原國民二軍李虎臣部與馮子明的矛盾,“投奔”李虎臣,以圖站穩足根。12月底,許旅到達洛南,李虎臣將其編為新編第三旅,許權中任旅長。許旅進駐洛南三要司后,陜西省委決定將建立于許旅的中共第一軍支改為旅委員會,仍直轄于省委。(35)《陜西省委通告第三十號(軍字三號)——關于嚴密黨在軍隊中的組織給各級黨的指示》(1928年2月28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83頁。

綜上所述,黨的八七會議和中央對陜西工作的指示傳達后,陜西省委明確了“打馮”的斗爭策略。但省委認為立即舉行農民暴動的時機不成熟,故采取聯合陜軍力量對抗馮玉祥國民軍的斗爭策略。許旅作為省委掌握的武裝力量,亦被要求“應盡可能的積極參加”反馮戰爭。由于陜軍反馮戰爭很快失敗,依靠陜軍反抗馮玉祥的實踐未能成功,與清澗起義部隊聯合的設想也因起義失敗而落空,陜西省委不得不再次重新考慮陜西反馮的斗爭策略和許旅的出路問題。

三、“工農武裝暴動”:許旅參加渭華起義決策的形成

受共產國際“左”傾理論和黨內“左”傾情緒等因素影響,中共中央對工農武裝暴動的態度逐漸激進化。針對陜西省委依靠陜軍反馮的策略以及沒有立即組織發動農民暴動的情況,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指責陜西省委存在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不斷催促省委發動工農武裝暴動。這為陜西省委最終作出許旅參加渭華起義決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立即開展對中共高層“決策失誤”的清算,沒有認識到革命形勢已經轉入低潮,而盲目地要求各省組織武裝起義。1927年11月1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關于全國軍閥混戰局面和黨的暴動政策》,提出“我黨現時的政策是號召工農民眾反對軍閥的戰爭,工農民眾武裝暴動推翻一切種種的統治軍閥,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36)《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關于全國軍閥混戰局面和黨的暴動政策》(192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頁。11月6日,中共中央就陜西省委的工作方向和許旅的使用方向問題作出指示。針對陜西省委依靠陜軍反馮的模糊認識,中央指出“于右任早已離開革命的陣線,早已為土地革命的高潮驚退,現在甚至在那里咒罵土地革命,我們對于這種分子,還有何幻想之可能!”“陜西省委不但本身,而且要向一般同志糾正對于的幻想,指出我們的出路不是在于右任身上找,而是在領導工農貧民實行暴動奪取政權中去找?！?37)《中央致陜西省委公函——陜字第七號》(1927年11月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55頁?；谶@樣的判斷,中央認為:“可軒的隊伍留在馮子明的部下是沒有好的結果的,無論馮子明的態度如何其結果必被馮玉祥或劉〔馮〕子明所解決。目前這部分隊伍的出路是要在黨的農民暴動政策之下,來幫助發動發展土地革命成為農民暴動的付力,如果這部分力量僅僅以很灰色的態度存在于馮子明部下,與普通軍隊絲毫沒有差別,則又有何用處。望你們善用這部分力量?！?38)《中央致陜西省委公函——陜字第七號》(1927年11月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55頁。中央的指示明確否定了陜西省委依靠陜軍反馮的斗爭策略,要求發動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并指出許旅不宜留在軍閥部隊,而應該和農民暴動結合起來。

但是,陜西省委內部對是否立即組織農民暴動存在認識分歧。1927年11月30日,省委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中央11月6日指示。在討論發動農民暴動問題時,省委領導成員發生意見分歧。省委書記耿炳光認為起義條件不成熟,需要做比較充分的準備;省委常委兼團省委書記張金印主張在陜西立即發動農民暴動,并批評耿炳光是“右傾機會主義者”(39)耿炳光:《我在陜西省委的工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621頁。;以李子洲為代表的大部分常委認為立即暴動的條件不成熟,“應該進行準備工作,以便在時機到來之后組織起義”。(40)劉繼曾:《渭華起義的經過》,《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14頁。會議經過激烈討論,最終采納李子洲等人的意見,既不立即暴動也不要拖延太長時間,而是決定立即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41)陜西省革命烈士事跡編纂委員會編:《李子洲傳記·回憶·遺文》,第52頁。不過,省委對農民群眾在反馮斗爭中地位的認識有了變化,這可以從1927年12月19日陜西省委給三原縣委的指示信中窺見一二。省委在信中明確指出,“反馮固是我們目前的政治目標,但是反馮的主力軍是農民群眾,就是我們自己的隊伍亦不過是此主力軍的別動隊,掩護隊而已。至于一切反動的陜軍,根本上沒有一點希望,只能利用他牽掣馮之軍事行動?！?42)《中共陜西省委給三原縣委的信(摘錄)》(1927年12月19日),《清澗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第31頁。這表明,省委調整了此前依靠陜軍進行反馮斗爭的策略,將農民群眾視為反馮斗爭的主力軍。

因陜西省委沒有立即組織農民暴動,1928年1月2日,中央再次來信告誡陜西省委斷不可存依賴任何軍閥而不組織發動工農群眾的“機會主義”心理,同時可借助先前軍事工作基礎,以在陜西達到“工農暴動割據”和“武裝暴動”局面。針對許旅的使用,中央批評指出,軍隊可采取移動的方式到農運發達的地方去參加暴動,但“決不是你們將許旅移到三原幫助三軍反馮的用意,而是以宜于農暴割據為歸依的?！薄斑^去你們因為沒有軍運原則,所以將許旅調來調去,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依數目說在陜西我們已有整個兒兩旅和一些零星隊伍,較之廣東僅有兩千多人的軍隊便能造出廣東海陸豐的暴動局面的已多了一倍。但廣東較之陜西卻多了許多完成暴動的條件?！?43)《中央致陜西省委信——中央陜字第九號公函》(1928年1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88、191頁。根據中央的指示,省委發出第26號通告,檢查了此前忽視農民暴動的問題,認為“陜西的黨過去太少注意于鼓動和領導廣大的農民群眾武裝暴動,甚至有在客觀上阻止農民暴動的機會主義的政策與行為,使陜西的農民有自然暴動而立即消滅的事實!”(44)《中共陜西省委通告(第二十六號)(節錄)》(1928年1月1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94頁。省委指出:“在我黨目前全國工農武裝暴動的新政策之下,陜西各級黨部,應如何的努力于鼓動和領導廣大的農民群眾,開發游擊戰爭,由部分暴動過渡到全陜西的總暴動,形成整個陜西普遍的大騷動局面……”(45)《中共陜西省委通告(第二十六號)(節錄)》(1928年1月1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94—195頁。通告中專門提到黨領導和影響之下的軍隊,要“不猶疑的實行我黨的土地革命政綱”,“幫助農民暴動,與農民一致實行革命”。(46)《中共陜西省委通告(第二十六號)(節錄)》(1928年1月1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197頁。同時,針對此前忽視農民暴動的問題,省委連續召開第三、四次全會,決定改組省委,“取消前屆省委書記耿炳光同志的書記職權,并開除其省委”,增加正式委員3人(內有農民同志一人),遞補候補委員2人(俱系農民同志)。(47)《陜西政治、黨務報告》(1928年3月20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16頁。接著,選舉潘自力為代理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及省委的改組,加速了陜西農民暴動的組織發動。

盡管中央一再強調農民的作用,要求陜西省委組織發動農民暴動,但又不得不注重武裝力量的作用,畢竟組織領導農民發動起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訓練農民軍事骨干和鞏固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成為發動農民暴動之前必要的準備工作。省委“當時確定以許權中旅為基礎,并在渭南、華縣一帶抽調優秀黨員去許旅當兵,以加強其部隊。唐澍、劉志丹等同志到許旅搞軍委工作,以便積極為起義作準備?！?48)劉繼曾:《渭華起義的經過》,《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14頁。一方面,陜西省委陸續派劉志丹、唐澍、謝子長、吳浩然、廉益民等人到許旅工作,積極對部隊進行組織整頓、思想教育、軍訓和擴軍,部隊很快發展到2000多人,黨支部增加到18個,黨員增加到165人,團營均建立了黨支部。部隊內部加強了組織整頓,由共產黨員代替那些不可靠的舊軍官,加強軍事訓練,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另一方面,省委選派薛自爽、王化民、孫敬堂、宋蔚青等28名渭華地區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農民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到許旅中接受軍事訓練。許權中不僅親自帶隊操練,教學射擊、投彈、訓練利用地形地物,而且教育受訓人員“部隊和農民必須團結起來,革命才能成功”的道理。(49)譚照文編著:《許權中傳》,學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頁。

正在陜西省委為農民暴動作準備時,中共中央再一次催促陜西省委舉行工農武裝暴動。1928年2月18日,中共陜西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選舉潘自力等為出席黨的六大代表。潘自力等到上海后,把陜西黨的組織和工作等情況向中央作了書面和口頭報告,并參加了中央對陜西工作指示的小型會議。(50)潘自力:《有關渭華起義問題》,《渭華起義》,第108頁。后因白色恐怖嚴重,中央決定黨的六大不在上海召開,并推遲召開時間。3月下旬,潘自力等人返回陜西,并帶回了中央關于《陜西工作決議案》及中央給許權中的信?！蛾兾鞴ぷ鳑Q議案》鮮明地提出:“黨的總的政策——工農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建設蘇維埃政權,無疑的是陜西革命發展的前途?！薄稕Q議案》將清澗起義失敗的原則歸結為“單獨軍事暴動的原故”,因此部隊的暴動,“須與工農暴動聚合一塊,就是說必須是響應參加工農群眾的暴動而不是單純的軍事暴動?！?51)《陜西工作決議案》(1928年3月18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244、250頁。在給許權中的信中,中央指示:“你們現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絕對的不是你們的出路……尤其時時要準備脫離李虎臣,去幫助發動群眾的斗爭,作工農群眾暴動的副力?！标P于脫離李虎臣后的出路,信中指出了三條出路:“第一,開赴陜中農運與黨比較有基礎的地方,去幫助并發動農民暴動,有可能時,可以形成一割據的局面。第二,開赴豫西,幫助河南的農民暴動。第三,開赴鄂北,預備將來與兩湖的革命勢力聯貫起來。至于究竟走那條路,要看動作時的實際環境來決定——由陜省委決定”。(52)《中央給權忠〔中〕同志信(節錄)》(1928年3月20日),《渭華起義》,第32—34頁。雖然中央在指示信中為許旅脫離李虎臣后指出了三條出路,但當時陜西省委準備在渭華地區組織農民暴動,且對許旅最后的出路有決定權,因此省委決定許旅參加渭華地區的農民暴動,也就成為自然的事了。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3月22日,中共陜西省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以渭南、華縣、五一、華陰、臨潼五縣為陜東暴動區,并于4月1日成立中共陜東特派委員會,指導陜東各地斗爭,準備暴動。(53)《中共陜東特委通告(第一號)(節錄)》(1928年4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第255頁。中共陜東特委成立后,在塔山一帶組織了陜東赤衛隊,“從許權中部隊中拿了二十余支槍,供赤衛隊使用”(54)劉繼曾:《渭華起義的經過》,《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15—16頁。。許權中還派代表到渭華地區參加4月6日召開的中共陜東特委第一次擴大會,會上討論了許旅行動問題。(55)《中共陜東特委通告第三號》(1928年4月9日),《渭華起義》,第59頁。會議制定了工作計劃大綱,其中包括“使許旅出山,幫助農民暴動”(56)《陜東區特派委員會目前工作計劃大綱》(1928年4月9日),《渭華起義》,第61頁。的內容。隨后,為向許旅傳達省委組織暴動的決定,中共陜東特委書記劉繼曾化裝成醫生,經兩岔河到洛南,向許旅講了國內形勢,傳達了省委決議,要他們擴大武裝力量,準備起義。(57)劉繼曾:《渭華起義的經過》,《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16頁。

中央和省委均認為軍隊是農民暴動的副力。5月1日渭華農民暴動開始后,省委“即時給許旅寫了一封指示信,要許旅(時駐三要司)開往渭華配合農民起義,準備在那里建立根據地?！?58)潘自力:《有關渭華起義問題》,《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6頁。此時,李虎臣下令許旅開往潼關,參加反對馮玉祥的戰爭。在討論部隊行動方向問題時,許旅黨委發生爭論。唐澍等主張“根據省委決議,不參加軍閥混戰,將部隊開至華縣,立即舉行起義,并以武裝力量支援當地的農民斗爭?！?59)劉繼曾:《渭華起義的經過》,《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16頁。劉志丹認為“渭華有群眾基礎,省委決定出兵渭華已成定案……我們堅決要服從黨的決定?！?60)鄭殿華:《渭華起義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陜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頁。但許權中“主張先攻占潼關,挑起軍閥混戰,然后再到渭、華參加暴動?！?61)高克林:《回憶參加渭華暴動的工農革命軍》,《渭華起義》,第144頁。爭論的結果,許旅主力開赴潼關,“只派雷天祥同志帶了八十多人槍去渭華與高塘原農民武裝配合,開展斗爭”。(62)潘自力:《有關渭華起義問題》,《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6頁。然而,許旅到達潼關后,直接與比較強悍的馬鴻賓騎兵作戰,“敵人兵力不斷增加,我方傷亡增多……前線戰況出現了不利于我軍的趨勢”。(63)周益三:《渭華起義記實》,《渭華起義》,第156頁。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志丹、唐澍、高克林等人商議,趁許權中到潼關縣城附近勘察地形的機會,帶領近千人隊伍撤離前線,開赴渭華地區,準備參加渭華起義。許權中得知情況后,表示服從軍委決定,帶著隨從離開潼關,趕到渭華。部隊抵達華縣瓜坡鎮后,召開黨委會會議,決定宣布脫離李虎臣,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唐澍任工農革命軍總司令,王泰吉任參謀長,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主要任務是“配合陜東赤衛隊和農民武裝,肅清當地的反動武力”(64)楊曉初:《渭華起義簡況和起義失敗后反革命匪徒的暴行》,《陜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第24頁。。至此,許旅最終參加了渭華起義,與農民暴動相結合,成為起義的中堅力量。

縱觀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過程,它是陜西省委在中共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指示下作出的決策。在黨內關于革命的總策略迅速向工農武裝暴動轉變的情況下,全國各地如湖北、廣東、江西等省黨組織發動了多次武裝暴動,陜西雖然并非中共中央革命戰略的中心區域,但同樣不可避免需要面對右傾機會主義指責的壓力。中央的一再催促以及陜西省委的改組,加速了陜西地區組織發動工農武裝暴動的進程。在此過程中,中央對許旅的使用方向給予了明確的指示,要求許旅作為工農武裝暴動的副力。因此,省委關于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決策,是基于中央指示作出的。

結語

馮玉祥“清黨”反共后,陜西省委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明確以“暴動”方式來反抗馮玉祥的背叛和反動。具體到許旅的行動決策問題,陜西省委經歷了一個從“逃竄北山,獨立發展”的保存實力策略,到“參加反馮戰爭”的打馮策略,再到“參加工農武裝暴動、作農民暴動副力”的武裝起義方針的決策演變過程。透過中共陜西省委對許旅出路的決策演變,可以管窺大革命失敗后的關鍵轉型期陜西省委執行中央命令過程中的地方性和自主性面相。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開始在各省策劃和舉行武裝起義,對大革命失敗后陜西革命的前途以及組織農民暴動問題,也作出了比較具體的指示。但陜西省委根據陜西軍閥反馮戰爭和農民動員不足等實際情況,并沒有立即組織農民暴動,而是采取聯合陜軍力量對抗馮玉祥國民軍的斗爭策略,指示許旅“應盡可能的積極參加”反馮戰爭。這不同于傳統中共黨史宏大敘事中“中央決策——地方貫徹”的線性發展邏輯,彰顯了地方在執行中央決策過程中的能動性。當然,基于中共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嚴格的紀律性,地方執行中央決策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是有限度的。在中央一再催促組織工農武裝暴動的指示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指責下,陜西省委被迫改組,并按照中央指示積極組織和實施了農民暴動,許旅也在此形勢下參加了渭華起義。

值得注意的是,陜西省委在大革命失敗初期作出的史可軒部政治保衛隊和中山軍事學校(許旅前身)“逃竄北山,獨立發展”的決策,以及陜軍反馮戰爭期間“許權中旅退往北部,與李象九部合并,改稱陜西革命軍”“奪取陜北或陜北的數縣,以作根據”的考慮,說明陜西省委已經有了建立自己的獨立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的意識。盡管這些設想因種種因素的影響而未能付諸實踐,但對豐富中國共產黨軍事思想有一定意義。此外,關于許旅是否應該參加渭華起義的問題,長期以來存在爭論,當然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但作為堅定執行省委關于許旅參加渭華起義決策的劉志丹等人,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反思了渭華起義的經驗教訓。劉志丹曾說,率部參加渭華起義“更多的是從政治上考慮,盲動成分大,還要服從上級決定,就這樣,我做錯了……”(65)馬文瑞:《群眾領袖 革命楷?！?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頁。;劉志丹夫人同桂榮說:“志丹有了渭華起義的經驗,在陜北才搞得好了”(66)馬文瑞:《群眾領袖 革命楷?！?《劉志丹紀念文集》,第84頁。;高克林后來回憶說:“工農革命軍的失利,渭華農民暴動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功,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1928年我黨還處于幼年時期,當時暴動中的一些領導人缺乏應有的經驗,受當時黨內‘左’傾盲動主義殘余的影響,這些都是這次暴動失利的客觀原因”。(67)高克林:《回憶參加渭華暴動的工農革命軍》,《渭華起義》,第153頁。劉志丹等人的反思,一方面說明省委關于許旅參加渭華起義的決策帶有“左”傾盲動主義的特點,另一方面說明渭華起義的經驗教訓對劉志丹等人后來革命生涯的深遠影響,包括建立紅軍和根據地、不盲從上級決策、要從革命實際出發來思考問題等等?？梢哉f,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陜西省委對許旅行動決策的演變過程,也可視為陜西革命最終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探索歷程。